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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諾貝爾獎


　　　　　　　　　　　　　　　　　沉默

　　1953年夏天，加州理工學院傳開了這樣的說法，就是鮑林的新大樓是用人家歸還的債款建造起來的，這筆舊債還是在以前賽馬時欠下的。
　　生物化學諾曼教會實驗室是具有相當規模的研究設施。這幢大樓將鮑林的化學樓与比德爾的生物實驗室聯系起來了——這也是他和比德爾制訂的宏大計划在房產方面的体現。建造這幢大樓的資金是由一位長期擔任加州理工學院董事的有錢人在遺囑中提供的。此人生前的愛好之一是豢養賽馬。杜布里奇經常對人談起一件往事。在30年代，有人指控教會讓馬服用興奮劑以求取胜。教會向他的朋友威利肯打听，加州理工學院有沒有人能對賽馬進行科學的測試，以便洗清教會的名聲。威利肯推荐了鮑林。根据杜布里奇的說法，鮑林想出了一种能夠測定教會飼養的良种馬是否服用過藥物的辦法，測試的結果證明這些賽馬都是清白的。“諾曼教會一直沒有忘記這件事，”杜布里奇說。“教會終于擺脫了麻煩，同時也算欠了威利肯和鮑林一筆人情債。”這筆債一直到二十年以后才歸還，据說是總數為150万美元的遺贈，被用于建造鮑林這幢新大樓。
　　這是一筆數額巨大的資金，但要完全造好鮑林想要的大樓，仍然有很大的缺口。在鮑林的心目中，教會實驗室象征著化學的未來，預示這門古老的學科將要驅動新型生物學未來的發展。在他的設想中，這將是一幢气勢宏偉的五層大廈，一座用于基礎科學研究的殿堂。它應當是全校最大的建筑。實驗室有兩層設立在地下，三層建筑在地面上。一排排明亮寬敞的實驗室，里面裝置了各种各樣的現代化設備，同時為生物學研究和化學研究提供均等的服務。
　　它應當是一幢大建筑。鮑林實在太需要寬敞的地方了，比德爾也有同樣的需要。由于戰后科研資金急劇增加，加州理工學院這兩個系的員工數在不到五年的時間里增加了50％。鮑林的富有創新精神的科研項目吸引了好几十名博士后研究者，每一個人都要有實驗室和研究的場所。原先的蓋茨實驗室和克萊林實驗室中絕大部分都是供他們使用的，其他專業的教職工已開始抱怨，一些不屬于化學的項目，如坎貝爾的免疫學課題，已被擠得無處安身了。
　　因此，鮑林設計的實驗室大樓，要比教會這筆遺贈足夠支付的建筑大一倍——這就与校長杜布里奇的意愿相左了。杜布里奇爭辯說，鮑林和比德爾應當量力而行。建造這幢大樓的外殼就用光了這一筆150万美元的資金。50年代初，鮑林開始籌集同樣數目的資金，將大樓建成，還要支付室內裝修和運行所需的費用。然而談何容易，早在兩年以前，他和比德爾就曾向各個財團募集建造醫療化學實驗室的資金，遭到各大基金會的拒絕。在那個年代，聯邦政府也不可能撥款建設重大的資金項目。
　　只剩下一個地方可以碰碰運气了，盡管希望也非常渺茫。在1953年初夏的一段時間里，鮑林和比德爾一起，整理出一份長達100頁的書面申請，要求洛克菲勒基金會提供一筆為數150万美元的額外資助，用來支付教會實驗室最后一期建設的開支和十年以上實驗室的運行費用。在許多方面，這是對他們在1945年制訂的宏大規划的一次重申。而且，他們現在又進一步擴充了這一計划，列入了分子生物學中15個探索領域里的合作研究項目——從蛋白質結构到病毒的特性，從□化學到實驗性植物生態學，從一般生理學到碳酸化學的會戰攻關，可謂是包羅万象，雄心勃勃。這真可謂是奮力一擊——鮑林從与韋弗的交談中已經得知，洛克菲勒基金會不再考慮向這么大的科學項目提供資助——但是，鮑林仍然想碰碰運气。他剛剛在蛋白質結构方面取得成果，這不但對他本人，而且對韋弗，同樣都是重要的胜利。因此，他一定要為自己的要求掃清道路。1953年7月，鮑林的要求被轉達給韋弗，大家都屏息靜候到底會有怎樣的結果。

　　為了最終建成教會實驗室，鮑林付出了自己的全副精力。這倒有助于他迅速地擺脫困敗在沃森和克里克手下而產生的那种鑽心的痛苦。
　　話雖這么說，這次DNA問題上的經歷畢竟還是改變了他從事科學活動的軌道。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從此時開始，他失去了對求解巨分子結构的熱情。雖然他仍安排了部分人員繼續研究一种球狀蛋白質的完整結构，更加關注蛋白質聚合成較大結构的途徑，繼續擺弄著膠原蛋白的一种新模型——他對同事開玩笑說，他的隨机方法對每一种結构只能作出一种猜測，但在膠原蛋白的情況下，他和科里都有資格作出各自的猜測——但是這些研究項目都已進入了收尾的階段；而且是由于慣性才繼續進行的。鮑林著實有點心灰意懶了。
　　科研上沒有重大的項目要考慮，鮑林只能在一些雜務瑣事上零敲碎打地忙忙碌碌了。他正在組織一次由蛋白質專家參加的國際性會議，時間定于1953年秋季，地點在帕薩迪納。他寫了几篇綜述性文章，同時還完成了對《普通化學》的修訂。事實表明，該書第二版比以前編寫得更出色。他還為《不列顛百科全書》的新版化學卷撰寫了几個條目——從孩提時代起他就迷上了這部巨作，因此，能為這部書出力對他來說是一件深感榮幸的樂事。
　　在這段時間里，他在科學工作上有重要意義的唯一新成果是他關于鐵磁性新理論所發表的文章。該文發表在接近年中一期的《國家科學院學報》上。磁性理論是他在俄勒岡上大學時就感興趣的課題之一。當時，他曾花費一個暑假的時間，試圖對一本陳舊的化學手冊中介紹的几种元素的磁性作出自己的解釋。從一种构思巧妙的基本原理出發，運用他的新理論，就能說明許多實際觀測到的現象，因此，他認為這是一項重要的成果。
　　然而，這篇文章刊出后，似乎并未引起人們多大的注意。几個星期過去了，鮑林仍然不見有什么反應，困惑之中，他提筆給斯萊特寫了一封信，問他有什么看法。在他收到的回信中，對方言辭顯露出少有的直率。這一新的研究“极為粗糙”，斯萊特寫道。“這与我對您撰寫的許多論文的意見是一致的。我認為，這類犯了簡單化毛病的理論是十分有害的，因為它們容易誤導敏感性較差的讀者，以為問題好像已經完全解決了，但在實際上，我認為我們在解決這個問題的道路上很難說已經開了一個頭。”唉，鮑林心里想，斯萊特這個人向來就是一個數字迷，解答問題不精确到小數點后第十位，他是不會善罷甘休的，因此，他的麻煩就在于看不清大方向。
　　但是，斯萊特的看法是很有根据的。在此之前十年，鮑林發表了他的免疫學理論，有人曾想提出這樣的批評，只是許多科學家還不敢這樣做。
　　而如今，在公眾的心目中，鮑林在DNA問題上所犯的錯誤已記錄在案，他不再是不會出錯的圣賢了。

　　在蛋白質和DNA問題上這一段令人激動的歲月里，埃德加·小胡佛一直在嚴密地監視鮑林，等待著他犯錯誤，以便將他作為共產党人揭開他披在身上的外衣。1953年夏季，鮑林像往常一樣，經過一番周折和拖延，最終因國務院否定了露絲·希普利的意見而領到了護照，又一次踏上了去歐洲的行程。胡佛警告中央情報局、陸軍和海軍情報机關、原子能委員會和國務院安全辦公室，說這位信口雌黃的化學家將會在世界舞台上無所顧忌地亂說。因此，在鮑林拜訪居里夫人的女儿、本人也是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的伊倫·約里奧一居里的時候，他一直受到特工的監視。鮑林得知，伊倫由于受到過共產主義的教育，因而被剝奪了擔任美國化學學會外籍會員的資格。鮑林為此感到很惱火，認為這是對一位偉大的法國科學家的輕視，同時也是一個令人心寒的信號，表明現在政治也要在一向被認為超越政治的科學社團中發揮某种作用了。鮑林開始對美國化學學會產生了厭惡之感，考慮是否要從這一組織中退出。
　　7月，鮑林在斯德哥爾摩出席了純粹和應用化學國際代表大會。他的每一步行動都有人跟蹤。在那里，胡佛認為自己抓到了一點把柄：有人報告說，一個名叫拉斯·西倫的瑞典化學教師，強烈主張建立世界統一政府，邀請鮑林和俄國的一些代表參加了在他家里舉行的宴會，誰曉得他們在私下里傳送了什么情報？胡佛迅速地通知了美國司法部刑事處，同時還附上了布登茲聲言鮑林是美國共產党党員的陳述。他在信中建議道：“上述材料供你們參考，請考慮是不是對此人拒絕承認自己是共產党員一事提出起訴。”
　　經過一定的考慮，司法部認定，与俄國科學家交杯祝酒，构成不了共產党員身份的證据。由于缺乏其他證据，這位司法部長就把這一案子擱起來了。

