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鈾彈 諾貝爾獎能夠改變科學家。對于有些人來說，獎章是一個標志，表明他們已不是昨天的無名小卒，一夜之間已經成了國際上大名鼎鼎的人物；對于另外一些人來說，得獎證書代表著一种通行證，他們將進入新的領域去闖蕩。當然，對于几乎所有的獎主，得獎意味著人生出現了一個轉折的時期，從此開始，成果將不斷減少，研究的中心也逐漸模糊。 鮑林對名聲已經習以為常了。回國以后，面對堆積如山的信函，大把大把的請帖，新聞媒体爭先恐后的采訪，他絲毫也沒有產生飄飄然的感覺。當然，這次得獎确實使他的生活發生了變化。他已為世人公認，登上了科學成就的頂峰，因而不必再擔心自己的學術地位。有了三万五千美元的獎金，他也不必再在經濟上求人了。 這樣，他又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再一次投身于政治活動的天地。他以前曾經迫使自己在政治上沉默，一方面是因為不想丟掉自己的飯碗，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杜布里奇勸說過他，說他的活動對加州理工學院不利。現在，鮑林心里想，倚仗諾貝爾獎的崇高聲譽，他再也用不到有這方面的思想顧慮了，加州理工學院不至于要解雇一個諾貝爾獎得主吧。几個月來慷慨地向他獻出的贊語和頌辭似乎給人以這樣的印象，舊的傷口已逐漸愈合。不管他的政治觀點是什么，他所在的學校可以再次因他而感到自豪了。 比基尼島的核試驗，還有奧本海默的案子，促使鮑林又重新回到社會行動主義的軌道。諾貝爾獎使他有可能全心全意地走這一道路。在接下來的六年時間里，反對核武器的政治活動在鮑林的思想和行動中將會占据壓倒一切的地位。正如加州理工學院院長杜布里奇所說的那樣，“在一段時間里，他与科學已不沾邊了。” 鮑林一回到加州，重點就開始轉移。他在電台和電視台發表了一項聲明，說他這次周游世界后，他開始真正相信，再也不會發生另一次世界大戰。全世界人民都熱愛和平，氫彈使戰爭成了不可想象的事。鮑林寫道，現在的危險并不是戰爭，而是由核武器試驗釋放出來的放射性。“我們到底有什么理由不顧后果地促使人類素質不斷下降呢？”他這樣問道。与此同時，他著重指出，放射性的微小增加，都可能導致發病率上升和畸形儿童數增加。“為了限制或根本禁止一切原子武器的試驗，進行國際談判极為重要。是采取實際行動的時候了。” 他堅信自己的聲明是合情合理的。他曾讀過有關的資料，非常清楚放射性的危害性；他曾与遺傳學家交談，并且与日本科學家交換過意見。對各种動植物進行的試驗已經證實，基因會受到放射性的破坏，而且還有一些初步的證据表明，受到照射的放射性越強，這种破坏就越嚴重。放射性減小，其破坏程度會直線下降。非常令人信服的證据表明，只有放射性完全消失，這种破坏才能真正停下來。因此，放射性的微小增加都可能給人体健康帶來更多的麻煩，這种風險雖不大，但确實是存在的。 這是有關數据顯示的結果，不過仍需做更多的研究工作來證明這一點。特別是對人体健康的影響，更加需要過硬的證据。當然，已有足夠的證据讓人擔憂了。鮑林和許多科學家相信，核武器試驗及其放射性塵埃的增加，對人類健康是一大危險。對動物所作的研究已經表明，放射性能破坏卵細胞和精細胞，導致生育方面的缺陷。另外也有一些證据顯示，放射性能損害体內其他類型的細胞，使癌症的發病率上升。盡管這么說，畢竟几乎還沒有人直接考察過，放射性微量增加，比方說，放射性塵埃增多，到底會產生怎樣的結果。 不過，鮑林在自己的談話中很少有模棱兩可的說法。他接受了全國廣播公司的采訪，因此受到全國上下的注意。他在講話中斷言，“白血病是一大危險，”并且聲稱，放射性塵埃也許足以在易感人群身上誘發這种形式的血癌。 1955年春季的一段時間里，鮑林在日本的所見所聞已廣為人知。日本學者毫不含糊地說，比基尼島試驗的決非普通的氫彈，不但其能量要比普通氫彈大好几倍——其威力足以穿透低層大气而將塵埃噴射至同溫層中，懸浮在那里的塵埃可以擴散到世界每一個角落——而且它形成的放射性塵埃數量也大大超過了以前任何一种核武器試驗所產生的散落物質。 看來，在比基尼島投放的炸彈是一种新型武器。日本人對放射性塵埃所作的分析提供了更多的證据。塵埃中有各种各樣奇怪的同位素，其中有些同位素只能是鈾裂變的副產品一這就令人疑惑不解了，因為普通鈾比較穩定，在標准的原子彈中無法使用，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科學家花了大量時間和金錢，提煉出一种稀有且爆炸性更強的同位素。物理學家認為，普通鈾一定要有大量能量的激發，才能進入爆炸反應的狀態。。 現在看來，這就是比基尼島發生的事。很清楚，在那里進行的爆炸試驗使用的是一种三級裝置：先是用廣島式裂變彈激發一种聚變型氫彈，然后用其產生的能量使其外層的普通鈾發生裂變。這种裂變一聚變二裂變的設計是非常巧妙的，用很少一點錢就能极大地增大氫彈的威力。從理論上講——這也是使鮑林那樣的科學家感到惊恐不安的原因之——只要簡單地利用价格便宜且很容易得到的一點鈾，就可以造出這樣一种威力無比的核彈來。 用這种辦法得到了后人所稱的“鈾彈”，其威力之大令人咋舌，其肮髒程度難以想象。鈾彈的研制激起了新的一輪世界范圍內激烈反對核武器的浪潮。 1955年7月，英國哲學家、數學家、和平主義者羅素，有感于比基尼島試驗所造成的放射性污染，拍案而起，公開發表了一份由他本人、愛因斯坦和另外八位著名科學家簽署的反對核戰爭的聲明——這也是愛因斯坦臨終前簽署的最后一份公開文件。當羅素來函征求鮑林的幫助時，鮑林正好有事在外，几天之后，他就致電表示贊成這一聲明，因此，他成了這份聲明的第十一位簽署人。后人將這份聲明稱為羅素一愛因斯坦宣言。 “人們擔心，要是有許多氫彈投入使用，那就會帶來普遍的死亡——突然死亡的是少數人，多數人將在疾病和衰弱中承受緩慢的折磨，”這份宣言這樣說道。“如果讓我們選擇，那么展示在我們面前的將是幸福、知識和智慧的不斷涌現。然而，我們會不會選擇死亡，僅僅是因為我們無法忘記彼此之間的爭吵？作為人類的一部分，我們向全人類呼吁：記住你們的人性，忘記其余的一切。如果你們能做到這一點，那么進入新的樂園的道路將暢通無阻；要是你們做不到，那么你們面臨的將是普遍死亡的危險。” 宣言的用詞使人想起了原子科學家緊急委員會的早期歲月。那時，科學家面對的也是威力巨大的新武器，一樣的動机，一樣的緊迫感，一樣的感受。只有科學家將事實真相告訴公眾，人們對核武器的厭惡才會帶來有序的新世界。愛因斯坦的逝世，在獻身于和平事業的科學家的精神領導這一問題上造成了一种真空。羅素只能在英國發揮自己的作用；在美國，就要由鮑林來舉起這面旗幟了。 已經到了1956年，根据鮑林自己的估算，他用了一半的時間閱讀和談論有關核彈和放射性塵埃的資料。他專心致志地查閱政府的報告、有關核戰爭的書籍、關于遺傳机理的科研文獻以及人們對核武器試驗的見聞等等，夜以繼日地尋找著有關的真理。 原子能委員會發言人為了消除公眾的擔心，聲稱大家每天都處在自然界放射性的包圍中，因為在地面上受到的太陽輻射和宇宙射線中，就有自然狀態下的放射性同位素。他們說，在這种“基底輻射”的基礎上，由于核試驗而增大百分之一的放射量，對每個具体的人來說，其影響是微不足道的。然而，無論怎樣說，低劑量輻射与人類疾病之間有沒有直接的聯系，此時并沒有任何過硬的資料。6月，原子能委員會總干事劉易斯·斯特勞斯在一次內科醫生的會議上保證，到那時為止，所有核試驗釋放出來的放射性塵埃總量，使每一個具体的人受到的額外輻射量，并不比一次Ｘ光胸透更大。他說，有人聲稱，核試驗污染了大气，將來怪胎會增多，這是“不負責任的說法”。 鮑林認識到，原子能委員會對有關資料的解釋是片面的，因為它將重點放在每一個具体的人身上，而不是放在總体的人群上。低劑量輻射對每一個具体的人來說影響不大——如果不對人口總体作測算，這种影響确實是微乎其微的。鮑林說，如果認為全世界每年發生的總共150万例胎儿畸形都是由自然界中的基底輻射造成的——作為遺傳學證据，這是一個重要然而又是可以質疑的假設——那么，因核武器試驗使其基底輻射增大1％，就會造成每年多生出來15000名畸形胎儿。個人承受的危險較小，但總体上累積起來就是15000名畸形嬰儿，這一數字是触目惊心的。鮑林和另外一些人開始使用的就是這一類數字。 盡管原子能委員會不肯提供确切的資料，全世界的研究人員只好埋頭于分析放射性塵埃的情況。這方面得到的信息越多，公眾就越感到放不下心來。鈾彈爆炸以后，其外層物質生成了各种各樣奇特的放射性產物，其中一种則很快引起了美國公眾的警覺：鍶90。這是一种生存期很長的同位素，在原子試驗以前，地球上從未看到過。鍶90很像鈣，因而就特別危險。研究人員很快就能表明，雨水穿過放射性塵埃落到地面，鍶90就會被青草吸收，牛吃了這种草，就會通過牛奶傳給人体，沉積在人体骨骼中，特別是正在發育的儿童骨骼中。錫叨一旦進入骨骼，就發生衰變，從而使周圍組織受到輻射。在1956年這一年中，鮑林和另外一些科學家為千百万戶家庭形象鮮明地描繪了儿童牛奶受到放射性污染的情景，給人們留下了刻骨銘心的記憶。試驗一枚核彈，不再是本國的事情；它的影響會隨風飄散到整個世界的四面八方。 鮑林重新投身于政治活動，其范圍已不只限于發表一些反對核武器試驗的聲明。他參加了科學社會責任學會。