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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劉曉慶正在和巴經理討論成立“劉曉慶美的時裝公司”；中央電視台也在邀請劉曉慶去主持《世界電影之林》節目《紅樓夢》還在繼續拍；李翰祥又請劉曉慶在他的《一代妖后》里出任女主角。 我和劉曉慶的關系時好時坏：有時還是要在一起吵架；有時劉曉慶會拉著我到處跑，去電視台、去看局里為她買的房子……總而言之，那是一段五花八門的日子，愛与恨、和諧与不和諧都糾纏在一起…… 那時，由于各种各樣的活動日漸冷卻，劉曉慶也失去了和姜某在一起的借口，所以，好像出現了一种假象，一切都過去了。 可是，一朝遭蛇咬的我卻處處留了個心眼，在正常生活的時候，時時替劉曉慶掐算時間。 那時劉曉慶每天部要去北影厂拍戲，每天去和回來的時間都是固定的，并沒有什么問題，可是中午卻有兩個小時的空閒，問題就出在了這里面。据我所知，那個時間里，劉曉慶并沒有和組里的同志在一起，也沒有回我們在北影厂的家。她去哪儿了呢？我禁不住對這兩個小時產生厂怀疑。 她會去哪儿？在北影厂的朋友家休息？我問過了所有家住北影厂的朋友，都說沒有，或許，在厂里她有一處秘密的地方？也不可能，因為在電影圈有一個規矩，不管你是多么走紅的明星。在厂里都是普通一員，沒有享受任何特權的可能。 兩個小時．她的活動范圍不可能太遠。有人說，曾看見劉曉慶出了北影厂的北門。如果她要去遠的地方，“打的”就應該走北影厂的南門。那么，很有可能，她在北影厂附近有一處不可告人的休息地，當然，在那里所進行的，也只有不可告人的事情了。 正當我准備調查這件事的時候，家里忽然來了警察。 警察來做什么？原來，那一年，劉曉慶是好事不斷，她被選為政協委員，警察是來保衛她這個政協委員的安全的。 家里人都高興极了，真是蓬蔽生輝。老人們覺得自己的女儿為整個家掙來了無比的榮耀，叮囑她注意說話，要多看、多學習。 我自然也很高興。因為我知道，這是前几年种下的种子所結出的果實，也多少有我平時叮囑和告誡的結果。 于是，劉曉慶就要在三個地方周旋：北影厂、《一代妖后》攝制組、政協委員會。 有一天，劉曉慶說去北影厂拍戲，我正好也在北影的家里看書，這時，有記者打來電話，說是要采訪劉曉慶。我說劉曉慶不在，他仍舊堅持，我只好說替他找找。 放下電話，我就給厂里打電話。厂里說，今天的拍戲取消了．劉曉慶不在。于是，我找到了《一代妖后》的制片主任，他說劉曉慶今天沒有過去。那么，她一定是去政協了。我連忙又打電話到政協，那邊說：“劉委員沒來開會。” 三個地方都沒有她，她到底去哪里了呢？ 那陣子，我哥哥也在北京。跟他打了聲招呼，我就出了門。我在厂里轉了好几圈，始終沒有發現劉曉慶的影子。她會去哪儿？ 對！一定是去了那個北影厂附近的秘密据點。如果劉曉慶是徒步去的話，那么那個据點：一定是在二十分鐘的路程里，二十分鐘！ 我排除了各种各樣的可能，最后，把注意力集中到了离北影厂只有一牆之隔的總參干休所，這時，我突然想起，姜某的父親好像是在部隊里管后勤住房的，于是，鬼使神差地，我竟然向那個方向走去。 如果不是那個記者的電話，如果不是我在三個地方都沒找到劉曉慶，如果我沒有突然想起姜某父親的工作，我也許始終都不會邁進那個大院的院門。 我在那幢大樓里坐電梯。上上下下走厂一趟，還在樓外面轉了好几圈，沒有發現劉曉慶的任何蹤跡。后來，我又進入了電梯，拿出我的工作證，對電梯工說：“我是北影厂”的，來找劉曉慶，你能告訴我她在哪里嗎？ 電梯工的眼睛里頓時閃過一絲警覺，“沒有，我沒見過這個人。”她沒能掩飾好她的慌亂。于是，我明白了，劉曉慶今天肯定坐過這個電梯，這個電梯工得到過特別叮囑。 我沒有再繼續問下去，轉身离開了，從樓的另一邊，我爬上了樓梯。不知為什么，我的腳步停留在五樓和六樓之間，直覺告訴我，他們大概就在這里。 我反反复复地在五樓和六樓徘徊著，走過了每一個房間的大門。突然，在一個門前，我听到了里面傳來的腳步聲，于是，我也停了下來。 