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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弗洛伊德在二十年代理論建設中取得的成果，及這些理論在文學藝術領域中的擴散和滲透，弗洛伊德在國際上的名聲越來越大。這十年間的胜利，奠定了弗洛伊德在整個二十世紀的地位。 一九二一年七月，艾丁根請維也納雕刻家保羅·柯尼斯貝格為弗洛伊德塑半身像。“委員會”的成員為慶祝弗洛伊德六十五壽辰，決定把塑像原型買來，送給弗洛伊德作紀念。 弗洛伊德半身塑像的出現，意味著“弗洛伊德時代”的開始。從此以后，一直到弗洛伊德死后，弗洛伊德成了越來越多的西方人的崇拜對象之一。 一九二四年五月，英國外交大臣巴爾佛在耶路撒冷市希伯來大學建校典禮上說：“對人類現代思想起著重大影響的，有三個人：柏格森、愛因斯坦和弗洛伊德，而這三個人都是猶太人。”巴爾佛的這段評論顯然并不全面。但是，不管巴爾佛怎樣說，他對弗洛伊德的評价倒是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弗洛伊德在近代和現代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 當我們看到弗洛伊德在六十五歲之后享有越來越高的盛譽時，我們還要看到問題的另一面，即在六十五歲以后，弗洛伊德本人的遭遇并非平坦和舒适。他除了受到社會危机的壓力和理論上反對派的攻擊以外，身体越來越衰老，而更嚴重的是，從一九二三年起，潛伏多年的下顎癌開始惡化，使他忍受了肉体上的巨大痛苦。所以，他必須在克服內外困難的斗爭中發展自己的事業。 一九二三年，當弗洛伊德六十七歲的時候，他發現右顎顯著地膨脹起來。但他并沒有把疾病告訴任何人。他自己并沒想到這是致命的下顎癌的前兆，所以，他自己不聲不響地去醫院看病，并動了第一次手術。動手術后，晚上經常出血，但他仍然對自己的疾病不介意。他沒有采取有效的措施治療自己的病，以致下顎迅速地萎縮，難以開口。四個月后，他的下顎的疼痛越來越嚴重，只有靠止痛藥才能制止痛苦。 疾病的迅速惡化對弗洛伊德來說是一個嚴重的打擊。因為他立志要在戰后完成的事業和目標是很宏偉的，他希望經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考驗而站住了腳跟的精神分析學能迅速地傳播到全世界各個有關的科學領域。因此，他計划在理論上、實踐上和組織上進一步推動精神分析學的發展。在理論上，他的建設重點是論證潛意識的“本能”性和把精神分析學的理論應用到文學藝術、宗教、教育、社會學、文化史、人類學等廣闊領域；在實踐上，他則著重革新精神治療法，使精神治療法更牢固地建立在現代醫學、生物學、物理學、化學和遺傳學等科學成果的基礎上；而在組織上，他計划進一步擴大原有“委員會”的范圍，并使已經活動多年的國際精神分析學會在更多的國家和地區獲得發展。 一九二三年，當弗洛伊德發現了自己的嚴重疾病的時候，又有一件使他万分悲傷的事情發生：他的小外孫、蘇菲的第二個儿子海納勒突然因患肺結核而死去。這個孩子是弗洛伊德所見到的孩子之中最聰明的一個。 弗洛伊德于一九二三年七月告訴鐘斯說，他遭受到了有生以來最嚴重的打擊，而且，“這种無盡的悲傷已經深深地潛入內心深處，分秒不离地伴隨著我的工作。”弗洛伊德說，由于這一打擊，“在我的思想中已經激不起智慧的火花，我已經很久沒寫一行字。”