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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一個革命者。 ●柴可夫斯基小姐俯下身去，跪倒在伊莎多拉像往常一樣斜倚著的長沙發椅旁，懇求她別去俄國。 ●她興致勃勃地和他們打招呼：“同志們，你們好！” 1921年7月12日，伊莎多拉·鄧肯登上“巴爾坦尼克”號航輪的甲板，偕同她的學生啟航去蘇維埃俄國。 當時，她的許多朋友和崇拜者認為她瘋了。但對那些真正了解她的人來說，她的這一舉動并不使人感到意外。他們知道這并非她一時的心血來潮；他們知道她熱愛俄國和俄國人民。他們，可能還有很少一些人，了解她的藝術。更為重要的是，他們知道像一切真正的藝術家一樣，從她的內心深處，她是一個不信奉清規戒律的人。 她是一個革命者。 伊莎多拉·鄧肯熱愛俄國。為此，她已在1905、1908和1913年在俄國做過三次富于成果的巡回演出。她在觀眾、知識界和帝國芭蕾舞團体中引起了极大反響。任何一個觀看過她以舞蹈表演柴可夫斯基的《斯拉夫進行曲》的人，都會确鑿無疑地感到伊莎多拉·鄧肯多么同情俄國人民在沙皇專制制度的壓迫下所遭受的苦難。 當她1917年在美國巡回演出期間，听到俄國爆發革命的消息后，她就在這個國家里第一次演出了《斯拉夫進行曲》。無疑，也一定是在那個時候，在她的心里萌發了重歸已從專制統治下獲得了解放的俄國演出的念頭。几年后，在1921年至1924年間，在她回到俄國并且在那里生活、工作、經受磨煉以后，她向一位朋友表示，在蘇維埃俄國度過的三年，是她一生中最幸福的三年。 1921年的4月，伊莎多拉·鄧肯奔赴倫敦，与她的情人、鋼琴演奏家沃爾特·拉梅爾合作進行一系列的演出。倫敦市民興高采烈地歡迎這位偉大的舞蹈家。所有她的老朋友，諸如小迪爾德麗的祖母艾琳·泰瑞、藝術家奧古斯塔斯·約翰、司各特小姐，還有許多詩人、音樂家、畫家擠滿了她在克拉里奇的沙龍。各种報紙上出現了對她的長篇頌揚文章。 正當這個時候，一個來自蘇維埃俄國的商務代表團在倫敦進行訪問。代表團由一位具有相當文化修養和討人喜歡的布爾什維克党領導人之一的列昂尼德·克拉辛率領。他听說這位國際上著名的舞蹈家對新生的俄國很感興趣，就到鄧肯登台演出的威爾士王子劇院去拜訪了她。 那天，她演出的恰巧是柴可夫斯基的《斯拉夫進行曲》，由倫敦交響樂團伴奏。克拉辛像所有觀看過這出表現斯拉夫民族的壓抑与自由的舞劇的人一樣，被舞蹈家的藝術語言感動得熱淚盈眶。 演出結束后，他立即奔到后台，向這位舞蹈家表示敬意。就在那間劇院的化妝室里，他們簡短地、同時也是半開玩笑地討論了鄧肯去俄國開辦舞蹈學校的問題。克拉辛一口答應竭盡全力促使這項計划實現。 在此期間，克拉辛向莫斯科的同事發了電報。几天后，他又去鄧肯下榻的旅館和她詳細討論辦學的前景。他提交她一份待簽的合同，不料立刻遭到鄧肯的拒絕，原因是她不愿在“同志”之間沿襲這种“資產階級分子”的合作方式！克拉辛只好建議她發表一項聲明，以表達她去俄國辦學的愿望。這回她同意了。她拿起筆，給當時的人民教育委員阿納托爾·瓦西里耶夫·盧納察爾斯基寫了一封信： 我從未想過用我的工作來交換金錢。我需要的是一個工作場所、一座能容納我和我的學生的住宅、簡單的伙食、朴素的衣著，以及能發揮我們才能的机會。我討厭資產階級分子和商業性的藝術。我一直沒有能夠為自己心目中的人工作，這是我的不幸。恰恰事与愿違，我不得不為五美元一張票的代价出賣自己的藝術。我討厭現代劇院，与其說它是藝術的殿堂，不如稱它為妓院更貼切。在那里，藝術家們理應占有一個高級祭師的席位，可是事實上，他們卻被降格為老板們的雇工。每晚為了一點微薄的收入出賣他們的眼淚和高尚的靈魂。我愿為人民大眾舞蹈，愿為需要我的藝術的勞動人民舞蹈，他們由于貧窮，卻享受不了我的藝術。我愿無償地為他們演出，因為我知道，他們一直沒有被比他們聰明的社會賢達帶到我這里，而他們卻真正需要我的奉獻。如果你們能夠接受這些條件，那么我將前來為蘇維埃聯邦共和國的未來和她的孩子們效勞。 伊莎多拉·鄧肯 接到這封信以后，盧納察爾斯基給當時正在巴黎的鄧肯回了一份電報： 請來莫斯科。我們將為您提供一所學校和1000名儿童。您能大規模地執行您的計划。 伊莎多拉立即复電： 接受您的邀請。擬于7月1日自倫敦啟航。 在和盧納察爾斯基互相通電不久，伊莎多拉在她巴黎的排練室里舉行了一次宴會。 所有她的朋友都來了，其中有几位是俄國僑民：柴可夫斯基小姐，她是前沙皇政府農業部長的女儿；馬克拉科夫，原俄國駐法大使，還有其他一些人。 當他們得知鄧肯真的下定決心要去蘇維埃俄國，惊訝得目瞪口呆。他們原以為這不過是她一時的奇思怪想，卻不料是她的真誠愿望。 柴可夫斯基小姐俯下身去，跪倒在伊莎多拉像往常一樣斜倚著的長沙發椅旁，懇求她別去俄國。她告訴鄧肯她父親轉來的一封信，這封信是一個身在俄國的人寫給她父親的。信中談到發生在那里的無可名狀的恐怖。她戲劇性地在鄧肯的面前揮動著這封信，帶著悲哀的聲調念道： “看看他們干的好事吧。由于缺乏糧食，他們正在宰殺4歲的儿童，把他們的四肢挂在肉舖里出售。” 伊莎多拉·鄧肯天生的怀疑精神使她拒絕相信這种夸大其詞的歇斯底里的調語。當其他几位在場的俄國友人振振有詞地證實這些消息，央求她取消這次旅行時，她只說了一句：“噢，如果真是這樣，那么我必須去那里！”她的臉色看上去顯得蒼白而嚴肅。 宴罷客散以后，只有伊莎多拉和學生艾爾瑪在一起，有關布爾什維克的恐怖的談話，仍縈繞在她們耳邊。伊莎多拉開玩笑地說：“別擔心，艾爾瑪。要吃的話，他們當然先吃我，我長得比你胖。那時，你赶緊逃跑就是！” 6月初，伊莎多拉在她的排練室里舉行了告別宴會。來賓中有：兩位法國小說家拉希爾德夫人和莫里斯·韋爾納先生，著名的劇團經理雅克·科波，法國女記者的老前輩塞弗蘭，伊莎多拉的親密朋友、藝術家查爾斯·達利斯，還有她的三個學生艾爾瑪、莉薩和馬戈特。 几天以后，在一份巴黎的報紙上刊登了一篇由塞弗蘭執筆的文章，報道了那次在富麗路的殿堂里舉行的晚會。 