就是這里！我的直覺不停他說，我舉起了手准備敲門。可是，理智又阻止了我：万一敲錯了門，多不好？ 我在那個門口站了很長時間，最后還是离開了。 我又回到了家里。哥哥問我到哪里去了，怎么這么長時間。我說出去隨便走走。可是，在家里，我還是坐立不安，只好又一次离開了家。 我又往那幢大樓走去，這一次，心里好像老是有一种預感：要有什么事情發生了。 果然，离大樓還有几十米，就看見姜某帶著兩個武警走了出來。 看見了對方，我們都不由自主地停了下來。在那里站了一會，姜某指著我對武警說，“就是他。”兩個武警默默地看著我。 “你們是哪的？我向武警們迎了過去。” “北太平庄派出所的…” “北太平庄派出所里也有武警？” 那兩人沒有回答我。 我拿出了自己的工作證，對他們說：“我是北影厂的，來找我的妻子劉曉慶。” 武警看了看我的證件，又看了看姜某，“你不是說劉曉慶沒有結婚嗎？” 姜某支支吾吾的，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 武警把證件還給我，“這是你們自己的事。我們不管。說完，他們离開了… 只剩下我和姜某面對面地站著。 “你跟我走。”過了好一會，我說了這么一句，說完轉身就走。姜某竟然乖乖地跟在了我的后面… 我們走到北影和儿影之間的岔道的時候，姜某突然問：“我可以打個電話嗎？” 我看了看路邊儿影宿舍樓樓角的那個小小的電話室，估計它沒有后門，就對他點了點頭，“打吧。” 他給誰打電話呢？給劉曉慶？還是給他的哥們？如果是給劉曉慶，那盡可以讓他打；如果是給哥們、哼，我倒是正想找几個見證人呢！ 姜某打完了電話，我們又繼續往前走。到了北影的住宅區，他又站住了，彬彬有禮地問我：“我可以再打一個電話嗎？” 哼！既然對方表現得那么紳士，我也不好太失禮：“你要打就打吧！” 這一回，他打了很長的時間。在等姜某的時候，我碰到了《無情的情人》的剪接，就托她去我家把我哥哥找來。為什么要找我哥哥呢？我想，我要是和姜某并排一起走，明天電影界又會爆出一個大新聞；可是，如果我不和他一起走的話，我又保不准他會不會溜掉。 姜某打完了電話，我哥哥也恰好來到了。于是，我走在前面，哥哥和姜某走在后面，就這樣，我們在北影厂繞了兩圈。 可是，偏偏那一天，北影厂里人跡稀少，我們基本上沒碰到什么人。哥哥和姜某還在后面說著話，真不知道他們在說些什么。 本來，我想把姜某帶到燈光師趙某某家，因為我想這件事應該讓一個劉曉慶熟悉的人知道，可偏巧老趙不在家，于是，我只好回去自己家。 一進門，我就到一間屋子里把錄音机打開，然后把姜某領到了另一個房間。我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我知道，任何一個不是“大男人”的男人，他們很有可能在事情過去以后翻臉不認賬。 我和姜某面對面地坐著。 我盯著他看了很久，平靜地說：“你把你和劉曉慶的事寫出來。 他猛地抬起頭來看著我，從他的目光里，我看出了他的不情愿。 這時，我把書架上的一把小折刀拿到手里翻來翻去，眼睛狠狠地盯著他：“你必須寫！” 他遲疑著，好像期待會出現什么轉机。 那是一把不到十厘米的小折刀，我下意識地把它打開，突然又有些后悔。如果想讓這小刀帶著恐嚇的話，它的确顯得過于纖細了。我對自己的這個舉動格外不滿，禁不住失望地把小刀合了起來，不經意地在桌子上敲…… “你快寫！我的語气仍舊是堅定的。” 不知是我咄咄逼人的气勢占了上風，還是我手里的小刀起到了什么作用，他遲疑了一下，還是拿起了筆。 姜某在那里寫著，寫完一張，團了；又寫了一張，還是團了；好不容易遞到我手里一張，還沒等我看完，他又說不對，也拿回去團了。前前后后，他…共寫了六張，我知道，他團的那些，可能是拿給劉曉慶看的，也不知道他最后會拿出哪一個版本？ 我手里終于拿到了留有姜某筆跡的這張紙，上面寫著。 一丸八七年在蘇州拍戲，我与劉曉慶開始建立戀愛關系（包括兩性關系）。 一九八七年底，我得知她已正式嫁人后，仍繼續追求她，保持這种關系。 哼！這個男人，我真佩服他了。