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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還有好多朋友出于好心，說：“你跟著她。愛情就是近者胜，只要你老跟她在一起，她還能跟姜某聯系嗎？” 這是一個很不高明的主意，但我當時居然相信朋友的這一忠告是正确的。 從廣州回來是六月二十二日左右，离劉曉慶八月初的出走只有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在那段日子里，我确實糊里糊涂地采取了這种戰術。 因為劉曉慶在印尼的一位富商朋友通過香港的鄭小姐贈給劉曉慶一棟別墅，一直空在那里，這回，媽媽說要去看一看。于是，照例是我把媽媽送上下飛机。 可是。在飛机場安全檢查的時候，卻出了麻煩。原來，媽媽隨身攜帶了巨額現金，被机場的安全檢查人員攔住了。自然又是我上前解釋一番，然后把這筆錢拿回了家里。我回家把這錢交給劉曉慶的時候，她竟然沒說什么。 我在家里是不管錢的，一直是劉曉慶的母親在管。可是，這次母親帶了那么多的錢走，卻一句招呼也沒和我打，顯然，她們并不想讓我知道，她們在背著我轉移財產。 其實那時我已經意識到她們的舉動了，但我想，只要法律上沒作出最后的判決，這里依然是我的家，她們依然是我的親人，那么，我就應該照樣信任她們。 所以，在這件事上，我做得非常漂亮，不管是到哪里演出的收入，我都一分不差地交給母親。我還清楚地記得她母親在最后一次接錢的時候，眼睛里曾經閃出异樣的目光，她一定在心里想，我為什么還是這么傻乎乎地把錢交給她呢？一點也沒有察覺嗎？其實，我完全察覺到了，不光是母親這次的行為，包括從最近劉曉慶的大表哥的頻繁造訪以及大表嫂慌亂的神色中，我也察覺到他們在轉移財產。 我什么也沒有說。還是像以前那樣把所有的錢都上交，記得有一次她訪日回來。我在收拾衣物的時候，在劉曉慶的口袋里發現了兩万美元的現鈔，也當著劉曉慶的面交給了她母親，這不是我們共同的家嗎？我不應該這樣做嗎？我怎么能做那些見利忘義的事情？大小看人了，我是一個大男人，錢是什么東西？只要我有能力，千金散盡還复來… 那個階段，家里來了兩個人。一個是劉曉慶的戰友小姚，她是應劉曉慶的邀請到北京和巴經理一起籌划“劉曉慶美的世界”的；還有一個人，是一個活劇團的胡某某。 劉曉慶安排了一些演出。為了不讓她有机會和姜某再來往，我真的遵照那個好心朋友的不很高明的建議，緊隨劉曉慶左右。可能，也是黔驢技窮了吧。這樣，由于演出中我們同進同出，或多或少使劉曉慶和姜某接触的机會少了一些。可是，總會有一些朋友幫忙，劉曉慶他們通過這些朋友進行聯系。 這里面，劉曉慶最高明的地方、還是通過胡某某換取了我的信任。我卻絲毫沒有提防，因為胡某某在年齡上可以做我的母親了，而我一向對她是很尊重的。可是如果是做母親，也應該問一間她是准的母親，在我和劉曉慶之間，無疑她更希望成為劉曉慶的母親，那么，她就是劉曉慶安插在我身邊的情報員，而我，也許是因為長期的壓力，使我的精神處于崩潰的邊緣，使我疲憊得拿不起勁來。 我們一起在天津、湖南、秦皇島演出，一起在北戴河游泳，又一起到了杭州、上海，最后回到了北京。 因為那時我已不是穴頭，所以演出時常常能有机會在舞台下觀看，体察觀眾的反應，劉曉慶也常常會問到我觀眾的反應如何。 有一次，在氫都体育館演出，下面的觀眾有許多罵劉曉慶，而且罵得很難听，當我把這些話告訴劉曉慶的時候，她怒火万丈，認為我故意謊報軍情、無中生有，使她產生錯誤的分析。好在那次劉曉慶的母親和巴經理也在，我不得不過去請他們來作證。當母親和巴經理也證明觀眾中有人罵她的時候，她才啞口無言了。這回還是有證人，而其他沒有證人的情況下。這种坦白相告就會使她感到很惱火，那時的劉曉慶，已經听不進不同意見了。 然而那個階段，劉曉慶表現得很好，也可能是因為她醞釀的計划在一步步實施吧；或許她知道离開我的日子越來越近了，所以這時也總有那么千分之一的舍不得吧。這大概就是所謂的“回光返照”？ 其實說來可笑，我們匆匆忙忙地從上海回到北京，就是為了她和律師談話。在西單的豆花庄，我和巴經理坐在這邊，劉曉慶和她的律師朋友就坐在隔壁。