伊莎多拉离開巴黎去布魯塞爾，她在那里做了一些演出，然后在她的三個學生艾爾瑪、特里莎、莉薩的陪同下前往倫敦（特里莎和莉薩在最后一刻拒絕和她一起登船去俄國冒險）。她和倫敦交響樂團合作，由德西雷·德福指揮，在皇后大廳進行了一系列的演出。 6月的一天，克拉辛邀請伊莎多拉和艾爾瑪一起到俄國大使館赴宴。她們發現，這位商務專員和他的夫人十分殷勤好客，這使得她們對布爾什維克党人殘暴成性的恐懼感頓時煙消云散。克拉辛告訴她，莫斯科當局不但決定按照她的愿望為她招收1000名儿童，而且還向她提供位于克里米亞的美麗的利瓦季亞皇帝行宮！ 一切似乎都很順利，她們將在富饒的里維埃拉鄉間呼吸新鮮的空气，享受和煦的陽光；那里將有成千名有才能的儿童在藍天下接受訓練。他們將像柏樹那樣优美地搖曳，將像波浪那樣歡快地跳躍。他們將在擁有眾多的房間的高樓大廈里居住，在古老城堡內的花園里舞蹈。但比這一切更好、更重要的，是那個具有遠見卓識的政府的大力支持。 她還有什么比這更高的奢望呢？ 7月15日自倫敦啟航的“巴爾坦尼克”號航輪，經過風平浪靜的航行，于19日安抵雷瓦爾。 外交事務助理秘書的妻子利特維諾夫夫人和她的陪伴早已佇立在碼頭上代表蘇維埃政府迎接來賓。見到她們以后，利特維諾夫夫人發現沉甸甸的行李封得嚴嚴實實，于是命人徑直送往領事館。這三位旅客被安排在領事館住宿。第二天早晨，她們看著那艘輪船緩緩駛离雷瓦爾港，揮手向同船的朋友們道別。等船只最后消失在灰蒙蒙的遠方以后，伊莎多拉向艾爾瑪轉過身來，嘴邊挂著勇敢的微笑，緊緊地擁抱住她說：“好，現在我們承擔自己做出的選擇吧！” 午夜，在利特維諾夫夫人的護送下，伊莎多拉、艾爾瑪和法國姑娘讓娜上了去莫斯科的火車。這几位膽子不小的旅客發現，她們不得不和一個年輕的陌生小伙子同坐二等車廂。 以燭光照明的列車沿著無人照管的軌道徐徐前進。她們發現，這位同車廂的陌生人原來是布爾什維克党的一名送急件的机要員。他是一個非常靦腆的年輕人，一點也不像圖畫里畫的那种殘忍的布爾什維克党人。 這個年輕人在這群生气勃勃、談笑風生的藝術家面前，很快就感到非常溫暖和友好。在去莫斯科的路上，他不僅是一個很好的旅伴，而且還給了她們很多的幫助。 火車到達了俄國邊界，她們看到紅軍士兵威風凜凜地站在新生的共和國的殷紅的旗幟底下。她們被這种庄嚴肅穆的气氛感動得說不出話來。伊莎多拉急不可待地希望當場履行入党手續。她要求這位年輕的机要員毫不遲延地介紹她人党。接著，他們花了好几個小時的時間談論共產党員的奮斗目標和共產主義運動的領袖人物。 离開愛沙尼亞，蘇聯境內的第一站就是納爾瓦。在那里，檢查行李的蘇聯邊防人員告訴旅客：火車可能要在這里停上一天。伊莎多拉不愿把自己關在不動的車廂里，于是就去村庄轉轉。她獨自一人，因為那位机要員不能撤下他的旅行袋，艾爾瑪則還未醒來。 在農村集市上，伊莎多拉買了鮮花和帶回車里用做早餐的覆盆子。過了一會儿，她又和艾爾瑪一起下車去那里散步，順便訪問了當地的學校。 在返回車站的路上，她們像兩個彩衣笛手，后面跟隨著一大群穿著雜色衣服的青少年。在她們走上火車以后，伊莎多拉叫讓娜拿來手提唱机和唱片，在車站的月台上給這些睜著好奇的大眼、興奮异常的孩子們舉行了一次音樂會，還給他們上了一次舞蹈課。然后，她為他們跳了一小段舞蹈做為示范。 這次聚會以伊莎多拉從午餐籃子里取出白面包和糕餅分贈孩子們而告終。她把能在行李里找得到的糖果和美味的點心，都一股腦儿地給了他們，一點也不考慮到以后的几天里，她們必須勒緊腰帶。 傍晚，火車開不動了，他們決定帶上一听雷瓦爾的青魚和一些魚子醬到村里去野餐，這是籃子里的全部佳肴了。 火車直到深夜才決定駛向彼得格勒，不知經過多少次的放气、鳴笛、停留，終于磨磨蹭蹭地在第二天上午十時到達目的地。 伊莎多拉一行被人用車從車站直接送到彼得格勒蘇維埃總部所在地德安格爾特勒旅館，那里當局已為她們安排好一個房間。 休息片刻，她們就去游覽市區。伊莎多拉對彼得格勒有特殊的好感，但現在它的變化實在太大了！看著空蕩蕩的久未擦洗的商店櫥窗，看著緊抱著一小包一小包食物匆匆而過的行人，她不禁回想起這座城市昔日的奢侈与繁華。沒有一點感傷的成分，她記得1905年和1908年為她舉行的盛大的賀宴。 她沿著泥瓦河的碼頭緩緩走去，一眼望見斑斑駁駁、破爛不堪的一些宅第。 “這座房子是米哈伊爾大公爵送給巴萊琳娜·克斯欽斯卡婭的禮物，1905年我在這里時她對我是那么和藹可親。那邊那座帶著貝殼般大小裂口的房子一度屬于公爵未亡人，我演出時，她場場必到……”說到這里，她黯然神傷。 最后，她來到冬宮，知道這座昔日的皇宮如今已用做儿童醫院時，她對新政權的信仰油然而生。 回到德安格爾特勒旅館，她們發現四個身著希腊式長袍的年輕陌生人正等在那里，以便向這位舞蹈家表示她們的敬意。她們通過一些秘密渠道得知她已到達彼得格勒。后來從談話里，才發現原來新希腊樂隊的一位負責人有兩個女儿，她們曾經做為譯員幫助過伊莎多拉的學生和養女艾爾瑪·鄧肯在1914年4月那次給俄國孩子們的授課。那時，艾爾瑪為了替伊莎多拉創設在貝爾維的舞蹈學校選拔學生，曾經到過圣彼得堡和莫斯科。 在她們走出房間以后，伊莎多拉非常高興，她沖著艾爾瑪大聲說：“這不是很好嗎？如果我接見一些人，并且客客气气地對待她們，要不她們和你或者我的其他一個學生接触，回去就創辦傳授鄧肯舞蹈藝術的學校。再不然，她們脫下鞋子，自己就練起舞來。這樣的事情太多了，以致成了笑料。如果所有自稱為我的學生一個挨著一個地排列起來，那么足可以從這里穿越西伯利亞到符拉迪沃斯托克轉一個來回！” 從彼得格勒到莫斯科的火車于午夜發車。火車噗哧噗哧費力地行駛著，几乎每一個小站和交叉點都要停一停，而且停的時間很長。一群群的農民，攜家帶口，背上背著舖蓋，手里提著茶炊，簇擁在每一個車站上。她們听說他們當中有的已經等了一個星期，為的是搭車去他們最終的目的地。 旅行，即便是短途旅行，也是難之又難。在正常情況下，從彼得格勒到莫斯科只需14個小時的時間，可她們卻足足走了28小時！火車于7月24日早晨4時徐徐駛入莫斯科車站，那天正是星期天。 尼古拉斯基車站空空蕩蕩，漆黑一片。 