在這之后不久，弗洛伊德又說，海納勒之死“給我一次不可言狀的打擊。”“在這之后，我再也不對任何新鮮的事物感興趣。”但是，他又說，海納勒之死給他的沉重打擊轉化成為巨大的動力，促使他除了發展科學的雄心以外再也不對其他事物感興趣——他說自己已對其他的一切都麻木了，心中唯有一個信念：努力啊，努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非要達到自己的目標不可。 為了更有力地發展自己的事業，他很重視組織上的建設。 在組織上，他一方面擴大“委員會”的名額，另一方面擴大國際分析學會的規模。 他首先建議由鐘斯擔任國際精神分析學會的代理會長，同時建議艾丁根加入“委員會”。接著，弗洛伊德又讓他的女儿安娜加入”委員會”。象安娜那樣，獲得這樣高的榮譽而加入“委員會”的婦女，還有洛·沙洛姆、瑪麗·波拿巴特和鐘斯的妻子卡德林。 与此同時，在維也納正式成立了“國際精神分析學出版社”。這個出版社的建立對于推動精神分析學的發展作出了重大的貢獻。自從該出版社建立以后，二十多年中，共出版了几百本書，并在一九二四年出版了第一版的《弗洛伊德全集》，發行了五种關于精神分析學的雜志。這個出版社得到了馮·佛倫德的財政上的大力支持——他共支付了五十万美元的捐款。 自從一九二二年以后，國際精神分析學會繼續按例行規定每隔一、二年召開一次大會。 一九二二年，國際精神分析學會在柏林召開第七次大會。弗洛伊德的女儿安娜因在學術上成績卓著被推選為學會會員。 在這段時間內，國際精神分析運動又面臨著新的分裂。蘭克和費倫齊，背著“委員會”的大多數成員，撰寫了一本論述精神分析學發展過程的巨著——《精神分析學的發展》。這本書在一九二三年年底出版，震動了國際學術界，特別震動了“委員會”的其他成員。使弗洛伊德及“委員會”其他成員感到不滿的是，這本書在出版前未征求過他們的意見，而且全書的觀點明顯地背离了弗洛伊德的“正統”觀點，其最突出的是非常輕視儿童時期的生活經歷對形成潛意識所起的決定性作用，而把重點放在“此時此地”的經驗上。 一九二四年四月，在薩爾斯堡召開了第八次國際精神分析學會大會，阿伯拉罕被選為會長。本來，弗洛伊德希望在這次大會上進行一次開誠布公的討論，以便在內部解決矛盾和分歧，加強團結。但弗洛伊德因患感冒未能參加大會，蘭克和費倫齊根本拒絕在會上討論他們的問題。蘭克自己在大會召開后的第二天便离開大會前往美國。 在這一年，精神分析學會繼續在歐美各國獲得發展。“精神分析訓練研究中心”紛紛在柏林、維也納、倫敦和紐約建立起來。 一九二五年，國際精神分析學會在洪堡召開第九次大會。安娜代表她父親宣讀論文——《論兩性解剖學上的差异所產生的心理后果》。 在這一年年底，阿伯拉罕患肺癌而死。雖然在最后几年內，阿伯拉罕曾同弗洛伊德發生爭執，但弗洛伊德仍然很尊重他，弗洛伊德很珍惜他同阿伯拉罕的友誼。他在為阿伯拉罕所寫的悼文中引用了古羅馬詩人賀拉斯的一句詩文：“一位終生昂然挺立而又純洁的人”。這是對阿伯拉罕的最高的評价。弗洛伊德寫信給鐘斯說：“夸大一個人的死，是我所不肯做的事，我盡力避免這樣做。但我認為上述引文對阿伯拉罕來說是很切實的。” 阿伯拉罕死后，艾丁根繼任國際精神分析學會會長，安娜擔任學會秘書。 一九二五年，弗洛伊德發表了《自傳》。這本書系統地、概括地總結了精神分析學的發生和發展的歷史，突出了精神分析理論体系的中心問題，在學術上和理論上具有重要的价值。 弗洛伊德在同一年還為法國的《猶太人評論》雜志寫了一篇論文《對精神分析學的抵制》。