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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的二十多年時間，弗洛伊德的潛意識理論得到了發展，但弗洛伊德覺得，他的潛意識理論迄今為止尚未最終解決“潛意識何以能發生作用”這個根本問題。這實際上涉及到潛意識的來源、性質及其發生作用的過程等一系列重大問題。經過周密的思索，弗洛伊德終于發現：“在心理學領域內，為了興建更加高大的理論大廈，再沒有比建立一整套關于本能的基本原理更加重要和更加急切的事情了。” 關于本能的理論，弗洛伊德的觀點是經歷一段變化過程的。他最早把本能分為兩組：一种是保存种族的“性本能”，另一种是維持個人生存的“自我本能”。后來，他發現這种分類有片面性，容易造成兩者互相對立的跡象。他認為，“性的本能”固然是為保存种族發展所必需的，但同時也應該符合“自我”的利益。總之，他認識到把兩者對立起來的觀念是錯誤的，是不符合人類存在和發展的歷史事實的。在現實生活中，种族的存在和個人的存在是相輔相成、互為條件的。因此，個人的本能与种族的本能應該是一致的。 由此出發，弗洛伊德把本能重新加以科學的分類。必須指出，這一新分類的基礎就是弗洛伊德為精神病人進行治療的臨床實踐以及他研究人類性欲的發展規律所得的經驗。 他在治療性變態時，發現在同一個人身上往往存在兩种對立的沖動——這一沖動的協調和斗爭的結果，才使個人和种族的存在成為可能。在性變態，這种對立傾向的典型暴露就是性虐待狂和性被虐待狂。性虐待狂是通過強加給性對象的痛苦來獲得性滿足；被虐待狂則是借著本人受到的痛苦以獲得性滿足。弗洛伊德說，人類的一切本能的沖動歸根到底是這兩种本能力量按不同比例的結合。 被虐待狂，即自虐狂，假如我們抽掉其性的成分，則是一种自我破坏的傾向的存在。在人類的人格發展史上，全部本能原先都是包含于或局限于自我的范圍之內，后來才向外界尋求發展，對外界對象感興趣。所以，自虐狂所代表的自我破坏的沖動，比起虐待狂，即他虐狂來說是更加原始的，也是較早出現的。在他虐狂的情況下，這种破坏的沖動不再內向自己，而是轉向外方。這种沖動在后來就發展成為侵略，一旦這种侵略在外界遇到不能克服的障礙，它便再度轉向內方。要兔除這一點，就必須在外界尋求它得以破坏的對象。所以，弗洛伊德在一九二一年發表的《群体心理學与自我之分析》一文中說：“我們必須毀掉別的東西和別的人們，免得毀掉我們自己，使我們可以避免那种自我破坏的傾向。”后來，弗洛伊德在致愛因斯坦的信中說：“戰爭就是破坏沖動向外界的轉移。”（見愛因斯坦与弗洛伊德合著《為什么戰爭》）。 根据這些分析，弗洛伊德認為，人的本能“乃是一個本源，一個意向，和一個目的。這种本源是人体內的一种緊張狀態，而它的目的便是消除這种緊張。在從本源到實現它的目的的過程中，本能在心理上變成為能動的力量。因此，我們把它說成是一种向一定方向沖出的一定數量的力”（弗洛伊德著《精神分析新論》）。 通過對各种沖動及其本源的研究，弗洛伊德才把本能分為兩類——“生的本能”和“死的本能”。 弗洛伊德在二十年代所發表的著作中，有相當大的部分是研究“本能”、“自我”和“超我”的概念的。這些重要著作包括； （一）一九二零年發表的《快樂原則的彼岸》、《一個女性同性戀病例的心理成因》。 （二）一九二一年發表的《群体心理學与自我的分析》。 （三）一九二二年發表的《夢与精神感應》和《嫉妒、妄想症及同性戀之某些心理症机轉》。 （四）一九二三年發表《自我与原我》、《幼儿的原欲性体系》和《有關夢的解釋与實際》。 （五）一九二四年發表《心理症与精神病》、《伊底帕斯潛意識情意綜的瓦解》、《受性虐待狂的經濟問題》和《精神分析學概要》。 在一九二五年發表的《自傳》中，弗洛伊德對這些著作的基本思想作了一個精辟的概括：“在我往后几年的著作中，如《快樂原則的彼岸》、《群体心理學与自我的分析》、《自我与原我》等，我讓自己的那种由來已久的思索方式任意馳騁，并且對本能問題的解決方案作了一番整頓的工作。