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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一八五八年，特別是一八五九年，就成了達爾文一生中最光輝的年代。他關于生物進化的基本思想，是在他乘“貝格爾”號作環球旅行時產生的。經過二十年的深思熟慮和艱苦勞動，通過對大量事實的研究和收集，達爾文終于在僻靜的唐恩小鎮，將這些思想整理成文。這些相當有條理的思想，時而以簡略的提綱表述出來，時而以系統的敘述表達出來，時而又以最詳盡的著作形式出現，最后則展現在廣大公眾面前，而且必然引起他們的討論，受到他們的評論，這种評論或者是惡意的和不公正的，或者是贊賞的和惊訝的，但決不會是漠不關心的。 《物种起源》一書出版的這一天，不只是在達爾文的個人生活中具有重大的意義，這也是十九世紀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大批有學問的人對生物界的觀點和對人在生物界中的地位的觀點開始轉變的一天，這种轉變就象哥白尼在十六世紀因指出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而實現的轉變一樣。然而在此以前，為捍衛達爾文主義這一進化論學說，曾不得不進行了十年的尖銳斗爭，在十年的斗爭過程中，達爾文的思想以及達爾文本人，曾經不斷地受到攻擊，這些攻擊常常是粗暴的、惡毒的和不公正的。 達爾文的為人一向很溫和，甚至對自己的對手也十分彬彬有禮，雖然他處于這些攻擊風暴的中心，但他的一些朋友和擁護者卻經歷了最激烈的斗爭時刻。然而，不管這些人的作用多么大，為達爾文爭取越來越多的擁護者的主要斗爭武器，還是他那部不斷地行行新的版本和譯本的出色著作《物种起源》，這部著作不知不覺地、不聲不響地擊喪了各個對手，說服了那些動搖分子，在越來越多的無私地尋找真理的人們中間，為自己爭得了許多朋友和信仰者。 “風格即人”。這是經常為人們引用的一位早期進化論者、達爾文的一位前輩布丰的一句名言。布丰是在什么時候，什么地方以及在什么意義上說這句話的呢？這句名言是布丰一七五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在法蘭西學院一次會議上發表的《風格論》的演講中說的，布丰在結束一個長句時使用了這句名言。 他說：“……知識的多少、事實的特殊性和新發現的本身，這些還不是流芳百世的可靠保證。如果這些著作寫得平淡乏味，既不优美，也無才華，那么這樣的著作就一定會成為一堆廢紙。因為這樣一來，知識，事實和新發現就很容易消逝，它們或者在別處出現，或者可能由更高明的人來表述。這些東西是人的身体之物，而風格則是人的本身。” 那么，《物种起源》一書的風格究竟怎樣呢？整本書就是“一個長的論据”（賴爾語），它被用來論證整個進化論理論，特別是用來論證對這种進化原因給予最完美的說明的自然選擇理論。這部書是根据一個明确的、有邏輯性的提綱寫的，這個提綱大体上也就是一八四二年和一八四四年《概要》中所擬定的那個提綱。達爾文是從人的如下實踐活動開始的：人們通過對种公畜的人工選擇，或者通過對留作种子用的最接近理想的植物的育种選擇，能夠培育出許許多多家畜的品种或數千种栽培植物的亞种來。他證明，由于變异和遺傳，人們能夠獲得這些結果。由于變异，也就是說，由于一對動物的后代，或者由同一個莢的种子生長出來的植物，彼此之間略有區別這种情況，選擇是可能的；而由于遺傳，即經常看到的親本將特性傳給后代這一情況，通過選擇优良的种公畜或選擇优良的植物种子，就能夠獲得具有這些改良特性的后代。 達爾文以他自己飼養的家鴿為例，證明這樣的人工選擇能夠引起亞种之間多么大的差別。腿的長度，喙的長度和形狀，尾羽的數目，腿部羽毛的差別和頭部羽毛分布的差別是如此之大，以致這些差別如果是屬于野鴿的話，那么它們就足以使人們把家鴿划分為不同的物种，甚至不同的屬，然而，正如達爾文所出色地證明的那樣，這些家鴿都起源了一個野生种——岩鴿。 達爾文從這种人工選擇（它的意義對人來說是十分明顯的）轉到自然界的選擇，即自然選擇。他證明，自然界也有變异和遺傳，自然界中代替人工選擇的原因是“生存斗爭，或者說是在生物按‘几何級數’增殖的情況下不可避免的生存競爭”。 達爾文作出了這一“自然的”解釋之后，轉而談到理論的難點。難點之一是擺在反复思考想要解決物种起源問題的生物學家面前的一個根本問題：變种如何成為物种？為什么通常在各個物种之間沒有過渡？沒有過渡這一點也是物种“創造論”的擁護者的主要論据之一。達爾文在他最早的几本《概要》中還沒有解決這個問題。在《物种起源》一書中，他提出了并深入地研究了“中間類型的性狀的分歧和絕滅”的原理。達爾文認為，近似類型之間的生存斗爭特別激烈。競爭者的生活方式和特性越相似，競爭就越激烈。反之，隨著新的不同的特性的獲得，競爭也逐漸減弱，我們以達爾文在《物种起源》一書中引用的例子為例。 如果某個地方的狼靠食鹿和綿羊為生，它就要追捕鹿和羊。如果說，要想捉住鹿，就要跑得特別快，而要想咬死羊，就要有特別大的力气，那么跑得特別快的狼和力气特別大的狼就能在生存斗爭中獲胜。狼跑得越快，它就越能專門捕獲鹿，力气越是大于其它狼的狼，它就更能專門捕獲羊。而一切中間類型的狼，即既不能跑得特別快，又沒有特別大的力气的狼，在生存斗爭中就不能被保存下來，就將絕滅。而在生存下來的兩种极端類型的狼之間，即在跑得最快的狼和力气最大的狼之間，競爭則減弱下來，因為這兩類狼中每一類都將轉變為吃專門食物的狼。這兩种极端類型的狼之間的區別越顯著，它們競爭的激烈程度就越小。達爾文就是這樣先設想變种的起源，后設想物种的起源的。達爾文把自己理論的這一結論叫做中間類型的性狀的分歧和絕滅的原理。 在進行人工選擇時，我們也看到了同樣的情況：如果得出了某一個新品种，它就會把自己的先輩排擠掉。用達爾文的話來說，在英國，黑牛被長角牛所代替，而長角牛又被短角牛所代替。同時，据一個農業主說，頭兩個品种好象是被瘟疫毀滅掉了。馬的情況也完全一樣：如果追求的是速度，那么跑得快的优良品种的馬一定排擠掉跑得不太快的品种的馬，如果追求的是力气，那么优良品种的重馱馬將排擠掉劣等品种的重馱馬；最后所獲得的將是越來越明顯的极端類型：跑得快的那些品种的馬將和重馱馬具有越來越大的區別。達爾文認為，自然界發生的情況也是這樣：如果一個類型內部生存斗爭很激烈，那么中間類型總是處在不利的情況下，于是被保存下來的只能是在某個方面有專長的极端類型，從而使生存斗爭中的競爭有所減弱。任何一個物种的后代越不同，這些后代彼此之間在習性和构造方面的區別越大，那么它們在自然界中就將爭得更多的地位。 接著達爾文談到了這一理論的其他一些難點。 他用為數不多的几個例子表明，即使是在這里也能夠而且也需要承認，由比較簡單的器官發展為比較复雜的器官，由比較簡單的本能發展為比較复雜的本能，都是逐漸進行的。達爾文證明，即使是現在也還能找到一些生物，它們的器官是現代另一些動物身上存在著的向更完善的器官過渡型的器官。例如，飛栗鼠和具有降落傘式的膜的皮翼，這難道不就是真正的善飛鳥——蝙蝠的過渡形狀嗎？達爾文舉了三個例子來說明复雜本能的發展情況：把蛋下在別的鳥巢里的杜鵑的本能，螞蟻的奴隸本能和蜜蜂營造非常精美的蜂房的本能。