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頁 前一頁 回目錄 |
我在前一章說過，孟買港口的風浪很大，這在六、七月間的阿拉伯海并不是一种反常的現象。船開出亞丁以后，一直是海浪洶涌，差不多每一個乘客都暈船；只有我一個人飲食如常，在甲板上看波濤滾滾，浪花飛濺。早餐席上，除我以外，就只有一兩個人緊緊地捧著碟子吃麥片粥，免得四處橫流。 這天然的風暴對我來說正是內在不安的一种象征。然而正如這天然的風暴并沒有扰亂我一樣，我敢說后者對我也沒有什么兩樣。原來种姓的麻煩正等著我去應付。我已說過，我對如何開始執行律師的業務，感到徬徨無策。況且，我既自命為改革者，終得盤算著如何著手進行某些改革。這些都是我所想象得到的，豈知還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事。 我哥哥親自到碼頭上來接我。那時他已經認識了梅赫達醫師和他的哥哥，而由于梅赫達醫師堅持要我住在他家里，我們便到那里去了。這個始于英國的結識就這樣在印度繼續下去，在這兩個家庭之間結成了永恒的友誼。 我一直渴望見到我母親。我還不知道她已与世長辭，再也不能回到她的怀抱了。現在這不幸的消息傳來了，我照規矩守了齋戒。我在英國的時候，母親便去世了，我哥哥卻一直瞞著我，免得我在异國經受這么嚴重的打擊。然而這個消息對于我仍然不失為一個沉重的打擊，我也不想在這里多提了。我的悲痛實在更甚于父親的逝世。我最美好的愿望大多破滅了，但是我記得我并沒有怎樣過度地表示我的悲痛，我甚至能夠抑制住自己的眼淚，若無其事地照常生活。 梅赫達醫師給我介紹了几位朋友，其中有一位是他的堂弟列瓦商卡·賈吉望先生，我同他后來便成為終身的朋友。但是他所介紹的這几位朋友當中，我要特別提到的是詩人賴昌德，一名拉治昌德羅，他是梅赫達醫師一位哥哥的女婿，和賈吉望合資經營一家珠寶店。他那時還不到二十五歲，但是我第一次見到他便使我相信他是一個品學兼优的人。他還是一個有名的“百事通”１，梅赫達醫師曾叫我試試他的記憶能力。我竭盡我所知道的歐洲語言的字匯以告，請這位詩人背誦。他果然完全按照我的次序背誦如流。我羡慕他的天才，但是沒有受他的迷惑。真正使我醉心的東西，直到以后我才知道，這就是他那淵博的經典知識，他那純洁無瑕的人格，和他那自我實現的熱烈要求。我后來才曉得這最后的一件事就是他生存的唯一目的。他嘴里常常念著而且銘入他的心版之上的，是下列穆旦納德的几行詩句： 只有我在日常言行中看見了他２， 我才認為自己受了祝福； 他實在是一條線， 維系著穆旦納德的生命。 １百事通（Shatavadhani），即同時能記憶或處理一百种事務——譯注。 ２指上帝——譯注。 賴昌德巴伊１所經營的生意數達几十万盧比。他善于鑒別真珠和鑽石。買賣上的一切難題他都能應付裕如。但是這一切都不是他的一生活動的中心。那個中心就是他要面見上帝的熱情。在他的辦公桌上總有一本宗教書籍和他的日記。他一做完生意，便立即打開那本宗教書籍或日記。他已經發表的著作，多半是從這本日記中摘錄下來的。談完一大宗生意以后就能夠馬上坐下來寫述內心秘密的人，顯然不是一個做生意的人，而是一個真正追求真理的人。而我看見他在經營生意之中還能這樣浸沉于神靈的追逐，已非偶然，而是一种經常的現象。我從來沒有看見過他為任何事情失去心理上的均衡。他之于我，本來沒有什么商務上的關系或其他私人的關系，可是我和他相處极為投机。我當時還是一個默默無聞的律師，但是我們每次相見，他總是認真地和我談論有關宗教的事情。我當時雖然還在暗中摸索，對于宗教問題還談不上有什么真正的興趣，但是我對于他的談論一直感到趣味盎然。后來我見過許多宗教領袖或導師，我還竭力和各种宗教信仰的領袖接触，可是我應該承認，他們所給我的印象遠遠比不上賴昌德巴伊的深刻。他的話一直說到我的心坎上。他的理智和道德上的誠摯同樣使我极為欽佩。特別使我深信不疑的是，他決不會引導我走入歧途，并永遠能向我推心置腹。我每逢遇到什么精神上的危机，總是跑到他那里求援。 １巴伊（Bhai）系兄弟之意，印度人常以此互相稱呼——譯注。 我對他雖然十分尊敬，我還不能把他當作心目中的大師。 這個寶座依然空缺，而我的尋求還在繼續之中。 我相信印度教徒關于大師的理論以及他在精神現實中的重要性。我以為沒有大師就不能有真正知識的那种說法，是包含著不少真理的。在世俗的事務中，一個不完善的導師還可以容忍，但在精神事務中可就不行了。只有一個已臻美境的“格那尼”１才配被推崇為大師。所以為人應當不斷地追求至善。因為人們所得的大師如何，完全看他所追示的究竟是什么。無限地追求至善是人類的權利，這是這种權利的報酬，其余的就操在上帝的手里了。 １格那尼（gnani），無所不知的人，先知。
我哥哥對我抱著很大的希望。他有很大的名利欲望。他是一個寬宏大量、待人寬厚的人，性情也很朴實，因此他的交游很廣，他希望從中可以為我招攬一些顧客。他還以為不久我的業務就會飛黃騰達起來，因此他便听任家中費用日趨沉重。為了給我准備好開業的園地，他不煞費苦心，百般經營。 我所屬的种姓因為我出國而掀起的軒然大波，在我回國以后，還在興風作浪。种姓里分成兩派，一派馬上恢复了我的种姓身分；另一派依然堅決要把我擯絕于种姓之外。我哥哥為了討好前一派，在我回到拉奇科特以前把我帶到納西克的圣河里洗了一個澡，一回到拉奇科特，又擺設了种姓之宴。這些做法我都不以為然。但是由于哥哥對我的愛護是沒有邊際的，而我對他的尊敬也不減于他的厚愛，我便机械地按他的愿望行事，把他的意志當作金科玉律。這樣，我恢复种姓身分的一場風波就算過去了。 我從來就不想向拒絕恢复我的种姓階級身分的那一部分人要求他們准許我的請求，我對于那一部分人的首領也不覺得有什么怨隙。他們中間也有不喜歡我的，但我极力避免傷害他們的威情。我十分尊重開除种姓身分的成規。根据這些規矩，所有我的親戚，包括我的岳父母，甚至我的姊姊和姊夫，都不能招待我，就是在他們家里喝一杯水也不行。他們都打算悄悄地破除這种禁例，這卻和我不肯背著人做事的脾气大相徑庭。 正因為我的行為謹慎，所以我一直并不感覺受到种姓所加于我的麻煩；其實，就是把我看成是种姓异己的那一部分人，待我也是非常和气的。他們甚至在事務上幫助我，而不盼望我為种姓做什么事情。我相信這些可喜的事都是從我的不抵抗來的。假如我鬧著要恢复种姓身分，假如我把這個种姓分成更多的派別，假如我触犯了种姓首領，他們一定會報复，這樣，我從英國回來，就不會象現在這樣安然無事，而把自己陷于一場斗爭的漩渦里或者陷入走向虛偽的一派。 我和妻子的關系，還是不很滿意。我在英國雖然也算見過了世面，但是我的妒忌心理并沒有治好。我在每一件小事情上都是神經過敏和捕風捉影，因此我所有的美好愿望都無由實現。我本來打算幫助她學習，使她能讀能寫，但是我的情欲一直在作梗，而她就得由于我自己的缺點而吃虧。有一次我甚至要她回娘家去，等到她很難過的時候才接她回來。后來我才明白，這都是由于我的無聊。 我本來就打算在儿童教育的問題上進行一些改革。我有几個侄儿，我去英國的時候留在家里的儿子，現在也快四歲了。我希望教這些孩子体育，增強他他的身体，而且由我親自加以指導，使他們更有好處。這一點，我得到了哥哥的支持，我的努力多少也有些成績。我非常愿意和孩子們在一起，和他們玩耍講笑話的習慣一直到今天我還保持著。從那時起，我總以為我應當作一個良好的儿童教師。 在飲食的問題上，顯然是需要“改革”的。茶和咖啡在我們家里已經有了它們的位置。我哥哥以為我回來以后，應該保持一點英國气派，因此，瓷器之類的東西，從前只有在特殊的場合才使用，現在竟變成家常用具了。我的“改革”是錦上添花。我提倡吃麥片粥，從可可代替茶和咖啡，其實是在茶和咖啡之外加上可可。皮靴和皮鞋１早就有了，我卻加上了西服，使歐化更加徹底。 １一般印度人通常是赤腳，講究一點的穿木履或拖鞋，穿上皮鞋就算是歐化了——譯注。 開銷就這樣增加了。新鮮的東西每天都在增添。我們總算把一只白象拴在門口了，可是我們拿什么來供養它呢１？票在拉奇科特執行律師業務，一定會惹人笑話。我連一個合格律師的知識都沒有，可是我卻指望能得十倍于人的收入！沒有這樣愚蠢的訴訟人會來找我。就是有這樣的人，難道我還能在無知之上再加上自大和欺騙，以增加我對世人所擔負的債責嗎？ 朋友們勸我到孟買去住一些時候，以便在高等法院里獲得一點經驗，研究一下印度的法律，就能力所及地弄一點線。 我接受了這個意見到孟買去了。 我在孟買開始當家了，雇了一個和我一樣無能的廚子。他是一個婆羅門，我不是把他當作一個仆人，而是把他當作一家人看待。他有時用水沖身，但從來沒有認真洗過自己的身体，他穿的“拖地”是髒的，他戴的圣絲２也是髒的，‘他對于印度教的經典也是一無所知。可是我怎樣才能找到更好的廚子呢？“那么，羅維商卡（這是他的名字），”我有時問他：“你不會做飯倒也情有可原，但是你總該懂得日常的禮拜吧３？” “禮拜呀，先生！耕犁就是我們的禮拜，鏟子就是我們日常的儀式。我就是這么一個婆羅門。我是靠你的慈善過活的，不然，我當然只有去种地了。” １凡是產象的國家，一般人都以白象為神象，必須加以特殊供養——譯注。
我在孟買的時候，一方面著手研究印度法律，另一方面則開始實驗飲食方法，和我一起進行實驗的，還有一個朋友叫做維爾昌德·甘地。我的哥哥則极力為我招攬生意。 研究印度法律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事情。民事訴訟法我怎么也鑽不進去，可是學習見證法的情況就不是這樣。維爾昌德·甘地正在准備參加訟師考試，他常告訴我有關律師和辯護士的各种情形。他總是說：“費羅澤夏爵士的才能就在于他有精湛的法律知識。他能背誦見證法，并且知道第三十二節所有的案例。巴德魯丁·鐵布告非凡的辯才則引起了法官的敬畏。” 象這一類豪邁的故事卻使我自餒起來。 他接著說：“當一個律師，這樣混上五年或七年，并不是什么稀罕的事情。這就是我為什么要簽訂合約充當辯護士。你要能夠獨立經營三年，就算你是幸運了。” 開銷逐月在增長。門外挂著律師的招牌，屋里卻在忙于准備執行律師業務，這种事情我實在干不了。因此我就不能專心研習。我對于見證法發生了一些愛好，還以深切的興趣閱讀麥尼的《印度教徒法》，但是我卻沒有勇气受理案子。我無能為力的情況是無法形容的，簡直就象新嫁娘新入婆家的門一樣！ 大概就在這個時候，我接受了一個叫做馬密白的案子。這是一件“小案子”。有人告矯我說：“你得出一份佣金給中間人。”我堅決拒絕了。 “但是連刑事大律師某某先生每月收入雖達三、四千盧比之多，也得出這种佣金哩！” “我犯不著和他競爭，”我反駁道。“一個月要有300盧比的收入，我就心滿意足了。我父親收入也不過這么多呢。” “但是那种日子已經過去了。孟買的費用貴得惊人。你得認真一點才行。” 我堅定不移，未付佣金，但是照樣接受了馬密白的案子。這是一件輕而易舉的案子，我只收他30盧比的費用。這件案子看起來不用一天的功夫就可以了結了。 這是我在小案法庭上的初出茅廬。我為被告辯護，因此就得盤問原告的見證人。我站起來了，可是心惊膽戰。我的頭在旋轉，我覺得整個法庭似乎也在旋轉，我竟想不出問題來詰問。法官一定覺得好笑，辯護士無疑地都在那里看洋相。可是我什么也看不見。我坐下，告訴代理人說我不能受理這件案子，請他最好去找巴德爾，并把我所收的費用退回去。巴德爾先生果然被請來了，收費51盧比。當然咯，這件案子對他來說是易如反掌的。 我匆匆忙忙從法庭里退出來，不曉得我的當事人是胜訴還是敗訴，但是我自感慚愧，決定除非有足夠的勇气，不再受理案子。果然，我去南非以前，再也沒有去過法庭。我做這個決定并沒有什么了不起，我只不過做了一件必要的事情罷了。誰也不會那么愚蠢，肯把案子委托給我而只有敗訴之一途！ 然而孟買還有一件案子待我處理。那是一件尚待起草的“狀子”。有一個貧苦的穆斯林，他在波爾班達的土地被沒收了。他跑來找我，象個孝順的儿子找他慈愛的父親。他的案子看來沒有什么指望，不過我還是答應為他草擬一份狀子，印刷費由他自己負擔。我擬好以后，就正于朋友，他們都很贊許，這多少使我感覺有了信心，以為自己已有足夠的能力寫狀子，事實上我也确是這樣。 如果我能免費為人寫狀子，我的業務就會興盛起來。然而這是無濟于事的。于是我想找個教員的差事。我的英文程度還算不錯，而且我也很愿意到學校去教新生的英文。這樣我至少可以彌補一部分開銷。我看見報紙上有一則廣告說：“征聘英文教員，每日授課一小時，月薪75盧比。”這個廣告是一家有名的中學刊登的。我申請應征，并應約去面談。我興高采烈地到學校里去，可是校長一發現我不是一個大學畢業生，他便抱歉地拒絕了我的申請。 “可是我是在倫敦參加了大學入學考試及格的，拉丁文是我的第二外國語。” “雖然如此，我們還是要一個大學畢業生。” 那就沒有辦法了。我失望地搓著雙手。我哥哥也很為我操心。我們得到了一個結論：在孟買再住下去是沒有用了。我應當住到拉奇科特去，我哥哥自己就是一個小訟師，他可以給我一些起草呈文和狀子之類的工作而且在拉奇科特既然有了一個家，不在孟買另起爐灶就可以節省許多錢。我贊成這個建議。在孟買住了六個月之后，我的小家當就這樣收攤了。 我在孟買時天天都到高等法院去，可是說不上在那里學到了什么東西：我還沒有足夠的知識學習很多東西。我常常听不懂案情而打瞌睡。里面還有別的人也這樣陪伴著我，這就大大減輕了我的慚愧心情。后來我連羞愧的心情都沒有了，因為我知道在高等法院里打瞌睡已成為時髦的事情。 如果這一代也有人象我在孟買那樣當個沒有收入的律師，我要向他們介紹一點點有關生活的實際觀念。當時我雖然是住在吉爾關，我几乎沒有坐過馬車或電車。徒步到高等法院已成為我的習慣。走一趟足足要花費四十五分鐘，當然咯，回家的時候我還是步行。我已習慣于酷熱的陽光。我這樣步行來回于法院，确實節省了好些錢，而當我在孟買的朋友們常常病倒的時候，我卻不記得在那里生過什么病。即使在我開始賺錢以后，我還是保持著徒步往來于事務所的習慣，因而我也一直由于這种習慣得了益。 我失望地离開了孟買，回到拉奇科特去建立我自己的事務所。這里我的收入倒還差強人意。給人寫寫呈文狀子，平均每月有300盧比的收入。這一點工作与其說是我自己的本領，不如說是得力于朋友的幫忙，因為我哥哥的伙伴已經有了一個頗有基礎的業務。所有真正重要的、或者他認為重要的呈文，全都送到大律師那里去。送到我這里來寫的，都是他的貧苦的當事人的呈文。 這里我必須承認，我已和在孟買認真堅持不給回扣的原則妥協了。据說這兩种情況是不一樣的：在孟買回扣是扣給中間人的，這里卻是付給分辦案子的辯護士；而且這里和孟買的情形一樣，所有的律師全都無例外地拿一定价率的收入付回扣。我哥哥的理論，我無法辯駁。他說：“你要曉得，我是和另一個辯護士合伙的。我總是愿意把我們所受理的、你又能夠對付的案件都分給你去辦，如果你不拿回扣給我的伙伴，你一定會使我為難。你和我有一個聯合事務所，你的收入就是我們共同的收入，我自然也有一份。但是我的伙伴呢？如果他把同一個案件交給別的律師去辦，他一定也從那個律師那里得到一筆回扣。”我覺得他的話很有道理，以為自己如果要做律師，就不應當這樣固執關于回扣的原則。我是這樣同我自己理論，或者說穿了，就是這樣來欺騙自己的。不過，我應當補充一句：我不記得我在別的任何方面，給人拿過回扣。 雖然我這樣已可勉強維持生活，但是就在這個時候，我遭受了生平第一次打擊。我從前就听說過英國官員是什么樣的人，卻一直還沒有面對面地遇見過。 我哥哥在波爾班達的已故蘭納薩希布王公即位以前，曾經當過他的秘書和顧問。這時有人控告他，說他在職時出過錯誤的主意。這件事搞到一向對我哥哥怀有成見的政治監督官那里去。這個官員我在英國就認識了，他對我可以說是相當客气的。我哥哥認為我應當利用這一點交情去為他說几句好話，看看能不能幫他消除那位政治監督官的成見。我對他這种想法很不以為然，因為我不愿意利用留英時很淺薄的一點儿交情去為人說項。如果我哥哥确實有錯誤，我去說情又有什么好處？