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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我第一次帶著妻儿航行。我在敘述這一段經歷的時候，常常覺得，由于中產階級印度教徒喜歡童婚，做丈夫的往往是識字的，而妻子實際上還是文盲。這在他們之間就形成了一道鴻溝，做丈夫的必須做妻子的教師。于是我就得籌划這類瑣事，如妻子和孩子該穿什么衣服，他們該吃什么東西，他們該采取什么儀態才能适合新的環境等等。當時有一些情況，今天回想起來還是趣味盎然。 一個印度教妻子總是把對丈夫的百依百順當作是最高的宗教信仰。一個印度教丈夫則把自己當作是妻子的太上皇和主人，妻子對他必須經常笑顏趨奉。 就在我寫這一章的時候，我相信，為了給人以文明的觀感，我們的服飾和儀表應該盡可能接近歐洲人的標准。因為我認為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有一點影響；沒有影響，要為僑團做事是不可能的。 因此我就為自己的妻儿決定了服裝的式樣。我怎么能愿意別人知道她們是卡提亞華的班尼亞呢？那時候，波希人往往被認為是印度人當中最文明的，所以純粹的歐洲式樣看起來既然不合式，我們就選定了波希式樣。這么一來，我的妻子就穿上了波希“紗麗”，而孩子們就穿上了波希上衣和褲子。當然，誰也不能夠不穿鞋襪的。這使我的妻儿費了好長的時間才習慣起來１。鞋子夾得他們的腳難受，襪子發出了臭汗味。腳趾常常覺得疼。對于他們反對這种辦法的理由，我總有一套現成的詞答复他們。但是我有一种印象，与其說是我的答复有理，不如說是我的權威有效。他們同意改變服裝，因為除此以外，別無辦法。他們以同樣的精神和更加勉強的心情，在飯桌上使用刀叉２。等到我對于這些文明的象征的迷戀消逝以后，他們立即放棄了刀叉。經過長時間習慣于新方式以后，又要回到舊方式上來，這對于他們，恐怕也是同樣麻煩的。但是今天我可明白了，拋棄了這种“文明”的虛飾，我們卻感到更加自由和輕松。 １一般印度教徒，在通常情安下，不論男女，終年赤足；尤其是在室內，如果穿上鞋襪，便被認為是大不敬。男的通常不穿褲子，只圍一長條白布，叫做“拖地”。女的通常也不穿褲子，只圍上一條長布當裙子，有一端還可以披罩上身，叫做“紗麗”（Sari）。“紗麗”自然有各种各樣的色彩和質料——譯注。 ２一般印度人，不論他的宗教信仰是什么，都是用手抓飯吃的；刀叉筷子甚至于調羹都是泊來品，習慣上是不用的——譯注。 和我們搭同一條船的，還有一些親戚和熟人。我常常看到這些人和統艙的乘客，因為這條船屬于委托我辦案的一個當事人的朋友所有，所以我可以隨意走動。 這條船既然是直開納塔耳，中途不停，所以航程就只用十八天。然而我們在距离納塔耳只有四天航程的海上，卻遭受了一場可怕的風暴，這仿佛是對我們即將到來的陸地上的真正風暴的一种警告。在南半球，12月是夏天雨季的月份，所以在這個季節的南海上，大大小小的暴風驟雨是很平常的。我們所碰到的那次風暴是那么猛烈而漫長，以致乘客們全都惶惶不安起來。那是一個森嚴的場面。面臨著共同的危險，大家都同舟共濟，万眾一心。他們忘記了彼此之間的分歧，無論是穆斯林、印度教徒、基督教徒和所有的人，都只想到一個唯一的上帝。有的人發出了各种各樣的誓言，船長也和乘客們一起禱告。他向他們保證，這次風暴雖然不是沒有危險的，他卻有過几次比這更厲害的經驗。還向他們說明，一條建造得好的輪船，可以說是頂得住任何气候的。可是這些話都安慰不了他們。每一分鐘都听得見象是爆裂和漏水的響聲。這條船顛簸搖擺的非常厲害，仿佛隨時都可能沉沒。甲板上當然沒有人了。“上帝保佑啊”是每個人嘴里唯一的叫喊。就我記憶所及，這一場災難大概延續了二十四小時。最后天晴了，太陽出來了，船長宣布暴風雨已經過去了。人們臉上泛出了快樂的光輝，隨著危險的消逝，上帝的名字也從他們嘴上消逝了。吃、喝、唱、玩又成為日常的生活。死亡的懼怕消除了，一刻也不停的熱誠的禱告已讓位給“瑪亞”１。通常的“納瑪滋”２和禱告自然還是有的，但已失卻了患難中的那种庄嚴神圣。 １瑪亞（maya）是印度哲學中有名的一個字，几乎是無法翻譯的，但在英文里，常常被譯為“空想”、“幻想”。 ２納瑪滋（namaz）是《可蘭經》中的禱告詞。 然而這次的風暴卻使我和乘客們溶合為一。我對這次的風暴并不怎么害怕，因為我已有過類似的經驗。我是一個好航員，不暈船。所以我能夠在乘客之中無所恐懼地走動，照料他們，安慰他們，把船長所發出的每隔一小時一次的報告告訴他們。以后我們就會明白，我因此所得到的友誼對我很有幫助。 12月18日或19日，船在杜爾班港口下了錨。“納德利”也在同一天到達。 然而真正的風暴還在后面呢。 我們已經講過，這兩條船是在12月18日左右在杜爾班港口下錨的。乘客經過一次徹底的衛生檢驗之后，才可以在南非的任何一個港口登陸。如果船上有任何乘客害著傳染病，它就得被隔离一個時期。我們起程的時候，孟買正有鼠疫，因此我們恐怕得遭受一個短時間的隔离。在進行檢驗以前，每一條船都得升上一面黃旗，經醫生檢驗證明為健康以后，才能下旗。等到這面黃旗下來了，乘客的親友才可以上船相迎。 當醫生上來檢驗我們的時候，船上照例懸挂著黃旗。他下令把我們的船隔离五天，因為照他的意見，鼠疫病菌最長可以生存二十三天。所以我們的船奉令隔离，直至我們离開孟買已滿二十三天為止。然而這一道隔离的命令，除了衛生上的理由，卻還有其他的考慮。 杜爾班的白种人听說我們又回來了，正在那里感動，這道命令的理由之一便是出于這种騷動。達達·阿布杜拉公司把每天城里所發生的事情都通知我們。白种人每天都舉行大會，极盡威脅恫嚇之能事，有時甚至利誘達達·阿布杜拉公司。他們准備賠償公司的損失，如果把這兩條船打回印度去。然而達達·阿布杜拉公司并不是害怕恐嚇的人。阿布杜爾·卡利姆·哈齊·阿丹賽是當時這家商行的股東經理，他決心以任何代价使這兩條船靠碼頭，讓所有的乘客登岸。他天天寫信把詳情告訴我。幸而已故曼蘇克拉爾·納扎先生當時正在杜爾班，他是特意到那里來接我的。他是一個能干而無所恐懼的人，他指導著印度僑團。他們的律師勞頓先生也同樣是一個無畏的人。他譴責當地白种人的行為，不但象一個受聘請的律師，而且象一個真正的朋友一樣地幫助僑團。 這么一來，杜爾班便成了一場不平等的決斗的場所了。一邊是少數貧窮的印度人和他們的几個英國朋友，另一邊卻是無數的白种人，這些人在武裝上、數量上、教育上和財富上，都比印度人強得多。他們還得到國家的支持，因為納塔耳政府公開地幫助他們。內閣最有勢力的閣員哈里·艾斯坎比先生公開地參加了他們的集會。 所以這次隔离的真正目的是想通過對乘客或代理行公司的威脅恐嚇，強迫乘客返回印度。因為這時也開始向我們提出威脅了：“如果你們不回去，一定會被拋到海里去，但是如果你們愿意回去，你們還可以收回路費。”我不斷在同船乘客之中走動，給他們打气。我還給“納德利”船上的乘客送出慰問函。 他們全都保持鎮定和勇气。 我們在船上安排了各种各樣的游戲，使乘客得到娛樂。圣誕節那一天，船長宴請頭等艙的乘客，我的家眷和我也都是主要賓客。我在宴后的講話中談到西方的文明。我知道這并不是發表一通嚴肅演說的場合，可是除此而外，我沒有什么話好講。我也和他們一齊歡樂，但是我的心卻是沉淪在杜爾班的戰斗中，因為我是真正的目標。反對我的有兩個理由： 一、說我在印度的時候，肆意譴責了納塔耳的白种人； 二、說是為了擠滿納塔耳，我特意帶來了兩船印度人到這里來定居。 我意識到自己的責任。我知道達達·阿布杜拉公司為了我，正冒著嚴重的風險，乘客們的生命處在危險之中，我把家眷帶來，也使他們陷入危境。 然而我絕對受了冤枉。我沒有勸誘過任何人到納塔耳去。乘客們上船的時候，我還不認識他們。除了有一對夫婦是親戚之外，船上几百個乘客的名字和住址，我連一個也不曉得。我在印度的時候，關于納塔耳的白种人，我也沒有說過一句我在納塔耳不曾說過的話。而且我所說過的話，都有無數的事實為證。 因此我對于体現在納塔耳白种人身上的文明，對于他們所代表和擁護的那种文明，不能不感到悲哀。對于這种文明的想法，一直就在我的心頭，所以我就在這個小小的宴會上，把它談出來。船長和別的朋友都耐心地听我發言，并且接受了我的發言的基本精神。我不曉得這一席話對他們的生活究竟有什么影響，但是后來我和船長以及其他的官負曾經長談過西方的文明。我在發言中把西方文明描寫成為主要是以武力為基礎的文明，這和東方文明是截然不同的。提問題的人使我更堅定自己的信念，其中有一個人——我記得是船長，卻對我說： “如果那些白种人當真把他們的威脅變成事實，你的非暴力的原則怎么頂得住？” 我回答說：“我希望上帝會給我勇气和理性來寬恕他們，并且不以法律對付他們。我對他們不生气，他們那么無知和狹隘，只有使我感到可惜。我知道他們是真誠地相信他們今天的作為是正确而恰當的，所以我沒有理由和他們嘔气。” 提問題的人微笑了，可能是不以為然。 日子就這樣疲勞地拖下去。什么時候隔离期滿呢，誰也不知道。執行隔离的官員說，這件事已超出他的職權范圍，他說只要政府下令，他便准許我們上岸。 最后通諜終于發給乘客和我了。他們說如果我們想要逃命，就只有屈服。乘客們和我在答复中，都認為我們有在納塔耳港口登陸的權利，并暗示我們不惜任何代价進入納塔耳的決心。 二十三天期滿那一天，這兩條船獲准入港，准許乘客登陸的命令也下來了。 于是這兩條船便開進了碼頭，而乘客們也就紛紛上岸了。然而艾斯坎比先生卻通知船長說，因為白种人對我還是非常气忿，我的生命還有危險，我的家眷和我最好是等黃昏的時候再上岸，那時港務警官達圖姆先生將護送我們到家里。船長把這個通知傳達給我，我同意照辦。但是不到半個鐘頭，勞頓先生來找船長，他說：“我想帶甘地先生一齊上岸，如果他不反對的話。我是這家代理行公司的法律顧問，我看你不一定非照艾斯坎比的意見辦不可。”然后他來看我，大致對我這樣說：“如果你不害怕的話，我的意見甘地夫人和孩子們可以先坐車上羅斯敦濟先生家里去，你和我則徒步跟著他們走。我根本不贊成你在夜里象個小偷似地進城，我認為不用擔心會有人來傷害你。現在一切都平靜了，白种人全都散開了。總之，我認為你不應該偷偷摸摸地進城。”我馬上就同意了。我的妻子和孩子們平安地坐車到羅斯敦濟先生那里去，征得船長的許可以后，我便和勞頓先生上岸。羅斯敦濟先生的家离碼頭有兩英里路。 我們剛一上岸，便有几個青年認出我，而且喊著“甘地，甘地”。跟著便有五六個人赶過來，參加他們一齊喊。勞頓先生怕人越來越多不好辦，便叫了一輛人力車。我從來就不喜歡坐人力車，這是我有生以來的第一次經歷。然而這些青年不讓我上車，還恐嚇車夫說要他的命，車夫赶忙走開。我們只好往前走，人卻越來越多，終于無法前進了。他們首先抓住勞頓先生，把他拉開，然后拿石頭、磚頭和臭蛋向我投擲，還有人搶走了我的頭巾，別的人則打我的耳光、踢我。我昏倒在地上，抓住一棟房子的欄杆，站在那里想喘一口气，可是不行。他們赶過來，又是一頓拳打腳踢。有一個警官的妻子認識我，她正巧走過這里。這位勇敢的夫人過來，當時雖然沒有太陽，她卻打開傘，站在群眾和我中間。這么一來，這群暴徒的狂野便被阻擋住了，因為他們再要打我而不傷害亞歷山大夫人就有困難了。 同時，有一個印度青年看見了這個情景，連忙跑到警察所去報告。警官亞歷山大先生派了一隊警察，叫他們把我圈起來，安全地護送我到目的地。他們及時赶來了。警察所就在我們路上，我們到那里的時候，這個警官叫我暫時在所里躲避一下，但是我卻謝絕了他的好意。我說：“他們一認識到自己的錯誤，一定會平息下來的。我相信他們是講道理的。”我在警察的護送下，到了羅斯敦濟的地方，再也沒有受到什么傷害。我已遍体鱗傷，但是除了有一個地方以外，并沒有破皮流血。船上的醫生達迪巴若醫師當時也在場，他給了我最大的幫助。 房里倒很安靜，但是外面的白种人卻把屋子包圍起來。天色已經晚了，外面不安的群眾還在高聲叫喊：“我們非要甘地不行。”那位眼明手快的警官已經赶到現場，不是用威脅、而且講一些幽默的話，力圖控制那些群眾，雖然他并不是完全沒有顧慮的。他傳話這樣告訴我：“如果你要保全你的朋友的房屋和財產，還有你的家屬，你得照我的意見化裝逃出這棟屋子。” 