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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西太后從万壽寺，坐著轎子，又“回避”又“肅靜”的西去頤和園的時候，康有為從法源寺走出來，孤零零的，南下廣東了。 他這次北京之行是失敗的、他來北京的目的是上書皇帝，請求改革政治。在做這上書之前，他在廣東南海西樵山，做了五年的准備，在西樵山里，他埋頭研究中國古書，也研究所有西方新書的譯本，他不會外國文，但他搜羅了所有翻成中文的書，從讀書得間里，去了解外國。結論是：中國必須走現代化的路才能有救，要這樣走路，首先得先說服一個人，就是皇帝——說服西太后是沒有希望的，西太后是老頑固一一皇帝點了頭，一切才好辦。于是，他千方百計，決定上書皇帝。這次北京之行，是他上書皇上夢想的實驗，但是，他失敗了，因為書雖寫好，可是上不上去。在中國帝王政治里，老百姓下情上達——直接的上達，是非常困難的事，皇上极少給老百姓這种觀會，想上書可以，必須得跟權貴搭線，由權貴代上，但權貴代上就得對上書的內容負責任，誰又愿意沒事惹麻煩呢？何況，權貴的線也不是那么好搭的，一個人微望輕的老百姓，又哪來這种線路呢？ 就這樣的，康有為沮喪地決定南歸，他決定先加強自己的身分、自己的發言權，再卷土重來。那時候，人微望輕的老百姓，使自己有身分、有發言權的起點是應考，考秀才、考舉人、考進士。考進士是最重要的，他那時只是舉人，他決心考進士，并且著書立說、開堂講學，培養自己的班底。 這次北京之行雖然失敗了，但在康有為心里，有件事情使他聊以自慰，就是他總算跟權貴——皇帝的老師翁同龢搭上一點線。他先上書給翁同龢，翁同龢拒絕見他；他又托國子監祭酒盛昱介紹，但是翁同龢認為他的上皇帝書語气太直了、意見也沒什么用，還是拒絕代為上達。雖然這樣，康有為畢竟給這上了權貴排名榜的大官，留下深刻的印象。碰巧的是，翁同A是書法家，對古碑頗有研究，康有為對書法和古碑，也有相當的水准。他在北京研究書法和古碑，把這种心得，在南歸以后，花了十六天的時間，寫成了《廣藝舟雙楫》，寄給翁同龢。翁同龢惊訝這年輕人有如此功力，留下的印象，從深刻中轉有同好之感了。 當然，寫這种《廣藝舟雙揖》，對康有為說來，絕不是他著書立說的主題，他的主題是經世濟民的大著作，用這种大著作，給中國導航、給知識分子走向。這种大著作，可分三部：第一部是打破傳統學說的《新學偽經考》，告訴知識分子，要敢于擺脫傳統的枷鎖；第二部點破孔子真義的《孔子改制考》，告訴知識分子，即使是孔子，也是主張改革現狀的，不要怕改革現狀；第三部是提出未來遠景的《大同書》，告訴知識分子，應先走改革路線以至小康，最后再到大同的境界。 在著書立說以外，他開了一班私塾，收了十几個學生，其中有一個十七歲就中了舉人的小神童梁啟超，那時十八歲，愿意拜他為師。舉人拜非舉人為師，看來有點奇怪，但是梁舉人是真正佩服這位三十三歲的康非舉人的。梁啟超本來是把舊中國的東西，念得頭頭是道的，但是有一天，和一個朋友見了康存為，卻發現康有為的學問是海潮音、是獅子吼，他和那朋友又惊又喜、又怨又哀，惊喜的是原來山外有山、海外有海，學問的世界是那么大，并且能碰到康有為這种高人，多么令人慶幸！哀怨的是，他和那朋友一直信仰的那些頭頭是道，竟是如此的此路不通，過去所花的那么多的气力，其實都走錯了方向，雖然這种方向是一般中國知識分子人人都走的，但听了康有為的高談闊論以后，他們決定跟著康有為走。于是，在康有為南歸以后第二年，’他的私塾在廣州開班了。私塾叫万木草堂，教授的科目，從古典到現代、從宗教到演說、從數學到体育，一應俱全。雖然師徒加在一起，也不過十几個人，可是大家都分工合作，做助教的叫博文科學長、敦品行的叫約禮科學長、帶運動的叫干城科學長、管圖書儀器的叫書器科監督，師生上下，親愛精誠，一起生活著、學習著，為那渺茫而偉大的前程，共同投下新的信念、新的憧憬。 就這樣的，三年過去了。這三年，跟康有為前五年的准備是大不同了。