我把個人的自衛本能和种族保存的本能結合起來，而形成‘愛洛斯’觀念，并和默默地進行著的死亡或破坏的本能相對照。一般說來，本能被認為是一种生物的反應，是為保存某一种狀態以免外來的阻扰力的破坏的一种意向或沖動。本能的這种基本保存力的特征，因反复性的強迫觀念而更形明顯。而生命所呈現于我們面前的景象，正是愛洛斯本能和死的本能之間相合又相斥作用的結果。” 其實，弗洛伊德的理論成果并不是在那五、六年內短期思考的結果，而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后發展而來的。早在一九—一年，弗洛伊德就已在《心理功能兩原則之剖析》一文中注意到人類心智活動中“快樂”和“痛苦”兩原則以及取代它們的現實主義原則的重要意義。后來，在同弗萊斯的通訊中和在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一七年期間，弗洛伊德又嘗試建立“超心理學”。据弗洛伊德說：“超心理學把每一种心智過程都用我所謂的‘力學的’、‘地形學的’和‘經濟學的’三坐標來加以衡量。……這种方法無异代表了心理學所能達到的更高遠目標。”這表明，弗洛伊德早就思索著心理學的最一般性的理論，試圖使他的精神分析學建立在更穩固、更廣泛的基礎上，并使自己的理論在社會生活中發生更廣泛的影響。 正因為經過了這樣長時間的准備，弗洛伊德才有可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不久，在社會生活開始逐步安定的情況下，集中精力解決精神分析學理論的核心問題——本能及其与“超我”的關系。 但是，弗洛伊德的理論工作并沒有就此結束。他從二十年代下半期開始，把思索的范圍進一步擴大到心理學之外的廣闊領域。 弗洛伊德最感興趣的課題仍然是宗教和文學藝術。 現在我們再根据一九二七年發表的《拜物教》、《幻想的未來》和一九三零年發表的《文明及其不滿》三本書的基本觀點，補充說明弗洛伊德的宗教觀。 在這一時期，弗洛伊德對宗教的研究方向，主要是集中地解決它的歷史起源問題。弗洛伊德在《自傳》中說，一九一二年，他就已經嘗試在《圖騰与禁忌》中，“應用最新發現的精神分析所見，去探討宗教和道德的起源。其后，在我的兩篇論文——《幻想的未來》和《文明及其不滿》中，我把這個工作更向前推進了一步。我更清楚地發現，人類歷史上的各個事件，人類的本性的各种表現活動，文明的發展，以及人類原始經驗的沉積（最明顯的例子是宗教）等等，都不過是自我、原我、超我這三者之間沖突斗爭的反映而已。換句話說，只不過是將精神分析對于個人的研究搬上一個更大的舞台去演出而已。在《幻想的未來》中，我表白了對宗教价值的根本否定。后來我又發現宗教不過是歷史發展的一個產物罷了。” 弗洛伊德認為，在他以前，關于圖騰崇拜這樣一种原始宗教的起源的研究，可以歸納成四類：（一）唯名論的；（二）社會學的；（三）心理學的；（四）歷史的。 弗洛伊德認為，上述四种觀點都沒有揭示宗教的真正本源。當然，上述四种觀點中的最后一种——歷史的觀點，尚有合理的內容，可供我們深入研究宗教起源的借鑒。弗洛伊德認為，達爾文是用歷史觀點研究宗教的一個代表人物。達爾文從觀察高等猿猴的生活習性中推論出人類和這些猿猴一樣在早期曾以小群体方式集居生活。在群居中，由于嫉妒的心理使年齡較大和較強壯的男性擔負起預防雜交的責任。 達爾文在猿猴的習性中看出的跡象，弗洛伊德在研究幼年儿童的心理活動時看得更清楚了。 男性儿童初期產生的恐懼心理起源于他們對父親的恐懼。弗洛伊德說：“要是圖騰動物即代表父親的話，那么，圖騰觀的兩個基本因素——禁止屠殺圖騰和禁止与相同圖騰的婦女通婚——就正好与伊底帕斯的兩個罪惡（殺害父親并与母親結婚）隱隱相映。”由此，弗洛伊德認為，圖騰制度乃是伊底帕斯潛意識情意綜在人類早期歷史中的表現。 在這個問題上，弗洛伊德大量地引用人類學家、《圣經》批判家威廉·羅伯遜·史密斯的研究成果。 威廉·羅伯遜·史密斯（1846—1894）是蘇格蘭神學家、東方學家。他在一八八九年出版的《閃族的宗教》提出了一個著名的論點：“圖騰餐”的特殊儀式是圖騰崇拜的主要部分。 