同時，弗洛伊德還發表了兩篇醫療方面的論文——《否定》和《兩性在解剖學上的差异所產生的心理后果》；后一篇文章是由安娜在洪堡大會上宣讀的。 一九二六年，弗洛伊德的下顎癌惡化，而且他還得了心絞痛。經醫生診斷，病因很可能是精神上的過度憂慮和過量的抽煙。為了治療疾病，弗洛伊德每天早晨堅持到郊外散步。 一九二六年弗洛伊德七十壽辰的時候，很多人來祝賀他。維也納各報和德國著名報刊都寫專文慶祝弗洛伊德的成就。在這些專文中，最好的兩篇是由布洛伊勒和史蒂凡·茨威格寫的文章。 与此相反，維也納的官方學術和研究机關——維也納大學、奧地利科學院和奧地利醫學會卻對弗洛伊德的七十歲壽辰保持沉默。弗洛伊德不但不懊喪，反而感到光榮。他說：“我不認為他們的任何祝賀是真誠的。”因此，他們如此坦誠地表示冷淡反倒使弗洛伊德感到高興。這件事集中地表現了奧地利和德國境內排猶勢力的猖獗。 五月六日，弗洛伊德的几個學生捐獻給他四千二百馬克的基金。弗洛伊德把其中的五分之四獻給“國際精神分析出版社”，五分之一獻給維也納精神分析診療所。在感謝詞中，弗洛伊德表示了從國際精神分析運動引退的愿望。他說：“從今以后，必須全靠年輕一代來發展精神分析的科學事業。”他還警告說：“未來的道路不會是平坦的；精神分析學的每一步進展都是在克眼重重障礙（包括人為的困難在內）之后取得的。” 一九二六年圣誕節，弗洛伊德夫婦訪問柏林。這是自一九二三年動手術后的第一次旅行，也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到柏林的愉快旅行。弗洛伊德到那里探望自己的儿子和孫子，同時也見到了愛因斯坦。 這是弗洛伊德与愛因斯坦之間的第一次會面，他們在一起談了兩小時。談話之后，弗洛伊德對別人說：“他很樂觀、自信，他很了解心理學，就象我了解物理學那樣，因此我們的談天是很愉快稱心的。” 由于疾病的干扰，弗洛伊德不得不減少工作時間。從這一年起，他在診療所治療病人的人數大大減少。按照他的身体的實際狀況，加上年邁力衰，他應該停止一切工作，治病休養。但是，他的經濟狀況還是不夠充裕。他不得不堅持給別人看病；因為看病的患者人數減少，弗洛伊德相應地將診療費抬高五分之一。 一九二七年國際精神分析學會在奧地利因斯布魯克召開第十屆大會后，原“委員會”人員同時成了國際精神分析學會的領導核心小組成員。顯然，由于蘭克、費倫齊等人相繼脫离，“委員會”已經減少了人數，因此，“委員會”沒有必要再作為一個組織繼續存在下去。 到了一九二七年，弗洛伊德本人的健康狀況繼續惡化，与此同時，社會危机也籠罩著整個西方國家。經濟蕭條發展成為嚴重的經濟危机，各國政府又投入了軍備競賽的旋渦。通貨膨脹，物价飛漲。弗洛伊德又一次遭受內外困難的夾攻，陷入難于克服的困境之中。 瑪麗·波拿巴特勸弗洛伊德加緊治療自己的疾病。她向弗洛伊德推荐維也納名醫馬克斯·舒爾，建議弗洛伊德定期到舒爾教授那里檢查身体。從此之后，直到一九三九年為止，舒爾一直負責治療弗洛伊德的疾病，他和安娜·弗洛伊德一起，成了弗洛伊德晚年健康的保護人。他們的精心治療和護理，無疑地延長了弗洛伊德的壽命。 疾病的折磨看來已經奪去了弗洛伊德的許多精力。但是，在一九二九年，弗洛伊德仍然寫出了大量的著作，如《陀思妥也夫斯基及弒父者》等。 當一九二九年圣誕節到來的時候，弗洛伊德已經以堅強毅力度過了四分之三世紀。他以既沉重而又充滿信心的語調說：“在過去十年內，精神分析學本身的發展歷程，已雄辯地證明了精神分析學具有不可動搖的力量；但同時，它又遭到、并將繼續遭到嚴重的阻力。” 