這是一個由科學家組成的和平主義左翼團体。另外，他又重新活躍在人權領域，曾經簽署了一份請愿書，敦促國會宣布1950年國內安全法違背了美國憲法；他還積极發起成立美國人自由公民委員會。1955年11月，他被召前往華盛頓，這一次是以友好證人的身份作證，在一個根据第一修正案賦予的權力而成立的國會小組委員會前，說明他在護照問題上受到的种种阻撓。這個小組委員會的主席是長久以來一直反對麥卡錫的托馬斯·赫明斯。 赫明斯的小組委員會召開了若干次听證會，鮑林的大名又回到了新聞媒体上（《帕薩迪納報》的醒目標題是：“鮑林訴說國務院‘荒唐事’”），照例又引來了一系列反應。富爾頓·劉易斯是一家保守報紙的專欄評論員。与聯邦調查局的關系很密切，他攻擊鮑林的證詞有偏見，因為他積极參加了共產党陣線的活動，并且歷數了一長串這類活動的名稱。第二個月，相對于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在國會的另一部分中有一個名叫參議院國內安全委員會的机构，它出版了一本書，書名為（美國共產党：是何物？干何事？——美國人必讀的手冊》。書中羅列了82名“共產党陣線最為積极的典型的倡導者”，鮑林是其中之一。看來，諾貝爾獎也決不是抵御政治迫害的擋箭牌。 鮑林還發現，加州理工學院董事會私下里捕前咕咕的抱怨，此時又一次演化成公開的咆哮。由于鮑林的緣故，兩名董事會成員里斯·泰勒和赫伯特·胡佛已先后辭職；此時，約翰·麥科恩這位南加州國防工業方面飛黃騰達的人物，帶頭發難要求驅赶這個頗有爭議的科學家。杜布里奇堅定地執行他一貫采用的方針：在公開場合，支持鮑林發表意見的權利——特別是在核試驗問題上，杜布里奇本人對其軍事上的价值也持怀疑的態度——而在私下里，對他手下這位桀騖不訓的系主任施加壓力，讓他降低一下講話的調門。 鮑林的朋友們又一次构筑了為他辯護的防線。在全國廣播公司的電視上，哈羅德·烏雷稱鮑林是一位“极其卓越而又正直”的人物。他還向公眾揭露，鮑林曾因政治方面的原因被剝奪了由美國公共衛生服務處提供的資助。比德爾在加州理工學院校友雜志上發表一篇不同尋常的文章，為鮑林辯護。他稱贊了鮑林的自主精神，痛斥安全和忠誠審查的制度。然后，他尖銳地聲稱：“加州理工學院有一位真正懂得學術自由含義的院長，為此我感到驕傲……董事會沒有在疑心病前低頭，我表示深深的感謝。” 甚至鮑林手下的辦事人員也站出來為他辯護。其中有一位秘書到當地一家百貨公司采購物品，与營業員聊天。當這位營業員得知她在為萊納斯·鮑林工作時。問道：“您是為那個共產党分子干活的？” “不，他不是共產党員，”鮑林的這位秘書答道。“如果說有人清楚的話，那我應當最清楚，因為我分管他的私人檔案已經有好几年了。我在他的往來信件中，從來沒有看到任何材料可以表明他是一個共產党員。”她扔下了原想購買的東西，憤然离開了商店。 鮑林此時對這一切已經習以為常了，因此，對于杜布里奇關于學術責任之類的談話也已經習慣。無論在私下里談話，或者在公開場合發表演說，他都說得非常清楚，他不主張政治上的急進冒險主義，也不打算在加州理工學院學生中散布左翼思想。与此相反，他勸學生們听一听亞里士多德的教導：“年輕人應當成為數學家，老年人應當是政治家。” 就這樣，他堅持不懈地為了和平和結束核彈試驗而奮力抗爭著。 先天性白痴 鮑林政治活動的任務日益繁重，但他仍能抽出時間從事科學研究。他親自掌管研究組蛋白質結构的課題，對核酸結构不時地提出一些修改的意見——他終于与科里一起，對沃森和克里克的雙螺旋結构作出了他自己的貢獻：在每一對鹼基中增加一條氫鍵——同時，他最后完成了對教會實驗室進行裝備的艱巨任務。 多年來，他一直在談論將化學應用于生物學研究可能會得到哪些發現。利用他創造的分子型疾病模型來解釋鐮狀細胞貧血症就是一例。他在斯德哥爾摩時，甚至還听到有人議論，能不能考慮授予鮑林一個諾貝爾生理學和醫學獎，以表彰他的這一成果。他非常清楚，鐮狀細胞的研究极為重要，肯定還有許多其他疾病的治療可以得益于与此相似的分析。雖然依泰譜新近离開帕薩迪納去國家醫學研究院工作，他將非正常的血紅蛋白這個課題帶走了，但還有許多其他領域可以用分子模型進行研究。鮑林簡要地考慮了一种攻克癌症的方法，但也估計到已有許多學者在這一領地上牢牢地扎下了根。他曾想到過肌肉營養不良症，然而他最終決定還是不碰這個課題為好。 1955年夏天，他找到了自己一直在尋找的事情。他以前曾經讀過一些有關大腦生理的資料，特別關注具体分子參与大腦功能活動的方式。無意中他讀到了對一种少見的生化缺陷的論述，這是由于氨基酸中苯基丙氨酸的新陳代謝失調引起的，血液和小便中可以找到這种物質以及其他有關的成分。不知何种原因，這种生化失衡現象就會導致思維障礙。這一疾病就是后來人們所說的苯丙酮尿症（PKU）。 鮑林讀到這一材料后，馬上就想到，這种情況是因為缺少一种□而引起的，這种□有助于苯基丙氨酸的新陳代謝。換句話說，苯丙酮尿症是一种分子型疾病。這就是他一直在尋找的一個研究工作的切人點。也許他能夠證明這是由于一种□的缺失引起的結果，要是能將這种缺失的□分离出來，就可進行專門的研究、“當然，不能奢望這類研究就能馬上得到醫治這种病症的方法——我們的主要著眼點是獲取与大腦疾病的本質有關的基本信息，這對以后尋找新的醫療方法會有很大的幫助，”他在給表弟理查德·摩根的信中這樣寫道。后者當時是加州精神病治療中心的一位統計師。 苯丙酮尿症將一种特殊的□与一些嚴重的認知障礙性疾病聯系起來了。一個新的非常廣泛的研究領域敞開了大門：在分子學水平上研究精神性疾病。鮑林請摩根幫助做一些奠基性工作，他這位表弟則介紹他認識了醫療中心另外几位精神病專家。這些專家有可能向鮑林提供一些其他精神病患者類似的生化异常症狀的資料。鮑林發現，精神性疾病在美國的所有住院病人中所占的比例也許有10％，然而誰也沒有根据他建議的思路作過實驗的嘗試。利用他提出的分子型疾病的模型，很有可能對大腦工作的机理出人意料地作出重要的發現。 摩根在太平洋州立醫院安排了鮑林与几位當地精神病專家的會見。這家醫院是洛杉磯地區專門醫治精神病的机构。鮑林的這次訪問為自己提供了一次冷靜思考的机會。他從一個病房走到另一個病房，住在那里的全是智力遲鈍或有精神缺陷的儿童。有些小家伙患的是苯丙酮尿症和脂肪軟骨營養不良症，也有一些少年存在著原因不明的智力障礙。鮑林一向認為人的思維能力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面對這么多人因失去這种能力而造成的后果，他在內心深處被深深地触動了。他看到，有些人的講話和推理已完全失常，有些人的行為和動作則非常怪异，這些典型的生理症狀反映了思維過程的內在功能已喪大。人類智力的喪失乃是一种可悲的現象，他相信，這是雙螺旋受到損害或□功能失凋造成的結果，這是构成分子的部件發生錯位而給大腦帶來的危害。他可以幫助找到這些情況發生的原因，他也許能夠治療或預防至少是其中某几种疾病。 這家醫院收治的病人大多數是先天性白痴，當時人們就是這樣稱呼他們的。該院治療部主任認為，這類病症是他們從父母那里繼承下來的遺傳性缺陷引起的。他對鮑林說，這些父母本人也許完全是正常的，不過，可以從某些特定的外表將他們區分開來——可以看一看他們的耳朵、雙手以及其他器官的外形。他還告訴鮑林，這同樣是一個有待研究而且很有希望出成果的研究領域，他們醫院中有几百個先天性白痴，而患有苯丙酮尿症的患者一共是14人。 鮑林看到了自己想看的一切。拜訪這家精神病醫院后不到一個月，他就起草了一份要求巨額資助的報告，請求福特基金會提供80万美元，以便在分子學水平上對精神病作為期七年的研究。一部分錢將用于尋找造成苯丙酮尿症的异常□，最終的目標是創造一种診治這种疾病的簡單方法。另一部分研究工作將涉及到運用流行的尿分析方法檢測這种疾病的病程；還有一部分錢將用來研究造成先天性痴呆和其他精神性缺陷生化异常的机理。 鮑林雖然沒有爭取到所需的數額，但他提出的資助要求仍然得到了慷慨的回報：第二年春天，他得到通知，福特基金會將向他提供為期五年總數為45万美元的資助。這是又一筆巨額的資助，也是將鮑林在化學上的觀點推進到一個全新領域所作的又一次開創性努力，同時也是最新的一個證据，表明加州理工學院化學和化學工程系在世界上最具有高瞻遠矚的目光。 但是，全校引起的反應卻异常平靜。鮑林的研究組人員，新來的教師和學生，他們曾經幫助過他開展蛋白質研究，因而完全懂得鮑林正在做的事；但是，較早時候被諾伊斯雇用的那些教師，對此事卻持嘲笑怀疑的態度。從這樣一些智力遲鈍的儿童身上收集尿樣，這与化學有什么相干？這屬于醫學研究的領域，加州理工學院化學系為什么要在醫學研究上多管閒事？諾伊斯曾經建造了物理化學的殿堂，而鮑林作為系主任卻要把這座大廈毀掉，竟然將自己的全部時間和精力花在那些愈來愈离譜的事情上。請看一下教會實驗室工作場地安排的情況吧。那些寬敞的新套間全被用于免疫學研究以及現在即將進行的醫學研究課題上，至于那些堅持科學核心領域中工作的物理化學家和分析化學家，只能擁擠在年久失修的蓋茨實驗室和克萊林實驗室大樓里。在這些老資格的教職員心同中，鮑林打破了化學系的平衡。再說，其中還有一個個人品質的問題。鮑林雇用的許多人都服服貼貼地支持他研究的目標，善于獨立思考的人都走了，撈到這些工作崗位的都是一些實驗技術也懂一點然而決不是教授材料的人。另外，還有一些是左翼思想濃厚的醫生，他們也被雇來認事他的醫學項目的研究。