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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謝爾蓋渴望見到這個他從未見過的女人的狂熱焦躁、莫名其妙的愿望中，似乎有某种命中注定的東西。 ●她又吻了他一下，說：“魔鬼！” ●“但是我覺得，您最好教教我，當我想吻一個漂亮的小伙子時應當說什么……以及類似的話。” 伊莎多拉·鄧肯在7月离開倫敦之前，曾和几個朋友一起去算過命。那個衣著入時的算命女人對她說： “你將要長途旅行去一處天空淡藍色的地方。你會富有，非常富有。我看到遍地黃金，有百万，甚至億万黃金。你將結婚……” 听到這里，伊莎多拉對算命人淡然一笑，不愿再听那些無稽之談了。因為，雖然她知道自己將要遠行，而且她也想象自己能富起來，即使成不了億万富翁，也能成個百万富翁，然而，她無法認真地听到有人對她說，她會在伊甸樂園的這一邊結婚。 她到了俄國之后，發現盧布的价值跌到那么低，即便買一盒火柴，也必須花費一筆數量惊人的盧布。按照這种情況，伊莎多拉确是比百万富翁還要富上許多倍。而且，此時那個算命人的最后一句話應驗了，她于11月初在這里遇到了后來成為她丈夫的那個男人：謝爾蓋·亞歷山德羅維奇·葉賽宁。 謝爾蓋·葉賽宁生于1895年。像伊莎多拉·鄧肯一樣，他也是一個不幸家庭的孩子。在他童年時，父親就和母親分居了，起因是母親又生了孩子，而父親不承認是自己的。這樣，小謝爾蓋基本上是由爺爺和奶奶帶大的，所以他有時覺得自己像是個孤儿。 在青少年時期，葉賽宁并不熱衷于玩鬧和詩歌，他是個多情的种子，喜愛女性。大約在15歲左右，他愛上了一位朋友的妹妹安娜，甚至夢想長大后与她結婚。后來，他和另外一個鄉村姑娘瑪麗婭·巴爾扎莫娃有過一段戀情。 1913年，在莫斯科一家印刷厂，葉賽宁結識了年輕姑娘安娜·伊茲里亞德洛娃，不久他們便同居了。1915年初，他們的儿子尤里出世了，葉賽宁剛剛19歲便當上了父親。但几個月后，他便离開与他同居的女人和他的儿子，离開莫斯科，動身到彼得堡求名去了。 1915到1917年間，葉賽宁名气大增。1917年秋天，他第一次結婚，他的妻子吉娜依達·拉依赫后來成為著名演員，但當時她去彼得堡一家報社當秘書和打字員。他們的婚姻只持續了4年，其間吉娜依達生了兩個孩子——女儿塔吉婭娜1918年出生，儿子康斯坦丁生于1920年初。1921年10月，他們离了婚。 謝爾蓋·葉賽宁生性風流。即使是在与拉依赫、鄧肯和托爾斯塔婭（他的第三個妻子）的婚姻中，他也到處留情。不過他對女人的態度并不熱情和友好。在他所創作的詩歌中，情詩极少。這給人們留下了一個謎。有人甚至猜測葉賽宁有同性戀傾向。 葉賽宁被認為是10月革命后的作家群中最有才華的詩人之一。他高高的個子，長著一對藍眼睛和兩道擰在一起的金黃色眉毛。在他的品格与富有詩人气質的性格中，有一种類似于羅伯特·彭斯和阿爾蒂爾·蘭波身上的某些素質。小時候，他曾在叔父的農場里看馬。他既漂亮又早慧，因此引起了他出生的那個村庄——梁贊州的康斯坦丁諾沃村中的主教的注意。這個神父培養教育他，并把他送到圣彼得堡的學校去讀書。葉賽宁在那里依然那么英俊聰慧，引起了詩人克洛耶夫的注意，便收他為徒。有人甚至把葉賽宁引荐給皇后。皇后對這個初露頭角的金發碧眼的年輕詩人的興趣，似乎不只是一時的心血來潮。他積极投身革命。革命后，他在莫斯科定居下來，并加入了由詩人和小說家馬里恩戈夫創立的追求詞藻華麗的意象主義派。 在馬里恩戈夫寫的一部名為《一部沒有謊言的小說》的小說中，記述了兩位詩人在艾爾米塔什公園的一個夜晚。著名的未來派藝術家、卡梅尼劇院的舞台制景人喬治·亞庫洛夫向他們走來，并且開門見山地說： “你們愿意我給你們引荐伊莎多拉·鄧肯嗎？” 葉賽宁從座位上一躍而起。 “她在哪儿？在哪儿？” “在這儿。她是一個了不起的女人。” 葉賽宁一把抓住亞庫洛夫的手說： “立刻帶我們去見她！” 我們起身去找伊莎多拉。從鏡廳找到冬季劇院；從冬季劇院找到夏季劇院；從夏季劇院找到輕歌劇劇院；從歌劇院又回到了公園，找遍了所有的長椅。但是哪里也沒有伊莎多拉·鄧肯的影子。 “真糟糕！她准是已經走了。” “這儿，喬治，到這儿來！” 于是，我們再一次跑到鏡廳，又去了冬季劇院，然后從冬季劇院再到輕歌劇劇院，然后是夏季劇院，最后回到公園。 “喬治，這儿，到這儿來！” 我說：“怎么了，謝爾蓋？什么事讓你這么焦急？” 葉賽宁悶悶不樂，心煩意亂。此時此刻，在謝爾蓋渴望見到這個他從未見過的女人的狂熱焦躁、莫名其妙的愿望中，似乎有某种命中注定的東西。這個女人將在他的生活中起到那樣巨大、那樣可悲的作用。 過了一些日子，伊莎多拉到亞庫洛夫的工作室去喝茶。 房間里聚集了許多藝術家和詩人，但葉賽宁未在其中。主人很失望，因為葉賽宁在伊莎多拉离開之前沒有到來。 亞庫洛夫安排在下周舉行一次晚會，并詢問伊莎多拉是否愿意再次光臨。 伊莎多拉与這些狂放不羈的藝術家朋友們在一起感到如魚得水，所以她非常高興地接受了邀請。 這樣歡快的晚會在那個時代是极少的，而且机會難得。因此，在晚會的那天晚上，伊莎多拉穿上了她最喜歡的鮮紅禮服，做了頭發，洒了香水。她像是在巴黎去赴朋友、女演員塞西爾·索雷爾家的晚宴一樣。 伊莎多拉在午夜后來到亞庫洛夫的工作室。當時正在那里的馬里恩戈夫描述了她進門時的情形和后來發生的事情： ……她慢慢地向前走來，儀態端庄。她用那雙晶亮的藍色大眼睛環顧房間，瞥見葉賽宁時，她的目光凝視著他。她那小巧的嘴對他微微一笑。然后，伊莎多拉斜倚在長沙發上。葉賽宁走過來坐在她的腳邊。她用手指撫摩著他的鬈發說：“金色的頭。” 當我們听到伊莎多拉說出這几個字時，都感到很惊訝，她總共只知道別人教她的十几個俄語單詞啊。然后，伊莎多拉吻了吻葉賽宁的嘴唇，從她那鮮紅的小嘴中，帶著愉快親切的語調，又說出一個俄語單詞：“天使。” 她又吻了他一下，說：“魔鬼！” 凌晨4點，伊莎多拉·鄧肯与葉賽宁走了…… 几天后的一個晚上，伊莎多拉在她的工作室中招待一些朋友。在燈光幽暗、藍色的帷幔直達屋頂的房間中，一片宁靜，一片近乎虔誠的寂靜，因為伊莎多拉剛剛跳了一段肖邦的瑪祖卡舞。觀眾們看到，在他們眼前，一個优美的動作融化為另一個优美的動作，真是美的化身。鋼琴的最后一個音符逐漸消失，伊莎多拉走向沉默無語、激動不已的朋友們。他們朦朧的眼睛表達了他們的謝意。這時，十二只腳重重地踏在樓梯上，六個醉醺醺的聲音傳上樓來。他們沙啞地笑著，說著醉意的笑話，破坏了那一刻神圣的气氛。 葉賽宁和三角琴從不离身的科烏西科夫領著一群意象主義詩人闖進了房間——伊莎多拉宁靜的殿堂。 要是在別的時候，伊莎多拉·鄧肯會用比鞭梢還尖利的話語把闖入者驅逐出去，而此時，她卻歡迎這些酒神和詩神的喧鬧的信徒。 伊莎多拉見到他們高興极了，她通過一個友好的翻譯對葉賽宁說：“我要專為你跳個舞！” 她從長沙發上站起，要鋼琴師彈一曲肖邦的華爾茲。她覺得這首曲子會投合這個金發詩人那顆抒情的心。她踩著舞曲的節拍翩然起舞。 歡樂的情緒多么熱烈！优雅的舞步多么誘人！ 音樂停了，她走向前去，臉上挂著天真的微笑，兩眼閃光，雙手伸向正与同伴高聲談話的葉賽宁，問他是否喜愛自己的舞蹈。 翻譯轉達了她的意思。葉賽宁說了些粗魯野蠻的話語，他的話引起了他那些醉醺醺的朋友們一陣陣粗魯野蠻的高聲狂笑。做為翻譯的那個朋友顯然有些猶豫地對伊莎多拉說： “他說你的舞跳得——很糟……他自己能跳得比你好！” 在翻譯還沒有把整段話向神情沮喪、含羞受辱的伊莎多拉翻譯完時，詩人已經站起來，像個瘋子似地繞著工作室跳起舞來。 三角琴響了起來，他那些狂放不羈的藝術家同伴大聲地叫好。 由于這群喧鬧的醉鬼的闖入，音樂、安宁、优雅、美麗——一切都從這個殿堂中消逝了。不一會儿，那些在那天晚上的早些時候還接受了祝福的朋友們，也跟著醉鬼們鬧了起來。 1921年11月7日，蘇聯將慶祝二月革命四周年。盧納察爾斯基問伊莎多拉，她是否愿意在將于那天晚上在大劇院舉行的節日演出中表演舞蹈。 由于他們希望她是節目中唯一的舞蹈表演者，所以這次机會對她不顧那么多的誹謗和反對而來俄國的舉動真是一次极大的榮譽和贊頌。于是伊莎多拉告訴友好的盧納察爾斯基，能在這种情況下在蘇聯第一次公開演出，她將引以為榮。全部入場券將免費在工人組織和紅軍中分發。 伊莎多拉決定跳柴可夫斯基的樂曲《第六（悲愴）交響曲》和《斯拉夫進行曲》。而且，她還依照《國際歌》編了個舞蹈，做為對觀眾的特別敬意。節日慶祝的組織者們得悉伊莎多拉的節目內容之后感到有些不安，是《斯拉夫進行曲》使他們擔憂。他們知道，古老的沙皇贊歌《上帝保佑沙皇》中的几個小節編進了柴可夫斯基這一進行曲的樂曲中。盡管是在精心挑選的觀眾前，雖然不能十分肯定，但也足以激起可能引起反革命示威的熊熊大火的情感的火花。