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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們的估計，最近3年來，在聯邦德國和西柏林，12歲到16歲的海洛因成癮者的比例已經從零達到百分之二十。克麗斯蒂娜典型地代表了毒品販子的新靶子。她的女友巴普西也是如此。巴普西曾在1977年就教于我們并在兩個月后由于過量用毒而死亡。我們無力幫助這個只有14歲的少女。此后，施特拉和克麗斯蒂娜團伙里的其他一些麻醉品使用者，也來向我咨詢，他們表現出新一代年輕吸毒者所有的特點：明顯的好斗性。但此外，他們還需要一种對幼儿一樣的保護、重視、愛和熱情。 巴普西是在1977年5月由一些對她負有教育責任的人帶到我們這里來的。她的行為很像一個還抓住媽媽裙子不放的神情憂郁的小姑娘。但實際上，兩年以來，她已經經歷過癮君子各种天堂和地獄般的生活了。 一個吸毒者隨時都企圖從海洛因的奴役及其后果——賣淫、違法、体質衰退——中解脫出來。那些年紀最大的吸毒者——那些16、18或19歲才落人羅网中的人——在多次嘗試獨自戒毒無效之后——便轉向專門的部門。直到目前為止，這些部門和他們擁有的手段——建議、療養、治療——都是為這些人，即這些近乎成年的癮君子而設計的，其基本原則是有關的患者應出于自愿，我們的工作是幫助他們自己進行戒毒。 面對5万左右的吸毒者，我們在公眾部門大約有180個治療床位，在私人部門（診所、團体等）有1100個床位。一些老吸毒者在這里過集体生活并被強迫接受嚴峻的制度。我們沒有治療成功率的可靠數字，但我們估計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重新開戒，特別是因為這些人在戒毒之后又重返同樣境遇的起點：正是那些境遇使他們走上吸毒之路。 但由12到16歲的麻醉劑使用者組成的團伙越來越多。他們得不到幫助。當然，我們接待那些像巴普西那樣的由于老師或社會服務部門強迫而來的人進行咨詢，但他們拒絕目前這些治療中心嚴峻的規定，不愿承擔被收入院所必須的條件：出于自愿。 他們從再次開戒的吸毒者口中听到過治療中心所犯下的“暴行”，所以巴普西在和我們交談的整個過程中都對我們流露出完全的不信任。我不能消除她的恐懼而勉強地把她送到什么地方去。确實，對于隨便哪一個吸毒者來說，下決心進入醫療中心都是困難的。當然，他們得忍受毒癮及其所帶來的痛苦。但這种痛苦他們已經習慣了。在一個治療團体中，他們不但要放棄他們熟悉的環境，習慣的交往，連該做什么不該做什么也要听命于人，直到損傷他們的人身自由。例如，為了表明他們已經与毒品世界決裂，他們應該剪掉頭發，更換衣著方式和放棄刺激性的“狂風式”音樂。 但是，對于一個14歲的孩子來說，發型、服飾和音樂比對一個20歲的癮君子要重要得多。為了留長發，穿緊身牛仔褲或者為了唱片，他們可能与雙親吵上兩年。在他們痛苦地猜度著在醫療中心里等待著他們的命運的時候，作為進入這個中心的人門證卻是犧牲象征他們激烈斗爭而取得的成果。而正是這些成果為他們贏得了朋友、伙伴和團伙的尊重。依我們之見，取消它們對于這些孩子未免太苛求了。 這些吸毒的孩子們的感情還不很穩定。他們在對一個充滿安全感的世界幼稚的憧憬与夢想和大人們在競爭中的行為表現之間搖擺著。人類在青春期遇到的心理沖突，他們通過在精神和肉体上使用毒品進行了“補償”。這些孩子沒有逐漸地脫离父母家庭，慢慢地取得自主的經驗。他們只學會了每當生活的關鍵時刻逃避現實。 