如果他沒有犯什么過失，就應當照規矩上一個呈文，听候這件事的結果。我哥哥不贊成我的意見。他說：“你還不了解卡提亞華，你更不了解這個世界。這里什么都靠人情。你是我的弟弟，你去向你認識的這位官員為我說情，這是你的責任，你不應當逃避這個責任。” 我沒有辦法推諉，非常勉強地去見了這位官員。我知道我沒有權利去找他，并且充分意識到我這樣做有損于我的自尊心。但是我還是去求見了，和他約定了見面的時間。我提起了往日的交情，但立刻就發現卡提亞華和英國不同；同一個官員，在職的和休假的簡直判若兩人。這位政治監督官承認我們是相識的，但是提到這點交情，似乎使他更加強硬起來。“我想你決不是到這里來濫用這個交情吧？”這似乎是他那強硬的意思，而且象是表現于他的眉宇之間。雖然如此，我還是說明了來意。這位老爺便不耐煩了。“你哥哥是一個陰謀家，我不愿意從你這里听到什么。我沒有時間，如果你的哥哥有什么意見，讓他遵循正當的途徑提出來。”這种答复已經足夠了，或許還是我所應得的。然而自私是盲目的，我繼續述說我的故事。 這位老爺站起來說：“你現在該走了。” “但是請您听我說完，”我這樣說道。這使他更加生气。他把听差叫來，令他送我出去。听差果然進來了，我卻還在遲疑； 他把雙手放在我的雙肩上，把我推出房門。 那位老爺和听差的都走了，我也焦急地离開了。我立刻就這件事寫了一張條子送去，大意是說：“你侮辱了我。你通過你的听差侵犯了我。如果你不賠罪，我就要告你。” 他的答复馬上由他的隨從送來了： “你對我不敬。我叫你走，你卻不走。我沒有辦法，只好命令我的听差送你出去。但是他叫你离開我的辦公室，你還是不肯走。所以他不得不施一點力气送你出去。你要告我，悉听尊便。” 我把他的回信揣入衣袋里，垂頭喪气地回到家里，把這不如意的事從頭到尾都告訴了我的哥哥。他感覺難過，但不曉得怎樣才能安慰我。他把這情形告訴了他的同行朋友，因為我不知道怎樣控告這位老爺。這時候碰巧費羅澤夏·梅赫達爵士為了處理一件案子從孟買來到拉奇科特。但是象我這樣一個新出茅廬的小律師怎么敢去見他呢？于是我把有關此案的文件轉托聘請他的那位辯護士送給他，請他指教。他說：“告訴甘地吧，這是許多辯護士和律師司空見慣的事。他才從英國回來，血气方剛。他還不了解英國官員。如果他打算掙一點錢，在這里平安過日子，讓他把那封信撕掉，忍受了這個恥辱吧。他要控告這位老爺，不會有什么好處的，相反，他倒會毀了自己。告訴他，他還不懂世故呢。” 這個忠告對于我就象毒藥一樣苦，但是我不得不吞下去。我忍受了這個恥辱，卻也得到了教訓。我對自己說：“我永遠不再把自己陷入這樣錯誤的境地，永遠不再這樣濫用友誼。”從此以后，我就沒有違反過這個決心。這一次的打擊卻改變了我的生活歷程。 我跑去找那個官員，無疑是一种錯誤。然而他那樣不耐煩和盛气凌人對我的錯誤來說，未免太過分了。他不必向我下逐客令，其實我最多不過占他五分鐘的時間，只是他根本不愿意听我講話。他本來可以客客气气地請我走，可是權力已把他迷醉到一种反常的地步。后來我才知道這個官員毫無忍耐的美德，侮辱來訪者已成為他的習气，只要稍微有一點點不如意，就可以把這位老爺弄得暴跳如雷。 現在我的大部分工作自然都在他的法庭里，我又不能和他敷衍，也不愿意討好他。況且，既然聲言要控告他，我也不甘緘默。 就在這個時候，我開始懂得一點地方上的小政治。卡提亞華是由許多小邦組成的，自然是充滿著勾心斗角之爭了。各邦之間的猜忌和官吏的爭權奪利，已成為家常便飯。就是那些王公們也總听別人的擺布，讓那些阿諛奉承的人出主意。連那位老爺的听差都得好生待他，而那位老爺的文書比他的主子還要厲害，因為他是他的耳目和譯員。這位文書的意見就是法律，他的外塊總是比他的主子的收入多好几倍。這也許是夸大了，不過他的确不是靠薪水生活的。 我覺得這种气氛是有毒的，怎樣可以不受它的沾染倒成了我一個不易解決的難題了。 我的确感到非常苦惱，這一點我哥哥顯然是明白的。我們兩人都覺得，如果我能在別的地方找到一點事，我就應當离開這种勾心斗角的气氛。但是如果不耍一點手段，要想弄個部長或法官的職位，根本就不可能。而且我和那位老爺發生了齟齬，要繼續執業就有困難了。 當時波爾班達已受英國人的管轄，我在那里有一點工作，就是替波爾班達的王公多爭一些權力。為了佃農所負擔的地租過重，我還不得不去見一個行政官。這位官員雖然是個印度人，我發現他的气焰讓那位老爺還要囂張。他是一個能干的人，可是我看農民并沒有因此而得益。我總算給蘭納多爭了一些權力，但并沒有為佃農減輕多少負擔。他們的苦難競沒有人加以注意，這實在使我吃惊。 所以我雖然擔負著這個使命，仍然是相當失望。我覺得我的當事人所受的并不公道，可是我又沒有辦法主持公道。我至多只能上訴于政治監督官或省督，他們就會把我的上訴撇開說：“我們不便干涉。”如果有什么規章可以抑制這些決定，還可以有點辦法，但是在這里那位老爺的話就是法律，又有什么話好說呢。 我實在憤慨极了。 正在這個時候，波爾班達有一家彌曼１商行寫信給我哥哥，提出下列建議：“我們在南非洲做生意，有一家大商行，我們在那里的法院里有一件重大的案子，牽涉到40，000英鎊的得失。這件案子已經進行了很長時間。我們聘請了最好的辯護士和律師。如果你能叫你弟弟到那里去，這對我們和他自己都有好處。他會比我們更恰當地使用我們的顧問。他自己也可以借這個机會見見新世面，交些新朋友。” １彌曼（Moman）是伊斯蘭教中的一派——譯注。 我哥哥找我商量這件事。我不清楚我到那里只是為了給他的顧問出出主意，還是要親自出庭，但我有意接受這個建議。 我哥哥介紹給我去見最近才去世的賽·阿布杜爾·卡利姆·嘉維立，他是達達·阿布杜拉公司的股東；這家公司就是上面所說的商行。他告訴我說：“這不是一件困難事。我們有好多歐洲朋友，你到了那里就會認識他們。你到我們的舖子里對我們很有用處。我們的信件多數是用英文，你還可以在這上面幫我們的忙。你到那里當然是我們的客人，所以不會有什么費用。” “你要我替你們做多久事情？”我問道。“報酬是多少？” “不會超過一年。我們負擔你的來回旅費，坐頭等艙房的輪船，另外付給你105英鎊，一切在內。” 這不象是給律師的一种待遇，倒象是給商店店員的報酬。然而我很想离開印度。去見識見識一個新的國度，体驗一些新的經歷；這也是一個不應錯過的好机會。而且我還可以把那105英鎊寄給我的哥哥幫助家用。我于是欣然接受了這個建議，准備動身到南非去。 我動身去南非的時候，并沒有感到當年到英國去時所經歷的那种別离的痛苦。我母親已經去世了。我多少已經懂得了一些人情世故，并且已經有了旅行國外的知識，至于從拉奇科特到孟買，更是家常便飯了。 這一次我只覺得离開妻子很難過。我從英國回來以后，又養了一個孩子。我們的愛還說不上已經擺脫了肉欲，但是越來越純洁了。我從歐洲回國以后，很少和她住在一起；而且現在我已成了她的教師，正在幫助她進行某些改革，不管對她關心到什么程度，我們都感覺需要有更多的時間在一起，如果這些改革還要繼續進行的話。然而南非的吸引力卻使這种別离成為是可以忍受的。“不到一年我們又會在一起了，”我以安慰的口吻對她說，于是离開了拉奇科特到孟買去。 我到孟買以后，通過達達·阿布杜拉公司的代理人購買船票，可是艙位已經賣光了，而且如果這一趟不走，我就要在孟買擱淺了。公司代理人對我說：“我們已盡力設法，想給你弄一張頭等船票，可是怎么也弄不到。除非你打算坐統艙，這一趟怕走不成了。不過你要是坐統艙，還是可以安排到餐廳里去吃飯。”那時是我乘坐頭等車船出門的日子，而且身為律師，怎么可以作為統艙乘客？所以我拒絕了他的建議，我怀疑他是在故弄玄虛，因為我不相信連一張頭等船票也弄不到。經過代理人同意以后，我親自說法去買船票。我登上了輪船，見到了船上的大副。他很坦白地告訴我：“通常我們并沒有這么擠，這一趟因為莫桑比克的總督要坐這條船，所有的艙位都給訂光了。” “你能不能給我擠一個地方？”我問道。 他從頭到腳對我打量了一下，笑著對我說：“只有一個辦法：我的房間還有一個床位，通常是不賣給客人的，不過我打算把它讓給你。”我連忙向他道謝，通知代理人去買那一張船票。1893年4月間我滿怀熱望地動身到南非去碰碰我的運气。 大約航行十三天以后，我們第一次停泊在拉謨港口。這時船長和我已經成為好朋友了。他喜歡下棋，可是因為他完全是一個新手，他要一個比他更不懂的人作他的對手，所以他就邀請我。怎樣下棋，我倒是听說過不少，可是從來沒有動手嘗試過。下棋的人常說，棋盤有著遼闊的天地可以施展一個人的才智。船長主動說要教我，他發覺我是一個好徒弟，因為我有無限的耐性。每一次我都下輸了，這使他更加熱心想要教我。我倒是喜歡下棋，但是從未把我的嗜好帶出棋盤以外，也不曾把我的知識擴大到移動棋子的限度以外。 船在拉謨停泊了三、四個鐘頭，我上岸看一看這個港口。船長也上岸了，但是他警告我說，這個海港風浪很大，要我早點回來。 這是一個很小的地方。我到郵局里去，很高興在那里看見了几個印度職員，并且和他們攀談了一下。我還見到了几個非洲人，我對他們的生活方式很感興趣，很想多了解一些情況。 這就耽擱了一些時候。 我在船上還認識了几個統艙的乘客，他們也上岸了，想在岸上親自做飯，好好地吃它一頓。這時我發現他們正打算回到船上去，于是就和他們一起搭上一只舢板。港內的潮水正在上漲，而我們的舢板又超過了正常的重量。浪潮是這么猛烈，連這只舢板都搭不住輪船的吊梯。它剛接触到吊梯，立刻又被浪潮沖開了。開船的頭一遍哨子已經吹過了，我很著急。船長在船橋上看見這情形，下令延緩開船五分鐘。當時船邊還有另一只舢板，是一個朋友花了十個盧比為我雇來的。這只舢板把我從那只超重的舢板上接過去。這時吊梯已經拉上去了，因此我只好拉住一條索子上去，輪船馬上就啟碇了。其他的乘客都還沒上去。這時我才体會到船長的警告是有道理的。 過了拉謨，第二個港口是蒙巴薩，然后是贊稷巴。在這里停泊的時間可長了，共達八、九天之久，于是我們另換了一條船。 船長很喜歡我，可是這种喜歡發展到一种令人不敢恭維的偏向。他邀請了一個英國朋友和我陪著他上岸逛一逛，我們坐了他的小艇上岸。逛一逛究竟意味著什么，我一點概念也沒有。而船長也不知道我在這樣的行徑中，還是一個一無所知的人。有一個招徠顧客的人把我們帶到某些黑人婦女住的地方，每個人都被帶進一個房間。我只是站在房里，羞得發呆了。只有天知道那個不幸的女人把我當什么人看待。船長招呼我的時候，我出來了，就象我進去的情形一樣。他看出我是一個清白的人。起初我覺得非常害羞，但是因為除了害怕以外，我再也想不到別的事情，羞恥的感覺終于消退了，謝謝上帝：那個女人的樣子一點也沒有打動我。我厭惡自己的懦弱，并為自己連拒絕走進房間的勇气都沒有而感到可悲。 類似的事情在我這一生中，已經算是第三次了。有很多本來是無辜的青年，恐怕就是因為羞恥的虛偽感覺而陷入罪惡的深淵。我并不認為自己是一個不受損害的人而感到光彩。如果我不進入那個房間，我就可以算是有光彩了。我應完全感謝那大慈大悲的上帝，虧得他拯救了我。這件事增強了我對上帝的信仰，并在一定程度上教導我拋棄了虛偽的羞恥。 因為我們要在這個港口停留一個星期，我就住到城里，成天在住處附近蹓躂，增加了許多見識。贊稷巴綠樹成蔭，只有印度的馬拉巴才能和它比美，我為那些龐大的樹木和頎碩的果子而感到惊奇。 過了贊稷巴，便到了莫桑比克。我們于五月底從那里到達了納塔耳。 納塔耳的港口是杜爾班，也叫做納塔耳港。阿布杜拉賽１到碼頭上來接我。船靠碼頭的時候，我看著那些上船來接朋友的人，我發覺印度人并不怎么受人尊敬。我不能不留心觀察那些認識阿布杜拉賽的人對他都有一种藐視的神情，這使我們很難受，阿布杜拉賽卻已經習慣了。那些望著我的人似乎都帶著一种好奇心。我的服裝和別的印度人不同。我穿著長過兩膝的大禮服，頭上卻戴著頭巾，就跟孟加拉的人戴的“普格里”２相仿。 １賽（Sheth）為阿拉伯語，原意寶劍，轉為穆斯林的一种尊稱——譯注。
不久，我就和住在杜爾班的信奉基督教的印度人有了接触。法院的譯員保羅先生是一個羅馬天主教徒，我認識了他，還認識了當時在新教會倡辦的學校里教書的已故的蘇班·戈夫萊先生，他是1924年訪問過印度的南非代表團團員詹姆斯·戈夫萊先生的父親。大概就在這個時候，我還結識了已故已希·羅斯敦吉和已故阿丹吉·米耶汗，所有這几位朋友，當時除了做生意以外，從無往來，后來卻有了密切的交往。關于他們的情況，以后還要談到。 當我正在這樣擴大我的交游范圍的時候，這家商行接到了他們的律師的一封信，說是應該准備好打一場官司，還說阿布杜拉賽應當親自到比勒托里亞，或者派一個代表到那里去。 阿布杜拉賽把這封信拿給我看，還問我愿不愿意上比勒托里亞去。我說：“只有等我從你那里弄清楚了這件案子，我才好說話。現在我還不明白到那里去我應該做什么。”他便叫他的几個職員向我說明這件案子的案情。 我一開始研究這件案子，便感到對于這個問題需要從頭學起。我逗留在贊稷巴的那几天，曾到法庭去見識見識那里的工作。有一個波希律師正在考查一個證人，問他賬本子里的許多貸方和借方的問題，我卻一點也不懂。我在學校里念書和留學英國的時候，都沒有學過簿記。而我到南非來所要處理的案子，主要的都是一些有關賬目的問題。只有懂得賬目的人才能理解和說明當中的問題。那個職員滔滔不絕地談論這個借方和那個貸方，我卻覺得越來越糊涂。我不懂P．Noto是什么意思，字典里也查不到這個字，只好求教于那個職員，才知道P．Note原來是期票。我買了一本有關簿記的書，加以研究。這倒給了我一些信心。我終于把案情弄清楚了。阿布杜拉賽本來不會記賬，可是他有很多實際知識可以很快地解決簿記中的复雜問題。我告訴他們，我已准備好上比勒托里亞去。 “你打算住在哪里？”他問道。 “隨便你怎么安排都行。”我說道。 “那么我就寫信給我們的律師，他會為你安排住處。我還可以寫几封信給那里的彌曼朋友，不過我勸你不要和他們住在一起。我們的對手在比勒托里亞有很大的勢力。要是他們當中有人設法看到了我們的私人通訊，對我們就很不利。你越是避免和他們混熟了，對我們越有利。” “你的律師叫我住哪里，我就住哪里，要不然我就找一個單獨的住處，請你放心吧。誰也不會知道我們中間的秘密的。但是我卻想結識我們的對手，和他們交朋友。如果可能的話，我還想試試在法庭以外解決這個案子。不管怎么說，鐵布賽總歸是你的親戚”。 鐵布·哈齊汗·穆罕默德賽本來是阿布杜拉賽的近親。 提到有可能解決這個案子，我看多少使阿布杜拉賽感到有點意外。然而我到杜爾班已經六、七天了，現在我們算是彼此有些了解了。我已經不再是一只“白象”了。所以他說： “那……好吧。能夠在法庭以外和解是再好不過了。不過我們都是親戚，彼此都很清楚。鐵布賽不是一個隨便就能答應和解的人。只要我們這方面有一點點粗心大意，他就會鑽盡我們所有的空子，把我們整到底。所以你要有什么舉動，請三思而后行。” “關于這一點，請你不必操心。”我說。“我不需要和鐵布賽談什么，也不需要和別的任何人談起這件案子。我只消向他建議來一個諒解，免得引起一場不必要的訴訟。” 我到了杜爾班不過七、八天便离開了。他們給我買了一張頭等車票，如果需要臥舖，通常要另付五先令。阿布杜拉賽一定要我訂臥舖，但是由于固執和驕傲，也為了節省那五個先令，我謝絕了。阿布杜拉警告我說：“小心點，這里不同印度。謝謝上帝，我們還花得起這一點點錢。你需要什么東西，請你不要吝嗇。” 我謝謝他，并請他不必操心。 火車于晚上九時左右抵達納塔耳的省城馬利茲堡。臥舖照例是在這一站給的。有一個乘務員來問我要不要臥舖。我說：“不要，我自己有舖蓋。”他便走了。可是跟著便來了一個乘客，從頭到腳打量我一番。他看我是一個“有色人种”，便不高興起來。他馬上走開，帶了一兩個官員回來。他們一言不發，這時又來了一個官員對我說：“跟我來，你必須到貸車廂里去。” “可是我有一張頭等車票呀。”我說。 “那不算數，”另一個反駁道：“我告訴你，你必須到貨車廂里去。 “我告訴你，他們在杜爾班就准許我坐這個車廂的，我一定要坐到目的地。” “不行，”那個官員說道：“你必須离開這個車廂，否則我只好叫警察推你出去。” “好，你去叫吧。