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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弗洛伊德向人類心理深處凱旋行進的時候，弗洛伊德個人和家庭的生活也經歷了深刻的、自然的變化。他和他的整個家庭的生活旋律同他的科學研究的節拍非常協調。 柏格街是一條典型的維也納街道。沿街都是十八世紀建造的古典式住宅，間或有几家店舖。弗洛伊德住的房子庭院大門很寬，馬車可以直接駕到里面去。大門的左邊是管門人住的小房。弗洛伊德每次進出大門，都要由管門人開關大門。進門后向右轉，就有一段不太高的階梯，走上去就是弗洛伊德那有三個房間的住宅。房子的窗戶是面向后院的，從這里另有一道石階，通往二樓弗洛伊德家人住的地方。 一九三零年，維也納市議會建議把弗洛伊德住的那條柏格街改名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街”。這是維也納市一貫遵循的傳統——凡是名醫住過的街道都要以該名醫的名字來命名。但弗洛伊德自己當時并不同意，加上當時存在著其他的政治因素，市議會的這個提案并沒有實施。直到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五日，市議會才通過決議，將維也納第九區的一片住宅區，命名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區”。 一九五四年，世界心理衛生聯合會為了紀念弗洛伊德，特地為弗洛伊德住過的這所房子前面立一個紀念碑。 弗洛伊德從一八九二年搬到這里以后，一直在此行醫。他的許多重要的精神治療法，都是在這里創造、使用的。許許多多精神病患者，在這里得到弗洛伊德的精心治療而恢复健康。被弗洛伊德治好的病人，每當路過這所房子，不由得從內心深處激起陣陣情波，加倍地敬仰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所用的房間，第一間是一個窗戶開向院子的小候診室。這個房間后來還成了維也納醫學會每周例行會議的會議室。在這個房間的中央擺著一張長方形的桌子，四壁則飾以弗洛伊德收集的古玩古董。這間房間和隔壁的診療室有兩道門相通。門的周圍飾以厚厚的絨布，并且挂上層層帘布，以保持診療室的隔离感。在診療室里，弗洛伊德一向是直挺挺地坐在一張面向窗戶的、不太舒服的椅子上，旁邊擺了一張寫字台。往后的几年，才多擺了些高凳子。這個房間也有不少古玩擺設，包括有名的格拉底瓦浮雕。由診療室再進去就是弗洛伊德的真正的書房。在這里盡是一排排的書，不過也放著裝古玩的櫥台。他寫字用的桌子并不大，但一直保持整洁。清理他的桌子時，必須非常小心，因為桌子放著許多小塑像，這些塑像大多是埃及的，櫥子里也放著許多類似的塑像。弗洛伊德經常把這些塑像擺進擺出，輪流放在桌子上。弗洛伊德很喜歡收集希腊、亞述和埃及的古董。對這些古董的欣賞，在弗洛伊德的感情生活中，占据一個很重要的地位。弗洛伊德收藏它們的目的，不只是從藝術的觀點，更重要的是從歷史和神話的背景去分析。他在欣賞中，總是跟蹤著這些藝術品和古董的作者的精神活動的痕跡，一直追溯到心理生活的深層中去，試圖發現人類在其中的神秘精神力量的活動軌跡。 在維也納，弗洛伊德的生活除了工作，簡直沒有別的更重要的事情。