盡管這些12到16歲的孩子們在弱肉強食的毒品世界中經歷了很艱苦的生活，盡管有他們在那里學到的那种東西，從感情的方面上講，他們仍然是孩子。所以當他們不得不屈服于目前的這种确實不适宜于孩子的治療時，他們表現得倔強不馴。 像很多其他的孩子一樣，巴普西不能屈從于這种長期治療的要求，我們曾在多次長時間的談話中力圖使她思想有所准備。當她在一家神經精神病學机构中斷毒之后，我們把她送往杜賓根吸毒者救濟協會，那是一個少有的能破例接受她那种年齡的吸毒者的中心。在途中的大部分時間里，她顯得緊張，同時又處在一种愉快的興奮狀態中。我們長時間地談著上帝和世界。肉体上的戒毒給她帶來了歡悅和自信。但是，在快到杜賓根時，她表現出不安与神經質。 我們到達之后，巴普西由一個前吸毒者領到為新來的人准備的接待室。但是，甚至在人院談話之前，她就聲稱要回柏林。她已經看到了她必須接受的一切：她剛剛經過搜查（行李、衣物、甚至還要搜身），避免把毒品帶到醫院中，現在，又要把她的長發剪短。當她看到理發師拿著剪刀走近她時，她忍不住了。醫療中心的人又和她談了一次，但也不能改變她的決心。在下述的狀況下把她收留在杜賓根是不合乎情理的：她將被關在醫療部，而且，由于她的對抗，她可能會构成某种對其他人的危險。此外，一有机會，她就有可能逃走。 巴普西因為過量用毒在44天后死去。她是1977年在柏林因海洛因致死的第84人，這是官方數字，她是其中最年輕的一個。 巴普西之死加強了我們的信念：應該立即把援助更年長的癮君子的网絡擴大到12到16歲的吸毒者中，或者把他們列入成年人中間，或另外建立一個网絡。 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德國与毒品斗爭的未來就取決于此。假如不改變這种狀態，這部分這個年紀的人就會繼續從网孔中沖出去。應該想到這部分孩子，發展新的醫療概念，特別是對其自愿性的要求不必如此僵硬，如果我們做不到這一點，我們就會遇到美國的那种形勢：一個因過量使用毒品致死的孩子，已不被看作是特例了。 然而，通過專門的顧問与醫療人員之手解決這個問題并不比經過警察之手好些，不能把它比作僅用還原和加固的辦法便可奏效的傳染病或精神分裂症，不能把它歸复為一個人体醫療過程。 醫療的不幸在于無法創造奇跡，它只是對极少數年輕人的一种有效的幫助。 毒品，現在已滲透到學校、舞廳和娛樂中心，依我們之見，它將繼續向越來越年輕的人進行掃蕩。它不再僅僅威脅极少數的12歲到18歲的人。例如，往往是僥幸之机決定一個13歲的幼女渡人青春期的方式：未受明顯的傷害或者沒有沉溺于酒精。海洛因，沒參加會道門或某個宣揚暴力的無政府組織。今天的年輕人對毒品有很強的接受力，就像成年人易于接受制藥工業的誘惑一樣。每個，或者几乎是每個年輕人都認識某個人，朋友或是一面之交的人，這些人曾經或正在吸毒，或者有吸毒的愿望。今天的吸毒者的動机与60年代“大麻”和麻醉品的愛好者的動机非常不同：當年的嬉皮士的動机是開闊理性，而今天吸毒者則是要消滅它，對于那些酒精和輕型毒品的消費者也是一樣。所以，今天難以把處于危險中的年輕人分為“酗酒者”、“大麻吸食者”和“不可救藥的吸毒者”這樣的等級，因為從這級過渡到那級是很容易的，而他們所追求的目的卻是相同的。 我們必須強調指出，公眾輿論對問題的規模，無論是在質的方面還是在量的方面都沒有足夠的了解。大部分政界的人物總是認為這是一股即將到達頂峰的“浪潮”，用不了很久就會跌落下來。國會議員也向我們大談“抑制”吸毒現象，好像如同擰緊“水龍頭”一樣簡單。 實際上，我們的社會正在產生日益增多的主觀的社會邊緣主義者。