我決不能自動出去。” 警察果然來了。他拉著我的手，把我推出去。我的行李也被扔出去，我不肯到別的車廂里去，火車也就開走了。我到候車室里坐著，手里帶著我的提包，其他的行李放在原處，由鐵路當局負責保管。 當時正是冬天，而在南非的高地上，冬天是非常寒冷的。馬利茲堡地勢很高，冷得特別厲害。我的外衣放在行李里面，可是我卻不敢去拿，免得又受到侮辱，所以我就坐在那里發抖。房里沒有燈光。大概在半夜里有一個乘客進來，似乎想要和我講話。但是我卻沒有心情講話。 我開始想到我的職責。我應該為自己的權利進行斗爭呢，或者干脆回印度呢，還是把這個侮辱置諸度外而赶到比勒托里亞去辦完這件案子再回印度？沒有完成自己的責任就跑回印度去，這是懦弱的表現。我現在所遭受的痛苦還是表面的，只不過是种族歧視的一种沉重的病症罷了。如果可能的話，我應當設法把這病根除，哪怕因此要遭受一些痛苦。我所尋求的伸雪不過是要把种族偏見加以消除罷了。 于是我決定搭下一班列車赶到比勒托里亞去。 第二天早晨我打了一個長途電報給鐵路局長，并且通知了阿布杜拉賽，他立刻去見那位局長。局長認為鐵路當局的做法是正當的，但通知阿布杜拉賽說他已指示站長使我平安抵達我的目的地。阿布杜拉賽打電報給馬利茲堡的印度商人和別的地方的朋友，請他們到站上來接我并加以照料。那些商人便到站上來看我，把他們所遇到的苦處告訴我，并且解釋說，我所碰到的事情不算不平常，借此來安慰我。他們還說，印度人出門坐頭等或二等火車，就得准備遭受鐵路官員和白种人旅客的麻煩。那一天就這樣听著他們訴苦過去了。后來夜車到了，上面有一個給我定下的床位。這時我便在馬利茲堡購買了我在杜爾班不肯購買的臥舖票。 火車把我送到了查理斯城。 火車在早上到了查理斯城。那時候，查理斯城和約翰內斯堡之間還沒有鐵路，只有驛站，中途要在史丹德頓過夜。我本來有一張車票，雖然在馬利茲堡耽擱了一天，依然有效；而且阿布杜拉賽還給查理斯城的驛站經紀人打過一個電報。 然而那個經紀人卻想借故把我拉下，所以他一發現我是一個生客，便說：“你的票已經被取消了。”我据理批駁。其實他內心的理由并不是因為沒有座位，而是另有打算。乘客本來都應該坐在車廂里，但是因為我被當作“苦力”，而且樣子象個生客，那個被叫做“領班”的馬車管理員——是個白种人，認為我和白种人乘客坐在一起是不恰當的。馬車兩邊本來有兩個座位，領班的照例坐在其中一個座位上。這一次他卻坐在里面，把他的位子讓給我。我知道這完全是不正當的，而且是一种侮辱，但是我想還是忍受為妙。我不能強迫自己坐到車廂里面去，要是我提出抗議，這輛馬車就會不帶我走了，把我丟在一旁。這樣便得再延誤一天，天知道第二天又會發生什么事。所以我心里雖然极為忿怨，卻不聲不響地在車夫旁邊坐下了。 大約在下午三點鐘的時候，馬車到了巴德科夫。這時領班的卻想坐到我的位子上來吸煙，或者想呼吸一點儿新鮮空气。于是他從車夫那里拿了一塊肮髒的麻布舖在腳踏板上，對著我說：“沙彌，你坐這里，我要坐在車夫旁邊。”這种侮辱未免過分了，我實在無法忍受。我恐懼地而又顫抖地對他說：“這是你叫我坐的地方，雖然我應當坐在里面。那种侮辱我是忍受了。現在你要坐到外邊來吸煙，卻叫我坐在你的腳下。這一點我辦不到，不過我倒可以坐到里面去。” 我還在吞吞吐吐地講這些話的時候，那個人便走過來使勁地給了我几個耳光。他抓住我的胳臂，想要把我拉下車。我拉住車廂的銅攔杆，即使我的腕骨斷了，也決不松手。這情景乘客們全看見了——那個家伙一面罵我，一面拖住我打我，而我還是不動聲色。他是強者，而我是弱者。有几個乘客怜憫起來，嚷道：“漢子，由他吧。別打他了。不能怪他，他說得對。如果不讓他坐在那里，就讓他進來和我們一起坐吧。”“不怕，”那個家伙叫道，可是他似乎有點泄气了，不再打我了。他放了我的胳臂，還罵了我一頓，便叫坐在車廂另一邊的那個赫頓托特仆人過來坐在踏腳板上，自己坐到那個空位子上去。 等乘客們坐定、吹過哨子以后，馬車又赶下一程了。我的心在心窩里急速地跳著，不曉得我還能不能活著到達目的地。那個家伙不時以怒目相視，用手指著我厲聲說：“你當心吧，等我到了史丹德頓，你再看看我的厲害。”我坐在那里一聲不響，只求上帝保護。 天黑以后，我們赶到了史丹德頓。我看見了几個印度人的面孔，如釋重負地松了一口气。我一下車，這些朋友便對我說：“我們是到這里來接你到伊沙賽的店里去的。我們接到了達達·阿布杜拉的一封電報。”我自然很高興，便和他們一起到賽伊沙·哈齊·蘇瑪爾的店舖里去。他和他的店員們圍坐在我身邊。我把路上的遭遇都告訴了他們。他們听了很難過，也訴說了他們自己的慘痛經歷來安慰我。 我想把這件事的經過通知驛車公司的代理人。我于是給他寫了一封信，敘述了路上所發生的每一件事，并請他注意他的手下對我的恐嚇。我還要求他保證第二天早上赶下一程的時候，讓我和其他的旅客一齊坐在車里。代理人的回信是這樣說的：“從史丹德頓起，我們有一輛大一點的車子，由另外几個人負責。你所申訴的那個人明天不在那里，你可以和其他客人坐在一起。”這使我稍微放心。我自然無意要控告那個欺負我的人，所以這件事就此告一段落。 那天早晨，伊沙賽派人送我上車。我得了一個好座位，當晚安抵約翰內斯堡。 史丹德頓是一個小村庄，約翰內斯堡卻是一個大城市。阿布杜拉賽本來已經打了電報到約翰內斯堡，還給我穆罕默德·卡山·康魯丁的商店的地址。他派了人到站上來接我，可是我既沒有看見他，他也不認識我。于是我決定去住旅館。我知道几個旅館的名稱。我租了一輛馬車，叫車夫送我到國民大旅館。我見到了旅館經理，請他給我一個房間。他看了我一下，客气地說：“很對不起，客滿了，”還對我說了一聲再見。于是我叫車夫送我到穆罕默德·卡山·康魯丁的商店里去。我發現阿布杜爾·甘尼賽正在那里等我，他熱誠地向我問好。他對我在旅館里的經歷，不禁大笑起來。他說：“你想住旅館，這不是夢想嗎？” “為什么？”我問道。 “你在這里住几天就知道，”他說道。“只有·我·們才能夠在這种地方住下來，因為，為了賺錢，忍受一些侮辱也無所謂。就是這么回事。”跟著他便把印度人在南非所吃到的苦頭講給我听。 關于阿布杜爾·甘尼賽的情形，以后我們還要談到。 他說：“這种地方是不适宜象你這樣的人居住的。現在瞧吧，明天你上比勒托里亞去，就·只·好坐三等火車。德蘭士瓦的情形比納塔耳更糟，頭二等車票從不賣給印度人的。” “你們在這方面大概沒有進行過持久的努力？” “我們提過意見，不過我得承認我們自己的人照例也不愿意坐頭二等車。” 我請人去弄一份鐵路規章來看，發現里面是有漏洞的。德蘭士瓦的舊法令的文字本來就不怎么准确，鐵路規章尤其如此。 我對甘尼賽說道：“我想坐頭等車去，如果買不到票，我宁肯租一輛馬車到比勒托里亞去，總共也不過三十七英里吧。” 阿布杜爾·甘尼賽提醒我注意，這樣做既花時間又花錢，但是同意我坐頭等車的意見，于是我們就給車站站長送了一張條子。我在條子上說我是一個律師，出門總是坐頭等車船。我在信上還說我需要盡早赶到比勒托里亞，因為來不及等他的回信，我愿意到站上和他面洽，并且希望能買到一張頭等車票。我想當面得到他的答复，自然是另有意圖的。我想，如果站長來一個書面答复，他一定說個“不”字，尤其是因為他對于“苦力”律師會有自己的見解。因此我打算穿最講究的英國服裝去見他，和他談談，可能的話還要說服他賣給我一張頭等車票。于是我穿著大禮服，戴著領帶到車站上去，拿出一個英鎊的車票錢放在柜台上，要買一張頭等車票。 “那張條子是你寫的嗎？”他問道。 “就是。你要是給我一張車票，我將不胜感激。我今天必須赶到比勒托里亞去。” 他笑著，和藹地對我說：“我不是德蘭士瓦人，我是一個荷蘭人。我懂得你的感情，我是同情你的。我的确愿意給你一張車票，但是有一個條件：如果車守叫你轉到三等車廂里去，你不要把我牽連進去；這就是說，你不要控告鐵路公司。我祝你一路平安，我知道你是一個紳士。” 說了這些話，他便賣了一張車票給我。我向他道謝，給了他必要的保證。 阿布杜爾·甘尼賽到車站來送行。這件事使他又惊又喜，但警告我說：“只要你能平安到達比勒托里亞，我就謝天謝地了。我恐怕車守不會放過你，即使他同意你坐在頭等車房，別的乘客也不會答應的。” 我坐上了頭等車廂，火車開動了，到了日耳米斯頓，車守上來查票。他看見我也坐在那里，很生气，用手指頭作手勢叫我到三等車廂里去。我拿頭等車票給他看。他說：“這不算數，到三等車去！” 車廂里只有一個英國乘客，他為我打抱不平地說：“你這樣麻煩這位先生是什么意思？難道你沒有看見他有一張頭等車票嗎？他和我坐在一起，我一點也不在意。”然后他又轉過來對我說：“你就在你原來的地方舒舒服服地坐著吧！” 車守喃喃地說：“只要你愿意和一個苦力一道赶路，那又干我什么事？”說完走開了。 當晚八點鐘左右列車到達了比勒托里亞。 我原以為達達·阿布杜拉的律師會派人到車站來接我，因為我已經特地答應過不住印度人的家里，我知道不會有印度人來接我。不料那位律師并沒有派人來。后來我才了解，因為我是星期天到的，他要派人來一定很不方便。我覺得為難起來，不曉得去哪里才好，因為我恐怕沒有一家旅館肯收留我。 1893年的比勒托里亞車站和1914年的情形是截然不同的。那時的燈光黯淡，旅客稀落。我等所有的旅客都走了，心想等收票員稍微空閒一些，我便可以把票遞給他，請他指點我到一個小旅館或其他我可以投宿的地方；不然，我就只有在站上過夜。我應當承認，我連這一點也不敢要求他，因為我恐怕受到侮辱。 站上所有的旅客都走光了，我把車票交給收票員，便開始問起來。他客客气气地回答我，但是我看得出來，他幫不了多大的忙。然而站在旁邊的一個美國黑人卻和我攀談起來了。 “這么說來，”他說道：“你是一個沒有任何朋友的真正的生客了。如果你愿意跟我來，我可從帶你到一家小旅館去，老板是一個美國人，我跟他很熟，我想他會收留你的。” 我對這個建議有些怀疑，不過我還是向他致謝，并且接受了他的意見。他把我帶到約翰斯頓家庭旅館去。他把約翰斯頓拉到一旁說了几句，后者便同意讓我住一夜，但是有一個條件：我只能在自己的房間里開飯。 “我向你保證，”他說道：“我沒有种族成見。但是我只有歐洲顧客，所以如果我讓你到飯廳里去吃板，我的客人也許會不高興，甚至于走開。” “謝謝你，”我說道：“哪怕只能在這里住一宿。我現在多少知道了這里的情況，我也了解你的困難。叫我在房間里開飯不要緊。我希望明天可以另作安排。” 我被帶進一個房間，一個人孤零零地坐在那里等飯吃，陷入沉思之中。旅館里并沒有多少客人，我以為招待員很快就會把飯送來，沒有想到約翰斯頓自己進來了。他說：“我叫你在這里吃飯，實在覺得過意不去。所以我對其他的客人談到你，問問他們請你到飯廳里吃飯要緊不要緊。他們說他們沒有意見，并且說你愿意在這里住多久，他們都不介意。所以我來請你到飯廳里去吃飯，并且，如果你不嫌棄，愿意在這里住多久都可以。” 我再一次向他道謝，到飯廳里吃了一頓痛快飯。 第二天早上，我去拜訪那位律師阿·伍·貝克先生。阿布杜拉賽曾把他的為人大致和我談了一下，所以他的熱誠接待，并不使我惊奇。他非常熱情地接見了我，很關怀地問了我一些問題。我把有關自己的一切情況都向他說明了。接著他說：“我們這里沒有什么律師的工作可以委托你做，因為我們已經請了最好的顧問。這件案子拖了很久，也很复雜，所以我想請你幫忙的，只不過是了解一些必要的情況。而且你自然可以使我和當事人的來往更便利一些，因為今后我所需要的一切情況都可以通過你獲得。這當然是有好處的。我還沒有給你找到住處，我想最好等見到你以后再說。這里有一种可怕的种族偏見，所以為你這樣的人找住處是不容易的。不過我認識一個貧苦的女人，她是一個面包師的妻子。我想她會收留你，這樣她也可以增加一點收入。走吧，我們到她那里去看看。” 于是他把我帶到她的家里，他私下和她商量了一下，她果然同意收留我，食宿在內，一周三十五先令。 貝克先生雖然是個律師，同時又是一個堅定的普通的傳教者。他現在還健在，而且已經放棄了律師的職業，專門從事教會工作。他是一個有財富的人。他現在還和我通信，信里總是談論同樣的話題。他從多种不同的觀點來論證基督教是最好的宗教，并相信如果不認耶穌為上帝的獨生子和人類的救主，便不可能得到永久的安宁。 我們第一次見面的時候，貝克先生便探听我對宗教的見解。我對他說：“我生來就是一個印度教徒，可是對印度教我所知道的卻很有限，其他的宗教我知道得更少。說實在的，在這個問題上，我沒有什么把握，也不知道自己在相信什么和應當相信什么。我想好好研究一下自己的宗教，如果可能，也想研究研究其他的宗教。” 貝克先生听了我這一番說，很高興地說：“我是南非宣教總會的董事之一。我自己出錢蓋了一座教堂，按時到那里講道。我沒有种族成見。我有几個同事，我們每天下午一點鐘都在一起聚會几分鐘，祈求和平和光明。如果你愿意去參加我們的禱告，我會很高興的。我可以介紹你認識我的同事，他們一定喜歡見到你，而且我敢說你也會喜歡和他們在一起。此外，我還可以給你几本宗教書籍看看，自然咯，圣經算是万書之書，這是我要特別向你推荐的。” 我向貝克先生道謝，答應盡可能按時去參加下午一點鐘的禱告會。 “那么我明天一點鐘在這里等你，我們一塊見去禱告。”貝克先生加了這一句，我們就告別了。 我當時沒有時間好好考慮這個問題。 我到約翰斯頓先生那里，付了房錢，便搬到新寓所去，在那里吃午飯。女房東是一個善良的婦人。她給我做了一頓素食。不久我便和這一家人熟起來了。 跟著我便去見達達·阿布杜拉所介給的一個朋友。他告訴我旅居在南非的印度人所遭受的更多的苦難。他一定要請我住到他家里。我謝謝他的好意，告訴他我已作了安排。他請我凡有所需，不要遲疑地告訴他。 這時天已經黑了。我回到家里，吃過晚飯便回到自己房里，躺在床上沉浸于深沉的思想中。當時并沒有什么立刻要做的工作，我把這情況通知了阿布杜拉賽。我心里想，貝克先生對我有這樣的興趣，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從他的教友們那里能得到什么呢？我對基督教能研究到什么程度？我怎樣才能弄到印度教的書籍？我對自己的宗教還沒有透徹的了解，怎么能夠正确地了解基督教？我只能得到一個結論：我應當排除情感，研究我所碰到的一切事物，至于貝克先生的團体應當如何應付，只好听從上帝的指引了；在我還沒有完全弄清楚自己的宗教以前，我不應當信奉另一种宗教。 這樣沉思著，我便入睡了。 第二天一點鐘的時候，我到貝克先生的祈禱會去。我在那里認識了赫麗斯小姐，嘉碧小姐，柯慈先生，還有其他几個人。每一個人都跪下來祈禱，我也跟著這樣做。每一個人都根据自己的愿望向上帝懇求各种各樣的事情。通常是祈求那一天得以平安度過，或者請求上帝開啟他的心扉。 現在他們卻為我的福祉加上一段禱告：“主呀，請你為這位新來加入我們的兄弟指示道路。主呀，你所賞給我們的平安，也請你賞給他吧。愿救我們的主耶穌也救他。我們所祈求的一切都是奉耶穌的名。”在這种祈禱會上，不唱圣詩或其他的音樂。每天為一件特別的事祈禱以后，我們便各自去吃午飯，因為那正是午飯的時刻。祈禱所占的時間不過五分鐘。 赫麗斯和嘉碧小姐都是上了年紀的未婚女士。柯慈先生是教友會的會友。這兩位女士住在一起，她們給我一個常年的邀請：每星期日下午四點鐘到她們家里去唱茶。 每逢星期日我們見面的時候，我總是把一周來所作的宗教日記請柯慈先生過目，并和他討論我所讀過的書以及這些書所留給我的印象。這兩位女士則常常敘述她們甜美的經驗和她們所得到的平安。 柯慈先生是一個坦白堅毅的青年。我們常常一齊出去散步，有時候他也帶我去看別的基督教教友。 等我們彼此更加熟悉以后，他便開始把他所選擇的書給我讀，直到我的書架都堆滿了他的書。他用書充實了我，事實确是如此。我在純真的信仰中答應他讀完這些書，讀的時候，我們還加以討論。 這一類的書，我在1893年讀了不少。我已記不住所有的書名，只記得其中包括貝克博士的《城廟評注》，皮爾遜的《很多确鑿的證明》和巴特勒的《對比論》。這些書有一部分是莫名其妙的，其中有的是我喜歡的，也有的是我不喜歡的。《很多确鑿的證明》是根据作者所理解的事例來闡明《圣經》中的宗教，這本書對我沒有什么影響。