就這樣我在同一天面臨著兩种矛盾的局面。當生命的危險不過是一种假設的時候，勞頓先生勸我公開地對付它；我接受了這种勸告。而當危險成為一种現實的時候，另一個朋友給我相反的勸告，我也接受了。誰能肯定我這樣做究竟是因為我看到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脅，還是因為我不愿使朋友的生命財產和我的妻儿的生命遭到危險呢？我第一次勇敢地面對著群眾，現在卻要化裝潛逃，誰能斷定這兩种做法都是對的呢？ 對于已經發生過的事情，是對了還是錯了，來加以論斷是沒有什么意思的。理解它們，如果可能的話，從中取得教訓以為借鏡，倒是有益的。要斷定一個具体的人，在一种具体環境里會采取什么行動，是很困難的。我們還可以看到，根据一個人的表面行動來作判斷，無异是一种可疑的推測，因為它所根据的材料不充足。 不管怎樣，逃亡的准備使我忘了身上的傷痛。我照那位警官的意見，穿上了一套警察制服，頭上戴著馬德拉斯人的頭巾，纏成一頂盔帽的樣子。有兩個偵探跟著我，其中有一個打扮成印度商人，臉上抹的象個印度人的模樣。另一個人化裝成什么樣子，我已經想不起來了。我們從一條小巷走到鄰近的一家舖子里，越過庫房堆積的麻袋，從那家舖子的大門逃出來，穿過群眾走到街頭為我們准備的一輛馬車。我們坐上那輛車子，赶到先前亞歷山大先生勸我暫時躲避的那個警察所里，我向他和那兩位偵探致謝。 當我正在這樣逃脫的時候，亞歷山大先生卻唱起這么一個調子來取笑群眾： 吊起老甘地 在那棵酸苹果樹上。 他一得到通知說我已安全到達警察所，便把這消息向群眾宣布：“好啦，你們的獵物已經從鄰近的一家舖子逃走了。現在你們還是走吧。”有的人听了很生气，有的卻笑起來，有的根本就不相信确有其事。 “那么好吧，”警官說道：“如果你們不相信我的話，你們可以派一兩個代表跟著我進去看看，如果他們找到了甘地，我愿意交給你們處理；要是我不到，你們就得走。我相信你們不會毀坏羅斯敦濟先生的房子，或者傷害甘地先生的夫人和孩子吧。” 這群人果然派了代表搜查房子，不久他們便帶著失望的消息出來，大家終于散開了，大部分人贊揚這位警官應付這場事故的技巧，也有少數人焦躁不快。 已故張伯倫先生，當時是英國殖民地國務大臣，打電報要納塔耳政府依法嚴懲鬧事的人。艾斯坎比先生把我找去，對于我受人毆打負傷事表示歉意，并說道：“相信我，我對你個人所受的那怕是絲毫的損傷，都不會感到高興。你有權利接受勞頓先生的勸告而面臨惡劣的處境，但是如果你好好考慮一下我的建議，我相信這個不幸的事件不致于發生。現在只要你認得出毆打你的人，我一定加以逮捕法辦。張伯倫先生也希望我這樣處理。” 對于這些話，我的答复如下： “我不打算控告任何人，我可能認出一兩個人來，不過把他們加以處分又有什么用處呢？況且，我也不怪那些鬧事的人，他們听了別人的話，以為我在印度散布了一些言過其實的言論，毀謗了納塔耳的白种人。如果他們因為听信了這些報道而忿怒，那就不足為奇了。應該責怪的，倒是那些領導人，而且如果你准許我這樣說的話，還有你自己。你本來可以恰當地指導人民，但是你也听信了路透社，以為我确實夸張其詞了。我不愿意控告任何人，我相信一旦真象大白，他們就會懊悔自己的冒失。” “你能不能把你剛才說的話寫成書面的東西？”艾斯坎比先生說道：“因為我得把你的意見打電報報告張伯倫先生。我不打算叫你匆匆忙忙作什么聲明。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和勞頓先生以及別的朋友商量商量，然后再作最后的決定。不過，我可以承認，如果你放棄了對鬧事人的起訴的權利，你就會大大地幫助我恢复平靜，而且還提高了你自己的聲譽。” “謝謝你，”我說道：“我不用和誰商量。我來見你以前，就已經作了決定。我确信，我不應當控告打我的人，現在我也打算把這個決定寫成書面的東西。” 說完這話，我便把他所需要的聲明寫給他。 艾斯坎比先生派人來找我的時候，我還沒有离開警察所，雖然我在那里已經住了兩天了。他們派了兩名警察保護我，雖則當時并不需要這么謹慎。 就在船上的黃旗降下來、我們上岸的那一天，《納塔耳廣告報》有一個記者跑來訪問我。他提出了一大堆問題，我在答复中對于反對我的各种說法，逐一作了批駁。由于費羅澤夏·梅赫達爵士的建議，我在印度所作的報告都有講稿，而且和我其他的文章的副本一起都帶在身邊。我把這些文件全部交給這位記者，并且向他指明：我在印度所說的，全都是我在南非說過的，而且還不及在南非說過的話強烈。我還向他指明，“戈蘭”和“納德利”的乘客到南非來，和我沒有任何關系。他們有很多人是老僑民，而且大部分的人都不打算住在納塔耳，而是准備到德蘭士瓦去。當時對于那些前來尋求財富的人，德蘭士瓦提供了比納塔耳遠為良好的前景，所以大部分的印度人都愿意到那里去。 這次談話和我拒絕控告鬧事的人，產生了這么深遠的印象，以致杜爾班的歐洲人都慚愧于自己的行為。報紙上宣布我是無辜的，并譴責那些暴徒。這次的迫害就這樣終于成為對我、也就是對于我們的事業的贊許。它提高了南非印度僑民的聲譽，并使我的工作更加便利。 過了三、四天，我便回到家里，不久我又安頓下來了。這次事件增加了我的律師業務。 然而，如果說這次事件提高了僑團的聲譽，它也把反對僑團的偏見之火煽動起來了。一旦事實證明印度人也可以從事英勇的斗爭，印度人便被認為是一种危險。有人在納塔耳立法議會中提出了兩個法案，一個對于印度商人將產生不利的影響，另一個則對印度人的入境加以嚴厲的限制。幸而爭取選舉權的斗爭終于產生了一個決定：即不得通過反對印度人的法案；也就是說，法律不得對膚色或人种加以區別對待。上述兩個法案的條文雖然适用于所有的人，但是它們的目的無疑地是要對納塔耳的印度居民加上更進一步的限制。 這兩個法案大大地增加了我的公眾工作，而且使僑團空前積极地意識到自己的責任。我們把這兩個法案譯成印度文，而且作了充分的說明，使僑團完全懂得它們的巧妙的含意。我們向英國殖民地大臣呼吁，可是他拒絕干預，因而這兩個法案就成為法律了。 現在公眾工作開始占据了我大部分的時間。我前面說過的那位曼蘇克拉爾·納扎先生這時已經到杜爾班來了，和我住在一起，由于他以全部時間從事公眾工作，多少減輕了我的負擔。 阿丹濟·米耶汗賽在我回國期間，很有功績地代行了我的職務，他發展了很多會員，還給納塔耳印度人大會的金庫增加了大約1，000英鎊的基金。我利用兩個法案所激起的覺悟和人們反對那兩條船的乘客的示威游行，作為吸收會員和募集基金的机會，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現在會員加多了，基金也有了5，000英鎊了。我的愿望是為大會募集一筆永久基金，這樣它就可以購置自己的產業，以后就可以靠收取租息進行工作了。這是我第一次經營公眾机构。我把這個意見向同事們提出來，并且得到了他們的歡迎。大會所購置的產業租出去了，所得到的租金足夠它日常的開支。這項產業委托給一個強有力的托管机构經管，這個机构一直到今天還存在，不過這個机构已成為爭吵不休的根源，結果現在只好把租金存放在法院里了。 這种不幸的情況是在我离開南非以后才發展起來的，但是在這种分歧發生從前，我想以永久基金維持公眾團体的辦法早已起了變化。至今我已經有了經營許多公眾團体的相當多的經驗，我的堅定信念是：以永久基金來維持公眾團体的辦法并不好。永久基金本身就包含了導致團体道德上沒落的种子。一個公眾團体是依靠公眾的贊成和基金的支持而存在的；一旦失去了公眾的支持，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權利。依靠永久基金的維持而存在的團体，常常忽視公眾的意見，而且往往要為和公眾意見相反的行為負責。在我們國內，我們所采取的每一個步驟都有這种体會。有一些所謂宗教性的托管會根本不公布賬目，受托管的人反倒成為業主，對誰也不負責。我不怀疑這种想法是要使一個團体生存下去，象大自然一樣，一天也不停息。得不到公眾支持的團体當然沒有存在的權利。一個團体每年所收到的會費就是它是否受人歡迎以及它的管理是否廉洁的一种考驗，我認為一個團体都應當經受這种考驗。然而我希望人們不要對我有所誤解。我的意見并不适用于那些由于本身的性質所決定的、沒有永久性房子就無法經營的團体。 我的意思是，日常的開支應該年年得自志愿捐獻的會費。 這种看法在南非進行非暴力抵抗運動時，已經得到了證實。那一次規模宏偉的運動持續了六年之久，雖然沒有永久基金，卻需要几十万盧比的費用。我還記得，常常有這樣的情況：如果沒有捐款，就不曉得第二天該怎么辦。然而我用不著預述未來的事情。讀者從以后的敘述中，會發現上述意見是十分有道理的。 我于1897年1月間在杜爾班登陸時，隨身攜帶著三個孩子：我姐姐的十歲見子，我自己的九歲和五歲的儿子。我把他們送到哪里去受教育呢？ 我本來可以送他們到歐洲人的學校里去，但是只有特別优待和破格才能進去，別的印度孩子都進不了。基督教會為印度孩子辦了一些學校，可是我不打算送他們進這种學校，因為我不喜歡那些學校所進行的教育。教會學校是只用英文講授的：也許還有不准确的泰米爾或印地文，而且也很難于安排。對于這許多不利的東西，簡直無法避免。在這种情況下，我只好自己設法教他們，但是极不經常，而且找不到合适的古遮拉特文教員。 我實在想不出辦法來，我登廣告征聘英文教員，他必須在我的指導下進行教學。有一些經常功課由這位教員講授，其他的功課就只有靠我不正常的一點講授了。于是我聘請了一位家庭英文女教師，月薪七英鎊。這個辦法繼續了一個時候，但是并沒有使我滿意。孩子們通過和我交談學到了一些古遮拉特文，卻是純粹的土話。我舍不得把他們送回印度，因為當時我還認為少年儿童不應當和父母分開。孩子們在一個井井有條的家庭里自然而然地受到的熏陶，在宿舍中是得不到的。我因此把孩子們留在我身邊。我在印度的時候，也曾把我的外甥和大儿子送到寄宿學校住了几個月，但是不久我便把他們接回來了。后來，我的大儿子長大了，才和我分開，回到印度去進阿赫梅達巴的中學。我記得我的外甥對于我所能給予的教育，還算滿意。不幸的是，他在害過一場暴病之后，便夭折了。我另外的三個儿子從來沒有進過公共學校，雖然他們在我為南非參加非暴力抵抗運動的人們的儿女所辦的臨時學校，也算上過正規的功課。 這些試驗都不令人如意。我不能夠把我想要給予的時間全都花在孩子們身上。我不能夠給予足夠的照料以及其他無可避免的原因，使我不能給他們我所希望的文字教育，致使我的孩子們在這個問題上全都對我有意見。一旦他們需要應考碩士或學士學位、甚至于大學入學考試時，他們就要感到缺乏學校教育的不利了。 然而我仍然認為，倘若我一定要送他們到公共學校去念書，那么他們就不可能得到那种只有在富有經驗的學校里、或者只有和父母經常在一起才能得到的訓練。我就不會象現在這樣，可以不必為他們的分數而操心，而且以我的体驗來說，他們在英國或南非所能夠得到的矯揉造作的教育，絕不會教導他們象今天他們生活中所顯示的那种純朴和為人服務的精神，而他們那种造作的生活方式也許會成為我的公眾工作的嚴重障礙。所以我雖然不能給予他們文字教育，使得他們或者我自己都感到滿意，但是當我回顧我自己的過去時，我并不認為我沒有盡力承擔我的責任。我沒有送他們到公共學校去念書，也不感覺遺憾。我總感到今天在我長子身上所看到的那种不良的脾气，正是我自己未受訓練和不成体統的早年生活的反映。我把當年看作是一知半解和放縱不羈的一個階段。這很象我的長子在那些給人印象最深的歲月里的表現，他自然不承認這些年正和我放縱不羈和毫無經驗的時候是一樣的。他反而相信當時倒是我生平最光明的時刻，而以后所發生的變化則是由于幻想，誤以為開明。他怎么想只有隨他便了。為什么他不認為我的早年生活是代表覺醒的一個階段，而后期的生活則是代表急進的變化、幻想和自負的年代呢？朋友們常常向我提出各种問題；如果我給孩子們一种學院式的教育，又有什么害處呢？我有什么權利這樣剪斷他們的翅膀？我為什么要阻礙他們考取學位和選擇他們自己的生涯？ 我認為這些問題沒有什么值得爭論的。我和無數的學生有過接触。