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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祿諾是在四月下旬离開天津的，臨走之前，表示法軍將派軍隊巡視邊境，驅逐劉永福的黑旗軍，同時聲明將在西歷的六月五日及七月一號，分別進駐諒山及保胜，要求中國軍隊先期撤退。李鴻章對這個要求，率直拒絕，但對法軍巡邊，不置可否，亦未奏報。在他看來，中國軍隊駐守邊界，只求敵人不來侵犯，至于在界外巡邊，自是視若無睹，彼此不生影響，那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听其自然，最為上策。 那知到了閏五月初一，西歷的六月二十三，法國軍隊九百人，由德森上校開到諒山之南的觀音橋，准備來接收諒山了。 觀音橋是個要隘，橋南橋北都是高山，橋南有四千人駐扎，由淮軍將領万重暄率領，橋北則由廣東陸路提督楊玉科，領兵三營防守。橋南万重暄的部下，因為德森出語驕橫無禮，首先開火，火器不及法軍精良，為敵壓制，退守橋北。德森揮軍追擊，想乘胜占領北山高地，居高臨下，脅迫諒山。 其時右營由誘捕党敏宣的宁裕明管帶，見此光景，雖憂亦喜，急急分軍三隊，兩隊埋伏左右山麓，一隊曳炮上山，抄出万重暄之后，發炮下擊，法軍攻勢受挫。于是左右翼伏兵齊出，德森大惊，九百人潰退不成隊形。各軍一直追到郎甲。中國方面說“殲其銳卒數百人”，法國方面發布的戰報說死二十二人，傷六十八人，雙方的數字，大不相同，但法軍大敗，則毫無可疑。 廣西巡撫潘鼎新原已認定粵軍無用，不給軍餉，預備裁撤，有此一戰，刮目相看，准發軍餉，而前方所需要的軍火，則始終不給。 潘鼎新与李鴻章關系极深，對李鴻章性情、作風，知之亦极深，當然要為他“保全和局”作有力的桴鼓之應，因此他在廣西根本就不主張備戰。即令并無“保全和局”的顧慮，他亦不愿打仗，因為今昔异勢，打洋人對自己的功名有害無利。 多少年來的積習：諱敗為胜，如為小胜，必成大胜，戰報中夸夸其詞，甚至于渲染得匪夷所思，亦不足為奇。那种仗是可以打的，如今有電報、有新聞紙，往往夸張戰功的奏折，還在仔細推敲之中，而報上已經源源本本揭露了實況。朝廷就常引報上的消息，有所詰責，這樣子毫無假借，仗就不能打了。 而現在居然打胜了一仗，潘鼎新雖不能不發粵軍的糧餉，亦不能不電奏報捷，但卻不敢夸張，甚至還有意沖淡些，詞气之間，仿佛表示，這是兵家常事，無足言功。這樣做的作用有二，第一是不得罪李鴻章，“保全”他主持的和局；第二是不致于使朝廷太興奮，不然就是助長了虛驕之气，降旨如何如何，必都是不易辦到的難題，豈不是自己跟自己過不去？ 但是，打了胜仗，尤其是打了洋人的胜仗。敗軍之將貴如巡撫提督，革職的革職，查辦的查辦，正法的正法，既然功過如此分明，那么獲胜的官兵，當然應該報獎。潘鼎新帶兵多年，知道這一層是無論如何壓不下去的，不然影響士气，會發生絕大的麻煩，所以不得不報。 這一來要想沖淡其事就不容易了。同時潘鼎新遠在龍州也不知道李鴻章在天津跟福祿諾交涉的經過，將法軍自道依約巡邊，要接收諒山的話，都敘了進去。醇王一看，大為詫异，五款簡約，記載得明明白白，何嘗有這些巡邊跟接收的話？事有蹊蹺，非問李鴻章去不能得其原委。 