并且達爾文善于在自然界中找到一些過渡形狀來說明所有這些复雜本能的發展情況。 要解釋各變种之間雜交時如何由通常的能育性轉變為物种彼此之間雜交時發生的不育性，那就更難了。這個障礙有很大的意義，因為達爾文反复證明，變种是“初期的物种”，而物种則是“強化了的變种”。達爾文指出，變种的能育性也和物种的不育性一樣，絕不是經常存在的，可以發現這兩种狀態之間的過渡情況，這就緩和了這种异議。最后一個難點是當時沒有現在各种類型的祖先在古生物學方面的直接連續，在古生物學的發現方面存在著一些很大的空白點。達爾文證明，這些空白點是不可避免的，原先那些動物的殘跡隨著時間的推移總是在逐漸消失，總之，我們任何時候也不能妄想得到一份比較完整的“地質記錄”。 對自己的理論提出批評，并且是長達几章的批評，這是這本書的一個特點。達爾文非常誠懇地不僅不隱瞞上述理論方面的難點，不僅不象許多堅持自己觀點的作者那樣，不去注意這些難點，而且還讓自己的對手找出自己在理論和結論方面的弱點，仿佛他在尋找這些難點，并預見到一切可能提出的异議。是的，他并未使這些异議懸而未決，他總是對這些异議加以分析，并竭力使那些難點与自己理論的論點一致起來，后來，達爾文認為，他這本書之所以成功，是由于多年來他遵循著一條金科玉律，他在自傳中說：“每當我在報刊上遇到同我的一般結論相反的新的視察或思想時，我都立刻如實地摘要記下來；因為我從經驗中确信，這一類事實和思想遠比那些适合心意的事實和思想會更容易被遺忘。由于這种習慣，我才很少遇到以前未曾注意到的或者不曾企圖答复的反對我的觀點的异議”。一個科學者越是誠實，越是對自己要求嚴格，那么別人要想反對他的思想就越困難，華萊士正确地指出，達爾文從來沒有得到過暫時性的成功，但是成功本身卻總是跟隨著他。 接著，達爾文談到通過選擇來得到足以說明進化理論的證据。不論“地質記錄”是多么不完整，但是“各种生物在出現時間方面的連續”這一眾所周知的事實，在達爾文看來是和他的理論相符合的。而生物的地理分布，特別是生物在難點方面的不同進化情況，而且難點起作用的時間越長，其進化情況就越不同，這些都證明他的理論是正确的。最后，生物的分類，生物的体系，以“性狀分歧”原則的觀點來解釋的“系譜表”，證明屬于同一類別的各种類型所具有的一般古代性狀、有時是不适宜的性狀（痕跡器官）的比較解剖學和胚胎學等，所有這一切都證實了他的理論。該書總的結論是，物种通過自然選擇而起源的理論要比創造論者的理論优越得多。 這樣，這本書的基礎就仍然是一八四二年和一八四四年的《概要》中的那些基本思想。而且書的總的結构几乎也是一樣的，但全部材料則進行了徹底的加工。《概要》中有几章在這里作了進一步的發展，并且由于增加了一些新的材料而使內容更加丰富了，從另外几章中選取了最有意義的材料，而其余部分則省略了（關于本能的一章）；還有几章重新作了修改。對原來的《概要》來說，有兩處較大的增補：一處是關于鴿子的起源，另一處是關于中間類型的性狀分歧和絕滅的原理。 但是決定這本書的風格的不僅是全書的大綱和思想的邏輯發展，而且還有更詳盡的敘述方法。達爾文一時一刻也沒有忘記書的基本目的是要使讀者相信，各种類型的物种借助于自然選擇而進化的觀點，优越于每個物种是由創造而產生的舊觀點。自然選擇理論是一种复雜的理論，它包括達爾文指出的几個前提以及由此得出的几個邏輯結論。每一個前提和結論，達爾文都必須极其嚴肅認真地和最有說服力地加以論證，并且一些實例來證實。還必須對理論中的困難之處加以闡述和分析，駁倒對這一理論的一切异議或使人們對這些异議產生怀疑，也必須對這一理論的那些最重要的結論加以論證。所有這一切都要求對大量复雜的材料作出長篇論述，因為不然的話，讀者很容易被這樣的材料搞糊涂，很容易忘記某個例子在總概念中放在什么地方，某個論斷在總概念中又起著什么作用，總之，由于大量的細節，很容易使讀者感到疲倦，為了使讀者能夠比較容易地抓住本書的基本思路，達爾文在該書緒論中扼要地敘述了這一思路，并指出他是如何將該書划分為若干章的；每一章結束時他都對本章的內容寫出一個提要并重复其主要結論，全書結束時，他寫了個《复述和結論》，再一次闡述了人工選擇和自然選擇理論的基本原理，他還接連不斷地檢查了分散在全書各處的所有對理論的异議，并且再一次集中地審查了所有的論證，這些論證看來要比那些异議的說服力大得多，因此，讀者自然而然就能得出結論來。但這還是不夠的。 在每一提要的最后，几乎在每一章的最后，都有一句看來是達爾文特別精心編寫的結束語，在這句話里他再一次對有關選擇和進化的思想加以強調。為了使讀者更加注意這些結尾部分，他常常在結尾處用大寫字母寫某個要素的名稱，如“變异”，“選擇”等等。我們撇開第五章、第九章、第十一章和第十四章的結尾部分不談，而來引用其它各章的結尾。 請看《結論》的結尾：“而且，我相信‘自然選擇’是最重要的因素，但不是獨一無二的變异因素”。 第一章《在家養下的變异》的結尾是：“‘選擇’的累積作用，無論是有計划地和迅速地進行的，或者是無意識地和緩慢地但更有效地進行的，都超出這些引起‘變化’的原因之上，它似乎是最重要的‘力量’”。 第三章《生存斗爭》的結尾是：“當我們想到此种斗爭的時候，我們可以用如下的信念來引以自慰，即自然界的戰爭是有間斷的，而且不會感覺到任何恐懼，死亡一般是迅速的，而強壯、健康和幸福的生物則得到生存和繁殖”。 第四章——《自然選擇》是最重要的篇章這一，它的結尾部分是一段很長的比喻。有關達爾文理論的通俗著作經常引用這個比喻： “同一綱中一切生物的親緣關系有時用一株大樹來表示。我認為這种比喻是很符合實際情況的。綠色的，發芽的小枝可以代表現存的物种；數年前生長出來的枝條相當于長期連續的絕滅物种。在每一生長的時期中，一切生長著的小枝都向各方生出嫩枝，而且試圖遮蓋并弄死鄰近的嫩枝和枝條，物种和物种群在巨大的生活斗爭中，隨時都在戰胜其他物种。巨枝先分為大枝，再逐步分為更小的枝，當樹幼小時，它們都曾一度是生芽的嫩枝；這种舊芽和新芽由分枝來相連結的情形，很可以代表在群又分群的分類中的一切現存物种和絕种物种。當這株樹還僅僅是一株矮樹時，在許多茂盛的小枝中，也許只有兩個或三個小枝被保留下來，成長為現在的大枝，并且負荷著其他的枝條；生存在久遠的地質時代的物种也是這樣，它們之中只有少數物种遺留下現在還活著的變异了的后代。從樹開始生長的時候起，許多巨枝和大枝都已經枯萎而且脫落了；這些枯落了的、大小不等的枝條，可以代表那些沒有現存代表的、已成為化石狀態的全目、全科及全屬。正如我們在某些地方看到的，一個細少的枝條從舊樹枝的廢墟上生出來，并且由于某种偶然机會，至今還在頂端生長著那樣，有時我們看到如鴨嘴獸或肺魚之類的動物，它們在某种程度上由親緣關系把生命的兩條大枝連絡起來，并由于生活在有蔭庇的地點，便從致命的競爭里得到幸免，如果由于生長而生出新芽，這些新芽如果健壯，就會分出枝條遮蓋和壓倒四周許多較弱的枝條。所以我認為，這巨大的‘生命之樹’在其傳代中也是這樣的，這株大樹用它的枯落的枝條填充了地殼，并且用它的分生不止的美麗枝條遮蓋了地面”。 第六章是《學說的難點》，這一章的結尾部分也是值得特別注意的。這里達爾文极其巧妙地把居維葉以模式統一法則和生存條件法則所表達的神學論原則和唯心論原則變為自己理論中的話，變為因果關系的話。