通常他早上八時就看第一個病人。不過他的繁忙工作加上晚睡，使他每天清晨都想多睡一會儿。因此要在早上七點多把他叫醒，也不容易。有一個理發師每天早上都來他家，給他修胡子，必要的時候順便理發。早上起來之后，匆匆吃早飯，瞥一下當天的《新自由報》，就去給病人看病。每一個病人平均要花十五分鐘的時間，然后体息五分鐘，清一清他的頭腦，或是到后面去看看家里有什么特別的事情。不過只要他和病人約好時間，他就一定准時去看病。 他一家人的午餐時間是在每天下午一點左右，這是一天中全家聚會在一起的唯一時間。因為他進晚餐時，每每已經入夜，小孩子們都去睡了。所以午餐是他們的主餐，而且也是最丰富的一餐：羹湯、肉、干酪、甜點等一應俱全。弗洛伊德用餐時總是聚精會神地去品味，一言不發，常常弄得客人尬尷得要命，只好和他的家人們談天。弗洛伊德雖然不說話，但家人的言談，一天的消息等等，他都一字不漏地听進去。有時候哪個孩子沒赶上吃飯，他就會以一种詢問的眼光看著他太太，并且一言不發的用他的刀叉指著那個空位子。然后，她就會向他解釋那個孩子為什么不來吃飯的理由，弗洛伊德听了她的解釋，他的好奇心就滿足了，就會點點頭繼續吃他的飯。弗洛伊德的所有這些微小的動作和行為，都表明他所一心響往的，就是能始終保持融洽的家庭生活。 除了特別忙碌的時候外，弗洛伊德每天下午一點到三點是閒著的；在這個時候，他休息几分鐘后，就開始在街上保健散步。在散步中，若有机會他也會到店里去買點東西。弗洛伊德一向健步如飛，所以在那段時間內，他可以自在地走一段相當長的路程。他常常利用這個机會把著作的校樣本送到出版人都帝克和后來的海勒那里。而更重要的事情是要到米開羅教堂附近的煙酒店去，補足雪茄袋里的雪茄。下午三點到晚上九點（忙時到十點）是弗洛伊德看病的時間。而他一天中用于進行精神分析的時間，長達十二至十三小時。 從下午一點到九點，他都不吃東西。這兩餐飯的間隔是一段很長的時間，不過弗洛伊德已成習慣，一直到六十五歲后，才在下午五點時喝一杯咖啡。 弗洛伊德在用晚餐時，和中午心無二用的情形不同。這時他會很自在地和家人談笑風生。吃過晚飯后，他還要散步一次，不過這一次散步通常是和他的太太、姨子或是他的女儿。有時候他們在這個時間內會到咖啡店坐一陣；夏天到蘭德曼咖啡店，冬天則去中央飯店。有時候他的女儿們去看戲，弗洛伊德就和她們約好，讓她們看完戲后在一個特定的路燈下會齊，然后護送她們回家。 弗洛伊德的大女儿，曾談及一則有關他父親對家人禮貌的故事。她說當他十四歲的時候，有一次弗洛伊德請她走在他右邊，一起出去散步，她的同學看到了，就告訴她說，這种走法不對。那位同學說儿女永遠該走在父親的左邊。她就很驕傲的回答說：“我的父親可不是這樣，和他在一起，我永遠是一位女士。” 散步回來后，他馬上就回到他的書房去專心工作。首先是寫回信，然后是寫他的論文。此外，他還得為他主編的期刊下功夫，以及校對他自己的手稿，通常在一點以后才去睡覺。 星期日是休息日，這一天他沒有病人。早晨，弗洛伊德總是和他家的一、兩個人去看望他的母親，去時若正巧碰到他的姐妹也在那里，他們就會談個不停。弗洛伊德一向都是一個很看重家庭的男人，所以家里有什么困難問題，他都要參与處理，而且都會提出他的建議。在看望母親時，弗洛伊德听多于說。不過每次听到嚴重的問題時（如錢財方面的問題），他就會和他的弟弟亞力山大靜靜地討論商量。有時候他從母親那里回來后會去拜訪朋友，或是在家接待來訪的客人，不過這种情形，一年中也難得有几次。