在這些老資格的教職員眼里，在新近雇用的人中，只有一個人有真才實學，就是杰克·羅伯茨，這是一位在有机化學領域里正在升起的新秀，他十分熟悉核磁共振的使用方法。羅伯茨是這些老資格教授可以相處的一個新人。 化學系內部的抱怨反映到了杜布里奇的辦公室，杜布里奇抱著同情的態度听取了他們的意見。他并不反對有關精神病研究的課題，盡管他也認為這是遠离化學核心基礎的研究。不過，他真的非常擔心鮑林在化學系系主任這個位置上總体的表現。鮑林似乎不再關心他這個系的事情了。他在獲得諾貝爾獎以后，似乎不再置身于加州理工學院里一樣，几乎全部時間都用在全國各地的旅行，除了日程上已經排得非常緊張的政治性和化學學術性講演外，現在還要去各式各樣的心理學和精神病醫療机构和團体作報告。而在這里的時候，他似乎有點不受控制了。此時，正值弗洛伊德主義及其繁复的分支盛极一時的歲月，許多精神病專家和心理學家都相信，精神性疾病的根子扎在患者的經歷中，而不是扎在分子中。1956年5月，鮑林在美國精神病學會的一次全國性會議上發言，触犯了与會的許多听眾：“我可以肯定地說，大多數精神病源出于化學。”接下去，他又特別以精神分裂症為例，認為這是分子失衡引起的結果。在此之后的提問階段，他又承認還不能證明這一點，但他是憑自己的“直覺”進行工作的。 杜布里奇吃不准鮑林的設想是不是無的放矢，對于他的董事會來說，比這更為重要——而且更令人煩惱——的是鮑林所從事的政治活動。有些事情是無關緊要的，比方說，1956年，鮑林出現在《青年人須知》這一檔電視節目中，他告訴美國青少年說，他所進行的科學研究使他怀疑上帝是不是存在。更為重要的是，他始終如一地不滿核武器試驗，而且反對的態度愈來愈激烈。到1956年年中，科學家已經普遍同意鮑林的觀點，就是大气層中放射性增加是一件坏事——6月份，國家科學院發表了一份報告，稱“放射性有一個安全劑量這一個概念是沒有道理的，”這份報告特別警告說，長期的遺傳性影響可能是鍶90在骨骼中積淀下來的結果——但是，對于鮑林這樣的觀點，即這是對人体健康的一种重要的危險，當時人們尚未達成普遍的共識。國家科學院調查組尚未發現有确實的證据，可以說明放射性塵埃會引起白血病和其他疚病發病率上升，盡管他們得出結論說，不能排除放射性塵埃對平均壽命會產生微小的影響，但他們仍然一致認為，就對人体健康的危險而言，与醫療上Ｘ光照射相比，放射性塵埃算不了什么。 鮑林根据對動物所作的研究，收集了進行限定劑量的輻射而得出的有關數据，并對其進行統計學分析和推斷。他反复對這些結果進行分析和修正，終于得到了這樣的結論：每一次對試驗總体增大輻射的劑量，都會縮短某一個体的壽命，不是引發癌症，就是導致“未老先衰”的現象。他計算了總体的平均值，得到了一個數据，就是每增大1倫琴的輻射量，平均壽命就要縮短兩三個星期。他在后來所寫的几十次報告和文章中都引用了這個數字。 他知道怎樣進入報紙的大標題。有一天，他接到內華達州多諾帕市一名婦女打來的電話。她告訴鮑林，她認為，那里嚴重的放射性塵埃導致了她七歲的儿子生了白血病，并且奪走了他的生命，還有許多人眼睛病也与此有關，當地的報紙卻拒絕刊登這一類觀測得到的材料。鮑林受到這一電話的啟發和促動，提筆寫信給多諾帕《時代—繁榮報》編輯，附上了他對當地居民可能受到傷害的估計。在那個放射性塵埃積聚的地區，放射量增加了5倫琴，當地居民的平均壽命大約要縮短3個月，鮑林這么說。他還告訴編輯，將這個數字乘上當地的人口數，你就能作出估計，這些核試驗剝奪了內華達人的壽命總共是一千年。這一項估計終于進入了報紙的大標題。鮑林還提醒一位進行調查的新聞記者，注意一下內華達受放射性塵埃影響的地區癌症的發病率。這些內容后來都在全國性媒体上進行了報道。 大多數科學家都套用國家科學院提出的口徑——放射性塵埃有危害，但危害不嚴重——鮑林再次發現自己受到人們的嘲諷，被人看作為喜歡吵吵鬧鬧瞎起哄而且有點歇斯底里的少數派領袖，利用放射性塵埃問題作為實現明顯的政治企圖和達到和平主義目的的工具。只有在反對核武器試驗的少數激進分子的眼里，鮑林才是一位真正的英雄。 在另一方面，竭力主張增強國防的人則變本加厲地強化了宣傳的攻勢。他們一再向公眾保證，放射性塵埃是安全的。原子能委員會主任斯特勞斯，還有他的首席科學顧問、受人尊敬的放射物理學專家威廉·利比，到處宣稱核試驗對基底輻射的增加是微不足道的，并且故意縮小鍶90可能帶來的不良后果。他們憑空設想了這樣一個問題讓人們選擇：一方面，人類中為數极少的几個人健康將受到影響，而且這种影響還有待于驗證，也許完全是可以忽略的；另一方面，停止進行核試驗，美國在軍備競賽中甘拜下風，然后讓共產党獨霸全世界。為了給自己的論點增加更多的份量，他們還用冷戰式思維強調了國家安全的重要性：俄國人的地面部隊比西方國家要強大得多，只有美英兩國的原子武器才能夠遏制他們。如果停止核試驗，西方社會就會喪失這一重大的軍事优勢，赤色的潮水就會壓過來。 這一類公關宣傳是非常奏效的，它成功地將建議中止核試驗的鮑林式人物与反美親共的立場聯系起來了。這种宣傳使阿德萊·斯蒂文森在1956年秋季爭當總統候選人的計划落了空，因為他主張停止這類核試驗，并且將其作為他競選的策略之一。此外，這种宣傳也使大多數反對核試驗的科學家封起了自己的嘴巴。“對于政府某些壓制的行為，大家已漠不關心，這是頗為令人吃惊的事，”鮑林在1956年對一位作電視采訪的記者說。“据我的估計，十年以前在談論時事，特別是談論原子彈問題以及戰爭与和平問題的人，十人中只有一人仍然敢于講話，其余的人都閉上了嘴。” 那么多人后退了，鮑林也就成了全國范圍內反對核試驗的帶頭羊。他到處發表講話，通過盡可能多的渠道，對微量輻射可能帶來的影響宣傳自己的看法。他對放射性塵埃對人類健康的影響作出了令人震惊的估計，進而還論述了對今后几代人可能造成的危害，從而有力地駁斥了原子能委員會所作的保證。一些政客和記者重新開始對鮑林的信譽進行攻擊，但是，鮑林依然精神抖擻，整個身心再次投入到這場偉大的斗爭。到那時為止，誰也沒有表明鮑林對核試驗給人類健康造成的危害所作的統計分析是錯誤的。要是沒有人能做到這一點，他是決心要斗爭到底的。 愛娃，琳達，鹿窩牧場 孩子們一個個長大成人，离開了家——最小的孩子克萊林現在也上大學了——愛娃·海倫對鮑林的影響更大了。她現在始終陪伴在他的身邊，出外時也形影不离，為他潤色每一次講話，幫助他樹立信心，強調他作為一名全國的知名人士，其重要性与日俱增。愛娃是鮑林最親密的朋友，也是他政治上的良師，鼓勵他勇往直前的伙伴。她的觀點對鮑林產生的影響，比成百上千政治家、行政長官和報刊評論員對他的影響還要大得多。他倆的關系經受了艱難時世風風雨雨的考驗，他們攜手面對各种各樣的問題，同享成功帶來的喜悅。這一切都使他們彼此之間更加心心相印了。 愛娃此時也有時間從事政治活動了。她現在能更加主動地幫助鮑林在某些問題上更加完善他的看法，鼓勵他更加積极地投身于各种各樣的活動，使他關心和注目的視野更加廣闊和清晰。此時，鮑林仍然是這個兩人世界的發言人，仍然由他公開地表達兩人共同的情感。不過，對于他應當說哪些話，愛娃無疑是一位重要的指導者。當然，愛娃本人一直沒有這樣說，一直到后來她才承認這一點，她的話說得很簡單：“我想我向他介紹了一些他也許一時沒有看清的事情。” 在鮑林獲得諾貝爾獎以后，他倆開始到鄉下找一個地方住下來，也許要靠近海邊的某個地方。在那里，兩人可以單獨在一起，逃避帕薩迪納的工業煙霧和壓力。他們驅車飛馳在洛杉磯和舊金山之間婉延曲折的海濱公路上，周圍是名為大蘇爾的崎嶇多山的丘陵地帶。一幕幕如畫的風景映入他們的眼帘，猶如置身在与世隔絕的桃花園世界。他們在緊靠公路的一片高高的山坡上停了下來。眺望遠方，是浩瀚的海洋，俯視腳下，是一塊呈山角狀的巨大陸地，它伸展到廣闊的水域中，滿山遍野一片郁郁蔥蔥的美麗景色，實在是一個理想的地方。山腳下流淌著一條小溪，靠近海岸有一所小屋。“這可是一塊完美無假的寶地，”鮑林對妻子情不自禁地說。 他們發現，這儿原先是放牛的牧場，面積一共是122公頃，可供出售。他們找來了地產商，和他一道沿著牧場的一條土路，在布滿車轍的路面上顛簸著開車下山。他們在牧場上走了一大圈，感到很滿意。這座小屋建造于上一個世紀之交，里面仍然保留著一具巨大的木制爐灶，還有一些用了很久的家具；另有一間風雨飄搖的谷倉。牛群在牧場上自由自在地溜達，旁邊還栓著兩匹馬。鮑林夫婦一下子就迷上了這個地方。 他們用鮑林得到的諾貝爾獎金將牧場的一切全買了下來，其中也包括那具木制的爐灶。他們將這個地方改名為“鹿寓牧場”。從此開始，他們要盡量抽時間到這里生活。這里，是他們兩人的避風港，反正連一部電話都沒有，可以待上整整一星期而不見第三個人影。這里，他們可以栖息在一片高高的岩架上，下面是大海，浪濤拍岸，海風呼號，小鳥惆瞅，除了這些大自然的聲音外，再也沒有什么可以使他們分心了。鮑林可以聚精會神地思考一個個問題，不用擔心受到別人的干扰，愛娃則在廚房里一心烘烤她的面包。有時候，兩個人手攙著手，在牧場的草地上長時間漫步，談論著那些說不完的往事。 孩子們算是長大成人了，但仍不免讓人操心。1956年夏天，照例經過了一番周折，鮑林又得到了前往歐洲的護照。公開的理由是在羅馬舉行的一次典禮上作主題發言，紀念偉大的化學家阿佛加德羅的百年忌辰。當然，鮑林順便也需要關心一下孩子們的情況。 彼得新近与一名姑娘結了婚，鮑林夫婦從來沒有与她見過面。彼得在卡文迪什實驗室攻讀博士學位，現已到了最后的階段，此時他正因為碰到了困難而發愁。