前五年的准備是孤獨的，這三年的准備卻是團体的。這三年中，他不但更充實了自己，并且印行了《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等主題著作，人微望輕的他，已變得比以前有名，并且有了梁啟超做他最得力的學生、做他最光芒四射的鼓手。他愈發“吾道不孤”了。 一八九四年到了、這是中國的甲午年，這一年，中國的外患更复雜了。過去來欺負中國的洋鬼子，還都是金發碧眼的，都是白种人，以英國人法國人為主。在中國古代國威遠播的時候，這些洋鬼子跟中國根本沒碰頭，中國的國威，也施展不到他們頭上，中國國威施展的對象多是黃种入，包括日本越南等。日本在漢朝，就被中國封為倭奴國王；在元朝，還被中國攻打過，日本在中國眼中，一直是看不上眼的。但在十九世紀到來的時候，日本因為肯變法，而變得強大，大到要打中國的主意了。日本人眼睜睜的看到，中國在衰弱，中國在一八四二年，被英國城下之盟，訂了南京條約；一八五八年，被英國法國城下之盟，訂了天津條約；一八六0年，又被英國法國城下之盟，訂了北京條約……城下之盟以外，雜七雜八的屈辱性條約，也一訂再訂。日本認為中國這塊肥肉，它也要參加吃一口了。于是，在一八九四年，以朝鮮問題，同中國打起甲午戰爭了。 甲午戰爭是在一八九四年七月一日正式宣戰的，中國打敗了。打敗以后，大家都罵行政上負責人李鴻章，可是李鴻章卻說：“此次之辱，我不任咎也！”他說他久歷患難，知道世界与國家大勢、知道這仗不能打，他早已警告大家不能打，可是人人喊打，說不打不行，不打是漢好；結果打了，打敗了，大家又罵他沒打贏，還是漢奸。所以他說，這次打敗仗，他是概不負責的。 這次戰爭，在陸上，中國在朝鮮布防，不過一万五千人，而日本是四万人猛攻；在海上，中國在黃海軍艦，已經六年沒添新船，英國人建議必須先買兩條快船，可是海軍經費給西太后挪用修理頤和園了，快船乃被日本買去，其中一艘變成了“吉野”號，就憑這條船，日本打沉了中國海軍的主力。 另一方面，戰爭時的同仇敵汽心態，在中國方面，也是一絕的。在戰爭開始時候，日本方面，自天皇以下，大家忙著听軍情；可是中國方面，卻自西太后以下，大家忙著听戲。好像仗是別人打的。這种心態，等而下之起來，也就笑話百出。以海軍而論，中國海軍分派系，分出北洋系、南洋系、閩南系、粵洋系，各搞各的。甲午戰爭前，中國舉行海軍大檢閱，粵洋系派來“廣甲”、“廣乙”、“廣丙”三條船。不料檢閱沒完，戰爭突然爆發，這三條船就被留下，以壯聲勢。戰爭下來，“廣甲”擱淺、“廣乙”打沉、“廣丙”投降。戰爭過后，粵洋系的頭子竟寫信給日本受降將軍，說這三條船都有“廣”字頭，是屬于廣東的船，本就和這次戰爭不相干，請你看在我們廣東是局外人的面上，把“廣”字頭的船還給我們！ 甲午戰后，有外國人評論，說從某一方面來說，這不是中國跟日本的戰爭，這是李鴻章跟日本的戰爭。以李鴻章一個人跟日本三千万人作戰，自然胜負分明！ 日本在中國人眼中，兩千年來都是最爾之邦、是小鄰居、是小藩屬，如今堂堂中國被日本鬼子給打敗了，中國人感到的恥辱，遠甚于被英國鬼子給打敗。在這种恥辱下，中國知識分子們，開始有激烈的反應，其中最特殊的，就是“公車上書”。照中國傳統的說法，秀才考上舉人后，舉人進京去考進士，稱為在“公車”，“公車上書”就是舉人向皇帝上請愿書，也就是聯考前的考生們向統治者上書。這种上書，在中國早有傳統可循，那就是后漢大學生向皇帝上書的事，所以，上書雖然有點越位，卻并非不合傳統。甲午戰爭后第二年，正好是各省舉人到京師考進士的日子，康有為、梁啟超也都從廣東來了。在中國日本簽訂馬關條約的消息傳來后十三天，梁啟超首先聯合了廣東舉人一百九十人上書陳時局；兩天以后，康有為聯合各省舉人一千兩百人，聚會在松筠庵，上書請變法。在上書的過程里，台灣來的舉入更是痛心疾首，因為在馬關條約中，台灣要割給日本人了。這次上書是由康有為起草，他花了一天兩夜的時間，寫成一万多字的請愿書，可是，對一個江河日下的政權說來，請愿是無效的。