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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楚國，怀王任用屈原進行變法改革，是從具体到整体逐步推進的，從具体內容看，變法大致包括：限制貴族特權：發展生產，改善人民生活；獎勵戰斗有功者，加強國防力量；大力發展工農商業；反對縱橫游說之士；舉賢授能，明君賢臣以推行“美政”；聯齊抗秦，努力創造條件實現統一的宏圖。在這些具体的變法改革過程中，每前進一步，都要付出昂貴的代价，包括流血犧牲，人頭落地。倘說楚之變法改革是一葉風帆，這船是在狂風巨浪中顛簸前進的；倘說這是一乘戰車，這戰車是在泥泞的沼澤中輾轉而前的；倘說這是一位行僧，這行僧是在荊棘叢生的林莽中艱難跋涉的。雖然如此，荊楚畢竟是在發展，是在前進，新法相繼出台，國勢日趨強盛，六國于郢都歃血為盟，共推怀王為盟長，在華夏史上，怀王第一個統率山東六國之兵伐秦，這便是標志。為了盡早實現“統一天下”的愿望，楚需要制定一部國家根本大法，這便是《憲令》，以《憲令》來規范其他具体法律，同時《憲令》亦是其他法律的依据。屈原向怀王提出了這一問題，怀王不僅欣然同意，而且大加贊賞，就將草擬《憲令》的任務交給了屈原。屈原唯唯受命，似乎這是他責無旁貸的義務。 怀王再三強調，《憲令》乃國之机密，在詔示天下之前，不得泄露于任何人。屈原亦有這個愿望，万一不慎，泄露一二，靳尚一伙頑固派必千方百計地予以破坏——君臣相得，英雄所見略同。 任何戰爭，都是以大大小小無數個戰斗和戰役組成，倘說屈原以前所擬之法旨在搶占制高點，消滅小股敵人，那么這次擬訂《憲令》則是攻堅戰，要將敵軍主力圍而殲之，因而怀王与屈原都十分重視，不敢有絲毫馬虎与掉以輕心。屈原重新封閉了橘園，將自己禁錮于書齋之內，他整日埋身于書山簡海之中——食于斯，睡于斯，工作于斯，不分晨昏晝夜，一味只在攻讀筆耕，餓极了，啃几口干糧；困极了，曲肱而枕，伏案而眠，一任面容憔悴，脫皮掉肉，全然不顧…… 在漫長的華夏歷史上，早在虞夏時期，便孕育著至高無上的權力。“禹會諸侯于涂山（今安徽蚌埠市西淮河東岸），執玉帛者万國。”１“禹朝諸侯之君會稽之上，防風后至而禹斬之。”２ 夏初曾將其統治地區划為“九州”，設置了“九牧”，管理“九州”居民，并鑄九鼎，以象征其統治。“夏后氏官百”３，有六卿、庖正、車正等官；并有司法机關和監獄（“圜土”）。此外，夏朝實行貢賦和捐稅制度，所謂“自虞夏時，貢賦備矣。” 關于華夏法律起始的具体時間，一些古書說：堯時“伯夷降典（法也），折（服也）民惟刑。”４意即將原來的習慣轉變為規范，服（斷）民以法。又說舜曾命皋陶為司法官，以“五刑”鎮服“猾（亂）夏”的外族和“寇賊奸宄ｇｕ□”的活動５。 “夏有亂政（指平民、奴隸的反抗和奴隸主貴族間的傾軋），而作禹刑（可能以禹命名的夏朝刑法的總稱）。”６据說：禹亦命皋陶為司法官。皋陶造律（法），定有“昏（‘惡而掠美’）、墨（‘貪以敗官’）、賊（‘殺人不忌’）、殺”等刑名。 “夏刑三千條”７（大辟二百，臏刑三百，宮刑五百，劓、墨各千）。另一种說法，禹打敗三苗后，采用了五虐之刑懲治不听其命令的苗民。五虐之刑為劓、刵（截耳，一說為刖）、椓（去勢，同宮刑）、黥。 -------- １《左傳·哀公七年》。 ２《韓非子·飾邪》。 ３《禮記·明堂位》。 ４《尚書·呂刑》。 ５《尚書·舜典》。 ６《左傳·昭公六年》。 ７《尚書·大傳》。 夏刑之外有軍法。中國古代，兵刑同源，有時不分，故有“大刑用甲兵，中刑用刀鋸，薄刑用鞭扑”１之說。如夏啟征伐有扈氏時，曾宣布一條軍令：“用命賞于祖（祖廟），弗用命戮于社（神壇，奴隸主統治者進行祭禮、政治活動的場所），予則孥戮（一說殺其妻子，一說殺其子）。”把不听從軍令視為嚴重的犯罪，不僅殺其本人，而且誅殺其妻子。 同時，制有懲治瀆職官吏的法規。《尚書·胤征》引夏之《政典》曰：“先天時者，殺無赦；不逮時者，殺無赦。”這是對主管制作歷法的官的規定，如果所作歷法的節气早于天時或晚于天時，都要殺無赦。至于對其他玩忽職守的官員的懲罰，也就可想而知了。 据說，禹時已規定：“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長；入夏三月川澤不网罟，以成魚鱉之長。”２這是古書上提到的我國最早保護山林水產的法規條文。 -------- １《國語·魯語》。 ２《逸周書》。 隨著社會的發展，奴隸主貴族為了強化其統治，逐步建立了与其政体密切相關的几個主要制度： （１）分封制度。這是國王除自領都城附近地區（“王畿”）外，把所余土地、奴隸和該地統治權力分配給其親屬和功臣，即所謂“封邦建國”、“授民授疆土”。受封的諸侯尊國王為共主，諸侯是各地的行政長官，但有很大的獨立性。諸侯在其封國再將一部分土地和奴隸分賜給卿大夫作為采邑；士再從大夫處分得祿田。國王、諸侯、卿大夫、士之間互有一定的權力和義務。這就形成了一個從國王、諸侯、卿大夫到士的寶塔式的等級統治体系。這一制度始于夏代，到商朝得到了很大的發展，周朝則進一步完善。 （２）宗法制度。這是由氏族社會父系家長制演變而來的，是奴隸主貴族依血緣關系分配國家權力，以建立其世襲統治的一种制度。它与分封制相結合，确立了國王、諸侯、卿大夫之間的等級關系。早在商代，王位的繼承由“兄終弟及”和“父死子繼”并行，而后改為“父死子繼”制。至西周，這一制度更加完備。按照西周的宗法制度，宗族中分為大宗和小宗。周王自稱天子，王位由嫡長子繼承，稱為天下大宗。天子的其他嫡子和庶子被分封為諸侯，諸侯對天子講是小宗，在本封國則為大宗，其爵位亦由嫡長子繼承；諸侯的嫡子和庶子被分封為卿大夫，他們對諸侯來說是小宗，在本家則為大宗，其爵位亦由嫡長子繼承；從卿大夫到士，也是如此。因此，貴族的嫡長子，總是不同等級的大宗（宗子）。大宗不僅享有對宗族成員的統治權，而且享有政治上的特權。以周天子來說，他是天下的大宗，即同姓貴族的最高家長，也是政治上的共主，掌握國家的最高權力。諸侯、卿大夫在本封國、本家也是如此。這樣，從天子以至大夫、士的宗族組織与奴隸制的國家組織合而為一，宗法等級和政治上的等級完全一致，形成了西周政治法律制度中的一個顯著特點。 在這种制度下，各級宗子不僅從政治上統治宗族成員，而且強制他們“尊祖敬宗”，否則便以“宗族之法”治罪。在這里，“忠”与“孝”的意義實質上是一致的。 （３）等級制度和世卿世祿制度。等級制度的形成是上述兩种制度的必然結果：（甲）由于分封，形成了貴族對土地、奴隸的等級占有；（乙）宗法制度被用作區分貴族等級的標准，依据這一制度，不同等級的土地、奴隸占有者，同時又是不同等級的宗子，因而在政治上必然形成嚴格的等級制度。即所謂“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１。 