鮑林停留的第一站是英國，在那里他要和肯德魯談論有關的情況。通過交談，鮑林清楚地感到，他的第二個儿子在蛋白質研究領域里不會有多大的作為，結果，彼得轉學到倫敦大學無机化學專業繼續進修。 琳達的問題甚至更麻煩。她1951年開始在里德學院上學，不久，她就從一個嬌小姐變成了一名自由自在的大學生。這個學校是位于波特蘭的一所規模不大的文科大學。琳達在那里結識了許多新朋友，對社會上人与人之間的交往有了新的看法。“我發現自己的确難以理解這些年輕人，”鮑林向一位朋友坦率地承認了這一點。琳達在里德學院畢業以后，動身去英國探望彼得。父母原以為這是一次短暫的旅行，不料她卻留在彼得那里不走了。她從彼得的朋友那里受到熱烈的歡迎。這是一群年輕而又愛好聚會的美國籍學生和博士后研究者，其中也夾雜著少數很有意思的英國青年。開始時，鮑林每月寄給琳達100美元作為生活費，后來看到她無意回家，就直接寄去了一張飛机票，命令她馬上回國。她卻把這張飛机票退掉了，兌成了現鈔；繼續留在那里，并且還在一對夫婦家找到了一份活。男主人名叫弗朗西斯·克里克，他的妻子叫奧迪爾。琳達在他們家幫助熨燙克里克的襯衣，并負責照顧他們的几個小孩。這家所住寓所的名字叫“金色螺旋屋”。每當夜幕降臨后，琳達這位來自异鄉的美國姑娘，柳腰細身，一頭金發，成了劍橋社交場合眾人注目的中心。她年輕美麗，獨自一人在歐洲闖蕩，周圍男友云集，其中至少有一位可以稱得上是她的未婚夫。她曾經匆匆忙忙赶赴英格蘭，与一位動物學教授會面，与他和另一位朋友在愛丁堡的一所尖頂小屋里度過了几個星期。后來，1956年春天，她終于在意大利佛羅倫薩安頓下來了，不時地听一些藝術類課程，有時則泡在咖啡廳和博物館自娛。 1956年6月，兩年多時間里沒有与父母見面的琳達，終于在羅馬与父母會合了。“真不知道怎么辦才好，”愛娃在琳達來到的那一天日記上寫道。作為父母，他們對女儿近年來的作為很不高興，但又不想讓過去的事影響到他們之間的關系。琳達注意到鮑林收到了意大利共和國的通知，邀請他參加紀念阿佛加德羅的隆重典禮。她陪同父母在意大利各地游覽觀光了一個月。他們下榻于第一流賓館，在最高級的餐廳里用餐。然而，當他們開口要女儿一道回到帕薩迪納的時候，琳達一口回絕了他們。她在意大利又停留了一個月光景，然后，鈔票逐漸用光，再加上患了嚴重的呼吸道感染，她不得不踏上了歸國之路。 琳達在家休養了一段時間，身体逐漸康复。鮑林夫婦嘗試了新的辦法來對待女儿。從琳達回家的那一天起，他們故意讓她經常与鮑林的一個研究生長時間待在一塊。這是一位聰明俊俏的青年，專業是地質學，名叫巴克萊·卡姆。一直到1957年夏天，琳達才真正安下心來：她住在家中，白天在加州理工學院科里手下干活掙錢，有時候也為卡姆做晚飯。鮑林高興地注意到，卡姆“往往在我們家不想离去”。兩人有意作媒，事情也就成功了。1957年的一個陽光艷麗的日子，鮑林手挽著琳達，當著兩百多位來賓，緩緩穿過他家梅德爾寓所面前的草坪，將她領到卡姆跟前——此時，卡姆已是地質系助理教授——就這樣，卡姆和琳達結了婚。 請愿的權利 1957年的一年里，由于政治活動和廣為人知的精神病研究，鮑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忙碌了。在他的辦公桌上，邀請書堆積如山。都是要他去作報告，談論化學、醫學和核武器等方面的問題。邀請單位有中學、婦女組織、醫院、大學、學術机构和各种各樣的社會團体。紐約市教師聯合會給他發獎，表彰他為教育界爭取自由的事業作出了杰出的貢獻；羅斯威爾·派克紀念會聘請他擔任該會顧問委員會成員；美國醫療化學家協會授予他名譽會員的稱號；國家科學基金會為理科教師拍攝了關于化學鍵的彩色科教系列片，請他擔任特邀的佳賓。与此同時，他開始修訂《化學鍵的本質》一書，另外還要安排在夏天再訪歐洲。 鮑林一如繼往，主張禁止核武器試驗，并一再重申放射性塵埃會給人体帶來危險，這与羅素和另外一些人的努力是不謀而合的。這些活動似乎正在發生一定的影響。3月，日本政府派遣了一位放射性專家去世界各地游說，呼吁禁止這一類核試驗。4月，英國工党警覺到鍶90的數量在不斷上升，因此開始在禁試方面采取一系列行動。尼赫魯向世界正式呼吁，支持禁試活動。德高望重過著獨居生活的內科醫生施韋策１，一生都在非洲中部為百姓治病，也在電台里向全世界發出呼吁——鮑林將其稱為“一份偉大的文件”——要求公眾行動起來禁止核試驗。世界基督教聯合會、西德聯邦議會和羅馬教皇都齊聲要求停止核試驗。 １施韋策（Albert Schweitzer，187l—1965），德國神學家、哲學家、管風琴家、赤道非洲傳教醫師，獲1952年諾貝爾和平獎，著有《文化哲學》、《使徒保羅的奧秘》等。 他們的呼聲得到了英國原子科學家協會發表的一份報告的支持。根据這份報告的估計，每次試驗百万吨級的核彈，就會有一千人死于由此引起的各种疾病。鮑林又將這一證据向前推進了一步，在芝加哥舉行的一次集會上，他告訴在場听眾說，他對放射性塵埃作了測試，由此得到結論，由于核武器試驗，有一万個人將會死于白血病。如果保持當前的試驗水平，那么由于遺傳變异而生病的比率將會上升1％。原子能委員會發言人比爾·利比得知這一數据后立即致函鮑林，想知道鮑林是在哪里得到這一估計數字的，信中還加上了一句：“我在有關的武器試驗問題上負有非常嚴肅的責任，因此我渴望知道我們是否犯了什么錯誤。”鮑林回信說，他這些意見是在一次演講后回答听眾提問時隨口說出的，利比可以查閱他公開發表的報告，他曾根据對食物鏈中鍶90的含量所作的估計進行過計算。 對輻射引起傷害的程度進行估計，當然不能把話說死。況且，有關數据都是根据初步的科學調查測算出來的，出于特定的政治需要，完全可以用扭曲的方式作出不同的解釋。“這一領域里的估計值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具有不确定性，”鮑林在1957年寫道，“但我認為，我們應當從最坏處看想，決不能用最好的可能性麻痹自己。”為了引起全國上下各方面人士的注意和重視，鮑林通過各种渠道，利用一切机會和手段，不厭其煩地將他這种從最坏處著想的觀點廣為宣傳，几乎使其達到了婦孺皆知家喻戶曉的地步。 原子能委員會使用的是同樣的數据，但強調了与之相反的极端，只談少數人可能面臨的風險，目的是向公眾保證，核試驗帶來的危險性并不比戴普通的夜光手表更大。 事實上，兩方面都是正确的。但是，鮑林基于總体的統計數据而得出的估計——核試驗將會導致成千上万個嬰儿患有先大性毛病——對公眾的影響更大。1956年秋天，大多數美國人還不贊成禁止核試驗，然而到了1957年春天，几乎有三分之二的人認為，要是其他國家也答應，就應當禁止核試驗。 鮑林感到風向已改變，因此，5月15日，他在圣路易斯華盛頓大學的一個紀念日集會上，發表了一篇火力很猛的反核演說。他談到了變异基因与鐮狀細胞貧血症和苯丙酮尿症之間的聯系，并將這种變异現象日益增多的危險与放射性塵埃結合在一起進行分析，同時還引述了施韋策的呼吁。他對与會听眾說：“我相信，誰都不應當成為完善核武器這一研究項目的犧牲品。”此時，場上響起了暴風雨般的掌聲。結束時，他引用了他本人非常喜歡的一段富蘭克林１話：“如今，真正的科學正在取得飛速的進步，有時候我甚至后悔自己生得太早了。我們無法想象一千年以后人類征服自然界的力量是多么強大。天哪！但愿道德科學能夠得到理性的發展，以至人与人之間不再進行你死我活的爭斗，人類最終將學會做真正的人，盡管他們今天還不夠格。”在場的師生員工都站了起來，長時間地歡呼和喝彩。散會后，听眾將鮑林圍了起來，他們急切地希望知道自己可以做哪些有益的事。 １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1706－1790），美國政治家和科學家。曾參加起草美國獨立宣言（1776），出使法國（1776—l785），締結法、美同盟，与英國簽訂承認美國獨立的和約，參加制憲會議（1787），研究大气電（1746－1747），發明避雷針。 那天晚些時候，鮑林与另外兩位志同道合的教師聚在一起，擬定了一個計划。其中一位是物理學家康頓，另一位是生物學家巴里·康門納。鮑林在全國各地与人們交談，得知科學家對核試驗的危險已形成共識，然而許多人不敢講話，因為政府對不同政見人士采取了壓制的方針。原子能委員會故意縮小核試驗危險的策略也在公眾的心目中造成了錯誤的印象。 鮑林在康頓和康門納的幫助下，決定采用請愿的方式呼吁停止核試驗，讓大家听到科學家的聲音。三個人各自起草了一份請愿書，然后又一道商量，決定采用鮑林的行文比較簡明、語气也比較溫和的文本寄出去，標題是“美國科學家致政府和世界人民的呼吁”。 “我們，在下面簽名的美國科學家，鄭重建議，現在就簽訂一份停止核武器試驗的國際協定，”這就是呼吁書的開頭語。在接下去的五小段文字中，說明了核試驗的長期危險是使遺傳變异現象增多（行文有意不提一些更有爭議的影響，如癌症等）；警告人們注意核擴散的危險；建議將禁止核試驗作為裁軍的第一步。呼吁書結尾部分稱：“我們和全國同胞一樣，深切地關注所有人的福祉。作為科學家，我們知道其中的危險，因此有特殊的責任讓大家也了解這种危險。我們認為，必須緊急行動起來，立即簽訂一個全面禁止核武器的國際協議。” 那天晚上，他們將原稿重新打印，油印了好几百份，然后寄給他們認為有可能簽署的科學家。