一進入莫斯科市郊，伊莎多拉一行就感到十分興奮。但當她們看到沒有一個人前來迎接她們時，心就涼了一半。車站上沒有歡顏笑語，沒有鮮花和擁抱，就連問一聲“哪一位是鄧肯女士”的人也沒有。另外几名旅客走下火車，匆匆走出這個冷冷清清的車站，他們知道目的地已到。 伊莎多拉向同車到達的那位年輕的机要員表示了她的這种惊訝，后者十分同情。她畢竟是做為蘇維埃政府的“貴賓”來到俄國的。她的來蹤去跡，即便在歐洲或美國那些最偏僻的地方，也會在當地居民中引起很大的轟動。可是此時此地，這位受一個偉大的政府邀請的舉世聞名的貴賓，居然被人扔在車站，連派一個門衛迎接一下，告訴她一聲到哪里去的人也沒有。 “在車里等一等吧，”那位机要員說，他和伊莎多拉同樣著急。“我到外面看看，有沒有汽車或其他交通工具等您。也許外面候車室里有人，要不接您的人在車站廣場上的汽車里睡著了。” 過了一會儿，他回來了，報告說外面只有一輛接人的車，是外交部的一名職員前來接他，把他的公文遞送箱帶到最后的目的地。如果她愿意的話，他說，他可以將鄧肯夫人以及其他兩位女士同車送到外交部。到了外交部，他一定能弄清給她們的膳宿安排的哪里。 這种連最起碼的工作上的安排也如此缺乏考慮的作法，使她們無法理解。 這几位疲憊不堪的旅客沉默寡言地跨進了那輛小紅車，飛快地行駛在燈光暗淡、行人稀少、用鵝卵石舖砌的街道上。車子駛過高牆圍起的廣場，駛過幽暗的高樓大廈，駛過大大小小的教堂——它們的圓頂和屋頂小閻，在溶溶的月色中神話般地浮現出黑色的剪印。 最后，那位机要員向司机說了一聲，車子就在勒克斯旅館的門前戛然停下。 這位机要員以為那里可能有訂好的房間，他進去問了一下，才知那里沒有她們的房間。當然，人家不會接受生客在這里住宿，勒克斯旅館只對前來這個國家訪問的真正的共產党員開放。 這一行人于是駛向劇院廣場。在一度曾是十分豪華的首都旅館，蘇維埃的第二號机构就設有那里。外交人民委員奇切林和他的工作人員就在那里辦公。在這些女士們留在車里的時候，那位机要員將各類公文傳遞箱—一傳送出去。 車子的馬達聲早已停息，廣場上万籟俱寂。遠處，克里姆林宮高大的圍牆聳立在厂場的那一邊，整個場景就像俄羅斯民間故事里的一幅插圖，完全不是現實世界。 伊莎多拉和艾爾瑪緊挨著坐在一起。在慢車里經歷了三天异常興奮但又累人的旅行，此時她們已筋疲力盡。她們頓時感到饑腸轆轆。從“巴爾坦尼克”號上登陸以來，她們還沒有好好地吃過一頓飯。 她們很快就發現食品匱乏，几乎看不到有什么吃的東西，即使看到了，也不能購買，因為每人都由政府定量配給。早在第一天的火車旅行以前，午餐籃里的食品已經吃完。車上供應的大粗黑面包，實在無法下咽。她們那由于不正常的進食造成紊亂的消化系統，對此無能為力。 坐在敞篷汽車里，又餓又冷，她們感到無論是上帝還是人類，都拋棄了她們。她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滾燙的咖啡和松軟的甜面包。在巴黎，她們想，在街道轉角處，往往就有“車夫的集會處”；在倫敦，有露天咖啡座；在紐約，從浴室里的儿童售貨机到鎳幣自動售貨机，各式各樣的購貨方式任你選擇。芬芳馥郁的咖啡和純淨的奶油，新出爐的面包。啊…… 她們正想得出神，突然二樓的一扇窗子亮起了燈光，一個男人的身影從窗口探了出來。他往下望了望坐在車里的人，想弄清這些坐在黑暗中的人究竟是誰。 她們一邊拍手一邊想，這才是她們見到的第一位真正的布爾什維克。 人影從窗口縮了回去。過了几分鐘，一個穿著黑色服裝的高大男子從樓梯往下朝她們走來。他傾身向前，吻著伊莎多拉的手說：“您還記得我嗎？” 伊莎多拉仔細端詳了一番這位說話的人，然后想起他的名字來了。他叫弗洛林斯基。1918年她曾在美國見到過他，當時他和翁格恩－施特恩貝格男爵在一起，人們稱他為弗洛林斯基伯爵。伊莎多拉和艾爾瑪止不住地大笑。這真逗！她們在莫斯科的心髒里見到的第一個真正的布爾什維克竟是弗洛林斯基伯爵！ 他穿著無可挑剔的餐服和考究的皮鞋，呆呆地站在那里，弄不清是什么東西使她們感到如此好笑。 几分鐘以后，她們被安置在弗洛林斯基的私人辦公室里。 “你們累嗎？”他問。 “因為餓，倒不太覺得累了，”伊莎多拉說。“我們已經三天沒有好好吃飯，我們不希望再吃雜七雜八的東西了。我真的不敢相信一個人還能在俄國吃東西！” “怎么？”這位布爾什維克伯爵問道，“我剛從土耳其大使那里飽餐了一頓回來。餐桌上有雞湯、油炸雞、奶油白面包、各式各樣的酒、還有美味絕倫的咖啡！” 但他的這番話無法使這兩位餓得發慌的女士相信。她們根本不相信會有這些東西，除非她們也親自品嘗到這些美酒佳肴。 為了證明他的誠實，弗洛林斯基邀請她們到附近的薩沃烏旅館去就餐，那里他有一個房間。當她們在禮儀許可的范圍內四肢舒坦地坐下，主人就點起火油爐。于是，他使出一個能人的手腕，他知道如何在各种不同的環境里把事情辦得最好，他用奶油面包卷和不加糖的茶款待這兩位餓极了的女士。 然后，他著手解決她們在這個旅館里的住宿問題。但是旅館里只剩一個可以出租的房間。當她們進入那個空房間，她們才發現房間里只有一張床。床上既無床單，也無枕頭。伊莎多拉就睡在這樣的床上，艾爾瑪湊合著蜷縮在一張小沙發上。讓娜她后悔千里迢迢地來到這里，只能直挺挺地坐在一把獨一無二的椅子上。盡管這樣，她們也都進入了夢鄉。但不久，她們為惱人的蒼蠅大軍所吵醒。當曙光照進房間時，它們便開始營營地四處出動。空气似乎也變得和它們一樣污濁。它們比蚊子更愛在人的面頰上爬來爬去，飛去又飛來，弄得人煩躁不安。它們決不甘心讓室內的外國住客舒舒服服地睡覺。除了蒼蠅本身以外，昆虫世界里其他更為微小的虫子，也同心協力地幫助它們完成這一任務。 當她們認識到再也無法入睡時，伊莎多拉和艾爾瑪索性就不睡了。盥洗完畢，她們便出去找她們的朋友弗洛林斯基，看看怎樣和那些人取得聯系，他們理應為她們的來到做好安排。 那天正是星期天，各級政府机關停止辦公。弗洛林斯基試圖搖通各個部門領導人家里的電話，首先是教育藝術人民委員阿納多爾·盧納察爾斯基家的電話，他應該從雷瓦爾的蘇維埃領事那里接到這位舞蹈家已經到達俄國的通知。