很多的年輕人避身于毒品之中，因為他們在學校，在工作環境或在消遣中，都找不到有關他們所需要的答案 与這個進程（其發展節奏在加快）相平行，非法的麻醉品如大麻、LSD、海洛因，与合法的麻醉品如酒精和某些醫藥制品相比，已成為獲得頭等利潤的源泉了。假如我們估計——而且是保守的——僅在西柏林的5000左右的一批人——他們是海洛因消費的死硬核心——每天可集資50万馬克（通過賣淫、偷盜或搶劫），那么可以想象在全國的范圍內這意味著什么？那些自吸毒者身上攫取如此之大的利潤的人，是不會放棄他們的生意的，而地方警察和地區警察也沒有力量限制他們，落人警察之手的海洛因和輕型毒品的數量，只不過是消費量的一個微弱的零頭而已。在聯邦德國和西柏林，毒品的交易已擴展成一個緊密的銷售网。這樣一來，就如同那些輕型毒品一樣，人們到處都可以弄到海洛因。事實上已經不存在未曾沾染毒品的地區了：只不過是各地區之間有所不同，傳染危險的尖銳程度有大有小而已。 每個大城市都有其“舞台”，毒品販子將他們的銷售點置于唱片舞廳和青年娛樂中心里。 毒品的無處不在肯定是其消費量日漸增長的決定性因素：一個追求“補償行為”的年輕人不用費難便可以得到。而無論在城市里還是在鄉村，很多年輕人忍受著一种莫大的煩惱，一种感到他們的存在沒有意義而產生的愧疚。他們唯一的消遣便是每周一次到唱片舞廳去。 但是在那里，這部分數量日增的年輕人也少有交往的可能，特別是口頭交往。在被音樂搞得頭昏腦脹之后，失望地走出舞廳：他們又一次感到生活得毫無价值。 這些孩子和年輕人對現實不滿，既不能從他們的未來獲得鼓舞，也不能從他們的經歷中汲取力量。因為他們的童年——這個自發的。相對說來自由成長的。兔除他人操縱的、所以說是均衡的階段，一般在他們進入學校后便告結束。從入學開始，他們的天地便是一個競爭和消极消費的世界。 在這些被剝奪了童年的年輕人身上，想象力是匾乏的，自信心和自制能力是微弱的。他們不停地追求著刺激，卻不能形成自衛能力以對抗那些從他們年幼時便置身其中的消費社會的种种誘惑。 學校的選拔變得日趨嚴峻，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從他們的青春期開始便發現，盡管他們做出种种努力，他們未來的中等財力將不允許他們得到廣告和商店櫥窗所吹噓的那些富于魅力的東西，進入那個從孩提時代就使他們著迷的世界。當然，有時他們做出一副蔑視這一切的樣子，高傲地標榜他們選擇“另外一种生活方式”，但是，更多的人看到自己被拒于消費享樂之外，感到一种苦澀。 金錢越來越起著決定性的作用，甚至在人与人之間的關系中也是如此。為了結識一個姑娘，一個年輕人一開始就得在唱片商店里花上10、20或30馬克，還不算最時髦的衣著、購買唱片和參加流行歌曲音樂會的開銷。對于一個學徒工或中學生來說，這是沉重的。這樣就產生了重大的問題——滴水匯成了河——年輕人用另外的方式來滿足自己的欲望。 父母們無法為他們指出道路，因為他們自己還陷身于難以解決的矛盾之中呢。他們的工作成果——過去的和將來的——不允許他們為自己提供他們追求的或人們告訴他們要追求的東西。与他們的孩子不同，他們并不放棄奔波，而是以雙偌的努力盡心竭力地從事他們在西西弗的勞作，同時卻丟棄了對他人的不幸的諸如友誼、互助、正直、理解的价值。 家庭生活被摧毀過程的規模已經引起了不安。在西柏林，已決定向不少的家庭派出“家庭助理員”（心理學家。社會工作者、大學生等等）。他們在那里看到一种由于敵對情緒和缺乏气息相通的而造成的難以致信的精神不幸。离婚（离婚率不斷上升）、常開的電視、自殺、濫用藥物（真正的“精神支柱”）：這就是很多年輕人的生活環境——還沒加上青春期問題所帶來的煩扰。