短短一個星期時間，他們就收到二三十個人的簽名，其中就有馬勒１，他是全國最受尊敬的遺傳學家之一，也是放射性具有遺傳變异作用的發現者。這還僅僅是個開始。鮑林將這件事情帶回帕薩迪納。在此，他在愛娃和另外一些志愿者的幫助下，又將請愿書抄寫了几百份，寄給全國各地的大學和實驗室。几個星期之內又征集到兩百多人的簽名。 １馬勒（Hermamn Muller，1890—1967），美國遺傳學家，認為基因是生命的基礎，證明X射線可誘發突變，獲1946年諾貝爾醫學獎。 鮑林欣喜若狂。在這些簽名的人中，包括了國家科學院五十多名院士，有些人還是諾貝爾獎獲得者，相當多的人是重要的遺傳學家。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也有一些人避免表態。有些學者不喜歡呼吁書中某一具体的觀點，有些學者則認為，科學家一般來說應當置身于政治之外。但是，總体的反應令人鼓舞地表明，美國科學家反對核武器試驗。6月3日，鮑林向媒体發表了請愿書，同時向聯合國和艾森豪威爾總統發送了抄件。 十年以前，為了禁止原子能用于軍事目的，曾經發生過一場爭論。從那時以來，還沒有任何一件事情能夠得到如此多的科學家熱烈的響應。鮑林這份請愿書的影響是非常惊人的，一夜之間成了全國各大報紙的頭條新聞。政府官員和報刊評論員都急于弄清楚禁試辯論中出現的這一突發事件到底意味著什么。鮑林抓住這一時刻，使這一事件更具戲劇性色彩，他在美國廣播公司電視醫學節目中告訴從事采訪的記者，放射性塵埃在今后20代人中將會給20万名儿童帶來精神障礙或身体缺陷，100万人將會縮短五到十年壽命。 很快就有人起來貶低鮑林的請愿，并對請愿書作者散布怀疑情緒。請愿書正式發表后几天，艾森豪威爾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告訴記者：“我已注意到，有許多例子表明，有些科學家似乎喜歡离開自己內行的專業領域，參与這場有關核試驗的爭論，看來，很像是一次有組織的事件。”美國報刊的保守派專欄作家和負責撰寫社論的編輯非常敏感，‘有組織的事件”就意味著“受到共產党的驅使”。格羅夫斯將軍談到鮑林的專業時說：“除了他獲得過一次諾貝爾獎以外，我真不知道他心怀何种目的。我決不會請足球教練談論如何管理一支重要的棒球隊。” 接下來的一步也就可想而知了。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在眾議院會議上詆毀鮑林為蘇聯宣傳；几天以后，參議院國內安全委員會傳喚鮑林，要求他說出請愿書背后有沒有共產党組織撐腰。“能有机會在這個問題上幫助我們在華盛頓的一些代表受到一點教育，本人將樂于奉陪，”鮑林這樣對記者說道。華盛頓的政治論壇卻沒有給他這樣的机會。与此同時，參議員克林頓·安德遜和林登·約翰遜正式舉行原子能問題的聯合听證會，他們不希望參議院國內安全委員會主席詹姆士·伊斯特蘭德在他們的問題上插手。在安德遜与伊斯特蘭德“攤牌”以后，鮑林到國會出庭的事就無限期地拖下去了。 也有几位科學家對請愿書表示了否定的意見。伯克利的兩位受人尊敬的化學家，肯·皮哲和喬爾·希爾德布蘭德，公開指出，在鮑林的請愿書上簽名的科學家中，對放射性的影響真正內行的人不到1％。這就促使鮑林作出了反擊，他說，在請愿書上簽名的人實際上都是与核試驗問題相關的某一方面的專家，而且請愿書是根据放射性專家公布的研究結果作出判斷的——就拿我本人來說，鮑林提醒記者道，我就得益于希爾德布蘭德和皮哲作出的判斷和試驗。原子能委員會發言人仍然千方百計淡化核試驗的危害。在請愿書發表后几天，利比再次提醒國會的一個調查組稱，与人們每天承受的輻射量相比，与美國一旦拱手相讓原子武器的优勢可能帶來的毀滅相比，放射性塵埃造成的危險是“微不足道的”。 鮑林6月11日動身赴歐前，又再次反擊。“當利比博士和原子能委員會其他代表人物在這些至關重要的問題上發表一系列誤導公眾的聲明時，我的良心不允許我保持沉默。”他對記者說，他將与另外一些人聯系，幫助他起草一份新的請愿書——這一次，他要征求全世界的科學家簽名了。 看來，鮑林的請愿書确實已經讓美國政府處于被告的地位。在倫敦，談判已經開始，蘇聯和美國第一次開始認真地商談禁止核試驗問題了。這在一兩年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公眾輿論已經公正地傾向于鮑林的一邊。鮑林開始抱有這樣的希望：1957年夏天也許就能達成一項禁試協議了。 第一次出訪蘇聯，成了鮑林這次歐洲之行的高潮。多年來，他一直希望親自考察一下蘇聯人實驗的具体情況，因此，當他接到邀請，与另外九名美國科學家一道，出席在莫斯科召開的國際生物化學會議時，他欣然接受了。在訪問期間，鮑林還一直擔任發言人的角色。他打算在自己的生物化學報告中，簡要地回顧孟德爾一摩爾根的遺傳學理論——那時，這一理論在蘇聯仍受到冷落，李森科的思想還是官方的信條——然而，一位翻譯企圖要他相信，在會上鼓吹西方遺傳學將鑄成大錯，對此鮑林非常惱火，壓根儿就沒有將這些話放在心上。事實与此正好相反，當他在會上直接批評李森科的思想時，他發現在場的俄國人似乎表現出無所謂的樣子。除了作一些專門的學術報告外，鮑林還在莫斯科的一個禮堂里就分子型疾病作了一次科普性講演，錄制了一篇供電台廣播的有關和平問題的發言，其中公開反對核試驗。他和愛娃還抽了一些時間旅游和觀光。他們發現，主要城市的郊外都有大片大片的農田，對他們來說，這是出奇地熟悉的景象。“我惊奇地感到，這一番景色勾起了我七八歲時在東俄勒岡時的回憶，”鮑林說。“俄國人看來很像美國人——當然，不是像美國東部紐約等地的人，而是像生長在西部的真正美國人……就像我們一樣，只是他們更加渴望著和平。” 另外，那里似乎不存在犯罪的現象。舉個例子來說，鮑林在莫斯科會議上碰到了一位德國病毒學專家。這個人把自己的公文包和所有盤纏都忘在出租車上了，情緒非常低落。然而，第二天，出租車司机赶來了，把這些失物還給了他，并再三致歉沒有早一點送來。人們表現出來的誠實，科學家在蘇聯受到的熱情接待，這些都給鮑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鮑林發現，科學家是“頂尖人物”，在這個國度里，是最受人們尊敬、工資收入最高的職業。這也是优越的理性社會的一個標志。 當然，這次訪問帶有官方的性質。他沒有見到為持不同政見者設立的“精神病醫院”，也沒有人請他去看一看古拉格勞改營里的情況。 等到他秋天回到美國時，事情已經發生了變化，几個月前反核試運動還如火如荼，此時卻突然偃旗息鼓了。 鮑林至少知道其中的一個原因。在他出訪蘇聯期間，在匈牙利出生的物理學家、被媒体炒作為“氫彈之父”的愛德華德·特勒，出面為原子能委員會辯護，使許許多多的人相信，為了完善一种“干淨的炸彈”，還需要進行更多的試驗。特勒是一個与共產党不共戴天的人，他的一家以前在匈牙利共產主義的統治下吃盡了苦頭。他堅信，要是不發展核武器，俄國人就會毫不遲疑地征服世界，他認為他本人有責任防止這种事態的發生。特勒還說，一种干淨的炸彈，在其爆炸的過程中，差不多完全是聚變，因此几乎不再會有放射性塵埃。他對艾森豪威爾講，這樣的炸彈在戰場上是一种完美無缺的工具，既可以殺傷敵軍士兵，又不會飄散出放射性物質，甚至也沒有損坏設施和建筑之虞。他說，這樣一种炸彈，如果允許繼續作試驗，那將用不了四五年時間就可以達到盡善盡美的地步。 1957年夏天，特勒的“干淨的炸彈，作為一种宣傳，讓人們不再擔心核武器和核戰爭的威脅，在一段時間里似乎收到了一定的效果”，鮑林說。一方面，有人寄希望于這种放射性塵埃較少的核武器，另一方面，蘇聯的談判代表不肯作任何妥協，在這兩方面因素的作用下，在倫敦進行的核武器談判陷入了僵局，到9月份就完全破裂了。公眾的注意力又轉向了一些新問題——小石城發生的种族騷亂，蘇聯人造衛星的升空——大家也就不那么關心核試驗問題了。 秋天，几個主要的大國利用這一形勢，競相開始進行各种各樣的核試驗。在短短几個月時間里爆炸的核裝置，比在此前整整一年中爆炸的數量要超過兩倍多。蘇聯的人造衛星刺痛了美國政府，使它對世界舞台上的競爭對手有了新的認識。同時，人造衛星證明了蘇聯人充分掌握了利用火箭在彈道導彈的基礎上發射核彈頭的技術。軍備競賽進一步加劇，美國宣布將在1958年進行一系列重要的試驗。 人們對核試驗的態度發生了變化，鮑林為此深感失望。為了應付這种具体的情況，他開始動筆撰寫一些科普文章，論述放射性塵埃的危害——但是，《女性之家雜志》和《星期六晚郵報》拒絕刊登他的文章，“因為這樣的討論會涉及到那么多的灰色區域”——另一方面，鮑林繼續爭取在全世界范圍內進行反對核試驗的請愿活動。 1957年秋天，他陸續收到許多科學家的簽名。鮑林注意到，其中歐洲科學家的反應非常熱烈，因此，他查閱了科學家人名錄，希望征得更多人的簽名。他雇用了一個兼職的秘書，并從自己的腰包里支付他的報酬。這個人負責打字。油印、翻譯和郵寄請愿書等。鮑林和愛娃還親自動手，同時又得到了几位朋友的幫助。他最終可以确信，不但在美國，而且在世界上其他地方，人們正在爭相傳閱他的請愿書——具体地說，鮑林想要實現的目標是，在48個國家中，每一個國家至少有一名科學家簽名——而且名字一定要核對無誤。 結果是令人鼓舞的。到1958年1月初，他已經征集到43個國家中九千多人的簽名，其中許多人屬于東方集團的國家。