但是所有重要的官員，沒有一個在家。他們全到鄉間去消度這個7月的星期天了。 不知道還能做些什么，弗洛林斯基提議干脆出去到克里姆林宮周圍沿著廣闊的環繞莫斯科的林蔭大道散散步。 几個小時以后，當她們回到薩沃烏旅館的時候，她們仿佛覺得已經走到地球的盡頭。她們饑腸轆轆地走進餐廳，希望能吃上一頓美味可口的午餐。 在餐廳中央，有一張大圓桌，旁邊還有几張小一點的桌子。在那張大圓桌旁，坐了大約12個胡子拉碴、蓬頭垢面的男人。他們頭戴有邊的帽子，身披外套。一邊咕嘟咕嘟地喝著洋鐵碗里混濁不清、漂滿油脂的湯，一邊啃著大黑面包。 這就是同志們哪！盡管旁邊有几張小桌子，足可以讓她們三個人悠閒自在地坐下進餐，但是伊莎多拉還是想坐到大圓桌那邊去。她興致勃勃地和他們打招呼：“同志們，你們好。”她的臉上堆滿了親切坦率的笑容。 但“同志們”自顧自地繼續喝湯。向旁邊略略斜視一眼以后，他們又去從事他們喝光肉湯的大業了。 這樣，她們這些新來的客人只好默默地坐著。同樣用三口洋鐵碗盛著的神秘莫測的肉湯，還有三個大黑面包推到了她們的面前。 伊莎多拉做了個手勢，表示她想在市長的宴會上，一點一點地啜飲這碗肉湯，品味品味這种“女巫的飲料”。艾爾瑪總算把湯匙伸到了碗里，但無法再把它送到嘴邊。讓娜這個女孩子，她只是一聲不吭地坐著，看上去如同一個為自己的信仰而犧牲的早期基督教徒。 和進來時一樣，她們又餓著肚子走出了餐廳，回到臨時住宿的房間。 立刻有人敲門。隨著一聲輕柔的“請進”，那位同車的机要員走了進來。他從自己的口糧里，給她們送來了一暖瓶的可可茶，還有一些白面包。這三位婦女對他真是感恩戴德，視為救星。她們開始狼吞虎咽地吃起來。 突然，讓娜令人毛骨惊然地尖叫了起來。艾爾瑪轉過身去，只見一只彪形碩鼠在房間里從容不迫地爬著。讓娜緊接著又尖叫一聲，從坐著的椅子上跳了起來。伊莎多拉從床上坐起，和她一起奔出房間。年輕的机要員試圖誘捕那只碩鼠，但沒有成功，它揀食了撒在地上的一些面包屑以后，又悠哉悠哉地回到浴缸下的隱身之處，有几只小耗子在那里吱吱直叫。 在伊莎多拉·鄧肯遺留在莫斯科的几頁草稿里，她粗略地勾畫出了她打算撰寫的那本有關俄國之行的回憶錄的開頭部分。她是這樣寫的： 我去俄國，伴隨我的只有我的學生艾爾瑪和我的忠誠的小保姆讓娜。她雖然生活得提心吊膽，但始終不肯离開她的“太太”。在火車駛過飄揚在國境的紅旗時，我們早已听到不少駭人听聞的傳說，所以對畫中那些布爾什維克就不會感到惊訝了。他們身穿法蘭絨的紅色襯衫，大黑胡子，口里噙著刀子，出現在我們面前，對我們三人為非作歹。然后在一個夜晚，切斷我們的喉嚨，尋歡作樂。當我們看到出現在我們面前的卻是一個非常靦腆的年輕人，灰色的眼睛上戴著一副眼鏡，告訴我們說他只是共產党人的一名學生，能說六种語言，非常愿意為我們服務。我們承認，我們都感到非常激動，可能還有一些小小的失望。他很害羞，完全不是我們預想中的那种布爾什維克。我發現，只有在談到列宁的時候，他那雙在眼鏡后面的灰色眼睛才發射出無限崇敬的光芒，他整個頎長的身体也因激動而抖個不停。他以顫抖的聲音，講述共產党員們如何以大無畏的犧牲精神打退白匪軍的進攻，把這場神圣的戰爭描繪得壯烈雄偉、有聲有色。 到莫斯科后的第一個晚上，我們把讓娜留在旅館一個租來的房間里，她獨自睡在床上，由于見到了“許多大老鼠”而歇斯底里地哭個不停。我們則和一個小布爾什維克一起在有著許多教堂和金碧輝煌的圓屋頂的神秘美麗的城市里閒逛。他大談共產主義的未來，越談越興奮，一直談到東方發白，個個愿為列宁和共產主義事業而獻身。不久天上烏云密布，在我們的頭上淅淅瀝瀝地下起雨來。我們的這位向導似乎對挨澆毫不在意，我則念念不忘我們已有14個小時沒有吃過一點東西。后來見得多了，我才發現一個真正的共產党員根本不在乎冷熱、饑餓或者其他物質上的困苦。如同早期基督教的殉教者，他們完全生活在信仰之中，絕不考慮生活上的事惰。而艾爾瑪和我實在是困頓不堪，因此只好邁著沉重的步子，返回火車…… 他們乘坐的這列火車，仍然載著全部笨重的行李，停在車站的旁軌上。給了列車服務員一點小費之后，伊莎多拉、那位年輕人、艾爾瑪設法打開了兩間列車車箱的分隔間，在那里安安靜靜，甚至可以說舒舒服服地過了一夜。 當伊莎多拉第二天早上醒來時，已經11點了。怀著渺茫的希望，他們又在車站上等著，以為總會有人來帶她們回旅館——那個年輕人早上早已离開了車站。結果還是空等了一場。 她們決定朝市區的另一頭尋找歸路。這時天已大亮，籠罩著這座城市的神秘色彩也隨之一掃而光，看上去顯得那么荒涼和破敗，簡直令人難以置信。扑進她們鼻孔的气味，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是典型東方式的。在大街小巷散了一個多小時的步以后，伊莎多拉和艾爾瑪，借著辨別方向的卓越才能，最后總算找到了那個老鼠旅社。它的名稱對一個熟知“倫敦卷心菜”的人來說，似乎是一种嘲弄。 据在旅館等著她們的弗洛林斯基說，他還沒有得到有關方面的任何回音。她們只好坐下來，不知在這個旅館里到底還要等多長時候。直到下午盧納察爾斯基從鄉間度假回來，發現桌上放著這位舞蹈家已經到達的通知，才派他的秘書接她到他們事先安排好的房間里。 最后一切總算有了個著落。讓娜歇斯底里發作，艾爾瑪精疲力盡，她自己既疲倦又失望。所有這三個人，在經歷了四天食無定規、休息不好，以及由于來到這片新的國土，開始了新的生活所引起的過度興奮疲勞之后，對于能夠被人送進這樣一個地方，在這里至少可以得到真正的休息，不用害怕老鼠，不用咀嚼令人作嘔的食物，就已心滿意足。 教育人民委員為伊莎多拉·鄧肯匆忙安排的住處，据帶她去那儿的秘書說，是格爾采爾公寓。 格爾采爾是誰？她問。 盧納察爾斯基的秘書圓瞪雙眼瞧著她，仿佛她問他誰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誰是夏里亞賓。像她這樣一個偉大的舞蹈家，居然不知道同時代人！這位年輕人彬彬有禮地向她解釋道，格爾采爾是俄國最有名的舞蹈家，是莫斯科歌劇院的首席芭蕾舞女演員。她和安娜·芭甫洛娃屬于同一學派，又是同時代人。 