　　9月，鮑林回到帕薩迪納，開始為國際蛋白質研討會作最后准備。這一領域的知名人士都答應參加。鮑林個人的魅力，加利福尼亞的陽光，他在過去三年里取得的顯赫成就，這几個因素綜合在一起，使這次會議成了令人振奮的一大喜事。
　　鮑林使大家确信，這次會議的開法將截然不同于英國皇家學會的那次會議，對大會發言和反駁的時間將不作限制。在帕薩迪納舉行的這次會議上，每天只報告兩到三篇論文，每一報告之后的討論時間也不作限制。鮑林論述了他的阿爾法螺旋在生物學上的意義，同時還介紹了可能會影響到球狀蛋白研究的种种途徑；沃森回顧了在DNA問題上作出的最新發現；佩魯茨全面地闡述了一种頗有希望的方法，借助于這一方法，可以用Ｘ射線研究帶有重原子漫射的蛋白質大分子。鮑林和愛娃·海倫陪同布拉格夫婦在黃金州１車進行了行程一千英里、為期四天的旅游，飽覽了從約塞米特到大蘇爾公路沿線的旖旎風光。每個人都有充裕的時間在海濱和山區盡情觀光。鮑林還在自己家里舉行了一次激動人心的盛大晚會，在他家的草坪上和游泳池邊又一次賓客如云。
　　１黃金州，加利福尼亞州的別稱。
　　這次研討會討論的課題涉及的范圍很廣。与會者談論得最多的還是DNA的發現及其所開辟的廣闊而又新穎的研究領域。早在几個月之前，英國生物學家弗雷德里克·桑格曾經宣布，他已成功地從球狀蛋白胰島素中分割出四條不同的鏈，并為每條鏈中的氨基酸确定了順序——最終地證明了球狀蛋白質是由多□鏈組成的。鮑林在將近二十年以前就論述過這一點。一年以前在英國皇家學會會議上對鮑林的蛋白質理論提出的大多數疑問，都得到了大家非常滿意的解答；大家還對阿爾法螺旋和片層結构的正确性和重要性達成了共識。在此之前，加州理工學院研究組在諸如膠原蛋白和肌蛋白那樣的結构問題上，曾經提出過一些設想，但是遭到了英國人的反對。現在，他們主動放棄了這些設想。在這次帕薩迪納大會上，已經听不到不怀好意的爭辯，正如休斯所說，這次研討會變成了“一次盛大的愛心聯誼會”。
　　在加州理工學院圖書館前面的石階上，五十名左右与會者拍攝了一張合影，它后來成為分子生物學的先驅者們留下的一幀全家福照片。那時，布拉格是這批人中唯一具有諾貝爾獎桂冠的人。但是，排在他周圍的學者中，就有六七個人在接下去的十年中相繼獲得了各自的諾貝爾獎，他們是：德爾布呂克，比德爾，沃森和克里克，佩魯茨和肯德魯，當然，還有鮑林。
　　Ｘ射線晶体學家多蘿西·霍奇金的缺席，成了飄浮在會議上空唯一的一片烏云。霍奇金也是一位未來的諾貝爾獎獲得者，由于美國國務院的阻撓而未能得到進入美國的簽證。她在給鮑林的信中說，她猜想，其中的原因是，她和丈夫積极地參与其活動的英國左翼政治團体太多了。

　　鮑林開始沖破政治上保持沉默這一自我約束。在1951年末那次就業資格審查委員會听證會以后，他退出了好几個已被列入黑名單的團体，除了一些科學活動以外，他一直回避在公眾場合拋頭露面。在兩年時間里，他放棄了譴責冷戰瘋狂行為的一切机會——這种場合還是很多的。1951年12月，也就是他下定決心停止政治活動后几個星期，年輕的內科醫生理查德·李普曼在阿迪斯過世以后，接替他擔任了鮑林的腎科保健醫生。他“情緒非常激動地”打電話給鮑林稱，他和另外兩名醫生被洛杉磯黎巴嫩雪松醫院開除了，其原因是，李普曼說道，“他們不喜歡我的政治信仰”，李普曼和鮑林不但是醫患之間的關系，而且是莫逆之交。鮑林尊重他，不但在于他在腎科方面的研究——鮑林認為他是“全國最為年輕有為的科學家之一”——而且還因為，在鮑林退出國家藝術、科學和專業人士委員會的日子里，他們兩人對這一團体的目標持有相同的觀點。
　　鮑林對此事作了進一步的了解，很快就得出結論：李普曼已被列入黑名單。在一次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的听證會上，李普曼被指摘為有嫌疑的共產党人。几個星期以后，美國公共衛生服務處就停發了向李普曼提供的用于腎科研究的資助。接著，醫院就炒了他的魷魚。鮑林很快寫了一封信給醫院的董事長，對醫院董事會采取的行動表示“強烈的憤慨”。与此同時，他又參加了李普曼的一些病人和其他支持者舉行的一次集會，准備組織抗議的活動。
　　要是在早先几年里，鮑林很可能會高舉火把走在李普曼的支持者隊伍里，用比別人更大的嗓音，滔滔不絕地訴說有關方面對一位很有抱負的年輕人施加的不公正待遇，譴責右翼政治毀掉了此人的前程。但是，這一次他一言不發。當他看到他剛剛退出的國家藝術、科學和專業人士委員會中的共產党員開始操縱這些抗議活動時，他就抽身离開了。李普曼的辯護團邀請鮑林在一次公眾抗議集會上發言，他婉言謝絕了，稱他自己身体不适無法出席這一次集會。
　　這是神經脆弱的結果，對于鮑林來說是非常痛苦的。現在，他已溶人自由派人士的大軍，在沉默中企盼反共潮流的衰退，耐心等待著時机，緊閉起自己的雙唇，心底里卻格外同情那些受到時代傷害的人們。然而，除了表示慰問外，他不愿采取更多的行動。他曾用一些迂回的方式發泄過自己的憤懣，并且還花了一些時間籌划成立一個非贏利性的基金會，“完全致力于發現和培養杰出的青年，使之成為思想開放的庇護所”，鼓勵“自強、自信，并不為傳統思維所束縛”，這就是他對李普曼那樣的人表示尊重而采用的方式，但是，他的做法并沒有成功。
　　后來，他又找到了一种直達的支持方式。李普曼發現，那份黑名單已傳到紐約。他在那里剛要開始一項新的工作時，就被解雇了。他又回到了加利福尼亞，帶著絕望的心情來見鮑林。他征求鮑林的意見，怎樣才能找到事情干。鮑林決定直接插手這件事，在加州理工學院為李普曼設置了一個職位，讓他擔任他的研究項目的助理之一。這是悄悄地進行安排的，沒有在公眾中張揚。鮑林的良心得到了安撫，李普曼的工作也有了著落。不久，鮑林又用同樣的辦法安排了另一位很有才華的政治難友，此人名為托馬斯·佩利，具有醫學學位。鮑林錄用這兩個人作化學研究，別的方面不說，他們夠不夠格總也是一個問題，因此，在化學系中，引來了愈來愈多的人背后的議論。說實在話，鮑林這樣干，并不是嚴格地出于科學研究的考慮，他是想證明，自己雖然在政治問題上可以沉默，但他仍然是一個有正義感的人。
　　但是，在1952年這一年里，他在政治上的克制，并沒有使他能生活得更加自在些。在他寫信抨擊黎巴嫩雪松醫院董事長解雇李普曼的做法以后，這位董事長向杜布里奇反映了這一情況。杜布里奇將鮑林叫去訓斥了一頓。鮑林為了平息杜布里奇的怒气，向他提醒道，這是他個人的行為，并非是公開的政治聲明。鮑林的名字仍列在聯邦調查局的治安監視名單上，洛杉磯的特工每天都要在《工人日報》上查看他的名字有沒有出現。他們還通過安置在國家藝術、科學和專業人士委員會中的密探，監視鮑林在辛普曼案件中的一舉一動，每隔六個月就向胡佛送一份完整的報告。1952年春天，鮑林的護照案已公之于眾，一個聯邦調查局密探就曾報告說，加州理工學院董事會又再次討論了開除鮑林的問題，這一次他們考慮是否要中斷合約，并且用他年工資4到5倍的金額作為校方向他支付的違約金。后來，他的護照簽發下來了，這個方案也就擱置了起來。隨后，快到年底時，布登茲在眾議院調查慈善基金會的委員會公開指名道姓稱鮑林是隱藏的共產党員——在沉寂了一年以后——鮑林的名字又在報紙的標題中出現了。
　　壓力接踵而至。鮑林几乎已經完全中止了自己的政治活動，然而他的名譽卻照樣不斷地受到攻擊。既然是這樣，再繼續一聲不吭又有什么意義呢？