并不是每個科學家都簽了名——在未簽名的人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勞倫斯·布拉格爵士，他給鮑林來信說，他沒有簽名，只是因為“我才疏學淺”；還有一位是一所大學的校長，他寫道，“親愛的萊納斯：關于您11月6日的來信以及隨函附上的請愿書，也許您能想象到，我從心底里不喜歡您這一套做法。因此，我的崇高愿望就是您這一舉動遭到徹頭徹尾的失敗！！！”——不過，在請愿書上簽名的科學家數量已經足夠了，其中有35名諾貝爾獎獲得者，成百上千位來自我們這個星球上許多較高水平學術團体的著名人士。這就保證了這份請愿書具有鮑林所希望的份量，足以讓世界的注意力轉到禁試問題上。 1958年1月13日，鮑林出席了在紐約為諾貝爾獎得主舉行的一次宴會，他借机將附有全部簽名的一份請愿書當面交給了聯合國秘書長哈馬薩爾德。隨后，他又舉行了一次新聞發布會，向全世界表達了科學家們渴求和平和不再有放射性塵埃的愿望。 事實證明，公眾輿論再次發生了180度的轉變。在禁試大旗下，鮑林似乎是單槍匹馬地將國際利學界輿論動員起來了。他所作出的努力，進一步增強了全球學術界人士的團結，成了世界各地人們議論的主題，同時也為反對核試驗的積极分子注入了新的勇气和希望。 特勒 在胡佛眼里，鮑林一貫帶頭鬧事，利用放射性塵埃問題“制造恐慌，惹是生非，蠱惑人心”。爭論繼續進行，胡佛已能斷定，保守派專欄作家已經掌握了鮑林与共產党陣線的聯系，他們在文章中開始質問，鮑林到底是怎樣籌集到那么多的資金到處征集簽名的。一家報社的編輯寫道：“有人曾為本地的一所學校董事會的請愿書征集過一二十個人的簽名，他們一定清楚，像鮑林這樣大張旗鼓地征集簽名，不花上成千上万個工時，沒有几十万美金，是根本辦不到的。”鮑林在回應這第一輪攻擊時說，他組織這次請愿活動，全是在他家廚房餐桌上進行的，總的開銷大約是250美元，主要是買郵票用去的。“當人們理解了一個重要的問題，急于想為它做一點事情時，就像全世界科學家在這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上所做的那樣，要得到成千上万個簽名就比較容易了，”他說道。 然而，最厲害的攻擊卻來自特勒。作為對鮑林的請愿活動的回答，他寫了一篇題為“核試驗刻不容緩”的文章，發表在《生活》雜志上。這家雜志的編輯在2月號的封面上加上了這樣的標題：“特勒博士批駁9000名科學家。”鮑林讀了這篇文章后，怒不可遏。這篇文章根本就沒有說明請愿書中那一句話說錯了；只是裝腔作勢地重彈了原子能委員會的陳詞濫調，要大家別害怕放射性塵埃；甚至還振振有詞地聲辯說，為了制造完美無缺的“干淨炸彈”來壓壓共產党的气陷，一定要繼續不斷地試驗下去。 鮑林先前在幕尼黑的時候，就對特勒這個人略知一二。當時，這個匈牙利青年正在學習量子物理的啟蒙知識，鮑林曾稱贊他是一名科學家。但是，后來特勒成了科學界主張發展核武器的頭號吹鼓手，鮑林就不再將他當人來尊重了。正當有人提出研制氫彈應當謹慎從事的時候，特勒卻搖唇鼓舌主張加快這一方面的進程；在剝奪奧本海默參与机密權利的案件中，特勒的證詞就起到了惡劣的作用；特勒曾是斯特勞斯和艾森豪威爾的親密顧問，因此，在制訂美國核試驗計划的過程中，他成了全國最有權勢的科學家；特勒脾气暴躁，固執己見，因循守舊，經常聲言自己掌握著從絕密檔案中篩選出來的權威資料；為了使歷史上首次禁試談判偏离正确的軌道，他不失時机地提出了“干淨炸彈”的概念。如果說，愛因斯坦曾為自己的同事制造出原子彈而感到羞愧，那么特勒卻為之感到驕傲。“在我看來，核武器和常規武器之間的區別，”特勒說，“就是一种有效的武器和一种過時武器之間的區別。”他看不起那些談論和平的人。他曾見到希特勒在征服匈牙利時這么做過，而且他還相信，俄國人盤算著并吞世界上更多地方的時候，也在這么做，只有美國的核武器才能制服他們。“要是我們放棄核武器，”特勒毫不掩飾地說，“我們就為侵略者打開了大門。” 特勒和鮑林，真可謂針尖對麥芒，各不相讓。彼此也有相像的地方：都有非常鮮明的政治觀點，都有百折不撓的執著要求，都能頭頭是道擺出有很有据的科學事實來支持各自的政治立場。1958年春天，兩個人之間展開了一場激烈的舌戰。 爭斗的舞台构筑在洛杉磯教育電視台的演播室里。電視台老板為特勒和鮑林安排了一次長達一小時的論辯。在攝像机面前，鮑林看上去身材頎長，身穿挺括整洁的高級西服；另一方面，特勒顯得矮小黝黑，眉骨突出，眉毛濃密，相比之下，更像是一位老態龍鐘的大伯。 兩個人都被允許發表一個開場白。鮑林首先開頭。他一開口就轉入攻勢，無情地批駁了特勒發表在《生活》雜志上的文章，批評其中“許多說法毫無事實根据，還有不少說法嚴重誤導公眾。”比方說，特勒曾經指摘鮑林講過不可能研制出干淨炸彈的話，實際上鮑林絕對不會這么說話，因為他對這一課題了解不多。 特勒發音低沉，語速緩慢，仍然帶有濃重的匈牙利口音。他利用了開場白平靜地回答了鮑林的責問。他說，他曾看到鮑林在《紐約時報》上發表了有關干淨炸彈的意見，也許是記者誤解了鮑林的看法（這家報紙的确報道過鮑林將生產干淨炸彈斥之為“無稽之談”）。不過這還是次要的事，特勒說道。人人都說要和平，但怎樣才能取得和平，各人的看法可不一樣。說到底，第二次世界大戰之所以發生，原因就在于一些光明正大的國家裁減了軍備，而希特勒卻受到姑息而強大起來了。特勒又說，俄國人說過要埋葬我們，我們不研制核武器，就無法制止他們這樣做。只有進行更多的試驗，我們才能造出干淨的炸彈，開鑿運河，開發礦產，讓原子彈為人類造福。“有人聲稱這种微小的放射性造成了危害——据說是癌症和白血病——据我所知，目前尚無确切可靠的統計數据可以證實這一點，”特勒最終得出結論說。“造成危害是可能的，但是，在我看來，即使有其可能性，并不等于事實上已有危害；進一步說，极為微量的放射性反過來也可能是有益的。說到底，沒有變异，怎么會有進化呢？” “做每一件事情，要是都像我們在核試驗問題上那么謹小慎微，恐怕這個世界就只能像蝸牛一樣爬行了，”特勒收起了話頭，臉上浮起了笑容。“作為一名偉大的革新者，鮑林博士肯定不希望出現那樣的情況吧。” 鮑林沒有料到特勒竟會那樣地鎮靜和机敏，因此作出的反應听上去就比較尖刻。与特勒的聲音相比，他的嗓門更高更尖。此外，鮑林還犯了一個戰術性錯誤，他竟然設法為赫魯曉夫講過的“我們將埋葬你們”這句話進行辯護，聲言這位俄國總理談論的是政治進程，并不是指戰爭。接著，他又指出，特勒及其同僚自己就估算過，放射性塵埃可能招致1500例缺失性變异——相當于鮑林本人估算數字的十分之一，不過，他們已經承認放射性塵埃存在著危險。 特勒反擊說，估算上的這种差距正好表明人們在這個問題上還處于情況不明的狀態。既然數字上可以有那么大的懸殊，那么認為無法找到一個确實的病例，也不是沒有道理的。特勒重申，即使試驗會帶來風險，我們也一定要迎面而上。向空气中釋放更多的工業煙霧，在膳食中加入一种新的食品添加劑，給我們造成的危險比這要大得多。他甚至還讀到過一篇報道，說人在穿緊身衣褲時，由于精液的溫度提高了，也會造成相當數量的變异現象。根据這种說法，我們如今穿的褲子比放射性塵埃要危險得多。 辯論就以這樣的方式繼續下去：鮑林根据統計分析提出一條條具体的批評意見，特勒在反駁這些意見時，不時地說一兩句俏皮的話，作一些無關緊要的比喻，并且設想未來世界消除了核武器后將是怎樣的情況。鮑林給人以缺乏幽默和蓄意挑剔的印象；特勒則是一副悠閒自在和滑稽風趣的樣子。 辯論結束以后，鮑林感到自己的表現糟透了。特勒避實就虛，運用了公關的技巧，讓人听上去似乎一切都太平，并且給美國人戴上了高帽子。特勒列舉了大量的例子，說明人們對原子能委員會和軍工企業界存在著种种錯誤的認識。有人稱，這方面的人正在考慮進行核戰爭，制訂著計划進行戰術性核攻擊，計算著到底有多少百万人將會被殺死，他們會心甘情愿地犧牲未來几代成千上万個年輕人，目的是要加速推進他們政治和經濟的部署，就是不肯花一些時間和金錢來研究一下和平的事業。 然而，特勒比這些人所起的作用還要坏，鮑林心里這樣想，因為他是一名科學家。鮑林的請愿書表明，科學家一般說來都贊成削減軍備的競賽。科學家應當帶領人們走向一种理性和和平的未來。但是，經過這次辯論后，鮑林認識到特勒是另外一种科學家。“特勒博士主張繼續進行核試驗，因為他相信戰爭，特別是核戰爭的作用，”鮑林在辯論后寫道，字里行間几乎仍有百思不得其解的感歎。鮑林認為，在這個世界上，在他為科學界設想的方案中，在一個沿著科學道路前進的天地里，科學家應當發揮積极向上的作用。此時，在鮑林的心目中，特勒雖然是卓越的物理學家，但也是一個戰爭狂；他是從科學天堂里降臨到塵世間的一名黑暗的天使。 在關于禁止核試驗的爭論中，這是這兩個引人注目的對手之間唯一的一次面對面辯論。“從那時起，我拒絕再次（与特勒）見面和辯論，因為我認為他辯論的手段不正當，”鮑林說。 鮑林試圖通過報刊繼續展開与特勒的斗爭，但是，他很快發現，自己在這一陣地上也處于下風。特勒几乎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在諸如性活卿樣的一些重要雜志上發表所寫的文章，而鮑林的文章卻遭到退稿的處理，理由是整個領域爭議性太大，充滿了含糊不清的概念。鮑林曾寫過一篇短文投寄給《生活》雜志，批駁特勒的觀點，結果被退回。在此之前，他已寫過好几篇文章，許多暢銷的雜志都拒絕刊登。