這位秘書接著說，當盧納察爾斯基見到他桌上的條子，得知鄧肯已到俄國時，他有點不知所措。 對于伊莎多拉是否真的會放棄歐洲那些大都市的舒适生活，前來動蕩不安的俄國生活和工作，他确實沒有多大把握，因此他沒有為她安排住處。那時，所有的旅館都住滿了共產党的官員和政府辦公人員，沒有一個地方可以招待鄧肯這樣的一位貴賓。（當時，世界各國都稱她為“伊莎多拉”，只有俄國，自從她1905年第一次訪問這個國家以來，一直稱她為“鄧肯”。） 在什么地方為鄧肯安排一個舒适的住處呢？盧納察爾斯基想起了莫斯科空著的格爾采爾公寓。當時鄧肯正在俄國南部旅游觀光。這位人民委員按照共產主義早期的一般作法，征用了這座無人居住的公寓，并派他的秘書按這位貴賓。他可能政務繁忙，但不妨設想一下，即使僅僅為了彌補前一天的接待不周，他也應該拜訪一下這位遠道而來的貴賓。她初到莫斯科，人地生疏，他理應親自陪她去住宿的地方。但一直過了好几天，伊莎多拉才初次見到這位先生。在這以前，她已數度和他函電往來，告訴他她即將前來莫斯科。 在她終于弄清事情正在向另一個方向發展之前，伊莎多拉想到，讓她住進格爾采爾空下的地方确實具有一种象征意義。她認識到，芭蕾舞做為一种藝術形式和無產階級國家的聯系，其情況就像寶石倒退成裝在大金盤里的甲魚。芭蕾舞一向受到皇家貴族的支持和贊助，它是一种非常貴族化的娛樂。背棄自然界的引力定律和個性化的意愿，從姿勢到動作，与大自然极不協調，由此所產生的無生气的動作，創造不出未來，只能隨生隨滅。” 她怀著創建一個自由舞蹈學派的雄心壯志來到俄國，按照她的設想，它將以美麗和自由的動作產生的巨大力量最終推翻掘壕固守的呆板保守的芭蕾舞，就像工人階級推翻保守的帝國統治者。但她對莫斯科芭蕾舞所占有的牢固的地位估計不足，因為它得到學校和政府的資助。莫斯科的芭蕾舞還是老的一套，政治和社會的革命對它沒有大的影響。以偶像破坏者泰羅夫、格蘭諾夫斯基和邁耶霍爾德特的作品做為典型，藝術和戲劇的改革在莫期科其他一些劇院進行，只有芭蕾舞藝術仍舊我行我素，像波旁家族一樣，“沒有忘記什么，也沒有學到什么”。 格爾采爾公寓是一個很小的地方，擺滿了古物和昂貴的小玩意儿——人活到50歲，就會像一個女芭蕾舞演員那樣，情不自禁地愛好收藏。所有這些貴重的禮物既無法排斥在視線以外，又非常容易打碎。伊莎多拉自己從不收藏這么多的小玩意儿，她總是設法住在天花板很高的房間里，室內挂著藍色的帷幔，放著几張低低的長沙發和桌子。住在女芭蕾舞演員這樣的公寓里，宛如置身在室內裝飾師的夢魘中，深怕一不小心把一個法國塞佛爾產的花瓶或德累斯頓造的牧羊女碰落地上，摔個粉碎，這使得伊莎多拉終日提心吊膽。最后，她終于失手打破了一盞制作非常精致的陶瓷台燈。 伊莎多拉安頓好住宿后，第一位到公寓來訪的客人是莫斯科藝術劇院的康斯坦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她第一次來俄國時，他曾經是她最初的贊賞者之一。自從那時以來，他們之間建立了濃厚的友誼，互相尊重彼此的天才。 這兩位者朋友在一起時彼此有很多話可談，兩人都衷心地喜歡互相來往。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不但對這位舞蹈家非常敬慕，他對外界其他一些富于才智學識的人也很樂意結交。像所有的藝術家一樣，他不是一個政治家，因此在革命的年代里，沒有少吃苦頭。他比以前老了很多，但他那張富于表情的臉，仍然保持著先前的全部魅力。他向伊莎多拉談及所有他的老朋友以及他正在從事的新工作。他說，他希望能有更多的机會，使他的工作能跨越俄國，与德國和美國的公眾見面。 但是伊莎多拉出于一時的熱情和對這個社會主義國家的無限熱愛，動情地說：“我親愛的，你正面臨著這种進退兩難的處境，要么認為自己的生命已到盡頭，一死了之；要么重新開始生活，做一個共產主義者。” 几天以后，他請伊莎多拉和艾爾瑪去觀看他的新實驗：把柴可夫斯基的歌劇《葉甫根尼·奧涅金》搬上舞台。 她們坐在他的包廂里，觀看演出。 演出沒有管弦樂隊伴奏，只在舞台兩側分別放置了一台鋼琴。這似乎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對歌劇的初次實驗。此后，他的第二研究室相繼排演了許多歌劇，其中《卡門》、《佩里肖勒》、《安哥特夫人》等還在紐約上演。 他急想知道這兩位客人對這項新工作的看法。做為一個老朋友，伊莎多拉直言不諱地告訴他，她一點儿也不喜歡。做為一种藝術形式，她對歌劇一向不感興趣。确實，她也曾經非常魯莽地把類似的話告訴過最偉大的歌劇作家瓦格納的遺孀科西瑪·瓦格納。 “音樂劇簡直是胡鬧……人必須先說，然后才唱和跳。說話是主宰，一個有思想的人才會說話。歌唱是抒發感情，而舞蹈則是酒神狄俄尼索斯的心醉神迷，它使人忘記一切，沉浸在無比的歡樂中。這三者無論如何也不可能混合在一起。音樂劇根本不存在！” 她反复向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陳述這些意見，并且說，無論如何不值得為《葉市根尼·奧涅金》多費力气。她以這种非常現實主義的態度對待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用心良苦的“實驗”，實在有點儿太感情用事了。最后，她用這些話結束了對他的評論：“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您應當更加有所作為。譬如歐里庇得斯的悲劇，我總是夢想著有一天由您來導演，由埃莉諾拉·杜絲扮演阿加娃埃，我和我的學生們則為全劇的合唱伴舞！” 在她住進格爾采爾公寓以后沒過几天，弗洛林斯基前來探望她們。當時，伊莎多拉正要坐下來与几位新結識的人——大部分是房東的朋友——共進午餐。他們似乎熱切希望能為這位新來的客人傾銷掉存放著的听裝果醬和食品，這些都是她在倫敦的時候戈登·塞爾弗里奇送給她的。