　　艾森豪威爾競選總統的活動剛結束，鮑林就在某些事情上打破了自己的沉默。他寫了一封私信給即將离任的杜魯門總統，請求他頒發行政命令寬恕羅森伯格一家人。鮑林相信，羅森伯格是在一次极其可笑的搜查原子彈間諜的行動中受到不公正指控和審判的。鮑林還在一些公開信上簽名，要求廢除1950年的國內安全法和史密斯法。1952年11月下旬，羅斯福新政的忠實信徒在當地的羅斯福俱樂部舉行一次小型的集會，鮑林在會上發表了一篇演說，再次申述了他以前的左翼思想，要求當局采取寬容的態度，重新點燃了他埋在心底的火种。能有机會再次把心里話吐出來，他感到痛快极了。与會者中有一位家庭婦女，后來給鮑林寫了一封信，使他特別受鼓舞。“您能站出來講話，是一位真正的男子漢，請接受我崇高的敬意和誠摯的感謝，”這位婦女寫道。“您在采取行動時表現出來的勇气，您在思考時顯示出來的真誠——在大庭廣眾之中——是一件非常振奮人心的事。我相信，由您燃起的燭光必將普照到四面八方。”
　　在此之后，他又再次沉默了。事情很快就變得很清楚，艾森豪威爾執政初期的那些歲月，對于他那樣的左派分子決非是翻身出頭的日子。艾森豪威爾在反共方面似乎執意要超過杜魯門。他任命了許多右派人士擔任政府的要職，其中包括起用狂熱反共的杜勒斯替代國務卿艾奇遜——此時，國務院這個部門仍然不斷受到攻擊，被人指摘為左翼分子同情者的一個堡壘。在艾森豪威爾的班子中，另外一個人是奧維塔·卡爾普·霍比，這個女人被任命為新的衛生、教育和福利部部長。她上任后，很快就扣發了共產党嫌疑分子亨受的聯邦政府的資助。
　　霍比的高升給鮑林帶來了直接的影響。1953年秋末的一天，他得到通知，其中沒有任何詳細的解釋，他從美國公共衛生服務處取得的資助要停發——總數是6万美元，原本是用于對氧基聚明膠和蛋白質結构的研究。美國公共衛生服務處隸屬于新設立的衛生、教育和福利部，霍比是部長。鮑林對取消資助一事百思不得其解，因而打了一個電話到該部要求提供有關的內情。
　　最后，他与一位持同情態度的經理取得了聯系，這位經理建議他重新申請，不過得換一种方式。他對鮑林說，不要用多位作者（其中也包括鮑林）的集体名義申請大筆資助，而是用這些研究人員個人的名義將項目分割成一個個細小的課題，各自提出資助的要求。鮑林嘗試了一下，一個課題借用了坎貝爾的名義，另一個課題用的是科里的名字。這兩個課題馬上就得到了資助——与要求相比，不但時間更長，而且提供的資金也更多。但是，鮑林在用自己的名義提出申請時，就再也沒有下文了。
　　顯然，鮑林并不是唯一上了衛生、教育和福利部黑名單的科學家。加州理工學院其他左翼學者的資助也被切斷了，這就促使校方向華盛頓方面提出了警告：要是不采取某些措施，他們將起訴有關方面違反了合同。全國至少有40名科學家因為政治信仰而受到懲罰，他們從美國公共衛生服務處申請到的資助被取消；至于到底有多少人首次提出的申請被駁回，那就不得而知了。
　　鮑林竟然沒有一下子看穿在美國公共衛生服務處采取的這些措施背后的真實原因，可見他在政治上是多么天真，他与加州理工學院校方之間的關系是多么糟糕。后來，當他將那個机构的行為講給比德爾听時，他才真正了解到事實的真相。比德爾盯著鮑林看了很長一會儿，然后對他說，這一切當然与政治有關。“難道您還不知道發生了什么事嗎？”比德爾問道。“他們就是不讓您的名字出現在接受資助的名單上。”鮑林听到這話時，目瞪口呆了。他雖然對冷戰的國內因素是一清二楚的，但是，堂堂的政府机關，本身的職責就是提供研究的資助，竟然也感染上了反共狂熱症，這實在難以想象了。正如他后來所說：“你可以想見，我那時是多么幼稚呀！”
　　鮑林向美國公共衛生服務處申請的科研資助，一共拖了兩年多時間，最后他終于收到了批准下發的通知——也就是在霍比辭職的那一天。

　　不過，鮑林仍然堅持不談論有關政治的問題。要不要給他簽發護照的事，現已演變為一二再三地上演的鬧劇。他每一次提出申請，希普利都提議拒發，于是鮑林不得不再三提醒有關方面注意他動身的日期，時間一次比一次更緊急。經過接二連三的拖延，希普利的上司就會出面否定她的意見。鮑林則一面准備行裝，一面耐心地等待。他的護照往往要在出發前的一兩天才能拿到手。
　　1953年秋在帕薩迪納開過那次有關蛋白質研究的大型研討會以后几個星期，鮑林接到了一封邀請信，要他去以色列參加新的魏茲曼科學研究所的落成典禮。這是一次短期訪問，他將在那里見到一個自己很感興趣的新國度，并要在國王大衛賓館舉行的招待會上會見以色列總理大衛·本·古里安和他的夫人。在訪問之前，他又得重复那老一套的經歷了。
　　但是，他這次中東之行卻惊動了杜勒斯的國務院。那時，已任命了一位新的負責護照安全的官員，此人名叫司各脫·麥克利德，是聯邦調查局的一名特工，一名死硬派反共分子。這個人發現自己与希普利的看法完全一致。他們兩個人一起開始更加嚴格地限制公民出游的權利。麥克利德与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參議員麥卡錫和聯邦調查局都有電話通訊的聯系，因此有條件從各方面來源了解鮑林的情況。麥克利德進行了布置，在鮑林訪問以色列期間，將有陸軍情報人員嚴密監視他的活動；一直到后來有報告稱，鮑林并沒有說什么非常不妥的話，對他的監視才放松了一些。
　　鮑林在11月初回國后沒几天，又一次提出了遠游世界的申請。這一次，他想帶愛娃·海倫一起去印度待一段時間，因為他接到了該國政府的邀請，要他出席印度科學大會，作几個星期的科學講演，并去孟買參加一個新建實驗室的落成典型。他計划于12月中旬動身。鮑林急于想看一看印度，這個國家在尼赫魯的領導下正在成為所謂的第三世界的領導者。第三世界是由一些既不与美國也不与蘇聯結盟的新興國家組成的。鮑林從尼赫魯身上看到了一條介于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中間道路的希望。
　　至于國務院對印度也頗感興趣，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出于同樣的原因，不過看問題的態度就不那么積极了。根据政府的分析，印度正在向左轉，脫离了西方的軌道。在這樣的形勢下，讓鮑林這類持不同政見者到那里去訪問，給美國抹黑，特別是考慮到他即將參加的會議另外還有六七名俄國科學家當主角，那就更不是一件好事了。因此，希普利提議拒發鮑林的護照，就得從新的角度加以認識了。
　　一直到12月初，鮑林還沒有听到關于護照的任何音訊，他請求國家科學院院長戴特列夫·布隆克幫助。布隆克擔心，要是政府再次拒發鮑林的護照，就會給全世界科學界帶來不良的印象。于是，他与希普利會了一次面，進行了一次冷冰冰的交談。希普利告訴他，印度是一個“敏感的地方”，對鮑林這次訪問作出的任何決定，都要考慮到其他一些部門的意見，比方說，安全部門首腦麥克利德就是其中的一位。她說不清楚到底何時才能作出最后的決定。布隆克將這一消息電告鮑林時，提醒他注意，麥克利德是麥卡錫手下的一名干將。在布隆克的電話之后几個小時，國務院的一位官員就打電話告訴鮑林說，在他預定出發的日期之前，不會有任何決定。
　　鮑林感到非常憤怒，他直接給希普利挂了電話。他強壓怒火，向她解釋說，這次旅行純粹是為了科學和觀光，他絕對不會發表政治演說。作為回答，希普利反問道：建議赦免犯有原子彈間諜罪的人，他當作怎樣的解釋？鮑林對她講，要是扣著他的護照不發，在公眾中將會產生不良的后果。她告訴他，此事的決定權在上面的人手里。
　　這就超過慣常那种拖延的范圍了。鮑林怎么也不敢想象，希普利的辦公室會重犯1952年所犯的同樣的錯誤，他們就不怕冒犯了世界科學界，竟然執迷不悟地剝奪他出外旅行的權利。況且，他一直約束著自己，切斷了与共產党有關的組織的聯系，放棄了進行政治演說的机會。不管怎么說，他的護照不應當遭到拒發的命運。
　　他和愛娃取消了安排在前面的几次約會，重新安排了動身的日期。他們打算遲一周出發，也就是23日。鮑林致函杜勒斯，主動提出到華盛頓走一趟，在圣誕節前的一個星期中找一個時間与他談一次。結果無回音。他又一次寫信，同時還調整了自己將要搭乘的航班。在信中他提到，他將在出發的那一天上午9點鐘前往紐約護照辦事處。同樣，他也沒有收到回信。
　　12月21日，鮑林乘飛机到達紐約，隨身帶著出外旅行3個月的行李。第二天上午，鮑林來到紐約護照辦事處。他既沒有領到護照，也沒有得到解釋。他怒气沖沖地回到了下榻的旅館，撥通了杜勒斯辦公室的電話。有人對他說，國務卿不能与他在電話里講話。跟他談話的是國務院科學顧問。他告訴鮑林，有關他的護照已作出最后的決定，至于具体的內容，他不能說。
　　那天下午晚些時候，也就是鮑林原定乘坐的航班起飛后兩小時，國務院的一名代表打電話告訴他，已決定拒發他的護照。此人還對他說，對這一決定，他可以向護照申訴委員會提出書面的上訴。
　　鮑林已無意這樣做。他与自己的律師商討了一次——律師告訴他，29日將安排有國務院官員參加的一次听證會——鮑林和愛娃又乘飛机到了華盛頓。他曾設法与希普利會面，但沒有成功。于是，他在海一阿達姆斯賓館与愛娃·海倫一起過了一個沒有歡樂的圣誕節。接下來就等待即將舉行的听證會。
　　与此同時，他請求布什和康普頓做他的擔保人。這兩個人都給國務卿寫了信，向杜勒斯保證，鮑林是清白忠誠的，盡管“若干年以前他曾深深卷入過一些政治活動”。終于等到了舉行听證會的那一天，鮑林和愛娃到了場，預期最后能与希普利作一次面談。但是，他倆被領到了一個房間，只見希普利手下的一個人坐在一張桌子旁，桌子上堆著一大疊文件。這個人“每隔一會就翻一下這些材料，接著就問一個問題，”鮑林回憶道。他詢問了鮑林參加共產党外圍團体的情況；鮑林解釋說，他已經從這些團体中退出。他又向鮑林打听羅森伯格一家人的情況，鮑林解釋說，他只是關心這家人受審的方式，并不是支持共產党人的事業。鮑林還被問到，他曾寄過10美元錢給一個因為是共產党員而被解雇的學者，幫助他籌集出庭辯護的資金，到底有沒有這回事；鮑林回答說，他也曾寄過類似數目的錢款，幫助過鐵幕后面的知識界難民。他又再次被問到，他是否參加過拯救紅木團；鮑林根本就不相信竟然會提出這樣的問題。
　　第二天，針對國務院關心的每一個問題，他和律師合作起草了一份宣誓書。12月31日，他被告知說，還有許多其他方面的事可以推溯到很多年以前，他必須用書面的形式詳細地將自己過去在政治上所有的情況講清楚。
　　鮑林說，在這么短的時間內，他無法做到這一點；要他作如此全面的回顧，他一點思想准備都沒有。他的所有檔案和資料全在帕薩迪納。此時，他已經沒有辦法給有關方面在印度為他作出的安排作出及時的回复。
　　他和愛娃·海倫撤回了申領護照的要求，接著就乘飛机回家了。