他把模式統一看作是遺傳作用和自然選擇的結果，因為自然選擇使生物變异。使生物無論過去或現在都适應“生存條件”。 這一章的結尾是這樣寫的：“人們都承認，一切生物是依照兩個大法則即‘模式統一’法則和‘生存條件’法則形成的。模式統一是指我們在同綱生物里看到的，与生活方式毫無關系的构造上的基本相似這种情況而言。按照我的理論來看，模式的統一可以用起源的統一來解釋。有名的居維葉所經常堅持的‘生存條件’的說法，完全包括在自然選擇的原因之內。因為自然選擇或者是依据現在使各生物的變异部分适應于有机的和無机的生存條件而發生作用，或者是依据它們在過去的時代的适應情況而發生作用，而且在許多情況下器官是否經常使用也對适應產生影響。而器官本身又受到外界生活條件的直接影響，并且在任何情形下都受到生長和變异的各种法則的支配，因此，‘生存條件法則’實際上是比較高級的法則；因為通過以前的變异和适應的遺傳，它把‘模式統一法則’包括在內了”。 第八章本能——被達爾文縮減了一半，他刪去了１許多复雜本能的例子，這些复雜本能的發展情況早就引起了他的興趣，所以他盡量將其收入《概要》里，這里只舉了三個例子。這一章的結尾是這樣寫的：“最后，最能滿足我的想象的是（雖然這從邏輯角度來看可能并不是特別令人信服的），不把這樣一些本能，如一只小杜鵑把義兄弟逐出巢外的本能、蟻養奴隸的本能、姬蜂科幼虫寄生在活的毛虫体內的本能等，看作是被特別賦与的或被特別創造的本能，而只看作是決定一切生物進化（即繁生、變异、最強者生存、最弱者死亡）的一個一般法則的一些不大的結果”。 -------- １刪掉的這一部分內容刊登在《達爾文全集》1939年蘇聯科學院版第3卷。 第十章——《論地質紀錄的不完全》——的結尾部分出色地利用了賴爾首次使用過的一個比喻。“至于我自己，則遵循著賴爾的比喻，把地質的紀錄看作是一部已經散失不全的、并且是用變化了的語言寫成的一部世界歷史；在這部歷史中，我們只有最后的一卷，而且只涉及到兩三個國家。在這一卷中，又只是在某些地方保存了篇幅很短的一章，每頁只有寥寥的几行。緩慢變化著的語言的每一個字，在連續的各章中多少有些不同，這些字可能代表埋藏在連續地質層中的、而且被錯認為突然發生的諸生物類型。按照這种觀點來看，上面所討論的那些難點就可以大大地縮小，或者甚至消失”。 第十二章和第十三章談的都是《地理的分布》。因此只是在第十三章的最后才有總的結論和結尾部分：“按照我們的學說，在時間和空間里的這些不同的關系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不論我們談的是在連續時代中曾經發生變化的接近的生物類型或者談到的是遷入遙遠地方以后曾經發生變化的生物類型，在這兩种情況下，它們都被普通生殖的同一紐帶連結起來；在這兩种情況下，變异法則都是相同的，而且變异都是由自然選擇的同一方法累積起來的”。 末了，最后一章——《复述和結論》——的結尾部分，同時也是全書的結尾部分，這里最后一次列舉了几個最重要的理論要素，并將主題上升到了解世界生命過程的熱情洋溢的程度。“靜心觀察下述情況是有趣的：一個樹木密茂的岸邊，長滿了許許多多、各种各樣的植物，鳥類在灌木叢里歌唱，各种不同的昆虫飛來飛去，蚯蚓在潮濕的泥土里爬行；并且思考下述情況也是有趣的：所有這些构造精巧的類型，彼此是這樣的不同，彼此是這樣复雜地相互依存著，而它們都是依靠在我們周圍至今還在起著作用的那些法則產生出來的。這些法則，就最廣泛的意義而言，就是伴隨著‘生殖’的‘生長’；几乎是由生殖而必然產生的‘遺傳’；由于生活條件的直接和間接的作用以及由于使用和不使用的情況而產生的‘變异’。繁殖力是如此之高，以致足以導致‘生活斗爭’及其后果，即導致‘自然選擇’，從而引起‘性狀分歧’和改進較少的類型的‘絕滅’。這樣，從自然的戰爭里，從饑荒和死亡里，就直接產生出有才智的人能想象出的最崇高結果，即高級動物的產生。認為生命及其各种不同的表現是由‘造物主’注入到一個類型或少數類型中去的，并且認為在這個行星按照引力的既定法則繼續運行的時候，最美麗的和最奇异的無限類型是從這樣一個簡單的開始發展起來的，而且現今還在繼續發展著；這就是這些觀點的偉大之處”。 不要忘記，所有這些結尾部分彼此之間隔著大量引證的事實、證据、論斷和爭論。因此，為了提醒讀者，使他們知道每一章所敘述的內容都和全書的基本思想有關，這些結尾部分确實是必要的。 書的總的語气也非常好，因為它沒有把話講得那么絕對。達爾文在任何地方都不把自己的觀點強加于人，在任何地方都不對對立面橫加指責；他總是提出大量證据來說明或反對某种思想，引證大量他所觀察到的情況，引證各种意見和考慮，他在這樣做時似乎是在對讀者說：“你自己判斷一下吧：看來，我們的觀點要比任何一個別的觀點更正确些”。他似乎是在邀請讀者跟著他一起來討論問題，并且讓讀者有在某個問題上同意他或反對他的自由。他始終記住，在他深入研究自己的理論，專心致意地研究各种不同的事實并越來越深入于自己的研究對象時，他自己只是一步一步地、逐漸地确信自己理論的正确性。既然他自己經歷過這樣一個漸進的過程，那他就不可能指望別人一下子便能接受他的學說。他常想并且常說，一個人即使對他的理論稍微表示贊同，但是要讓人家同意他的其它一些結論，那也只能在人家逐漸地贊同了他的全部理論之后才能做到。 因此不難了解，達爾文著作的讀者很快地就在一定的廣度和深度上承認了他的學說。于是就出現了一些全部接受達爾文理論的狂熱的崇拜者（如植物學家華生，他于一八五九年年底寫信給達爾文說：“您的主導思想，即‘自然選擇’，一定會被當作科學上的确定真理而為人們所接受。它有一切偉大的自然科學真理所具有的特征，變模糊為清晰，化复雜為簡單，并且在舊有的知識上添加了很多新的東西。您是本世紀的、甚至是一切世紀的博物學中最偉大的革命者”。）有一些人，他們歡欣鼓舞地對待這個理論的基本原理，但是認為其中某些具有次要意義的細節還存在著弱點。還有一些人，他們一方面接受自然選擇理論，但同時又認為這個理論不能解釋人的精神能力是怎樣產生的，因此他們設想（例如華萊士），這些精神能力是由于超感覺的精神世界的干預才發展起來的。很多人接受了自然選擇的意義，但他們對類型的可變性只是部分地予以接受；一种人認為，可變的只是物种，而屬是單獨形成的；另一种人則認為，可變的是物种、屬和科，而不是目和高級單位；第三种人認為一直到綱為止都存在著可變性；而第四种人則認為一直到門都是可變的。達爾文在一封信中寫道：“有趣的是，每一個人都想出一個意思，按照這個意思他已經不再同意我的理論了”。 最后，一批聲望日益增長的敵視達爾文的讀者也在出現。有些人不同意達爾文的理論，但對作者的熱愛勞動、對作者真誠的意圖、對作者論述問題的嚴謹性卻給以應有的評价；有些人發現達爾文的方法本身存在著一些缺點，指出他的理論中有許多重要原理并不是從事實和觀察中直接得出的；最后，有些信仰宗教教義的人對達爾文的理論持堅決否定的態度。這里也出現了在其他類似情況下所出現過的現象。牛頓發現万有引力，受到了策布成茨的攻擊，說万有引力“動搖了自然宗教的基礎，因而也動搖了神的啟示”。一八五九年年底，達爾文在寫給拉卜克的信中說：“當雷和閃電的發生第一次被證明是連續發生的原因的時候，那時關于每一個閃電并不是上帝親手發出來的這一思想，對某些人來說簡直是不能忍受的”。 在這些雜亂無章的各种各樣的意見和流派中間不能不發生爭論。