貝克的《評注》多是道德上的鼓勵，但是它對一個對于流行的基督教還沒有什么信仰的人來說，并不能有所幫助。巴特勒的《對比論》卻是一部精湛艱深而又打動人心的著作，要想加以适當的理解，必須反复讀四五遍。我覺得作者寫這本書的目的，似乎是要把無神論者都變成有神論者。書中關于上帝的存在的許多論點，對我來說是無關宏旨的，因為那時我已度過了不相信有上帝的階段；但是它關于耶穌是上帝的獨生子和神与人之間的中保者的論證，我看了以后，确實無動于衷。 然而柯慈先生并不是一個輕易認輸的人。他對我很關心。他看見我的脖子上戴著羅勒念珠的毗濕奴教項鏈，他以為這是一种迷信，心里很難過。“這种迷信對你是很不合适的。來，讓我把這條項鏈弄斷。” “不，千万使不得。這是我母親送我的圣禮。” “可是你相信它嗎？” “我不了解它的神秘的意義。如果我不戴它，我想我也不會有什么損失。但是沒有充分的理由，我決不能把這條項鏈取下來，因為我的母親把它戴在我的脖子上是出于她的愛和一种信念，以為它將有助于我的幸福。當它隨著歲月的消逝而自行耗損，終至破斷的時候，我不會再想去弄一個新的。可是這條項鏈不能折斷。” 柯慈先生不能理解我的理論，因為他對我的宗教并不尊重。他盼望著終有一天會把我從無知的深淵中拯救出來。他力圖使我相信，不管別的宗教是否也有一點真理，如果我不接受那代表真理的基督教，我要想得救是不可能的，除非耶穌過問，否則我的罪惡是無法洗滌的，而且無論你做了多少好事，都歸于無有。 他一方面推荐我讀許多書，同時還給我介紹了他認為是堅定的几個基督教友，其中有一個是屬于基督教的一個派別普魯茅斯教友會的。 柯慈先生負責建立的許多關系都很好。最使我感動的是，他們都是敬畏上帝的。然而當我和這個家庭往來的時候，普魯茅斯教友會的一個教友卻向我提出了一种我沒有料到的理論： “你不能理解我們的宗教有多么美。照你所說的，你的生命的每一個時刻似乎都用在忏悔你的過失和改過自新的工作上。這种周而复始循環不已的行為，怎么能使你得救呢？你是永遠不能得到平安的。你承認我們都是罪人。現在看看我們的信仰是多么完美。我們自己改過自新是沒有用處的，但是我們必須得救。我們怎么背得起罪惡的包袱呢？我們只能把它放在耶穌的身上。他是唯一無罪的上帝的儿子。凡信他的，必得永生。上帝的無限慈悲就在于此。如果我們相信耶穌替我們贖罪，我們的罪就不會束縛我們。我們是免不了要犯罪的。人生在世而無罪過是不可能的。耶穌就是因此而受苦，并為人類救贖所有的罪過。只有接受他偉大的救贖的人，才能夠得到永恒的平安。試想一想你的生活是多么惶惶不安，而我們所得到的卻是平安的許諾。” 這一番議論完全不能使我信服。我謙遜地回答說： “如果這就是所有的基督教徒所承認的基督教，我便不能加以接受。我并不尋求從自己的罪惡的后果中得到救贖。我所尋求的是從罪惡本身，或者不如說是從罪惡的思想本身得到救贖。在我沒有達到這個目的以前，我宁可過著不安的生活。” 關于這一點，那位普魯茅斯教友反駁道：“我敢向你保證，你的努力是不會有結果的。請你把我所說的話仔細考慮考慮吧。” 而這位教友真是言出必行。他有意犯了罪，卻向我表明他并未因此而感到不安。 不過在我遇見這些朋友以前，我就已經知道所有的基督教徒并不相信這樣一种救贖論。柯慈先生本人就是一個敬畏上帝的人。他的心地是純洁的，他也相信自我純洁是可能的。那兩位女士也贊成這种見解。我所讀過的書有几本是充滿著虔敬之心的。所以柯慈先生對于我最近這一次經歷雖然十分憂慮，我還可以向他重申：一個普魯茅斯教友的歪曲之論還不歪于使我對基督教發生偏見。 我的困難是在別的地方，這就是關于《圣經》及其已為人所承認的解釋。 在我進一步寫到和基督教徒更多的往來以前，我必須就這個時期的其他經歷談一談。 鐵布·哈齊汗·穆罕默德賽在比勒托里亞的地位和達達·阿布杜拉在納塔耳的聲譽是旗鼓相當的。凡有公眾的活動，少了他就不好行進，我在比勒托里亞的第一個星期就和他認識了，我告訴他我很想和那里的每一個印度人有所接触。我表示我有一种愿望，想研究一下那里印度人的情況，請他惠予協助，這一點他倒是高興地答應了。 我的第一個步驟是召集一個會議，請比勒托里亞所有的印度人都來參加，打算把德蘭士瓦印度人的情況告訴他們。這次會議是在哈齊·穆罕默德·哈齊·朱薩布賽的家里舉行的，我是憑一封介紹信認識他的。到會的大半是彌曼商人，雖然也有几個印度教徒參加了。事實上，比勒托里亞的印度教居民是很少的。 我在這一次會上的演說，可以說是我生平第一次對公眾的講話。我的講題是論商業上的誠實，在演講之前，我已作過相當准備。我常常听見商人們說，做生意是不能講誠實的。當時我不以為然，現在還是這樣。時至今日還有些做生意的朋友說商業和誠實是不能并立的。他們說，商業是很講實際的，而誠實則是一件宗教的事情：他們認為實際的事是一回事，而宗教卻是另一回事。他們以為做生意談不上純粹的誠實，除非是切實可行，人們是輕易不說的。我在演講中竭力非難這种說法，使商人覺悟到他們的雙重責任：在外國誠實格外重要，因為少數几個印度人的行為乃是他們的億万同胞的品行的准繩。 我早已發現我們的人民的習慣和生活和他們周圍的英國人比較起來是很不衛生的，我請他們加以注意。我還強調忘卻諸如印度教徒、穆斯林、波希人、基督教徒、古遮拉特人、馬德拉斯人、旁遮普人、信德人、卡赤人、蘇爾特人等等差別的必要性。 我在結束的時候，建議成立一個協會，以便把印度僑民的苦處陳述于有關當局。我答應盡可能抽出時間為這個協會服務。 我看出來這次會議給他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講話以后，便進行了討論。有人表示愿意供給我許多事實。我感覺受到了鼓舞。我發現听眾當中懂英文的很少。我覺得在這個國家英文知識是很有用的，我勸那些有時間的人學習英文。我告訴他們就算是上了年紀的人，還是可以學會一种語文，并舉出實例證明。我打算開辦一個英文班，此外，我還答應為那些愿意學習英文的人進行個別教授。 英文班沒有開成，但是有三個青年人表示愿意在方便的時候學習，條件是我到他們住的地方去上課。其中有兩個是穆斯林，一個是理發員，另一個是職員，第三個是個印度教徒，是一個小店員。我一一滿足了他們的要求。我對于自己的教學能力是沒有顧慮的，我的學生也許會厭倦，但是我決不會。有時候我到他們那里去了，卻發現他們正在忙著做生意，可是我并沒有失掉耐性。他們都不想把英文學得多深，但是有兩個學了大約八個月以后，可以說是大有進步。有兩個人學會了用英文記賬和寫普通的商業信札。那個理發員的雄心僅限于學會應付他的顧客。他們學習英文的結果是，有兩個學習具備了獲得較多收入的能力。 我以為那次的集會結果還算圓滿。就我記憶所及，那次會議還決定了以后每周或者可能時每月開一次這樣的會。這种會大体是按時舉行了，會上大家還自由地交換了意見。結果是，凡是當時住在比勒托里亞的印度人，沒有一個我不認識，他們的情況我也沒有不熟悉的。這就推動了我去見比勒托里亞的英國監督官賈科布斯·戴·韋特先生。他很同情印度人的處境，但他沒有什么勢力。雖然他答應盡力幫助我們，還請我需要的時候隨時去找他。 這時我便寫信給鐵路當局，告訴他們，就是根据他們自己的規章，印度人所受的旅行限制是不公正的。我得到了一封回信說：印度人只要是服裝合式的，都可以買頭、二等車票。這遠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因為誰的服裝才算“合式”，決定權仍然操諸于站長。 這位英國監督官給我看過一些有關印度人事務的文件。鐵布賽以前也給我看過類似的文件。我從這些文件里得悉，印度人是如何殘酷地被驅逐于奧倫治自由邦之外。 總之，我在比勒托里亞的居留使我有可能就德蘭士瓦和奧倫治自由邦的印度人的社會、經濟和政治情況進行了一次深入的研究。我并沒有想到這個研究以后對我會有那么大价值，因為，我本來打算年底就回國，或者更早一些，如果那件案子年前可以結束的話。 然而，上帝卻另有安排。 在這里要充分描述印度人在德蘭士瓦和奧倫治自由邦的情況是不合适的。誰要愿意充分了解那里的情況，我建議他讀一讀我所寫的《南非非暴力抵抗運動史》。可是，在這里提綱挈領地談一談還是必要的。 奧倫治自由邦的印度人，由于1888年或者更早的時候所訂立的一個特殊的法律，而被剝奪了所有的權利。如果他們想在那里住下去，他們只有到旅館去當招待員或者做一些其他類似的卑賤工作，才有可能。做生意的都被赶走了，雖然也給了一點點名義上的賠償。他們請愿，遞了申訴書，但是沒有下文。 1885年德蘭士瓦通過了一個非常嚴酷的法律，1886年略有修改。根据這個修訂過的法律，所有的印度人到德蘭士瓦都得交納三英鎊的人頭稅。除非在特別划給他們居住的地區內，他們不得私有土地，而實際上即使在這种地區內，他們也沒有土地的私有權。他們沒有選舉權，所有這一切都是根据那個為亞洲人而立的特殊的法律，其他适用于有色人种的法律對他們也有效。根据這些法律，有色人种，印度人都不得在公共的人行道上行走，如果沒有許可證，不得在夜間九時以后出門。這最后一項規定，對印度人來說，是很偏激的。凡被認為是“阿拉伯人”的人，作為一种优待，都可以免受這項規定的約束。這么一來，誰能享受优待自然就要仰承警察的鼻息了。 那時我得經受這兩項規定的效驗。我常常在夜間和柯慈先生外出散步，我們很少在十時以前回家。如果警察把我抓起來了，那可怎么辦呢？這個問題，柯慈先生比我還關心。他給他們的黑人仆人發過通行證，可是他怎么可以發給我？只有做主人的才可以發許可證給他的仆人。即使我要一張通行證，而柯慈先生也打算發給我，他也不能這么干，因為這是犯法的。 于是柯慈先生或者他的一些朋友便帶我到當地的檢察長克勞斯博士那里，原來我們還是校友。我需要有一張通行證以便夜間九時以后出門這件事，使他忍受不了。他對我表示同情。他并沒有下令發給我通行證，卻給了我一封信，授權我在任何時候出門，警察不得干涉，我出門的時候，身上總是帶著這封信。我從來沒有用過這封信，但這只能說是意外。 克勞斯博士請我到他的地方去，我們可以算是朋友了。我偶爾也去拜訪他，我得以認識他的更有名的哥哥——約翰內斯堡的檢察官，就是由于他的介紹。波耳戰爭期間，他因密謀刺殺一個英國軍官而被軍事法庭判處七年的徒刑，還被禁止執行律師業務。戰爭結束以后，他被釋放并恢复了名譽，重新獲准在德蘭士瓦當律師并執行律師業務。 這些關系后來在我的公眾生活中對我很有用，并且大大便利了我的工作。 關于使用人行道的規定，其結果對于我是相當嚴重的。我常常走過總統大街到一塊空曠的地方去散步。克魯澤總統的房子就在這條街上，是一棟非常普通、不惹人注意的建筑物，沒有花園，并且同周圍房子差不多。比勒托里亞有很多百万富翁的房子比他的要豪華得多，而且四周都是花園。克魯澤總統的儉朴的确是有口皆碑。只有在門前放哨的一名警察表明它是某某官員的房子。我總是沿著人行道不聲不響地走過這個站崗的警察。 這時站崗的警察是常常輪班調換的。有一次有一個警察沒有任何警告，甚至并不叫我离開人行道，便把我推開，并且把我打到街上去。這使我惊慌失措，我還沒有來得及責問他的行為，正遇上騎馬走過的柯慈先生，他招呼我說： “甘地，我什么都看見了。如果你到法院里去控告這個人，我將樂意作你的見證人。你受到這樣粗暴的毆打，我覺得非常遺憾。” “你不必難過，”我說道：“這個可怜的人曉得什么呢？每一個有色人种，在他看來全都一樣。無疑地，他對待黑人也象他對待我一樣。我已立意不為任何個人的疾苦打官司，所以我不打算控告他。” “你為人就是這樣，”柯慈先生說道：“可是你得好好考慮一下，象這种人我們必須給他們一點教訓才行。”于是他便對這個警察講話并加以申斥。因為警察是波耳人，他們講的是荷蘭話，談些什么我听不懂。但是他卻對我道歉了，這原是不必要的，我已經寬恕他了。 然而從此我再也不走這條馬路了。總歸會有別人來接替這個人的工作，由于不知道發生過這件事情，他們還會干出同樣的事來。為什么我還要再吃一次不必要的虧呢？因此我挑選了另一條路散步。 這件事加深了我對于印度僑民的感情。我為這些條例會見了英國監督官以后，便和他們研究是否就這一類的案子來一次控告，如果大家覺得需要這樣做的話。 因此我便對印度僑民的艱苦情況進行了密切的研究，不但就此讀了很多材料，听了很多談話，而且經過了親身的体驗。我明白南非不是一個有自尊心的印度人住得了的國家，如何才能使這种情況獲得改善，便成為越來越使我操心的問題了。 然而當時我的主要任務卻是關心達達·阿布杜拉的案子。 住在比勒托里亞那一年，是我一生最寶貴的經歷。我在這里有了學習公眾工作的机會并且獲得了某些工作能力。在這里，我的宗教精神變成了一种活力；我得到了律師業務的真正知識，也是在這里。在這里我所學習的也就是一個資歷還淺的律師向一個富有經驗的律師所學的。在這里我還得到了一种信心，相信自己做律師總不致于失敗。我獲得了律師成功的秘訣，也是在這里。 達達·阿布杜拉的案子不算小，牽涉到40，000英鎊的得失。因為它是由商業交易引起的，所以里面涉及許多瑣碎的賬目。有一部分要求是根据已經交付的期票，另一部分是根据對方交付期票的特別承諾。被告的辯護是說這些期票不是用合法的手續取得的，而且缺乏充分的理由。這個微妙的案子充滿了無數的事實和法律問題。 原告和被告雙方都延聘了最有才能的律師和法律顧問。因此我有一個很好的机會研究他們的工作。給律師准備原告的案由和挑選一些有助于他的案子的事實，這工作是由我負責的。能夠因此看到我所准備的材料有多少是為律師所采納，又有多少是被舍棄的，同時也可以看到律師所准備的材料究竟哪些是由法律顧問所采用的，這對我的确是一种教育。我懂得這种准備工作會給我相當的理解力和運用證件的能力。 我對這個案子有著极為濃厚的興趣。我的确是把全副精力都投進去了。我把所有關于這些交易的文件都看過了。我的當事人是一個极有才干的人，他對我是絕對信任的，這使我的工作輕易得多。我對簿記學進行了相當研究。我的翻譯能力也有提高，因為來往信件大部分是古遮拉特文，需要翻譯。 雖然我在前面已經說過，我在宗教問題和公眾工作中具有熱切的興趣，也常常分出一部分時間用在這些事務上，這卻不是我當時主要的興趣。我主要的興趣還是為這件案子作好准備工作。讀法律書籍，必要時查考法律案例，總是我首先要做的。結果，我對于這件案子的了解，恐怕連原告和被告都比不上，因為雙方的文件都在我一個人手里。 我想起已故賓卡特先生的話，他說事實只占法律的四分之三。這种說法后來被已故南非著名的律師李昂納先生充分地證實了。在我所經辦的一件案子里，我發現我的當事人的理由雖然是充足的，法律卻似乎不利于他。我沒有辦法，便去請教李昂納先生。他也覺得這件案子的事實方面是非常強有力的，他突然喊道：“甘地，我曉得怎么辦了：如果我們照顧了一個案子的事實方面，法律方面就可以听其自然。讓我們鑽到這件案子的事實方面去吧。”說完這几句話以后，他叫我就這件案子作進一步研究，然后再去找他。我回來把事實重新作一番推敲，我的眼光就完全改變了，同時我在無意中還找到了一件和這個案子頗相類似的南非舊案例。我喜出望外，去見李昂納先生，告訴他一切。“對了，”他說道：“我們將打贏這場官司。不過我們要弄清楚，是那個法官經辦這個案子。” 當我在為達達·阿布杜拉的案子進行准備的時候，我還不能充分理解事實竟有那么大的關系。事實就是真理，我們一旦依附了真理，法律自然就會來幫助我們了。我知道達達·阿布杜拉的案子，事實方面的确是极為有力的，因此，法律方面當然是有利于他的。然而我也曉得，如果官司繼續打下去，原告和被告雙方就會同歸于盡，而他們彼此都是親戚，又是同多。誰也不知道這件案子要到什么時候才能了結。如果讓它繼續在法庭里弄個水落石出，它可能無限期地打下去，這對雙方都沒有好處。所以，如果可能的話，雙方都希望立即了結這個案子。 我去見鐵布賽，勸他去找人仲裁。我建議他去見他的法律顧問。我向他提議，如果能找到一個雙方可以信任的仲裁人請他出來公斷，這件案子就可以迅速獲得解決。律師費急速地增長，當事人雖然都是大商賈，也經受不了這么龐大的支出。