弗洛伊德說：“現在，要是我們用精神分析的方法以圖騰餐和達爾文對原始社會形態的陳述來對圖騰作一深入的探討，那么，我們就會逐漸深入地了解圖騰的本質。” 在分析研究的過程中，弗洛伊德得出結論說：“在食人肉的野蠻民族里，除了殺害父親外，還吃他的肉。在此种情況下，那位殘暴的父親無疑成為儿子們畏懼和羡慕的對象。因此借著分食他的肉來加強他們對父親的認同感。同時，每個人都經由此而分得了他的一部分能力。由此看來，圖騰餐也許可說是人類最早的慶典儀式，它正是實行和慶祝值得紀念的和殘酷的事件的行為，它是往后所謂的‘社會結构’、‘道德禁制’和‘宗教’等諸多現象的開端。” 在弗洛伊德看來，圖騰体系在某种意義上說就是儿子們与父親間所達成的默契行為。因為，就圖騰來說，它提供了一位父親所能提供給儿子們的一切幻想——保護、照顧和恩惠，而人們（指儿子們）則保證尊重其生命，即保證不再用殺害父親的手段對待它。同時，圖騰觀又包含了一种自我審判的意味：“要是父親象它一樣對待我們，那么，我們絕不會殺害他。”也正因為如此，圖騰觀的出現使整個事情和過程罩上了和諧和圓滿的气氛，也使人們逐漸忘卻其起源。 所以，弗洛伊德說：“于是，宗教思想開始萌芽。圖騰宗教是導源于儿子們的罪惡感，他們為了減輕此种心理而以服從它的方式來請求父親的寬恕。所有以后的宗教大概也都在致力于解決這個難題。這些宗教所以產生差异，只是由于文明程度及人們對它所采取的手段不同而已。不過，從根本上說，它們都具有相似的本質，而人們也無時不在對它作掙扎。” 在人類社會的漫長的進化過程中，兄弟間的情感對社會結构所產生的影響越來越大、越來越深。人們還把血親間的關系神圣化；同時強調了族內人民的團結。為了保障個人的生命安全，所有的兄弟都聲明不再用對付父親的方式來對付他人。換句話說，人們開始防止任何類似父親命運的再現。至此，帶有宗教色彩的禁止屠殺圖騰的禁忌已逐漸附上了帶有社會色彩的禁止兄弟相互殘殺的禁制。原有的家長統治形態也開始首次為以血親為基礎的兄弟部落所取代了。最后，弗洛伊德得出結論說：“因此，我們可以說，社會的存在是建筑于大家對某些共同罪惡的認同；宗教則是由罪惡感及附于其上的懊悔心理所產生；至于道德，則一部分是基于社會的需要，一部分則是由罪惡感而促成的贖罪心理所造成。” 在社會的進一步發展中，神的觀念代替了圖騰的觀念；神也不過是父親形象的一种夸大形式而已。 總而言之，對父親的仰慕可說是构成各种宗教信仰的一個核心。自然，在以后的漫長演變過程中，人們對父親或人們与動物間基本關系的改變均可影響到人對神的看法。所以，父親角色与圖騰及神之間的關聯性是精神分析學應用于宗教研究時的一個极為重要的觀念。 弗洛伊德明确地表示了宗教觀念的產生和演變是同原始社會從母系社會過渡到父系社會以及隨之而來的家庭、私有制、國家的產生有密切關連的。 弗洛伊德說：“我無法具体地說明在發展過程中母神出現的情形（因為弗萊徹爾和羅伯遜·史密斯所提供的原始資料只限于父系社會的情況），因為她們的出現可能是在父神之前。不過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對父親態度的演變，其影響并不僅局限于宗教領域內，它同時也使社會結构發生了极大的變化。由于父神觀念的產生，一個沒有父親的社會形式逐漸演變成一個以家長統治為基礎的社會結构。”接著，弗洛伊德還說：“經過一段時間之后，動物逐漸失去其神圣性，而祭物也慢慢地与圖騰動物脫离原有之關連；它最后終于變成一种純粹用于取悅和祈求神的東西，而神也被夸大成為遠遠超越出人類并只能經由僧侶等中間媒介才能溝通的彼岸力量。就在這同時，國王的觀念開始在社會制度上出現，家長統治的結构也逐漸轉變成接近國家的形式了。” 關于弗洛伊德的宗教理論，我們只介紹到這里為止。現在，我們介紹弗洛伊德在二十年代下半期進行理論建設的另一個重點課題——文學藝術問題。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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