后來，星期日成為弗洛伊德最喜歡的日子，他用這一天去看那些來自海外的精神分析界的朋友，因為只有在這樣休息日才能花大量的時間和他們在一起。弗洛伊德的親密朋友鐘斯就有好几次和他暢談到凌晨三點。雖然這影響了他的睡眠時間，但他也覺得要結束一次津津有味的暢談，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通常，星期日晚上，他的母親和姐妹們都會過來一起聚餐，不過弗洛伊德從不耽擱時間。晚飯一過，他就溜到自己的房間去。如果有什么話要私下和他談，就得到他的房間里去找他。對弗洛伊德來說，星期日固然是難得的休息日，但同時也是難得的寫作時間。弗洛伊德的大多數作品，都是在星期日寫出來的。 在弗洛伊德的愛情生活中，瑪莎确實是他唯一的對象，他視瑪莎如珍寶，其重要性永在他人之上。雖然有种种跡象表明他的婚姻生活中比較熱情的部分，比一般男人結束得早，不過他對瑪莎始終都是很忠誠和摯愛的。有一位作家曾說：“瑪莎簡直成了洗燙刷掃的管家婆，她從來就沒有休息過，也沒想到過要休息，因為即使打掃干淨了，也還有工作要做。”其實不盡然。瑪莎雖然是一個很能干的主婦，但是對她而言，与其說家務第一，還不如說家庭第一來得确切。而且她也絕不是那种“保姆型”的人，實際上她是一個很重生活情趣的高級知識分子。她晚上的時間都用于念書，所以直到她死為止，她始終都能赶上最新的學術潮流。那時候許多當代有名的文人都曾到弗洛伊德家做客，其中德國大文豪托瑪斯·曼的到訪，更使瑪莎欣喜若狂，因為托瑪斯·曼是她最喜歡的作家之一。瑪莎很少有机會（也許是沒有興趣）去探求純學術性的研究，而且對她丈夫的研究工作也很少有什么特別認識。不過在弗洛伊德的信件中，偶爾會提到有關格拉底瓦、達芬奇、摩西等人的著作，其中有些知識是從她那里獲知的。 有一位美國作家寫過一本書，里面有關弗洛伊德和他的孩子們之間的關系，其中有兩則是不夠确切的。弗氏的儿子們念了這一段文字，都震惊得不得了。令他們惊奇的第一件事，是說弗洛伊德對孩子們的親熱，并不是一种自然的流露。事實恰恰相反，鐘斯有一次就說，他親眼看到他女儿趴在他的大腿上撒嬌，那种情景，他那自然流露的感情真是表露無遺。對弗洛伊德而言，能和孩子們在一起，分享他們的快樂，是他的最大興趣。假日，大家在一起時，他也把寶貴的時間用在他的孩子們身上。更奇怪的一件事，是那位美國作家說弗洛伊德是一個嚴酷的父親，說他的孩子是在敬畏、服從的嚴肅气氛之中長大的。其實正好相反，如果要找弗洛伊德教育孩子方法的毛病，唯一的一點也就是他那不尋常的寬大放任。在那個時代，讓孩子們的性格自由發展，很少加以限制或懲處，是少有的現象。弗洛伊德顯然已走在前面，而其效果也非常好，不管是他的儿子或女儿，他們后來的發展，都令人滿意。 在弗洛伊德的家里，最不尋常的一點，就是那种出奇的和諧气氛，孩子們都和他們的父母一樣，具有高度的幽默感。所以他們的生活中，充滿了歡笑，彼此之間偶爾也有挪揄，但是絕對沒有惡意的玩笑或者無端的發脾气。這一家人中，沒有一個人能想起他們之間曾有過爭吵的事。 弗洛伊德常說，人生有三件事不能過多的打經濟算盤，那就是：健康、教育和旅行。他還認為讓孩子們穿著好的衣服，對于他們的自重、自愛也是很重要的。 弗洛伊德特別注意孩子們的假期和旅游，認為絕不能因為沒有錢而掃他們的興。所以在這方面，他們要什么，就給什么，而他們從來也不辜負他的好意，足以表明他的孩子有很好的性格。