于是派盧納察爾斯基同志去看一看，舞蹈家對這一樂曲的表演上是否有對國家不利之處。他來參加最后的排練，看著伊莎多拉在柴可夫斯基那激動人心的樂曲聲中，摹擬表演俄國人民所受的壓迫和悲慘的生活，以及他們最終的解放。他离開劇場時，依然沉浸在舞蹈家所創造的感人的力量和罕見的悲劇美之中。 莫斯科大劇院可以容納3000人，但是十倍于那個數字的熱情洋溢的蘇共党員想要一睹廣為談論的鄧肯的舞蹈。 《真理報》、《消息報》以及所有的工人報紙都向讀者介紹了這位世界聞名的舞蹈家，報道了她是那樣勇敢地离開了“面臨崩潰的資本主義歐洲”，來到這里為這個新生共和國的孩子們工作的事。這些讀者們當然都渴望能抓住這個机會免費看她演出。 就這樣，1921年11月7日，伊莎多拉·鄧肯為免費的“工人”觀眾表演了以柴可夫斯基樂曲伴奏的舞蹈。然而，入場券是謹慎地分發的，觀眾包括优秀党員、各部的人民委員、政府官員、各工會的領導和官員、紅軍代表，和所有的外國記者，等等。而在劇場外面的雪地里，站著伊莎多拉真正想為之表演舞蹈的人：那些不走運的工人；一群失望地跺著腳、簇擁推擠著的男男女女。一隊警惕的警察組成的封鎖線只能抵擋住他們不沖入劇場的大門。 節目的第一部分是在此种場合例行的政治講話。當然，在這方面，俄國与其他國家慶祝政治獨立日時的情形完全一樣。但是，盡管俄國觀眾喜歡精采的講話——越長越好——這次節日慶祝活動的觀眾卻沒有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盧納察爾斯基的講話上。他們盡量耐心地等待著鄧肯在《斯拉夫進行曲》中出場。當盧納察爾斯基以熱情洋溢的結束語結束了他的講話、管弦樂隊奏起了《國際歌》時，觀眾們全体起立，精神抖擻地唱起《國際歌》來。 關于伊莎多拉在慶祝節目中的演出，莫斯科《消息報》是這樣評論的： 大劇院很久沒有上演這樣的節日的藝術表演了。這是一次解放了的人們的和諧的慶曲。伊莎多拉·鄧肯是一位舞蹈家。但是，這不是在一般技巧意義上的舞蹈。這是動作和摹擬音樂杰作的最优美的表演；而且也是一次對革命的表演。 管弦樂隊沒有一刻按照藝術家的節拍演奏；沒有盲從的伴奏。相反，管弦樂隊自由地演奏；而鄧肯以富于藝術表現力的動作完成、解釋和形象地說明了柴可夫斯基的《第六交響曲》的悲劇性節奏。人們可能會對某些部分的表現手法有不同的意見，但即使如此，用舞蹈表現《悲愴交響曲》這部巨作，這部交織著歡樂与悲傷、生与死、熱情与新生的交響曲，這部時而墮入感情的深谷，時而登上胜利高峰的交響曲，使劇場自始至終處于熱烈的气氛中，是個巨大的成功。 我們必須著重提一下柴可夫斯基的《斯拉夫進行曲》。這不僅僅是一部斯拉夫風格的進行曲，也不僅僅是一部极端愛國主義的進行曲。它是一部泛斯拉夫主義的帝國主義進行曲。由于這部進行曲中反复出現沙皇贊歌的旋律，它的基調是反革命的，但伊莎多拉對這一樂曲的表演維妙維肖，极富藝術表現力。她那無与倫比的表演使人再一次看到，一個富有靈感的藝術家對這樣一部風格陳舊的作品所能夠給予的理解和表現。在柴可夫斯基的音樂的襯托下，鄧肯刻畫了一個拖著腳鐐的奴隸。他佝僂著身軀，忍受著壓迫，身負重荷，精疲力竭地跪倒在地。那么，讓我們來看看這首被詛咒的沙皇贊歌的頭几節的旋律中這個奴隸的表演。他抬起重重垂下的頭，他的臉因仇恨而可怕地扭曲。他用盡全力挺直身軀，掐斷鐐銬，然后從背后抽回扭曲而僵硬的手臂，伸向歡樂的新生活。所有的人都理解了這段表演的寓意。舞台上的奴隸行列是打碎枷鎖的被壓迫的俄國人民的悲慘道路。說來很反常，在鄧肯的表演中，沙皇的贊歌使人覺得是具有革命性的。在這一贊歌的背景烘托之下，革命取得了胜利。 《斯拉夫進行曲》激起的情感平息后，管弦樂隊奏起《國際歌》。 伊莎多拉款步走到舞台中心。此時，最激動的時刻到了，觀眾們在整個晚上都對伊莎多拉的舞蹈入了迷。伊莎多拉身披紅色的衣裳，腳跟堅定地挺立在那里，宛若一尊庄嚴而优美的雕像。接著她開始形象生動地表演舊制度被推翻，新制度開始了，人類充滿了兄弟般的情誼。 人們全体起立，熱情地唱起了他們的頌歌的歌詞。此時此刻，他們看起來像是這首古老合唱的再現，為舞台上中心形象的英雄姿態唱著贊歌。 伊莎多拉形象地表演完第一段樂曲后，唱著歌的觀眾們看到艾爾瑪從舞台一角走了出來，手里牽著一個小孩，后面跟著一個又一個——100個穿紅色束腰上衣的小孩子。每個人都把右手高高舉起，親密地緊握住前一個孩子的左手。