一九三零年，弗洛伊德寫出了《文明及其不滿》等著作，得了歌德文學獎，但他又遭到了沉重的打擊。他的心愛的母親在這一年死去了，弗洛伊德本人的病情迅速惡化。 弗洛伊德對他的母親始終怀有极其深厚的感情。每當他遇到困難的時候，母親的崇高形象給了他無窮無盡的力量。每當他在燈下思索著人類精神的奧秘時，他同母親之間的無形的、然而是強大的感情聯系，使他產生神奇般的靈感，使他的想象力插上了天使般的翅膀，自由地翱翔在精神王國的廣闊天地中。 母親的死，雖然使他沉痛的無可比擬，但同以往所經受過的一切打擊一樣，給了他新的推動力量。 三零年十月，弗洛伊德又一次動手術。同往常一樣，這次手術從他的手臂上割了一塊皮，移植到下顎部。手術剛完不久，他又得了支气管肺炎。 一九三一年，英國倫敦大學赫胥黎講座邀請弗洛伊德去講學。赫胥黎（1825—1895）是英國著名的人類學家和科學家，弗洛伊德從大學學習時期起就已經很敬仰赫胥黎。自赫胥黎于一八九五年逝世后，倫敦大學每年舉辦一次“赫胥黎講座”。一八九八年，德國著名的病理學家和人類學家魏爾嘯（1821一1902）曾應邀參加該年度的赫胥黎講座。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后的三十三年間，由于英德關系惡化，再也沒有一個德國學者應邀參加赫胥黎講座。這次邀請弗洛伊德講學，是給予弗洛伊德的榮譽。弗洛伊德本人是愿意去的，但無奈病魔纏身，弗洛伊德只好謝絕。 一九三三年，希特勒在德國上台。開始瘋狂地迫害猶太人，向科學和文明宣戰。許多精神分析學家紛紛离開德國和奧地利。弗洛伊德面對迫害狂潮，表現得很鎮定。他寫信給當時在巴黎的瑪麗·波拿巴特：“人們擔心德國的种族主義狂熱會波及到我們這個小小的國家，已經有人勸我逃往瑞士，但那是毫無意義的。我不相信這里有危險。如果他們把我殺了，那也好。這不過是和平凡的死去一樣，沒有什么了不起。但很可能這僅僅是一种夸張的說法。” 一九三三年五月，柏林正式宣布弗洛伊德的書是“禁書”，并焚燒了所有的弗洛伊德的著作。弗洛伊德怒不可遏，他大聲疾呼：“這是人做的事嗎？在中世紀的話，他們肯定會燒死我；而現在，他們只好滿足于燒毀我的書！”弗洛伊德顯然還沒有估計到如果這些法西斯勢力在維也納得勢的話，他們所做的，就不僅僅滿足于焚書，而必定是要焚燒弗洛伊德的肉体不可。 一九三四年，當弗洛伊德的學說遭受法西斯勢力摧殘的時候，在瑞士琉森召開第十三次大會。弗洛伊德在一九三五年寫的《自傳·后記》中說：“第十三屆大會于一九三四年在琉森舉行，我無法參加大會。這次大會以各會員的共同興趣為中心，把他們的工作向各個不同的方向推展開去——有些著重于心理學知識之澄清与深入，有些則著重于同醫學和精神病學有關的問題。從實用的觀點看來，有些精神分析學家著重于在醫學領域內的應用，則有些在醫學之外，在教育學等領域內開拓新的園地。我們往往會注意到，當一個精神分析學家強調某一方面的精神分析現象或觀點時，好象犧牲了其他方面的研究。但是，從整体上看，精神分析學給人的印象是令人滿意的——它是一個保持高水平標准的嚴正的科學工作。” 到一九三三年年底，鐘斯是原有的“委員會”中最后一個留在歐洲的成員。阿伯拉罕和費倫齊已相繼逝世，蘭克离開了。查赫到美國波士頓，艾丁根則剛剛前往巴勒斯坦——艾丁根在那里建立了精神分析學會，并一直堅持活動。 