在他的這張紙上，把所有的責任都推給了女方。他和她建立戀愛關系的時候，不知道她已經結婚，言外之意，他在說：“我是個不知者，不是不知者不怪嗎？”我當然就沒有什么責任了！ 當時，我打心里為劉曉慶難過：你怎么會愛上這樣一個人？ 我看完了這份東西，姜某又把它要了回去，說：“我想添几個字。” “你要添什么？” “我想加上‘因為我愛她’。” 我心里馬上又明白了：這下子，你不但沒有了責任，反而有了正當的理由。是啊！愛是人正當的權利嘛！在不知道她已經結婚的情況下去追求她，那還有什么錯誤？世界上還有這么聰明的人？真是大讓我長見識了！ 我輕蔑地看著他，然后把那份東西又遞給了他：“可以。” 他想在后面添上那句補白，可是卻發現自己已經在“保持這种關系”后面畫上了句號，只好又把那張紙團起來，重新寫了一份交給我，上面還簽上了他的名字及“一九八八年四月二十一口三點二十分。 這時，電話鈴響了，哥哥接了電話，一句活沒說，把電話遞給了我：“是劉曉慶。” 我接過話筒，“啪咯”一聲挂斷了。 電話鈴又響了起來，估計還是她。我動也沒動。 哥哥示意我接電話，我才慢慢地把后筒拿起來。 “喂？是我。”電話里是那熟悉的聲音。 “我早就听出來了。” “你怎么樣？” “還活著。” “我……” “你要說什么盡管說。” 她在那邊遲疑了好一會，才吞吞吐吐他說：“國軍，如果你還想要我，就不要打他。” 打他？她真是一直也沒有了解過我，“沒有別的話了嗎？” 她在電話那邊哭了起來… 我撂下電話，手里拿著姜某寫的那份東西，看了起來，這時，姜某竟然長長地呼了一口气，好像大功告成的不是我，而是他。 看著手里的這份東西，我覺得很可笑，的确，姜某正是像他同學說的那樣，不是一個敢于為愛情決斗的男人，即使是在這种僅有硝煙沒有戰火的時候，他依然采用了這樣一副勇于推卸責任的卑微嘴臉。如果他是一個真正的男人，在這种時候，他會把所有的責任都承擔在自己的肩頭而保全自己心愛的女人，可是，他卻…… 我不禁為劉曉慶難過起來：女人啊，為什么你總是被花言巧語所蒙蔽，永遠也看不清那些男人真正的嘴臉？ 這份東西已經到手，再也沒有什么可說的了，我把姜某帶到了厂長辦公室。當時北影厂的厂長還是胡某某，他見我領著姜某進來，有些愕然。 厂長示意我們坐下，我卻依舊站在那里。把那份東西遞給了厂長，等他從頭到尾看完一遍，才提醒他注意：“厂長，你看，這上面寫的是三點二十分，而現在是三點三十二分。厂長的目光又回到了紙上。 等他再次抬起頭，我已經轉向姜某：“好，姜某，我罵你了嗎？” “沒有。” “我打你了嗎？” “沒有。” “那么，這份東西是你在我的要求下，在非暴力威脅的情況下自己寫的，對不對？” “對。” 哎喲！此時的他是那樣的溫順，那樣心悅誠服地認錯，他的謙卑使你几乎不忍心去懲罰他。反而會不由自主地產生一种同情。 “好了。厂長你听到他剛才說的活了，那么這份東西是他自愿寫的。我把那張紙收好，放到口袋里。” 這時，姜某站了起來，拉著胡厂長的手，一再說，“老厂長，對不起，我年輕……” 我實在沒有興趣看他那副卑躬屈膝的樣子，跟厂長道了聲“再見”，轉身离開了厂長辦公室。 站在厂門口，我禁不住有些寒心：我不期而遇地搞到這樣一份證据，可以算是人贓俱獲了，可是，我怎么再和劉曉慶一起生活下去呢？ 還不容我想得更多，另一种憤怒馬上又索繞在我心問：劉曉慶，你跟我保證過和他一刀兩斷，你怎么還在騙我？ 這种念頭使我以最快的速度赶回了酒仙橋。 回到家里，老人們帶著惊恐的神色告訴我發生了什么，半個小時前，劉曉慶回家收拾好所有的東西。离家出走了。隨后，他們又問我出了什么事，我全部告訴了他們。我知道，那一刻對老人們來說是殘酷的，他們親耳從女婿的嘴里听到女儿与別人發生不正當關系的事實，而且還人贓俱獲。可是，我想他們也完全明白那件事對我意味著什么樣的打擊。 也許是為了平息我的怒火，他們把老巴請來陪批，我和老巴跑遍了北京城，尋找劉曉慶的下落，我知道，劉曉慶這時肯定不會在北影厂，也不會在姜某的家里，唯一的可能，就是在一個值得我信任的朋友那儿。我們找了好几個朋友家，最后，才在廣電部老張家里找到了劉曉慶。 