達爾文主義必須為自己爭得地位，而且首先要克服因循守舊的習慣，因為大多數人由于因循守舊還相信動植物的物种是永恒不變的。于是捍衛達爾文主義的斗爭開始了１。 在這場斗爭中，三十五歲的教授、達爾文的許多年青朋友之一托馬斯·赫胥黎在英國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和達爾文一樣，也是在一艘軍艦上開始他的博物學家的事業的。他以海軍助理軍醫的身份在《雷捷利斯涅克》號巡航艦上參加了四年考察工作，該艦在澳大利亞附近航行了將近三年。回英國之后，赫胥黎發表了有關公海的水母和其他透明体動物的著作，并為此而獲得了倫敦皇家學會的獎章，這是非常光榮的獎賞。他開始在倫敦礦業學校講授自然科學方面的課程，成了礦業部陸上勤務的博物學家，他對古生物學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并且在礦業學校建立了一個地質博物館。赫胥黎是一名优秀的普及工作者，他經常給工人公開講課，禮堂里總是擠滿了人，大家都聚精會神地听他講課，他練就了一种簡單明了地講述問題的本領。他以自己通常所具有的那种机智說，在公開演講時應該有一种十分清晰的敘述問題的能力，“使得听眾能夠認為，甚至在他們不理解的時候也是理解的”。 -------- １我單有一本書談捍衛達爾文主義的斗爭（是阿·德·涅克拉索夫《為捍衛達爾文主義而斗爭》1937年莫斯科第2版），請讀者參看這本書。這里我只作一些最必要的摘引，并補充某些細節，這些細節雖沒有收入那本書中，但對達爾文的傳記來說是重要的，這些細節可以說明他當時的心情。 他在從事比較解剖學，生理學和古生物學方面的工作時，置身于奧溫自然哲學學派（這我們在上面曾經談到過）的反對者之列。例如，依据脊椎動物的頭和顱骨的胚胎學著作，特別是依据貝爾和拉特克的著作，赫胥黎推翻了由歌德創立而為奧溫支持的所謂“顱骨脊椎論”。奧溫認為，生物构造的基礎是“先定的”觀念，即完美的計划。奧溫為脊椎動物的結构提出了這樣一個計划并稱之為“原始模式”。他認為，在脊椎動物的各個綱里只有這個原始模式的變异。奧溫和歌德一樣，也認為顱骨是理想椎骨的一系列變种。他把顱骨的一根一根的骨頭看作是頭部的一部分一部分的椎骨。赫胥黎駁斥了這种理論，說它是荒誕無稽的，是不符合德國胚胎學家所指出的那些關于胚胎發展的事實的。 在物种起源問題上，赫胥黎采取了觀望態度，或者如他所說的，用歌德的術語來說，他是采取了“積极的怀疑主義”的態度。一方面，他不相信創造論，不相信神能超自然地干預自然界的自然過程。另一方面，他也不相信類型的進化，因為當時流行的進化理論（如拉馬克的理論和《創造的痕跡》的作者的理論），引用說明進化存在的論据太少，并且對進化方式和進化原因的解釋也很少能被人接受。他与赫·斯賓塞就這一題目進行過多次爭論。正如我們所指出的那樣，赫·斯賓塞是從哲學方面來捍衛進化思想的。 達爾文在出版《物种起源》一書時，自然相信，已經習慣于相信物种創造論的絕大多數讀者，對他的進化觀點將持否定的態度，起碼最初會是這樣。但他暗中希望，他過去一直認為是無私地追求真理的那些科學家在极其詳細地了解了他的各种論斷和論据之后，一定會轉到他這邊來的。他把剛剛出版的書分送給他們，渴望知道他們的評論和意見。他首先給自己指定了三位評判者：一位是在地質科學中實行過變革的賴爾，另一位是在讀這本書的校樣時就已經開始轉到他這方面來的虎克，第三位是年青的、對自然史方面提出的每一個新思想都作出積极反應的赫胥黎。 确實，赫胥黎后來把達爾文和華萊士的初期著作，特別是《物种起源》一書給他的印象和由下面一句話所產生的印象作了比較。這句話是：“閃電的閃光，突然間為在沉沉黑夜中迷了路的人照亮了他回家去的路，或者去別的地方的路，但是一定是他要去的地方。” 下面是赫胥黎第一次讀了《物种起源》一書后寫給達爾文的話： “自從九年前我讀了貝爾的論文以后，我所看到的博物學方面的著作沒有一本給我留下過這樣深的印象，我衷心地感謝您給了我大量的新觀點。我認為您這本書的格調是再好也沒有；它可以感動那些對這個問題一無所知的人們。至于您的理論，我准備即使赴湯滔火也要支持第九章，還有第十章、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的大部分。第十三章的內容有很多精采的地方１不過有一兩處我現在持慎重態度，等到我從各方面研究了這個問題以后再說。 至于頭五章２，我完完全全同意其中所闡述的一切原理，我認為您猜出了物种起源的真正原因。要知道現在您的強敵們所干的事情就是要證明物种并不是如您所想象的那樣產生的。 -------- １這几章是：第九章——《論地質記錄的不完全》，第十章——《論生物在地質上的連續》，第十一——十二章——《地理的分布》，第十三章——《分類，形態學，胚胎學和退化器官》（這里引的是第一版的几章，在第三版中又增加了一章）。 ２這几章是：第一章——《在家養狀況下的變异》，第二章——《在自然狀況下的變异》，第三章——《生存斗爭》，第四章——《自然選擇》，第五章——《變异的法則》。 但是我感到我還遠遠沒有全部領會最精采和最有創造性的第三章，第四章和第五章的意義。。所以現在對這几章我不准備多談。我只有如下几點异議。第一，您毫無保留地接受了‘自然界里沒有飛躍’的觀點，從而為自己制造了不必要的困難。第二，如果恒定的物理條件只起您所指定的那么小的作用，那么我不明白變异怎么能夠發生…… 如果我沒有弄錯的話，有人將對您進行辱罵，或者歪曲您的思想，我希望您不要為此而苦惱或者感到惶惑不安。您可以相信，您已經博得了一切自由思想的人對您的永遠感激。至于有些惡狗要吠、要吼的話，您應當記得，您的一些朋友們無論如何還有一定的戰斗能力（雖然您時常公正地譴責我這一點），這种戰斗力對您可能是有用處的。 我正在磨利我的爪和牙，等著他們呢……” 達爾文于一八五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寫了下面几行字回答了這封信。這几行字表明，達爾文是多么重視赫胥黎的評价，赫胥黎是否接受他的理論對他來說又是多么重要： “親愛的赫胥黎：您的信已從唐恩轉到這里。象是一個臨死前接受了涂油禮的善良的天主教徒一樣，現在我可以唱‘主啊，令我安然地去世吧’這首詩了。即使您只說了那些話的四分之一，那我也會感到十分滿足的。整整十五個月以前，當我拿起筆來寫這本書的時候，一种不祥的預感和想法占据了我的心頭：我會不會是受到了迷惑，正象許多人自己迷惑自己那樣。于是我在心中選定了三位評判人，我在思想上決定听從他們的評判。這三位評判人就是賴爾、虎克和您。所以我非常渴望知道您的評判。現在我感到滿足了，我可以唱‘主啊，令我安然地去世吧’那首詩了。” 達爾文對赫胥黎的評語的滿足究竟達到何种程度，這可以從他給虎克的信中的下面一段話看出來：“我接到赫胥黎的一封信，他對我那本書大加贊揚，由于謙虛的緣故（因為我正在設法為自己培養這种難以培養的品德），我不把這封信寄給您了，我本想把它寄給您的，但是我對我自己有很謙虛的看法。” 賴爾對這本書的態度与此不同。他的態度是由他的特殊的思想方式決定的。關于賴爾的思想，達爾文在自傳中是這樣說的：“我總認為，他的思想的特點是：明朗，謹慎，果斷，而且富有創造性。