我自己或者通過別人，總是試圖把我的教育“癖好”也應用在其他孩子的身上，而且也看到了效果。我認為很多青年今天和我的几個儿子年齡相當，我并不認為他們比我的儿子好多少，有多少東西值得我的儿子們學習。 然而我的体驗的最終結果卻還孕育在未來。我在這里討論這個問題的目的是，作為一個文明史的研究者，對于有紀律的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之間的區別，能有一個衡量，同時對于父母生活中的變化在孩子們身上所產生的影響，也可以有所估計。我寫這一章的目的不在于表明：一個信奉真理的人在体驗真理的時候，要有多大的耐性；同時還要表明：信奉自由的人需要付出那位嚴峻的女神所要求的犧牲有多少。如果我缺乏自尊心，并且滿足于我能給予我的孩子們以別的孩子所得不到的教育的話，我就會剝奪他們因犧牲文字教育而得到的自由和自尊的學習課題。而當需要就自由与學習之間加以選擇的時候，誰不會說前者比后者要好一千倍呢？ 1920年我曾勸導過那些我從奴隸的城池——中學和大學——中呼喚出來的青年：与其套在奴隸的鎖鏈中去尋求文字教育，還不如目不識丁、為自由而沖出囹圄。如今他們該可以找到我這個勸導的淵源了吧。 我的業務大有進展，但是遠不能使我滿意。每當一個麻瘋病人來到我的門前的時候，進一步簡化我的生活和替同胞多做點具体的服務工作等問題就一直使我感覺激動不安。我不忍心給他吃一頓飯就打發他走。所以我收容他住下來，為他的傷痛敷藥，并且開始照料他。我不能這樣無盡無休地做下去，我擔負不了，我缺少永久收留他的意志。于是我把他送到政府的醫院里去當契約工人。 然而我總是感覺不安。我盼望做一些永久性的慈善工作。布斯醫師是圣愛丹教會的會長，是一個心地善良的人，免費為人治病。由于巴希·羅斯敦濟的捐獻，我們設立了一個小小的慈善醫院，由布斯醫師負責。我非常希望到這個醫院里當一名護士。配藥的工作每天需要一兩個鐘頭，我決心每天從事務所里抽出這么多時間來，擔任醫院藥房藥劑師的工作。我的業務大部分是事務所的工作，出證書和公斷。自然，在縣法院里，我也常常有一些案子，但是大部分都不是爭執性的，和我一齊到南非來的可汗先生當時和我住在一起，我不在的時候工作便由他處理。因此我有時間去為這個小醫院服務：每天早上兩個鐘頭，包括來往走路的時間。這個工作多少使我心安。它包括問清病人的意見，向醫生說明事實，配發藥方。這使我和印度病人有了密切的接触，大部分是契約工人，也有泰米爾人、德魯古人、北印度人。 這种經驗對我很有用處，在波耳戰爭期間，我因而能擔當看護傷病員的工作。 撫養孩子的問題一直是我關心的問題。我有兩個儿子是在南非生的，我在醫院的服務工作對于解決養育他們的問題，是很有用的。我的獨立自主的精神，是一种經得起考驗的不竭的泉源。我的妻子和我商定在她生產的時候，應當給她最好的醫藥幫助，但是如果醫生和護士在緊要關頭使我們陷入危境，我又怎么辦呢？所以護士一定要一個印度人，可是在南非要找一個有訓練的印度護士，其困難情況實不亞于印度。于是我便研究有關安全分娩的必要知識。我閱讀特立普望達斯醫師的著作《母親須知》，而且照書中的指點照料我的兩個孩子，把我從別的地方所得到的經驗，全都用上了。我找了一個護士——每次不過兩個月——主要的是幫助我的妻子，而不是照料嬰孩；照料嬰孩的工作是我親自干的。 最后一個孩子的誕生對我進行了一次最嚴重的考驗。陣痛突然而來，一時找不到醫生，找接生婆也花了不少時候，就算她在場，她也不能幫助接生。我得從頭到尾照料孩子的安全誕生。我對特立普望達斯的著作的細心研讀，給了我一种無法估量的幫助。我并不緊張。 我确信為了适當養育孩子，做父母的應當具有照料和看護嬰儿的一般知識。我對這個問題所進行的詳細研究，使我步步都得到了好處。如果我沒有研究過這個問題，沒有利用這种知識，我的孩子們就不會享有他們今天所有的一般健康。我們抱著一种迷信，認為孩子在五歲以前沒有什么可學的。相反的，事實上孩子在五歲以前從生活中學到的東西卻是他五歲以后學不到的。儿童教育開始于怀胎的時候。父母怀孩子的時候，体力上和精神上的狀態都反應在孩子身上。所以妊娠期間，胎儿總是不斷受母親的情緒、欲望和脾气的影響，自然也受她的生活方式的影響。生下來以后，孩子便摹仿父母，而且有很多年的時間，他的成長完全依賴于父母。 夫婦雙方認識了這些事情，就永不會為了滿足性欲而性交，只有當他們想要有子女的時候，才可以為之。有人相信性行為是一种獨立的功能，就象睡眠和飲食一樣必不可少，我認為這种想法之無知達到了頂點。人世是依靠傳代的行為而存在，而由于人間是上帝的游戲場和他的光榮的反映，傳代的行為必須為了人世之有秩序的成長而加以節制。凡是認識到這一點的人，都會不惜一切代价控制他的性欲，用子孫体力上、精神上的福利所必需的知識武裝自己，并且使這种知識加惠于他的后代。 故事講到這里，已經到了我開始認真考慮奉行“禁欲”誓言的時候了。自從結婚以來，我一直過著一夫一妻制的理想生活，我認為忠于妻子是我熱愛真理的一部分。但是到了南非以后，我認識到實行“禁欲”的重要性，甚至對我妻子來說也是這樣的。我不敢肯定，我的思想所以朝那個方向發展，是由于什么環境造成的，或者是受了那一本書的啟發，不過我還記得主導的因素是受了賴昌德巴伊的影響，關于這個人我在前面已經提過了。我還記得我和他的一次談話。有一次我在他面前大為贊揚葛萊斯頓夫人對她丈夫的忠誠。我看過一本書談到葛萊斯頓夫人甚至在葛萊斯頓先生１出席下院的時候，還堅持弄茶給他喝，而這便成為這一對光輝的夫婦生活中的一种規律，他們的行動是那么調和。我把這個故事告訴這位詩人，順便贊揚了這种夫妻間的恩愛。“你最贊賞的究竟是什么，”賴昌德巴伊問道：“是葛萊斯頓夫人作為一個妻子對丈夫的愛呢，還是她那种真誠的侍候——如果撇開她和葛萊斯頓先生的關系不談？假如她是他的姐妹，或者是忠心的仆人，而以同樣的關怀待他，你又覺得怎樣？難道我們沒有見過象這樣忠心的姐妹或仆人嗎？假如你發現有一個男仆人也有同樣的誠愛，你是不是也會象喜歡葛萊斯頓夫人那樣贊美他呢？請你想一想我的這番話吧。” １葛萊斯頓（Gladstone 1809—1898）系英國政治家——譯注。 賴昌德巴伊也是有婦之夫。我記得他的話在當時听來有些刺耳，但是無可抗拒地抓住了我，我覺得一個仆人的忠誠要比一個妻子對于丈夫的忠誠一千倍地更值得頌揚，妻子對于丈夫的忠誠是不足為奇的，因為他們之間有一种難解難分的關系。這种忠誠是极為自然的。但是主仆之間，卻需要特殊的努力才能夠達到同等的忠誠。這位詩人的觀點開始逐潮在我心里成長。 那么，我反問自己：我和妻子的關系究竟算什么呢？我的忠實是不是在于使我的妻子變成我發泄性欲的工具呢？只要我還是性欲的奴隸，我的忠實就一文不值。說句公道話，我的妻子對我從來不加引誘，所以只要我愿意，我發誓禁欲是非常容易做到的。唯一的障礙是我的脆弱的意志或性欲的吸引。 縱然在這件事上我下了決心以后，也還有過兩次失敗了。我所以失敗，是因為這种努力的動机還不是最高尚的：我的主要目的在于避免有更多的小孩。我在英國的時候，讀過一點關于避孕的書。我在有關素食那一章，已經談過艾林生醫師關于節制生育的宣傳。如果說它對我有過一時的影響，那么希爾斯先生反對那种辦法——反對利用外力而主強運用內心的努力，即自制的辦法，卻有更大的影響，后來我就遵循了這种辦法。所以，因為我不愿意有更多的孩子，我便開始致力于自制。這個任務有無數的困難。我們開始分床睡覺。我只有在當天的工作已使自己完全精疲力竭的時候，才上床睡覺。所有這一切努力似乎沒有收到多大效果，但是當我回顧過去時，我覺得最后的解決辦法正是那些不成功的嘗試的結果。 最后的解決辦法遲至1906年才想出來。那時，非暴力抵抗運動還沒有開始；我絲毫也沒有想到它的來臨。波耳戰爭以后不久，納塔耳發生了朱魯人的“叛亂”，當時我還在約翰內斯堡當律師。我感到在那种情況下我應當為納塔耳政府服務。我的獻議被接受了，這一點以后我們還要談到。然而這個工作卻使我強烈地朝自制方向考慮，而且按照我的習慣我把我的思想拿出來和同事們商量。生育和隨之而來的對于孩子的照料是和為公眾服務矛盾的，這已成為我的信念。在“叛亂”期間，我為了服役不得不撤銷我在約翰內斯堡的門戶。我服役之后不到一個月，便不得不放棄我曾特別細心布置過的房子。我帶著妻儿到鳳凰村，領著分配給納塔耳部隊的印度救護隊。在當時的艱苦的行軍中，我產生了一個念頭：如果我要用這种辦法獻身為印度僑團服務，我必須拋棄養育孩子、要求財富的欲望，過著“瓦納普羅斯達”（vanaprastha）——擺脫家事的生活。 這次“叛亂”不過占去了我六個星期的時間，但是這個短暫的時期卻成了我生平一個极為重要的階段，禁欲誓言的重要性，越發明朗地在我心里成長。我認識到一种誓言，遠非禁閉真正的自由之門，而是把它打開了。我到這個時候所以還沒有什么成就，就因為我的意志還薄弱，自己還缺乏信心，對上帝的恩惠也缺乏信心，因此我的心思總是漂浮在怀疑的狂暴海洋上。我認識到一個不敢起誓的人，終將沉溺于誘惑之中，而一個受誓言約束的人，卻象擺脫了荒淫的生活而達到真正的一夫一妻制的婚姻。“我相信人力，我不愿意受誓言的約束”是一种脆弱的精神狀態，它反映了一种追求想要避免的事物的不可告人的欲望。要不然，為什么這樣難于作最后的決定呢？我發誓要逃脫自知將要害我的蟒蛇，而不光是努力逃避而已。我知道單靠努力可能意味著某种死亡。單靠努力意味著不認識蟒蛇一定會害我的肯定的事實。所以如果我只滿足于人力，這就意味著我還沒有認清采取明确行動的必要性。“然而如果我的看法將來改變了，我怎能以誓言束縛自己呢？”這种疑慮時常使我猶豫不定。可是那种疑慮也顯示了對于必須拋棄一种特殊的事物這一點，還缺乏清楚的理解。這就是尼斯古蘭納所以這樣唱的原因。 拋棄而不厭惡，是很難持久的。 所以一旦欲望消除了，禁欲的誓言便成為自然和必然的結果。 經過充分的討論和深思熟慮之后，我于1906年立下了這個誓言，我一直到發誓的時候才和妻子商量，以前從來沒有把我的想法和她談過，她沒有意見，但是我在作最后努力時，卻遇到了重大的困難。我沒有必要的力量，我怎樣控制自己的情欲呢？消除和妻子的肉体關系，這在當時似乎是一种奇怪的事情。但是我怀著對于上帝的力量的信心開始了新的体驗。 當我回顧發誓以來這二十年的感受，我的心里充滿了快樂和奇妙的情怀。我自1901年以來就已開始實行自制，多少有些成就。但是在1906年以前，我卻從來沒有体驗過發誓以后所得到的那种自由和樂觀。我在發誓以前，隨時有被誘惑所征服的可能。如今我的誓言已成為反抗誘惑的一种可靠的武器。“禁欲”的偉大潛力對我來說，是日益顯著了，我是在鳳凰村的時候發誓的。我一擺脫了救護工作，便到鳳凰村，然后回到約翰內斯堡去。我回到那里一個月左右，便奠定了非暴力抵抗運動的基礎。“禁欲”誓言為我准備了這個運動，我自己并沒有意識到，非暴力抵抗運動不是一种預謀的計划，它是自發地產生的，出乎我的意愿之外。不過我明白我以前所有的步驟都導向那個目標。我在約翰內斯堡大大地減少了家庭開支，跑到鳳凰村去發下“禁欲”的誓言。 盡善盡美地奉行“禁欲”誓言，就意味著“婆羅門”的實現。這一點認識并不是得之于經書，而是我從經驗中慢慢体會得來的。我讀有關這個問題的經書，還是后來的事情。奉行這個誓言的每一個日子都使我更加接近這個認識：“禁欲”具有保護肉体和心靈的力量。因為現在“禁欲”已不是艱苦忏悔的過程，而是一种安慰和歡樂，每天顯示一种清新的美妙。 然而如果說它是一种日益增長的歡樂，千万不要以為這對我是一件輕易的事情。今天我雖然已經是五十六歲的人了，我還懂得這是多么艱難困苦。我一天天地越發明白，這無异于在劍口上行走，我認為時時刻刻要有永恒的警惕。 奉行這個誓言的首要條件就是克制胃口，我發現完全克制胃口就很容易奉行誓言，所以我現在對于飲食之道的体驗不僅僅是從素食者的、而且是從禁欲者的觀點來看待。這些實驗的結果是，我認為禁欲者的飲食必須予以限制，要簡單、不加香料，而且，如果可能，最好是生吃。 六年的經驗向我說話，禁欲者的理想食物是新鮮的水果和堅果，我在改變飲食以前，一直不知道靠這种食物為生能夠擺脫情欲的煩扰。當我在南非只吃水果和堅果的時候，奉行“禁欲”誓言一點也不覺得困難，自從我開始喝牛奶以來，就變得非常吃力了。