由于王位和各种爵職及特權均由宗子世襲，因而形成了各級奴隸主貴族世代壟斷國家政權，即所謂世卿世祿制度。 隨著奴隸制經濟、政治的發展，奴隸主貴族實行統治的法律也相應地在發展。 史載：“商有亂政，而作湯刑。”２“甲祖二十四年重作湯刑。”３湯刑，是以商湯為名的商代刑事法律的總稱。祖甲是商朝后期的國王。“重作湯刑”，就是根据商朝后期的新情況重新修定了湯刑。周公在告誡其諸弟如何統治商遺民時說：“陳時（是）臬事，罰蔽殷彝。”即斷獄量刑時，要用殷商的常法。荀況也曾說過“刑名從商”。這都說明，殷商的刑法在夏代的基礎上有了很大發展。商代的刑法較夏代為多，刑罰更加殘酷，而且“罪人以族”。４商代的刑法源于夏的五刑而有所損益。后世有史書記載：禹“自以德衰而制肉刑，湯武順而行之”５；“夏后氏之王天下也，則五刑之屬三千，殷周于夏、有所損益。”６所謂五刑，即墨（黥）、劓、剕（刖）、宮、大辟。此外，還有流、斷手、活埋、火燒、桎梏等刑。至商末，紂王無道，更有醢、脯、剖心、炮烙等酷刑。 -------- １《左傳·昭公七年》。 ２《左傳·昭公六年》。 ３《竹書紀年》。 ４《尚書·泰誓上》。 ５《漢書·刑法志》。 ６《晉書·刑法志》。 民事、婚姻家庭和繼承法律規范，也有了顯著發展。 西周滅商之后，鑒于商末濫施酷刑而導致滅亡的教訓，為了維持和鞏固他們對全國廣大地區的統治，強調“明德慎罰”。所謂“德”，即要求各級貴族加強自我約束，勿做不利于其統治的事。“慎罰”，即慎重地施用刑罰，以免冤濫。在這個口號下。他們采用了不同的措施：有選擇地援用商朝常法（“殷彝”），以其“義刑義殺”１對付殷商遺民；按照封國的不同情況施用輕重不同的法律，即所謂“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２；提出刑罰要隨形勢的變化而相應的“世輕世重”３：同時，贊賞和強調“禮”，把它發展成重要的典章制度和行為規范。禮的法律化，使奴隸制法律化趨于完備。根据形勢發展的需要，后又制修刑法。据《尚書·呂刑》載：周穆王曾命司寇呂侯制定《呂刑》三千條。《左傳·昭公六年》說：“周有亂政，而作九刑。”可見，西周曾修制刑法是無疑的。所謂“九刑”，可能是以九种刑罰代稱周代的刑法。九种刑罰，除前述的五刑之外，又增加了流、贖、鞭、扑等四种。 -------- １《尚書·康誥》。 ２《周禮·秋官·司寇》。 ３《尚書·呂刑》。 德是主觀要求，禮是客觀的規范，刑是懲罰手段，三者并用，互為表里，各起不同的作用，以維持奴隸主貴族的統治。這是周初在總結殷商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提出的新主張，新措施，曾對西周的統治和經濟發展起了積极作用。 “明德慎罰”只是西周前期之計，隨著社會矛盾的日益激烈，待到西周后期，它便被鎮壓和肆殺所代替。 隨著禮的法律化，西周婚姻家庭和繼承的法律規范已臻完備。在商品經濟不斷發展的情況下，特別是西周中、后期“私田”增多后，其他民事法律規范也有很大發展。 夏、商、周三代的司法制度，隨著國家和法律的發展，逐漸建立起一定的体系。夏時，除國王行使審判權外，還設有司法官“士”或“理”。商朝，國王握有生殺予奪和決定訴訟胜敗的大權，王之下設有司寇、正史等司法官員，宗教官員也參加審判。地方負責審判的，畿內有“多田”、“亞”等，畿外則由派出的行政、軍事長官兼理。西周的司法組織較之商代漸趨完備。