李鴻章當然不承認有條約以外的承諾，只承認福祿諾曾經提出節略，打算在什么時候接收諒山，什么時候接收保胜，當經嚴詞拒絕，由福祿諾將節略上的這一項要求，用鉛筆划去，并有“簽字為憑”。 這個解釋自是片面之詞，退一步而言，既然交涉中間，有此一節，不論怎么樣都應該奏報朝廷，好了解法國的用心。隱瞞不報，難辭含混之咎。 就在這時候，巴黎方面已提出抗議，認為中國違約，要求賠償巨額兵費，并且指出，五款簡約的中文本与法文本，在內容上不同。依照外交慣例，條約都以法文為准，而況是法國本身与他國訂立的條約，當然更加堅持，一切都以法文本為證据。 事態演變至此，慈禧太后深為惱怒，一面降旨責李鴻章辦理交涉不善，一面對法持強硬的態度，分飭有關各省督撫、將軍、統兵大員，嚴密防范。當然張之洞和張佩綸也接到了這道密旨。 這時的兩張，正由李鴻章伴同，由天津大沽口出海在巡閱北洋水師。 其時劉銘傳亦正奉召進京，路過天津，自然是北洋衙門的上賓，宿將新貴，意气軒昂。李鴻章不論為了保持他個人重臣的地位，還是實現他創辦海軍的雄心，都須眼前這班“紅人”作他的羽翼，因而刻意籠絡，除去大張盛宴以外，親自陪著兩張一吳——他的會辦大臣吳大澂，出海巡閱北洋水師。 出大沽口自北而東，遍閱旅順、登州、威海衛各要塞，使張佩綸長了許多見識。當然，在天津、在船上，他与李鴻章曾多次閉門促膝，傾訴肺腑，取得了諒解。李鴻章几乎以衣缽傳人視張佩綸，唯一的要求是無論如何要在暗中協力，保全和局，否則不但創設海軍無望，既有的局面，亦恐不保。 這是李鴻章看出法國其志不小，一定會在閩海一帶挑釁，但是他說不出退讓的話，希望張佩綸不管如何放言高論，在緊要關頭，能對法國讓一步。除此以外，李鴻章還期望張佩綸能對抗曾國荃將南洋大臣的實權收過來，一方面可与北洋呼應支援，一方面作為未來“經畫七省水師”的張本。 對于這個主意，張佩綸自然深感興趣，因而以“抽調閩局輪船聚操”為名，在天津就拜發了一個奏折： “竊謂海防莫要于水師，而閩省莫要于船政。 查閩省船政局，創自左宗棠，成于沈葆楨，造輪船以為水師之基，設學堂練船以為水師將材之選，用意至為深遠。雖西洋船制愈出愈奇，局船已為舊式，而中國創設輪船水師，他日將帥必出于閩局學党，一、二管駕局船之人，故待之不可不重，而察之亦不得不嚴。” 所謂“局船”，是福建船政局自造的輪船，一共二十二艘，駐于福建的只有八艘，其余十四艘分防各省。其中最好的一艘是“揚武”號，福建船政大臣特地遣派到津，迎接張佩綸，管帶是一員副將，名叫張誠，接談之下，才知道其中的腐敗情形，至于操練，則向無定章，所以坦率据情直奏： “分操向無定期，合操亦無定法，舉各船散布海口，養而不教，勢必士卒游情，船械敝蝕而后已。伏念各省文風，通都大邑每胜于偏僻小縣者，序序之士，敬業樂群，狹鄉之士，獨學無友也。各路陸軍，重鎮練軍每胜于零星防泛者，簡練之兵，三時講武，分泛之兵，終歲荒嬉也。” 以下引敘西洋水師訓練之精，然后論到中國的水師： “中國急起直追，猶懼不及，若費巨帑以造輪船，而于水師訓練之法，忽焉不講，惟是南北東西，轉運應差為務，使兵輪管駕，漸染綠營賭博嗜好之習，將來設立七省水師，利未開而弊已伏。” 這是為了整飭軍紀，是建軍的根本要圖，理由极其動听，辦法卻是另有用心。 辦法中首先提到曾与李鴻章“詳細熟商”，所得的結果是： “擬將局造輪船分防各省者，由臣陸續調回，在閩認真考察，酌定分操合操章程，庶管駕之勤惰，船質之堅窳，机器之巧拙，械炮之利鈍，臣皆了然于胸，改局船散漫之弊，亦即為微臣歷練之資。