　　“真是活受罪，”鮑林后來回憶道。整個事件花費了他們整整兩周的時間，來回折騰一共用去了兩千美元。
　　不過，這一次，國際上并沒有什么強烈的反響。鮑林對自己遭遇的麻煩，一聲都未吭。他避開了新聞媒体，只是發了几封信給一些有影響的人，表示了自己的抗議。其中有前最高法院的法官歐文·羅伯茨，此時他擔任了美國哲學學會的主席。“我認為，國務院的行動有可能是麥卡錫懼怕的結果，”鮑林在1月份給羅伯茨的信中這樣說，“不過，可能性更大的也許只是希普利夫人本人感到很惱火，因為在1952年春天國務卿曾采取行動否定了她在我的護照問題上作出的決定。”
　　他打算循規蹈矩照章程辦事。他將自己收到的邀請信按時間的順序排列好，計划在1954年底左右的一段時間里到日本、希腊和泰國作學術報告，并且以此為策略，再作一次申領護照的努力。不過，這一次申請的時間得大大提前，并且要附上手頭備有的全部證明和材料。他將不聲不響地做這件事，盡量避免發生爭議的情況。他希望讓杜布里奇和其他校董們放心。
　　不去搖撼這條船，這是很有道理的。几乎讓每個人都非常吃惊的是，洛克菲勒基金會批准了鮑林和比德爾要求資助150万美元的申請，從而為最終建成教會實驗室掃清了道路。這是鮑林得到過的最大一筆資助，也是對他在加州理工學院始終享有的巨大威望的肯定。這原本是一件天大的喜事，但不知是什么原因，并沒有出現欣喜若狂的場面。在新大樓里到底要干什么事，鮑林心里仍然沒有底。1月和2月，他本來打算到世界上一些地方去走走，現在則忙于尋找分子手段來對付疾病的新方法，從而將令人失望的膠原蛋白問題拋到了一旁。他對新大樓所需的設備作了一些具体的安排。他還查閱了一些有關大腦化學功能的資料，這一廣闊的研究領域也許比較容易出成果。他在第125屆美國化學學會全國代表大會上，主持了有關血紅蛋白的科學研討會。第二天會上，前總統杜魯門是主題發言人，他受鮑林的啟發，說了這樣一句語意雙關的俏皮話：要是鮑林堅持研究的是白血球，而不是紅血球，也許他今天的日子就會好過一些了。這一玩笑贏得听眾的一片掌聲，鮑林也咯咯地笑了起來。不過，這一個例子說明，遠离政治并沒有給鮑林帶來多少好處。在兩年多的時間里，他主動放棄了作為一個公民講話的權利，但是，給他的資助仍然被取消，旅行的權利照樣被剝奪；他仍然充當了被人取笑的角色。
　　他對沉默已感到厭倦。1954年春天，他又感到不得不再次大聲疾呼了。

　　導火線是扔下的另一枚炸彈。3月1日，美國爆炸了一個裝置，將太平洋上一個名叫比基尼·阿托爾的小島夷成了平地，其威力几乎震惊了每一個人。
　　試驗的當天，离美國觀察家一無所知的爆炸現場叨英里處，在一艘名為“好運龍號”的日本漁船上，漁民們突然看到天空出現耀眼的亮光。几個小時以后，空中籠罩著灰蒙蒙的煙霧，亮晶晶的白色塵埃開始落下，船上和船員身上都覆蓋了一層難以除去的灰燼。兩個星期以后，漁船返港時，船員們一個個都感到惡心和發燒，牙床出血，皮膚發黑并伴有灼傷的跡象，頭發一撂一撂地往下掉——這是典型的受到放射性毒害的症狀。日本當局迅速將病得最重的船員送進了醫院，同時還扣下了他們捕到的魚蝦，但是，對放射性的恐懼還是迅速地在整個日本列島傳了開來。對于前些年在廣島和長崎發生的事件，日本人記憶猶新，他們要求當局用蓋革計數器檢驗這些魚蝦。學生們走上街頭，掀起了抗議美國的游行和示威。
　　接著又傳來了更加令人頭痛的消息。日本醫生和科學家向全世界宣布，美國這次炸彈試驗產生的放射性塵埃和微粒，由于爆炸而污染了高層大气，并伴隨著高空的气流吹到了地球的四面八方。這种塵埃可以墜落到任何地方，人們尚難預料將會產生怎樣的影響。從此，新聞媒体的用語中又增加了一個新詞：放射性塵埃。
　　日本人的報告在美國的媒体上慢慢傳開了。人們很快就明白，比基尼島這次爆炸的炸彈，其威力比以前試驗過的任何炸彈威力都要大得多。公眾開始要求了解更加詳細的情況。3月24日，艾森豪威爾總統在記者招待會上講了話，然而一點也沒有減輕人們的擔心和疑慮。艾森豪威爾說：“很明顯，這一次當然發生了一些我們以前從來沒有碰到過的情況，因此科學家們感到震惊也就理所當然了。”
　　此事當然也震惊了鮑林。他從強迫自己保持沉默的精神約束下惊醒起來了。日本人測得，伴隨爆炸產生的放射性物質，數量巨大，种類繁多，這就表明，這不是一枚簡單的氫彈，而是一項新式的武器，危害性比氫彈還要大得多。4月15日，鮑林作了兩年半時間里第一次關于核彈政策的演說，地點是在洛杉磯唯一神教派的教堂，听眾有一千人左右。他全面回顧了新型炸彈給人們帶來的恐懼，批評了為了增大武器威力而采取的輕率做法，認為這次在比基尼島試驗的“超級炸彈”就是典型的例子。他強調指出，許多國家正在毫無節制地竟相研制殺傷力巨大的武器，人們應當再次奮起投身于爭取和平和裁軍的事業。在廣島事件后，原子科學家緊急委員會曾經發出呼吁——認為有必要成立世界統一的政府，必須与共產党國家進行對話——鮑林演講的許多內容就是圍繞這几個主題展開的。但是，由于比基尼島爆炸釋放出來的放射性非常嚴重，因此，在他的演說中對問題的緊迫性又有了一層新的認識。
　　鮑林在講話中首先向听眾致意，然后，話鋒一轉，触及到与此有關的另一課題。新近，有人攻擊上了黑名單的奧本海默，不准他接触保密資料，并讓他到一個安全委員會接受審查。這是一個典型案例，它威脅到美國式自由。看來，一方面，還是老調重彈——与共產党有牽連。對于這一指控，聯邦調查局曾在1947年作過調查，鮑林當時已為奧本海默的忠誠作過擔保。另一方面，這次又有了新的罪名：奧本海默曾阻撓氫彈的研制工作，說他曾經建議在這個問題上實行慎重緩行的政策。奧本海默曾經在一個名為曼哈頓計划的研究項目中出色地工作，被人視為英雄。就是這樣一位德高望重的科學家，竟被剝奪了參閱保密資料的資格。在1954年初的几個月里，這一新聞經常成為全國性報紙的標題。
　　鮑林對奧本海默一案极為反感。在此之前八年，他曾公開反對提名奧本海默進入原子能委員會理事會——用鮑林的話來說，就是在他的印象中，奧本海默是一個不可靠的人。他還認為這与奧本海默的“個人品質”有關——但是，此時他對這位從前的朋友所處境遇卻深表同情。認識奧本海默的人都相信他是一個左派。50年代初，聯邦調查局整理了一份檔案材料，放在檔案架上厚達十英尺。這些材料詳細地記載了奧本海默對共產党人的同情、交往和友好情感。雖然其中決無他充當間諜之嫌疑，但有證据表明，他在不同場合曾經隱瞞事實真相或當面撒謊，將自己打扮成一個遵紀守法的人，而不是像調查他的人所說的那樣，是一個“心胸不夠坦蕩的人”。要是奧本海默是一個普通的平民百姓，或者是一位科學家手下的無名小卒，他可能早在几年以前就被逐出門外，不讓他參与机密工作了。然而，他是一位大名鼎鼎的科學家，對國家的重大項目來說是一個舉足輕重的人物，自然不可等閒視之。因此，盡管他表現欠佳，多年來仍一直有資格查閱任何級別的机密資料——但是，艾森豪威爾上台以后，情況發生了變化。
　　在這种情況下竟然公開羞辱奧本海默，似乎是荒唐可笑的。在鮑林看來，這完全是出乎政治上的需要。奧本海默已被看作為研制更多威力更大的炸彈的一個障礙。奧本海默為自己作了辯解，整個事件也就演變為一場全國性的爭論。鮑林和几十名科學家一起，紛紛挺身而出，為奧本海默辯護。鮑林在政治上又開始大聲疾呼，他寫了一篇慷慨激昂的短文，刊載在1954年五一節的《國家報》上。“將羅伯特·奧本海默博士視作安全的危險而禁止他參与机密工作……實屬美國政府的一次很不光彩的行動，”他這樣寫道。“任何一位頭腦正常的人，只要考察一下實際情況，就一定能得出結論：奧本海默是一位忠誠而又愛國的美國人。原子能委員會的達官貴人也一定能得到這一結論，艾森豪威爾總統本人也不應例外。照此看來，我們不得不認為，政府最近采取的這次行動是政治謀划的結果——奧本海默博士則成了為政治所拋棄的犧牲品。”接下去，鮑林敦促美國領導一場有多方面參加的科學和政治探索，尋求“一种實際可行的方案來替代原子能野蠻時代的瘋狂行為。”
　　那個月晚些時候，奧本海默最終還是被剝奪了參与机密工作的資格。
　　對科學家來說，此案是殺雞儆猴，警告他們要安分守己。然而鮑林可不買這個賬。“兩年來，在政治行動方面，我一直嚴格克制自己，”他在給一位朋友的信中這樣寫道，這位朋友曾贊揚他在《國家報》上發表的那篇文章。“我算是看透了！將話憋在心里不說，不但是錯誤的，而且也不值得。”