這件案子占有了他們過多的注意力，使得他們連做別的事情的時間都沒有了。同時相互間的惡感也在穩步上升。我對于這种職業感到厭惡。雙方的律師和法律顧問當然是各自找尋法律根据來支持他們的當事人。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胜訴的一方永遠收不回來因此而破費的一切代价。根据訴訟費法規的規定，雙方當事人之間有固定的費用范圍，律師和當事人之間的實際費用則高得多。這是我所不能忍受的。我感覺我的責任是使雙方重歸于好。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使他們和解。最后，鐵布賽總算同意了。仲裁人是委定了。雙方在他面前申述案子，結果達達·阿布杜拉獲胜。 然而這并沒有使我滿足。如果我的當事人要求對方立刻賠償，鐵布賽一定不可能全數付清。旅居南非的波爾班達彌曼人有一條不成文的法律，就是宁肯死亡而不愿破產。要鐵布賽全部付清37，000英鎊和訟費是不可能的。他決不愿意少付一個銅板，而他又不愿意宣布破產。這只有一個辦法，就是達達·阿布杜拉同意他分期償付為數不大的款項。這一點他倒是慷慨地答應了，時間也拖得很長。取得分期付款的讓步，對我來說，比促使他們同意仲裁還要困難。可是雙方對于這個結局都很滿意，雙方也因此獲得輿論的推崇。我的快樂是不可言喻的。我已經學會了法律的真實的實踐，學會了掌握人性之善良的方面而深入人們的心靈。我懂得了律師的真正職責是使有嫌隙的雙方言歸于好。這個教訓是這樣深深地銘刻在我的心里，以至在我執行律師業務的二十年間，大部分時間都花在促使成千的案件私下妥協。我這樣做毫無損失——甚至我的收入也沒有受到影響，更不必說我的靈魂有什么損失了。 現在可以回過頭來談一談我和基督教朋友們的經歷了。 貝克先生越來越關心我的前途。他帶我到威靈頓大會去。新教派的基督教徒每隔几年便召開這樣的大會，使信徒們得到一种啟發或自洁。這也可以說是一种宗教維新或宗教复興。威靈頓大會就是屬于這种類型的。主席是當地有名的安德祿·穆萊牧師。貝克先生原希望大會上使人感奮的宗教气氛和赴會者的熱忱和誠篤將無可避免地導致我皈依基督教。 然而他最后的希望卻寄托在禱告的功效上。他對于祈禱的信心是永不改變的。他确信凡是熱誠的禱告，上帝不能不听。他舉出好多例子，象布里斯托爾的喬治·繆勒就是全靠祈禱，那怕是世俗的需要，也是如此。我抱著毫無成見的態度傾听他講述祈禱的功效，并且向他保證：如果我感覺受到呼喚，沒有什么東西能夠阻攔我皈依基督教。我給他這個保證是毫無猶豫的，因為我早就學會了使自己順從內心的聲音。我樂于順從這种聲音。如果背著這种聲音做事，對我來說不但是困難的，而且是痛苦的。 于是我們便動身到威靈頓去。貝克先生陪著象我這樣“一個有色人种”赴會實在是有些為難。他有好多次完全因為我的緣故而遭受不便。有一天碰巧是個星期日，由于貝克先生和他的同伴不愿意在安息日旅行，我們便在途中逗留下來。雖然在諸多周折以后車站旅館的經理總算同意收留我住宿，但絕對不讓我進餐廳吃飯。貝克先生不是一個輕易讓步的人，他要為旅館的客人爭取權利。但我曉得他的困難。到了威靈頓我還是和貝克先生住在一起，盡管他竭力隱藏他所遭到的一些不便，我還是看得清清楚楚的。 這個大會是虔誠的基督教徒的一种集會，我對于他們的誠心感到高興。我會見了穆萊牧師。我曉得好多人為我祈禱。 我喜歡他們唱的一些圣詩，這些歌非常好听。 大會開了三天，我可以理解并欣賞那些赴會的虔誠的教徒。然而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需要改變我的信仰——我的宗教。要我相信只有成為基督教徒才能進天堂或得到解脫，這是不可能的。當我直率地這樣告訴几個相好的基督教朋友時，他們都很吃惊。然而這是沒有辦法的。 我的困難尚不止于此。我實在不能相信耶穌是上帝化身的獨生子，只有信仰他的人才能得到永生。倘若上帝能有儿子，我們都可以算是他的儿子。若諾耶穌象上帝，或者就是上帝本身，那么所有的人都象上帝，或者就是上帝。我的理智并沒有准備叫我相信，象字面上所說的那樣，說耶穌的确是以他的死和他的血來贖救世界的罪惡。也許當它是個寓言，還有几分道理。還有，根据基督教的信仰，只有人類才有靈魂，其他生物卻沒有，所以對它們來說，死亡就等于完全的毀滅；我的信仰恰恰相反。我可以承認耶穌是個殉道者，是犧牲的体現者，是個神圣的大師，但不能認為他是空前最完善的人。他死在十字架上對人世來說，是個偉大的示范，但是如果這件事本身有什么玄妙或奇异的好處，我是無法接受的。基督教徒的虔誠生活并沒有給我什么東西，如果說信仰其他宗教的人的生活不能給我什么的話。我在別人的生活中也曾看見過同樣的改革，正如我在基督教徒中間所听到的。就哲學上說，基督教的原理并沒有什么高超的地方。倘若從犧牲精神而論，我覺得印度教徒遠遠胜過基督教徒。所以我不能認為基督救是一种完美無瑕的宗教，更不能認為它是一种最偉大的宗教。 我只要有机會便把心中這些翻來复去的思想告訴我的基督教朋友們，然而他們的回答卻不能使我滿意。 這樣說來，我既然并不認為基督教是一种完美無瑕或最偉大的宗教，當時我也不相信印度教就是這樣一种宗教。印度教徒的缺點是我所深切感覺的。如果“不可接触者制度”１可以成為印度教的一部分，這只能是腐朽的部分，或者說是一种瘤子。我不能理解無數的宗派和种姓為什么存在。說《吠陀》２是上帝所啟示的，這是什么意思？如果它們真是由于上帝的啟示，為什么《圣經》和《可蘭經》就不是？ １不可接触者制度（untouchability）是印度教的一种社會制度。在印度教社會中，人們被分成四大种姓，即婆羅門（僧侶）、剎帝利（武士）、吠舍（農、商）和首陀羅（奴隸）。但在這四大种姓之外，還有一個不可接触者階級，通常被譯為“賤民”，被認為是不洁的，有罪的人，他們不能用公共的水井，不能進寺廟，不能在大路上行走，人們也避免同他們接触，以免受到“玷污”——譯注。 ２《吠陀》（Vedas）是印度教的經典，完成于紀元前1500年到1000年之間，是印度文學最早的產品，也是印度文學的淵源。《吠陀》共有四部，即《梨俱吠陀》（Rig－veda），是頌神的贊歌；《娑摩吠陀》（Sama－veda），是《梨俱吠陀》的副本，都是祭祀時供司祝念的詩篇；《夜柔吠陀》（Yajur－veda），性質同前兩种吠陀，但是夾雜了一些散文：《阿達婆吠陀》（Atharva－veda），是祈禱的詩歌，包含很多符簽咒語——譯注。 基督教的朋友們固然在說法改變我的信仰，連伊斯蘭教的朋友們也在這樣做。阿布杜拉賽就一直在勸我研究伊斯蘭教，當然囉，伊斯蘭教的好處，他總是說不完的。 我把我的困難寫信告訴賴昌德巴伊。我還和印度其他的宗教權威們通訊，并且得到他們的答复，賴昌德巴伊的來信多少使我平靜一些。他要我忍耐，要我更深一步地研究印度教。他有這么一句話：“若以冷靜的眼光看待這個問題，我相信別的宗教沒有印度教那么深遠的思想，沒有它對于心靈的洞察，或它的博愛精神。” 我買了一部謝禮譯的《可蘭經》，并且開始讀起來。我還弄到了關于伊斯蘭教的其他書籍。我和住在英國的基督教朋友們通訊，其中有一個朋友把我介紹給愛德華·麥特蘭，我和他也開始了信札往還。他寄給我一本《完美的道路》，這是他和安娜·金世福合著的書。這本書對流行的基督教信仰提出了反面的看法。他還給我寄了另一本書《圣經新詮》。這兩本書我都喜歡。它們似乎是支持印度教的。托爾斯泰的《天國就在你的心中》使我傾倒。這本書給我留下一個不可抹滅的印象。在它的獨立思考、深奧的道德和求真的精神面前，柯慈先生給我的所有的書籍似乎全都黯然失色了。 我所進行的研究就這樣把我帶到基督教朋友們所料想不到的方向。我和麥特蘭的通訊延續了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和賴昌德巴伊的書信往來則一直維持到他去世為止。我讀了他寄給我的几本書，包括《五業》、《珍珠環》，華斯陀的《瑜伽論》中的《解脫章》，哈利班德羅·蘇立的《妙見集》等。 我雖然走了基督教朋友不想叫我走的道路，我對于他們在我內心所喚起的宗教的向往，卻是永遠感念不忘的。我將一直怀念和他們的往來。未來的歲月已為我儲備了更多的而不是更少的這一類甜美而神圣的聯系。 這件案子既已了結，我便沒有理由再在比勒托里亞住下去了。于是我就赶回杜爾班，并開始作回國的准備。然而阿布杜拉賽卻想為我餞別，否則就不讓我走。他在西登罕為我舉行了餞別宴會。 他們打算在那里消磨一整天。我在那里順便翻閱几張報紙，偶然看到一張報紙上的角落里有一段題為“印度人的選舉權”的新聞，談到當時立法議會正在討論的法案，企圖剝奪印度人選舉納塔耳立法議會議員的權利。我還不知道有這么一個議案，于是成為到會最遲的一個客人。 我就這個問題問了一下阿布杜拉賽。他說：“這些事情我們能懂得什么呢？我們只懂得那些關系到我們的生意的事情。你知道，我們在奧倫治自由邦所有的營業全完了。這使我們急躁起來，可是沒有用。況且我們都是一些不中用的人，都是沒有受過什么教育的。我們看報紙，一般只是為了弄清當天的行情等等，還能懂得什么立法不立法？我們的耳目就算是這里的歐洲律師了。” “可是，”我說：“這里有那么多本地生的印度青年受過教育，難道他們不幫助你們嗎？” “他們呀！”阿布杜拉賽失望地歎了一口气。“他們從來不屑到我們這里來，而且老實告訴你吧，我們更不耐煩買他們的賬。他們都是基督教徒，都得仰承白种人牧師的鼻息，而這些牧師又得受政府的管轄。” 這一席話卻打開了我的眼界。我覺得這一幫人應該算是我們自己的同胞。難道基督教就意味著這樣嗎？難道因為他們信奉基督教就不能再當印度人了嗎？ 然而我就要回國了，我當時心里所想的，一時表達不出來。我只是對阿布杜拉賽簡單地說：“這個法案如果通過了而成為法律，那就會使我們的處境极為困難。這是釘入我們的棺材的第一支釘子，它打中了我們自尊心的根蒂。” “可不是嗎，”阿布杜拉賽也附和說：“我告訴你選舉權問題的來龍去脈吧。我們本來是什么也不懂的，但是我們最要好的一個律師艾斯坎比先生——這人是你認識的，把這個問題裝進了我們的腦子里。事情是這樣的：他是一個偉大的戰斗者，他和碼頭工程師勾心斗角极為猛烈，他怕這個工程師會剝奪他的選票而在選舉中打敗他。所以他就把我們的處境對我們說了，而我們也就在他的指使之下全都登記為選民，并且投了他的票。現在你該明白對于我們來說，選舉權并沒有象你所估量的那种价值了吧。不過我們懂得你的意思。那么，你的意見究竟應該怎么辦呢？” 別的客人都在注意傾听這席談話，其中有一個人說：“要不要我告訴你該怎么辦嗎？你退掉這一條船的船票，在這里多住一個月，那么我們就照你的吩咐去進行斗爭。” 其他人齊聲說道：“好主意，好主意。阿布杜拉賽，你一定得把甘地留下。” 阿布杜拉賽是一個圓滑的人，他說：“現在不用我留他了，因為你們也有權利留他。不過你們說得很對，讓我們·大·家勸他呆下來吧。可是你們要記住他是一個律師，他的費用怎么辦？”提起費用就使我難過，我破口說道：“阿布杜拉賽，費用不成問題。為公眾服務不能收費。如果能作為大家的一個公仆，我可以住下來。不過你知道，我和這些朋友都不熟，如果你相信他們會合作，我打算多住一個月。可是有一樣，雖然你們不用給我什么錢，我們打算進行的這种性質的工作，如果沒有一點儿基金是搞不起來的。譬如我們也許要發電報，也許要印發一點文件，也許得派人到處走動走動，也許得和當地的律師商量商量，而且由于我還不熟悉你們的法律，我也許需要几本法律書籍參考參考。所有這些事情沒有錢是做不成的。而且這件工作顯然不是一個人做得了的，得有很多人出來幫忙才行。” 于是他們异口同聲地說：“阿拉是偉大而仁慈的。錢會有的，人有的是，你要多少有多少。只要你同意住下來，那么一切都會有辦法。” 這個餞別宴會就這樣變成了一個工作委員會。我提議快點吃完晚飯回家去。我在心里打好了發動這個運動的綱領腹稿。我查明了那些選民名單上的人，決心再住一個月。 上帝就這樣奠定了我在南非生活的基礎，并撒下了為民族自尊心而斗爭的种子。 1893年時，哈齊·穆罕默德·哈齊·達達賽被認為是納塔耳印度僑民中最孚眾望的領袖。就經濟上說，阿布杜拉·哈齊·阿丹賽是他們當中的頭子，但是在公眾事務上，他和別的人總是把第一位讓給哈齊·穆罕默德賽。因此就在阿布杜拉賽的家里召開了一個由他主持的會議，并決定對選舉法提出反對意見。 志愿人員進行了登記。在納塔耳僑生的印度人，大部分是信奉基督教的青年，都被邀請參加了這次會議。杜爾班法院的譯員保羅先生和一個教會學校的校長蘇班·戈夫萊先生都出席了，他們負責帶來了一大批基督教青年到會上來，這些人全都主動登記為志愿人員。 當地很多商人自然都登記了，其中值得提一提的有達烏德·穆罕默德賽，穆罕默德·卡桑·康魯丁賽，阿丹吉·米耶汗賽，阿·科蘭達維魯·皮萊，西·拉契朗，蘭格沙密·巴提亞齊和阿瑪德·齊華。巴希·羅斯敦濟當然也在內。擔任文書工作的有馬尼克吉，約希，納辛赫朗諸位先生，他們都是達達·阿布杜拉公司和其他大商行的雇員。他們全都又惊又喜地發現自己居然也分擔了一部分公眾工作。象這樣被邀請來參加這种工作還是他們生平頭一次。面對著整個僑團所遭受的苦難，所有高低、貴賤、主仆、印度教徒、穆斯林、拜火教徒、基督教徒，古遮拉特人、馬德拉斯人、信德人等等差別，全都被忘卻了。所有的人全都象是祖國的儿女和公仆。 這個法案已經或者即將二讀通過１。從討論中的發言看來，沒有印度人對這個不合理的法案表示反對，這個事實竟被認為他們不配享受選舉權的佐證。 １資本主義國家議會的形式民主：一個議案必須經兩院三讀通過才算合乎程序——譯注。 我在會上就當時的情況作了說明。我們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發一個電報給議會的議長，要求他延期對這個法案作進一步的討論。同樣的電報還發給當時的總理約翰·魯賓遜爵士和達達·阿布杜拉的朋友艾斯坎比先生。議長很快便來了答复，答應將這個法案延擱兩天討論，這使我們的心快樂起來。 打算提交給立法議會的請愿書已經擬好了。這得繕寫三份，還得多寫一份發給新聞界。請愿書上還得盡可能征集更多的人簽名，而這一切工作必須一夜辦完。懂英文的志愿人員和另外几個人搞了一個通宵。有一個老頭叫阿瑟先生，因為書法好，負責謄寫正本。其余几份則由一個人念，几個人寫，就這樣同時寫好了五份。商人志愿人員有的坐自己的馬車，有的自己出錢雇馬車出去征求人家在請愿書上簽名。這個工作很快就辦完了，請愿書也發走了。有几家報紙刊載了這個請愿書，并發表有利的評論。這份請愿書同樣在議會中造成了一种印象，并且引起了討論。怀有成見的人為原議案進行了辯護，這种辯護顯然是很軟弱無力的，借此反駁請愿書中所提出來的論點。 然而這個法案還是被通過了。 我們全都預料到這是必然的結果，可是因此而引起的激動卻給這個僑團注入了新的生命力，而且給他們帶來了堅定的信念：印度僑團已經團結得象一個人一樣，是不可分割的；為了這個僑團的政治權利和做生意的權利而進行斗爭，是他們義不容辭的責任。 李朋勳爵這時是英國的殖民地國務大臣。大家決定給他送一份大請愿書。這個任務不小，也不是一天所能完成的。我們又征集了一些志愿人員，他們全都分擔了一部分工作。 我花了很大的力气來起草這份請愿書。我讀遍了所有能夠得到的有關這個問題的書籍。我的論點集中環繞在一個原則和一种權宜之計上面。我提出我們在納塔耳應該有選舉權，因為我們在印度也有一种選舉權。我吁請保留這种選舉權是一种權宜之計，因為能夠應用選舉權的印度人究竟還是少數。 在不到半個月的短時間里，便有一万人在這份請愿書上簽名。要在全省征求這么多人簽名并不是一件輕易的工作，尤其是因為進行這件工作的人全都是生手。我們特別挑選了几個能干的志愿人員來擔負這件工作，因為大家決定除非簽名的人對這份請愿書有了充分的了解，就不勉強他簽名。有些村庄分散在很遠的地方。只有依靠一批全心全意投入工作的人，才能迅速完成這件工作。