我為什么不吃水果改喝牛奶，以后還要交代，這里需要說明的是，我絲毫不怀疑喝牛奶使得“禁欲”誓言難于奉行。但是希望人們不要因此推論，所有禁欲者都不能喝牛奶，不同的飲食對于禁欲者所起的影響，只有經過多次的實驗以后，才能肯定。我必須發現有什么水果可以代替牛奶，而又具有同等有助于筋肉的營養并易于消化。西醫、印度教醫生和穆斯林醫生都沒有能啟導我。因此，我雖然知道牛奶多多少少是一种刺激品，卻還一時不敢規勸別人不喝牛奶。 作為禁欲后一种外來助力，絕食是和挑選食物以及節食同樣需要。情感具有這么一种壓倒一切的力量，只有在它受到了四面八方團團圍住的時候，才能夠加以控制。誰都知道，沒有食糧，情感這東西就無能為力了，所以我一點也不怀疑：絕食對于節制情感是很有幫助的。對于某些人來說，絕食沒有什么用處，因為他們以為單靠机械的絕食就可以幸免于難，于是他們雖然不吃東西，卻是滿腦子的山珍海味，老是盤算著絕食期滿以后要吃喝什么。這樣的絕食既不能幫助他們控制胃口，也無助于他們節制情欲。只有在心情和饑餓的肉体合作的時候，也就是說，當它對肉体所不應有的東西都能漠然置之的時候，絕食才有用處。心情是一切情感的根蒂。所以絕食的用處是有限的，因為絕食者仍然會被情欲所支配。不過可以這樣說：如果不絕食，性欲的消失通常是不可能的，而奉行“禁欲”誓言的人，不絕食是不行的。很多熱烈擁護“禁欲”的人都失敗了，因為他們想要象不禁欲的人那樣運用別的情感。所以他們的努力就象在盛暑而求冬寒一樣的徒勞。一個禁欲者和一個非禁欲者，他們的生活中間應該有一條分明的界線。兩者的相似只是表面的，而兩者的區別應該象白書一樣地清楚，雖然他們都從肉眼觀察事物，但不同的是，禁欲者用以觀察上帝的光輝，別的人卻用以觀察身邊的瑣事。他們都用耳朵听，但不同的是，有的人充耳只聞天上贊歌，別的人听到的卻是人間鄙語。他們都常常深夜不眠，但不同的是，有的人用以專心禱告上天，別的人卻把時間消磨在粗野而無聊的歡樂之中。他們內心都供奉著神靈，但不同的是，有人對于寺廟善加修葺，別的人卻是飽食終日而置神皿于不顧。所以這兩种人就象兩根分立的柱子，他們之間的距离隨著時間的消逝而越來越遠。 “禁欲”的意思就是控制思想上、言論上和行動中的情感。每一天我總是進一步地認識到節制上述各种欲望的必要性。放棄克制的可能性是無限的，即使對于奉行“禁欲”誓言的人不限制其放棄克制。這种“禁欲”是不可能以有限的努力達到的。對于許多人來說，這只能是一种理想。一個立志奉行“禁欲”的人應該經常意識到自己的缺點，應該把纏綿于自己內心深處的情欲追索出來，并不斷加以克服。只要思想不受意志的完全控制，“禁欲”就不能完美無缺。不自覺的思想是一种心情的反應，所以克制思想就等于克制心情，而這甚而比捕風捉影還要困難。然而，只要上帝存在人們內心，即使是控制心情也是可能的。千万不要以為人們在困難面前就無能為力。這是最崇高的目標，因而它需要最崇高的努力才能達到是不足為怪的。 然而我一直到回國以后，才認識到靠單純的人力，是不可能達到這种“禁欲”的境界的。直到那時我還以為只要吃水果，就可以消除一切情欲，所以我還以這种信念自慰：以為除此以外，沒有更多的事情可作了。 但是我不應該先在這一章里談我的斗爭。同時我想講清楚，凡是希望奉行“禁欲”從而認識上帝的人，都不必失望，只要他們對于上帝的信仰不亞于對于自己努力的信心就行了。 色之于味， 如影隨形； 色离絕欲之人， 味絕得道之士。１ １見《薄伽梵歌》第2章59節。 所以上帝的名義和他的恩惠便是立志禁欲者最后的源泉。我認識這個真理，還是回到印度以后的事。 我曾經度過一段安逸而舒适的生活，但是時間很短。我雖然曾經精心裝飾過我的房子，但它絲毫不能使我留戀。所以我開始過這种生活不久，便把我的費用削減了。洗衣匠的賬單是沉重的，而且因為他向來不遵守時間，我雖有兩三打的襯衫和領子，都還不夠應付，領子是天天要換的，襯衫如果不是一天換一件，至少每隔一天就得換一次。這就意味著雙倍的開銷，我覺得沒有必要。所以我便買了一件洗衣器來節省這筆開支。我買了一本有關洗衣服的書，研究了洗衣服的藝術，并且教會我的妻子，這自然增加了我的工作，但是由于它的新奇，使這個工作變成了一种樂趣。 我永遠忘不了我親手洗過的頭一條領子。我用了過多的漿粉，熨斗也不夠熱，因為怕燙坏領子，我不敢使勁熨。結果呢，領子雖然相當平挺，表面的漿粉卻不斷掉下來。我帶著這個領子到法院去，引起了同事們的嘲笑，但是當時我一點也不在意。 “唔，”我說道：“這是我頭一次親自漿洗自己的領子，所以漿的不好。不過我倒不在乎，卻給你們提供了這么許多笑料。” “可是這里并不缺少洗衣店吧？”有個朋友問道。 “費用太貴了，”我說道：“洗一條領子的錢几乎可以買一條新的了，而且老是要依靠洗衣匠。我宁肯自己動手洗自己的東西。” 然而我并沒有使我的朋友們懂得自力更生的美妙之處。不久，就我洗衣服的技術而論我成為漿洗專家了，而且我所洗的東西決不亞于洗衣店。我的領子平挺和光亮的程度并不比別人差。 戈克利到南非的時候，帶了一條披肩，是摩訶竇·戈溫德·蘭納德送的禮物。他很珍愛這件紀念品，保存得极為細心，只在特別場合才使用。有一次，約翰內斯堡的印度僑民舉行宴會歡迎他，可是他那條圍巾太皺了，需要熨平。當時要送到洗衣店去熨已不可能及時取回，所以我便毛遂自荐，要顯顯身手。 “你當律師的才能，我是信得過的，但是我不相信你也有洗衣匠的才能，”戈克利說道：“你要熨坏了怎么辦？你知道這條圍巾對我的意義嗎？” 于是他以非常高興的心情敘述了這件禮物的故事。我還是堅持要給他熨，保證質量不差，經他許可以后，我把那條圍巾熨好了，并且贏得了他的賞識。自此以后，即使全世界其余的人都不賞識，我也不在乎了。 當我從對洗衣匠的依賴中解放了自己的時候，我還以同樣的方法拋棄了對理發師的依賴。凡是到過英國的人，至少都學會了刮胡子的本事，但是据我所知，還沒有人學會自己理發。這种本事，我也得學。我在比勒托里亞的時候，有一次到一個英國理發館那里去理發。他輕蔑地拒絕為我理發。我當然覺得傷心，但是立即頭了一把剪子，對著鏡子剪自己的頭發。額前的頭發我總算剪得還不錯，腦后的卻剪糟了。法院里的朋友們看見了，簡直笑坏了。 “你的頭發怎么啦，甘地？老鼠啃了嗎？” “不是的，白种人理發師不屑碰我的黑發。”我說道：“因此我宁肯自己剪，不管剪得多么坏。” 這個回答并不使朋友們惊訝。 其實，那個理發師不給我理發也無可厚非。如果他替黑人理發，他就會隨時失掉主顧。我們也不准許我們的理發匠給我們的不可接触者弟兄理發。我在南非得到了這种報應已經不止一次，而是好多次了。我認為這是罪有應得的，因此也就不生气了。 我追求自力更生和簡單朴素的熱情所表現的极端形式，將在适當的地方另行描述。這個种子早就撒下了，只要澆水就可以使它萌芽、開花和結果，而澆水的工作后來也做了。 我得把1897至1899年間許多別的經歷從略，直接來談一談波耳戰爭。 戰爭宣布的時候，我個人是完全同情波耳人的，不過當時我以為對這件事情自己還沒有權利來執行個人的信念。我在《南非非暴力抵抗運動史》中就這個問題詳盡地說明了內心的斗爭，這里無需贅述。凡是好奇的人，我請他去翻一翻那几頁。別的不用說，正是我對于不列顛統治的忠心驅使我在戰爭中參加了英國人這一邊。我覺得如果我要求具有一個英國公民應有的權利，那么我也就有責任參加保衛不列顛帝國。當時我以為印度只有在不列顛帝國并且通過它才能獲得完全的解放。所以我募集了盡可能多的同志，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才使他們作為一個救護隊的投效被接受。 一般英國人都以為印度人是膽怯的，不敢冒險的，除了眼前的私利之外，看不到更遠大的東西。所以有很多英國朋友對我的計划潑冷水。但是布斯醫師卻加以全力的支持。他訓練我們做救護隊的工作。我們取得了适合于作醫務工作的證件。勞頓先生和已故艾斯坎比先生都熱情地支持這個計划，我們終于申請到前線去工作。政府感激地接受我們的申請，但是又說當時并不需要我們服役。 然而對于這個拒絕我是不甘罷休的。通過布斯醫師的介紹，我拜訪了納塔耳的主教。我們隊里有很多信奉基督教的印度人。主教很稱道我的建議，答應幫助我們獲准服役。 時机對我們也很有利。波耳人表現了比人們所預料的還要厲害、堅決而勇敢；我們的服役終于用得著了。 我們的救護隊有1，100多人，有將近40個隊長；有300左右人是自由印度人，其余的都是契約工人。布斯醫師也和我們在一起。救護隊表現得很好。我們的工作雖然是在火線以外，雖然還有紅十字會的保護，在緊急的時候，我們也被派上火線去工作。這种保留并不是出于我們的要求，而是當局不愿意我們處于炮火射程之內。然而在斯比昂·柯柏敗退以后，形勢變了，布勒將軍函告我們說，我們雖然不必冒險，但是如果我們愿意到戰地去救護傷兵，政府將會感激不盡。我們毫不遲疑，所以我們在斯比昂·柯柏的活動使我們處于火線之內。在這些日子里，我們每天行軍20到25英里，還用擔架抬著傷兵。在這些傷兵當中，我們有幸救護過象伍蓋特將軍這樣的軍人。 救護隊工作六個星期以后，便宣布解散了。自從在斯比昂·柯柏和瓦爾克朗茨被擊敗以后，英軍總司令放棄了主力攻取列第史密斯和其他地方的企圖，決定發兵漸進，以待英國和印度援軍的到來。 我們微不足道的工作當時得到很大的贊揚，而印度人的名譽也提高了。報紙上發表了贊揚我們的詩歌，說“我們終究是帝國的儿女”。 布勒將軍在他的報告中以感激的口吻提到救護隊的工作，而隊長們也都榮獲了作戰勳章。 這時印度僑團已經組織得更加完善了。我和印度契約工人有了更密切的接触。他們已經有了更高的覺悟，印度教徒、穆斯林、基督教徒、泰米爾人、古遮拉特人和信德人都是印度人、都是同一個祖國的儿女，這种感情在他們中間已經根深蒂固了。大家都相信，印度人的疾苦現在肯定可從解脫了。當時白种人的態度似乎有了明顯的轉變。戰爭期間，和白种人的關系最好不過了。我們接触了成千成万的士兵，他們對我們很友好，對于我們到那里為他們服務是感激的。 我不禁要記述一下，在回憶人性經受考驗時所表現的英勇气概多么甜蜜。我們正向齊弗里兵營進發，那里羅伯滋勳爵的儿子羅伯滋中尉受了重傷，亟待救護。我們的救護隊有幸把他從戰地上救下來，那一天天气酷熱——正是我們行軍的日子。大家都很渴。路上有一條小溪可以解渴，但是誰先去喝呢？我們的意見是，等士兵們喝完了，我們再去喝。可是他們不愿意搶先，一定要我們先去，于是一种令人愉快的謙讓持續了好一陣。 要我甘心做一個不起作用的政治團体的會員，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一向厭惡隱瞞或漠視僑團的缺點，也不愿意不消除它的瑕疵而要求各种權利。所以我在納塔耳定居下來以后，就一直致力于清除人們對于僑團的指責，雖然這些指責并不是毫無根据的。這种指責往往是說印度人的習慣很邋遢，屋里屋外總是不干淨。因此僑團里的主要人物已開始把他們的屋子收拾得整整齊齊，但是挨家挨戶的檢查卻是在杜爾班即將發生鼠疫的報告公布以后才進行的。這是和城里的神甫們商量并且得到了他們的贊同以后進行的，他們本來也希望和我們合作。我們的合作使他們的工作更加順利，同時也減輕了我們的困難。因為城里一旦發生了傳染病，當局者照例總是沉不住气，采取過分的措施，以高壓手段招致人們不快。僑團因為自動采取了衛生措施而避免了這种壓力。 然而我卻得到了一些痛苦的經驗。我明白，我不能象我指望僑團本身爭取權利那樣，輕易地指望它完成自己的責任。在有些地方我受到了侮辱，在別的地方則又遇到了客气的輕蔑。要人們保持環境衛生，這對他們太麻煩了。要指望他們出錢做這件事，更是不可能。這些經驗更好地教導了我：沒有無限的耐性，要人們做任何事情是不可能的。迫切需要改革的，是改革者自己，而不是社會，社會所能給与他們的，不是別的，而是比反對、厭惡、甚至殘酷的迫害好不了多少的東西。為什么社會不能把改革者象珍視生命一樣所珍視的東西看成是一种退步現象呢？ 不過這次鼓動的結果卻是：印度僑團多少懂得了保持他們的屋里屋外清洁的必要性了。我受到了當局的敬重。他們明白，我雖然好為他們打抱不平，竭力為他們爭取權利，我還是積极對待并堅持自我純淨的修養的。 