每當我向他提出有關地質學方面的問題時，他總是不把問題徹底弄清楚就決不罷休，而且他經常使我對問題的認識比以前更加清楚。他對我所作出的一些設想常提出各种各樣的异議，甚至在看來沒有任何异議可提的時候，他還依然抱著怀疑的態度。他的另一個特點是特別同情別的科學工作者的勞動。” 這兩大特點也表現在他對待《物种起源》這本書上。賴爾首先感到由衷高興的是，他和虎克曾竭力說服達爾文不必再等一些時候才出版這本書；因為縱使達爾文能活到一百歲，但是要等到他把自己的那許多偉大總結所依据的一切事實都准備好了之后再來出版，那么這种時机大概是永遠不會到來的。接著賴爾稱贊了這本書的形式。他說：“在許多頁中都光輝地表現出嚴密的推理和一連串的論證；內容高度的集中，對于尚未入門的人來說，也許集中得有點儿過分了……”。 因此賴爾認為，需要很快出版一個新的版本，為閱讀方便起見，他認為最好能再增加一些例子來說明那些抽象的原理。但這只是為了便于閱讀，因為就證据所具有的力量而言，這些例子并不能補充多少新的東西，因為，賴爾認為，即使是現在，達爾文的證据也已經是足夠有力的了，因此，如果承認達爾文的基本思想，如果“對他作一點讓步的話，那么就應當接受他的一切……”。 但是賴爾并不只是真心誠意地贊揚這本書，他還向達爾文提出了一系列的异議、意見和困惑莫解的問題。 例如，他認為達爾文把眼睛這樣完善的器官用來舉例是不妥當的。這個例子或者應該加以發展，提出一些更詳細的證据說明眼睛是逐漸進化的，或者把這個例子完全刪去。接著他認為達爾文對自己的前輩——拉馬克和若夫魯亞，圣伊勒爾——太不重視了。他指出：“最卓越的博物學家們都不同意關于形態的可變性”的觀點。他問達爾文，為了說明低等動物和高等完善動物同等并存，是否可以從他的理論中得出應該存在“單細胞生物”的自然發生這一結論呢？最后，成為賴爾接受達爾文理論的主要障礙是他對人的動物起源表示怀疑，他接受不了人和猿有种屬關系的思想。賴爾力求從達爾文那里知道，他是否會讓步，是否會假設在人的起源方面一定有創造力量的特別干預。達爾文回答他說：“要是有人使我相信我必須對自然選擇的理論作這樣一些補充，那我就會象拋棄無用的垃圾那樣把這個理論拋棄。” 達爾文向賴爾解釋說，他認為，智力和身体上的能力一樣，都是通過選擇逐步發展和進化的，或者可能是通過鍛煉和改善，靠遺傳而逐步固定下來。達爾文再次重复說：“如果自然選擇的理論要求在進化的任何一個階段上加入一個‘神圣的東西’的話，那我認為這個理論就沒有任何价值了。” 的确，這里不可能有妥協：要么承認自然界的一切都是按“自然法則”進行的，要么承認一切都是受“最高的智能”、“創造者”等影響而起作用的。因此達爾文寫信給賴爾說：“我想您將被迫拒絕一切，要不就承認一切”，但是達爾文清楚地知道，承認一切對賴爾來說是异常困難的，因此他預料賴爾更傾向于采取前一种態度。 關于“單細胞生物”的創造問題，達爾文的答复是，對于自然選擇的理論來說，這是個多余的和毫無根据的假說，因為這個理論不包括生物進步的必然趨勢的思想。 赫胥黎的預感很快就得到了證實。所有擁護物种不變論的人都開始激動起來。那些盲目相信莫伊謝也夫的世界創造說的人都不滿起來，那些向人們宣揚關于在生物身上体現著一种抽象思想的自然哲學家們也不滿起來，所有承認超感覺的形而上學的原理（這种原理為了一定的目的而創造了生物）并宣揚所謂的“終极原因”（即創造這些生物的目的）的人都不滿意。但是使人們感到更為不滿的是達爾文在《物种起源》一書中僅僅用一句話所涉及倒的問題的一個方面。這句話是：“大量光明將投射在人類的起源和他們的歷史上”。在哥白尼時代，要人們放棄地球是宇宙的中心這一觀點是不可能的，同樣，現在要人們放棄人在生物中處于完全“特殊的”地位這一習慣的看法也是不可思議的。烏莫夫教授在他發表于《紀念達爾文文集》中的一篇文章中說：“無論是在我們這里還是在西方，在那些非專家的人中間，都有一些反對達爾文學說的人，在這些人的感情中甚至現在也還是屈辱感占著上風，他們感到屈辱的是人不是通過奇跡從地球上產生的，而是來自猿或來自和猿同一個祖先。” 植物學家華生稱達爾文為十九世紀最偉大的科學革命家，他在給達爾文的一封信中也指出了這种感情。他說：“關于猩猩和人類之間的連鎖中斷，您給我的答复正是我所預料的。用自然現象所作的這种解釋确實是我以前從來也沒有想到過的。和人差不多的最初的人种，同自己的堂兄弟（即近似人的人）發生了直接的、殲滅性的戰爭。這樣就造成了連鎖的中斷，以后這种中斷日益擴大，以至達到現在這樣大的規模。這种意見，加上您的動物生命年表，將使許多人的思想大為震動！” 刊登在一八五九年十一月《英國科學協會會報》中的一篇對達爾文這本書的書評則初露端倪。值得注意的是評論者認為書中“最主要的問題”是人的起源問題。書評中說：“在迪斯累里寫的一篇出色的中篇小說中，列季·康斯坦察·羅烏里認為可以相信人來源于猿猴。《創造的痕跡》一書中也暗示過的這种有趣的想法經達爾文先生深入研究之后，變成了某种确實可信的東西。從他的觀點來看，人是昨天出現的，明天又將消逝。我們不是長生不滅的，我們只是一時的，或者說，是‘偶然的’。” 書評的作者在敘述自然選擇理論時，把自己的批評歸結如下；“由于通過對少數相當遠的祖先進行自然選擇而產生的變化所形成的起源理論有一定的朴素成分……白菜可能是最早的植物，而魚則可能是最早的動物。最早的動物也可能是鯨魚。那么我們在單獨的創造行為中需要的是什么呢？……如果說猿猴變成了人，那么人又將變成什么呢？”評論者用他從達爾文那里找來的一些异議，如地質記錄的不完全，缺乏中間環節，整批整批的物种在某些地質層中的突然出現等等來反對進化理論。的确，評論者認為，達爾文即使在闡明這些事實時也是在為自己辯護的。但是，評論者說，在這樣對待事實的情況下，“理論可以承認您所希望承認的任何形式”。 書評最后抨擊說：“達爾文先生對得到年高德邵的科學家的贊許并未抱多大希望，他主要寄希望于青年，正如他曾經說的，寄希望于擺脫了枷鎖的人……對我們來說，只要補充說，無論是這本書，還是它的作者，或者是書中談的事物，完全是普普通通的就足夠了。這本書是值得注意的，而且我們也不怀疑，它應該受到注意。有學問的博物學家們將根据作者本身的情況來研究作者，而這里，我們想象，為使這一理論徹底存在下去，必將發生一場嚴酷的斗爭。神學家們說（他們也有權洗耳恭听），創立复雜的、把神排除在重复的創造行為之外的理論有什么意思呢？為什么不老老實實地承認，新的物种是由上帝的創造力量創造的呢？為什么對不必要的非直接行為不進行直接的干預而要使用進化法則呢？我們在向讀者介紹作者及其著作之后，應該把他交給圣學院、大學院、教室和博物院去擺布才是。” 關于這篇書評達爾文寫信給虎克說：“他把不朽的問題也扯了進來，并用這种手法唆使那些僧侶們來攻擊我，讓他們來折磨我，這种手法是卑鄙的。誠然，他不是要燒死我，但是他卻准備好了干柴，并告訴那些黑色的騙子們怎樣可以捉到我。”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對唯物主義和“墮落了的智力”，即對達爾文的無神論的這類攻擊，不是刊登在神學雜志上，而是刊登在自然科學雜志上。 地質學家塞治威克的批評，語气特別尖銳，令人不能容忍。他過去某個時候曾經是達爾文的老師，達爾文在作環球旅行之前曾和他一起進行過地質考察。 