另一方面，由于他能設身處地和公平待人，使他常常為朋友的經濟情況著想，而他的這個良好的品格也深深地感染了他的孩子們。他的大儿子的最知心的朋友是一個很窮的年輕人，但每當他們兩人要一道去爬山旅行時，弗洛伊德一定先問清楚這位朋友帶多少錢，然后他就按照那個數目給他的儿子，他認為這樣做才不至于使那位朋友處于尷尬地位。 弗洛伊德的最主要的收入，是從診治病人中獲得。在當時，他的醫療費，每次是四十奧地利克朗，這在當時的維也納算是較高的。他把每次看病所零星收集的錢盡可能節省下來，一部分積存起來，一部分用于滿足他收集古董的嗜好。至于著作的收入，起先都是小數目，他就當做禮物分發給孩于們。送禮物是他最樂意做的事，而且，往往急于馬上送出去，并且不耐煩等到适當的時机，所以每當碰到孩子的生日，雖然有他太太的阻止，但總是在前一天晚上，他就把禮物送到孩子的手上。這只不過是弗洛伊德熱情的個性的一個典型表現而已。每天早晨郵差來送信，也是他所熱心等待的一件事。他不但很喜歡接信，假如他的朋友，不能象他那樣很快回他的信的話，他往往很容易不耐煩起來。 弗洛伊德對于金錢上的往來交易，從來都是毫無興趣，他把一切節省下來的錢都投資到保險和政府的債券上去，絕不搞證券交換的活動。不過他的這些積蓄都因奧國經濟形勢惡化所引起的通貨膨脹，而賠得一干二淨。后來他接受教訓，等到又有了積蓄時，雖然還是投資到政府公債上去，但把大部分送到國外去，存在比較安全的銀行里。 假日旅行對弗洛伊德有特別的意義。每次當他一搭上駛离維也納的列車時，他就會大大地松一口气。在每次出外旅行之前好几個月，甚至早在半年多之前，他就和家人、親友反复地討論未來的旅游目的地，計划找一個迷人的消暑胜地。他常常會在复活節時去作一次試驗性旅行，同時向家人寫一份有趣的書面報告。他們全家對這都很感興趣，他們提出的條件也很特別：一幢舒适的房子，里面要有一間弗洛伊德能寫作的房間；要位于一定的海拔高度上，有充足的陽光，有清新的空气，附近要有可供散步的松林，要有充分的蘑菇可采擷，要有美麗的景色，最重要的是要宁靜，要遠离任何為游人響往的名胜。 弗洛伊德的假日消遣最突出的活動就是找蘑菇。在這方面他有出奇敏銳的眼光，他可以說出哪些地方有蘑菇，甚至在火車疾馳而過時，也能指出那些地方來。有時當他和孩子們一起出去找蘑菇時，會突然离開他們。這時，他的孩子們馬上就意識到父親在近處找到了蘑菇，果然，他們馬上就听到他找到蘑菇的那股歡笑聲。在找到蘑菇時，他常常靜靜地爬過去，然后，突然用帽子把那堆蘑菇蓋住，仿佛它是一只鳥或蝴蝶，深怕它會飛去似的。此外，他們還會去找一些少見的野花；然后，等空閒時，再仔細地辨認分類。他的一個女儿曾經說，父親喜歡教給他們三件事：野花的知識、找蘑菇的藝術、玩牌的技巧。而他本人在這三方面，确實都很內行。 在假期旅行中，弗洛伊德有兩种偏向女性化的表現：（一）弗洛伊德沒有方向的觀念，一到鄉村，老是找不到路回去。他的儿子說，當他們走一段比較長的路時，他會出人意料地向一個完全錯誤的方向走回去。但他也深知自己的這一弱點，能听從別人指點的路走。（二）他對旅行的詳盡知識很不在意，例如他根本就不會看火車時刻表。所以比較复雜一些的旅行，都由他弟弟亞歷山大，后來則由他儿子奧立沃安排，而他們兩人在旅行方面都是專家。弗洛伊德常常為了赶一班火車，老早就到火車站等車，雖然用這樣長的時間准備，但他的行李和其他東西，還是常常帶錯或漏掉。 弗洛伊德每天工作十几小時，但他總是要千方百計地利用工作之余繼續寫作。