　　鮑林又回到了政治的漩渦中。新的“超級炸彈”以及伴隨產生的放射性塵埃，成了他一系列演說的首要話題；与此密切有關的另一中心議題就是奧本海默一案及其對科學自由的影響。6月，鮑林的女儿在俄勒岡里德學院畢業，鮑林在該院舉行的畢業典禮上發表演說，嚴厲抨擊華盛頓在奧本海默案中“無法正常思考”。鮑林對与會的畢業生及其家長說，“你們必須永遠追求真理。客觀真理不會屈從于主觀認識。你的鄰居与你的看法相左，你得服從真理；一個國家發表了某一聲明，另一個國家卻一聲不吭，你同樣也得追求真理。”
　　在放射性塵埃問題上，全國范圍內的爭論日趨激烈，追求真理的任務似乎也愈益艱難。原子能委員會在其新任主席劉易斯·斯特勞斯的領導下，執意壓下了有關資料，不肯向外界透露放射性塵埃的污染程度和有害后果，意欲表明核彈試驗計划至關重要而又非常安全。因此，問題更加扑朔迷离，以致在1954年春夏兩季這段相當長的時間里，几乎誰也講不清楚放射性塵埃到底會產生怎樣的影響。在無過硬證据的情況下，种种猜測應運而生，人們議論紛紛。鮑林像往常一樣，開始廣泛涉獵能夠找到的有關資料并作綜合分析。放射性塵埃產生的影響逐漸在他的頭腦中形成一幅駭人听聞的圖景。在自然界原本存在以及在醫療過程中產牛的放射源——包括地球上的放射性元素、Ｘ射線和宇宙射線——是放射性現象的“基底”。与此相比，核彈試驗以散落塵埃的形式所造成的放射性污染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但是，放射性會損坏DNA，受到放射性照射的總量的微量增加就足以造成這一后果。根据鮑林的計算，放射性增加的微小劑量決不能輕易忽視，因為它可能增大人体細胞的變异速率。他開始發表演說，撰寫文章，論述放射性塵埃与細胞變异之間的關系，并且更加勤奮地鑽研小劑量放射可能造成的影響，特別是對基因造成的影響。
　　6月，鮑林再次向有關方面申領護照，為自己在冬季周游世界進行准備。這一次，他要求對方用書面形式准确地列出拒發護照的种种理由，因為他希望有足夠的時間申訴。他收到了希普利的答复，其中羅列了她從聯邦調查局關于鮑林的檔案中抄來的24條指控材料。鮑林和自己的律師認真准備了一份新的證詞，逐一批駁了這些指控。他在給護照處的回复中隨附了一封信，其中提到：“這些指控……大多數不值一駁。”鮑林認為，只有一條需要認真對待，那就是說他是隱藏著的共產党員。“我實在難以相信，美利堅合眾國的國務院竟然會捏造出這樣一個罪名，”他寫道。“對于這樣一條指控，只需認真地作一點起碼的調查……就可以准确無誤地表明其中沒有任何真實的內容。”其實，希普利早就清楚這一點。她查閱了聯邦調查局几份最近寫出的有關鮑林的報告，其中提到，經過兩年的徹底調查，沒有發現确鑿證据可以用來證實布登茲告發鮑林是共產党員的指控。
　　10月1日，希普利在審查了鮑林的證詞后，寫了回信：“國務院……根据手頭的證据得出結論：你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几年里的活動，充分表明，長期來你始終如一地奉行共產党的路線。”鮑林也許不是共產党員，但与共產党員相比也差不了多少，因此，他的護照再次遭到拒發。希普利在信中還附上了一張用于上訴的表格。
　　鮑林井不希望上訴，他不想在由一群陌生人組成的陪審團面前為自己的案子辯護，不想再次像他以前在就業資格審查委員會面前那樣遭人誹謗，接受令人屈辱的審判。几天之后，他致函國務院稱：“考慮到去年我在与國務院打交道的過程中所遭遇的經歷，我別無他法，只得放棄這次出國的打算。”他在引述上一次申領護照時自己花去的費用和令人心酸的窘境時，這樣寫道：“我感到，我再也經受不起這么一次經歷了。”他就這樣撤回了自己的申請。
　　此時，他心里已有了另一种打算。