弗洛林斯基前來征求伊莎多拉的意見，問她是否愿意和他一起參加一個晚會，共產党的大部分領導都將出席這個晚會。他的車等在門外，可以把這位舞蹈家送往那里。 想到將面對面地會見這些為革命而斗爭并建立了新政權的大人物，她不禁一陣激動。在她的想象中，正像后來她所解釋的那樣，她將見到一群容光煥發的理想主義者，像托爾斯泰的信徒們那樣穿著朴素的農民服裝，怀著對人類的熱愛，頭上圍著一輪光圈。 于是，她赶緊換裝，換了适于這种場合穿戴的服飾。她身穿她最喜歡穿的紅色短袖束腰外衣，外面披上一條猩紅色的開士米圍巾——她過去經常披著這條圍巾跳革命舞和《馬賽曲》。1927年9月14日晚上，她披的也是這條圍巾。她在頭發上罩了一方紅色的薄紗，類似某些東方國家婦女所戴的頭巾。然后她匆匆披上斗篷，和弗洛林斯基一起去初次會見共產党的領袖們。 晚會在卡拉漢大廈舉行。這座建筑物坐落在莫斯科河以南，面向克里姆林宮，原為一位俄國皇帝所有。從它內部的裝飾，可以看出這位闊佬的審美趣味之低。 容光煥發、激動异常的伊莎多拉，由她的護送者伴同進入一間大會客室。 這個客廳以路易十五式的風格裝飾得有點儿過份。在客廳中央的一張大桌子旁，坐著所有的同志。他們衣冠楚楚、心滿意足、庄嚴非凡。從他們的神情，可以看出他們或多或少都對那位站在大鋼琴旁、柔聲歌唱一支法國“牧歌”的女士感興趣。 年輕的姑娘 莫虛度年華， 紫羅蘭 在春天采摘…… 伊莎多拉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和眼睛。她的目光從那位穿著晚禮服的女士移到天花板上摹仿法國畫家瓦多所作的跳著小步舞曲的人物，又從那里把視線折回到室內金碧輝煌的俗气的裝飾和陳設，然后再看看坐在那里聆听無聊的歌唱的“同志們”，他們活像一群在任何文明社會的一角都能見到的那种富有的中產階級。 那位演員唱完《牧羊姑娘》之后，正想接著唱《愛情小調》，這時怒不可遏的伊莎多拉走到了大廳中央。 “你們這樣做是什么意思？”她大聲說，“沉迷在這种可笑的滑稽動作里，和他們過去的所作所為一樣。在這里，你們也像他們一樣地坐著，在這個到處都是拙劣的藝術和根据低下的審美觀制作的家具的大廳里。你們也像他們那樣欣賞著這种平淡庸俗的音樂，這和過去有什么兩樣？你們只不過是奪取了他們的位置。越變，越和他們類似。 “你們進行了一場革命，你們首先應該拋棄從資產階級那里繼承來的可惜的遺產，可是你們卻比希律還要希律。你們不是革命者。你們是喬裝打扮的資產階級。你們是篡位者！” 大廳內鴉雀無聲。伊莎多拉像一個复仇的天使，身披熾燃的衣衫，口吐激烈的言辭，儀態大方地步出了大廳，后面跟著她的惊惶不知所措的護送者。 這時，大廳里一片喧囂。只有當坐在桌旁的几位級別較高的領導人用新的目光環顧四周，認為這位外國同志說的并非毫無道理時，大廳內才安靜下來。但這件意外的事終于引起不少議論，甚至盧納察爾斯基后來寫的有關這位舞蹈家的一篇文章里也提到了這件事。 伊莎多拉回到格爾采爾公寓，距离她出去赴會的時間僅僅半個小時。她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靜。她興致勃勃地告訴她的朋友們，她是怎樣走進共產主義者的晚會，又是怎樣离開那個晚會的。她以啞劇演員的卓越的演技和無所不在的幽默感，惟妙惟肖地模仿那位上流社會的女歌星和形形色色的中產階級听眾，逗得朋友們個個開怀大笑。 几天以后，聲納察爾斯基前來拜訪她。這位很有文化修養的作家兼劇作家花了不少時間和她談論她在蘇維埃俄國的生活、藝術和未來。 8月上旬，日子一天接著一天地過去，可是有關學校的事情還是一無進展，新的住處也沒有落實的跡象。伊莎多拉心急如焚，深怕這次俄國之行一無所獲。她最怕無可奈何的閒散，渴望能盡快實現自己的理想。為了消磨時光，白天她在城里散步，晚上常去劇院閒逛。在那些日子里，劇院都可以隨便出人。 8月就這樣過去了，學校的籌建還是音訊杳然。盧納察爾斯基派了他的私人秘書和遠東共和國的主席克拉斯諾斯特喬科夫同志帶伊莎多拉去察看了馬拉科夫卡的一個儿童聚居地。在他們參觀了房屋和場地之后，伊莎多拉將孩子們聚集在她的周圍，給他們上了一堂舞蹈課。他們除了有節奏地向她齊聲致敬外，還給她跳了一些農民的舞蹈。她通過翻譯對他們說：“你們跳的是奴隸的舞蹈，所有的動作都向著土地。你們應該學習自由人的舞蹈：頭向上抬，雙臂伸向前方，仿佛以一种兄弟般的情誼擁抱整個宇宙！” 她一回到城里，又只好照舊等待。白天一些熟人來訪，再就是散步，到劇院和音樂廳游蕩。在前來看望伊莎多拉的人當中，有許多是格爾采爾公寓的熟人，他們似乎輕而易舉地把自己的愛慕從一個舞蹈家身上轉移到另一個舞蹈家身上。其中之一便是本涅克托夫先生，他是作曲家兼藝術商。盡管每個人都定量配給食品，但他總能設法搞到各种各樣的美酒佳肴。 在這個月的下旬，一天，他邀請伊莎多拉和艾爾瑪到他家共進午餐。 伏特加配魚子醬，禽肉下勃艮第葡萄酒。餐末咖啡后飲的小杯燒酒是上好的老牌科涅克產的法國白蘭地洒。這席盛宴和伊莎多拉憑定量配給做出的飯菜有天壤之別。除了美酒佳肴以外，還有听裝濃肉湯、果醬和戈登·塞爾弗里奇先生制作的薄脆餅干。這种鮮明的對比使伊莎多拉大為惊訝。用餐完畢，她不禁高聲喊道：“噢，這和里茨一模一樣！” 然后，一些樂師走了進來，為客人們演唱助興。這些親切友好的主人為伊莎多拉的天生魅力心醉神迷，為了表示對她的愛慕，送給她一幅意大利早期的繪畫，畫面上是三個天使模樣的音樂家。（伊莎多拉后來把這幅油畫挂在她的臥榻旁邊的牆上，并且常常談到其中之一很像詩人葉賽宁。） 午宴過后，主人決定下午唯一消遣的辦法是乘汽船出游，沿河道流而上，航行到麻雀山。1812年，拿破侖就是從這個居高臨下的地點最先俯視莫斯科，然后再進入該城的。這個城方是莫斯科人的游覽胜地。站在高處，特別在日落時分，人們可以觀賞該城的壯麗景色：圓屋頂和塔尖，還有莫斯科河的峽谷，沐浴在落日的余輝中。 當伊莎多拉和她的友人們登上樹木蔭翳的高處，漫步在叢林之間，偶然碰到了一名男子，這個人日后成了這位舞蹈家終生敬慕的人物，他就是波德沃斯基。在10月革命初期，是他鼓舞了紅軍的斗志。