一九三四年，德國的法西斯分子几乎把弗洛伊德的全部書籍都燒光了，以致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時，了解弗洛伊德的德國人還不及日本人或巴西人那么多。納粹分子強迫改組德國的精神分析學會。一九三三年六月，納粹分子完全管制了德國精神分析學會，原學會主席克列茲美被迫辭職。容格取代了他的職位而成為主席。許多正直的科學工作者都譴責納粹的這些野蠻行為，也譴責容格的作為。 一九三三年三月，德國法西斯當局的“蓋世太保”秘密警察宣布沒收國際精神分析學出版社的全部財產，但由于弗洛伊德的儿子馬丁·弗洛伊德的努力，該出版社仍能堅持工作，直到德國法西斯軍隊占領維也納。 自從一九三五年以后，弗洛伊德的注意力轉向了“摩西”和一神教問題。弗洛伊德在這些著作中抨擊了宗教的虛幻性及非真實性。他認為“宗教的威力不是由于真實的真理，而是由于歷史的原因。”考慮到書本上所表達的觀點具有強烈的反宗教性質，加上當時納粹勢力已表示出對天主教會的大力支持，弗洛伊德決定不立即出版這些書籍。他清醒地估計到，這些強烈的反宗教書籍的發表必將引起法西斯勢力的瘋狂報复，并將累及他的同事們和整個精神分析學的工作。他堅信，宗教的歷史基礎是不可靠的。“所以，我保持沉默。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我自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我的整個一生就是一直在努力解決這個問題。”他把自己的想法寫在給瑪麗·波拿巴特的信中。他的思想認識顯然有了很大的進步，因為在這封信中他不僅痛斥了宗教，還揭露了法西斯勢力支持宗教的陰謀。 一九三六年五月，弗洛伊德度過了最難忘的八十歲壽辰。弗洛伊德在家中舉行了隆重的慶祝宴會。接著，在連續六個星期中，他收到了從世界各地寄來的賀信和發來的賀電。他的朋友們，其中包括托馬斯·曼、羅曼·羅蘭、朱利斯·羅曼、威爾斯、維吉尼亞·吳爾夫、史迪凡·茨威格等人，都發來了熱情洋溢的賀信。 最使弗洛伊德高興的是愛因斯坦寄來的賀信。下面是愛因斯坦在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一日自美國普林斯頓寄來的信的部分內容： 尊敬的弗洛伊德先生： 我感到很高興的是，我們這一代有机會向你這位最偉大的導師表示敬意和祝賀。毫無疑問，你已經輕而易舉地使那些具有怀疑思想的普通人獲得一個獨立的判斷。迄今為止，我只能崇奉你的素有教養的思想的思辨力量，以及這一思想給這個時代的世界觀所帶來的巨大影響…… 愛因斯坦向弗洛伊德致以最熱烈的祝賀和最崇高的敬意。最后，在信的附注中，愛因斯坦說他的這封信不值得給予回复，希望不要過多占有弗洛伊德的寶貴時間。 弗洛伊德為愛因斯坦的信所感動，他終于決定回复愛因斯坦，表示對他的衷心感謝。弗洛伊德在給愛因斯坦的回信中說： 尊敬的愛因斯坦先生： 你不讓我給你回信的愿望落空了。我實在得必須告訴你，當我收到你那非常善良的信，听到你的判斷的演變過程……的時候，我是非常高興的。當然，我始終都知道，你之所以“仰慕”我，僅僅是出于禮貌關系以及對我的學說的某种信賴；盡管我自己經常反問自己，你對這些學說所仰慕的究竟是其中的哪些內容，假定我的學說不正确的話——也就是說，假定它并不包含許多真理的話。順便說一下，難道你不認為，如果我的學說包含了相當大的錯誤成分的話，對我來說就會得到比現在更好的待遇嗎？你比我年輕得多，所以，在我的“繼承人”當中定會有人在你到達我的歲數時對你作出評价。