無論海防解嚴，各船抽調回閩，近者三五日，遠者十余日，即可回防，不至貽誤，即或海上有事，而似此兵輪散碎，分防适以資敵，安能折沖？故欲縱橫策應之功，終以大建七省水師為急。臣擬抽調局船，亦在閩言閩，一隅之計耳。如蒙俞允，除北洋所調‘康濟’五艘，臣遵海而南，即可就近驗看；廣東所調‘飛云’兩艘，現在駐瓊轉運，暫緩調回，所有南洋各艦，擬即分別電咨檄飭，陸續調至閩海操練一次，仍令回防。將來分操合操，如何酌立章程，七省實有犄角之勢，三洋斷無畛域之分，容与南北洋大臣，各省督撫及會辦諸臣，次第考求辦理，以副朝廷澄海育材之意。” 奏折中所陳，各為“考察操練”，其實是想騙南洋大臣轄下的七艘“局船”回到福建，歸諸掌握。同時這道奏折中還有兩層极深的用意，第一是要騙取朝廷承認，凡是福建船政局所造的輪船，都歸張佩綸指揮管理；第二是想确定他以“三品卿銜會辦福建海疆事宜”的身分地位，是凌駕船政大臣而上，与南北洋大臣及督撫并行的欽差大臣。 拜發了奏折，立即上船，批示自然還看不到，一切消息也都為大海隔絕了。直到煙台，方始与李鴻章作別，与張之洞一起坐“揚武”號取道上海，分赴閩粵。 一到上海，才知大事不妙，越南戰火复起，和約瀕于破裂，“海防”由“解嚴”而又“戒嚴”。最坏的是觀音橋一役打了胜仗！如果是打了敗仗，則朝旨必定求沿海自保為已足，可以無事，一打胜仗，朝廷自然得意，更無委屈求和之意，而法國亦必不肯善罷干休，閩海只怕從此多事了。 張佩綸開始有些失悔了。他到底不是范仲淹，更不是陸遜，“行邊”固可耀武，“臨戎”卻茫無頭緒，不知如何揚天朝之威？事已如此，只得硬著頭皮，赶到福建再說。 一到閩江口，由“北水道”入馬江，未進口子，只听巨炮連轟，隆隆然仿佛從四處八方圍擊“揚武”號似的。張佩綸大吃一惊，口干心跳，自己知道臉色已經發白，但要學謝安矯情鎮物的功夫，裝作不經意地問道：“這是干什么？” “回大人的話，是長門、金牌兩炮台，放禮炮恭迎大人蒞任。” 听得張誠的回答，張佩綸不自覺地透了口气，既慚愧，又自幸，虧得能夠鎮靜，不然一到福建就鬧個大笑話了。 “取二百兩銀子。”張佩綸吩咐老仆張福：“請張副將犒賞兩台兵勇。” 于是張誠謝過賞，親自指揮揚武號入口，沿江往西南行駛，江口兩岸又有炮台，即以南岸、北岸為區分，照例鳴炮致敬，張佩綸再次放賞。 繞過青洲，但見港灣深廣，水波不興，這里就是馬尾。南面一帶名為羅星塔，北面船政局，局前便有碼頭，船政大臣何如璋已經率領文武員弁，站班在恭候欽差了。 何如璋是廣東大埔人，同治七年戊辰的翰林，這一年正是日本明治天皇即位，繼德川幕府的“大政奉還”之后，發生“戊辰戰爭”，結果“倒幕派”取得胜利，由此而“版籍奉還”、“廢藩置縣”，結束了多少年幕府專政的局面，開始了有名的“明治維新”。八年以后，中國初次遣使日本，即由何如璋以侍講的身分膺選。 在日本駐留了四年，任滿回國，何如璋到了京里，与舊日僚友相晤，大談日本風景之美，詩料之丰。張佩綸問他，日本的“明治維新”是怎么回事？何如璋瞠目不知所對。因此，張佩綸就很看不起他，雖然科名晚一科，卻不愿自居于后輩，見面直稱他的號：“子義！” 反倒是何如璋稱他“幼翁”。迎入船局大廳，奉為上座，自己側面相陪，“幼翁”長，“幼翁”短，陳述船局的概況。張佩綸半仰著臉，“嗯，嗯”地應著，簡直是“中堂”的架子。 “幼翁！”