　　　　　　　　　　　　　 通向斯德哥爾摩之路

　　朗繆爾說過，鮑林“將會贏得諾貝爾獎”，此時，23年過去了。在這段時間里，鮑林的同事和學生一直在議論，他到底在何時能得到這一科學上最高的榮譽。隨著時間的推移，一些不那么引人注目的學者相繼成了諾貝爾化學獎得主——其中包括埃德溫·麥克米倫，他曾在加州理工學院作為鮑林的學生進行過研究工作——鮑林卻開始認為，自己永遠不能問鼎這一獎項了。這是一件令人失望和心痛的事。許多人將鮑林視為本世紀最重要的化學家之一；他已年滿53歲，他的許多科學成就似乎早就應當被人承認了。鮑林在心里安慰著自己，自己之所以未被斯德哥爾摩的評獎委員會看中，原因在于諾貝爾的遺囑中說得很具体，這种獎不适用于批量性的科研成果，只獎給前一年里作出的單項重大的發現。鮑林的成就就屬于批量性成果，他做的工作稱得上是結构化學的宏偉大業，它是由許多方方面面的成果构成的。“的确是麻煩，”鮑林說。“哪一項成果算是我的單項重大發現呢？”
　　生物學家森特—哲爾吉１，曾對維生素Ｃ作研究而得到了他本人的諾貝爾獎。1952年底，他致函鮑林說，他打算提名鮑林為1953年諾貝爾化學獎的候選人。“据我所見，您在很久以前就應當得到這一榮譽了，不過，遲得總比不得好。”唯一的問題在于“提名時到底确定哪一個單項發現最合适？”鮑林回信道：“我本人的最主要成果是在1928年到1932年間獲得的，其中涉及到對化學鍵本質和分子結构基本原理的揭示。”為了促成此事，鮑林還寄去了自己生平的簡短介紹，附上了新近擬就的一份長達8頁的科研工作的總結。在這份總結中，他強調了他對鍵軌雜交的發現，有向鍵价的理論以及結构与磁性之間的關系——這一切都有助于他對血紅蛋白、抗生素和蛋白質結构的研究。
　　１森特—哲吉爾（Albert Szent-Gyorgyi，1893—），美國生物化學家，生于匈牙利，發現并分离出維生素C（1928），研究維生素C等有机化合物在細胞氧化過程中的作用，獲1937年諾貝爾醫學獎。
　　但是，1953年11月，在宣布那年的諾貝爾獎獲得者名單時，化學獎得主卻是赫爾曼·斯托廷格。這是一位上了年紀的德國化學家，他對聚合物的研究曾經影響過鮑林本人關于長鏈結构的看法。鮑林盡管有失望之感，但很快就將此置之腦后了。但是，此時又風言四起。第二年夏天，一位來訪的化學家，瑞典科學院院士，告訴鮑林說，斯托廷格之所以被看中，只是因為他比鮑林要大20歲，評獎委員會感到他再也活不到一年了。接著，這位院士向鮑林透露，再過几個月時間就可望听到喜訊。瑞典的一個電視采訪組訪問加州理工學院時——据他們說，他們打算對著名科學家作跟蹤采訪——大部分時間都花在鮑林身上。因此，鮑林將要得獎的傳言就日甚一日了。10月，也就在鮑林撤回護照申請的那几天，加州理工學院收發室交給鮑林一大堆信件，其中都是有關鮑林可望獲獎的消息。
　　1954年11月初，鮑林動身前往康奈爾大學和普林斯頓大學講學。他盡力設法不去想得獎的事，但心里卻一直抱著希望。宣布諾貝爾獎得主的時間向來就在11月初，他不久即可知道實際的結果。
　　11月3日下午，就在鮑林即將開始在康奈爾大學作學術報告前几分鐘，一位記者通過電話追問到了他的下落。“您對獲得諾貝爾化學獎有什么感想？”這位記者問。鮑林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反過來問這位記者：自己獲得的是什么獎？“化學獎，”記者回答說。“不，獎勵書是怎么說的？”鮑林想知道，到底是哪項發現使自己獲得了這份榮譽。記者讀了手中的電文：“……鑒于他對化學鍵本質的研究……及其在闡述复雜物質特性時的應用。”鮑林盡情地笑了起來，他告訴這位記者，他為自己能獲得這項桂冠感到非常自豪，然后就放下了手中的電話。
　　他興奮极了。給他頒發這一獎勵，就是承認他從1928年開始研究化學鍵一直到阿爾法螺旋的發現所得到的每一項成果。諾貝爾獎委員會的官員們破了一項先例，給了他一項終身成就獎。康奈爾大學的教授們紛紛拍著他的后背，向他表示熱烈的祝賀，但是鮑林興奮到了极點，几乎就沒有察覺。心里充滿了喜悅，他茫然向教室走去，希望按預定的安排講課——“我興奮得不能自己，連教室的門也看不清楚了，”他后來回憶說——等在教室里的學生和教授們向他祝賀，爆發了一陣經久不息的掌聲。
　　記者和各方面友好人士從收音机里听到這一消息后，紛紛來電表示祝賀。鮑林對《紐約時報》的記者說，他非常珍惜這一榮譽，同時“也非常感謝我的那些非常能干的合作者所作出的貢獻。我能作為理工學院的一名員工，已有32年時間了，我感到非常幸運，在此進行科學研究，條件极為优越。”作為諾貝爾獎的一名得主，他利用新近得到的這一絕妙講壇，猛烈抨擊政府在奧本海默案中實行的政策。他還給露絲·希普利發去了一條几乎未加任何掩飾的信息。有人問起，他去斯德哥爾摩出席頒獎典禮，會不會在護照問題上碰到麻煩，他告訴記者說：“我認為不會有什么困難。納粹德國曾一度為諾貝爾獎得主制造過麻煩，但估計美國不會去步其后塵。”
　　他的聲音又再次響亮起來了。他又再次沉浸在歡樂之中了。盡管受到記者的追蹤，他仍能按預定的計划行事。他長途跋涉，到普林斯頓大學開設瓦努克塞姆講座，講解分子結构和生物學特性。在此期間，他還最后一次拜訪了愛因斯坦。其時，這位年邁的物理學家身体衰弱，容易疲勞。不過，与鮑林會見，他的心情非常愉快。看到這位比他年輕的朋友能夠利用新近得到的名聲在奧本海默案中仗義執言，使他更加高興。他們在一起討論了新式超級炸彈的問題。對于原子能科學家緊急委員會的解散，兩個人都呼噓不已；對于美國外交政策的現狀也深表困惑。愛因斯坦對鮑林說：“我一生中犯了一個大錯，就是簽署了致羅斯福總統建議制造原子彈的那封信。”他說，他可以解釋的唯一原因在于，他當時認為德國人也在做這件事。接下來，兩個人都沉默不語。隨后，愛因斯坦又向鮑林敘說了烏克森謝納１一件軼事。此人是門世紀瑞典的一位首相。“烏克森謝納對他的儿子講，”愛因斯坦說，“你一定會感到惊訝，只需略施小技就可以治理這個世界。”鮑林高興地看到，他們兩人仍然在用同樣的方式思考著這個世界。
　　１烏克森謝納（Court Oxenstierna，1583—1654），曾任瑞典首相，國王古斯塔夫斯二世的密友和顧問。多次受命進行重要的外交談判，后為未成年的女王克里斯蒂娜的攝政，成為瑞典的實際統治者。
　　5個月以后，愛因斯坦与世長辭。

　　在宣布鮑林獲得諾貝爾獎的那一天，鮑林以前的一位冒冒失失的學生科耶爾，在麻省理工學院化學系寫了封祝賀信，征求大家的簽名。他高興地看到，全系的人都在信上簽了宇。“我不相信許多諾貝爾獎得主都能得到科學工作者如此熱烈的歡迎，”科耶爾寫道。“我征求了86個人的意見，86個人都毫不遲疑地簽了名，而且几乎所有的人都很高興，諾貝爾獎給國務院將了一軍。”麻省理工學院的這封信只是來自世界各地的一百多封函電之一。鮑林回到加州理工學院以后，給每一封函電都寫了回信。
　　在這個地方，鮑林也發現，几乎到處都洋溢著喜慶的气氛。從杜布里奇到各系的門房警衛，人人都向他祝賀。愛娃·海倫邀請鮑林手下的員工和他的親密朋友到他們的山坡宅院聚會慶祝。來賓們舉腹痛飲。卡爾·尼曼的夫人當眾朗誦一首詩歌獻給鮑林。“每一個人都興高采烈，”一位來賓后來回憶道。12月3日又舉行了一次更大的聚會，加州理工學院全校師生員工團聚在校園里向鮑林致意。350多名員工、校董和朋友應邀參加宴請，听取杜布里奇對鮑林的成就所作的簡要介紹，觀看當場表演的一幕諷刺鮑林和加州理工學院的短劇，演出單位是“化學和生物股份公司”，引來陣陣哄堂大笑。
　　他們給短劇起名為《通向斯德哥爾摩之路》。全劇刻畫了學校對鮑林所持態度的比較輕松的側面：贊賞，喜愛，然而又有一點不聞不問的味道。劇中還配上了無線電播音員的聲音，對鮑林輕松的講課風格逗笑取樂，几名彈奏音樂的學生將鮑林關于分子共振的思想比擬為爵士音樂。（“孩子們，你們應當听一听一個碳氫分子是怎樣工作的。先生們，這是有真憑實据的謀殺。這就是最終的結局。”）不過，全劇的高潮是一系列配上了流行歌曲的諷刺詩歌，其中一首名為《小鎮旅店》：

　　　　鮑林之路百折不回，永遠指向前方。
　　　　鮑林之路苦盡甘來，永遠令人神往。
　　　　這是知識的浩瀚海洋，讓您縱情倘佯。
　　　　也許還有若干地方，不值得您駐足張望。

　　愛娃·海倫則被描繪成一個日思夜戀的姑娘，向她的老師傾訴衷腸（配上的樂曲名為“張開雙臂擁抱我，我的寶貝心肝”）：

　　　　萊納斯·鮑林，我的寶貝心肝，
　　　　他在我的化學世界里變幻莫測。
　　　　啊呀呀，他的眼珠滴溜溜閃現，
　　　　我周身原子就全都上電。
　　　　他靠近我的身軀，我的血分子全都涌向我的臉面，
　　　　我卻分不清何為鹼基，何為磷酸。
　　　　啊，縱情歡樂吧，你永遠不會看到，
　　　　如此動人的親情，如此醉人的眷戀。

　　　　鮑林博士講課，猶如朗誦詩篇，
　　　　字字都是音符，扣動我的心弦。
　　　　我的化學价，已經全部改變，
　　　　我的運動軌跡，也有了新的安排。
　　　　他的音容笑貌，永遠凝結在我的心田，
　　　　我与他共享兩個電子，周游在外層空間。
　　　　啊，縱情歡樂吧，你永遠不會看到，
　　　　如此動人的親情，如此醉人的眷戀。