他們在藍色帷幕的襯托下慢慢移動，組成一條艷麗的活動飾帶。隨后，他們在寬闊的舞台上圍成一個圓圈，稚嫩的手臂伸向燈光，伸向他們環繞著的崇高、勇敢和光彩照人的偉大的教師的形象。 在莫斯科大劇院成功地登台露面之后，伊莎多拉開始与她的新學生一起工作了。然而，工作室中极冷，所以孩子們的課程只好停下來。孩子們被告知，要等到能弄到充足的燃料來給那個大房間正常和連續不斷地供暖時，他們才能回到學校上課。 由于這個學校是一所公立學校，而且是新成立的，所以，申請木柴的報告從一個机關轉到另一個机關，直到最后取得實質性的結果，要耽擱許多天。要是學校的錢柜里有錢，他們就可以出去買足夠的木柴來度過這些難關了。然而，就是那樣的解決辦法，也不能輕而易舉地實現。因為，那個時候是不允許私人貿易的。列宁的新經濟政策還沒有頒布。 然而，不久以后，這個新政策實施了。它從大体上改變了俄國的局面，特別是改變了這個學校的面貌。伊莎多拉那個建立一所杰出的免費學校的宏偉夢想，盡管有一個明智而仁慈的政府的支持，卻逐漸破滅了。因為，雖然位于芭拉喬娃私邸的這所學校于1921年12月3日在名義上正式開學了，并挂上了“伊莎多拉·鄧肯公立學校”這個光榮的名稱。然而，那個名稱和那所房子雖然寬大，卻沒有火爐取暖的房間，這大概是政府為幫助伊莎多拉實現俄國之行的計划所真正免費慷慨提供的僅有之物了。 是富于同情心的盧納察爾斯基，親自來告訴滿腦子只是理想的伊莎多拉，政府已改變了主意，他們不能再繼續支持這所學校。他們正在經歷一次嚴重的經濟危机。但是，由于目前允許商店開門營業，而且將要准許劇院在上演節目時收費，因此，大概也會許可鄧肯為花錢買票的觀眾演出。如果那樣的話，鄧肯應當能夠在目前把學校辦下去。也許過一段時間，在較為安定時候，政府會盡可能地在各方面幫助這所學校。以后無論發生什么情況，盧納察爾斯基將會以親切友好的關注來照顧這所學校的。 于是，伊莎多拉在蘇維埃俄國住了六個月之后，面臨著下面的兩种抉擇：她可以告訴有關當局，他們不惜犧牲她在西方世界的聲譽，邀請她來開辦他們明知不可能或不愿支持的學校，是有意愚弄她，因此她只好回到英國、法國和美國，繼續她的營業性演出生涯。要么，她仍然留在莫斯科，為使這個剛剛成立的學校繼續生存下去而奮斗，因為學校中的40個聰明伶俐、惹人喜愛的孩子，逐漸開始喜歡他們的課程了。 伊莎多拉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后一條道路。 為了使這所學校能夠生存下去，她將到俄國各地，甚至西伯利亞的荒原去演出。因為這是她在這個寒冷、饑餓和成長中的新國家中，怀著堅定的信念所創辦的學校。 于是，在1921年底前，伊莎多拉·鄧肯開始舉行營業性演出。這些演出是在濟明劇院舉行的。盡管這個劇院比莫斯科大劇院大得多，三個晚上的每一場演出，全都被真正喜愛舞蹈藝術的熱情觀眾擠得水泄不通。 舞蹈演出的頭一場，鄧肯重复了11月7日節日慶祝時演出的柴可夫斯基的曲目。 她的第二天演出，跳的是瓦格納和勃拉姆斯的樂曲。 勃拉姆斯的《華爾茲組曲》引起了經久不息的掌聲，使鄧肯不得不重演了一次。 第三天晚上，她又一次表演了柴可夫斯基的舞曲，并像往常一樣，以《國際歌》做為壓場節目。這時她表演的《國際歌》是獨舞，舞中表現出更深沉的力量。 鄧肯用這些演出賺到的錢，為她的小學員們買了木柴和食物。她還為圣誕節買了一株冷杉樹擺在大廳里。 她沒有錢去買通常的禮物，去買閃閃發光的裝飾絲帶或五彩繽紛的明亮易碎的燈泡之類的裝飾品，但是，興高采烈的孩子們，用靈巧的手指，把彩紙剪開、折疊和盤繞起來，做成各种各樣精巧別致的形狀，然后用這些折紙把深綠色的樹枝打扮起來。 看到這些發自內心的快樂的孩子們，圍著他們的第一株圣誕樹歡快的地跳舞，給了伊莎多拉的痛苦一些補償，使她在失望的苦澀中，多少嘗到了一點甜蜜。 圣誕節的第二天，主管外交的人民委員的助手利特維諾夫的夫人，前來看望伊莎多拉，并請求她在當天晚上為一批勞動人民演出一場舞蹈。這是個特殊的場合，是只有工人和農民參加的會議。盧納察爾斯基要發表講話，哈拉漢和其他領導人也將出席。 盡管伊莎多拉很清楚，這樣的演出不會為她的孩子們賺到任何食物，甚至連一片黑面包也得不到，她最后還是同意為這些工人和農民舉行一場免費演出。 轉天，伊莎多拉收到了利特維諾夫夫人的一封信，信中天真地表示要以某种方式報答這位藝術家。