他有一种令人敬佩的責任感，不斷地催促自己把經驗所得、研究成果寫成書面材料。當時，他在研究精神分析學方面的成果盡管不受重視，但他仍然專心致志地從事精神分析學的著述工作，也從不感到疲倦和气餒。晚上回家后，吃完晚飯就開始思索、動筆，一直到午夜。他經常熬夜到凌晨一、兩點鐘。他在十九世紀末寫出的著作都是用連續几十個晚上寫出來的。 弗洛伊德有動筆的喜好。他在工作和休息之后，坐在寫字台前，就要拿起筆寫東西——不是寫信，就是寫臨床報告或寫作。他的信和稿都是親自寫的，他很喜歡寫字，一直到七十多歲以后，他才讓女儿幫他抄寫。 他在長期的寫作中，練就了一手好文筆。他的文風优美、自然。他最討厭作文方面的种种形式上的限制和規定。在他看來，文章應該成為表達思想的最好工具；想到什么，就寫什么；不要矯揉造作，不要過于追求形式。他認為文字的优美和修詞是必要的，但那也是為了更通順、自然、流暢地表達作者的思想。如果因為追求形式的优美而妨礙了內容的表達，他宁愿停筆不寫。 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弗洛伊德除了工作和寫作以外，很少有時間去進行社交活動。就連到戲院進行娛樂活動的時間都很少。有時很難得到戲院或音樂廳去欣賞莫札特的音樂或歌劇。 弗洛伊德從九十年代起參加了在維也納的猶太人組織“伯奈伯利茲社”，平均每隔一周參加一次該社團的集會。在這個社團的集會上，他作了有關夢的學術報告，也听了許多舉世聞名的猶太學者們的報告。 最使他難忘和激動的，是听到了美國大文豪馬克·吐溫（1835—1910）的有趣而深刻的報告。弗洛伊德早在中學和大學時代就很欣賞馬克·吐溫的作品。他特別喜歡馬克·吐溫的那本《湯姆·莎耶歷險記》。這本馬克·吐溫的代表作，弗洛伊德讀了很多遍。當他同瑪莎戀愛的時候，他就曾同瑪莎一起反复鑒賞《湯姆·莎耶歷險記》。弗洛伊德也很愛讀馬克·吐溫和華爾納合著的長篇小說《鍍金時代》。馬克·吐溫對當時社會的尖刻揭露和他那詼諧、幽默的文筆給弗洛伊德很深的印象。 在這一時期，弗洛伊德同外界的聯系，最集中地反映在他同他的朋友弗萊斯的通訊來往中。在這個時期弗洛伊德同弗萊斯的來往信件，成為后人研究弗洛伊德學說形成和發展的重要文獻。 威廉·弗萊斯（1858—1928），同弗洛伊德一樣，是布洛伊爾教授的學生。一八八七年，當弗萊斯在維也納讀書的時候，布洛伊爾教授把弗萊斯介紹給弗洛伊德，從此，他們之間結下了十五年的親密友誼。 弗萊斯是耳鼻喉科醫生，在柏林開業。他有火一般的熱情，能言善辯。凡是認識他的人，都說他具有迷人的吸引力。他很喜歡跟朋友談論世界上的任何一件事情。他具備了德國知識分子特有的“思辨性”，喜歡對他所感興趣的問題進行冥思苦索，非要追根究底不可。哲學思維和邏輯推理的習慣，往往會把他和他的朋友引入极其抽象和极其深刻的“本質”中去。但他也兼備了主觀武斷的作風，不喜歡听取反對意見，不肯接受別人的批評。這种狹隘的品格很快就成了導致他同弗洛伊德的友誼走向徹底破裂的隱患。 由于弗萊斯有很廣泛的愛好和興趣，所以，他在醫學和生物學領域內也是多面手。正是由于他的這一特點，使他成為博學的弗洛伊德的合适對手和筆友。 一八八七年，當弗萊斯作為布洛伊爾的研究生來到維也納的時候，他剛剛二十九歲。布洛伊爾當時很器重弗洛伊德，所以，布洛伊爾建議弗萊斯去听弗洛伊德關于神經系統解剖學和功能形態的講演。 