然而還有一件事情要做，那就是喚醒印度僑民對于祖國的責任感。印度是一個貧窮的國家，印度僑民到南非來尋找財富，當他們的同胞處境困苦的時候，他應該貢獻一部分收入給他們。這一點在1897年和1899年的可怕的饑荒年頭里，他們做到了。他們捐獻了不少錢救濟饑荒，1899年的捐獻比1897年還要多。我們也呼吁英國人捐默，他們很好地響應了。就連印度契約工人也捐了錢，而這兩次饑荒所建立起來的制度一直繼續下來，我們知道，一到印度遇有民族災難的時候，南非的印度僑民總有一大筆捐款。 南非的印度僑民所提供的服務，就這樣在每一個階段對我顯示了真理的新含義。真理象一棵大樹，你越是培植，他所結的果子就越多。在真理的礦藏之中，越是追尋得深，發掘的寶藏就越富，這就顯示了為人服務所開辟的越來越多的多种多樣的形式。 我的戰時責任一解除，我就感到我要做的工作不再是在南非，而是在印度了。這并不是說在南非已經沒有什么事情好干了，而是我擔心我的主要事業可能只是為了賺錢。 國內的朋友也催我回去，而我也感覺我應該回印度去多做一些工作。至于南非的工作，當然有可汗先生和曼蘇克拉爾·納扎先生可以承擔。于是我便要求我的同事們解除我的工作。經過极大的困難以后，我的要求算是有條件地被接受了，條件是：如果一年之內，僑團需要我的話，我就得准備再回到南非來。我想這是一個困難的條件，但是我對于僑團的熱愛使我接受了它。 真主以愛的紗線 系在我的身上， 我是他的奴隸。 密羅白唱道。而對我來說，把我和印度僑團連結在一起的愛的紗線太堅韌了，不易破裂。人民的呼聲就是上帝的呼聲，而這里朋友們的呼聲是太真實了，無法拒絕。我接受了這個條件，并得到他們的准許离開。 這時候我和納塔耳有密切的聯系。納塔耳的印度僑民以愛的美酒浸浴著我，到處為我安排送別會，并且送我許多珍貴的禮品。 1899年我回印度時，他們已經送了不少禮品，但是這一次的送別是非常隆重的。禮品中自然包括金銀做的東西，而且還有珍貴鑽石。 我有什么權利接受這一切禮品呢？接受了這些禮品，我又怎樣說明自己為僑團服務是不計酬勞的呢？所有這些禮品，除了少數几件是我的當事人送的以外，完全是為了酬謝我為僑團所做的工作，而我也無法區分我的當事人和同事，因為當事人也幫助了我進行公眾工作。 有一樣禮品是一條金項鏈，价值五十個金基尼，是送給我的妻子的。然而就是這件禮品也是為我的公眾工作而贈送的，所以它不能和其余的禮品分開。 我收到這一大堆東西的那一晚，竟夜不能入睡。我在房里走來走去，深為激動，但是想不出辦法。叫我拒絕价值昂貴的禮品是有困難的，叫我保存這些禮品更加困難。 就算我能夠收下，我的孩子們又怎么辦呢？還有我的妻子呢？他們正在受著訓練去過一种為人民服務的生活并理解服務本身就是一种獎賞。 我家里并沒有值錢的首飾。我們很快就簡化了自己的生活。那么我們怎么能夠戴上金表金鏈和鑽石戒指呢？當時我還在勸導人們不要迷戀珠寶，現在珠寶跑到這儿來了，我可怎么辦呢？ 我決定不承受這些東西。我起草一封信，把這些禮品轉送給僑團，并為之成立一個托管會，指定巴希·羅斯敦濟和別的几個人為托管人。第二天早上我和妻子和孩子們商量，終于卸下了這個沉重的負累。 我知道要說服我的妻子會有一些困難，至于孩子們，我想是不會有什么困難的。所以我決定先從他們入手。 孩子們馬上就同意我的建議。“我們不需要這些貴重的禮品，我們必須轉送僑團，而且如果我們需要，我們可以隨便買到，”他們說道。 我听了很高興。“那么你們會說服媽媽，不是嗎？”我問他們。 “當然，”他們說道：“那是我們的事情。她用不著佩戴首飾。她一定是為留給我們用的，如果我們不要了，她為什么不同意丟開這些東西？” 然而說說倒是容易，做起來可難了。 “你也許用不著這些東西，”我的妻子說道：“你的孩子也可以用不著。他們經你哄一哄就會听從了。我可以諒解你不准我戴首飾，但是我的媳婦怎么辦？她們是一定要用的。況且誰知道明天會發生什么事情？人家這么好情好意送的禮品，我可舍不得丟掉。” 爭辯就這樣洶涌澎湃地展開了，最后竟以眼淚助威。但是孩子們是堅定的，而我也不動搖。 我溫和地說道：“孩子們還沒有結婚，我們不愿意他們早婚。等他們長大了，他們會自己照料自己。而且我們決不能為我們的儿子找一些喜愛首飾的媳婦。況且退一万步講，如果我們需要給他們購置首飾，有我在，到時候你向我要好了。” “向你要？這一回我算是認識你了。你剝奪了我的首飾，我有了首飾，你就弄得我不得安宁。還指望你給媳婦們買首飾！你從今天起，就想叫我們儿子們當沙陀１！不，這些首飾不能退回去。再說，你有什么權利干涉我的項鏈？” １沙陀（sadhus），泛指刻苦修行的人——譯者注。 “可是，”我反駁道：“項鏈是為了答謝你的服務還是為了答謝我的服務而送的？” “我同意。但是你的服務其實也就是我的服務，我日日夜夜為你操勞，難道不算是服務嗎？你使喚大家來逼我，使我痛哭流涕，而我卻為他們當牛馬！” 這倒是一語道破，有些話是很有道理。但是我仍然決定退還這些首飾。我總算取得了她勉強的同意。自1898年至1901年所得到的禮品全部退還。我們准備了一份托管契約，這些首飾便存到一家銀行里，根据我的意愿或托管人的意愿，供僑團服務使用。 當我為公眾目的需要基金，并覺得應該動用這筆錢的時候，我常常設法另行募集，盡量不去動用這筆錢。這筆錢現在還存在那里，需要的時候也用過，但是經常是有所積累的。 我采取這個步驟，從來沒有懊悔過，而且過了若干年以后，我的妻子也看到了這樣做是有見地的。為使我們免除了很多誘惑。 我斷然認定，一個公眾工作者不應當接受貴重的禮品。 于是我搭船回國。途經毛里求斯時，因為船停泊較久，我上岸觀光，了解了一下當地的情況。作為這個殖民地的總督查理斯·布魯斯爵士的客人，我在他那里住了一夜。 我回到印度以后，花了一些時間到各地看看。當時是1901年，國民大會党正在加爾各答開會，由丁紹·華恰先生（后來受封為爵士）主持。我當然也參加了。這是我第一次參加國民大會党的集會。 我离開孟買時和費羅澤夏·梅赫達爵士乘著同一列火車，因為我打算把南非的情況告訴他。我知道他的高貴生活方式。他包了一個特等廂房，我奉命到他的包廂里坐一站和他談話。所以我就在指定的車站到他的包廂里去，向他報告。在座的有華恰先生和金曼拉爾·謝達華先生（現在是爵士）。他們正在商談政治問題。費羅澤夏爵士一看見我便說：“甘地，看起來似乎幫不了你多少忙。當然，我們愿意通過你提出的議案。但是我們在國內又有什么權利呢？我相信，如果我們在自己的國家里沒有政權，你們在殖民地的不會受到什么好的待遇。” 我有點惊异。謝達華先生似乎很同意這种看法；華恰先生以怜恤的眼光看了我一眼。 我試圖說服費羅澤夏爵士，但是象我這樣的人要說服這一位孟買的無冕之王，是不可能的。我獲准提出我的議案，這件事實已使我心滿意足了。 “當然，你會把決議書給我看的，”華恰先生說道，這算是對我的鼓勵。我謝謝他，到下一站我便和他們告辭了。 不久我們到了加爾各答。大會主席受到了招待委員會的熱烈歡迎，并被接到他的住處。我問一個義務工作人員我應該上哪儿去。他送我到李朋學院，有很多代表都住在那里。我的運气還不錯。羅卡曼尼亞和我住在同一座樓，我記得他比我們晚到一天。 自然，羅卡曼尼亞還是和以往一樣，少不了要“設朝”接受人們的拜見。如果我是一個畫家，我就會把他端坐床上的樣子畫下來——整個景象在我的記憶里是這么生動。那時有無數的人來看他，今天我只記得其中的一個，即已故巴布·莫迪拉爾·戈斯，《甘露市場報》的主編。他們縱聲大笑并高談闊論統治人物的錯誤行為，這是令人不能忘怀的。 然而我想稍微詳細地考察一下這個駐地的情況。義務工作人員互相推諉工作。你請某人做一點什么事，他便轉給別人，而他又推給第三者，就這樣推來推去。至于代表們，則是到處都找不到。 我和几個義務工作人員交上了朋友。我告訴他們一些南非的情況，他們多少感到有些慚愧。我試圖使他們懂得為人民服務的秘密。他們似乎是理解了，不過服務并不象雨后春筍那么容易成長。它首先決定于意志，然后是依靠經驗。就那些善良而心地單純的青年來說，他們并不缺少意志，但是他們的經驗可以說是等于零。國民大會党每年開三天會，會后便去睡大覺了。一年才有三天的表現，人們能受到什么訓練呢？而代表們同義務工作人員也差不多；比起義務工作人員來，代表們并沒有受過更好的和更長期的訓練。他們自己什么事也不干，卻經常指手划腳地說：“義務工作者，做這，”“義務工作者，做那。” 就象這樣的地方，我還面臨著不少不可接触的陳規。泰米爾人的廚房和其他人的廚房隔得很遠。對于泰米爾代表來說，在他們吃飯的時候，如果看見了別人，也算是一种玷污。所以就得在學院的空地上特別給他們弄一個廚房，用柳條板牆圍起來。廚房里煙气彌漫，令人窒息。廚房、餐室、洗衣間合而為一——緊密得毫無通气的地方。在我看來，這就象是“梵爾納羯摩”１一种拙笨的表現。我對自己說，如果在國民大會党的代表之間也有這种不可接触的陳規，人們不難想象在他們所代表的選民之中存在的隔閡究竟有多大了。想到這一點，我不禁歎了一口气。 １“梵納羯摩”（Varnadharma），即印度教社會四大基本种姓的職責。 不衛生的情況坏到了极點。水溝到處都有。廁所只有几個。我一想起那种臭味沖天的情形還有作嘔之感。我指給義務工作人員看，他們干脆說：“那不是我們的事，那是打掃廁所的人干的。”我要借一把帚子，那個人奇异地望著我。我找到了一把帚子打掃廁所，但是只為我自己。人那么多，那么擠，廁所卻那么少，所以需要經常打掃，然而我一個人卻干不了那么多。所以我只能滿足于自己蹲得下就算了。而別人呢，似乎根本不覺得髒臭。 然而這還不算。有些代表夜里干脆就在他們房外的走廊上大行方便。第二天早上我指給義務工作人員看，卻沒有一個人打掃一下，而且我凝視即使我動手去掃，也沒有人愿意分擔這种光榮。以后的情況雖然已大大改進了，但是時至今日，隨地自行其是從而損毀了國民大會党開會場所的那种不用腦子的代表，也還是大有人在，而所有的義務工作人員也還不是愿意老釘著他們打掃的。 我看如果大會開的時間拖長了，這种情況對于發生傳染病倒是十分有利的。 离國民大會党開會還有兩天。我下定決心要為國民大會党的辦事處服務，以便取得一些經驗。我到加爾各答以后，做完了日常的齋戒沐浴，便赶到國民大會党的辦事處。 當時巴布·普本德羅納斯·巴秦和戈沙爾先生是秘書。我去找普本巴布，作毛遂自荐。他望了我一眼，說道：“我這里沒有事，不過戈沙爾巴布１說不定會給你一點儿事情做做，請你去找他吧。” １巴布（babu），是先生的意思——譯注。 于是我去找他。他瞟了我一眼，笑著說：“我只能給你文書工作，你干嗎？” “當然，”我說道：“我到這里來什么事都干，只要我干得了。” “這倒是一种應有的精神，小伙子，”他說道。他對著身邊的義務工作人員，又加上一句說：“你們听見這個小伙子講的話了嗎？” 然后他又轉過身來對我說：“那么，好吧，這里有一大堆信要處理，坐到那張椅子上去干吧。你明白嗎，成千成万的人來看我，叫我怎么辦？我是接見他們好呢，還是答复這些源源不斷的來信好呢？我沒有可以把這件工作交給他去辦的人。這些信件大部分沒有什么意思，不過還得請你看一遍。凡是應當答复的，你就答复好了，凡是需要考慮再答复的，你就交給我。” 對于這种信任，我感到高興。 戈沙爾先生給我這個工作的時候，并不知道我是誰。只是到了后來，他才問起我的來歷。 我覺得這件工作——處理那一大堆信件——做起來很容易。我很快就處理完了，這使戈沙爾先生非常高興。他是一個健談的人，所以一連談上好几個鐘頭。當他了解一點我的歷史的時候，他對于分配給我干文書工作感到相當抱歉。但是我安慰他說：“別多心了，我在你面前算得了什么呢？你為大會干得頭發都白了，而且也是我的長輩。我不過是一個沒有經驗的青年。你這樣信任我，把這件工作交給我來做，實在使我感激不已。我正想給大會做一點工作，你給了我難得的机會使我得以了解詳細的情況。” “老實告訴你吧，”戈沙爾先生說道：“這正是一种正當的精神。然而今天的青年卻不了解它，當然，從大會誕生的時候起我就了解它的情況。事實上我可以說，大會的成立，除了得力于休謨先生１之外，我也有一份功勞。” １休膜（Mr．A．O．