而這一點他們确是做到了。他們全都積极地完成了分配給它們的任務。今天當我提筆寫這几行的時候，達烏德·穆罕默德賽，羅斯敦濟，阿丹吉·米耶汗和阿瑪德·齊華的形象又明晰地涌現在我的心上。他們征得了最多人的簽名。達烏德賽成天不停地坐著他的馬車奔跑。而這完全是一种出于愛的勞動，沒有人要求過任何開支。達達·阿布杜拉的屋子立刻成為人們川流不息的中心和公眾的辦公所。有一批受過教育的朋友幫助我工作，還有很多人是在那里吃飯的。所以每一個幫手都要花不少錢。 這份請愿書終于遞上去了。我們印了一千份散發出去。它第一次把納塔耳印度人的情況公諸于世。我把這份請愿書分寄給我所知道的所有的報館和出版社。 《印度時報》在一篇論述這份請愿書的社論里，有力地支持了印度人的要求。我們還寄了几份請愿書給英國各個党派的刊物和出版社。倫敦的《泰晤士》報支持了我們的要求，于是我們開始產生了一些希望，以為這個法案會被否決。 這時我要离開納塔耳已經不可能了。印度朋友們從四面八方把我包圍起來，要求我長期住下來。我表示我的難處。我已立意不依靠公眾的開支住下來。我覺得需要自立門戶。我認為應該有一棟好房子，而且地點适中。我還有一种想法：除非我過著通常律師的生活，我就不會增加僑民的信任。而我覺得一年沒有300英鎊，要維持這樣一個門面是不可能的。因此我決定，只有印度僑團保證給我最低限度的律師工作，我才能夠住下來，于是我把這個決定通知他們。 “不過，”他們說道：“我們宁愿讓你為公眾工作來籌措那筆錢，而且我們可以輕易地募集起來。自然這是在你私人的律師工作中應得的收入之外的。” “不，我不能為了公眾工作這樣要你們的錢。”我說：“這种工作要不了一個律師多少才能。我的工作主要是動員你們都來參加。那么我怎么可以因此算你們的錢呢？何況今后我還要經常為這類工作要求你們捐錢，如果我依靠你們的捐款來維持生活，那我就會覺得向你們募集大筆款項很不方便了，最后我們就將發現自己動彈不得了。再說，我還要僑團每年為公眾工作籌措300英鎊以上的數目呢？” “可是我們了解你已經有相當時間了，我們相信不需要的東西你是一點也不會要的。而且如果我們要你在這里長住，難道我們不應該負擔你的開銷嗎？” “你們這樣說，是因為你們的愛和眼前的熱情。我們怎么能夠肯定這种愛和熱情將永遠維持下去？而且作為你們的朋友和仆人，我會隨時向你們訴苦，天知道那時候我是否還會得到你們的愛護。不過，我無論如何不能因為公眾工作接受你們任何薪水。你們都同意把你們的案子委托我辦理，這對我已很信任了。雖然這一點已經會給你們增加很多困難了。因為我既不是一個白种人律師，我怎么能夠肯定法院會答應我？況且我也拿不定，作為一個律師，我的運气究竟怎樣。所以即使你們聘我為法律顧問，你們可能也要冒冒風險。你們既然支持了我，我當然把這個事實看成是我為大家效勞的報償。” 這次討論的結果，有二十來個商人聘請我當他們的法律顧問，為期一年。此外，達達·阿布杜拉把他打算為我送行的一筆錢替我購置了必要的家具。 就這樣，我在納塔耳定居下來了。 法庭的徽號是一架天平，不偏不倚地由一個公正、失明，但又明智的婦女操持。命運有意地使她雙目失明，以免她在進行裁判的時候，只取決于一個人的外貌而不決定于他的真實价值。然而納塔耳法律協會卻想叫最高法院采取有背于此一原則的行動，從而背棄其徽號。 我申請到最高法院當律師。我有孟買高等法院發給我的許可證。我在那里登記為律師時，將一份英文證書交存孟買高等法院備案。這一次進行申請，需要附上兩份品行證書，我想這兩份證書如果是出自歐洲人就會更有分量，因此我就設法從阿布杜拉賽所介紹認識的兩個有名的歐洲商人那里弄到這种證件。這种申請書必須通過法院的律師遞上去，如果是由檢察長遞上去的，照章不收費。達達·阿布杜拉公司的法律顧問艾斯坎比先生，是當時的檢察長。我拜訪了他，他愿意為我轉遞申請書。 這時法律協會卻通知我，反對我申請為法院律師，使我大為惊訝。他們反對的理由之一，是說我的申請書沒有附上英文證書原件。然而主要的原因卻是這樣的，在制定律師入會申請手續的時候，他們并沒有料到會有有色人种的律師申請入會的可能。納塔耳的成長得力于歐洲人的企業，所以歐洲人必須掌握法律界。如果有色人种也插足進來，他們就會在數量上逐漸超過歐洲人，那他們的屏障就要垮台。 法律協會聘請了一名杰出的律師來支持他們的反對意見。因為他和達達·阿布杜拉公司也有關系，他托阿布杜拉賽傳話給我，請我去看他。他很直率地和我交談，而且還問起我的經歷，這些我都告訴他了。后來他說： “我沒有什么和你過不去的話要說。我只是恐怕你是一個殖民地土生的冒險家，而你的申請書未附原證件這一事實增加了我的怀疑。有些人雖然有各种各樣的證件，但這些證件原來并不屬于他們自己。你送來了歐洲商人給你的品行證書，我看不出有什么价值。他們知道你什么？他們和你的交情能有多深？” “不過，”我說：“這里每一個人對我來說，都是陌生者，就連阿布杜拉賽也是在這里第一次認識我的。” “可是你剛才不是說他是你的同鄉嗎？如果你的父親在那里當過首相，阿布杜拉賽一定知道你的家族。要是他能為你寫一份保證書，我絕對不加反對。那時我將樂于通知法律協會，說我無力反對你的申請。” 這一席話激怒了我，不過我還是克制了自己的感情。“如果我附上了達達·阿布杜拉的證明，”我對自己說：“還是會被拒絕的，那時他們卻要歐洲人的證明。而且我申請入會當律師，和我的出身和經歷又有什么關系呢？不管我的出身多么貧賤或令人厭惡，又怎么可以用來和我作對？”然而我克制了自己，泰然答道： “我不承認法律協會有什么權利來了解這些細節，雖然我還是准備提交一份你所希望要的保證書。” 阿布杜拉賽的保證書准備好了，而且送交了法律協會的理事會。他說他滿意了，可是法律協會仍不以為然。它在最高法院反對我的申請，但是最高法院加以拒絕，甚至沒有傳艾斯坎比先生出庭作答。首席法官宣布說： “因為申請人未附上原證件而加以拒絕的理由是不充分的。如果他偽造證件，他將受到處分；如果他被證明有罪，他的名字也會被注銷。法律對于白种人和有色人种之間，并無差別。所以本法院無權阻止甘地先生登記為律師。我們接受他的申請。甘地先生，現在你可以進行宣誓了。” 我站起來，在登記官面前宣誓。宣誓完畢，首席法官對我說道：“甘地先生，現在你必須取下你的頭巾。在執行律師業務時，你必須遵守法院的規定，穿著規定的服裝。” 我明白自己是受限制了。為了服從最高法院的命令，我取下了在縣長法庭上曾經堅持不摘的頭巾。我這樣做，并不是因為：如果我抗拒了命令就不合理，而是由于我想保存自己的力量應付更大的斗爭。我不應該因為堅持戴頭巾就把一個戰士的技能消耗殆盡。為了更大的事業，這樣做是值得的。 阿布杜拉賽和別的朋友們都不贊成我屈從（或者說是軟弱吧？）。他們覺得我應當堅持出庭執行律師職務時有戴頭巾的權利。我設法說服他們。我設法使他們明白這樣一句格言的真理：“入國而問俗。”１我說：“如果在印度，有一個英國官員或法官下令叫你摘掉頭巾而加以拒絕，那是對的；但是在納塔耳省，作為法院的一個官員，如果我不尊重當地法院的習慣，那就錯了。” １直譯為“當你在羅馬的時候，你應當象羅馬人一樣生活”——譯注。 我用這些類似的說法多少使朋友們平息下來，但是就這件事來說，我并不認為已完全說服了他們接受在不同的情況下應以不同的觀點來看問題的原則。然而在我這一生中，堅持真理這一點已經教導了我學會欣賞妥協的美妙。在我以后的生活中，我明白這种精神就是非暴力抵抗運動一個必要的部分。它往往招致我的生命的危殆并引起朋友們的不滿。然而真理卻是堅如金剛，美如鮮花。 法律協會的反對給我在南非作了又一次宣揚。大部分的報紙都在非議這种反對，并譴責法律協會的嫉妒。這种宣揚在一定程度上便利了我的工作。 律師的業務曾經是，而且一直是我的次要職業。當時我必需集中精力搞公眾工作，因為這正是我繼續住在納塔耳的目的。散發關于褫奪選舉權法案的請愿書本身是很不夠的。要給殖民地國務大臣留一點印象，堅持鼓動是很必要的。為了這個目的，需要成立一個經常性的組織。于是我便和阿布杜拉賽以及其他朋友商量這個問題，我們一致決定要有一個具有永久性的公眾組織。 要給這個新的組織起一個名字傷透了我的腦筋。它最好不致和任何特殊的政党有所混同。我知道“大會”這個名稱在英國保守党分子當中，名聲是很坏的，可是國民大會卻是印度的生命所系。我要在納塔耳加以推廣。它使人毫不猶疑地敢于采用這個名稱。因此我就詳加說明我的理由，建議將這個組織定名為納塔耳印度人大會，并于5月22日宣布成立。 那一天，達達·阿布杜拉一間寬大的房子擠滿了人。大會獲得了全体到會者熱烈的支持。會章很簡單，會費卻很重。只有一個月付得起五先令的人，才能成為會員。經濟情況比較好的人則被勸告盡量多交一些會費。阿布杜拉賽月交二英鎊，名列前茅。還有兩個朋友也寫上了同樣的數額。我想我不能太落后了，寫上了月交一鎊會費。這對我不算是一個小數目，不過只要節儉一些，我想還是可以負擔的。而且上帝還在幫助我。我們果然有了一大批月交一鎊會費的會員，寫下月費10先令的人就更多了。此外還有一些捐款，當然被感謝地接受了。 經驗證明，單靠催索，誰也不會交納會費。住在杜爾班以外的會員，要經常去找他們，也不可能。一時的熱情，看來很快就消退了。就是住在杜爾班的會員，如果不再三催索，也不會交納會費。 我是大會的秘書，收集會費的任務便落在我身上。后來弄得我不得不專門雇一個文書成天忙著收集會費。這個人對這种工作也搞得厭煩了，我也覺得，這种情況如果要加以改進，就得把會費由月費改為年費，即使這樣，還得預先交納才行。因此我便召開了一次大會會議，每個人都歡迎把月費改為年費的建議，并規定一年最少要交三鎊的會費。這樣一來，收會費的工作就大為順利了。 我從開始就懂得不能依靠借貸來進行公眾工作。在大部分的事務上，人們可以依靠諾言，只有金錢的事情例外。我從來沒有見過哪個人按時交納他所承擔的會費，納塔耳的印度人也是一樣。正是因為沒有錢的時候便不做事，納塔耳印度人大會就從來沒有負過債。 我的同事對聯系會員的工作，有超越尋常的積极性。這是一种使他們感興趣的工作，同時也是一种很有价值的經驗。廣大的會員都愿意用現款交納會費。在遙遠的內地鄉下，工作相當困難。人們不了解公眾工作的性質。可是我們還常常接到訪問遠方的邀請，每一個地方的有名商人都很殷勤地接待我們。 有一次，我們在這种旅行中遭到了相當困難的局面。我們指望我們的主人捐助6鎊，可是他只答應最多給3鎊。如果我們接受了這個數目，別人就會援例，那我們收費的工作就會受影響了。那時已經是深夜了，我們肚子都很餓。然而我們打算收取的數目還沒有收到，怎么好吃飯呢？一切好話都說盡了，主人似乎极為堅決，不動聲色。當地其他的商人都瞧他的，我們坐了一個通宵，雙方都立意互不退讓。我的同事們大多怒气騰騰，可是他們都克制了自己。最后，天已破曉，主人讓步了，交了6鎊，還請我們吃飯。這事發生于東卡特，但影響所及，雖遠至北海岸的史丹澤和內地的查理斯城都感覺得到。這件事也加速了我們募集會費的工作。 然而募集基金并不是唯一的工作。事實上我早就懂得這樣一個原則：不要使人有多于他所需要的金錢。 會議通常是一月一次，如果必要，也有一星期一次的。開會時總要宣讀一下上次會議的記錄，然后討論各种各樣的問題。人們還沒有參加公眾討論的經驗，也不懂得作扼要而有要領的發言。每個人要站起來講話，都有些猶豫。我向他們說明會議的程序和規則，他們都加以遵守。他們懂得這對他們是一种教育，有很多從來不習慣在大庭廣眾面前講話的人，不久便養成了就公眾利益問題當眾考慮和發言的習慣。 我知道在公眾工作中，小小的開支有時會造成大量的支出，所以開始的時候，決定連收据也不鉛印。我的事務所里有一架油印机，收据和各种文件都采用油印。一直到大會有了充足的經費，會員的數目和工作都有所增加了，才拿這些東西去鉛印。這种節約對每一個團体都是必要的，可是我知道并不是每一個團体都做得到。我所以對一個小小的但是在成長中的組織一開始就詳細談論這些小節，正是為了這個道理。 人們交納會費并不在乎有沒有收据，然而我們總是堅持開給收据。所以每一個銅板都記得清清楚楚，而且我敢斷言，1894年的賬簿今天還可以在納塔耳印度人大會的檔案中完整無缺地找到。對于任何組織來說，細心保存賬目是必不可缺的；沒有它們，這個組織就會失去威信。沒有保存妥當的賬目，它就不可能維持其原有的純洁的真理。 大會的另一個特點，是吸收了當地僑生而受教育的印度人來為大家服務。在大會的贊助下，僑生印度人教育協會成立了，會員大多數是這一幫受教育的青年。他們得交納名義上的會費。協會幫助他們解決困難，啟發他們的思想，使他們和印度商人有所接触，也為他們提供為僑團服務的范疇。協會還是一個辯論的場所；會員定期集會宣讀各种問題的論文。還有一個和協會有聯系的小圖書室也建立起來了。 大會的第三個特點是宣傳。這包括使南非和英國的英國人以及印度的人民了解納塔耳的真情實況。為了這個目的，我寫了兩本小冊子：頭一本是《向南非的每一個英國人呼吁》，包括一篇由事實所支持的聲明，說明納塔耳印度人的一般狀況。另一本是《印度人的選舉權——一個呼吁》，這本書包括一段以事實和數字概括了納塔耳印度人選舉權的簡史。為了准備這些小冊子，我花了不少的勞動進行研究，雖然很傷腦筋，結果卻是很值得的。它們曾被廣泛地傳播。 所有這一切活動的結果是，為南非的印度人贏得了無數的朋友，并且得到了印度各党派的積极同情。這种活動還在南非的印度人面前展開了一條明确的行動路線。 內心的熱誠而真純的愿望往往是可以實現的。就我自己的經驗來說，我常常看到這個規律得到證實。為窮苦的人服務一直是我內心的愿望，而這個愿望常常使我置身于窮人之中，使我能夠和他們求得一致。 納塔耳印度人大會的會員雖然包括了僑生的印度人和以文書工作為生的階層，但是非技術工人和契約工人卻不在它的范圍以內。大會并不是他們的。要他們交納會費才能成為會員，這是不可能的：大會只能為他們服務，才能取得他們的依附。有一個机會提供了這种便利，雖然當時大會和我都還說不上有什么准備。當我執行律師業務不過三、四個月，而大會還在襁褓中的時候，有一個衣衫襤褸、手拿頭巾、兩個門牙被打掉、滿口流血的泰米爾人顫抖地站在我的跟前哭泣，原來他遭受了主人的毒打。我有一個文書也是泰米爾人，我通過他了解了全部情況。巴拉宋達朗——這就是來訪者的名字——按照契約正在杜爾班一個著名的歐洲人的家里做工。那個主人因為對他發了脾气，不能自制，狠狠地打了巴拉宋達朗一頓，打掉了他的兩個門牙。 我把他送到一個醫生那里——那時還只能找到白种人醫生。我要醫生開一張證書，說明巴拉宋達朗受傷的性質。我拿到證書以后，便帶著受傷的人直接去找縣長，遞交了他的起訴書。縣長讀完起訴書，极為憤慨，立即發出傳票傳訊雇主。 我當時的愿望遠不是要使雇主受罰，我只是要他開釋巴拉宋達朗罷了。我讀過有關契約勞工的法律。如果有一個普通佣人不言不語就擅离職守，他的主人可以在民事法庭上告他。對于契約工人，情況完全兩樣。要是發生了同樣的事情，他就會被告到刑事法庭上去，并被判服刑。威廉·漢特爾爵士所以叫契約工人制几乎和奴隸制一樣坏，就是這個緣故。象奴隸一樣，契約工人也是主人的財產。 當時只有兩個辦法可以解救巴拉宋達朗：要求契約工人的保護人取消契約將他轉讓給別人，或者是要求巴拉宋達朗的雇主釋放他。我拜訪了他的雇主，對他說：“我不愿意控告你使你受罰。你毒打了那個人，我想你是明白的。如果你同意將契約轉讓給別人，我就心滿意足了。”這一點他立刻就接受了。然后我又去找保護人，他也同意了，條件是，要我去找一個新的雇主。 于是我便到處去找雇主。他必須是一個歐洲人，因為印度人不能雇用契約工人。當時我所認識的歐洲人很少，我去找其中的一個。他很慷慨地答應收留巴拉宋達朗。我感謝了他的好意。縣長宣判了巴拉宋達朗的雇主，責成他將契約轉讓給別人。 巴拉宋達朗的案子傳到了每一個契約工人的耳朵里，而我則被認為是他們的朋友。我對于這种關系，极感高興。契約工人經常不斷地開始源源涌向我的事務所，而我則獲得了絕好的机會去了解他們的歡樂和悲愁。 巴拉宋達朗的案子所引起的反應，連遠至馬德拉斯的地方也听到了。