接著，在一次學術討論會上，弗洛伊德和弗萊斯為雙方的卓越見解而互相欽佩。 弗洛伊德說，在那段時期內，弗萊斯始終是他的最親密的朋友和他的科學研究活動的最熱情的支持者。 當時，弗洛伊德正進入一生中最關鍵的轉折時期。近二十年的醫學研究和實踐已經把弗洛伊德從一般醫學研究轉向神經系統的研究，又從一般神經系統生理和病理的研究轉入精神病机制和治療的探討和實踐，最后，又從歇斯底里疾病的研究中得出了關于人類一般心理活動規律的普遍性結論。眾所周知，他在這一時期，已經下定決心從歇斯底里研究轉而集中探索那導致神經病的一般心理性根源，把注意力指向了人類意識生活背后的神秘精神力量——潛意識。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已把理論上的探索同自我分析的實踐緊密地結合起來。正是在這個轉折時期，弗洛伊德把弗萊斯看作最親密的朋友。因此，很自然地，弗萊斯成為弗洛伊德在這一時期所取得的重大科學成果的第一個讀者和第一位听眾，弗洛伊德把自己的每一個重大發現、每一個思維成果都迅速地、直率地在信中告訴給弗萊斯。 當時，弗洛伊德也正處于受排斥的時候。他在科學上的發現被醫學界視為“异端”；平時熱情地支持他的布洛伊爾教授也開始与他疏遠。在《精神分析學的起源》一書中，弗洛伊德對弗萊斯直截了當地說：“我需要你作我的听眾。” 對弗洛伊德來說，弗萊斯是一位難能可貴的鼓舞者和支持者。弗洛伊德對弗萊斯說道：“當我向你傾訴，又知道你也在想著有關我的某些事情的時候，實際上我已開始了對某一事物的思索。……” 弗洛伊德和弗萊斯，互相分享著研究成果。他們在這一時期寫的信件非常多。有時寫信還不足以表達他們心里要說的話，于是他們偶而相會，面對面地敘說自己的感情和研究心得。他們自己還很幽默地說這种相會就是正式的“會議”。由于弗萊斯對于弗洛伊德在精神上的熱烈支持，弗洛伊德曾把弗萊斯比作“一位魔術師”，比作能醫治百病的“神醫”。弗洛伊德對弗萊斯說：“只要有誰找到你治病，你就可以做到‘妙手回春’的功夫。” 顯然，他們兩人在這十多年間的密切聯系是有一定的原因的。他們倆有著共同的興趣，他們在這一時期的遭遇也有相似之處。他們倆都是猶太血統的中年醫學工作者，都處于“中產階級”的社會地位。 當然，弗萊斯的處境比弗洛伊德稍微好些。他比弗洛伊德較容易地建立了自己的家庭，而且，他比弗洛伊德幸運，找到了一位經濟上富有的妻室。正因為這樣，在這段時期內，弗萊斯還成為弗洛伊德在財政上的支持者。當弗洛伊德經濟上緊張的時候，他就可以從弗萊斯那里借到足夠的錢。 他們倆都對廣泛的人文科學問題感興趣。在他們的信中經常討論到莎士比亞、歌德的文學作品，也交換了他們對當代文學作品的看法。在一次通信中，弗洛伊德推荐弗萊斯看青年作家吉普林的作品《消失了的光亮》，而弗萊斯則向弗洛伊德推荐瑞士作家康拉德·費爾迪南·邁雅的小說。在相互推荐時，弗洛伊德對這兩位作家都進行了細致的評論。 弗洛伊德認為，人的心理活動絕不是單純的心理現象；它是人類整個社會生活的升華物和結晶。要真正地探索人類心理世界的秘密，不僅要深入研究人類高級神經活動的机制，研究人類心理的形成和活動規律，而且要廣泛地研究社會生活，研究各种社會意識形態，研究宗教、文學、藝術、歷史、經濟學等等。因為許多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的分歧恰恰就是從各個角度和各個側面反映人的社會生活和人的心理世界的。