劉曉慶當時是借口談一些別的事情，可是，那兩個人卻是后來在我們离婚法庭上出現的律師及其丈夫。 對這許許多多的蛛絲馬跡，我并不是一點也沒有察覺，其實，我當時所要求的已不再是和劉曉慶舉案齊眉、白頭偕老，而是在她和姜某分手之后，再談我們的婚姻問題。我的要求只有這么一點點。 我們又要去大連演出了。离家的時候，父親母親還像以往那樣叮囑我要對劉曉慶好，我也連聲答應。不知怎么的，劉曉慶突然看到了最初我們相愛時寫的那個劇本，她對我說：“將來不管我們是不是在一起，都要把這個劇本排出來，因為那是寫給我的。 在車上，我和那位慈祥可親的胡老師談了許多許多。她是那樣親切地開導我、安慰我，使我像一個無助的孩子一樣，跟她講了許多心里話，包括我必須要在胡老師面前表現出來的男人的自尊。跟她談話的時候，我一絲毫沒有顧及我的面子。可是，我想這些活都毫無保留地傳到了劉曉慶的耳朵里，如果沒有添油加醋，已經是胡老師的慈悲了。 其實在當時的一行人中，只有我還蒙在鼓里。后來小姚告訴我，在离開北京的時候，劉曉慶已經給了小姚一份手令，讓劉曉慶所有的朋友都按照小姚的意見來辦。實際上，去大連的演出不過是借口把我支開罷了。 我依然沉浸在那种回光返照的情感旋渦中，就像一個久別煙槍的大煙鬼一樣。在如饑似渴地感受著愛的溫暖……我還暗暗地告訴自己：這次從大連回來以后，我要完全換個樣。既然我說原諒她了。就一定要做到寬宏大量，相信她的善良遠比監視她、引起她反感更重要。我還要再作一次努力，和當年一樣，死馬當做活馬醫。在這慘淡的人生旅途上，保住我們那愛的小巢，保住我們的家。 八月一日。大連。 晚上的節目已經開演很長時間了，可是到處都找不到劉曉慶的身影。就在我俸急万分的時候，胡老師陪劉曉慶走了進來，劉曉慶在路過我身邊的時候，還看了我一眼，好像有什么話要說，可是人家來催場了。劉曉慶忙不迭地上了台。 她想跟我說什么？發生了什么事情？我的心里有點狐疑。 台上演著《原野》中的片段，我一個人走到后台，在門衛那要了一個北京的長途。家里的電話響了很久，也沒有人接。我又把電話打到巴經理那里，他在那邊支支吾吾的不知在說些什么。 我問他：“家里人是不是都走了？” “你怎么知道呢？”他的聲音里充滿了詫异。 “我給家里打過電話，一直沒有人接。” “……”那邊沉默了一會，才慢吞吞他說，“他們走了。你不是明后天就回來嗎？等你回來再說吧。”巴經理匆忙地放下了電話。 老人們都走了？他們去哪？怎么走呢？一定有人來接他們。要不然他們沒有辦法走。那，肯定是靖軍來接的。如果他們离開北京，一定是都搬到深圳、搬到蛇口的那棟別墅里去了。可是。為什么連個招呼也不打呢？ 人在某一個特殊的階段會表現得非常笨，即使是平時輕而易舉能夠明智地解決的事情，放在那個階段就會根本醒不過憎來。這樣的階段在我的一生中出現過好几次。那回，我也是一直沒有想明白，為什么老人們不等我回來就搬走了，而且就差一天了。 演出結束了，劉曉慶一直在回避我，即使在吃夜宵的時候。她也端著碗坐到別人桌子那去了。其實，我心里已經知道家里東西被澈走了，可是卻絲毫沒有露聲色，而是和朋友一起談著晚上演出的事情。 直到晚上睡覺的時候，劉曉慶才回來。當時我正躺在床上看書，劉曉慶在一邊漫不經心地摘耳環。我知道她的輕松是裝出來的，在她心中的搬家和我所理解的搬家是截然不同的。我當時只是以為老人們到深圳去住一段日子，哪里想到整個家都被搬空了。劉曉慶一直矢口否認她知道這件事，過了這么多年，我也無從證實她是不是真的不知道。可事實是，我們的家已經在她的戰友小姚的指揮下，被搬得空空蕩蕩。名義上的搬家已經成了事實上的分家。 那天晚上，劉曉慶在摘耳環的時候已經知道“分家”結束了，所以，她轉過頭來，故作輕松地對我說：“爸媽已經搬走了。 我看著她，“是嗎？” “是。” 這就是所謂的同床异夢吧。她知道的，卻還在蒙我；我已經知道了，卻還是裝著不知道… “哎！”我歎了一口气，沒有說什么，當時只是在心里可怜外婆，老人家年事已高，走起路來步履蹣跚，也不知道她能不能受得往這樣的長途遷徙呢？火車站里那么擁擠，如果我在的話，還能想想辦法讓老人們提前進站，可是現在，三位老人只能和許多壯小伙一起在剪票口里擠，他們受得了嗎？ 