周王握有最高審判權，設大司寇“以佐王刑邦國”１，“大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听之，三公以獄之成告于王，王三又（宥）然后制刑”。２据說，夏朝已開始實行類似這樣的制度。總之，刑事案件的決斷和執行“刑殺”，都要報告國王，以王命是從；諸侯之間的爭訟，也由國王裁判。這是君主集權制的具体表現。周王之下，設有大小司寇、士師等專門司法官員，負責掌握法律和整個審判工作。地方的司法組織与行政合一，同時也設有鄉士、遂士等司法官，負責處理民、刑案件；重大案件呈報司寇。諸侯、大夫分別享有本國、本邑的審判權。 -------- １《周禮·秋官·大司寇》。 ２《禮記·王制》。 西周分民事訴訟和刑事訴訟兩种，司法官處理前者稱為“決訟”，審判后者稱為“斷獄”。糾紛或犯罪發生后，當事人可以自訴、自告。刑事訴訟必須有“劑”（訴狀）；民事訴訟必須有其請求的實体權利的證据。但是，不允許儿子控告父親，下級控告上級，因為這違背宗法精神。 自訴時，要交納訴訟費，民事為“束矢”（一說十二矢為一束，一說五十矢甚至一百矢為一束），刑事為“鈞金”（三十斤銅），否則便認為“自服不直”，判處敗訴。 審理時，原、被告必須都到庭，所謂“兩造具備”１，才予審理。訴訟的當事人在審訊前還必須盟誓。但是，無論大小案件，大貴族都不親自出庭，而由其屬吏代理。審理時，要訊問當事人，審查、檢驗證据。審訊方法，采用所謂“以五聲听獄訟，求民情。一曰辭听，二曰色听，三曰气听，四曰耳听，五曰目听。”２所謂辭听，即觀其說話，不直則煩，心煩意亂；色听，即觀其顏色，不直則赧然（難為情的樣子），頭上冒汗，臉上發紅；气听，即觀其气息，不直則喘，理不直則气不壯；耳听，即觀其听聆，不直則惑，理不直則听覺遲鈍；目听，即觀其眸子，不直則眊然（眼睛昏花），理不直則眼睛無神，不敢正視。 審訊結束，作出判決，并向當事人宣讀（“讀鞫”）。宣讀后，當事人不服，可以要求再審（“乞鞫”）。然后，由負責的官員再行審判或送上級裁決。 -------- １《尚書·呂刑》。 ２《尚書·呂刑》。 春秋前期，各諸侯國大都沿用西周的法律。其后，隨著社會經濟和政治的深刻變化，新興地主階級在爭奪政治權力的同時，也在法律方面提出了維護自己利益的改革要求，最突出的一點，就是要求公布成文法。 原來，奴隸主貴族不僅對奴隸可以為所欲為，而且對平民以及非貴族出身的新興地主也隨意迫害。為了隨意用刑，他們根本不肯公布法律。正因為如此，所以新興地主階級在法律問題上，首先要求公布成文法，以便對奴隸主貴族的專橫加以限制。春秋后期，一些諸侯在新興地主階級的要求和支持下，經過斗爭，公布了成文法。 公元前５３６年，鄭國執政子產“鑄刑書”，即把刑法條文鑄在金屬鼎上，公布了成文法。晉國人叔向立即寫信反對說：以前的國君都不預先公布刑法條文，懼怕人民“有爭心”。即使如此，仍不可防范（御禁），所以采用義、政、禮、信、賞、罰等手段，才使人民服從，听從使喚，“而不生禍亂”。你今天公布了成文法，人民知道了鼎上的刑法條文，就不怕君長了，是非曲直都按刑書，君長怎樣實行統治呢？因此，叔向將這一事件同“國將亡”聯系起來，要求子產放棄包括“鑄刑書”在內的一切改革，子產則答道：“吾以救世也。”拒不接受他的意見。 公元前５１３年，晉國又“鑄刑鼎”，把范宣子所著的刑書鑄在鐵鼎上。孔子對此也大加反對，他說：“晉其亡乎，失其度矣！”１孔子所說的“度”，就是奴隸制不可逾越的等級制度。