值得指出的，弗洛伊德一直特別注重文學藝術和宗教。他認為，這兩個部門的研究成果可以更生動、更細膩地反映人的心理世界，反映人的感情生活。 在研究夢和潛意識心理的過程中，弗洛伊德沒有忽視對原始文化的研究。他對儿童心理的重視是与他對原始文化、原始宗教、原始人心理的研究同時并進的。他對這兩個領域的研究道出了几乎一致的結論，這就更有力地證實了自己的重要論斷，即儿童心理具有著原始人心理的一切特點。在一八九八年致弗萊斯的信中，弗洛伊德表示，他的思考遠遠地超出了精神治療法。“我的思想潛行于儿童問題与超心理學問題。” 他在這一時期所提出的“超心理學”，涉及到“人的本質是什么”這樣一個長期以來被哲學家們爭論不休而又未能解決的問題。弗洛伊德從心理學家的角度深入地研究了這個問題。他的見解集中地表現在他在同弗萊斯的通訊中所提出的“自我”和“超我”的理論。這一理論后來在二十年代進一步完善起來。 弗洛伊德平均每月給弗萊斯一封信。在十五年中，弗洛伊德共給弗萊斯一百五十二封信。一九二八年弗萊斯逝世，弗萊斯夫人把這些寶貴的信件全部轉寄給柏林的一位出版商萊因霍爾特·斯達爾。除信以外，還有許多由弗洛伊德寫的關于其著作的注釋。這些文獻加在一起，共有二百八十四件郵包。可見弗萊斯所儲藏的有關弗洛伊德的文獻是相當丰富的。出版商斯達爾收到這些文獻后，沒有來得及加以編輯出版就出現了納粹政權。為了保護這些文獻，斯達爾飛往巴黎，把它們全部賣給瑪麗·波拿巴特夫人，售价是一百英鎊。波拿巴特夫人當時是弗洛伊德的研究生。她把這些文獻全部帶到維也納，并告訴了弗洛伊德。弗洛伊德知道后，為弗萊斯夫人出售這些文獻而惱怒。弗洛伊德以猶太人特有的脾气對波拿巴特夫人說：“先把這些東西埋葬在地里一個禮拜，然后再把它挖出來。”“再以后又怎么辦呢？”“再以后，你就把它扔掉！” 波拿巴特夫人深感惋惜。她取出信中的其中一段，并念給弗洛伊德听，表示這些信件所具有的科學价值。但弗洛伊德仍然堅持毀掉。幸運的是，波拿巴特夫人作出明智的獨立決定，拒絕她的老師的建議，并把這些文獻儲藏起來。在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八年期間，她小心翼翼地將它們儲藏在維也納洛茲西爾德銀行的保險柜里，并打算在一九三九年离開維也納回巴黎時進一步對這些文獻進行研究。 但是，一九三八年三月，希特勒納粹軍隊入侵奧地利。作為一家猶太人開設的銀行，洛茲西爾德銀行有被納粹燒毀的危險。好在當時波拿巴特夫人得以借助希腊和丹麥公主的身分，把這些文獻從銀行的保險柜里取出來，然后帶到巴黎。一九四一年二月，當波拿巴特夫人要离開巴黎前往希腊的時候，她又把這些文獻轉移到丹麥駐法公使館儲藏。接著，這些文獻又歷經多重周拆，才終于被轉移到英國倫敦。 如果弗洛伊德致弗萊斯的信沒有經歷保護性處置過程，我們今天就無從了解弗洛伊德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的許多重要活動。 在這些保存下來的信件中，弗洛伊德說到他分析自己的儿童時代的夢境的情景，遺憾地表示他寫出的《夢的解析》遭到了冷遇。弗洛伊德還告訴弗萊斯，他同布洛伊爾的友誼令人惋惜地“終結”了。弗洛伊德在信中說，他在有生之年將不會期望看到他自己的理論會被公認，因為這些理論成果“遠遠地超出了我們的時代”。 在這些信中，弗洛伊德向弗萊斯傾訴了他在自我分析階段所經歷到的“精神上的苦惱”。