陳述完了，何如璋又問：“局里替幼翁備了行館，是先進省，還是駐節在此？” “自然是進省。上頭當面交代，福建的應興應革事宜，讓我不妨先問一問穆春岩、何小宋。我打算明天就進省。” 這是指福州將軍穆圖善跟閩浙總督何璟，言下之意連福建巡撫張兆棟都不在他眼里。何如璋不知他銜著什么密命，要到福建大刀闊斧地來整頓？益發不敢怠慢，當天陪著他勘察船政局的船槽、船塢，所屬的九個厂，以及教習制造和管駕的“前后兩學堂”。夜來設宴相邀，張佩綸辭謝不赴，何如璋將一桌盡是海味的燕菜席，連廚子一起送到行館，張佩綸總算未曾峻拒。 第二天一大早，何璟特派督標中軍，由首縣陪著，用總督所坐的八抬綠呢大轎，將張佩綸接到福州。將軍督撫以下，都在南門接官亭站班侍候，一則迎欽差，再則“請圣安”。 凡是欽差蒞臨，地方文武官員照例要“請圣安”，此時張佩綸的身分“如朕親臨”，所以下了綠呢大轎，昂然直入接官亭，亭中早已朝北供奉万歲牌，下設香案，張佩綸一進去便往香案上方，偏左一站。穆圖善跟何璟帶頭，鼓樂聲中，領班行禮，口中自報職名：“恭請皇太后、皇上圣安。” “安！”張佩綸只答了一個字，這一個字比“口銜天憲”還要尊貴，是等于太后和皇帝親自回答。 行完這套儀注，張佩綸才恢复了他自己的身分，依次与地方大吏見禮——這時就不能不敘翰林的禮節了。 何璟號小宋，廣東香山人，亦是翰林出身，与李鴻章同年。張兆棟則比何璟還要早一科，雖非翰林，卻真正是張佩綸十二科以前的“老前輩”。只是“后生可畏”，這須眉皤然的一總督、一巡撫，在張佩綸面前，不敢有絲毫前輩的架子，跟何如璋一樣，口口聲聲：“諸事要請幼翁主持。” “國家多難，皇上年輕，諸公三朝老臣，不知何以上抒廑注？” 張佩綸一開口便是責望的語气，何璟与張兆棟面面相覷，作聲不得。倒是穆圖善比較洒脫，直呼著他的號說：“幼樵！朝廷的意向，是你清楚，閩海的形勢，我們比較熟悉。局勢搞到今天的地步，其來有自，所謂力挽狂瀾，恐怕亦不能靠一兩個人的力量。都是為朝廷辦事，只要開誠布公，和衷共濟，就沒有辦不通的事。” 這兩句話，頗有些分量，加以穆圖善先為名將多隆阿所識拔，以后隨左宗棠西征，號稱得力，算是八旗中的賢者，所以張佩綸不敢用對何、張的態度對穆圖善，很客气地答道： “見教得是！” “說實話，朝廷的意向，我們遠在邊疆，實在不大明白，似乎和戰之間，莫衷一是。”穆圖善又說，“幼樵，這一層上頭，要听你的主意。” “不敢！”張佩綸因為和戰大計，有些話不便明說，而穆圖善又有將布防的責任加上自己頭上的意思，因而發言不得不加几分小心：“軍務洋務，關系密切，如今各國形勢，大非昔比，和戰之間，自然要度德量力，倘或輕易開釁，深怕各國合力謀我。朝廷的意向，我比諸公要清楚些，大致和局能保全，一定要保全。不過保全和局是一回事，整頓防務又是一回事，決不可因為和局能夠保全，防務就可松弛不問。” “那當然。”穆圖善說，“只是閩防力薄，不知道北洋方面，是不是肯出力幫助？” “照規矩說，閩防應該南洋協力。不過合肥是肯顧大局的人，這次已經當面許了我，撥克虜伯過山炮二十四門，哈乞開斯洋槍一千二百杆。”張佩綸緊接著又說：“我想練一支新軍，要炮兵四隊，洋槍兵十几營。洋槍當然不夠，要請北洋代辦，合肥亦許了我，一定盡力。” 這就更顯得張佩綸的實力了！一到便要練軍，看樣子要長駐福建，那就不會久用“會辦福建海疆事宜”的名義。一下子當上總督，自不可能，調補福建巡撫卻是順理成章的事。 