由于1917至1920年的緊張的戰役和艱苦的生活，使他的健康受到嚴重影響，因此他和他的家人一起住在麻雀山療養。當時他是体育教育人民委員，帶領一批運動員從事体育場的建造。 這位陌生的男子給伊莎多拉的印象非常深刻。她通過翻譯和他談了很長時間。到家以后，和這位生气勃勃的人士的接触仍使她感到非常激動。她坐下來寫下了對他的印象。她認為，她應該向全世界宣傳這樣的人物。 當她用文字描繪出他的肖像以后，便把稿件寄給了一家英文報紙的編輯。說也奇怪，這位編輯不但發表了這篇文章，而且還送給作者一張支票以支付稿酬。收到這張支票后，伊莎多拉心情非常激動，比以往每次得到舞蹈演出的大筆收入或者她的崇拜者們的熱烈掌聲還要使她高興。她長期保存著這一張支票，因為它代表著第一次靠她的寫作賺來的錢。最后，當食物變得越來越緊張時，她只好將它換成了錢幣，用這些錢給她的學校的孩子們買了苹果。 在她寫出那篇描寫波德沃斯基的文章以后，伊莎多拉決定第二天乘船去麻雀山，希望能在那里再見他一次。她們從一艘小汽船上岸，然后在樹林中尋找這位人民委員，可是遍訪不著。于是她們就躺在河邊斜坡上的一棵白樺樹底下休息。后來，波德沃斯基就在那里見到了她們。 在伊莎多拉訪問麻雀山以后，波德沃斯基夫人邀請她和艾爾瑪住到她為她們安排好的一所擁有兩個房間的簡陋的木屋里。時時縈繞伊莎多拉心頭的像波德沃斯基家那樣過一种簡朴生活的想法，由于沒完沒了地等待籌建學校的通知而遲遲未能實現。她住在格爾采爾公寓里，感到非常沉悶，認為這個國家需要更多的自由。 剛到小木屋的那天，只穿了白色束腰外衣和赤腳涼鞋的伊莎多拉和艾爾瑪，出去沿著河邊散步。當她們走累了的時候，就坐在遍植樹木的河灘上休息。在河流的彎曲處，迎面駛來一條小船，船里坐著四個男人和一位女士。顯然他們對穿著白衣服的這兩個人感到好奇，于是搖槳的人把船徑直划向岸邊，并停泊在那里，然后爬上岸來。他們還沒有走到她們兩人坐著的地方，就已認出了伊莎多拉，其中之一還要求給她們拍個快照。伊莎多拉同意了他的要求，然后這位男子把她介紹給他的同伴們。這一伙人的頭頭是米哈依爾·鮑羅廷（后來曾來中國當顧問），他從美國來到俄國，原是芝加哥一所中學的教師。那天和他在一起的是几個德國的革命者，他們由于紅色暴動失敗而逃离了巴伐利亞。 伊莎多拉頗為鮑羅廷所吸引，這一方面是由于只有他一個人會講英語，另一方面可能也由于在這一伙人中間他長得最英俊——高高的個子、黑黑的眼睛、說話慢條斯理。總而言之，他很有教養，很討人喜歡。他們促膝長談，直至日落時分。伊莎多拉很關注鮑羅廷，他對她也十分友好。 轉天，他和他的朋友們駕車出城，來到伊莎多拉的小木屋与她共進午餐。午餐桌上有山羊奶，有讓娜用几個來之不易的禽蛋做成的煎蛋卷，兩個生西紅柿，還有面包。几天來連續不斷地啃黑面包，嚼魚干，使得這几位共產主義者認為這頓午餐簡直丰盛無比，烹飪技術也無懈可擊。 午餐后，他們一起出去在田間的公路上散步。伊莎多拉和她的黑眼睛的侍從走在大伙儿的后面，她為鮑羅廷跳起舞來，并以她最富于魁力的方式將玫瑰葉瓣撒向他的身上。但是鮑羅廷，一如波德沃斯基，始終不為所動。他倆終于沒有卷入風流韻事。伊莎多拉畢竟只是一個舞蹈家，這位共產主義者能以他的政治生涯做為代价來報答她的友情嗎？盡管看來她對他是那么富于魅力，那么親切友好。 麻雀山的其他一些居民得知偉大的伊莎多拉·鄧肯生活在他們中間，為了向她表示敬意，就在附近的一所大療養院里為她舉行了一個歡迎會和音樂會。來賓中有一位老人，人們為她指明，“布朗斯坦先生，托洛茨基的父親！” 他走到這位尊貴的客人面前，等待介紹。伊莎多拉向他微笑了一下，用德語說了一句：“我為您有那樣一個杰出的儿子而表示祝賀。” 在伊莎多拉离開之前，他請她在第二天下午去和他一起喝茶，她愉快地接受了這一邀請。 伊莎多拉在麻雀山度過一周的簡朴生活后，決定搬回市里。她在麻雀出所飽嘗的种种困苦使她終生難忘。此外，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促使她決心离開极為原始的小木屋回到莫斯科：教育人民委員會的官員終于設法在一所大樓為她找到了一個住處，并表示這座樓也可以供學校辦公和學生們居住。 這座被征用的房子坐落在一度十分繁華的普列特奇斯堅卡大街上，是一所私人住宅。房主是一位名叫烏什科夫的富裕的茶葉种植園主，他的妻子芭拉喬娃是莫斯科芭蕾劇院名聞遐邇的台柱。 從一位芭蕾名媛的寓所來到另一位名角的公館，這使伊莎多拉覺得非常有趣。她在取得進展！她思忖著還需要多少時間整個芭蕾界就會在她的自由奔放的藝術特色面前甘拜下風。 房主和芭拉喬娃女士在數月前雙雙逃离俄國，奔往巴黎這一眾多俄國移民的避難所。那時，伊莎多拉正在為赴俄做最后的准備工作。她急于出租位于帕西豪華大街的那所住宅，一些人聞訊赶來察看這所帶有寬敞的演出室的房屋，其中一位俄國婦女對此最感興趣，表示她极想找到一個住處。她剛到巴黎不久，希望在此安居。她看過伊莎多拉的房子和演出室之后，決定不租用這所房子——里面沒有餐廳！后來，人們得知“這位需要一間餐廳的俄國女士”就是大名鼎鼎的莫斯科芭蕾皇后芭拉喬娃。 而現在，伊莎多拉在莫斯科卻恰恰搬進了芭拉喬娃的寓所，這种奇妙的巧合曾多次發生在伊莎多拉的生活中。假使那位芭蕾明星租下了豪華大街的住宅，隨后又听說伊莎多拉在莫斯科住進了她的房子，那會產生什么樣的反應呢？她會不會大喊“一報還一報”而拒付房租？實際上，后來租用這所房子的那個俄國人很少寄來房租，只有在律師表示抗議的信件、便條紛至沓來，伊莎多拉的朋友們登門質問之后，他才寄出少許租金。盡管一向對錢毫不在意的伊莎多拉只索要低得可怜的租金，并要求按季度用法郎付款。 芭蕾舞星逃离莫斯科之后，官方在她的閨房以及他倆臥室的房門上貼上了封條。10月革命后，政府將這座房屋充公時僅為富有的主人保留了這兩個房間，其他房間則最大限度地擠滿了眾多無處栖身的家庭。被查封的兩個房間里的藝術品自然已被人搬走了，巨大的桃花心木臥床以及其他最好的家具也無一例外。 除了鋼琴、餐廳里沉重的橡木家具、几張長靠椅和沙發，以及其他一些無法輕易拿走或搬走的笨重物件以外，整座住宅里一切可以搬動的東西都已搬運一空。