這深深地感動了伊莎多拉。通過這一單純的舉動，伊莎多拉再次感到，自己的一切疲勞和痛苦都得到了補償。 利特維諾夫夫人的信是1921年12月26日寄出的： 最親愛的，最光榮的人！ 您的《斯拉夫進行曲》是使人銘刻在心的舞蹈。看到您，我仿佛生活在百年的巨大痛苦和奴隸制的枷鎖下，但是最終出現在陽光之中。然而，我仍在顫抖—— 我多么渴望在今天晚上見見您，只見一小會儿。但是，我丈夫又回去工作了，他們告訴我，如果我獨自外出，我可能會在街道上被人剝光農服的。 哈拉漢也去觀看了演出，他站在那里，淚流滿面。 我從未想象過，藝術家与觀眾之間會有如此富有人情味的生動的關系。現在，您已經真正給予莫斯科的無產階級某种他們自己專有的東西。他們是一群可愛的人們——所有的士兵和婦女都把圍巾蓋在頭上。 我在冥思苦想，我自己不能給予您任何東西。我知道您不會拒絕。我唯一能夠想到的是，我對裝飾相當在行。您要我給您繡點什么，或為您做几幅窗帘，或有什么用得著我的地方？我懇求您！我做不出精細的針線活或通常的繡品，然而，我可以給您繡一些有醒目而質利花紋的東西——請您告訴我您想要什么吧！我已經用鑲有動物和小鳥圖案貼花的乳白色平紋細布為我的嬰儿室做了所有窗帘。也許，您想給您的寶貝儿們要一些？圖案漂亮极了。 再見，我無比美麗的朋友。 西格達·瓦莎 伊維·利特給諾夫 12月的一個晚上，葉賽宁把他的朋友馬里恩戈夫帶來見伊莎多拉。她把他們引入自己的房間。看到兩位客人審視房間時的惊訝表情，伊莎多拉說： “這是芭拉喬娃的……糟糕的房間，很糟糕……伊莎多拉買了三角圍巾和披肩……許許多多的俄國披肩。” 伊莎多拉床邊的桌子上擺著許多照片，其中有一張是戈登·克雷格的。這張照片似乎吸引了葉賽宁的視線。他從桌子上拿起照片，仔細地看著。 “他是你的丈夫嗎？”葉賽宁問。 伊莎多拉半用法語半用俄語說：“是的，丈夫，克萊格……他是個坏丈夫。整天寫作和工作。克萊格是個天才。” 葉賽宁把食指放在胸前：“我也是個天才。葉賽宁是天才。克萊格分文不值。”說著，他把那張照片悄悄塞進了一堆舊報紙和几張樂譜的下面。然后他對著照片說：“別了！” 伊莎多拉像著了魔，也把“別了”那個詞說了一遍，并且做了一個告別的手勢。 “現在，伊莎多拉，跳舞吧！”葉賽宁說。“為我們跳舞！” 他感到自己像是希律王在命令莎樂美跳舞。 “好吧，我就為你們跳舞。” 伊莎多拉穿上葉寒宁的外衣，又戴上他的帽子……一段他們從未听過的肉感的音樂，使人騷動不安的音樂……伊莎多拉扮演巴黎的流氓，她的圍巾充當那個女人。一段可怕而絕妙的舞蹈。圍巾那細長的粉紅色軀体在她的兩手間扭動著。她用神經質的手指扼住了它，它那柔軟光滑的圓腦袋悲慘地垂了下來，伊莎多拉把她假想舞伴的尸体拋到地毯上，結束了她的舞蹈。 后來，葉賽宁成了她的主宰。她像一條狗一樣去吻他抬起來要打她的手，去吻他那燃燒著仇恨而不是愛情的眼睛。然而，他只是那個舞伴，就像那塊粉紅色的東西，是一個沒有意志的悲劇性的舞伴。她跳著……是她在領舞。 葉賽宁遞給他的朋友一個八音盒，那是一個小孩玩具。 “上上弦，米哈依爾，我要跳舞了。” 米哈依爾上了弦，八音盒奏起了《巴琳娜》。 葉賽宁脫下他的漆皮鞋。光著腳在地板上又蹦又跳。伊莎多拉用充滿柔情的眼神看著他說：“多有俄國味儿！多有俄國味儿！” 斟滿香檳酒的杯子來回傳遞著，葉賽宁的舞步加快了。 “妙极了！”伊莎多拉叫道。 葉賽宁停了下來。他那白皙的前額上淌著大滴的冷汗。他的眼睛也是冷峻的，睜得大大的，几乎黯淡無光。 “伊莎多拉！煙！” 她遞給他一支煙。 “香擯酒！” 她給他一杯香檳酒。 葉賽宁一飲而盡，然后又干了第二杯。 伊莎多拉摟著他的脖子，她的手臂很溫柔，有些太柔軟了。她喃喃地說：“葉賽宁很壯，非常強壯！” 詩人來訪的次數越來越多。這時，伊莎多拉開始感到自己的詞匯量在這樣的場合已不夠用。為此，她請了為學校的孩子們教英語的女士來每天給她上難學的俄語課。 這個善良的女人，得知偉大的伊莎多拉將要做她的學生，欣喜若狂。她為了給伊莎多拉上課，特意打扮了一番。在第一堂課的約定時間里，她出現在工作室時，就好像是從19世紀后期的彩色畫片上走下來的人一樣。 學生和一絲不苟、嚴肅認真的老師一遍又一遍不厭其煩地用這些陌生的單詞相互問答。在第一節課結束時，伊莎多拉知道如何用俄語說： “這是什么？” “這是鉛筆。” “什么樣的鉛筆？” “這是紅鉛筆。” 而這些對詩人的求愛竟毫無用處！ 