Hume），英國在印度的一個退休官員，他在英印政府的支持下倡議于1885年成立國民大會党——譯注。 就這樣我們便成為好朋友了。他堅持要我和他一起吃中飯。 戈沙爾先生穿衣服常常叫佣人給他扣扣子。我自動擔負佣人的職務，而且我喜愛這工作，因為我對于長輩一直是很敬重的。當他知道這种情況以后，他對我為他所做的一小點個人的效勞，也就不介意了。其實他倒是高興的。他叫我給他扣衣服的時候，總是說：“現在你明白了吧，大會的秘書連扣衣服的時間都沒有了，他總是忙得不可開交。”戈沙爾先生的天真使我好笑，但是我并沒有因為做那种事情而發生厭惡的心情。我因為做了這件工作所得到的益處真是無法估計。 不到几天功夫，我便知道了大會的工作。我見到了大部分的領導人。我觀察了象戈克利和蘇倫德羅納斯這些中堅人物的言行。我還注意到大量的時間的浪費。我也看到了英文在我們的事務中所占的突出位置，當時就覺得不舒服。節省精力的事情，誰也不關心。一個人做得了的事情，卻有好多人在做，而有很多重要的事情卻根本沒有人做。 看到這些事情，我心里實在很不以為然，我心里有足夠的仁慈，所以我總以為在那种情況之下，實在也難以做得好，這就免得我低估了任何工作。 我終于參加了大會。寬大的天幕和穿得庄嚴大方的義務工作人員，還有那些坐在主席台上的老前輩，都令我肅然起敬。在這樣大規模的集會上，我真不知道何以自處了。 主席致詞的講稿就象一本書。要從頭到尾讀完是不可能的，所以只讀了几段。 主席講話以后，便是提案委員會的選舉。戈克利帶我去參加這個委員會的會議。 費羅澤夏爵士自然是同意采納我的提案，但是我不知道由什么人在什么時候向提案委員會提出來。因為每一個提案都有冗長的發言，都用英文，而且總有一些知名之士加以支持。在那些老手的鑼鼓聲中，我的提案不過是一种微弱的笛聲，隨著夜色的來臨，我的心跳得更加厲害了。就我記憶所及，凡是最后提出來的提案，都是匆匆忙忙通過的。大家都急于要走。已經是夜里十一點鐘了，我沒有勇气起來講后。我已會過戈克利，他已看過我的提案。我便湊近他的位子低聲向他說：“務請幫忙。”他說：“你的提案一直在我心里。你看他們是如何草率地通過各种決議的。但是我不會讓你的提案輕輕放過。” “那么，我們已經完事了？”費羅澤复·梅赫達爵士問道。 “不，不，還有關于南非的提案呢。甘地先生已經等了好久了。”戈克利叫道。 “你看過他的提案嗎？”費羅澤夏爵士問道。 “當然。” “你認為怎樣？” “很好。” “那么，提出來吧，甘地。” 我顫抖地宣讀了我的提案。 戈克利附議。 “一致通過，”大家叫起來。 “你可以有五分鐘講話的時間，甘地，”華恰先生說道。 這個程序遠遠不能使我滿意。誰都不耐煩去了解這個提案，大家都急于要走，而且因為戈克利已經看過這個提案了，就以為別的人無需乎去看或者了解了！ 那一天早上我就為我的發言擔心。我在五分鐘里應該講些什么？我自己已經作了相當好的准備，可是一時說不出話來。我原已決定不念講稿，打算即席講話，但是我在南非練出來的講話才能這時似乎不翼而飛了。 一輪到我提出議案的時候，華恰先生便叫出我的名字。我站起來，我的頭發暈。我好歹把提案念完了。有人刊印并在代表中間散發了他所寫的一首歌頌向外國移民的詩。我把這首詩念出來了，并且談到了南非移民者的疾苦。正在這個時候，華恰先生按起鈴來了。我敢斷定我還沒有講夠五分鐘。我不知道第一次按鈴是警告還有兩分鐘的時間。我曾經听過別人講半個鐘頭或三刻鐘的話，卻沒有人對他們按鈴。我感覺受了傷害，一听見鈴聲便坐下來。但是我當時稚气地認為，那首詩包含了對費羅澤夏的回答１。決議的通過是不成問題的。當時大會的來賓和代表們實在沒有什么區別；每個人都舉起手來，所有的議案也就一致通過了。我的提案也是這樣通過的，所以對我來說，它失掉了一切重要性。不過就大會通過這個提案這一事實來說，已夠使我高興的了。大會的認可，就等于是全國的認可了，這足以使每一個人都感覺高興。 １見第十三章第三段。 大會閉幕了，但是為了南非的工作，我還得去見一見商會和各方面的人物，所以我就在加爾各答住了一個月。這一次不是住旅館，經過介紹以后，我在印度俱樂部弄到了一個房間。俱樂部的會員有几個有名的印度人，我希望能和他們接触接触，使他們注意南非的工作。戈克利常常到這個俱樂部來打台球，他听說我還要在加爾各答住一個時候，便邀請我去和他住在一起。我以感激的心情接受了這個邀請，但是覺得自己跑去不合适。他等了我一兩天之后，便親自來接我。他發現我還有點客气便對我說：“甘地，你還得在國內呆下去，這樣客气是不成的。你應當盡可能同人們接触。我希望你給國民大會党工作。” 在我敘述和戈克利相處的情形之前，我想在這里談一下在印度俱樂部所發生的一件事。 寇松勳爵大概就在這個時候舉行朝覲。有些應邀前來參加朝覲的王公貴族，都是俱樂部的會員。我常常看見他們在俱樂部里穿著講究的孟加拉“拖地”、襯衫和圍巾。朝覲的那一天，他們卻穿上“坎沙瑪”１的褲子和閃閃發光的皮靴。我覺得很難過，便問其中的一個人為什么要這樣。 １khansamas，即招待員。 “只有我們知道我們不幸的處境，只有我們知道我們必須忍受侮辱，為的是保存我們的財富和頭銜。”他答道。 “可是為什么要穿‘坎沙瑪’的服裝和光亮的皮靴呢？”我問道。 “你看‘坎沙瑪’和我們有什么分別嗎？”他答道，接著又說：“他們是我們的‘坎沙瑪’，我們呢，卻是寇松勳爵的‘坎沙瑪’。如果我不參加朝覲，那我就得自食其果。要是我穿平時的衣服去朝覲，那就是一种大不敬。你以為我到那里有机會和寇松勳爵談話嗎？根本不可能！” 我很同情這位直言不諱的朋友。 這使我想起了另一次朝覲。 那是在哈定基勳爵為印度教徒大學奠基的時候而舉行的一次朝覲。王公貴族當然都來了，但是潘迪特·馬拉維亞吉特別請我去參加，所以我也就去了。 我覺得難過的是，看見那些王公貴族打扮得象女人一般——穿著絲綢做的長褲和長上衣，脖子上戴著珠項鏈，手上戴著鐲子，頭巾上挂著寶珠和鑽石繸子，此外，腰帶上還吊著金柄的寶劍。 我發現這些東西并不是他們忠誠的標志，而是他們的奴隸地位的象征。我原以為他們佩戴這些萎靡不振的標記是出于他們的本意，然而我卻听說在這种場合佩戴所有這些貴重的珠寶乃是王公貴族們的義務。我還听說有一些人很不愿意佩戴這些珠寶，除了象朝覲這樣的場合以外，他們從不佩戴。 我不知道我所了解的情況是否正确。但是不管他們在別的場合是否佩戴這些東西，身上戴著只有某些婦女才佩戴的珠寶來參加總督的朝覲，确實是夠尷尬的。 人們為了財富，權力和聲譽所承擔的罪孽与謬誤是多么沉重啊！ 和戈克利住在一起的頭一天，他就使我感到完全象是住在自己家里一樣。他待我就象待他的弟弟一樣，他盡量了解我的要求，并設法使我得到一切我所需要的。幸而我所要求的并不多，而且我已養成了自力更生的習慣，很少需要對我個人的照料。他對我自立的習慣，個人的洁淨、堅忍不拔的性格和規律的生活，具有深刻的印象，常常稱贊我。 他對我似乎沒有什么秘密。凡是前來拜訪他的重要人物，他無不向我一一介紹。其中給我印象最深刻的要算皮·西·羅伊醫師（現在是爵士）。他實際上就住在隔壁，是一個經常的客人。 他是這樣介紹羅伊醫師的：“這位是羅伊教授，他的月薪是800盧比，但是他自己只留下40盧比，其余的都捐獻給公眾事業。他還沒有結婚，而且不打算結婚。” 我看不出今天的羅伊醫師和當年有多大的差別，他當年的衣著差不多和今天一樣簡朴，當然有這樣一點不同，就是現在穿的是土布，當時穿的是印度紡織厂出產的細布。我覺得我永遠听不夠戈克利和羅伊醫師的談論，因為他們所談的全都是有關公共利益，或者是具有教育意義的事。有時他們對于從事公眾工作者有所非議，也很難過。結果，有些原來我認為是堅忍不拔的戰士，現在看起來倒是微不足道了。 看著戈克利工作，實在象受教育一樣令人快樂。他從不浪費一分鐘。他的私人關系和友誼全都為了公眾的利益。他所有的談吐無非是為了國家好，而且絕無絲毫不真實或不誠懇之處。印度的貧困和屈辱是他一直最關心的事情。各种各樣的人企圖使他對別的事情也發生興趣，但是他給每一個人以同樣的答复：“你干你的，我干我的。我所要求的是國家的自由。只有國家自由了，我們才能考慮別的事情。今天這一件工作已夠我用上所有的時間和精力了。” 他對于蘭納德的尊敬是隨時可見的。蘭納德的權威在每一件事情當中都是最后的，而他隨時隨地都會加以引用。蘭納德逝世紀念日（或者是誕辰，我記不清了）的時候，我正和戈克利住在一起，他是照例舉行紀念的。當時除了我自己，還有他的朋友卡士華特教授和一個法官。他請我們參加紀念會，他在講話中追述了蘭納德的生平事跡。他偶爾把蘭納德、戴朗和曼德立克互相比較。他贊美戴朗瀟洒的風度和曼德立克作為一個改革家的偉大。他舉了一個例子說明曼德立克如何熱心為當事人服務，他說有一次曼德立克誤了火車，他竟包了專車以便及時赶到法庭上為他的當事人辯護。然而蘭納德比他們都崇高，他是一個多才多藝的天才。他不但是一個偉大的法官，還是一個偉大的歷史家、經濟學家和改革家。雖說他是一個法官，他卻毫無懼怕地參加了國民大會党的集合，而且大家對于他的賢明是那樣的信任，凡是他所決定的，都沒有疑問地加以接受。戈克利在描述他的先輩的這些頭腦和心地的品質時，他充滿了無限的歡樂。 那時戈克利有一輛馬車。我一直不覺得他要一輛馬車的必要性，所以有一次我問他：“你出去的時候，不能坐電車嗎？ 難道這就降低了領導人的尊嚴嗎？” 他听了有點儿難過地說道：“可見你對我也不了解！我并沒有拿公家的津貼用在個人安适上面。象你那樣自由自在地坐著電車到處走動，我倒是很羡慕，可是我很抱歉我不能這樣做。如果你也成為象我這樣的知名的犧牲者，那你要坐電車到處走動，如果不是不可能，至少是很困難的。沒有理由假定一個領導人所做的事情都是出于個人的舒适。我喜歡你的簡單的習慣。我也盡可能過簡單的生活，但是象我這樣的人，有一些開銷是無法避免的。” 他就這樣令人滿意地解答了我的一個問題，但是還有一個問題，他并沒有給我滿意的答复。 “可是你甚至都不出去散散步，”我說道：“你老是感覺身体不舒服，這還有什么奇怪的呢？難道公眾工作就沒有時間鍛煉身体嗎？” “你看我什么時候有功夫出去散散步呢？”他答道。 我對戈克利极為尊敬，從來不敢和他頂嘴。這個回答雖然不能令人滿意，但是我卻不作聲了。當時我相信，現在我還相信，一個人不論有多少工作，總得找點時間運動運動，就和吃飯一樣。我的淺陋之見是，運動不但不會耗損一個人的工作能力，而且會增強這种能力。 我住在戈克利家里的時候，常常出門。 我曾經告訴過南非的基督教朋友們說，我回到印度以后要認識一些印度基督教徒，了解他們的情況。我早就听說過巴布·卡立恰朗·班納濟，對他備极欽仰。他積极參加國民大會党的工作，這和一般的印度基督教徒不參加國民大會党的活動而且自外于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情況是大不相同的，因而我對他沒有非議。我告訴戈克利我很想見他。他說：“你見他有什么好處？他是一個大好人，不過我擔心他不會使你滿意。 我和他很熟，如果你想見他，當然可以。” 我請他約個時間，他立刻答應了。我去看他的時候，他的夫人正臥病床上，性命垂危。他家里很簡單。在大會上，我見他穿的是西服，這一回我很高興發現他穿著孟加拉“拖地”和襯衫。我喜歡他簡朴的服飾，雖然我自己當時穿的卻是一件波希外衣和褲子。我不慌不忙地把困難告訴他，他問道：“你相信人生本來就有罪孽的說法嗎？” “我相信。”我說道。 “那很好，印度教不能從此得到解脫，基督教卻解決了這個問題。”他又接著說：“罪孽的代价是死亡，而《圣經》上說，得救的唯一道路是投靠耶穌。” 我提出《薄伽梵歌》虔誠之道的含義，但是沒有結果。我謝謝他的好意，他沒有滿足我，但是這次會見對我卻是有所裨益的。 在這些日子里，我常在加爾各答街上走來走去。我到很多地方都是步行。我會見過米特法官和古魯達斯·班納濟爵士，我需要他們贊助我在南非的工作。就在這個時候，我還見過拉加·皮亞立穆罕·穆克琪爵士。 卡里恰朗·班納濟早就對我說過迦里神廟的事，我正急于去看個究竟，特別是在我讀過許多關于這個神廟的書籍以后。于是有一天我去了，米特法官的住家也在同一個地區，所以我就在去拜訪他的那天到廟里去。一路上我看見成群的羊正被赶去屠祭迦里神。