他能夠發表文章的唯一地方是《斯通周刊》。 他又嘗試了另一條途徑。新聞媒体可以拒他于門外，但要是出版一本書又怎么樣？特勒的一部著作快要付梓了，書名為《我們的核未來》；鮑林想，他也可以寫一本書，不但有助于抵消那本書可能產生的影響，而且也可以就特勒在《生活》雜志上發表的文章作一次全面公開的答复。1958年3月初，他廢寢忘餐，奮筆疾書，整整花了兩個星期，完成了厚厚一疊書稿，將他在前几年里了解到的有關核武器和放射性塵埃的知識，一無遺漏地作了精辟的論述。 這本書以《不再有戰爭！》為名問世了。這是一部集科普讀物、政治論文和悲劇故事于一身的奇書。開頭几章簡易通俗，深入淺出，是鮑林教授開設講座的講義，闡述了原子裂變和聚變、放射性塵埃的生成、遺傳變异与放射性之間的聯系等內容。其中還不時地穿插了一些開人眼界的材料。例如，地球上30億人身上一共有10万個基因——构成了人類的完整基因庫——糅合在一起可以形成直徑為二十五分之一英寸的一個球。不過，鮑林非常注意避免引用一些可能會引起爭議的數据，將自己對遺傳性受損所作的一切估計，力求用一种溫和的字眼記錄下來，并且對每种情況下如何推理和論證都作了精心的考慮。只是偶而在几個地方給特勒和原子能委員會戳几槍。特勒有一种說法，認為接受一點放射性也許對基因是有益的，鮑林在答复特勒的這种意見時，引述了霍爾丹１所作的比喻：我這台鐘走時不准，是不是設想一下，對著它發射一顆子彈，這樣做，有可能使它走得准一些，但可能性更要大得多的是，它完全停下來不走了。 １霍爾丹（John Burdon Sanderson Haldane，1892—1964），印度籍英國遺傳學家、生物統計學家和生理學家，對种群遺傳和進化研究有貢獻，1957年移居印度，著有《遺傳學的新途徑》等。 書寫到一半，作者的話鋒一轉，矛頭直指特勒、斯特勞斯、原子能委員會和軍備競賽。“時下公眾好像又得到了這樣的印象，就是科學家對事實的看法有很大的分歧，”鮑林寫道，“我想，這种情況可以這樣來解釋，原子能委員會經常發表誤導公眾的聲明。其中有許多聲明是正确的，但讓人得到的印象卻是錯誤的；有時候，一些聲明本身就是荒謬的。”然后，鮑林列舉了許多誤導公眾的聲明，并且一一進行了批駁。 特勒聲稱，放射性塵埃帶來的危害，并不比一個人超重一盎司給健康造成的危險更嚴重。但是，鮑林質問：誰能說清楚超重一盎司給健康會造成多大的影響？鮑林說，特勒的說法是“滑稽可笑的”。原子能委員會發言人利比曾說過，丹佛這個地方的海拔較高，那里的人受到的輻射比較多，但尚無證据表明他們的癌症發病率比其他地方的人來得高。這种論調也是非常荒唐的，鮑林反駁道，因為目前的醫學還不夠精細，尚不能准确地預測癌症發病率上升的微小數字。利比還說過，“在美國，現在還找不到一例可用來證明，由于核試驗造成放射性微小增加，某一個人受到了傷害或身体健康受到嚴重的影響。”在某种意義上，這也許是准确無誤的，鮑林寫道，因為你無法斷定放射性塵埃与任何一例癌症或新生儿缺陷之間有著因果的聯系。但是，這會給人以虛假的印象，似乎一點危險也沒有了，而在實際上，所有科學家都認為，包括利比本人也承認，放射性塵埃，說得輕一點，至少會導致遺傳性缺陷略有增加的現象，況且對全体國民的健康還可能帶來其他方面的危害。 這本書最后几頁讓讀者締听了原子科學緊急委員會的警世之言，這也是鮑林要求建立世界新秩序的一篇呼吁書。“‘不要殺戮’這一戒條難道對我們失去了意義？我們是否要將其解釋為‘不要殺戮，但大規模殺戮還是可以的”，或者是‘不要殺戮，但國家領導人說可以時殺戮還是可以的’？”鮑林說，如今這個世道，道德淪喪、爭權奪利、窮兵黷武等等現象已經屢見不鮮，只有道德回歸才能拯救人類。鮑林寫道：“但愿我們這個國家，美利堅合眾國，能夠在處理各种世界性事務時，首先把道德放在最為重要的位置上。”當然，光有這一點還不夠。即便美國在一夜之間正義就占了上風，而世界上其他地方卻依然故我，在這种情況下，我們該怎樣實現和平呢？“我提議，解決世界上的大問題，也可以采用解決其他問題那樣的方式，”鮑林寫道，“關鍵在于鍥而不舍的努力——和平的道路需要人們去探索。”他建議在美國內閣中确定一位負責和平事務的部長，并用軍費開支的10％作為這方面的預算，這筆資金“可用于一項重大的國際性研究計划，召集科學家、經濟學家、地理學家和其他方面的人才，用若干年時間，切實地探索一下解決世界上各類問題的方法，找到防止戰爭、維護和平的途經。”每一個國家都應建立探索和平的机构。可以通過聯合國領導下的研究世界和平的組織，將這些机构聯合起來，首先為簽訂禁止核試驗條約那樣一類國際性協議掃清必要的障礙，然后再進一步探索結束各國之間戰爭的方法。鮑林寫道，更大更新的武器決不會給我們帶來和平，只有國際法才能做到這一點。 就是在鮑林撰寫這本書的時候，六個月前進行的大型核試驗產生的放射性塵埃開始在世界各地向地面散落。放射性污染惡化，人們的擔心也隨之加重。鍶90的含量不斷上升的新聞報道，又使公眾輿論倒向鮑林這一邊。几十個地方性抗議團体開始合并，成立了一個新的全國性組織，名為“健全核政策全國委員會”。在歐洲和日本，反對核武器的抗議活動風起云涌，迅速蔓延到各個角落。這些活動對各國政府施加了新的壓力，要求采取具体的行動來對付放射性塵埃。 鮑林在完成這本書的手稿后，又開始思考采用新的方式促使核試驗停止下來。通過請愿書和演說，鮑林已經成了反對核試驗活動中國際上公認的領袖。他的通訊网絡日益擴大，設想的方案也日益增多。森特一哲爾吉是一位匈牙利血統的美國人，維生素Ｃ的發現者，像鮑林一樣，也是一位研究興趣非常廣泛的科學家，他致函鮑林，建議召開由美國、烏克蘭和蘇聯等國科學院代表參加的一种科學界高峰會，討論如何使這几個國家“陳舊過時”的經濟体制和政治体制現代化，并以此作為爭取和平的第一步。鮑林熱烈贊成這一個想法，并且很快就將其修改為成立“世界科學議會”的建議，從許多國家召集而來的代表將可以在一起，“研究如何調整世界的政治結构，使它与科學進步相适應”。 3月，森特一哲爾吉讀到了一份用核武器裝備美國潛艇的計划，他更加急切地感到有必要建立這一种科學議會。他寫信給鮑林說：“誰也無法保證這些潛艇的指揮官一定是道德水准很高的人。我們可以肯定的是，這些潛艇會沉入海底，待在那里一定會厭煩得要命，只好整天飲酒作樂。世界的命運就這樣掌握在几十個唱得酩酊爛醉的人手里，其中任何一個人都可以點燃鞭炮，尋找一點刺激。”鮑林和森特一哲爾吉向國家科學院遞交了召開世界大會的建議。 鮑林一直与羅素和其他有關的科學家保持著聯系。這些科學家都是一些志同道合反對核武器的人，他們組成了一個結构松散的國際网絡。作為羅素一愛因斯坦宣言的繼續，這些活動家安排在1957年夏天召開首次由東西方各國科學家自主參加的世界性會議，討論超越于各國自身利益而又共同關心的核武器問題。這一次會議——稱為“普格瓦什會議”，這是以富有的實業家塞拉斯·伊頓開辦的一家加拿大房地產公司所在地的名字命名的——后來證明是很有价值的，因此，羅素認為應當將其拓展成一系列會議。由于鮑林是羅素一愛因斯坦宣言最早的簽字人之一，因而大家預料他會成為參加首次普格瓦什會議的二十名左右代表中的一個。但是，會議開始，他仍在歐洲訪問，未能与會。不過，他在1958年會見過羅素和另外几個人，一道策划了在維也納召開下一次普格瓦什會議。 鮑林繼續頻繁地在公眾場合亮相。他与利比在愛德華德·穆羅主持的《今日觀察》節目中唇槍舌戰，并且還接受了多家電台記者的采訪。 1958年3月，蘇聯人呼吁立即停止所有的核試驗，這無异于在政治上投下了一顆炸彈。這一時机是經過精心考慮定下的。那時，蘇聯人剛剛結束了持續時間很久极其肮髒的一系列核試驗，美國人則正要開始新的一系列試驗，人們對放射性塵埃（很大程度上是由蘇聯試驗造成的）的擔心正好達到了高潮。當然，考慮到一份新的禁試建議已經遞交給有關方面，這种時机對鮑林來說就不那么重要了。 他和普格瓦什會議的代表們給禁試活動又加上了一把火。4月4日，蘇聯人提出建議后三天，鮑林、羅素、克勞倫斯、皮克特、托馬斯１，以及其他方面的一些人——其中還有來自馬紹爾群島的六名代表——聯名上訴聯邦地方法院，要求禁止原子能委員會預定進行的一系列核試驗。鮑林等人采用了一种獨特的法律程序，說明國會從來就沒有授權政府當局向大气層釋放放射性塵埃，以致于威脅到“人們生活的權利和養育正常孩子的權利”。鮑林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宣布，他們已在向蘇聯和英國采取類似的法律行動。 １托馬斯（Norman Thomas，1884—1968），美國社會党領導人（1926—1955），六次競選美國總統均告失敗的社會党總統侯選人（1928—1948），畢生致力于社會改革，維護個人權利，為美國公民自由聯盟創始人之一。 上告聯邦政府的一個机构，這是一种堂·吉訶德式的行為。由于主要目的是喚起公眾注意，因此鮑林對此還是頗為得意的。如果政府的行為荒誕不經，那么為什么不可以通過法庭予以矯治呢？在這一案件中，他非常信賴律師林肯·威林。不過，威林要他作好思想准備，這個案子將會曠日持久地拖延下去。 反對核試驗的活動現在几乎占去了他所有的時間，但將時間花在正義的事業上總還是值得的。為了這一事業，他可以花去自己每一分心血。即使是那些對他的行動持否定態度的報刊，在他看來也無關緊要。《時代》雜志將鮑林和其他反對核武器活動分子的照片刊登出來時，用了這樣一個標題：“到底是尚未出生者的衛士……還是受自由的敵人操縱的傀儡？”