上書須經過都察院這衙門轉奏，而都察院卻不肯轉奏，理由是清朝政府已經批准了馬關條約，沒什么好談的了。 雖然表面上是沒什么好談的了，但是，清朝政府對這种上千人——尤其是舉人——的民意表現与聯名活動，卻不能無動于衷。舉人中最突出的是康有為，因為康有為已不是康舉人了，他在上書后第二天，就考中了，他真的成為康進士了。 康有為成為進士前，早已是名動公卿的人物。他在六年前就以上書出名，六年來，他的聲名更大了。尤其他的著作《新學偽經考》在頭一年被查禁，他在舉人中的聲名，更是如日中天，朝廷中守舊派對他頭痛，更是不在話下。他這次中了進士，并且几乎考了個第一，他的聲名，自然更上層樓。在層樓頂上，他第三次上書皇帝，總算給皇帝看到了。雖然看到了，可是要想發生作用，卻還有一段距离。 康有為成為康進士后，為了鼓吹，他發起辦了一個報－《中外公報》，那時中國人并沒有訂報這回事，要人看報，得白送才看。于是，他們每天印三千份，拜托并買通報童，每天朝深宅大院去送。可是，當時大家弄不清這份報是怎么一回事。老是疑心有什么陰謀送上門來。所以，即使白送，有人也不敢收。弄得報童也害怕了，覺得這個報，一定不是什么好東西，為了怕連累，最后也拒絕代送了。 在這次辦報開始后不久，康有為又發起組織一個救國團体——強學會，出版書刊，鼓吹新潮。這個會很引起開明人士的贊助，甚至英國美國的公使都捐送了圖書和印刷机。但是，很快的，頑固的陰影籠罩過來了，康有為感到他在北京已難以立足了，他決定到南方去，想在南方計划一些開展。于是，在強學會被查禁的前夜，他离開了北京。 雖然這一年在北京的活動失敗了，但是康有為在得君行道的長路上，也有了不少進展。其中最重要的一項是，六年前，拒絕見他的皇帝的老師翁同龢，對他有了更好的印象，翁同A不但不再拒絕他，并且還和他見了面。翁同龢記得很清楚：六年前的康有為，就預言過中國會敗于日本之手，如今不幸而言中，他深深感到：他未免小看了這個名叫“康有為”的書法專家了。如今康有為是進士了，早期進士翁同龢，倒也頗想見見這位后期的進士，于是，兩人的會面，便實現了。 這次會面有一段最影響翁同龢的對話。康有為面對這位相貌忠厚如老農的權貴，做了這樣的談話： “相國當然深知道光二十年，也就是五十五年前的鴉片戰爭。鴉片戰爭起因，出在洋人損人利己，把他們自己不抽不吃的鴉片煙，運到中國來，結果打出了鴉片戰爭。這個仗中國打敗了，打敗的真正原因是中國根本落伍，中國的政府、官吏、士大夫、軍隊、武器、百姓都統統落伍。中國那時候沒跟世界全面接触，不了解自己落伍，是情有可原；但仗打敗了，都還不覺悟，又睡了二十年大覺，鬧到了十年后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這就不可原諒了。英法聯軍以后，一部分人開始覺悟了，像恭親王等開始的自強運動，但是由于皇太后以下大家守舊，恭親王他們自己也不夠新，所以，三十五年來不徹底的覺悟成績，跟日本人最后一仗打出了真相。前后一算，二十年加三十五年，一共五十五年，由于我們沒有徹底覺醒，由于洋人東洋人走得比我們快，五十五年下來，我們比起來是更退步更落伍了。現在我們回想，如果早在五十五年前，鴉片戰爭一打敗，我們就得到教訓，不先浪費第一個二十年，再接下來徹底個三十五年，我們哪會像今天！” “据康先生看，”翁同龢慢慢他說，“五十五年前鴉片戰爭后，我們不能覺悟的原因在哪里？” “依我看，重要原因固然是中國上下都守舊，看不出來中國在世界上的處境，但能看出這种處境的士大夫，自己洁身自好、愛惜羽毛、怕清議指摘、不愿多事、不肯大聲疾呼，更是重要的原因。比如說，春秋責備賢者吧，以林文忠公林則徐為例。林文忠公在五十五年前，是官聲最好最有作為的士大夫，也是大丈夫，他被派到廣東禁煙，道光皇帝朱批‘即朕特派，非伊而誰’，對他信任有加；林文忠公也充滿了自信，他自信可以打敗洋人。但他為人畢竟高人一等，他一到廣東，實地一看，就先知道中國武器不如洋人，光靠自信是不夠的。因為中國槍炮都是十七世紀的舊貨，什么鳥槍、抬炮、百子炮、子母炮、霸王鞭炮等等，都不是洋人的對手。