不過，人們仍可以在這里看到腰纏万貫的俄國資產階級對室內裝飾的庸俗奢侈的愛好。天花板一律經過油漆裝飾，每個房間的格調各不相同。 在伊莎多拉選作她的房間的那個寬敞的臥室里，除了一頂巨大的羅傘外，昔日雍榮華貴的物件都已杳無蹤影。 伊莎多拉將几條色彩各异的絲圍巾蓋在燭台上，又把几小塊毯子舖在長沙發上，使房間很快失去了原有的令人不悅的格調。隨即，她撤掉了那把帶有雄鷹的孤零零的羅傘。后來，當天气轉冷時，她砌起了一座俄國式的磚爐。伊莎多拉將這些安排就緒后，便開始考慮籌建學校的問題。 其他房客們被逐漸赶走了，一間間房子騰了出來。伊莎多拉將這些房間收拾停當后，便向當局要求招收學生，開始辦學。 伊莎多拉希望招收儿童，但當局卻將一批成年人送到芭拉喬娃的住宅。 他們都成雙結對地赶來：兩個守門人、兩個待女、兩個秘書、兩個打字員、兩個廚師，等等。兩位廚師身穿一塵不染的亞麻布罩衣，頭戴熨燙得十分妥貼的白帽來到了廚房。然而他們發現這里連一只砂鍋或水壺都沒有。當他們終于弄到包括必不可少的茶炊在內的廚房日常用具時，卻又發現沒有東西可供烹調。 莫斯科對全体居民實行配給制。身為藝術家的伊莎多拉和艾爾瑪·鄧肯享受腦力勞動者的供應，領到一定數量的白面、濃魚子醬、茶葉和白糖。 每隔兩星期，讓娜就要拎著大菜籃到克里姆林宮分配辦公室為她的女主人同志領供給物品。每當讓娜將食物領回家后，一貫慷慨大方的伊莎多拉總要舉辦“烙餅宴會”，款待她的所有的朋友們——他們大多是半饑半飽的詩人和藝術家。他們似乎都在盼望著這一時刻的到來。短短几小時內，領來的白面就全變成了烙餅，魚子醬也全都抹在了餅上。 烙餅宴會過后，兩位頭戴白帽的廚師就只能在土豆上施展他們的烹調技術了。每餐他們都端上用若干方式燒煮的土豆，而土豆經過水煮、油炸、搗碎等加工后，确實變得美味可口。 伊莎多拉在新家定居后不久，列昂尼德·克拉辛前來拜訪。他們在工作室里用餐——在這間陰郁的哥特式餐廳里，伊莎多拉已用她著名的藍色帷幕遮住了令人抑郁的橡木鑲板，并在光禿禿的地板上舖好了她的藍綠色地毯。伊莎多拉款待了這位尊貴的來賓。當在場的一位青年小提琴家奏起舒伯特的《万福馬利亞》時，伊莎多拉款步走向房間的盡頭，在微弱的燈光下，開始婆娑起舞。這首歌頌母愛的動人心弦的詩篇——她的最富藝術魅力的創作之———是她在新的工作室里演出的第一個舞蹈。 年輕的鋼琴師皮埃爾·呂博斯希特茲來到這里后，伊莎多拉和艾爾瑪便能將一些空閒的時光用來練習舞蹈和編排新的節目。在這段時間內，伊莎多拉根据斯克里亞賓的樂曲創作了兩個舞蹈。當她們為朋友們表演這兩個曲目時，他們深為傾倒。借助于俄國作曲家的這兩支練習曲，舞蹈家凝煉地表現了饑荒給伏爾加地區帶來的恐懼和冷酷。這兩個舞蹈具有一种強烈的恐怖之感，一种可伯的力量，能夠打動蘇維埃俄國最頑固、最冷酷的對手的心。 10月中旬——伊莎多拉·鄧肯從倫敦啟程三個月后——普列特奇斯堅卡20號的大門敞開了，迎來了希望學舞的孩子們。 他們成百名地蜂擁而至。 然而許多人應征而來，但只有少數中選。在參加考試的孩子們中，伊莎多拉只選拔了50名天賦最高的孩子做為即將成立的學校的學生。直到12月3日學校正式成立接收寄宿生，這些孩子們才每日前來學習伊莎多拉和艾爾瑪教授的基礎課程。 10月的秋日寒意漸濃，白晝縮短，大家開始為過冬擔憂。她們原以為這里气候溫暖，身邊未帶任何皮衣或厚衣服。 她們向克拉辛提出了這一問題，他建議大家到倉庫里去挑選衣服，并為她們開了一張單据。 當大家興致勃勃地驅車前往倉庫時，艾爾瑪對伊莎多拉說，既然可以免費挑選衣服，那就應該選擇一些質地优良的黑貂皮外衣。 伊莎多拉對此不以為然。 “我們應該同勞動人民一樣。我們要挑一些農民們愛穿的質地不錯的羊皮外衣，就像那兩位婦女穿的，”伊莎多拉指著在街上慢吞吞地行走的兩個農婦說道，“難道這兩件衣服不漂亮嗎？” 到達倉庫后，映人她們眼帘的物品足以使任何一位毛皮商人羡慕得發瘋。一排排衣架和挂鉤上挂著外衣、輕便女大衣、皮圍巾、女用長披肩、斗篷、頭巾，以及用世界上最昂貴的毛皮制成的皮氈。 審視所有這些珍品花去了她們不少時間。她們在這些毛皮制品中間來往穿行，用手撫摩撫摩毛皮，看看是否柔軟。伊莎多拉挑了一件綴有貂皮的女式上裝，這是她所見到的樣子最難看的一件。從這件上裝那對長及膝蓋的袖子判斷，至少是19世紀末的產品。她為艾爾瑪挑了一件式樣陳舊的、很長的水貂皮女式上裝，領子是用黑貂皮做的。 挑選完后，她們一起走出倉庫，各人的胳膊里都挎了一件長袍。到了辦公室，她們被留住了。那里的官員告訴她們，這些上裝必須經過估价，然后才能出門。 一個星期過去了，那些毛皮衣服還是音訊杳然。伊莎多拉叫一個秘書給倉庫打電話，對方告知：如果鄧肯同志愿付几千金盧布或几十億紙幣，當然可以把那兩件上裝送到普列特奇斯堅卡她府上。 毛皮上裝之事的余波几個星期以后才告平息，當時伊莎多拉正在劇院排演。她自己在管弦樂隊的伴奏下已排演完畢，正要讓孩子們排演。這時第一小提琴手看了看表，准備起身告退，因為他的時間已到。 在譯員的幫助下，伊莎多拉對他說：“您知道，孩子們已在四面透風的舞台上站了好半天，耐心等待排演。” 這位第一小提琴手不作回答，他向其他樂師示意，他要再次起身告退。 伊莎多拉也再次向他提出：“我已經來到這里用我的藝術培養這些俄國的孩子們。我為了完成這一任務已經做出了不少犧牲。當然，同志，您也一定能為這些孩子們犧牲几分鐘繼續伴奏。” 這位第一小提琴手沖著譯員咆哮著說：“是的，我們知道她到俄國是來干什么的。她來這里，為的是免費索要貂皮上裝。” 隨著一陣哈哈，他們一個一個走下樂池，离開了排演場。 受到這樣的屈辱，伊莎多拉難受得几乎要哭出來。但她克制住自己，在沒有樂隊伴奏的情況下，繼續為演出進行排練。即將來到的這場演出，是專門免費為莫斯科的工人們舉辦的。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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