第二天，那位女士來了，手插在小手籠里，保存很好的綠天鵝絨中散發出一股熏衣草和廣藿香的淡淡的幽香。她進來后，開始复習前一天的課程。 這時，伊莎多拉打斷她，說：“是的，那很有意思。我肯定孩子們會喜歡那种課程。但是我覺得，您最好教教我，當我想吻一個漂亮的小伙子時應當說什么……以及類似的話。” 戴著手籠的女士震惊了，她目瞪口呆。教那种語言？她感到胜任不了這項任務，于是便從不知害羞的舞蹈家那里辭職，專心致志地去教決不會想到接吻等類似事情的小孩子了。 從那時起，伊莎多拉采用了先把詞組用英語寫下來，然后由家庭各成員為她翻譯過來的形式學習俄語。 伊莎多拉開始用自己說不利落，別人也听不太懂的俄語信口說起來。后來，葉賽宁自己也幫助她講俄語。但是，恐怕他教伊莎多拉的不總是來自“純洁的俄語的源泉”。 當自成一派的意象主義小集團看到，他們的成員謝爾蓋被一個女人迷住了，而且在他們眼中她簡直是一個由夏娃和夜妖合為一体的女人，他們開始尋求辦法和采取措施來拆散這對戀人。他們這樣做并不是真的因為他們覺得伊莎多拉·鄧肯會對詩人產生不良的影響，更多的是因為他們這些人嫉妒那兩個人的親密關系和自由。這個團体還從事印刷業務，并開辦了一家商店，這些人認為，如果一個人退出了團体，肯定遲早會有別人跟他學，這對寫詩和他們的業務自然會有損害。這個小集團必須保持完整。 大約12月底，出現了一個能把葉賽宁從他与那個女人的關系中拯救出來的机會。這個集團的一位好友將要被派往波斯，他同意帶謝爾蓋一起去做此長途旅行。其他詩人擬定了計划，并決定謝爾蓋到火車站前不告訴他這件事。然后像与他開一個大膽的玩笑那樣，他們將讓他去波斯旅行。 火車將要開出的那一天，葉賽宁到火車站來向他的朋友告別。他在火車正要開動的一剎那才到。他被大家舉到車上，行將离開的那個朋友伸出手臂接住他，這時火車嚓嘎嚓嘎地開走了。其他詩人在月台上站了好久，看到他沒有跳車，就順著鐵路線走回了莫斯科。 馬里恩戈夫和集團中的其他人非常高興，因為他們的計划成功了。然而，沒出几天，從距首都兩天路程的頓河畔的羅斯托夫寄來了一張明信片： 真見鬼，你們把我弄到這樣的境地……我要在這里換乘的私人汽車已經出發去波斯了。羅斯托夫糟透了。向伊莎多拉和艾爾瑪問好！我想，我离開以后，她們周圍的空气一定清新多了，她們肯定已經把我忘了。托里，你這個白痴。我听了你的話，也聰明不了多少。 謝爾蓋 第二天，葉賽宁又回到了莫斯科，而且，1922年初，他住進了普列特奇斯堅卡20號漂亮的公寓，与伊莎多拉·鄧肯同居。 伊莎多拉的家里總是擠滿了五花八門的狂放不羈的俄國藝術家，有意象主義詩人、雕刻家、音樂家、室內裝飾師等等。几個美國人使這些藝術家活躍起來了。那些美國人大多數是記者，還有少數美國救濟協會駐莫斯科人員。 葉賽宁似乎總是急急忙忙地跑出去，到某個地方去赴他害怕會遲到的約會。由于他這個習慣，伊莎多拉送給他一塊漂亮的小金表作禮物。她想，他的背心口袋里有了准确的時間，他就不會總是跳起來，赶緊跑到沒人知道的什么地方去。 然而，這塊表并沒有起到它應起的作用。像以前一樣，葉賽宁還是繼續從安樂椅上跳起身來，跑出去赴并不存在的約會。 葉賽宁是個執拗任性的小孩子，而伊莎多拉則是個愛著他的母親。她的深情的愛，足以使她寬容和原諒一切粗俗的咒罵和傲气。在伊莎多拉多情地向葉賽宁表達自己的愛慕之情時，經常遭遇到后者無禮而粗暴的拒絕。這樣的愛情与幸福的場面之后，伊莎多拉常常喝得醉醺醺地，許多天不到普列特奇斯堅卡去。 這种狀況持續了一些時候。到了2月，伊莎多拉接到列宁格勒一個劇團演出主辦人的邀請，去那里演出几場節目。她問謝爾蓋·葉賽宁是否愿意与她一起去列宁格勒。他那時正處于田園詩般的情緒中，所以愉快地接受了邀請。兩人一起動身到北方去了。 然而，在他們出發去列宁格勒前，一天晚上，葉賽宁的朋友們無情地取笑他的“訂婚禮物”——那只“貴族化”的金表。然后他便來到伊莎多拉的房間，把表還給了她。 伊莎多拉拒絕接受那只表。她對他說，只要他真心愛她，他就必須保留這只表，不管那些愚蠢的朋友和他們那些离奇古怪的狂放想法。不僅如此，他還得把她的照片放在表殼里。她給了他一張自己護照上的快像。 葉賽宁天真地表示喜歡這個主意，并把裝著照片的表又放回口袋。几天以后，為了某件使他不高興的事突然發起脾气來，他像訓練有素的擲鐵餅運動員那樣，竭盡全力把金表猛地扔到房間的另一頭。 