從這個省份各地來到納塔耳從事契約勞動的工人則從他們的契約弟兄們那里，听到了這個案件。 這件案子本身原沒有什么新奇之處，然而納塔耳有人照顧他們的利益并且公開為他們工作的這一事實，使契約工人感到又惊又喜，并且使他們感到鼓舞，充滿了希望。 我已說過，巴拉宋達朗初次進入我的事務所時，手里拿著頭巾。那种景象有一种特殊的傷感，這也表現了我們所受的屈辱。我已經敘述過我被要求摘下頭巾時的情景。每一個契約工人和印度生客，當他訪問歐洲人的時候，都被一种強制的習慣所迫而摘下他的頭飾，不管頭飾是帽子、頭巾或纏在頭上的披肩。以雙手致敬的做法還嫌不足。巴拉宋達朗以為對我也應該遵循這种做法。這是我生平第一次的經歷。我感到屈辱，要他纏起他的頭巾。他照我所吩咐的做了，雖然還有點遲疑，但是我從他的臉上可以看出他的歡喜之情。 當自己的同胞受到侮辱的時候，竟然有人自以為光榮，這對我來說，一直是百思而不得其解的。 巴拉宋達朗的事情使我得以和印度契約工人有所接触。然而，促使我就他們的情況進行深入研究的，卻是對那种企圖置他們于特別苛重的捐稅之下的斗爭。 就在這一年，即1894年，納塔耳政府打算對印度契約工人征收年稅25英鎊。這項建議使我震惊。我把這件事提交大會討論，大會立即決定組織必要的反抗。 首先，讓我把這种捐稅的起因簡要地談一談。 大約在1860年，納塔耳的歐洲人發現這里大有种植甘蔗的發展余地，但是缺少勞工。因為納塔耳的朱魯人不适宜于這种形式的工作，如果沒有外來的勞工，要想种植甘蔗和制糖，是不可能的。因此，納塔耳政府便和印度政府通訊，取得后者的同意來招募印度勞工。招募的辦法是簽訂在納塔耳做工五年的契約，期滿后工人可以自由定居在那里，并有充分的權利購買土地。這是對他們的誘餌，因為當時那些白种人正盼望著印度工人的技術在契約期滿之后留下來改進他們的農業。 然而印度人卻提供了比人們期望于他們的更多的東西。他們种植了大量的蔬菜。他們帶來了大批的印度品种，并設法种植，使當地的品种更加便宜。他們還傳播了芒果。他們的企業并不限于農作。他們進入了商界。他們買地造房，有很多人從勞工的地位升為土地和房產所有者。印度國內的商人隨之而來，并定居下來經商。已故阿布巴卡·阿穆德賽就是他們當中的第一號人物；他很快便建立了規模宏大的生意。 這种情況，使白种商人心怀戒懼。他們最初歡迎印度勞工前來，并沒有料到這些人也有做生意的本領。他們要是作為獨立的農業者，也許還可以得到容忍，但是他們在商業上的競爭，卻令人無法忍受。 這就撒下了敵視印度人的种子，還有其他的許多因素促使它的成長。我們的生活方式和他們不同，我們的生活簡朴，我們滿足于微小的收入，我們對于清洁衛生的規定滿不在乎，我們不善于維持周圍環境的整洁，以及我們不善于保持房屋的美觀——所有這一切，加上宗教信仰上的分歧，都有助于煽起敵對的火焰。在取消選舉權的法案中，在對印度契約工人征課捐稅的立法中，都体現了這种敵對，除了立法之外，還有一大批進行欺壓的辦法早就開始了。 頭一個倡議是印度勞工必須強迫予以遣返，這樣，他們的契約期限就在印度滿期了。印度政府大概不會接受這种辦法。 因此又有人提出另一种建議，其內容是： 一、印度勞工于契約期滿時，必須返回印度； 二、如果他不回去，每隔兩年，就得簽訂一次新的契約；每簽訂一次契約，增加一次工資； 三、如果他不愿意回印度，又不愿意簽訂新的契約，每年就得交納25英鎊的捐稅。 由亨利·賓斯爵士和馬遜先生組成的代表團被派到印度去為這個建議謀取印度政府的同意。當時印度總督是葉爾金勳爵。他不贊成征收25英鎊的稅，但同意收3英鎊的人頭稅。當時我以為，甚至現在我還抱著同樣的想法：這是總督方面一個嚴重的錯誤。他在贊成這种建議時，絲毫沒有考慮到印度的利益。他本來并沒有什么責任去向納塔耳的歐洲人作這种讓步。在三、四年的時間內，一個契約工人和他的妻子，還有一個16歲以上的男孩和13歲以上的女孩，都得納稅。一個四口之家——夫婦和兩個孩子——每年要交納12英鎊的稅，可是做父親的每月的平均收入不過14先令，這种做法是殘酷不堪的，而且是世界上任何地方所沒有的。 為了反對這种捐稅，我們組織了一次激烈的斗爭。要是納塔耳印度人大會對于這個問題保持緘默的話，印度總督說不定連25英鎊的稅也贊同了。從25英鎊減少到3英鎊，也許完全是由于大會的不滿。不過我這种想法或許是弄錯了。印度政府說不定一開始就不贊成征收25英鎊的捐稅，而將它降至3英鎊，不管大會是否加以反對。總之，這是印度政府方面一次失掉人心的做法。作為印度福利的受委托的人，總督絕不應該贊成這种不人道的捐稅。 大會并不認為這种捐稅已經從25英鎊降為3英鎊是什 么重大的成就。大會不能完全維護印度契約工人的利益，仍然是一件憾事。它一直決心要達到取消這种捐稅的目的，然而這种決心卻一直到二十年以后才實現。而當這种決心實現了，它就不僅是納塔耳印度人的，而且還是旅居南非的全体印度人共同努力的結果。已故戈克利先生的背信棄義，使這次斗爭成了最后的一次斗爭，印度契約工人全都參加了這次斗爭，由于當局斷然開槍的結果，有些人因此喪失了生命，一万多人受到了監禁。 然而真理終于取得了胜利。印度人所采的苦難正是那种真理的表現。可是如果沒有無所畏懼的信念，沒有巨大的耐性和不懈的努力，就不會取得胜利。如果僑團放棄了斗爭，如果大會也拋棄了斗爭而任命交納這种捐稅，認為那是無可避免的，那么，這种可惡的捐稅就將繼續向印度契約工人征收，一直到今天也不會停止，而給旅居南非的印度人和整個印度留下永恒的恥辱。 如果我發覺自己完全浸沉于為印度僑團服務，那么，它背后的理由是我的自我實現的愿望。我把服務當作我自己的宗教，因為我覺得只有通過服務，才能認識上帝。所謂服務，在我便是為印度服務，因為這是無需尋求而自然到來的，而我也很愿意去做。我到南非去，是為了旅行，為了逃避卡提亞華的政治紛爭，也為了謀自己的生活。然而正如我所說過的，我卻發現自己在尋求上帝，并致力于自我實現。 基督教的朋友們引起了我追求知識的欲望，這种欲望几乎是無法滿足的，而且即使我想淡然置之，他們也不會讓我安然度過。南非傳道總會的會長斯賓塞·華爾頓先生在杜爾班看上了我，我几乎變成了他家里的一員。我所以能夠認識他，自然是由于我在比勒托里亞和基督教徒的往來。華爾頓先生有一种与眾不同的做法。就我記憶所及，他從來不曾請我改信基督教。然而他卻把他的生活象一本攤開的書擺在我的面前，讓我觀察他的全部行動。華爾頓夫人是一位极其溫柔而能干的婦女。我很喜歡這兩口子的態度。我們了解彼此之間根本不同的地方，無論怎樣討論，也不能消除這种差异。不過只要彼此能夠互相容忍、并抱著博愛和追求真理的態度，這种見解上的不同，也有它的好處。我喜歡華爾頓夫婦的謙遜、耐心和對于工作的熱愛，我們常常見面。 這种友誼使我對于宗教的興趣勃然不衰。現在我已不能象在比勒托里亞那樣有空閒的時間從事宗教研究了。不過只要我有一小點空閒，我總要很好的利用。我的有關宗教問題的通訊，一直在繼續著。賴昌德巴伊是我的導師。有一位朋友送給我一本納瑪達·尚卡所寫的《達摩維伽》。這本書的序言對我很有幫助。我曾听說過這位詩人所過的豪放不羈的生活，序言中談到他怎樣因為研究宗教而發生的生活的變革，使我為之神往。我逐漸愛上了這本書，從頭到尾地專心研讀。麥克思·繆勒寫的《印度——它能教給我們什么？》和通神學會所出版的英譯本《奧義書》１我都喜歡讀。這些書使我越發尊重印度教，并使我逐漸認識了它的优美。雖然，這并不使我對其他的宗教抱有偏見。我讀過華盛頓·伊爾文的《穆罕默德的生平和他的繼承者》和卡萊爾對于這位先知的頌詞。這些書提高了我對穆罕默德的敬仰。我還讀過一本書，叫做《查拉圖斯特拉語錄》。 就這樣，我獲得了更多的有關各种宗教的知識。這种研究促進了我的自我反省的能力，還使我養成了一种有所啟發即見諸實行的習慣。因此，從研究印度教的典籍所了解的一些瑜伽法２，我便拿來實行。但是我的進度很有限，我決定回到印度以后，要找專家指導。然而這個意愿，始終未見實現。 １《典義書》（Upanishads）是闡釋吠陀經典的一种著作，著重哲學思想的闡釋，多采用散文体裁。奧義書种類甚多，有一百五十多种，最早的著作可以追溯到紀元前六世紀——譯注。
安家立戶，對我來說，并不是什么新的經驗。不過，我在納塔耳所建立的門戶，卻和我在孟買和倫敦的家不同。這一次，有一部分開支完全是為了体面。我以為必須有這樣一個門庭，使它和我在納塔耳作為一個印度律師和代表的地位相稱。因此我就在一個有名的地區找到一棟漂亮的小房子，而且還配備了一套合适的家具。伙食是很簡單的，但是因為我常常請英國朋友和印度的同事們吃飯，家里的開銷一直是很大的。 每一個家必須有一個好佣人。可是我從來就不知道怎樣把一個人當佣人使喚。 我有一個朋友，他是作為同伴和幫手住在我家里的。我有一個廚子，他已成為我家里的一員。我還有几個事務所的文書，和我同住同吃。 我以為在這种体驗中，我有相當多的成功之處；但是在生活的慘痛經驗中，也并不是毫無缺陷的。 我的那個同伴是一個很聰明的人，而且我以為他對我是很誠實的。然而這一點我是受騙了。他對住在我家里的一個文書心怀嫉妒，編造了這么嚴密的一個羅网，使我對這個文書產生了怀疑。這位文書朋友有他自己的怪脾气，他一知道我在怀疑他，便立刻离開了我的房子和事務所。我很難過，覺得說不定是我對不起他，而我的良心也一直使我煩悶。 這時，廚子正需要有几天的假期，或者因為別的一些原因需要走開几天。他不在的那几天，需要另外找一個人來頂替。這個新來的人，我在以后知道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無賴。但是對我來說，他卻是一個上帝特意派遣的人。他來了不過兩三天，便發現某种不正常的事情，正在背著我在我家里偷偷地進行，他決心提醒我。認識我的人，都知道我是一個很易于信任別人而且對人率直的人。所以這個發現對這個人來說，更使他震惊。每天中午一點鐘的時候，我常常從事務所回到家里吃飯。有一天大約是十二點鐘了，這個廚子急急忙忙跑到我的事務所來對我說：“請你馬上回家，你會大吃一惊的。” “怎么回事啦？”我問道：“你得告訴我是怎么回事呀！這個時候我怎么可以离開事務所去看呢？” “你要不去，你會后悔的。這就是我所能說的了。” 我覺得他的堅持有一种督促力量。我立即回家，有一個文書和我一道，那個廚子則走在我們前頭。他帶我直奔樓上，指著我那位同伴的房間說：“打開這扇門，你就明白了。” 我全都知道了。我敲著門，卻沒有回答！我使勁地敲門，連牆壁都搖晃起來了。門開了，我看見房里有一個妓女。我要她走開，永遠不許她再來。 我轉身對那個同伴說：“從此以后，我不再和你往來了。我一直受了欺騙，自己當了傻瓜。這就是你對待我對你的信賴嗎？” 他不但不承認錯誤，反而威脅說要掀我的底。 “我沒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我說道：“無論我做什么，都可以公開。但是你得馬上滾開！” 這使他更惱了。我看沒有什么辦法了，便對站在樓下的那位文書說：“請你去通知警長，為我致意，說有一個同我住在一起的人有不正當行為。我不愿意他再住在我家里，可是他不肯走。如果警察局能派人來幫幫忙，我十分感謝。” 這向他表明，我是很認真的。他的罪行使他緊張起來。他向我道歉，要求我不通知警察，答應立即离開我家里，之后他照做了。 這件事在我的生活中算是一次及時的警告。一直到現在，我才清楚地看到了我是如何被這罪惡的精靈徹頭徹尾地蒙在鼓里。當初我收容他，是采用了坏的方法想要達到好的目的，叫做“緣木求魚”。我早就听說這個同伴的品行不好，但我相信他對我誠實。我想要改造他，卻几乎毀了自己。我把許多好朋友的警告置之不理，對他的過于信賴完全把我蒙蔽住了。 要是沒有這個新廚子，我就不會發現真實的情況，而在這個同伴的影響之下，說不定我就不能夠過著我當時已經開始了的生活。我就將永遠在他身上浪費時間，他就會有力量置我于黑暗之中而把我引入歧途。 然而和以往一樣，上帝拯救了我。我的用心是純洁的，所以我雖然犯了錯誤，還是得到了挽救，而這一次早年的經歷卻為我的未來徹底地提出了警告。 這個廚子可以說是上天所派來的使者。他不會做飯，而且作為一個廚子，他也不會在我家里住下去。可是沒有別人能打開我的眼界。以后我才知道，那個女人被帶到我家里來，這并不是第一次。以前她常常來，但是誰也不如這個廚子有勇气。因為誰都知道我是多么盲目地信任那個同伴。這個廚子，正如事實所表明的，就是專為這件事情被派遣來的，因為當時他馬上要求离開。 “我不能住在你的家里，”他說道：“你是這么容易上當，這不是我呆的地方。” 我讓他走了。 如今我才發現，毒化我的耳朵使我怀疑那個文書的，不是別人，正是這個同伴。我竭力設法想要補救我所做的對不起那個文書的事情。然而我始終不能完全使他滿意，這是我終生的憾事。不管你怎樣彌補，裂痕終歸是裂痕。 到現在我旅居南非已有三年之久了。我已經多少了解了當地的人，而他們對我也有所了解。1896年我請准假回國半年，因為我明白我要久住在那里了。我已經建立了頗為良好的業務，而且人們顯然感覺需要我在那里。所以我決心回家一趟，帶著妻儿回來定居。我還覺得，如果我回國轉一下，我也許還可以做一點公眾工作，教育公眾輿論并引起人們對于南非印度人的更大興趣。3英鎊人頭稅是一個已經公開了的瘡疤，除非加以廢除，人們是不會平息下來的。 不過我走了以后，誰來負責大會和教育協會的工作呢？我想到兩個人：阿丹吉·米耶汗和巴希·羅斯敦濟。現在從商界當中也可以找到很多工作人員，但是擔當得起經常性的工作以執行秘書職務、并且受到印度僑團的尊敬的，就算他們兩人了。做秘書的當然需要具有能夠應付的英文知識。我向大會推荐了已故阿丹吉·米耶汗的名字，大會同意任命他為秘書。經驗證明這個選擇是很恰當的。阿丹吉·米耶汗以自己的堅忍、寬宏大量、平易近人和彬彬有禮使大家都滿意，而且向大家證明了：秘書工作并不一定需要一個具有律師學位或受過高等英國教育的人。 大約在1896年中，我搭乘開往加爾各答的“彭戈拉”輪船回國。 船上乘客很少，其中有兩個英國官員，我和他們有過密切的往來。我和其中的一個人，天天要下棋一小時。船上的醫生給我一本《泰米爾文無師自通》，我便開始學習起來。我住在納塔耳的經驗告訴我：我應當具有烏爾都文的知識，才能夠和穆斯林取得密切的聯系，應當學會泰米爾話，才能夠和馬德拉斯的印度人有密切的往來。 由于那位和我一起學烏爾都文的英國朋友的要求，我在統艙的乘客中找到了一個好烏爾都文的老師，我們學起來取得了很大的進步。這個官員的記性比我還好，他念過的字從來不會忘記；我卻常常覺得辨別烏爾都文字很難。我帶著更大的耐性學習，但是總赶不上那個官員。 至于泰米爾文，我卻學得頗有起色。當時找不到什么人幫助，幸而《泰米爾文無師自通》是一本好書，我并不感覺需要多大的外力的幫助。 到了印度以后，我還希望繼續這种學書，可是已經不行了。1893年以后，我所讀過的書，大部分是在監獄里進行的。我在泰米爾文和烏爾都文的學習中，确實有些進步，但都是在獄中下的功夫——在南非的許多監獄中學泰米爾文，在耶羅佛達獄中學烏爾都文。不過我一直沒有學會講泰米爾話，而且我以自修所學得的那一點儿知識，因為缺少應用，現在全都忘光了。 時至今日，我仍然感覺不懂得泰米爾文和德魯古文极為不便。旅居南非的德羅維達人１對我所表示的情誼，在我仍然是記憶猶新的事情。我每逢遇見一個泰米爾或德魯古朋友的時候，便情不自禁地要想起他在南非的許多同胞的信仰、堅忍和大公無私的犧牲精神，而他們大部分是文盲，婦女不認字的固然很多，男人不識字的也不少。在南非的斗爭就是為了這個目的，而這种斗爭是由不認字的戰士進行的；斗爭是為了窮人，而窮人也都參加了這种斗爭。不過，不懂得他們的語言卻并沒有妨礙我贏得這些單純而善良的同胞的心。他們會講几句不成章的印度斯坦語２或英語，我們在一起進行工作并不感覺有什么困難。然而我要學會泰米爾文和德魯古文，以報答他們的眷愛。我學泰米爾文，正如前面所說的，是有一些進步的；但是德魯古文，我在印度雖然學過，卻從未超越字母的范圍。現在我恐怕永遠學不會這兩种語文了，因此希望德羅維達人學會印度斯坦語。旅居南非而不會講英語的德羅維達人，的确會講印地語或印度斯坦語，雖然講得很蹩腳。只有那些會講英語的人不愿意學它，仿佛懂得一點英文倒反成為他們學習自己祖國語文的障礙了。 １德羅維達人（Dravidians）是印度最早的土著民族，現在絕大部分定居于南印度。泰米爾和德魯古是他們的主要語言——譯注。