我是不會知道這些事情的，所以，我只好現在提前為此而高興……” 這兩位巨人之間的相互關怀和敬仰以及雙方表達出來的謙虛精神，是他們的崇高品質的自然流露，也是那個歷史時代的產物。他們都受到了法西斯黑暗勢力的迫害，他們需要相互支持和同情。 四月三十日，弗洛伊德因病情嚴重不得不离家前往奧爾斯貝格療養院，在那里，他又動了几次手術。 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一日，德國法西斯入侵奧地利。弗洛伊德難免要遭受所有的猶太人的厄運——他要象他的祖先世世代代所走過的流浪道路那樣，离鄉背井、流离顛沛。不同的是，弗洛伊德這次流亡生活是作為一個被法西斯迫害的知名人士的身分進行的；而且，弗洛伊德的未來流亡地恰恰是他自幼年以來夢寐以求要去的地方——英國。 德軍入侵后不到五天，鐘斯為了營救弗洛伊德，親自飛往維也納。到達維也納后，弗洛伊德的女儿安娜同鐘斯接触，安娜首先請鐘斯去交涉國際精神分析學出版社的財產處理問題。鐘斯出面解決這個問題，為的是給德國人一個印象：出版社的財產是國際性的。 當鐘斯前往出版社時，德國的武裝人員荷槍實彈地占領著這個地方。鐘斯看到弗洛伊德的儿子馬丁已被武裝監禁，當鐘斯開口說話時，德國武裝人員竟然也宣布鐘斯“已被捕”，不許鐘斯自由行動。只是在鐘斯表示自己的國籍并要求与英國大使館聯系時，鐘斯才被釋放。鐘斯從出版社出來以后，徑直前往弗洛伊德的寓所。 在弗洛伊德寓所，他倆親切地交談，正如鐘斯所擔心的那樣，弗洛伊德決心留在維也納。鐘斯怀著由衷的敬意和無限的關怀，懇求弗洛伊德赶快离開維也納。鐘斯說：“在這個世界上，你并不是孤立的。你的生命對許多人來說是很珍貴的。”弗洛伊德歎了一口气說：“我只是一個人罷了。啊，如果我是獨自一個人的話，我老早就報銷了。”鐘斯進行苦口婆心的勸說，終于使他同意离開維也納。 接著，鐘斯前往英國，希望英國政府同意弗洛伊德入境，英國政府表示歡迎。 同時，為了使納粹政府同意讓弗洛伊德出境，鐘斯又同美駐法大使布利德聯系。布利德本來就認識弗洛伊德，所以，他熱情地進行活動。由于布利德与美國羅斯福總統的私人感情很好，很快地取得了羅斯福總統的支持。一方面，羅斯福通過國務卿命令美國駐維也納臨時代辦維利先生盡全力幫助弗洛伊德离開維也納；另一方面，布利德在巴黎直接警告德國駐法大使，不許迫害弗洛伊德。 經過這一系例的努力，納粹終于同意弗洛伊德出境。在弗洛伊德出境前，維也納精神分析學會召開了最后一次會議，決定讓所有的學會成員离開維也納。 弗洛伊德臨走以前，安娜和瑪麗·波拿巴特清理了弗洛伊德家中的一切文件；把一切沒有价值的文件都燒毀了。弗洛伊德在臨走前，寫信給在倫敦的儿子厄納斯特：“在這黑暗的日子里，我們的面前只有兩件值得高興的事情——同大家生活在一起和在自由中死去。” 一九三八年六月四日，弗洛伊德同妻子、女儿安娜及兩個女佣人离開了居住了七十九年的城市——維也納。當弗洛伊德离開這個城市的時候，他的心情是很沉痛的。他對眼前發生的一切，無話可說，他只有默默地在心中說：“再見，維也納！”他知道，這一去是不會复返的了。 路過巴黎時，弗洛伊德一家人在瑪麗·波拿巴特的家中度過了六小時最難忘和最美好的時刻。瑪麗·波拿巴特告訴弗洛伊德，他的存金全部被保護下來。瑪麗·波拿巴特把弗洛伊德的存金轉到希腊駐維也納大使館，然后由大使館寄給希腊國王，再由國王轉運到希腊駐英國大使館。 到達倫敦以后，弗洛伊德抑制不住激動的心情。