在葉賽宁怒气沖沖地离開房間后，伊莎多拉慢慢走到角落里，悲傷地看著破碎的玻璃片，摔坏的表殼和表殼中七零八落、無聲無息的机件。從那些小碎片中，她撿起了自己含著微笑的像片。 到列宁格勒后，他倆來到達恩勒特勒旅館。在那里，伊莎多拉按照她的慣例預訂了最好的一套客房（几年后，就是在這套客房的臥室中，詩人葉賽宁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他們一安頓下來，就像往常一樣有許多朋友來拜訪她，向她表示敬意。來訪者中有一些富有的美國人，他們曾在伊莎多拉的某次美國之行時見過她。 一進門，他們就脫去厚厚的毛皮大衣。其中一個人沒太留意，把大衣隨手扔到一張椅子上，大衣又從椅子上滑落到地板上。過了一會儿，房間里彌漫起一股什么東西燒著了的特殊气味。大家在房間四下看了看，但沒發現什么异常情況，于是繼續交談下去。那股气味依然沒有消失，甚至越來越刺鼻了。但是，屋里沒人再注意這股气味，直到客人們起身离開。這時，他們發現，從椅子上滑下來的那件大衣，掉在了一個小電爐上，這個電爐是伊莎多拉買來給房間加溫的。嶄新漂亮的美國毛皮大衣上逐漸燒了一個大洞。 伊莎多拉說：“你瞧，梅特林克是對的。物体确實是有靈魂的。這可能是一個出色的共產主義電爐，以它的方式向資本主義美國的代表提出了抗議！” 達恩勒特勒旅館的地下酒窖很有名，其中儲存著所有戰前最好的一品脫、一夸脫和兩夸脫裝的美酒佳釀。 葉賽宁很快就發現了這一情況。他也很快發現，和伊莎多拉一起旅行，賜予他某种特權，他想什么東西，就可以隨意吩咐。 結果，伊莎多拉演出結束回來后，經常發現葉賽宁面前堆著許多各种各樣的空酒瓶。他們在達恩勒特勒旅館逗留期間，葉賽宁還不止一次地被男服務員們強行弄回房間，因為他們發現他在餐廳里脫得一絲不挂地四處游蕩，酗酒鬧事。 就是這一時期，在列宁格勒的一系列演出中，發生了一件使伊莎多拉印象深刻的事情。 在列宁格勒的第二場演出是專為在海軍基地的水兵們舉行的。擠滿劇院的3000名水兵中，大多數是1917至1918年的革命中的老兵，他們是來自“曙光”號巡洋艦和其他領導起義的軍艦上的水兵。 伊莎多拉演完節目單上的第一個舞蹈后，所有的燈都熄滅了。劇場陷入一片黑暗之中，水兵們燃起的閃爍不定的火柴光，根本無法把劇場照亮。觀眾席上發出了腳步聲、笑聲、喊聲和口哨聲。過了一會儿，由于觀眾越來越喧鬧了，后台的一個人設法找到一盞點蜡燭的燈籠。他們把燈籠拿到台上伊莎多拉站著的地方，她正為日場演出出現這樣的結果感到點儿緊張。伊莎多拉將燈籠高高舉過頭頂，向前走到舞台邊，問水兵們愿不愿意為她唱几首他們的歌曲。舞台上有人把她的要求譯成了俄語。 在瞬間的沉默后，從她面前的黑洞洞的大廳中，伊莎多拉听到一個獨唱的聲音。那聲音洪亮圓潤、充滿活力、堅定自信，唱的是那支古老的革命歌曲《華沙革命歌》的開頭兩句： 敵人的哨聲在我們四周呼嘯， 黑暗的勢力企圖把我們壓倒…… 觀眾們得助于黑暗的鼓勵，而且無論在什么場合下都習慣于大合唱，于是，跟著領唱者一起唱了起來。深沉熱情的洪亮歌聲從黑暗中涌上來，傾瀉在舞台上。 台上，伊莎多拉獨自一人沉默無語地站著，心底里一陣激動，甚至比第一次听到巴赫的詠歎調，或尼基施指揮的柏林交響樂團演奏貝多芬的《第七交響曲》時還要激動。因為，從這些看不見的純朴的人們口中涌出的大合唱音樂，比任何用樂器演奏的音樂更具有人情味，更輝煌雄壯。 一首接著一首，他們唱遍了他們所有的革命歌曲。舞台上，伊莎多拉依然一動不動地站著，她的永不退縮的手臂仍然高擎著燭火搖曳的燈籠，她的面頰上熱淚滾滾。 這場即興音樂會進行一個小時之后，電燈終于亮了。這時，伊莎多拉對水兵們說：“當眾多的人合唱時，歌聲永遠是美妙動听的。然而，我從未听到過這樣世間少有的、這樣充滿質朴美的音樂。我永遠不會忘記今晚所听到的歌聲。” 3月，伊莎多拉從列宁格勒回到了莫斯科。 日子一天天過去了。每天的情形都大体相同。她的學校走上了常規。她不在莫斯科時，由艾爾瑪照管這所學校。她的情事也按著自己的方向發展著。葉賽宁像從前一樣常來常往。伊莎多拉經常接待朋友、記者、美國救濟協會的成員和其他人的來訪。 一天早晨，一封從巴黎打來的電報送到了她的房間。她用紅腫的眼睛看著電文： 多拉·格雷·鄧肯于1922年4月12日在巴黎其儿子的寓所中逝世。 頭一天晚上，伊莎多拉便預感到有什么不幸的事情要發生。當時，她的母親正在巴黎，与雷蒙德住在一起。