在他看來，成文法的公布，打破了奴隸制的等級制度，限制了舊貴族的特權。因此他說：今天放棄了這一制度“而為刑鼎”，人民按照鼎上的法律條文辦事，還怎么能像原來那樣尊重貴族呢？貴族失去了任意處罰人民的特權，不就等于失去了貴族專政的事業嗎！２ -------- １《左傳·昭公二十九年》。 ２《左傳·昭公六年》。 歷史發展到了戰國時代，屈原重溫了李悝在魏國的變法改革、吳起在楚國的變法改革、商鞅在秦國的變法改革的內容及經驗教訓，從中吸取丰富的營養。在這個大動蕩、大分化、大改組的年代里，除了上述三個偉大的變法改革家，還有申不害在韓國的改革。 申不害（約公元前３９５年——公元前３３７年），原鄭國人。韓滅鄭后，韓昭侯（公元前３６２年——公元前３３３年）任其為相，進行改革。 申不害相韓十五年，“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做到了“國治兵強，無侵害者”。他談法治，但更突出的是講“術”。當時韓國改革不徹底，新舊法律錯雜使用，所謂“晉之故法未息，而韓之新法又布；先君之令未收，而后君之令又下”，舊貴族和一些官吏便利用這种空隙擅權謀私。為了加強君主的統治權，申不害要求君主排除左右私情，把用人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見功而与賞，因能而授官”，并強調君主要善于“術”。所謂“術”，即“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生殺之柄，課群臣之能”，是君主“藏之于胸中”的駕馭群臣，使之能為自己盡忠效力的手段。簡言之，是駕馭群臣的權術。 申不害的主要目的在于建立和維護君主專制的封建政權。 在戰國時期的眾多諸侯中，趙武靈王堪稱是改革創新的佼佼者。為了富國強兵，趙武靈王決定改革軍制，穿胡服，置騎兵，即所謂“胡服騎射”。 趙武靈王的改革曾遭到宗室貴族的反對，他力爭說：“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古代圣王“隨時制法，因事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也不必一道，而變國不必古。”并強調說：“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堅決地進行改革，使趙國兵力很快強盛起來。 齊威王時任用鄒忌為相，進行改革。鄒忌勸說齊威王鼓勵臣下進諫，選拔人才，獎賢黜奸，厲行法制，集權中央，因而生產發展，府庫充裕，國勢強盛，成為与魏國相抗衡的封建制大國。齊威王、齊宣王為了探求強國之道，還在國都臨淄的稷門（西門）外設立一座大學堂“稷下學宮”，集中各國文人學士多人（据說七十六人），專門講學著書。其中一人叫慎到（約公元前３９０年——公元前３１５年），趙國人，他是個較早地從理論上強調“法”的重要性，并把“法”作為判斷是非客觀標准的法家人物。他主張“事斷于法”，“官不私親，法不遺愛，上下無事，唯法所在”。并認為只有“定賞分財必由法”，才不至于“亂”。慎到特別強調“勢”的重要性。所謂“勢”，即權勢、政權。他說：“堯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為天子，能治天下。吾以此知勢位之足恃，而賢智之不足慕也。”他的這一觀點，論證了新興地主階級奪取政權和鞏固政權的重要性。 