在從車站前往寓所的途中，弗洛伊德在乘車上指手划腳地竟做起他太太的“導游”來了——其實，弗洛伊德對倫敦的建筑物、街道并不熟悉，他只是在啟程前反复地翻閱了倫敦市區地圖。由于他過于興奮，他禁不住在車上就活躍起未了。顯然，弗洛伊德的心情是愉快的。他從一個法西斯統治地區中解放出來，終于使自己找到了一個安全的歸宿地。周圍的朋友都很熱情地幫助他。 鐘斯為弗洛伊德租到一間位于埃勒斯沃西街的房屋。弗洛伊德對這個新住所感到很滿意。花園、櫻草色的大廳和舒适的臥室，都使他感到清新。他來到這個新環境以后，仿佛忘記了自己是八十二歲的病人。 尤其使他高興的是，在英國的朋友紛紛前來拜訪、禮賀他。英國的精神分析專家們、著名的科學家們、猶太人協會的代表都熱情地接踵而來，慰問他。倫敦的報刊熱情地報道了弗洛伊德到達倫敦的消息。 他剛剛到達倫敦不久，美國克利夫蘭市以“全体市民”的名義打來電報，邀請弗洛伊德去那里安家。 弗洛伊德還收到了許許多多陌生人的賀信。這尤其使弗洛伊德感到興奮，他真正地体會到自己并非孤立的。 但是，弗洛伊德并沒有忘怀自己的祖國；他想念著維也納。他寫信給艾丁根說：“獲得解放的胜利心情是同憂傷交錯在一起的，因為我始終熱愛著那所我剛剛從那里被釋放的監獄。”每當他想起維也納的時候，他雖然也可以回憶到許多發生在那里的不愉快的往事，但同時也使他又一次留戀地想起自己与父母、子女在那里共度的天倫之樂，想起与同事們一起鑽研人類精神領域的奧秘的情景。這一切都過去了！啊，可惡的法西斯！它不僅奪去了弗洛伊德及千千万万善良的人們的家庭，也奪去他們的自由生活，奪去了他們的事業。 對法西斯的仇恨，又使弗洛伊德回到了現實。他懂得今后應該怎樣生活，他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和無數新人們。 不久，弗洛伊德遷人更美麗的新寓所——馬勒斯費爾特公園道的一所房子，他對這間新房子非常滿意。他盡可能用更多的時間在安靜的花園里散步，欣賞著大自然的一切。這時候，他的疾病又惡化，他在倫敦作了一次自一九二三年以來最大的手術。值得欣慰的是，他能在這舒适的環境中養病，使他手術后能很快地恢复精力。 一九三八年秋天，他在家里接待了几位高貴的客人：英國著名作家威爾斯、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生物化學家和猶太人著名人士魏斯曼。 馬林諾夫斯基教授愉快地告訴他說：“英國社會科學院在六月七日做出了一項決議，對弗洛伊德的來到表示熱烈的歡迎。” 六月二十三日，英國國王親自訪問弗洛伊德。英國皇家學會的三名秘書阿爾伯特·施瓦特爵士、赫爾教授和克里費斯·達維斯帶來了英國皇家學會自一六六零年創立以來代代相傳的珍貴紀念冊，請弗洛伊德在紀念冊上簽名。當弗洛伊德簽名的時候，他的激動心情使他的手顫抖不已；他知道就在這個紀念冊上，有偉大的科學家伊薩克·牛頓和查理斯·達爾文的簽名。 七月十九日，斯蒂凡·茨威格陪同西班牙畫家薩爾瓦多·達利來訪。達利是西班牙著名的現代畫家，他早就崇奉弗洛伊德，特別是很愛讀他寫的那本《夢的解析》。達利和其他超現實主義畫家一樣，以潛意識的活動作為构思線索。達利的名畫《記憶的殘痕》表現了活生生的原始記憶原料在心理深處的狀態，使人感到記憶殘痕的新鮮性和生動性。這次訪問弗洛伊德，是達利多年前的宿愿。達利為弗洛伊德畫了一幅素描畫。這幅畫以超現實主義的風格，把弗洛伊德的頭蓋骨想象成一只蝸牛殼的殘痕！達利曾把這次難忘的會見寫進他的《自傳》中，并附上兩幅他自己繪制的畫面。 