這篇文章的語气充滿了憤恨、嫉妒和諷刺，因此達爾文在給愛沙·葛雷的信中提到“可怜的老塞治威克對《物种起源》發出的狂怒”時說：“我永遠不能相信宗教裁判者會是一個好人；但是現在我知道了，一個人可以火燒另一個人，同時又可以有一顆象塞治威克那种又慈善又高貴的心。” 英國所有的報章雜志都開始談論達爾文的這本書，持敵對態度的文章越來越多。 然而在很有影響的《泰晤士報》上卻刊載了一篇未署名的非常精彩的文章，對《物种起源》這本書作了高度的評价。達爾文根据這篇文章獨特的風格，立即猜到了它是赫胥黎寫的，雖然他也知道，赫胥黎并不是這家報紙的撰稿人。這篇文章的作者建議人們不要只停留在那些正統的觀點上，因為根据這种觀點來看，有机界是“創造者的命令的直接產物，因此它應該完全被排除在科學研究之外”。 相反，他堅定地認為，對于物种起源的理論應當由那些經常研究涉及這一理論的事實的人來評判，因此，內行的人應該對這些事實作出自己的評价。關于達爾文的理論，這位評論者是這樣說的：“這是一個极其巧妙的假說，它使我們能夠對生物在時間和空間的分布方面所存在的許多非常明顯的奇怪現象作出解釋；我們認為，可以肯定無疑的是，這一假說同生命和机体的主要現象并不矛盾。”接著，文章的作者建議（人們從這個建議中立即就能認出赫胥黎來）《物种起源》一書的讀者們要采取歌德的“積极怀疑”的態度。“這种怀疑態度是高度熱愛真理的表現，它既不停留在怀疑上，也不屈從于不合理的信仰”。 最后，作者針對塞治威克的看法以及他那“肥皂泡”１的說法，以肯定的口气說道：“達爾文厭惡抽象的推論，正如自然厭惡真空一樣。他對現例和前例的熱烈追求正如一個依据憲法行事的律師一樣，并且他所提出的一切原理都是可以用觀察和實驗來證實的。他讓我們跟著他走的那條路并不是一條用空想的蜘蛛网构成的虛路，而是由事實筑成的一座堅固而寬廣的橋。在任何情況下，這座橋都將使我們安全地越過我們在知識上遇到的許多鴻溝，并將把我們帶到這樣一個領域中去：那里沒有雖然迷人但卻不能生育的處女們（即終极原因）所設置的羅网，而對于那些終极原因，一些大權威曾經認真地告誡我們，要我們加以防范。” -------- １塞治威克把自然選擇理論說成是“肥皂泡”。 達爾文极為滿意地讀完了這篇文章，然后寫信給赫胥黎說：“親愛的赫胥黎！昨天晚上，當我看完前天的《泰晤士報》時，我十分惊奇地發現了一篇關于我那本書的卓越論文和評論。作者能是誰呢？我對此十分關心。文中對我的贊揚使我十分贊動，不過我還沒有自負到認為我完全可以當之無愧的程度。作者是一位在文學上很有修養的人，對英語也很精通。他非常仔細地讀了我的那本書；但是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看來他也是一位嚴肅的博物學家。他知道我那本關于蔓足目的書，并且給予了過高的評价。最后，他的文筆和思想都是非常有力而清晰的，更難得的是，在他的文章中洋溢著最使人感到愉快的才智。其中有些地方使我們從內心里感到好笑……作者能是誰呢？我敢十分肯定地講，在英國只有一個人能寫這篇文章，這個人就是您。不過我又揣想我弄錯了，也許還有某個大天才沒有被發現哩。您怎么能夠說服‘奧林普山的丘比德’（即《泰晤士報》），使他拿出三欄半的版面來刊載純科學性的文章呢？那些老古董們會以為世界被翻轉過來了……他（評論的作者）擺脫了普通的宗教偏見，并把這樣的觀點介紹到《泰晤士報》上去，我認為能作到這些是了不起的，這具有极其偉大的意義，即使是完全离開簡單的物种問題來說也是如此。如果您認識這位作者，請千万告訴我他是誰。” 這篇評論是這樣產生的：《泰晤士報》的記者魯克斯收到一本《物种起源》，請他加以評論。魯克斯是一位优秀的新聞記者，但是，据赫胥黎說，在自然科學方面他卻象嬰儿一樣的純朴無知，因此他很為難。有人建議他去找赫胥黎幫忙，于是他們商定，由赫胥黎寫一篇書評，而魯克斯則加几句開場白。結果這樣做了，雙方都很滿意。毫無疑問，書評刊登在信中稱之為“奧林普山的丘比德”的報紙上，這對于提高這本書的聲望起了巨大的作用。 不過這篇充滿好意的書評只是一個僥幸的例外。而當時出現的對這本書充滿敵意的文章則是大量的。 對于那些直截了當的惡毒攻擊和侮辱性的表示，達爾文能夠泰然處之，寬大為怀。但是一些評論者和批評者隨心所欲地歪曲達爾文的思想和學說（如赫胥黎所時常預言的那樣），這卻使他大為惱火。很少有一种學說能比得上達爾文的自然選擇理論過去和現在所受到的那樣的歪曲。 批評者們對達爾文的著作抱著這樣一种“卑鄙態度”，他們根本不想知道達爾文要說的話，他們對達爾文的思想進行种种歪曲，這一切使達爾文越來越苦惱。他于一八六○年六月給賴爾的信中說，他擔心所有這种反复不斷的攻擊會使那些紛紛前來“向他請教的人”從此止步，其中許多人也可能向后轉。這個期間他在給虎克的信中憂郁地表示怀疑，他能否把自己的思想解釋清楚，因為他這本書的評論者們根本不懂得他的論斷過程。他說：“我開始認為我自己是完全錯了，我成了一個最愚蠢的人，但是我還不能使自己相信，難道賴爾、您、赫胥黎、卡本德、愛沙·葛雷和華生等人也都是蠢才嗎……不管怎樣，時間會說明一切，而且只有時間”。 他在另一封信中寫道：“至于有關這一問題的意見的進展，我清楚地看到它是极端緩慢的，差不多同物种變化一樣的慢。那些暴風雨般的敵對意見正使我變得衰弱起來，我未必還能再有所作為了”。 就在達爾文情緒最低落的時刻，赫胥黎又給了他以意想不到的幫助，達爾文開玩笑地稱赫胥黎是“我的總代理人”。 赫胥黎沒有白白地磨利自己的“爪和牙”。 一八六○年六月“英國科學協會”在牛津召開會議。大家都在談論《物种起源》。六月二十一日牛津的道賓尼博士作了一個報告，題目是“論植物性別的終极原因兼論達文的《物种起源》一書”。主席請赫胥黎發表意見，但赫胥黎拒絕了，理由是“大部分听眾過于感情用事，這會影響他們進行有理智的判斷，所以不可能在他們面前展開科學討論。”奧溫表示愿意從哲學的意義上來考察這個問題。他相信有些事實能夠使公眾斷定達爾文的學說正确到什么程度。他認為，大腥腥的腦結构就屬于這類事實。他認為，大腥腥的腦同人腦的差异當然比大腥腥的腦同最低等的獼猴的腦的差异要大。 曾經研究過類人猿的腦結构并得出了完全不同結論的赫胥黎，對此發表了如下的意見：“我要直接而明确地反駁奧溫先生的這种論斷。我的行動方式雖然不同尋常，但看來是必要的。我將在別的某個場合來證實這一點”。后來赫胥黎履行了自己的諾言。 赫胥黎認為，當在場的廣大公眾對科學問題都是些門外漢時，這种場合就不是進行科學爭論的場所。因此，無論是他還是虎克，當他們听說在“英國科學協會”的會議上英國的芝威柏特將作一個報告，題目是《論歐洲的智力發展兼論達爾文先生的觀點》，以及牛津的主教韋勃甫司准備“摧毀”達爾文的無神論學說時，他們都不打算出席這次會議，但是赫胥黎偶然遇到了《創造的痕跡》一書的作者詹博思，他請求赫胥黎一定要去參加會議，“不要拋棄我們”，雖然這個“我們”有點取悅于赫胥黎，但赫胥黎卻答應出席會議。出席會議的還有虎克。 韋勃甫司是牛津的主教，數學家，他對自然史了解甚少，但是，正如達爾文的朋友們所听到的那樣，他卻被奧溫“塞滿”了許多反對達爾文的東西。作為宗教界的發言人，他還是很有威望的。因此，當他准備“消滅”達爾文的消息傳開后，許多人都來參加會議，其中有許多宗教界的人士和女士。 