火車在開往孟買途中，在阿拉哈巴停了四十五分鐘。我決定利用這個時間到城里逛一逛。我還得到藥店里買一點藥。藥劑師還在惺忪半睡之中，他配藥時慢條斯理，以致我赶回車站時，火車正好開走了。站長好心地為我延緩了一分鐘的開車時間，但是沒有看見我回來，只得細致地叫人把我的行李取下火車。 我在克爾尼旅館開了一個房間，決定就地做一點工作。我曾經听人家說過關于阿拉哈巴的一家報紙《先驅報》的許多情況，而且還知道這家報紙是印度人的愿望的反對者。我記得當時的主編是小吉士尼先生。我要爭取各方面的幫助，所以我便寫了一張條子給吉士尼先生，告訴他我如何誤了火車，請他約個時間談談，使我可以翌日离去。他立刻答應了，尤其使我高興的是，他耐心地听取了我的意見。他答應在他的報紙上報導我所寫的任何東西，但是聲明他不能答應支持印度人的所有要求，因為他必須懂得、并且給予殖民者的觀點以應有的分量。 “這就夠了，”我說道：“只要你答應研究這個問題，并且在你的報上加以討論。我所要求和希望的，不是別的，就是我們所應得的赤裸裸的正義罷了。” 我把這一天其余的時間花在看一看雄偉壯麗的三河匯合處１，并計划著擺在我面前的工作。 １三河匯合處（Triveni）實指恒河（Ganges）和朱木那河（Jumna）匯合之處，被印度教徒認為是圣地——譯注。
我對于英國憲法的忠誠，很難有人可以相讓。現在我明白，我對于真理的愛，就是根源于這种忠誠。對我來說，假裝忠誠，或者假裝別的什么美德，是不可能的。我在納塔耳所參加的集會，沒有一個不奏國歌的，當時我就感到，我也應該和大家一齊唱。我并不是不知道英國人統治的缺點，但是總的來說我認為，是可以接受的。當時我相信，英國人的統治，整個說來，對于被統治的人，是有好處的。 我在南非所看見的种族偏見，我以為是和英國人的傳統背道而馳的，而且我相信這不過是暫時的和個別地方的現象。所以我和英國人爭相效忠于國王。我以謹慎的堅持力學會了“國歌”，只要有人唱起來，我就跟著一齊唱。遇有机會表達這种忠誠的時候，我總是毫無矯飾地參加。 我一生之中，從來不曾濫用這种忠誠，也從來沒有想借忠誠為手段，來達到自私的目的。就我來說，忠誠勿宁是一种義務，我表示忠誠并不指望報償。 我回到印度的時候，慶祝維多利亞女王在位六十周年的籌備工作正在進行。拉奇科特也為這事成立了一個委員會，我被邀參加。我接受了這個邀請，但是怀疑這种慶祝主要恐怕是擺擺場面而已。我發現當中有很多訛詐，心里相當難過。我開始反問我自己是否還應該留在委員會工作，但最后決定，只要做好我那一部分工作，我就心滿意足了。 慶祝活動中有一項建議是植樹。我看見很多人植樹不過是為了裝裝樣子和討好達官貴人而已。我曾設法說服他們：植樹不是強迫的，而是一种建議；要嗎認真地种植，不然就根本不种。我的印象是，他們听見我這种說法，都禁不住笑起來。我記得我在种植分配給我的樹苗時，是很認真的，我還細心地澆水和看護。 我還把英國國歌教給家里的孩子。我記得還教過當地師范學院的學生，不過我忘了是為慶祝女王在位六十周年還是為了愛德華七世加冕為印度皇帝。后來這個歌詞在我心中引起了沖突。因為我關于“非暴力”的觀念越來越成熟了，我對自己的思想和言論格外謹慎了。這支國歌的歌詞有這么几行，特別和我的“非暴力”的感情發生抵触： 把她的敵人打垮， 使他們片甲不留； 把他們的政治攪亂， 使他們的毒計破滅。 布斯博士認為一個信奉“非暴力”的人唱這几行是很不合适的，我也有同感。我們憑什么假定所謂“敵人”都是“歹徒”呢？難道敵人就一定是坏人嗎？我們所要求于上帝的，只是正義。布斯博士完全贊同我的見解，他為听道的人編了一支新歌。不過關于布斯博士，我們以后還是談到。 和忠誠一樣，護理別人的傾向也是深深地根植于我的秉性之中。我喜愛護理別人，不論是朋友還是陌生人。 當我在拉奇科特忙于寫作有關南非的那本小冊子時，我有一個机會匆匆跑了一趟孟買。我打算就這個問題在城市里組織几次集會來教育公眾輿論，而孟買就是我所選擇的第一個城市。首先我會見了蘭納德法官，他細心地听我講話，勸我去見費羅澤夏·梅赫達爵士。然后我又去看巴德魯丁·鐵布吉法官，他也有同樣的意見。他說：“蘭納德法官和我所能夠指導你的很少；你知道我們的地位。我們在公眾事務中，起不了什么作用，不過我們對你是很同情的，能夠有力地指導你的人，只有費羅澤夏·梅赫達爵士。” 我當然想見一見費羅澤夏·梅赫達爵士，不過這兩位老前輩勸我照他的意見行事這一點，值我更清楚地了解，費羅澤夏·梅赫達爵士對公眾的影響确實很大。我及時地見到了他，而且是有准備地去承受他的威儀的。我早就听說他所贏得的頭銜，知道我是去見“孟買之獅”，“本省的無冕之王”，然而這位帝王并沒有嚇坏我，他象一個慈父接待他已成年的儿子一樣地接見我。我們的會面是在他的寢室里進行的，他被一群朋友和信徒圍住，其中有德·葉·瓦恰先生和卡瑪先生，有人給我作了介紹。我早就听說瓦恰先生，他被認為費羅澤夏爵士的左右手，維爾昌·甘地先生告訴過我，他是一個大統計學家。 瓦恰先生說：“甘地，我們再找個机會談談吧。” 這些介紹最多花了兩分鐘時間，費羅澤夏爵士仔細地听我講話。我告訴他，我已見過蘭納德和鐵布吉法官。“甘地”，他說道：“我看我得幫助你。我應當在這里召開一個群眾大會。”他說完這話，便轉向他的秘書孟希先生，叫他定一個集會的日子。日子确定以后，他便向我告別，叫我在開會的頭一天再去見他。這次晤談消除了我的恐懼，我興高采烈地回了家。 我這次到孟買，還去探望了我的姊夫，他正臥病床榻。他是一個沒有錢財的人，而我的姊姊（他的妻子）也不善于照料他。他的病很重，我建議帶他到拉奇科特去。他同意了，所以我就同我的姊姊和姊夫一齊回家。他的病比我所預料的時間拖得長。我把他安置在我的房里，日以繼夜地陪伴著他。我有夜里不得不用一部分時間看護他，同時還得寫那本南非的小冊子，可是后來，病人終于死了，但我能有机會在他臨終的那些日子看護他，感到很大的安慰。 我喜愛護理別人的傾向逐漸發展成為這么大的一种熱情，以致我常常拋開自己的工作不顧，有時我一個人料理不過來，不但把我的妻子，而且把全家的人都拉進去。 除非人們從中得到樂趣，否則這件服務就沒有什么意義。如果只是為了看樣子，或者由于害怕公眾輿論，那就會妨礙人的成長而且損害他的精神。為人服務如果缺少愉快的心情，于己于人都沒有什么好處。然而當人們以愉快的心情為他人服務的時候，別的一切歡樂和財富全都為之黯然失色。 就在我姊夫逝世的那一天，我得赶到孟買去出席公眾大會，實在沒有時間讓我好好地考慮我的演講。經過几天几夜不安的焦急勞累，我已感到精疲力盡，而且連嗓子也變啞了。因此我去孟買就完全听憑上帝的安排了。我做夢也沒有想到把自己的講稿寫出來。 按照費羅澤夏爵士的指示，我于大會前夕下午五時親自到他的事務所報到。 “你的講稿准備好了嗎，甘地？”他問道。 “還沒有呢，先生，”我戰戰兢兢地說道：“我想即席發言。” “那种做法在孟買不行。在這里做報告不好，如果我們想要在這次大會上有所收獲，你應當把講稿寫出來，而且必須在明天天亮以前印好，我希望你能赶出來，成吧？” 我感到很緊張，但是我說我可以盡力為之。 “那么，告訴我：什么時間孟希先生可以到你那里拿稿子？” “夜里十一點鐘，”我說道。 第二天我去出席大會的時候，我才懂得費羅澤夏爵士的意見是有道理的。這次大會是在柯華斯吉·捷汗吉爾爵士研究所的大廳里舉行的。我曾听說過，凡是費羅澤夏·梅赫達爵士出席講話的集會，大廳里總是擠得滿滿的，主要的是愛听他講話的學生，把大廳擠得水泄不通。出席這樣的集會，在我的經歷中還是破天荒第一遭。我知道我的聲音只有很少人可以听到，當我開始念講稿的時候，我還有點顫抖。費羅澤夏爵士不斷地叫我大聲念下去，給我打气。而我的感覺是：這不但沒有增加我的勇气，反而使我的聲音越發低弱。 我的老朋友柯沙福勞·德希潘特先生出來幫助我，我把講稿交給他。他的聲音剛好合适，但是听眾不愿意听；大廳里響起了“華恰”、“華恰”的叫喊聲。華恰先生便站起來念著講稿，效果很好。听眾完全安靜下來了，一直听到最后，不時以喝彩和“可恥”——必要的時候——的喊聲打斷他念講稿。這使我心里快活起來。 費羅澤夏爵士喜歡這次的講話。我覺得無上的快樂。 這次的集會使我贏得了德希潘特和一位波希朋友的積极同情；這位朋友的名字我想暫時不提，因為今天他是政府的一個高級官員。他們兩人都表示決心同我一起去南非工作。但是當時擔任小案子法庭法官的西·姆·寇希之先生，功阻了這位波希友人，因為這位波希友人正打算要結婚。他得在結婚和去南非兩者之間擇取其一，而他終于選擇了前者。然而巴希·羅斯敦濟因為改變主意而作了悔悟，有一批波希姊妹現在還以親自從事織布工作為那位從中作梗的姑娘贖罪。所以我就愉快地寬恕了那對夫婦。德希潘特并不打算結婚，但是他也沒有走。今天他正為自己的食言而做著足夠的補償工作。我在返回南非途中，在贊稷巴遇到了一位鐵布吉家族的人，他也答應來幫助我，但是一直沒有來。阿巴斯·鐵布吉先生現在也因為那次失信而設法彌補。所以我想勸誘律師到南非去的三次嘗試，都沒有結果。 說到這里，我想起了貝斯敦濟·巴德夏先生。自從我留學英國以來，我和他一直保持著友好的關系。我第一次見到他是在倫敦的一家素食館里。我知道他的兄弟巴若濟·巴德夏先生，因為他以“怪人”聞名。我沒有見過他，但是朋友們都說他很古怪。他因為怜憫馬匹而不坐馬車，他有非凡的記性，卻不愿意考取學位，他有一种獨立自主的精神，是一個素食者，雖然是個波希人。貝斯敦濟沒有這么大的名气，但是他在倫敦的時候，就從博學著稱。不過我們之間的共同點是素食主義而不是學識，論學識我是望塵莫及的。 我在孟買又見到他。他是高等法院的書記長。我見到他的時候，他正忙著編纂古遮拉特文高級字典。凡是我所見到的朋友，我總是要求他們協助我在南非進行的工作。可是貝斯敦濟·巴德夏不但不愿意幫助我，反倒勸我不要回南非去了。 “要幫助你是不可能的，”他說：“但是我老實告訴你，連你到南非去，我都不贊成。難道我們國內沒有工作嗎？現在你瞧，在我們的語言中就有很多事情可做。我要找出一些科學用字。但是這不過是其中的一种工作罷了。你想想這個國家窮到什么樣子吧。我們在南非的人，不用說，是有困難的，但是我不愿意你這樣的人為那种工作犧牲。讓我們先在這里爭取自治吧，然后我們自然而然地就會幫助我們在那里的同胞了。我知道我說服不了你，但是我決不鼓勵任何象你這樣的人去和你一齊犧牲。” 我不喜歡這种勸告，但是它卻使我更加敬重貝斯敦濟·巴德夏先生。他對于國家的愛和對于自己的語言的愛，使我深受感動。這次談話使我們彼此更加親近。我能夠理解他的觀點。然而我并不是放棄我在南非的工作，而是更加堅定了我的決心。一個愛國者不會看輕為祖國服務的任何工作。對我來說，《紀達經》中的几句話是很清楚而且有分量的： 盡己之責，雖敗猶可； 為人盡責，雖成猶失。 盡責而終，非由于疾； 別謀他途，仿徨無所。 費羅澤夏爵士的幫助使我的工作進行得很順利。我于是從孟買到浦那去。這里有兩派；我卻需要各方面的人的贊助。 首先我去見羅卡曼尼亞·狄拉克。他說： “你要求各方面都給你幫助是很對的。在南非的問題上，不會有不同的意見。不過你得有一個無党派人士來擔任你的主席。你去看看潘達卡教授吧。近來他不大參加什么公眾運動了。不過這個問題或許會把他拉出來。你去看他，然后告訴我他說些什么。我愿意盡力幫助你。當然，只要你高興，你隨時都可以來看我，我將為你效勞。” 這是我頭一次會見羅卡曼尼亞１。它使我探悉了他的無比聲望的秘奧。 １羅卡曼尼亞（Lokamanya），梵文，原意是受尊敬的人，轉為對群眾領袖的一种尊稱——譯注。
我從馬德拉斯又赶到加爾各答，在那里遇到很多困難。那里的人，我一個也不認識。于是我便在大東旅館開了一個房間，后來我結識了《每日電訊報》的代表葉勒妥貝先生。他邀我到他的住處孟加拉俱樂部去。當時他還不了解不能帶印度人到俱樂部的客廳里去；發現了這條禁規，他便帶我到他的寢室里去。他對于當地英國人的這种偏見表示難過，并且因為不能夠請我到客廳里去而向我道歉。 我當然應該去拜會“孟加拉的偶象”蘇倫德羅納斯·班納濟。我見他的時候，他正被一批朋友圍著。他說： “我怕人們對你的工作不感興趣。你知道，我們這里的困難很不少。不過你可以盡量試試看。你必須取得王公們的同情，還得去見一見英印協會的代表。你最好去找羅瘏·皮亞立穆罕·穆克琪爵士和席訶羅瘏·泰戈爾談一談。這兩個人都是關心自由的，而且常常參加公眾工作。” 我一一去拜會這兩位紳士，但是沒有什么結果。他們待我很冷淡，說是在加爾各答召開一次公眾集會是不容易的，如果要有所作為的話，實際上得全靠蘇倫德羅納斯·班納濟。 我明白我的任務是越來越困難了。我去訪問《甘露市場報》，那位接待我的紳士把我當作一個游方的猶太人。《孟加拉人報》更糟，主筆讓我干等了一個鐘頭。他顯然要接見很多人，但他連看都懶得看我一眼，即使別人全都走光了。當我苦等之后大著膽子向他說明來意時，他說道：“難道你沒有看見我們都騰不開手嗎？象你這种客人總沒有個完。你最好走吧，我沒有功夫听你的。”我當時覺得受了侮辱，但很快便諒解這位主筆的地位。我早就听到《孟加拉人報》的大名了，我知道到那里的客人是絡繹不絕的，而且都是他所認識的人。他的報紙不怕沒有事情好談，而南非問題在當時是很少人知道的。 在當事人看來，不管他所遭受的苦難多么嚴重，他不過只是侵入這位主筆的辦公室的無數人們當中的一個，而這些人都各有自己的苦難。這位主筆怎么能夠一一加以接談呢？何況苦難者總以為報館主筆是地方上最有權力的人。只有主筆自己才明白，他的權力實在很難跨越他的辦公室的門檻。不過，我并沒有气餒，我還是繼續去看其他各報的主筆。和過去一樣，我也去找英印混血种的主筆。《政治家報》和《英吉利人報》認識到這個問題的重要性；我和他們作了長談，他們把全文予以發表。 《英吉利人報》主筆宋德斯先生把我當作自己人看待。他把他的辦公室和報紙交給我處理。他甚至准許我隨意修改他所寫的有關這個問題的社論，把校樣盡先給我送來。要說我們之間建立了深厚的友誼，這是一點也不夸大的。他答應竭盡所能幫助我工作，而且言行一致，他和我保持通訊，一直到他病重為止。 我這一生享有很多這樣的友情，他們都是在頗為意料不到的情況下產生的。宋德斯先生所以加愛于我，是由于我的不加渲染的自由和我對于真理的熱愛。他在對我的事業有所同情之前，曾對我進行了無微不至的詢問；他認識到：我連南非的白种人的情況都對他作了不夾雜個人恩怨的公正說明，并且還公正地作了評价。 我的經驗告訴我，待人公正，就能很快地得到公正。 宋德斯先生所給予我的意想不到的幫助，開始使我有了勇气去設想，要是在加爾各答舉行一次公眾集會，也許是會成功的；這時我卻接到了杜爾班發來的一個電報：“議會一月開會，速歸”。 于是我寫了一封信給報館，說明我何以這樣匆忙离開加爾各答，并即啟程赴孟買。我在動身之前，發了一個電報給達達·阿布杜拉公司的孟買代理行，請他們給我安排頭一只開往南非的輪船的艙位。達達·阿布杜拉當時剛好買了一條“科蘭”汽輪，一定要我搭那條船，答應优待我和我的家眷全部免費。我感激地接受了這份盛情，而于十二月初第二次遠渡南非，帶著我的妻子、兩個儿子和我的募姊的獨子。還有一條船“納德利”也在同一個時間開住杜爾班。這家輪船公司的代理行就是達達·阿布杜拉公司。這兩條船的乘客總共有八百人左右，其中有一半是到德蘭士瓦去的。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后一頁 前一頁 回目錄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