為了擬定《憲令》，屈原翻閱的資料，研究的典籍，猶如漫天星斗，莽莽林海，難以歷數。毫不夸張地說，在此之前問世的各种書籍，他几乎瀏覽無余，涉獵遍及，重點部分，反复研究，或圈圈點點，或筆錄摘抄，以備查考。經過几個月夜以繼日地苦讀，他仿佛穿行于林莽之中，昏暗幽晦，不見天日。偶爾陽光從密林的縫隙篩進陰霾潮濕的草地，似金銀在閃耀，像珠寶在生輝，是那么明亮，那么眩目，那么令人賞心愜意。如今他仿佛走出了密林，豁然開朗，眼前天高地闊，陽光明媚，一條金燦燦的大路伸向遠方。他仿佛跋涉于深山狹谷之中，發微探幽，身邊奇峰峻拔，腳下怪石嶙峋，豺狼奔突，蛇蝎蜿蜒，只有頭上的一線天給人以光明和希望。如今他仿佛攀上了頂峰，居高臨下，山川、村鎮、田野，一覽無余，心中透煙透火。至此，屈原完全可以展帛揮毫，制定《憲令》，一揮而就，一气呵成，然而，他卻遲遲不肯動筆，總覺得准備得仍不充分，似乎還缺某种成分或某道工序。譬如做豆腐，不點鹵水或石膏，則難以成腦。那么，眼下制《憲令》所缺的鹵水或石膏究竟是什么呢？屈原一時還難以把握。人生是短暫的，誰也不能從遠古走來，但人類文明寫就了歷史，人們卻可以通過書籍了解人類歷史的林林總總，紛紛紜紜。經過几個月的伏案攻讀和潛心研究，屈原自問對華夏歷史的法制業已盡揣于胸，歷歷在目。制定新法，無非是借鑒古人，結合現實進行。鄂渚一年的深入基層和郢都四年的風風雨雨，屈原對楚之上下左右，可謂了如指掌。他也曾出使齊國，合縱六國，怀王曾以盟長的身份統率六國之師伐秦，因而對天下形勢了解得洞若觀火。隆冬季節，室內亦無取暖設備，屈原卻感到悶熱煩躁，他踱至窗下，啟開窗扇。窗外天色鉛灰，空中飄著零零星星的青雪，朔風時大時小，時緩時急，吹進室內，屈原不覺寒冷，倒覺涼爽愜意。陣陣清風吹開了屈原的心扉，使他茅塞頓開，他對監獄中的情況尚不甚了然。 進京后，屈原早聞荊楚貪贓枉法之風极盛，正如后世民諺所說：“衙門口朝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訴訟胜敗，判罪輕重，全賴行賄之多寡。獄中情形，更是漆黑一團，無罪處死，死罪逍遙者屢見不鮮。這些，屈原只是耳聞，并未實見。欲制定切實可行、完美無缺的《憲令》，必須結合這一現實。為了制《憲令》，為了當今和后世，哪怕肝腦涂地，他也在所不辭。他當机立斷地決定：深入圜土，琅璫入獄。 除了怀王，誰也不知道這位新關進囹圄鐵牢的犯人与左徒屈原有什么關系，只知道他叫成業旺，与關進另外監牢的几個殺人犯同謀。首次出現在牢頭獄卒面前的成業旺，不僅披枷戴鎖，而且皮開肉綻，遍体鱗傷。据說他是從一個郡的監獄轉來，是個頑固不化的家伙，任你酷刑用盡，死活不肯招供，而且把錢財看得比性命還寶貴，宁可皮肉筋骨吃苦，也不肯賄賂官吏和行刑者分文，故而才這般吃苦。從此，屈原雜于囚徒之中，与案犯為伍，自然少不了經常被提審，被嚴刑逼供，倍嘗獄中的千辛万苦，同時也控制了牢內及整個司法系統的斑斑傷痕与累累症結，這里只陳述他在獄中耳聞目睹的點滴事例。 監獄里的條件十分惡劣，地狹人多，人滿為患，是這里的主要特征。屈原所在的這間牢房，總共不過一丈多見方，無牖無窗，只有一扇小小的木柵門，但卻監押著二百多罪犯。白天犯人們都坐著、站著、占地方小，到了夜晚卻成了災難，彼此相擠，相壓，相撂，你枕著我的腿，我躺著他的腰，毫無回旋的余地，屎尿皆閉于其中，与呼吸并飲食之气相混雜，令人難以忍受，故每夜均有窒息者，少則三五人，多至十几人。