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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北京，我一直在等劉曉慶約我去協議离婚。雖然朋友們一再說：“既然她不仁，你也可以不義，就不和她協議离婚。”可是，我知道這樣不好，因為劉曉慶撤訴以后，六個月內是不允許再次上訴的，如果我不同意協議离婚的話，不就真的像劉曉慶想的那樣，我騙她了嗎？所以，我還是打算和劉曉慶協議离婚，做到仁至義盡。只是不知為什么，劉曉慶卻一直也沒有跟我聯系，大概她也覺得無顏面對我這個被赶出家門的丈夫吧。 媳婦走了就走了吧，本來走的就不是同一條路，如今分道揚鑣似乎也在情理之中。可我還是要面對滿目瘡痰過臼己的生活，只是。不時會有一些社會輿論來騷扰我內心的平靜。 記得那時有一篇文章叫《劉曉慶休夫記》，哼！時代不同了嘛！丈夫也是可以休的了。 在那篇文章里她通過她的朋友反复地強調著一個問題：我的錯別字，我到現在也不否認，可能寫文章的時候還會出現錯別字，可是，我知錯就改。我知道，錯別字還會繼續伴隨我一生，我也會不斷地學習，也許世界上真的有那种從未不寫錯別字的人，我很佩服他們。 那時．北京電影學院的夜大學正在招收三年制的大專生，我報考了，一方面是想圓了我多年的宿愿，一方面也想跟劉曉慶斗一口气——你這個音樂附中的學生充其量不過是個中專生。我從夜大畢業以后，就是本科生了。現在想來那時的心態有些可笑。學問的多寡不僅僅是由學歷來判別的。最重要的是，我知道將來我在事業上的崛起需要更多的知識，更多的理論，而這种獲得不能期盼某一天房檐上會掉下餡餅，只能靠自己孜孜不倦地積累。 雖然夜大學并不如真正的本科生光彩，但是自學也不是什么丟人的事。記得后來我常常跟我的同學說，“大家挺起胸來！我們是夜大學，但沒有關系。是時代使我們錯過了上大學的年齡，我們還是好樣的，你們看，日本首相村山富士就是夜大學畢業的。 這里面當然也有自我安慰的成分，可是我仍為自己能有机會系統地學習一下而高興。 在我忙于准備考試的時候，趙雅氓來到了北京，并約我出去吃了一頓飯。 隔著餐桌看她，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許多話涌到嘴邊又咽了回去。她還是那么善良，雖然好多年前就預言的故事結局已經被事實驗證了，可她卻沒有半點幸災樂禍的意思，也沒有一絲埋怨。 她說，她的一個同學邀請她到日本去留學，她要走了，只是，不得不把孩子留給我。 好吧．這正是我巴不得的。我很感激她，因為在當時，我的儿子已經是我的唯一了。有儿子伴在我身邊，那苦澀的日子可能會過得容易一點。 也就是在這個階段，香港的一家出版社來了一封約稿函，又三顧茅廬，希望我寫一本關于我和劉曉慶婚戀到婚變的書。這么算起來，我現在的這本書已經遲了九年了。 港方許以重金，這對于當時囊中羞澀的我來說，無疑是一個不小的誘惑。怎么辦？ 正當我拿不定主意的時候，突然想起了謝大哥。認識謝大哥是通過他的妻子樊大姐。還在我和劉曉慶熱戀的時刻，樊大姐就是我們的義務宣傳員。許多關于我和劉曉慶相親相愛的報道，都出于樊大姐的手筆，她所寫的都是她親眼目睹的事情。 在那些痛苦的日子里，我是他們家的常客，樊大姐和謝大哥經常充當我的忠實听眾。也許世界上只有他們兩個自始至終目睹了一個男人悲哀的境地和受屈辱的無奈。 要說了解劉曉慶和我的，莫過于樊大姐了，她的材料可能比任何人都多，因為她是我和劉曉床共同的朋友，几乎成了擺在我和劉曉慶之間的一個雙面鏡，那邊照著劉曉慶，這邊照著我。 后來，有人曾勸樊大姐把我們倆的事寫出來，可是她說：他們都是我的朋友，從來沒有避諱過我，所以不管我知道多少，我也不能出賣朋友。 也就是樊大姐這种做人的道理和謝大哥的談古論今、語重心長，使我在當時打消了出書的念頭，如果不是劉曉慶的那本《自白錄》，也許這些故事永遠會埋在我的心底，然后和我一起在這個世界上消逝。 為了參加考試，我，不得不忙于補習功課。托朋友從北京師范大學請了一個學生做我的輔導老師，她補習得很認真，我的底子也不錯，所以很快就不再需要她幫助補習了，但還有地理、歷史……好多東西都要面對，即使是神圣的教育也需要金錢來支撐的。而我已經拿不出給老師的授課費了。 這個時候，我想到了那十二万元的存款，那筆錢我一直沒有動，即使是在打官司最需要錢的時候，我也沒有打它的主意。雖然那是我和劉曉厭最初走穴掙的，存錢的也是我，但存折上寫的是劉曉慶父母的名字，要動也要等協議离婚以后再動，所以我一直把那個存折放在那里。