鮑林看了以后，臉上竟然浮起了冷冷的笑容。反對核試驗的力量積聚起來逐漸形成了一定的聲勢；也許，一些用濫了的攻擊手段，比方說，扣上赤色分子的帽子進行迫害。造遙和中傷，不再會有什么效果了。 1958年4月初，鮑林仔細地查閱了有關放射性塵埃的最新文獻，無意中讀到了一份令人吃惊的材料。比爾·利比本人在向瑞士醫學科學院發表的一篇演說中，透露了造成放射性塵埃污染的一种來源：一种被稱為碳14的壽命很長的同位素。這在以前從來沒有報道過。利比對這种物質是非常熟悉的；好几年以前，他在自己的專業研究中就已經發現，可以利用自然界中存在的碳14衰變的特點，精确地測定文物的年代。 但是，對于這一新信息，鮑林更感興趣的是這种物質正向空中泄漏的數量——每一次相當規模的核爆炸大約要泄漏160磅。碳元素几乎是构成一切生物分子的基本材料。鮑林知道，人体內處理碳14与處理普通碳的方法是相同的，可以按它們在自然界中實際存在的比例吸收到人体組織中。碳14的壽命很長，大約在八千年以上，因此到遙遠的將來都將會构成威脅。鮑林很快就算出，到那時為止所進行的核試驗，已使地球上碳14的總量增加了10％左右。如果讓這种物質以這樣的速度進入体內，它的放射性衰變就會大大提高遺傳變异的速度。任何“干淨的炸彈”都無法消除這一种物質而使問題得到真正的解決，因為碳14并不是裂變產生的，而是中子和空气中的氮原子發生反應的結果。但是，至今尚無人指出這种危險性。鮑林急急忙忙地就把其長期的影響算了出來。 4月28日，鮑林在華盛頓由國家科學院召開的一次會議期間，舉行了一次記者招待會。會上，他宣布了他對“放射性塵埃中一种新威脅”作出的發現。鮑林告訴記者說，到那時為止，核試驗所產生的碳14可能在未來三百年里創造出五百万名有缺陷的儿童，另外還有几百万人因此生癌症。第二天，鮑林所稱的“新威脅”在全國各地的報紙上都作為頭版新聞登了出來。 利比對此很惱火，因此立即進行了反駁。他聲言，鮑林的估計离開目標十万八千里，因為大多數碳14最終都進入了海洋，人類因核試驗而接触到的碳14，在總量上增加還不到1%——他對記者說，這种情況帶來的“影響是极其微小的”。兩天以后，一批哥倫比亞地質學家致函《紐約時報》稱，鮑林在作估計時，使用的是碳14在整個地球上而不是純粹在空气中的含量，這一數字就是造成模糊不清的起因；根据他們的計算，鮑林對碳14所作的估計比實際數字要高50倍。他們寫道，來自碳14的實際威脅，只不過等同于向上爬升几英尺時增加的輻射量所帶來的危險。他們在結束語中說：“受人尊敬的科學家夸大事實的言論，只能模糊公眾的視線，無助于問題的解決。” 鮑林認識到自己在計算中出了錯，因而將估計的破坏值降低了5倍，但他仍然堅持碳14會對未來的新生儿造成長期的威脅。 他原先的估計有錯誤，但經修改后所得的數据是正确的。六個月之后，原子能委員會悄悄地發表了一份報告，對放射性塵埃中碳14在長時間里造成的遺傳性危害進行了估算，其結果与鮑林修改后的數据是非常吻合的。 但是，這畢竟給鮑林的信譽造成了損害。有人抓住他夸大其辭的把柄，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利用他這一次失誤，有意回避這樣的事實，就是他在碳14問題上就本質而言是完全正确的。 1958年5月11日，鮑林出現在《与記者相見》的電視節目中。這是一次關于公共事務的采訪，在全國范圍內作實況廣播。鮑林打算利用這一机會說明他對放射性塵埃的看法。他似乎并沒有意識到，這一節目主持人勞倫斯·斯皮伐克照例會向特邀佳賓提出一系列尖銳的問題，他這檔節目就是因為這一點而贏得過很高的評分。 在這一節目開始時，由四名記者組成的采訪團開門見山地要求鮑林說明他反對核試驗的動机。當鮑林試圖說他与利比在數据上所持的不同態度時，一位來自赫斯特報系的記者打斷了他的話。他問道，為什么美國人不應當相信利比和特勒？他們兩位都是科學家，“從來就沒有与共產党的陣線和事業發生過絲毫的牽連，不像你那樣与他們有長期的聯系。”當鮑林想要回答這一問題時，這位記者又提出了更多有關共產党陣線的問題，使他無法把話講完。其他記者也插了進來：他選擇時机用碳14的有關數据來抨擊干淨炸彈的試驗，難道不是非常奇怪的嗎？他不是支持過羅森伯格一家嗎？鮑林不得不就羅森伯格案的細節与斯皮伐克展開了一場小型的辯論。接下來，問題轉到他是怎樣為請愿書籌集資金的問題。鮑林回答說，全是他本人出的錢；此時，有人質問道：“那末，全世界共產党的報紙都在那一天宣揚了此事，你該作何种解釋？”“那是報界的事情——”鮑林回答道，“恐怕你比我了解得更多吧。” 預定給他的半小時已過，他始終未得到机會就放射性塵埃問題說上几句實質性的話。鮑林和愛娃昂首闊步走出了演播室。這根本不是公共事務性節目，這是一場事先不打招呼的審訊。兩人都气憤极了。 辭職 杜布里奇也非常气憤。他手下的化學系主任竟然在全國性電視上叫嚷要為已經定罪的間諜作辯護，他感到，這下更難繼續護衛鮑林了。 杜布里奇親眼目睹了鮑林在獲得諾貝爾獎后所發生的變化。在他看來，鮑林變得不那么負責了，講話更大膽，將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拋在反對核試驗的斗爭上，影響到他在加州理工學院的工作。他看到，鮑林發表言辭激烈的聲明，在政治上將自己置于不受人歡迎的地位，与學校賴以取得資助的政府机构作對，造成了學校董事會內部的不團結。 鮑林在政治上愈陷愈深，他和杜布里奇之間的關系也愈來愈冷淡。不過，其中的原因倒不是杜布里奇不贊成鮑林的立場，他和物理系主任羅伯特·巴契，像學校里其他教授一樣，都聲明過反對核試驗。“我想，有人感到有些……——這里用到了介于不滿和不安之間的一個字眼——萊納斯沒有千方百計地去爭取其他同事站在他的一邊。事實上，這些同事也運用了一些不那么聲張的方式，就和平問題向政府進言，”鮑林的一位同事諾曼·戴維森這么說。鮑林這個人豪放不羈，一意孤行，對于學校這個大家庭中其他成員的优秀成績，忘了給予充分的肯定。 杜布里奇還不贊成鮑林所用的策略。學校里似乎很難看到鮑林的身影。作為系主任，許多事情都等著他去做：主持有關的儀式，進行必要的社交和應酬，尋求資助人，等等。研究工作也沒有做好。以前在化學鍵方面所做的工作已是昨日的輝煌，相比之下，更多化學家已經把目光盯在分子軌道的理論上——鮑林卻始終沒有把這一課題放在心上——他當時正在研究的許多課題，例如，在分子水平上尋找精神病病根，似乎已走入死胡同。系里教職工對辦公房間的分配和科研重點的确定，一直在嘀嘀咕咕地埋怨。反正鮑林不在場，他也難以听到這么多意見。 在這段時間里，鮑林奔走在世界各地，他的名字常見于報刊的標題中。 算起來，前后已經有三人因對鮑林不滿而辭去了校董的職位，其中一位就是約翰·麥科恩。一天清晨，這位共和党要人打開報紙，讀到了另一篇由專欄作家撰寫的報道，涉及到鮑林參加共產党陣線發起的和平運動的情況，一怒之下，他辭職离開了校董會。他打電話給杜布里奇發牢騷，時間是清晨6：30。電話鈴惊醒了還處于夢中的杜布里奇。麥科恩對著他憤怒地責罵鮑林是一位大逆不道的化學家，接著就卡嚓一聲挂上了電話，隨后又給其他校董打了電話。有些態度比較溫和的校董對麥科恩這次發牢騷很反感，因此不愿意跟他繼續談下去。這樣，麥科恩退出了學校董事會。 但是，時間到了1958年，杜布里奇听人說，麥科恩已被內定為斯特勞斯的繼承人，即將擔任原子能委員會主席。杜布里奇和他手下的物理系主任巴契，兩個人都与原子能委員會有著許多業務上的聯系。 6月初，鮑林被請到杜布里奇的辦公室。日常閒聊已沒有必要，杜布里奇單刀直入回顧了許多令人痛心疾首的事情。接著，他對鮑林說：“你應當清楚，科學并不意味著你一定要以國際問題的權威自居。”鮑林重申，在自己認為是至關重要的問題上，他有發言權。兩人都承認，鮑林使學校卷進了許多麻煩事。杜布里奇再次要求鮑林收斂一下自己的活動，然而遭到鮑林斬釘截鐵的拒絕。但是，杜布里奇需要向校董們出示自己的保證，表明鮑林在某种意義上仍然是受到約束的。杜布里奇想起了一年以前鮑林曾主動請求辭去系主任職務的事，因而隨口說了一句：“現在我想可以答應你這個要求了。”鮑林馬上立起身來，走了出去。 鮑林擔任化學系系主任已經二十多年了。毫無疑問，無官一身輕，他終于可以擺脫這類使人頭疼的行政事務了。的确，這是他本人在一年以前主動作出的抉擇，辭職以后，他就能用更多的時間投身于和平的事業。 6月10日，他上書杜布里奇說：“自己擔任系主任職務……已有21年了，我認為應當把這副擔子交給另外一個人……請允許我利用這一個机會，再次向您和學校董事會表示衷心的感謝。你們給了我這么好的机會，使我在過去的光陰和未來的歲月里繼續在加州理工學院進行科學研究的工作……作為學院教職工隊伍的一員，我感到高興，同時我也希望在這里繼續愉快地工作十年的時間。” 不久以后，他的口气卻有所變化。“我被要求辭去了化學和化學工程系主任的職務，辭去了克萊林化學實驗室主任的職務，”鮑林說道，“我也就真的辭職了。”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shuku.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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