共有七千多人。 這里我不來詳細描述這次著名的會議，我請求讀者去看一下前面指出的我的那本書。韋勃甫司的演說很吸引人，演說中充滿了對達爾文的冷嘲熱諷，博得了与會者的陣陣掌聲。他預見到赫胥黎將要起來反駁他，因此他在結束演說時向赫胥黎提出了一個問題：赫胥黎教授是否認為他是通過他的祖父或者通過他的祖母而來自猿猴呢？這個問題引起了哄堂大笑，赫胥黎接受了挑戰，他很鎮靜地指出了這位主教在發言中所犯的許多自然史方面的重大錯誤，然后對這位主教最后提出的一個諷刺性的問題作了如下的駁斥：“一個人沒有任何理由因為他的祖先是一個猿猴而感到羞恥，使我感到非常羞恥的倒是這樣一個人，他浮躁而又饒舌，他不滿足于他在自己的活動范圍內所取得的令人怀疑的成功，而要插手于他一竅不通的科學問題，結果只能是以自己的夸夸其談而把這些問題弄得模糊不清，并且用一些娓娓動听的但卻离題很遠的議論，以及巧妙地利用宗教上的偏見而使听眾的注意力离開爭論中的真正焦點……” 赫胥黎的這篇發言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會者報以雷鳴般的掌聲。英國人應該承認，這位主教由于對赫胥黎的祖母說了那种出自“非紳士之口的”無禮語言而使自己受到應的譴責。 在赫胥黎之后虎克接著發言，他根据自己所知舉了几個例子來說明主教對植物學的無知，主教沒有提出反駁，會議就結束了。 牛津辯論會的結果大大地振作了達爾文的精神。主教受到的教訓使那些外行的人們不敢再發表膚淺的言論和進行冷嘲熱諷了。毫無疑問，這個教訓在倫敦的輿論界對于捍衛新的學說起了轉折性的作用。辯論會的一個參加者后來告訴達爾文的儿子弗朗西斯說，就在那天晚上，在好客的牛津植物學教授道賓尼的房間里，擠滿了很多人，他們的話題几乎完全集中在《物种起源》的論戰上，英國宗教界那些穿“黑禮服系白領帶”的人們和贊同《物种起源》的人們，都對韋勃甫司的發言感得憤慨，而對論戰的胜利者則表示祝賀。 達爾文寫信給進行激烈論戰的英雄赫胥黎說：“牛津的辯論具有重大的意義，它表明有几位第一流的人物不怕講出自己的意見。”他在給赫胥黎的另一封信中寫道：“虎克寫信告訴我說，您同奧溫那一仗打得很漂亮（雖然詳細情節我不知道），還談到您對那位牛津主教的回答太好了。我常常想，我的朋友們（首先是您）一定怨恨我，因為我惹起了這樣多的是非，給他們增添了這樣多的令人討厭的麻煩。如果我處于我的朋友的地位上的話，那我是會怨恨我的（我不知道應該怎樣用英文把這個意思很好地表達出來）。但是應當記住，如果我不引起這場是非的話，那么另外一個人不久也一定會這樣做的。我對您的勇气表示敬佩，我宁愿死去，也不會在這樣一個會議上來回答那位牛津主教提出的問題。” 但是達爾文主義的敵人并沒有投降。《每季評論》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達爾文的朋友們認為這篇文章是韋勃甫司和奧溫寫的，其目的是要离間賴爾和達爾文，因為賴爾在社會上享有很高的威望，他對新學說的濃厚興趣是人所共知的。文章中說：“達爾文先生离開了一個博物學家進行工作的寬廣大道而走入了虛幻假設的叢林，這是一大罪惡。達爾文先生認為他可以把賴爾看作他的信徒之一，我們相信他這樣認為是打錯了算盤。我們當然知道，達爾文先生可以對他那位地質學上的兄弟施以強烈的誘惑……但是沒有一個人比賴爾更明确地、更合理地否認了物質可變的說法（文章的作者這樣寫，暗示的是賴爾的《地質學原理》第二卷，在那里賴爾對拉馬克的觀點進行了駁斥），他這种否認并不是發生在其科學生活的幼年時期，而是發生在其科學生活的精力充沛時期和成熟時期。”接著這位主教希望依靠賴爾的幫助來“徹底消滅這种淺薄而又抽象的理論，正如徹底消滅它的孿生兄弟……《創造的痕跡》一樣”。 賴爾的立場尚未确定。他對《物种起源》深表贊同，他很有興趣地、仔細地閱讀了這本書，但他還不能堅決地“轉向”新的信仰。他繼續和達爾文進行著頻繁的書信來往，經常向達爾文提出一些新的次要的异議，達爾文則逐一給予答复。達爾文知道，賴爾正在准備寫一部巨著《人類的古遠性》，因此他期望賴爾在這本書中將堅決地站到他這一邊來。但有時候他也流露出自己的顧慮。因為賴爾年事已高，賴爾以前曾抱有反進化論的觀點，賴爾在“社會上頗有地位”——所有這一切本來是會把賴爾拉向另一邊的。然而賴爾卻巧妙地處理了“与華萊士的沖突事件”，堅決主張公布“巨著”的摘要。這部巨著的成績表明，賴爾是對的。因此達爾文在遇到小小的困難時，繼續向這位聰明的朋友請教。 有一篇對達爾文這本書的評論使他頗為激動，他曾准備在《物种起源》的新版（穆瑞已經主張出第三版了）中對這些攻擊予以回擊。賴爾建議達爾文將原文再稍微擴大一些，在某些地方加進對各种异議的答复，但不提到持這些异議的人的名字。他還建議達爾文不要親自出面干預論戰。達爾文采綱了這一建議，因為他的朋友們都在積极地繼續“為捍衛達爾文主義而戰斗”，特別是赫胥黎，達爾文在一封信中說赫胥黎“在傳播魔鬼的福音方面是他的殷勤周到的代理人”。 一八六三年出版的賴爾的《人類的古遠性》一書，既沒有使達爾文本人滿意，也沒有使達爾文的論敵滿意。賴爾所說的最有利于達爾文理論的一句話，達爾文認為，可以說成這樣：“如果物种借助變异和自然選擇而發生變化這种情況無論何時都被證明是极其可能的話……”。人們從這樣一句話中當然不可能了解賴爾本人的看法究竟是什么。除了一些似乎足以說明物种變化的事實以外，在關于大腦和智力那一章中，他甚至還暗示在動物智力的最高形式同人類智力的最低形式之間還有著鴻溝。 達爾文以懊喪的心情寫信給虎克說：“在這個問題上最有意思的是，賴爾認為，他以昔日殉道者的勇气采取了行動。” 在美國，反對達爾文這本書的主要是有影響的博物學家亞格西，還有几個教授也附和他的看法。堅決捍衛達爾文的是愛沙·葛雷，他收到了達爾文的這本書并進行了認真的研究。達爾文曾寫信問愛沙·葛雷：“您最喜歡的是書中的哪一部分？”愛沙·葛雷對此寫信回答說：“我認為最好的部分是這本書的整体，即這本書的結构和寫作方法，大量的事實和巧妙的推論。”愛沙·葛雷曾打算出一本与眾不同的“美國”版的《物种起源》，這一點他很快就實現了。他在美國的《希利曼雜志》上寫了一篇評論這本書的文章，對這本書備加贊揚。達爾文認為這篇評論寫得非常好。它把亞格西和達爾文兩人的物种起源理論作了對比。愛沙·葛雷證明：前者是多么粗淺，后者是多么令人信服；前者是多么神秘，而后者又是多么自然。 可是亞格西并未就此罷休，于是新理論就成了一些學術會議上進行激烈爭論的導火線，亞格西、波文教授和其他一些人在會上紛紛發言反對愛沙·葛雷。但是愛沙·葛雷對反對者的論點進行了詳細的批駁。這個發言后來刊登在《美國科學院院報》上，它的校樣寄給了達爾文。 達爾文寫信給愛沙·葛雷說：“您比其他任何人都內行。我認為，您對我這本書十分清楚，如同我自己對它的認識一樣；您在討論問題時提供了許多新的例證和論据，因此使我惊奇，甚至几乎使我嫉妒……您所使用的每一個字都經過了慎重的選擇，都擊中了要害，其效力象是一顆三十二磅重的炮彈……我的結論是，您不應當是一位植物學家，而應當作一個律師。” 但是論戰并未就此停止。奧溫和亞格西繼續在報刊上攻擊這一理論。看來，他們的論据并不是特別有力的。例如，亞格西堅持說地質證据是完善的，他否認變异。他采取了詭辯的態度。