因此，張兆棟心里就不好過了。 “幼翁，”張兆棟立刻獻議：“紙上談兵，恐怕無裨實際，我看不如請幼翁先出海，將全省口岸巡閱一遍，再定籌防之計，比較切實。” “我也有這個意思。”張佩綸點點頭。 “那就歸我預備。”張兆棟自告奮勇，要替張佩綸辦差。 張兆棟雖很起勁，而何璟對出巡一事，卻不大感興趣，因為一則以總督之尊，伴著張佩綸同行，到底孰主孰從，不甚分明，未免尷尬，再則戰守之責，實在有些不敢承擔，不如趁此机會推卸給張佩綸。 打定了這個主意，便對穆圖善拱拱手說：“春翁，請你陪幼翁辛苦一趟，我就不必去了，說實話，去亦無益。” 最后那句話，自承無用，張佩綸沒有強迫他同行的道理。而張兆棟看總督如此，亦不便過分表示親熱，因而最后只有穆圖善陪著張佩綸到海口巡視了一遍。 看倒沒有看出什么，听卻听了不少。穆圖善對于福建的防務，相當了解，頗不滿何璟的縱容部將。談到福建的武官中，聲名最坏的有兩個人，一個是署理台灣鎮總兵楊在元，此人籍隸湖南宁鄉，早在同治年間，以督標中軍副將，調署台灣總兵，因為吃空、賣缺，為人參奏，解職听勘，且以供詞狡詐，下獄刑訊，面子搞得非常難看。那知到了光緒三年，不知怎么走通了何璟的路子，竟以“侵冒營餉，已照數賠繳”奏結，開复原官。 因為貪污下過獄的總兵，重臨舊地，儼然一方重寄，台灣的百姓，自然沒有一個人看得起他的。而楊在元居然又干了好几年總兵。上年春天到秋天，父母先后病故，亦不報丁憂，戀棧如故，在穆圖善看，真是恬不知恥。 等二個是福宁鎮總兵張得胜，他受制于手下的兩名副將，一個叫蔡康業，一個叫袁鳴盛，紀律廢弛，根本不能打仗。不過新募了十營兵，防守長門等地的炮台，如果張得胜一調動，這十營新兵有潰散的可能。 張佩綸一听，怒不可遏。他可以專折言事，當然可以据實糾參，只是參劾歸參劾，調遣歸調遣，他亦不管自己是不是有調遣總兵之權。回到省城，就擬好一道咨文，通知何璟，說海疆緊要，似楊在元這种“貪謬不肖之員，難与姑容”，請何璟“遴員接署”。 他的幕友勸他，這樣做法，似乎使何璟的面子不太好看。照一般的規矩，奏參楊在元最好跟總督會銜，更不宜這樣徑自作了開缺的決定，而況台灣的軍務，已奉旨由劉銘傳以巡撫銜負責督辦，似乎亦不便侵他的權。 張佩綸悍然不顧，照自己的決定行事。拜發完了參楊在元的折子，接著又參蔡康業和袁鳴盛，特別聲明：“張得胜戰功夙著，不便臨敵易將，嚴加教誡，而撤該副將离營，諸軍始服。”又說：“臣以書生初學軍旅，來閩旬日，豈敢率爾糾彈？但大敵當前，微臣新將，非有恩信足以孚眾，若不信賞必罰，深慮此軍臨敵必潰。”等這個折子發出以后，才將張得胜傳了來，聲色俱厲地申斥了一頓。 消息一傳，沒有人敢說他跋扈，只覺得欽差大臣的威風，著實可觀。何璟、張兆棟、何如璋更是惴惴不安，心里都很明白，李鴻藻雖跟著恭王一起倒霉，而清流的勢力，卻如日方中。張佩綸受慈禧太后特達之知，內有醇王的倚重，外有李鴻章的支持，更加惹不起。 惹不起是一回事，張佩綸咄咄逼人，教人受不受得了又是一回事。特別是何璟，身為統轄全省文武，手操生殺予奪之權的總督，卻為一個后輩欺侮到如此，自覺臉面無光，十分苦惱。同時，軟既不甘，硬又不可，不知該持何態度？因而長吁短歎，恨不得上奏辭官。 他有個幕友姓趙，紹興人。這個趙師爺從咸丰十年，何璟當安徽廬鳳道時，延致入幕，追隨他已有二十多年。