她的身体狀況不佳，正在生病。但伊莎多拉沒想到母親這么快便永遠离開了她。 從那時起，伊莎多拉在莫斯科越來越坐臥不安了，她感到自己必須离開莫斯科一段時間。由于兩個原因，這樣做是必要的：一是她的健康狀況、一是學校的資金問題。她認為，能弄到足夠的大筆資金的唯一途徑，是到外面的世界去巡回演出。而且，可能的話，帶上一些最好的學生，以顯示一下她正在完成的工作。 抱著這樣的目的，她打電報給紐約的一個演出主辦人，問他是否能為自己在美國安排一次巡回演出。這個人回電說，他很愿意安排這樣的巡回演出，但是提出在秋季之前無法安排。 1922年5月2日，伊莎多拉·鄧肯与謝爾蓋·亞歷山德羅維奇·葉賽宁在莫斯科辦了結婚登記。 對于所有認識伊莎多拉·鄧肯并了解她的婚姻觀的人來說，听到這條通過海底電纜發往外部世界的新聞，都感到大為震惊。 但是，那完全是一种形式而已！她絲毫沒有放棄自己的婚姻觀。 伊莎多拉想帶著葉賽宁离開俄國。首先，因為葉賽宁病得很厲害，需要得到專家的檢查和治療；其次，她認為他是個詩人，需要開闊新的眼界。可惜她不知道，讓這個俄國農民离開他的土地是多么不明智的舉動。那是一塊他從西方世界的閒蕩中歸來之后為之哭泣和親吻的土地！ 伊莎多拉想帶著葉賽宁离開俄國。她想讓他看看歐洲的一切美麗的東西和美國的所有奇跡。然而，雖然她知道她可以与她那金發碧眼的詩人丈夫去德國、法國和意大利旅行，住在飯店的最講究的套房中，接待知識界的名流，且他們中間沒有人會無禮地詢問他們倆是否有結婚證書。但是，她也從過去的經驗中知道，生活在美國各州并不像她想象的那么簡單，而且，飯店的老板更愛多管閒事。以前有過這樣的先例，并非她杞人憂天。 因此，為了做一次平安而富有成果的旅行，伊莎多拉·鄧肯履行了合乎蘇維埃婚姻法的手續，在官方證書上把自己的名字簽成了伊莎多拉·葉賽宁－鄧肯。 下一步是得到護照和簽證。 直到此時，伊莎多拉才發現，自己進入俄國時帶來的護照找不到了。她曾經把護照交給莫斯科的一個人民委員會官員。美國國務院發給伊莎多拉·鄧肯小姐的護照，不知是埋在外交部某個無人問津的辦公桌中滿是灰塵的文件堆里，還是在离開俄國外出旅行的另一個人的手中。 經過好几個小時的談話、討論和抗議之后，伊莎多拉所得到的是一張能使她通過俄國國境而不會遭到任何好管閒事的“契卡”官員干涉的紙片。 至于交通工具，鄧肯已決定，值得紀念的蜜月旅行應該乘飛机去。她被告知，自從莫斯科到德國的航線開辟以來，還從未接待過任何私人乘客，而且票价也高得惊人——至少IO00金盧布！但那也阻擋不了她。她要去，她說，如果這是她一生中最后一次行動的話。 “順便提一下，”她的朋友說，“在你登上飛机開始這次冒險旅行之前，你最好寫個遺囑。” “廢話！”她說。“我這輩子從未寫過遺囑。” 但是，望著她的新丈夫，她改變了主意。她拿起桌子上的一本已撕去大半的廉价筆記本，匆匆在本子的四頁紙上，寫下了下面的這段文字： 這是我最后的遺言。如果我去世，我把我的全部財產和所有物遺留給我的丈夫謝爾蓋·葉賽宁。如果我們同時去世，那么，此項財產遺贈我的兄弟奧古斯丁·鄧肯。 書此遺書時神志完全清醒。 伊莎多拉·葉賽宁－鄧肯 見證人：施奈德 艾爾瑪·鄧肯 1922年5月 9日于莫斯科 翌日清晨，這對富于冒險精神的夫婦從普列特奇斯堅卡ZO號乘車前往托洛茨基小型机場。 飛机正在停机坪上等待他們。學校的秘書施奈德為一家雜志寫了下面這段記事： 天气寒冷刺骨，天上陰云密布，并下起雨來。然而，就在飛机起飛的時刻，太陽透過云層，射出了光芒。机場上有人民委員會的代表和各國記者。兩個大衣箱已經裝進机艙，從莫斯科飛往柏林的頭兩位私人乘客，登上了他們的頭等客艙。伊莎多拉穿著特意為這次旅行做的套裙，但葉賽宁卻不得不穿上航空公司借給他的飛行服。 整9點，螺旋槳轉了起來。艙門也關上了。伊莎多拉從舷窗里望著她的學校的孩子們，并向她們揮手告別。飛机沿著跑道滑行。突然，机艙門又打開了。一張嚇人的蒼白的面孔出現了，喊著要午餐的籃子。葉賽宁拼命揮動著手臂。有人跑著追上了飛机，就在飛机离地前的一瞬間，設法把籃子遞了進去。一會儿，飛机成了天邊的一個小黑點。他們走了。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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