所以他張羅買外國炮、外國船，還叫人翻譯洋人出的書刊，以做知彼的功夫。這些材料，后來他交給魏源編成《海國圖志》，主張以夷器制夷。日本人把這書翻譯成日文，促進了他們的維新。但以林文忠公當時的地位，以他對中國在世界上處境的了解，他做得顯然太不夠了。為什么？他也犯了中國士大夫守舊的老毛病——洁身自好、愛惜羽毛、怕清議指摘、不愿多事。林文忠公在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寫給朋友一封信，信里明白指出洋人大炮可以打得比我們遠、打得比我們快，這個問題不面對，‘即遠調百万貔貅，恐只供臨敵之一哄’。中國陸軍盡管有作戰經驗，但是那种經驗都是面對面打仗的經驗，現在洋人從十里八里以外，一炮就打過來，面都見不到，就打敗了。所以今天‘第一要大炮以用’，沒有大炮，就是岳飛韓世忠在，也毫無辦法。‘今此一物置之不講，真令岳韓束手，奈何奈何’！林文忠公寫了這封信，他囑咐他的朋友不要給別人看，這一囑咐，就完全說明了一切。林文忠公自己明明知道中國不行的地方在哪里，可是以他的地位，他卻不肯大聲疾呼。若說他寫信當時正走霉運，不便多說話，但是后來他又做了陝甘總督、云貴總督，他東山再起，竟也不肯大聲疾呼。自己洁身自好、愛惜羽毛、怕清議指摘、不愿多事。連林文忠公那么賢達有為的人，都對國家大事采取這樣消极的態度，中國的事，又怎么得了呢？” 翁同龢一言不發，靜靜地听著，顯然的，他深深受了這個林則徐例子的感動。林則徐死的那一年（一八五0），他才二十歲，那時候他人微望輕。如今他六十五了，已經垂垂老去，過去几十年，為國家效力，自感成績可疑；今后再為國家效力，也不過只有几年了，他感到年華老去，自己已來日無多，人也有代謝，國家需要新的一代來搶救。在他退休以前，如果運用他的眼力和影響力，為朝廷荐進一些有為的新人，豈不更好？眼前這位康有為，倒不失是一位有為的新人。 過了一會儿，翁同龢慢慢點著頭，向這三十八歲的康有為親切的說：“康先生青年有為，我可以看出來，我想你也知道我這老人家可以看出來，不然你也不會一再想見我了。向朝廷推荐有為的人才，是我的責任、是我分內的事，何況知道有人才而不荐舉，是不對的。對于康先生，我自然留意。但康先生知道中國政治局面的复雜，就便以我的地位，要想辦成一些事，有許多時候，也不能正面處理，而必須以迂回委婉的手法處理不可。我想，我會盡量在短時間內想想法子，使康先生能夠得君行道。能不能成功，我不知道，但有一點可向康先生保證的，就是我絕不再愛惜羽毛。康先生知道我在兩宮皇太后垂帘听政的帘前講過書，是兩朝皇上的師傅，有點地位，可是我絕不持盈保泰，一定找机會大力推荐康先生，即使羽毛被拔掉也無所謂了。” 翁同龢是江蘇常熟人，近四十年前，他不但考中了進士，還是進士的第一名——狀元，那時康有為還沒有出生。四十年來，他個人的地位日漸上升，可是中國的地位卻日趨下降，他內心的自責与慚愧，隨著年紀的老去，与日俱增。五年前他六十大壽，西太后賜他匾一方、聯一副、福壽字各一、三鑲玉如意一柄、銅壽佛一尊、繡蟒袍料一件、小卷八個，并即日召見。有“汝忠實”之諭，對他的籠絡，備极殊榮。可是，他內心里卻自責、慚愧，認為他自己的“忠實”是可疑的。這么多年來，他“忠實”的對象，似乎只是對西太后的私恩而已，而不是對整個國家的公益。其中海軍經費給西太后挪用修理頤和園那件事，更使他痛心疾首。那時海軍的經費是几千万，可是實際撥給海軍的，卻不過百分之一。那時管國家財政的，不正是他自己嗎？那時不能据理力爭也不能以進退力爭的，不正是他自己嗎？那時确定十五年之內海軍不得添置一槍一炮決策的，也不正是他自己嗎？……如今仗打敗了，他自己的誤國之罪，怎么說也有份吧？現在，他老了，他感到在有生之年，必須要做一點贖罪的事了，為了這樣做，即使得罪了西太后，他也顧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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