　　最后，播音員朗讀了几份來自友好人士的虛擬電報：“反動的資產階級走狗：我已經告訴你五十遍了，共振与量子力學格格不入。簽名：弗拉基米爾·伊凡諾維奇·盧貝契夫斯基。”另有一份電報更使鮑林笑得前俯后仰：“親愛的鮑林博士：您得了諾貝爾獎，同時也洗清了自己的罪名。我們不會發瘋，只要您不發瘋就行。簽名：奧維塔·卡爾普·霍比与露絲·希普利。”
　　這是一個喜气洋洋的夜晚，高朋滿座，气氛溫馨，笑聲陣陣，友好熱情。在學校的歷史上，像這樣的夜晚實屬少見。不過，對鮑林來說，這將成為永遠找不回來的回憶。

　　在這樣的場合，關于希普利的玩笑就特別讓人捧腹一宣布得獎后的一天，在离開康奈爾前往普林斯頓的途中，鮑林給許多頭面人物寫了信，其中就有參議員韋尼·莫爾斯和保爾·道格拉斯，還有前最高法院法官歐文·羅伯茨，鮑林請求他們幫助他收回出國旅行的權利。他還給小胡佛寫了一封信。此人曾長期擔任加州理工學院董事，新近才被任命為副國務卿。小胡佛對鮑林在加州理工學院的表現很看不慣，因而更談不上做任何事情來幫助他了。
　　還是公眾再一次幫了鮑林的忙。在諾貝爾獎宣布以后不久，美國駐瑞典大使告誡國務卿杜勒斯說，鮑林的護照難題已經成了斯德哥爾摩議論的中心。“我們在此對鮑林的政治態度和過去的所作所為一無所知，但是，我必須強調指出，如果拒發他的護照，那么瑞典各個方面的公眾輿論將會作出對我們具有災難性的反應，”他這樣寫道。“切望能很快得到你們的确切通知，務必如期簽發護照。”
　　不管怎樣，這一通知還得等上若干時日才能發出。聯邦調查局下令再作一次調查。他們發現了一個令人不快的事實，就是跑林又重操舊業，到處發表演說。在一次演講中，他公然鼓吹在內閣中成立一個“和平部”。有關情況又傳到了希普利那里。在一個星期中，鮑林的護照難題成了斯堪的納維亞媒体報道的熱點。然而美國國務院仍無動于衷，希望鮑林主動先走一步，正式提出申訴。一旦上訴，事情又可拖上几個月時間，然后再找一個借口，稱有關方面像對待其他美國人一樣，正在考慮鮑林的具体情況，一切都在正常的渠道中運作。
　　鮑林心里比誰都清楚這一招。支持他的信件如雪片飛來。其中有一封電報來自美國新聞處駐歐洲的一位官員，他“緊急提議”批准鮑林出國，以便消除公眾輿論的負面影響。与鮑林有關的公函在國務院各部門之間來回穿梭。有些辦事人員主張給鮑林簽發護照，盡量減少不良后果——“鮑林是一种喜歡冷潮熱諷，脾气古怪的人，他以前曾有一次拒絕到申訴委員會露面，這次也許更想讓國務院出出洋相，”一名職員提醒說——另外也有一些人，尤其是希普利和安全首腦麥克勞德，他們主張先扣住護照再說。國務院法律顧問斷言，根据現行法規，扣發鮑林的護照缺乏充足的理由，因為法律規定要有确鑿證据表明鮑林接受過共產党的指示才行——然而聯邦調查局已花了六年時間仍一無所獲。為了結束這場爭議，11月5日，召開了一次緊急會議，參加者除了麥克勞德和希普利以外，還有三個持溫和態度的國務院官員。有人建議繞開申訴這一步驟時，希普利沉不住气了，從座位上站了起來。“護照處与共產党打交道已不是一天兩天，”她說，“我最清楚，脫离現行政策另搞一套，必將后患無窮。”兩年以前有人不顧她的反對，給鮑林簽發了護照，就是開了拋棄現行做法的一個先例，這一次，她無論如何也不會讓這种情況發生。那么，在鮑林的護照上寫上几句話，使他除了前往斯德哥爾摩領獎之外，禁止他做別的事情，這個主意怎么樣？這也不行，希普利斬釘截鐵地說。會議再也開不下去，只得中斷。麥克勞德和希普利力主扣發護照，其他三位官員——將鮑林列入“冒失莽撞、頭腦不清的左翼人士”的范疇，對國家安全并不构成威脅——建議簽發，以免引起公眾不滿。
　　杜勒斯作出最終決定，給鮑林頒發護照。
　　小胡佛對此很不愉快。這就意味著無需經過上訴這一步驟，而這一手續原本在很大程度上是專門為鮑林設置的。他認為杜勒斯的決定將置國務院于批評的火力之下。那一天晚些時候，他打電話給聯邦調查局的一個朋友，要求這一机构審閱他為頒發護照所起草的一封公函。為了發泄怒气，小胡佛對這位朋友說，在過去的十年中，他一直在想方設法將鮑林攆出加州理工學院，現在，不經申訴就給他簽發護照，他實在咽不下這口悶气。不久以后，小胡佛就辭去了加州理工學院校董之職，從此与鮑林更是結下了不解之仇。
　　小胡佛對杜勒斯的公關問題作了一番考察。他對手下人說：“我們無論如何不能插手這种事情。”
　　那天下午，負責行政事務的副國務卿給鮑林發了一封短信，通知他已被批准前往斯德哥爾摩。
　　同一天，國務院的法律顧問發現希普利獨自一人坐在咖啡廳里。他走到她身邊坐下。兩人作了長時間的交談，談到鮑林，談到共產党人，談到履行正常手續的重要意義。這位顧問注意到，希普利情緒黯然，對于她的意見再次遭到否定深感不滿，對這樣的辦事方式表示失望，并再三重复應當拒發鮑林的護照。
　　几個星期之內，希普利正式宣布，她要辭去護照處處長的職務。
　　關于鮑林一案，麥克勞德創造了一种頗有几分幽默的說法。事情過后不久，一個國會委員會問起，鮑林怎么能不經申訴而成功地領到了護照，他回答說，頒發護照是“自我申訴”的結果。有人要他解釋一下這一用語，他笑了起來，說，它的意思就是“國務院也要閱讀有關文件”。