可是，現在我太需要錢了，我個能拖欠老師的補習費。 別無辦法了，于是我開始打那十三万元的主意了。 我知道，取利息只需帶上存折就可以了，現在我經濟這么窘迫，只有取出一些利息來先解燃眉之急，等將來离婚分割財產的時候，再從我的那一份里把我取出的部分扣除好了。 抱著這樣的想法，我來到了銀行。 一看到我的存折，銀行里的服務小姐就湊在一起議論開了。過了一會，一個小姐過來對我說：“你怎么才來呀！錢已經被劉曉慶取走了。 一下子，我呆住了。怎么？她把錢取走了？為什么連個招呼也不跟我打呢？ 這是我們倆的錢。正因為如此，我一直沒有動它，即使在我几乎身無分文的時候也沒有動。為什么？我知道那里面有你的一半，我沒有權力私自動用它。可是，你卻又一次背著我把這筆錢全拿走了，而且，還在你后來的書里說我動過這筆錢。其實，你只要算一下利息就知道我到底動沒動過了。 一下子，我想起了很多很多。 我想起了你曾經問過我，當危險來臨的時候，先保護你還是先保護錢，當我回答保護你的時候，你還說不對，應該先看好錢。當時我只不過覺得這是一個笑活、可它确實早已暴露了你很看重錢的稟性。我曾經為此說過你，你還說什么“即使你為了錢，這錢也有我的一半，也是為了我的錢”。 我想起了，當我們和你的大表哥一起談論最初的一万元錢時，你說過的話一一一“這錢也有他的一半”。即使是在一九八八年我們鬧离婚之前，你還重复過同樣的語言。可是在你取走這十三万元的時候，一定連想都沒想過這些活。 我并不想占什么便宜，只是想拿回屬于我的那一半。我不想要你的錢，可是你不應該把我的錢也拿走了。 在后來打官司的過程中，我總是遇到這樣尷尬的境地一一一法院總是不停地問我，你有什么證据？ 他媽的！我沒有證据，一點證据也沒有。如果一個人的良乙都不能出來作證的話，要證据又有什么用處？ 善良的人怎么會在兩情相悅的時候為后事准備證据呢？可是如果沒有證据，又怎么能證明你的話是真的呢？想到留證据的人未必會用得上，需要證据的人常常不會留有證据。也許生活就是這樣吧。 過了几天，劉曉慶找了兩個律師來見我。 哼，對于那兩個律師．他們的名字我根本不想提。我只知道，有些人太可怜了，他們也許一輩子的“偉業”就是替劉曉慶打了這場官司。其中的一位還就我和劉曉慶婚姻的故事寫了一本書，對于那本假話連篇的書，我只有嗤之以鼻。曾有朋友勸我對書里面的惡意中傷起訴，可是，我一點興趣也沒有。和他們對簿公堂？不值！ 六月二十七日，上午，我找了几個朋友湊了些錢，把該還的賬都還清了；下午，就和朋友們一起去洗印厂的游泳池游泳去了。 在游泳的時候，突然有人告訴我，劉曉慶今天晚上要去棚里錄音。听了他的話，几個朋友的目光一下子轉向了我。 其實我去不去在兩可之間，蛇口之行己使我再也不想見她了，但我還是想當面問她一句：你怎么把我的錢也拿走了。我想看看劉曉慶在听到我這句問話之后的表現，會不會睜著那雙美麗的大眼睛撒謊。人都是有兩重性的。背著當事人瞞天過海的本領誰都不缺，可是當面撒謊卻需要智勇雙全。我想知道。劉曉慶到底是哪一种人。 朋友們都看著我呢，不管我愿意不愿意，我都要去，因為我是個男人，況且，在大庭廣眾之下看自己的老婆，這又算得了什么呢？自小我就不缺勇气，我的那個英雄主義又在膨脹了，這回當然也不能讓人小瞧了！大丈夫也是被激出來的。 大家照樣看著我，一個人慢慢他說：“劉曉慶可能會帶著保鏢。” 劉曉慶的保鏢是姜某通過他父親的關系找到的，是北京武警一中隊的。本來劉曉慶想讓厂里出面去找武警的，但負責法律事務的陳某某卻一口回絕了她：厂里的職工到厂里來生產還需要保鏢？這种事情沒有任何條例可循。你說你人身受到威脅，可以去找公安局，武警又有什么理由出面呢？再說，這种要求本身就是過分的，你帶保縹，他也帶保鏢，厂里的正常生產怎么進行？ 由于陳某某堅持原則，劉曉慶想通過厂里找武警的想法是不可能實現了。那么，她找保鏢完全是一种私人行為。法律在一步步健全。我不知道它是否已經“健全”到可以私自找中國人民武裝警察來保護個人人身安全的地步了。 既然她請的是武警，我更不必擔心了。我雖然只參加過中國人民解放軍，但我知道，武警的入伍教育里很重要的一項是“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人民的武警怎么能打人民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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