成群的叫化子沿著通往神廟的小巷求乞，還有一些托缽僧摻雜其間。甚至當時我已經堅決反對施舍給那些身体強壯的叫化子。他們成群地跟著我，其中有一個人坐在走廊上。他擋住我，和我搭訕著說：“上哪儿去呀，我的孩子？”我告訴了他。 他要我的同伴和我坐下來和他談談。我們就坐下和他談起來了。我問他：“你認為這种犧牲就是宗教嗎？” “誰會把殺害動物當作宗教呢？” “那么，你為什么不宣傳人們去反對呢？” “那不干我的事，我們所要做的是拜神。” “可是你不會另找一個地方去拜神嗎？” “所有的地方對我們來說，都是一樣的好。人們就象一群羊，跟著為首的人走去。這不干我們‘沙陀’的事。” 我們沒有糾纏下去，便向神廟走去。我們受到了血流成河的接待。我在那里實在受不了，既惡感又難受。那种情景我永遠不能忘怀。 那一天晚上我應邀出席孟加拉朋友的聚餐會，我對一個朋友談起這种殘暴的拜神形式。他說：“羊倒不感覺到什么。那里的嘈雜聲和擂鼓聲把一切痛苦的感情都僵化了。” 我不能听信這种說法。我對他說，如果羔羊也會講話，它們說的將是另一回事。我覺得這种殘暴的風俗必須加以制止。我想到佛陀的故事，但是我也明白，我對這個任務是無能為力的。 我今日還持有与昔日相同的見解。我認為一只羔羊的生命，其寶貴并不下于人命。為了人身而去犧牲一只羔羊的生命，這是我所不忍為的。我認為越是弱小無助的生物，越是有權受到人類的保護，使其不受人類殘暴行為的迫害。但是那些沒有資格進行這种服務的人，當然不可能提供什么保護。在我能夠希望拯救這些羔羊免受這种不洁的犧牲之前，我必須經歷更多的自洁和犧牲。今天我認為我應當為這种自洁和犧牲而死。我一直祈禱上蒼，降生偉人（不論男女）于人間，內心燃熾著神靈的慈悲，把我們從這种深重的罪惡之中拯救出來，拯救那些無辜的生物的生命，而使這個神廟淨洁起來。孟加拉以它所具有的知識、聰明、犧牲和感情，怎么能夠忍受這种屠殺呢？ 那种以宗教的名義獻給迦里神的可怕的犧牲增加了我想了解孟加拉人的生活的愿望。我曾經談到和听到過關于梵教團１的許多事情。有關普拉達布·昌德羅·馬俊達的生平事跡，我也知道一些。我參加過几次集會，听過他在會上的講話。我弄到了他所寫的關于克沙夫·昌德羅·沈生平的書，興味盎然地讀過那本著作，了解了沙達朗·梵教團和阿迪·梵教團的區別。我見過潘迪特·許樊納斯·薩斯特立，還在卡達瓦特教授的陪同下去探望瑪哈希·戴文德羅納斯·泰戈爾，但是因為當時不准許他會客，我們并沒有見到他。不過，我們都被邀請參加了一次就在他家里舉行的梵教團的慶祝會，使我們有机會听到了优美的孟加拉音樂。從此以后，我便成為孟加拉音樂的愛好者了。 １孟如拉梵教團成立于1828年，至1886年戴文德羅納斯擔任團長，其影響乃大為擴大。他和克沙夫二人共同為梵教團設立了一個神學院，從事高等神學研究。梵教團主要從事印度教的宣傳教育工作——譯注。 看夠了梵教團以后，要不看看史華密·維衛康納就不可能滿足了。于是我便興高采烈地到貝祿·瑪斯去，一路上大部分是步行的。我很喜愛瑪斯那么一個隱居的地方。但是當我听說史華密現在住在加爾各答家里，臥病不起，不接見客人時，覺得失望而悵然。 后來我弄清楚了尼維蒂妲修女的住處，便到喬林居大廈去看她。她周圍的陳設富麗堂皇，使我大吃一惊，甚至在我們談話之中，也沒有共同之處。我把這些情況告訴了戈克利，他說我同她這么一個輕浮的人談不到一起，是一點也不奇怪的。 我第二次會見她是在貝斯敦濟·巴德夏先生家里。我進去的時候，正好碰上她和巴德夏先生的老母親在談話，所以我便成為她們兩人的翻譯。盡管我對她沒有任何苟同之處，我不能不重視并欣賞她對于印度教的厚愛。我后來又讀了她的書。 我通常把一天的時間分成兩半：一半是為了南非的工作去看看加爾各答的名人，一半是參觀和研究這個城市的宗教和公共團体。有一次我在穆立克博士所主持的會上，作過有關波耳戰爭中印度救護隊的工作的報告。我和《英吉利人報》有過交情，這對于這一次的報告也很有幫助。當時宋達斯先生正臥病，但是他還是象1896年那樣給我很大的幫助。戈克利喜歡我這一次的講話，他听到羅伊醫師也很賞識，非常高興。 這樣，我住在戈克利家里使我在加爾各答的工作非常順利，使我和最有名望的孟加拉人的家族有了往來，并且也是我和孟加拉密切接触的開端。 在這個令人怀念的一月中，有很多事情我必須從略了。這里我只簡單提一下我到緬甸的走馬觀花以及那里的和尚。我看到他們那种昏昏沉沉的樣子，心里很難過。我到過大金塔，我不喜歡神廟里點著那么許多小蜡燭，而殿內老鼠成群竄行，使我想起了史華密·達衍納德在摩爾維的經驗。緬甸婦女的自由和活力使我感到可愛，而其男人的懶散使我痛心。在我短暫的逗留期間，我也看出來仰光并非緬甸，就象孟買并非印度一樣，而且正如我們在印度已經成為英國商人的經紀人一樣，我們在緬甸竟和英國商人結合起來把緬甸人變成我們的經紀人。 我從緬甸回來以后便向戈克利告辭。這次別离是很難過的，但是我在孟加拉、或者說在加爾各答的工作已經結束了，再住下去已經沒有必要了。 我在定居下來之前，很想乘坐三等火車游遍印度，親自体驗一下三等車旅客的苦楚。我把這個想法告訴了戈克利。起初他覺得我這個想法很可笑，但是當我向他說明我的意圖以后，他卻高興地贊成了。我打算先到貝納勒斯去拜望貝桑特夫人，當時她正在病中。 要坐三等車旅行，就需要給自己重新裝備一下。戈克利本人送給我一個金屬的點心盒子，裝滿了甜點心和油餅。我花了十二個安那買了一只帆布袋，還買了一件恰亞１羊毛長外衣。帆布袋里就裝著這件外衣、一條“拖地”、一條毛巾和一件襯衫。我有一條剛夠自己蓋的毯子和一個水罐。這樣准備停當以后，我便動身去旅行了。戈克利和羅伊醫師到站上來送行，我本來請他們別麻煩，可是他們一定要送。“如果你坐頭等車走，我就不來送行了，但是現在我必得送一送，”戈克利說道。 １恰亞（Ohhaya）波爾班達邦中的一個地方，以出產粗羊毛織品著稱。 戈克利進入車站月台時，沒有人阻擋他。他戴著絲綢頭巾，穿一件甲克短外衣和“拖地”。羅伊醫師穿的是孟加拉服裝。他被查票員擋住了，但在戈克利說明是他的朋友以后，便被讓進了月台。 我就這樣帶著他們良好的祝愿開始了我的旅行。 這次旅行是從加爾各答到拉奇科特，我本打算途中在貝納勒斯、阿格拉、齋埔和巴蘭埔稍作逗留。除此以外，我沒有更多的時間到別的地方去了。每個城市我只停留一天，而且象普通的香客一樣住在福舍１，只有在巴蘭埔是例外。就我記憶所及，這一趟旅行，所費不過31盧比（包括車費）。 １福舍（dharmashalas）是香客免費的休息所——譯注。 坐三等車旅行，我多半搭普通車，不喜歡搭郵車，因為我知道郵車總是比較擁擠，車費也比較貴。 事實上三等車廂的肮髒和廁所之糟糕，今天和當年并沒有什么區別。現在也許好一些了，但是頭等和三等車廂的設備，懸殊很大，比起車票的差价來，是不成比例的。三等車廂的旅客被當作羊群看待，他們所得到的舒适也就是羊群的舒适。我在歐洲的時候也坐過三等車——只有一次是坐頭等，目的在于看看究竟如何——但是我發現頭等和三等車廂的懸殊并沒有這么大。在南非三等車的乘客大都是黑人，可是比這里舒适得多。南非有些地方的三等車廂還有臥舖和彈簧坐位的設備，位子也是有限額的，這樣就可以避免過分擁擠，而在這里我發現正常的限額往往是超過的。 鐵路當局對于三等車乘客的舒适是漠不關心的，再加上乘客本身肮髒和習慣不良，對于一個愛好洁淨的三等車旅客來說，不啻是一种考驗。這种不愉快的習慣最普通的是亂扔髒物、隨時隨地抽煙、嚼檳榔葉子和煙葉，把整個車廂變成一個大痰盂，吵吵嚷嚷，大笑大鬧，講一些粗野的話，絲毫不管別人是否方便和舒适。我發現1902年我坐三等車的經驗和1915至1919年我一貫都坐三等車的經驗并沒有什么不同。 這种惡劣的情況，我想只有一個補救的辦法——凡是受過教育的人都應當坐三等車以便改正人們的習慣，而且不讓鐵路當局太平無事，一有需要就提意見，切勿為了自己的舒适進行賄賂或采取任何非法的手段，不能听任任何有關的人犯規。這樣做，我相信會有很大的改進。 1918—19年間我害了一場大病，不幸迫使我不得不事實上放棄乘坐三等車旅行的做法，這一直是一件使我難過而慚愧的事情，特別是正當消除三等車乘客困難的宣傳工作已經有所進展的時候，我不能繼續那樣的旅行。貧苦的鐵路和輪船乘客的苦楚，因為他們的不良習慣而加深了，政府給予對外貿易的過分的便利，以及諸如此類的事情，造成一些重大的問題，值得一兩個有膽識、有毅力的人當作終身的事業來進行改革。 不過關于三等車乘客的問題我就談到這里為止了，現在我要談一談我在貝納勒斯的經歷。我是在早晨到達那里的，我決定到一個“潘達”１的地方去歇腳，我一下車，便有無數的婆羅門圍攏來，我挑選了一個比其余的人都干淨而且給我的印象又較好的人。事實證明這個選擇是不錯的。他的院子里有一頭母牛，兩層樓的屋子，我就住在樓上。按照正統的規矩，在我到恒河去沐浴以前，我是不吃任何東西的。這位“潘達”便忙著為我准備起來。我預先向他言明，我最多只能給他一個盧比四個安那的小禮，他在備辦這一切的時候，應當記住這一點。 １潘達（panda）是婆羅門僧侶兼圣地的向導——譯注。 這位“潘達”當然同意了。“不管香客是有錢人還是貧苦人，”他說道：“我們的服務都是一樣的。不過我們收受小禮的多寡卻完全看香客的心意和能力而定。”我沒有發現這位“潘達”對于我的接待有什么不周之處。“普佳”１在十二點鐘的時候便結束了，我便到迦尸·毗濕奴神廟去參拜。我在那里所遇見的，使我极為痛心。1891年我在孟買執行律師業務時，我曾到普羅坦納社的禮堂去听過一次關于“到迦尸去進香”的演講。因此我思想上已有不抱奢望的准備。不料實際上的失望比我所想象的要大得多。 １普佳（puja），意即拜神。 通到神廟去的小巷是又狹又滑，那里談不上安靜，成群的蒼蠅和賣貨人同香客的嘈雜聲實在令人難受。 人們本來打算在這里找到冥想和神交的一种气氛，顯然這里是缺乏這种气氛的。要找這种气氛只有從人們自己的內心去找。我的确看到虔誠的姊妹們完全沉緬于冥想之中，絲毫沒有意識到周圍的喧騰。然而對于這种情況，寺廟當事人實在不能贏得什么信任。當事人有責任創造并維持寺廟內外一种純洁、甜美而安靜的气氛，包括肉体上的和精神上的。我發現的卻不是這种气氛，而是一個狡猾的小商人販賣甜點心和入時的玩具的市場。 我一到達寺廟，便有人在門口獻給我一捆已經雕謝的花。寺廟的地面是用精致的大理石舖的，可是卻被一些不懂得美學的善男信女們打碎了，他們捐了錢，卻造了一座精美的垃圾箱。 我走近“旃納－伐辟”（知識之井），想尋找上帝，但是沒有找到他。因此我的情緒不怎么好。“旃納－伐辟”周圍的環境也很髒。我沒有心情行施小禮，所以我只給了一個銅板。有一位負責的“潘達”生气了，他把那個銅板摔掉。他對著我咒罵道：“這种侮辱會把你一直打入地獄里去。” 這倒沒有使我不安，“王爺，”我說道：“不管我的運气怎樣，你這一階級的人不應該說出這种話來。這個銅板你要么就拿去，不然你連一個銅板也撈不到哩。” “滾開，”他答道：“我不在乎你一個銅板。”跟著便是一連串的咒罵。 我揀起那個銅板走了，心里正得意著那個婆羅門失去了一個銅板而我卻少花了一個銅板，然而這位王爺并不是甘于失去一個銅板的人。他叫我回去說：“好吧，把那個銅板留下，我宁愿不象你那么計較。如果我不收下，對你也不好。” 我一聲不響地給了他那個銅板，歎了一口气走開了。 此后我又兩次到過迦尸·毗濕奴，但是那是在我已經苦惱于“瑪哈德瑪”１的稱號以后，象我上面說的那些經歷，當然不會再有了。人們急于要參拜我，不讓我再去參拜那座神廟了。做“瑪哈德瑪”的苦惱，只有“瑪哈德瑪”自己才知道，不然的話，那种肮髒和喧騰還不是依然如故。 １“瑪哈德瑪”（Mahatma）意為偉大的靈魂，或譯為圣雄，是印度人對于甘地的尊稱——譯注。 如果有人怀疑上帝的大慈大悲，請他到這些圣地來看看吧。虛偽和背教都歸罪于瑜伽派的神衹，這使他神圣的名字蒙受多少屈辱？他老早就宣布了：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羯摩”的法則是亙古不移而且無法規避的。所以實在沒有什么需要上帝操心的地方。他立下了這個法則，便無所事事地退去了。 參拜過這座神廟以后，我便等候貝桑特夫人的接見。