他以諷刺的口气問道：“如果物种不存在，它們如何能夠發生變异？”好象達爾文怀疑過物种存在的暫時性似的。他甚至達到了曾經否認拉丁文、希腊文和梵文是來自一個共同的起源的地步。他認為這些語言中的每一种都是獨立發展起來的。眾所周知，達爾文通過對各個特性差异的積累把新的變种的起源和新的方言的逐步形成作了比較。 愛沙·葛雷繼續須強地進行斗爭。他證明說，對《物种起源》進行了神學方面的攻擊是出于誤會，因為達爾文的理論似乎和牛頓的万有引力理論一樣，也很少涉及較深刻的宗教觀念（我們曾經指出過，愛沙·葛雷本人的宗教觀念是很深的。）他就這一題目一連寫了三篇文章，登在《大西洋日刊》上，總標題是：《自然選擇与自然神學并非水火不相容》。 達爾文再次向愛沙·葛雷表達了自己的欽佩心情。不過他的贊揚听起來有點語意雙關：“您舉的許多比喻無比的好。在前一封信中，我曾說您是一個律師，那是一個极大的錯誤，現在我要您确信您是一個詩人。不，我向丘比德發誓，我要告訴您，您是由律師、詩人、博物學家和神學家雜交而生的一個混合种！您曾經看到過這樣一個奇人嗎？” 用“神學家”來諷刺愛沙·葛雷，是因為他竟然巧妙地把神學的東西塞進了達爾文的理論。達爾文在十一月二十六日給愛沙·葛雷的信中指出，他認為愛沙·葛雷滑得太遠了，竟認為“變异是沿著某些有利的方向進行的”。達爾文本人反對這种看法。“我不能把每一個別的事物都看成是‘設計’的產物”。難道愛沙·葛雷真認為“扇尾鴿的尾在羽毛的數目上和生長方向上發生變异（意思是，上帝引起的變异），是為了滿足少數人的愛好嗎？” 達爾文在過后不久所寫的几封信中不止一次地談到這個分歧。他認為“神關心人的愚蠢的業余愛好”的想法是古怪的。一八六一年六月五日，他寫信給愛沙·葛雷說：“我的意見同您的意見更加不同了。据我看，這并不是被設計的變异使得我所崇拜的神即‘自然選擇’成為多余的東西，相反，是我最近研究了家養下的變异之后，我看到大量未被設計的變异正准備著進行自然選擇，以便使每种生物都能适應環境。”在一八六一年四月十七日的信中，他說得更明确了：“如果我看到了一個天使從天上下來勸我們与人為善，同時我相信別人也看到了他，因而證明我并沒有發瘋，那么我就會相信‘設計’的說法。如果我能夠确信，生命和精神以一种未知的形式表現了另一种‘不可權衡的力量’的功能，那么我就會相信設計的說法。如果人是銅或鐵造成的，而且同曾經存在過的其它有机体沒有任何關系，那么我或者可以相信設計的說法……”，等等。在一八六一年十二月十一日給愛沙·葛雷的信中，達爾文把愛沙·葛雷所謂的“內在意識”叫做“一個不准确的指導者”。他寫道：“我不能夠同意，說男人的痕跡乳房也是經過設計的。” 達爾文是一個非常誠實的人，因此后來他在一八六○年開始寫的《動物和植物在家養下的變异》一書的末尾反對自己的老戰友，并聲明他不同意愛沙·葛雷的看法，即每一种變异都是上帝預先決定的，并且是沿著一定的路線進行的，“就象人們為灌溉而沿著一定的方向排出的水流一樣。” 正是這种誠實態度使他在這本書中又提到了他對人類起源的觀點，雖然當時他對這一問題還沒有收集到足夠的材料。 一八六○年一月，他寫信給劍橋的一位老朋友詹宁斯牧師說：“關于人類，我很不愿意把自己的信念強加于人；但我認為完全隱瞞我的意見是不誠實的。當然每個人都可以自由地相信人類是由于一個特殊的奇跡而出現的，但我自己既沒有看出它的必要性，也沒有看出它的可能性。” 同時赫胥黎竭力想實現自己的打算，即駁斥奧溫關于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的思想。早在一八五七年，奧溫就提出了一种哺乳動物新的分類法，在這一分類法中，他把人跟所有其它的哺乳動物加以對比，把人區分出來，列入特殊的一個“哺乳類”的亞綱中。在這一點上，奧溫依据的是人腦結构的几個特點（他認為只有人才具有這些特點），即依据下面三個存在：一、大腦半球中從上面蓋住小腦的“第三部分”；二、側腦室后角；三、所謂的小海馬，即每一個腦半球的后葉室里的腦壁特別內陷。 赫胥黎對奧溫提出了异議，他證明上述這些腦的特點不僅人有，而且類人猿也有。辯論持續了兩年左右，直到一八六七年在劍橋召開的“英國科學協會”的一次代表大會上才結束。會上弗洛烏耶爾教授展示出解剖標本，證明高等無尾猿同人一樣，也有人腦的那些特征。奧溫的分類法實在荒唐，他把哺乳動物分為三個亞綱：哺乳類亞綱，他把人算作這一類；大量的其他哺乳動物，除了鴨嘴獸，都屬于這一類；對鴨嘴獸他又提出了另一個概念。因此達爾文以諷刺的口吻指出：“我不能同意人區別于黑猩猩就象鴨嘴獸區別于馬這种看法。那樣的話，關于黑猩猩又會怎么說呢？” 一八六○年一月三日出版的《物种起源》第二版（印數三千冊）也很快就銷售一空。達爾文在愛沙·葛雷的幫助下開始准備另出一個“美國版（印數二千五百冊）。他打算為美國版寫一個歷史性的序言，并想在序言里提到自己的那些先輩進化論者。促使達爾文這樣作的是如下一种情況，即現在，當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到進化論和選擇原理時，突然卻出現了許多人，他們都妄想以首先發現這种理論和原理而自居。一八六○年四月，馬太在一家園藝雜志上發表了一篇簡訊，說他早在一八三一年就已經發表了二十年以后的今天達爾文先生想證明的一切。人們還向達爾文提出，法國植物學家諾丹在一八五二年時曾發表了一部書名為《關于物种的起源》的著作，其中也提出了選擇的原理，人們曾運用這一原理來培植栽培作物的种子。最后，賴爾告訴達爾文說，德國人夏福浩森于一八五三年發表在德國一個省的協會雜志上的《關于物种的不變性和可變性》一文引起了他的注意，這篇論文發展了地球上的物种是由過去存在的物种變來的這一思想，還提到了中間類型的絕滅問題。所有這些作者達爾文決定在自己的序言中都要提到。例如，達爾文在提到馬太的《論造船業和育樹》這部著作時說，它是一部“作者清楚地看到了自然選擇原理的意義”的著作。達爾文接著說：“不幸，馬太先生對于這一觀點的敘述非常簡略，只是以片斷的意見發表在闡述完全是另一個問題的一個著作的補遺中，因此沒有為人們所注意。”當然，由于達爾文是一位規規矩矩的人，因此他才想在先驅者的名單中提到這些競爭者。但由于同他指出的那些人中一些人“在觀點上的小小分歧”极端重要，所以顯然不可能認真對待他們的主張。 總之，《物种起源》的出版是自然科學史上一個最重大的事件，因為它成了十九世紀絕大多數有學問的人改造世界觀的開端。和其他任何改造一樣，世界觀的改造不能不經過殘酷的斗爭：正如我們已經指出的，應該把一個基本的主要的戰士——《物种起源》一書本身放在首位，這本書緊接著一版再版，并很快被翻譯成几种最主要的文字。這本書的性質，它的格調和結构以及作者非常誠懇的態度（預先提出理論中的一切難點，并盡可能客觀地加以分析）——這一切都极大地幫助了這一斗爭，使之取得胜利。這本書首先為自己爭取了朋友，造就了象虎克、愛沙·葛雷、而特別是赫胥黎這樣一些理論信徒，他們積极地參加了捍衛達爾文主義的斗爭。這一斗爭很快開展起來，并把廣大的博物學者卷了進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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