那天晚上，我從夢里被劉曉慶掐醒了，原來我的鼾聲吵得劉曉慶睡不著。想起來也真叫人煩，人家本來就被父母搬家的事搞得難于安寢了，我卻還在那里添亂。 現在回想起來，劉曉慶遠不像我所想像的那么簡單。那天晚上，她也許并不是僅僅沉陷于擔心之中，可能還在籌划著什么新的計划。 后來，在我和小姚談活的時候，她拿出一張劉曉慶的手令。在上面，劉曉慶讓自己所有的朋友都听小姚的調遣。那么這件事是劉曉慶一手策划和操作的。 可能，策划這件事的是劉曉慶，既成事實之后又感覺不妥的也是劉曉慶，她的确也是這樣一個性格中的兩面很對立的人。 飛机平穩地降落在北京机場。我們剛下飛机，就發現老巴已經在等我們了。 老巴遞給我一張紙條，是母親留給我們的，這張紙條后來被劉曉慶拿走了，沒想到竟然出現在她的書里；然而紙條上的后已經被篡改了。母親在紙條上承認拿走了許多東西，但她老人家希望我們處理好我們之間的事情后，能夠將這些東西完璧歸趙。但是對于這一點，劉曉慶在她的書里卻只字未提。在她拿走紙條的那一刻，我并沒有多想，也沒有想到那會是一份證据。好在那僅僅是一張紙條，老巴在給我們之前一定也看到上面的內容了，將來如果需要的話，他也許能出來為我作證。 那天，我們很快就回到了家。 奇怪的是，那扇平時很好開的門，卻無論如何也打不開了。我們試了好几把鑰匙，仍然無法打開它，最后，只好決定把它揣開了。 在我端門的那一剎那，劉曉慶表現出超乎尋常的恐懼，她用手緊緊地堵住耳朵，眼睛也緊緊地閉了起來，現在想起來，也許所有与別人發生不正當性行為的人，都害怕這种破門而入的事，因為即使是在他們最愉悅的時刻，也不可抑制地會產生這樣的擔心，也許正是這种長期的心理壓力的積累，使劉曉慶在那時表現出一种极端的恐懼吧。 門被我踢破了。我的家！？ 那時，用“四壁皆空”來形容我的家恐怕并不為過。除了冰箱、電視机、鋼琴、洗臉池子、澡盆以外，能搬走的東西差不多全被搬走了。而且，我發現，毛巾只剩下我的一條，拖鞋也只剩下我的一雙。看來，搬走的并不僅僅是父母，我的家已經被分掉了。我不得不佩服劉曉慶的那個戰友，可能他們把疊在一起的短褲都一一分開，該拿的都拿走了。 后來，听厂里的人說，他們先后一共搬了九次。 我一句話也沒有說，也許這种無言已經足以表現我對劉曉慶的責備了。這是我們的家，在法律上是受保護的。怎么能在我和劉曉慶不知道的情況下就把家搬走呢？其實，這种行為在法律上已經构成了犯罪一一一侵犯他人家庭財產罪，只是在當時，我并不知道這一切都是小姚實施的，而以為真的是劉曉慶父母的意愿。 后來，雖然也有朋友提醒我完全有理由到法院去起訴，可是，我起訴誰呢？那個和我生活了很多年的岳母？我妻子的母親？ 我一聲不吭地靠牆站著。同來的老巴和胡老師想安慰我，卻無從下嘴。劉曉慶也和我一樣一聲不吭，可她卻表現得比我聰明多了。她拿了一塊抹布四處擦拭著、表演著，還安慰我說：“不要緊，我們還可以找一個小阿姨。”說完了，就馬上和巴經理商量起怎么去勞務市場的事情。 我連忙說：“不用，反正我這一陣子也沒事，我可以自己做。” 后來，一些朋友開玩笑說：“她哪里是在打掃衛生啊，她是在檢查還有什么重要的東西沒有搬走。” 那天，我一直表現得木呆呆的，無所事事。家已經空了，我還有什么事可干呢？ 劉曉慶忙活了一通。就說要去參加法國大使館的活動，于是重新化了妝，背著那個大包离開了。傻乎乎的我即使在那一刻也沒有意識到她再也不會回來了。 劉曉慶在她的書里一再強調我是多么的精明、具有多么超人的智慧。可是，比起她來，我不過是小巫見大巫了。 你看。她布置得那么周密，那么滴水不漏，而且表現得那么從容自如，每一步都按照她的設想一一實施了，而且一直還使我像一個大傻瓜一樣跟著她的指揮棒轉，听從她的差遣。她安排了大連的演出，把我支走；寫了手令給她的戰友；還安排蛇口的租借戶把房子騰出來：調回了妹夫靖軍；還把財產轉移到了大表哥那里…… 這一切，難道不能讓人相信她是一個非常有計划、有謀略，而且非常仔細的女人嗎？ 她，真是一個很厲害的女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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