趙師爺本來專習刑名，但也做得一手好詩，談吐亦很風雅，所以東翁扶搖直上，由監司而巡撫，由巡撫而總督，對于刑名方面，雖不必再如何借重，卻自然而然成了一名清客。談詩論藝之暇，藻鑒人物，評論時局，頗有談言微中之處，竟成了何璟的“不可一日無此君”的密友。 張佩綸的作為，東翁的煩惱，自然都在趙師爺的冷眼之中。本來以為何璟一定會移樽就教，來談他的苦楚，誰知何璟整日為了應付張佩綸，只跟管章奏、管兵備、管洋務的幕友打交道，竟一連三天，未到趙師爺那里。 于是趙師爺按照隨園食譜，親手做了几樣好菜，又開了一壇家鄉寄來的陳酒，以詩代柬，邀東翁宵夜。到了晚上，何璟應約而至，見面是強為歡笑的光景，趙師爺故作不解地問起：何事不樂？ “你沒有听說嗎？”何璟反問一句：“丰潤欺人太甚！我真正流年不利。” “大帥說那里話？”趙師爺斟酒相敬，“這是天助大帥成功，怎么倒自尋煩惱？” “你要我喝一杯，倒可以。如有稱賀之意，那就竊所不喻了。” 趙師爺不響，咳嗽一聲，向左右看了一眼，侍候的听差會意，都退了出去。 “我請問大帥，”趙師爺低聲問道：“丰潤此來，是為什么？ 是不是想來立功？” “那還用說！不是立功，何以大用？” “那就是了。”趙師爺問道：“他的銜頭，是會辦福建海疆事務，若有功勞，難道就是他會辦一個人獨得？” “啊，啊！”何璟大有所悟：“你這話有點意思了。” “大帥明白就好。”趙師爺用筷子蘸酒，在桌上寫了一個“李”字，“丰潤此來，就等于他來。和也罷，戰也罷，必有‘錦囊’付予丰潤，到時候自見妙用。大帥何妨坐享其成？當年官文恭在湖北的情形，大帥莫非倒記不得了？” 何璟當過湖北藩司，是在同治年間，胡林翼早已下世，而官文仍舊是湖廣總督。當年胡林翼刻意交歡于官文，但求能暢行其志而功成不居，推讓于官文的苦心孤詣，鄂中老吏，都能娓娓而言，何璟自然記得。張佩綸雖決沒有胡林翼那樣的雅量，自己卻不妨學官文的度量，讓他暢行其志，反正不論軍務、洋務、緊要大事，必得會銜出奏，將來如有功勞，少不了自己的一份。 “先不談將來，且說眼前。丰潤即令眷風得意，一時亦巴結不到大帥的位子，如今事事依著他，教他沒話可說，大帥豈不省心？” 這是暗示何璟，欲保眼前祿位，唯有安撫張佩綸，張佩綸既不能取而代之，就不會有所搏擊。彼此都有退讓的余地，所以相安無事是做得到。關鍵所在，就是一個“忍”字。 想到這里，不覺深深點頭。趙師爺進言有效，越發話無不盡，“再退一步說，倘或局勢緊迫，丰潤束手，大帥……。”他突然頓住，然后問道：“有句話，不知道該說不該說？” “說！怎么不能說。” “話不中听，怕大帥動气。” “笑話！”何璟很快地接口，“你我二十多年的交游，莫非你還不知道我的性情。” “既然如此，我就說：倘或戎机不利，丰潤束手，想來大帥亦決沒有挽回的妙策。到那時候，總歸逃不了一敗，何妨讓丰潤擋在前面，大帥肩上的負荷可以輕得多！” 這一來，何璟不止于點頭，而且舉杯。趙師爺算無遺策，進退兩得其所。何璟心安理得地向張佩綸拱手听命，說如何便如何，絕少异議。唯一自作主張的一項措施是：調集了張得胜的一個炮隊，守護總督衙門。 法國的態度相當強硬。交涉分好几方面進行，第一處是巴黎，由法國總理茹費理向新任中國公使李鳳苞提出照會；第二處是北京，由法國署理公使謝滿祿跟總理衙門折沖；第三處是上海，總稅務司赫德，接受李鴻章的委托，在向逗留不進的法國新公使巴德諾調停；第四處是天津，任何負有交涉之責的法國人，從茹費理到軍方代表都可以直接向他打交道。 