第二天，弗洛伊德寫信給斯蒂凡·茨威格說：“我的确感謝你為我帶來了昨天的訪問者。因為在這以前我一直認為，那些把我當成崇拜偶像的超現實主義者們是純粹的傻瓜（我可以說他們起碼象百分之九十五的酒精那樣，百分之九十五是傻瓜！）。但那位年輕的西班牙人以其敏銳的目光和不容置疑的技巧改變了我以往的看法。如果仔細地研究他构思和繪制那幅素描畫的過程，一定是非常有意義的。” 八月一日，國家精神分析學會第十五屆大會（也是弗洛伊德生前的最后一次大會）在巴黎召開。大會劇烈地爭論了關于非專業性的精神分析工作的問題，大會沒有解決這個問題。于是，國際精神分析學會的歐洲委員會的成員們到弗洛伊德的家座談，直接听取弗洛伊德對這個問題的看法。他們忠實地接受了弗洛伊德的觀點，使得在這個問題上發生分歧的歐美兩大陸的精神分析學家終于取得了一致的意見。 弗洛伊德繼續發揮他的全部精力，終于在一九三九年九月寫完了《摩西与一神教》的最后一部分文稿。但可惜，他已經不能完成《精神分析學概要》。他還很謙虛地說，他在寫這本書的過程中，時時為自己沒有創新的思想、不得不重复以往的觀點而慚愧。 一九三九年二月，弗洛伊德的下顎癌已經發展到無可挽救的階段。英國醫學界盡全力給予醫治，并請巴黎“居里研究院”的放射線專家們用放射性物質進行治療，但已經無濟于事。 弗洛伊德發現自己的死期已經臨近，他最急切的期望是能在自己去世前見到《摩西与一神教》的英文版。鐘斯夫人正夜以繼日地赶譯這本書。結果，一九三九年三月，該書英文版終于出版了。 八月，弗洛伊德的病情迅速惡化，以致使他難以進食。他最后閱讀的一本書，是巴爾扎克的《驢皮記》。弗洛伊德說：“這本書正好适合于我，它所談的就是饑餓。” 九月十九日，鐘斯探望奄奄一息的弗洛伊德。當時，弗洛伊德的下顎已經全部爛掉，他痛苦万分。弗洛伊德一動不動地躺在床上，鐘斯叫了一聲他的名字，弗洛伊德睜開了眼睛，認出是鐘斯。他伸出手，握了握鐘斯的手，然后以很庄重的手勢向鐘斯表示告別和致意。 九月二十一日，弗洛伊德對他的醫生舒爾說：“親愛的舒爾，你還記得我們的第一次談話吧。你答應過我，如果我不能堅持活下去的話，你將盡力幫忙。現在我万分痛苦，這佯繼續下去是毫無意義的。”顯然，肉体的痛苦己使他無法忍受，他祈望能安詳地死去。舒爾很理解他的心情，緊緊地握了握弗洛伊德的手，答應采取措施減輕他的痛苦。弗洛伊德很感激，接著，對他說：“把我們之間的談話內容告訴安娜。” 九月二十二日，舒爾給弗洛伊德注射了嗎啡，弗洛伊德入睡了。第二天，九月二十三日，午夜，弗洛伊德的心髒停止了跳動。 弗洛伊德的漫長的、充滿著斗爭的一生結束了，一個偉人逝世了，但他的思想和精神遺產卻留給了世界。 九月二十六日，弗洛伊德的遺体在倫敦哥爾德草地火葬場火化。許許多多的吊唁者參加了火化儀式，鐘斯致悼詞，斯蒂凡·茨威格同時也在德國發表悼文。 一九四零年，為了紀念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全集》十八卷倫敦版開始出版發行。這一版本的《弗洛伊德全集》一直到一九五二年才出齊。接著，自一九五三年起，由詹姆士·斯特拉奇等人主編的二十四卷本《弗洛伊德全集》陸續出版。這就是弗洛伊德給全人類留下的唯一可貴的精神遺產。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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