這個男孩或這個女孩便處于這樣一個有著多處出口的迷宮和若干條稱謂不同的迷廊之中，其中有家庭、消遣、工作前景、校內競爭、性和夢幻。問題是他怎么從中脫身。他找到的出口可能朝向一個會道門，一個酒鬼團伙，也可能是吸毒。而海洛因這种最危險的毒品也是以創紀錄速度“解決”所有問題的最有效的方法。 對于很多處于危險中的年輕人來說，關鍵性的障礙是毒品的价格昂貴，所以姑娘們就成了毒品販子們先于一切的靶子。最近几年，在12到16歲的海洛因消費者中間，姑娘的增長數字遠比男孩子們快得多。由于賣淫可以使她們易于得到錢，毒品販子便把她們視為獵捕對象，從而任意地使她們成為毒品的依附者。 這一切往往是在音響舞廳開始的，方式非常簡單。一個年輕的男人露面了：面相不凡，身穿符合這种場合要求的時髦衣裳。他和年輕的女孩子們搭話，她們發現他很出眾，熱情得讓人傾慕。很快，他向他選中的受害者提供了第一批几小包海洛因，而且是免費的。他重复几次這种做法。于是，又一個姑娘“上鉤”了，而她很可能把毒品引入到她的朋友們的圈子里去。 這种招攬生意的方式是小的二道販子的特點，有時還得付佣金。与中間商和批發商不同，他們本身便是癮君子，而他們獲得的利潤勉強地夠他們維持生計，甚至有時候還得為他們本人需要的海洛因奔忙。他們不需要說服人的才干。年輕人喜歡冒險。可以理解的是，他們期望獲得他人沒有的經驗，而在世界上這种經驗越來越罕見，于是他們抓住了毒品販子的“救援之手”。而在最初結識海洛因之時，他們确實有一种幸福的感覺，一种從所有的煩憂中解脫出來的感覺。 他們不大愿意离開這個与現實完全不同的“超級支柱”，三次之后，精神上對海洛因的依附就形成了。此后，看他們使用海洛因頻率大小，大約几周之后，又輪到了肉体的依附。吸毒者再也离不開海洛因了，否則就得忍受毒癮發作時的种种痛苦症狀，這樣他們就變成了毒品販子的常客。對大部分癮君子來說，他們組成了一條齒輪傳動系統。假如哪個毒品小販被捕了，第二天馬上就有人代替他。每個癮君子都希望自己成為二道販子，認為這樣總比去偷——小偷小摸或溜門撬鎖——去賣淫能更愜意地滿足自己的要求。換句話說，海洛因貿易的蔓延不但為他贏得了客戶，而且准備了未來的銷售人員。在柏林，已經是14到16歲的二道毒品販子“當政”了。 在農村地區，毒品問題還遠遠沒有得到重視，主要是因為其表現還不如城市里那么顯而易見。而或遲或早，一批農村的年輕人會來到城市的大中心，因為在鄉下的村鎮上難于弄到他們所必須的數額越來越大的款項。 毒品癮几乎總會把女人和姑娘們引向賣淫之路，而那些男性吸毒者，絕大部分專搞一些偷盜財產的犯罪勾當：一些去偷倉庫，培訓中心或者運貨汽車；另外一些則去偷手袋、偷展品。而且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窩主，至少有個銷贓點，把這些相机、錄音机，小型家用電器、酒品等賣出去。但無論如何，除非是受人所委，這些贓物所值（當然不是它們的實際价格）只能勉強地給這些癮君子弄來日常所需的海洛因的款項。 由于這筆款數在40到100馬克之間起落，毒品舞台便帶有永遠為錢奔忙的痕印。因為每天必須搞到這么一筆數目的錢的局限。這些吸毒者變得粗野、凶暴、彼此不交往。盡管海洛因的用量不斷加大，但它的快感卻逐漸下降。最后這种快感會完全消失：他們不過是為了逃避癮發時的痛苦而進行注射。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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