我知道她害過一場病剛好，我去見她，她立即出來了。因為我見她的目的只想問候問候她，我便說道：“我听說您身体欠适。我只想前來問候問候，您身体雖然不好，還是出來接見了我，這种盛情厚意，我是非常感激的。我不想耽擱您更多的時間了。” 講完這話，我便向她告辭了。 戈克利很急切地要我在孟買定居下來，一方面執行律師業務，同時幫助他從事公眾工作。當時所謂公眾工作就是指國民大會党的工作，而他所幫助進行的主要工作便是大會的行政事務。 我喜歡戈克利的意見，但是律師是不是當得好，我卻缺乏信心。過去失敗的那些不愉快的經驗還記憶猶新，我對于使用諂媚手段才能開展業務的憎惡仍然象憎惡毒藥一樣。 所以我決定先在拉奇科特開始工作。柯華爾朗·馬福濟·達維還在那里，他一向對我寄与厚望，勸我到英國去留學的就是他，他馬上就給我三個案子辦理。其中兩件是要到卡提亞華政治監督官的司法助理官那里去上訴，另外一個是在嘉姆納伽的舊案件。最后這一個案子相當重要。我說我對這個案子沒有多大把握，柯華爾朗·達維大聲說：“胜訴還是敗訴与你無關，你只要盡力為之就行了，我當然會幫助你的。” 對方的律師是已故沙瑪茲先生。我一切都准備好了。這倒不是我懂得很多印度法律，而是柯華爾朗·達維給了我非常透徹的指示。我去南非以前就听朋友們說過，費羅澤夏·梅赫達爵士對于見證法是非常熟悉的，而這就是他成功的秘訣。這一點我一直記在心里，我在赴南非途中曾就印度見證法及其評注進行了深入的研究。當然，我在南非所獲得的法律經驗，也是很有用處的。 我贏得了這場官司并取得了若干信心。至于那兩個上訴的案件，我本來就不怕，也胜訴了。這一切在我心里激起了一种希望：即使在孟買開業，我也不至于失敗。 但是在我敘述我在什么情況之下決定去孟買以前，我想談一談我所看到的關于英國官員不顧民間疾苦的情況。原來司法助理官的法庭是巡回性的。他老是到處走動，律師們和當事人們都得跟著他轉。律師一出門，收費就增加，當事人自然就得出雙份錢。這位法官對這种情況是漠不關心的。 我在上邊所說的案子打算在維羅瓦爾開庭，那里正鬧時疫。就我所記得的，那個地方有5，500人口，每日疫情卻有50起之多。那個地方事實上是很荒涼的，我就住在离城較遠的一個荒涼的福舍里，可是打官司的人住到哪里去呢？如果他們是貧苦的，那就只有听天由命了。 我有一個朋友也有几件案子在這個法庭里，他打了一個電報給我，叫我向法庭申請移到別處去開庭，因為維羅瓦爾鬧時疫。我一遞上這個申請書，那位官老爺便問我：“你害怕嗎？” 我回答說：“這不是我怕不怕的問題。我自己可以搬來搬去，可是打官司的人呢？” “時疫在印度已經成為家常便飯了，”這位官老爺答道：“為什么怕它呢？維羅瓦爾的气候很好（這位官老爺住在离城很遠的海邊上，他在那里搭起宮殿似的帳篷）。人們一定要學會這樣的露天生活。” 和這种哲學爭論是沒有用的。這位老爺對他的文書說：“你把甘地先生所說的話記下來吧，然后告訴我律師和打官司的人是不是感到很不方便。” 這位老爺自然是忠實地按照他以為是對的意見辦事了。然而他怎么會想到貧苦的印度有什么疾苦呢？他怎么會了解人民的需要、習慣、特性和風俗呢？一個習慣于以金幣衡量事物的人，忽然要用銅板來計算，他怎能夠适應呢？一只大象不能想到螞蟻的事情，盡管這個世界有著最好的意向，同樣，英國人不會想到印度人的利益，或為印度的利益而立法。 不過我得接下去談談我還沒有講完的故事。我雖然有了一些成就，卻還想在拉奇科特再多住一些時候。可是有一天柯華爾朗·達維卻跑來對我說：“甘地，我們不讓你埋沒在這里，你得住到孟買去。” “可是那里誰會給我工作呢？”我問道：“你能幫我解決開銷問題嗎？” “當然，當然我能，”他說道：“我們有時候難免還要把你當作一個大律師從孟買請回來，寫狀子的工作我們會送到那里去給你的。一個律師成功還是失敗，就看我們這些當律師的了。你在嘉姆納伽和維羅瓦爾已經顯出身手來了，所以我絲毫也不為你操心了。你是注定要干公眾工作的，我們也不答應讓你埋沒在卡提亞華。那么你說吧，你什么時候上孟買去？” “我等納塔耳匯一筆錢來，錢到了我就走。”我回答道。 兩個星期以后，錢匯到了，我便動身到孟買去了。我在裴尼、吉爾伯特和沙衍尼的事務所挂了牌，看起來我倒象是定居下來了。 我雖然在福特地區租了事務所，在齊爾關租了房子，上帝卻不讓我安頓下來。我才搬進新房子不久，二儿子曼尼拉爾便害上了嚴重的傷寒病，還夾帶著肺炎和夜間昏迷的症狀，在前几年他還害過一次嚴重的天花。 我們把醫生請來了。他說吃藥的作用不大，但是給他吃雞蛋喝雞湯卻有好處。 曼尼拉爾只有十歲。征求他的意見是不可能的。作為他的監護人，我就得作出決定。這位醫生是一個很好的波希人。我告訴他，我們會都吃素，我不可能給儿子吃這兩樣東西。因此他能不能推荐別的東西呢？ “你儿子的生命是有危險的，”這位好心的醫生說道：“我們可以給他喝一點摻水的牛奶，但是他得不到足夠的養料，你知道，有很多印度教徒人家也找我看病的，他們并不反對我所開的任何方子。我想你對待自己的儿子最好別那么固執。” “你說的都很對，”我說道：“作為一個醫生，你也只能這樣做。但是我的責任卻很重大，如果這個孩子已經長大了，我一定會征求他的意見，并且尊重他的意見。可是現在我得為他著想，并且為他作出決定。我以為只有在這個時候，一個人的信仰才受到了真正的考驗。是對也好，是錯也好，人不能吃肉、吃雞蛋和類似的東西，這是我的宗教信念的一部分。那怕是維持我們生命的手段，也應該有個限度。就是為了生命本身，有一些事情我們也是斷然不做的。就我所了解，即使是在這种場合，宗教并不允許我或我的家屬用肉或雞蛋治病，所以我就得冒你所說的那种可能的危險。不過我要求你一件事情。因為我不能有幸采用你的治病法，我打算試一下我湊巧知道的水療法。但是我不會給孩子檢查脈搏、胸膛、肺部等。如果你能費心隨時來給他檢查并把他的情況告訴我，我就將感激不盡了。” 這位好心腸的醫生諒解了我的困難，并且接受了我的要求。曼尼拉爾雖然自己還不能有所抉擇，我還是把我和醫生所講的話都告訴了他，并且征求他的意見。 “就請你試一試水療法吧，”他說道：“我不吃雞蛋，也不喝雞湯。” 這使我很高興，雖然我也知道，如果我給他吃其中某种東西，他也會吃的。 我懂得庫赫尼療法，而且也試過。我還知道絕食也有好處。于是我便開始按照庫赫尼的方法給曼尼拉爾進行坐浴，每次讓他坐在水盆里不超過三分鐘，并且接連三天不斷給他摻水的桔汁喝。 然而他的体溫并不下降，高達華氏104度。到了夜間他就陷入昏迷狀態了，我開始不安起來了。人們會怎么說我呢？我的哥哥又會怎樣看我呢？我們能不能另找醫生呢？為什么不找個“夜柔吠陀”的醫生呢？做父母的有什么權利以自己的怪主意強加在他們的儿女身上呢？ 這些思想纏扰著我。于是產生了一股相反的思潮。上帝看見我以同樣的治療法冶療我的儿子，象治療我自己一樣，他會高興的。我相信水療法，不大相信對抗療法。醫生也不能保證治好，他們至多只能試驗試驗罷了。生命之線操在上帝手中。為什么不相信上帝并以他的名義繼續進行我認為正确的治療法呢？ 我的心為這兩种沖突的思想折磨著。已經是夜晚了。我在曼尼拉爾的床上躺在他身邊。我決定把他用一條濕被單裹起來。我起床去泡一條被單，把水擠掉以后，便把曼尼拉爾裹起來，只把他的頭露在外面，然后蓋上兩條毛毯。我用一條濕毛巾蒙在他的頭上。他的整個身体燙的象熱鐵一樣，而且非常干焦，一點汗也沒有。 我已疲憊不堪。我把曼尼拉爾交給他的母親，到喬巴底去散步，呼吸一點新鮮空气。大概已經十點鐘了，走路的人已經很少了。我正沉浸于思慮之中，很少去看行人。“主啊，在這個考驗的時刻，我的榮譽掌握在你的手中，”我自己這樣反复地念著，嘴里离不開“羅摩南瑪”。過了一會儿我便回來了，心里怦怦地跳著。 我一進門，曼尼拉爾便說道：“你回來了嗎，巴布？” “是的，好孩子。” “請你把我拖出去吧，我燒得厲害。” “你發汗了嗎，孩子？” “我混身都濕透了，請你把我搬出去吧。” 我摸一下他的額頭，的确是汗水淋漓。溫度下去了。我感謝上帝。 “曼尼拉爾，你現在肯定要退燒了。再出一點汗我就搬你出來。” “不，我求求你。快點把我從這個鍋爐里救出來吧，要么以后再裹吧。” 我設法哄他過了几分鐘。汗水從他的額頭直流下來。我解開了被單，擦干了他的身体。父子在一張床上呼呼地睡著了。 而且大家都睡的象木頭一般，第二天一早曼尼拉爾沒有那么燒了。他就這樣靠摻水的牛奶和果汁過了四十天。如今我不害怕了。這是一种頑強的燒，但是它終于被制服了。 今天曼尼拉爾是我的孩子當中最健康的一個。誰能說他的康复是由于上帝的恩典，還是由于水療法，或者是由于細心飲食和看護呢？讓人們根据自己的信仰去決定吧。就我來說，我相信是上帝挽救了我的榮譽，時至今日，我的這种信念仍然不變。 曼尼拉爾康复以后，我覺得齊爾關的房子不合适；潮濕，光線不好，于是我和列瓦商卡·賈吉望先生商量，決定在孟買郊區租一棟空气清新的洋房。我到班德羅和珊塔·克羅茲去找尋，班德羅有一個屠宰場，但我們不能選擇那個地方。喀特科巴和附近各地离海太遠了。最后我們看上了珊塔·克羅茲一棟漂亮的洋房，從衛生觀點來說，算是最好的了，所以我們就租下來了。 我買了從珊塔·克羅茲到赤契喀特的頭等火車季票，我還記得常常感到自豪，因為頭等車廂里往往只有我一個乘客。 我常常步行到班德羅去搭直接開到赤契喀特的特快火車。 我的律師業務比我所預期的還要興旺。我的南非當事人常常給我一些工作，而這就夠我開銷了。 我在高等法院里還沒有弄到什么工作，不過我卻參加了當時常常舉行的“辯論會”，雖然我一直不敢參加辯論。我記得賈米亞特朗·納納巴伊是一個出色的參加者。象別的剛做律師的人一樣，我到高等法院去旁听，与其說是為了增加見識，不如說是為了享受那令人陶醉的直接從海上吹來的微風。我發現享受這种樂趣的還不止我一個人。這似乎是一种時髦，所以也沒有什么難為情。 然而我卻開始利用高等法院的圖書室了，而且認識了許多新的朋友，我覺得不久我就可以在高等法院里找到工作了。 就這樣，一方面我開始感覺我的職業多少有些順利了，另一方面戈克利的眼睛卻一直看著我，忙著為我而制訂他自己的計划。他每星期總要到我的事務所兩三次，常常是帶几個他要我認識的朋友來，而且設法使我熟悉他的工作方式。 然而可以說上帝總是不容許我自己的計划得以實現。他以自己的方法消除了我的一些打算。 正當我覺得可以如愿以償地定居下來的時候，我卻接到了南非發來的一封意外的電報：“張伯倫可望抵此，盼即返。”我記得我的諾言，于是回電說一等他們匯錢來，我立刻就動身。他們很快便把錢匯來了，我關上了事務所，動身到南非去。 我估計我到那里去至少得工作一年，所以我保留了那棟房子，把妻子和孩子們留下。 當時我相信凡是有事業心的青年，如果在國內找不到門路，就應當到國外去想辦法。所以我便帶了四五個這樣的青年，其中有一個便是摩干拉爾·甘地。 甘地家族過去和現在都是一個大家族。我要把那些愿意离開迷途而敢于出國的人都找出來。我的父親常常收容一大批人，給他們安插一些政府的工作。我要他們從這种誘惑中解放出來。我既不能、也不愿意為他們找別的工作；我要他們自食其力。 然而當我的理想提出來的時候，我設法說服這些青年也把他們的理想同我的理想一致起來，而我在指導摩干拉爾·甘地方面，确實獲得了最大的成就。不過這以后再談吧。 和妻子儿女分离，眼看著剛剛安頓下來的家又拆散了，而且又要從安定走向不安定——所有這一切一時不免令人難過，但是我已使自己習慣于不安定的生活了。我認為在這個世界上要指望安定是錯誤的，因為這個世界除了上帝是真理以外，別的全都不是确定不變的，在我們眼前和我們周圍所出現和發生的一切都是不确定的，暫時的。然而至高無上的上帝本身就是代表著确定，如果有人能看見他并遵照他的指引，那么就有福气了。追求那种真理就是生命中最高的完美。 我恰逢其時地赶到了杜爾班。那里已有工作等著我。派代表去等候張伯倫先生的日期已經定了，我得起草一份備忘錄，准備遞交給他，還得和代表團一起去見他。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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