　　鮑林領到的護照，不但去瑞典有效，而且适用于去世界各地。
　　12月5日，鮑林怀著如往日一樣的愉快心情，攜帶著愛娃、克萊林，還有小萊納斯和他的妻子安妮塔，乘飛机离開洛杉磯。他們在哥本哈根与彼得和琳達會合，然后，一家子人，正如愛娃回憶時所說，“一幫快樂的人”，一道前往斯德哥爾摩。
　　鮑林從未見過像諾貝爾獎頒發典禮那樣的場面。這一活動是從12月9日開始的，先是由瑞典皇宮大臣為獲獎者舉行招待會。會上，鮑林与兩位物理學獎得主作了簡短的交談。其中一位名叫玻恩１，哥廷根的數學大師，鮑林第一次訪問歐洲時曾与他見過面。他由于在量子力學方面的成就，与一位德國實驗物理學家博特２一起分享這一遲到的殊榮。博特最出色的工作也是在20年代末完成的。鮑林還見到了獲得醫學獎的美國人三人小組的成員。他們因在小儿麻痹症方面的研究而受到表彰。文學獎獲得者海明威３歐洲新聞媒体仰幕已久的人物。他在一次非洲之行中受了傷，因而這次無法在斯德哥爾摩露面，
　　１玻恩（Max Born，1882—1970），英籍德國物理學家，量子力學創始人，因對亞原子粒子特性作了統計學的系統闡述，与博特一起獲得了1954年諾貝爾物理學獎。
　　２博特（Walther Bothe，1891—1957），德國物理學家，應用符合電路法，測定電磁輻射的粒子性，發現了中子，与玻恩一起獲得了1954年諾貝爾物理學獎。
　　３海明威（Emest Hemingway，1899—l961），美國小說家，早期為“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人物，代表作有《太陽照樣升起》、《永別了，武器》、《喪鐘為誰而鳴》等，作品風格獨特，文筆精練，獲1954年諾貝爾文學獎。
　　第二天，在斯德哥爾摩音樂廳舉行了有兩千人參加的頒獎典禮，鮑林將其稱為“當今世界上最為气派的典禮之一”。會上，為每一位新的獲獎者宣讀了一篇頌辭，簡要介紹有關的研究成果。鮑林的頌辭是由一位言辭不爽的瑞典晶体衍射學家宣讀的，此人借此机會全面回顧了從伯茲列斯以來化學發展的歷史，最后介紹了鮑林關于化學鍵的觀點，說明他怎樣將化學鍵的理論應用于各個化學領域以及生物學和醫學的許多方面。在他宣讀完畢，掌聲停息下來以后，瑞典國王古斯塔夫六世向鮑林頒發了金質諾貝爾獎章和證書。此時，鮑林身著燕尾服，頸佩白色領帶，顯得异常興奮。在他接過獎章和證書的時候，他并沒有在這种場合常見的那樣拘謹呆板，而是迎著國王笑逐顏開，真可謂“滿面春風”。一些歐洲報紙這樣形容當時的情景：“大廳里每一個人都和他一樣，沉浸在歡樂之中。”
　　頒獎典禮結束以后，又在斯德哥爾摩的市政廳黃金閣中舉行諾貝爾國宴。這是一間名為“世紀之交”的寬敞大廳，四周鑲貼著24開黃金馬賽克牆面磚。在此，儀式繼續進行，國王向每一位新的獎主祝酒致意，各人也用簡短答辭表示感謝。鮑林的答辭贏得的掌聲最為熱烈，他提到，自己久已向往瑞典，希望能被大家視為這個國家的一個“榮譽公民”。宴會過后，國王領著這些諾貝爾獎得主走到一處大理石樓梯的上部，俯視樓下几百名歡呼雀躍的瑞典大學生。這些學生揮舞著紅旗和火炬，為得獎者演唱了一首歌曲。隨后，根据慣例，應由一位諾貝爾獎得主向他們講几句鼓勵的話。鮑林被獎主們推選為代表發言，所有的瑞典報紙都全文刊登了這篇演說：
　　“作為老一代人中的一員，也許我應當向你們作一點訓示，但我不想這樣做，”他向在場听眾高聲說道。“我倒向你們提一條建議，就是你們應當怎樣對待自己的前輩。一位德高望重的長者在向你們講話的時候，應當抱著尊敬的態度認真地听——但別相信他，除了相信你自己的智力以外，不要輕易相信任何事。你們的長者，不管他的頭發是否已經灰白，是否已經脫落，不管他是不是一個諾貝爾獎得主，都有可能出錯……因此，你們應當永遠持有一种怀疑的態度——永遠需要獨立思考。”
　　這番話使在場學生頗感意外和欣喜，大家盡情地歡呼起來了。
　　第二天，門日，星期六，鮑林作了一次諾貝爾講演。他全面回顧了自己所做的工作，特別將重點放在共振這個問題上。在這篇講演中，他頗為自信地談到了价鍵的概念。那時，這一概念受到了日益尖銳的攻擊。他還利用諾貝爾獎印證自己研究化學的方法是正确的。
　　晚上，國王和王后在皇宮舉行正式宴會招待來賓，這也是諾貝爾獎慶典活動最后一場盛大的儀式。鮑林身穿黑色的晚會禮服，偉岸瀟洒，手挽著瑞典公主瑪格麗莎，款款步入宴會大廳。愛娃·海倫則在瑞典首相的陪同下喜气洋洋地在國王左側就坐。她春風滿面，一身朴實的社會主義派裝束，庄重大方。“我与首相談論政治——還与國王一起在花園里澆花，”她在那晚的日記中寫道。“真有意思。”
　　最后，鮑林与獲得醫學獎的三個美國人一道，出席了美國大使館專門為他們舉辦的一次慶祝晚會——鮑林心想，這是一個令人鼓舞的信號，也許美國政府打算將他作為一位值得尊重的公民看待了。
　　晚會結束后，使館參贊電告華盛頓稱，鮑林之行并未發生任何意外。“斯德哥爾摩報界刊發了有關他的大量報道，不但是因為他獨具爽朗迷人的個人魅力，而且也因為他的一家是攝影新聞的上佳題材，”這位參贊寫道，最后松了一口气的心情流露在宇里行間。“無論是在到達之后立即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還是在宴會上的講演里，……鮑林教授都沒有說任何可以挑剔的話。”
　　鮑林的言行不但無懈可擊，而且在新的層次上為美國贏得了尊敬。部分原因在于，他終究還是得到批准前來斯德哥爾摩領獎，證明了個人成就可以驅散冷戰造成的緊張气氛。但是，更加重要的是他個人顯示出來的洒脫和熱情。“在諾貝爾獎得主中，很少有人能像這位謙遜、隨和、見多識廣的著名科學家那樣，清楚地知道怎樣讓整個世界為之傾倒，”一家歐洲報紙這樣報道。這家報紙還將這次諾貝爾獎慶典稱作為“一次‘節日演出’，雖然‘主角’海明威未登台亮相，但畢竟還是出現了一顆‘明星’，他就是來自帕薩迪納的這位為人謙恭的教授。”
　　全球各地都有人向鮑林表達了同樣的友好情感。鮑林和愛娃帶著全家，在瑞典和挪威旅游觀光了兩個星期。隨后，他們乘飛机到以色列待了兩個星期，走訪了當地的几所大學，与海法和耶路撒冷的學者交談。他們的圣誕節是在伯利恒度過的，不過這次經歷對鮑林的無神論思想并未產生任何影響。在此之后，他們又飛赴印度，在那里停留了几個星期。這一拖了那么長時間才得以成行的訪問，成了一家人旅行的又一個高潮。他們作為印度政府的客人，拜訪了這個國家主要的几所大學和實驗室，從新德里到加爾各學，又到阿拉哈巴德，參觀了泰姬陵，游玩了阿贊坦的洞穴和本那雷斯的神廟。
　　在巴羅達，鮑林出席了印度科學大會。會上，他淋漓盡致地施展了科學外交的技巧，与俄國和中國科學家的大型代表團會面，接受了許多諸如礦石和設備那樣的禮物。作為美國人代表，只有他和另外几個自費的美國佬与會。鮑林是被邀請作大會報告的唯一美國人。他在報告中論述了血紅蛋白和鐮狀細胞貧血症的有關結果。最后，他談到了大家都比較關心的几個問題。他首先說明了維護和平的必要性，提醒來自各國的听眾說，并不像習慣于用俄國式思路考慮問題的許多人所說的那樣，大多數美國學者都在研究原子彈和氫彈，事實上，他們許多人在研究諸如鐮狀細胞貧血症那樣的問題，這些問題關系到地球上所有人的和平發展和福利。然后，他話鋒一轉，矛頭隱指共產主義國家陣營的代表，說明美國科學家能夠自由地進行研究工作，他們是非常幸運的。
　　鮑林的發言博得了与會者熱烈的掌聲。后來，一位印度科學家告訴來自美國的一位朋友說：“貴國的鮑林博士今晚所做的事情，比你們的國務院發表的全部官方文件，都更加有力地駁斥了這樣的觀點，即美國人都是國際戰爭的販子。”
　　鮑林還和尼赫魯一起共進晚餐，兩個人就政治、核彈、和平等問題進行了親切的交談。在鮑林的心目中，尼赫魯是一位超凡脫俗、風度优雅的偉人，具有“敏銳的睿智、卓越的判斷和絕對的真誠……在我看來，尼赫魯是世界上最偉大的人物之一。”
　　鮑林還去曼谷停留了几天，然后在2月飛抵日本。在那里，人們知道鮑林的名字，不但是因為他所做的科學研究，而且是因為他在反對核武器問題上所持的立場。他受到了大批人群的圍觀和歡迎。在東京和京都，他的講演吸引了大批听眾，以至有成百上千的人被驅散——仍然有兩次因許多人強行進入會場而造成了破坏性后果。鮑林一家人，遠离了城市的喧鬧，有机會參觀了佛教寺廟，在雪地里長時間徒步，訪問了大學和工厂，嘗試日本式沐浴的方法，在海濱一家私人寓所享受几天安謐溫馨的生活。鮑林開始對這個國家的經濟和政治發生了興趣。此時的日本仍然是頗為貧困的，几所大學根本就不能与美國的大學相比。鮑林看到，那里的老百姓普遍支持与蘇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經濟和貿易的交往，鮑林對此是深有感触的。
　　他還听到了許多關于放射性塵埃的傳言。“好運龍號”船員仍然待在醫院的觀察室里。日本科學家分析了比基尼島爆炸試驗后落到地面上的放射性物質，發現其中有一些放射性同位素。有人說到，這次試驗釋放出來的放射性含量高得出奇，不可能只是普通核彈爆炸的結果，爆炸的強大威力使放射性塵埃擴散到同溫層，因而這种塵埃可以散落到很遠的地方。放射性含量高也与其放射性物質的本質有關。看來，這也許涉及到原子裂變和聚變結合起來的一种新方式。鮑林用心地听著這些話。
　　只有一件事使他這次出訪蒙上了陰影。日本化學家水島教授，天皇次子吉的皇室老師，他曾出面安排鮑林作几次講座。借助于自己与天皇家族的聯系，他被授權安排鮑林覲見日本天皇，條件是首先要通過官方渠道得到美國方面的同意。這是一項非常崇高的榮譽。水島立即致函美國大使館，請求給予指導。這一要求逐級轉到華盛頓，最后落到了安全首腦麥克勞德的辦公桌上。“本局的意見是，對于鮑林這樣背景的一個人，讓國務院來考慮到底是禁止還是提供其方便，使他有特權在世界的不同地方會見各國元首，這是荒唐可笑的，”麥克勞德回答說。這樣，美國駐日本大使館拒絕在這一問題上合作，鮑林覲見天皇的事也就泡湯了。
　　不過，相對來說，這畢竟是一件小事。鮑林經過將近五個月在世界各地的旅行，最后飛回帕薩迪納，他這個人總算有了一點細微的變化。從得知獲獎消息時開始，一直到4月份回到家，他始終浸泡在受勳、盛宴、掌聲和歡呼的熱浪中。他曾与多位國王和首相一道進餐，前后向熱情洋溢的听眾作了五十多次講演。
　　此外，他還了解到，他所關心的問題也是世界關心的問題。一旦走出美國，他看到了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注視著核試驗時顯現出憂郁的神色，看到了放射性塵埃給人們帶來莫大的焦慮，看到了美國和蘇聯之間的冷戰引起人們普遍的擔心，看到了自己的想法在世界各地得到許多人的共鳴。他回到了國內，更加堅定了自己的信念。他回到了國內，隨時准備投入新的戰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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