弗洛伊德在信中說：“在這災難深重的年代里，你的出現對我來說是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价值的。”一九零零年三月，弗洛伊德寫信給弗萊斯說，他雖然“深深陷人了無聊和貧窮之中，但我仍然有足夠的勇气在空曠中重建我的理想”。确實，當時弗洛伊德通過夢的解析創造了“自由聯想法”的精神治療法，但除了弗萊斯一人以外，几乎沒有人能認識“自由聯想法”的重要意義。 在通訊中，我們還看到，弗洛伊德已經越來越感受到進行自我分析的艱難，他親身体會到精神治療法會引起病人各种形式的“阻抗”，因此真正地應用精神治療法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由于分析了自己的夢，進行自由聯想，回憶童年生活，由于体會到以往生活經驗對于目前思想、感情、抱負的影響，弗洛伊德在致弗萊斯的信中表示他已經慢慢地了解到自己在日常生活中何以會經常自然地、不知不覺地流露出某些莫名其妙的焦慮和某些喜怒無常，何以會出現种种阻礙他深入思索和研究的思想障礙和心理故障。他在信中說，他的自我分析和他對病人的診斷同時提供了丰富的資料，有助于揭示心理世界的奧秘。他還說，自我分析和對病人的診治所得出的資料和分析結果是相互促進，相互補充的。通過病人提供的病態心理資料，通過對病人的夢的分析，使他進一步深入地了解了自己的個性。反過來，通過對自己的分析，他也開始真正地懂得促使病人發作精神病的原因。 在致弗萊斯的信中，弗洛伊德還分析了其他許多病例，并在分析中概括地敘述了他的有關儿童性欲的理論、歇斯底里和神經質的病源理論等。 弗洛伊德同弗萊斯的最后一次會面是在一九零零年。關于他們之間的友誼的破裂原因，我們至今還不能很确切地弄清楚。很可能，破裂的原因起源于雙方對重要問題的分歧意見。所有的一些具体分歧實際上是他們之間在根本問題上的分歧的具体表現罷了。他們在性格和認識問題上畢竟有很大的差距。弗洛伊德在當時所以同弗萊斯保持友誼，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弗洛伊德處于孤立的地位，他找不到其他人可以傾訴自己的觀點。 當然，弗洛伊德也确實很珍視同弗萊斯的友誼，所以，在一九零零年夏天同弗萊斯在阿成西見面之后，弗洛伊德在兩年時間內仍然想挽回他們的友誼，但一切努力都無濟于事。 弗洛伊德同弗萊斯的友誼及其通訊內容，標志著弗洛伊德個人生活及其精神分析學的發展達到了一個重要的階段。如果說，一八九五年《歇斯底里研究》的出版標志著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建立了自己的牢固基礎，那么，一九零零年《夢的解析》的發表以及在該書寫作過程中同弗萊斯的通訊來往就標志著精神分析學完成了自己的主体部分。 二十世紀的第一個十年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理論獲得國際公認的關鍵時期。本書以下五章將集中論述和分析精神分析學在這個關鍵時期的發展情況及其歷史命運。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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