這里最怕疾病傳染，也最容易傳染疾病，每當流行病傳染時，患者相繼倒地，外運不迭，死者相倚相累，堵塞門戶。獄卒命犯人幫忙往外抬死者，常常走著走著便猝然身亡，溘然長逝，令人不寒而栗！…… 郢都和全國大大小小的監獄，為何關押的罪犯竟會如此之多？原來，士師、胥吏、獄官、禁卒，均以此謀利，關押的犯人愈多，他們獲利愈丰，因而稍有牽連，便千方百計地捉拿監禁，豈能不多！一旦入獄，不問是否有罪，一律給他們戴上手銬腳鐐，鎖進老監，令其困苦不堪，然后進行敲詐，根据犯人出錢多少，分別對待。出資最多者，不僅可以脫去刑具，還能移至監外板屋居住；一貧如洗，沙粒似的連一滴油水也難擠出者，不僅刑械決不稍寬，還施用种种手段進行折磨，立標准以警其余。同案入獄，主謀和重罪者，出居于外；輕罪和無罪者，反而嚴刑折磨，遭受非人的待遇。這些人積憂成疾，寢食違節，一旦染病，又無醫藥，僥幸生活者，百不及一。 在這里，金錢能夠通神，上上下下的工作人員，少有以國家法律為念者，多以手中的權柄作為牟取暴利的手段。劊子手本是十分下作的職業，但在這里卻很是盛气凌人。凡判處死刑已經上呈的，劊子手們便公開進監敲詐，索取金錢与財物。對那些被判處极刑的，滿足其要求者，行刑時先刺其心，否則四肢盡解，心猶不死；對那些被判處絞刑的，滿足其要求者，始縊即气絕，否則三絞加別械，然后得死；惟獨對被判處大辟的，無所要挾，然而還要質其首，以勒索錢財。負責捆綁的也是這樣，不滿足其要求者，捆綁時即先折斷其筋骨。專管上刑的和打手們更是如此，例如，有三個犯人同時被拷打審訊，其中一人給二十金，被打得筋斷骨折，數月臥床不起；另一個給雙倍，只傷了點肌膚，旬日即愈；第三個人給六倍，當夜行走健步如飛。 有一姓郭的惡棍，一向橫行鄉里，魚肉百姓，后因霸占一村姑而連殺三人，被捕入獄。似此十惡不赦之徒，依法當斬，按民憤亦當處決。然而，他是當地著名的富豪，家中有的是錢財，買通了胥吏，他們另外准備一份奏章，獄辭不動，只取同案從犯無親無故者換其名，待將審判書加封上奏時，偷偷更換過來。主審官雖然發現了其中的破綻，但卻不敢上本复請，因為那樣做是要被罷官撤職的，誰肯以自己的高官厚祿換一個素不相識者的性命呢？因而作惡多端的郭某依然逍遙，繼續為非作歹。 凡殺人者，獄辭中無“故殺”、“謀殺”的字樣，經秋審必定緩行。有一解某，共殺四人，以重金買通胥吏，改動獄辭，緩行遇赦。將要离開監牢的時候，似有戀戀不舍之意，夜夜与其党徒置酒酣歌達旦。有人叩問殺人之事，解某毫不避諱，一一詳敘之，得意洋洋，口若懸河，似在炫耀自己的本領。 有一巨商，姓趙，往來吳越作鹽業絲綢生意，家產無數，因買奴婢事打死人吃了官司，被關押在監。秋審后，處死的呈文業已批下，不久就要執行。恰在這時，他在西湖南岸買的一位八姨太香茗來探監，胥吏一見鐘情，垂涎欲滴。經周旋，趙某同意將香茗讓与胥吏，換取了自己的性命，獄中待赦。監押期間，趙某与胥吏里外勾結，狼狽為奸，在獄中經營起了特殊生意，大發不義橫財。 數月之后，屈原雖吃了許多皮肉之苦，但對楚之司法系統和監獄中的黑暗腐敗現象卻摸得爛熟，《憲令》成竹在胸，于是迫不及待地出獄，不顧遍体傷痕累累，周身筋骨酸疼，一頭扎入書齋，一心扑在制《憲令》上，一气呵成了《憲令》草稿……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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