劉曉慶回了家，被安置在樓上老巴的家里。接下來，是一片寂靜，可怕的寂靜。 晚上，劉曉慶也許想試探什么，從樓上下來了。她面無表情地在衛生間里洗漱，好像什么事也沒有發生一樣。 我很想把姜某寫的東西拿給她看，讓她知道自己到底愛上了怎樣一個男人，可是，我不知道這樣做對劉曉慶是不是過于殘酷了。 我走進了衛生間，站在那里，默默地看著她。她像看一個陌生人一樣看了我一眼，又繼續往臉上擦著晚霜。我隨手把衛生間的門關上了，坐在澡盆上，默默地看著她，看著鏡子里她那張略微有些歪的臉。 沉默了很久，我才開口：“劉曉慶，想不到我們走到今天這一步，怎么辦？老已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辦才好，自己都沒了主意。 听到我的問話，劉曉慶停了下來，隔了一會，她看著我說：“我們去死吧。” 我像被什么激了一下，抬起頭看著她的眼睛。 她依然十分平靜地對我說：“我們自殺吧。” 我不知道該用什么樣的語言來形容我當時的心情，震惊？感動？還是難過？她，一個女人，也有勇气面對死亡，而我這個全身心愛她的男人又有什么理由不陪她呢？況且，這么多糾纏不清的往事，這么多無法承受的屈辱，這么多不敢面對的真實，這么多……大多了！多得讓我連想的力气也沒有了。好吧，還是讓我們倆用死來殉那份曾經真摯、曾經壯烈的愛吧！ “怎么死呢？吃安眠藥？” 她笑了一下，“安眠藥不是都讓你吃光了嗎？” “那……我們……上吊？ 她沖我點了點頭。 于是，我抬頭向天花板看了看，還好，有一根足夠強壯的暖气管，也許能承擔我們兩個吧！那．我們就死！死了更好。 我找了一根鐵絲，系在那根暖气管上。 現在想起來，劉曉慶當時還是那樣沉靜、那樣從容，看來，她的确下了決心。 就在我系鐵絲的時候，母親也許覺得有些不對勁，從房間里出來，敲著衛生間的門。 劉曉慶沖外面扔了一句：“敲什么敲？等一下。” 門外的聲音停止了。 我把鐵絲系完，默默地看著劉曉慶。她依舊平靜地站在鏡子前面，用紙巾擦著臉，也許，她在試探我，或者，在打什么主意？ 我們倆默默地對視著，似乎在等待著什么… 突然，她開口了：“我還有話對父母說。” “當然，你去說好了。”我打開了衛生間的門。 劉曉慶一步跨了出去… 接下來，發生了一件我絕對想像不到的事情。她突然抓住母親的手，轉身面向我，卻對母親說：“媽，他要殺我！” 我是搞電影的，知道什么叫反差，可是，那一次的反差強烈得讓我都感到惊訝，以致于竟然失聲笑出來。 我該從哪個角度理解她呢？稱贊她高超的演技，顯然會有嘲笑她的執著之嫌；也許，我更應該佩服她在于釣一發之際智慧的即時反應吧。只是，我并沒有讓她去死，是她自己先說要一起去死的，我不過是遵從她的旨意，怎么轉眼之間我竟成了殺人犯？她的即時反應里大概也包含著這种撒謊的本能吧。 既然她沒有勇气和我一起殉情，那么這只不過是個愚人節的小游戲罷了；只是，她的母親對這件事一直耿耿于怀，把那節鐵絲作為我想殺害劉曉慶的證据。哼！既然是愚人節的把戲，我也用不著再費力气把那根鐵絲取下來，還是讓它留在那里，或許會成為一個坐標呢！ 現在回想起這件事，我更覺得悲哀一個人，如果連自己的母親都要欺騙的話，她還能真實地面對誰呢？她又從哪里獲得那种相互信任的安全感呢？ 那一階段，我和劉曉厭之間的感情變化就好像是高原的天气，一會是狂風驟雨，一會又雨過天晴，每一次風暴的來臨，都是因為我發現自己又一次被欺騙，現在看來，當時确實像在進行一場貓捉老鼠的游戲。我當時最大的希望，還是要贏，要從第三者手里把自己心愛的女人奪回來。我知道自己的這种希望是出于一种愛面子的心理，自己的女人被一個比自己小十來歲的男人奪走了，我無論如何也轉不過這個彎來，為了把劉曉慶奪回來，我從各方面都希望表現得比對手強，并且不斷鼓勵自己要打贏這一仗。 暴風驟雨過去后，一切又部恢复了平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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