因此，談和的情形亂得很。但法國的態度卻是清楚明白，署理公使謝滿祿在閏五月二十那天，向總理衙門提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國政府“遵照簡明條約辦理，特旨通飭北圻的軍隊撤退，賠款二億五千万法郎。限七日內答复照辦，否則當自取賠款。”所謂“自取賠款”，是法國打算占領中國的一個城市，作為質押。照急進的孤拔主張，打算攻擊旅順、威海衛等地，但法國總理決定占領基隆或福州，這是賣一個面子給李鴻章，因為旅順、威海衛等處，是北洋水師的“口岸”。 管理總理衙門的奕劻，与李鴻章內外相維，始終不肯照醇王的意思不惜破裂，而要保全和局。千方百計想將法國新任公使巴德諾請到北京或天津，坐下來商談，無奈法國政府堅持不照約行事，巴德諾決不北上。及至接到最后通牒，自然不能不作讓步，由總理衙門照會謝滿祿，保證北圻撤兵，在一個月內完成。但拒絕賠款，仍舊希望巴德諾早日北上，依照簡約規定，“會議詳約”。 法國的反應，是派軍艦一艘，直駛馬尾。雖然一到就擱淺，但無論如何是一個警報，張佩綸急電到京，總理衙門慌了手腳，因為七日之期一滿，“自取賠款”這句話，已可證明，不是虛言恫嚇。 想來想去，只好重托赫德斡旋。赫德總算不辱使命，調解出來一個結果，中國即日自北圻撤兵，由南洋大臣与巴德諾在上海會商。 但是情勢是外弛內張的局面，雖然法國外交部向李鳳苞表示，謝滿祿七日的限期可以不計，賠款的數目亦可商量，但馬尾陸續有法國軍艦開到，基隆亦有法國軍艦，与劉銘傳同日而至。只是這些強敵迫近的消息，都沖淡在一道上諭中了。 這道上諭是派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曾國荃為全權大臣，克日到上海与法使議辦詳細條約。并派陳寶琛會談，蘇松太道邵友濂會同辦理。同時指示交涉應守的分際：“所需兵費恤款，万不能允，告以請旨辦理。最要者越南照舊封貢。劉永福一軍，如彼提及，答以由我處置。分界應于關外界分空地，以為緩沖。云南運銷貨物，應在保胜開關，商稅不得逾值百抽五之法。以上各節，切實辯論，均由電信請旨定奪。” 曾國荃想不到垂暮之年，還要跟洋人打一次交道，而電旨所示，与法國的要求，南轅北轍，根本是湊不到一塊的事。而且凡事“請旨定奪”，又那里是所謂“全權”？因此，對于此一新命，曾國荃深感苦惱。 陳寶琛則更是憂心忡忡。書生典兵，會辦南洋，大不了效命疆場，一死就可報答皇恩，不負平生。但是跟洋人交涉，強弱之勢判然，如果不是委屈求全，決不能成和議，能成和議，所簽的條約，一定是喪權辱國，罪浮于馬建忠。馬建忠為人罵作漢奸，那自己這一來又成了什么東西？半世盛名，平生清節，都要斷送其中，怎不教人著急？ 思量到此，決意不受這個“會辦”之名。擬好電報稿子，拿去跟曾國荃商量，卻很受了一頓奚落，指他獨善其身。這倒是誅心之論，陳寶琛無話可答，當然亦不肯打消原意，照舊將電奏發了出去。 軍机處寄發的“電旨”，很快地到了，陳寶琛受了一頓申斥，措詞相當嚴厲，電文中暗示，如不遵命，便有嚴譴。陳寶琛無法，只好跟著曾國荃到上海。 其實曾國荃也辭過一次，不過他幕府中有老于吏事的高手，顧慮到會碰釘子，不敢正面請辭，假作尚未奉到電旨，先陳所見：“疆臣戰將，不敢与聞和議”。軍机處接到電報，自然詫异，電信瞬息即達，又是密旨，電報局何敢怠忽？細細參究，方才悟出曾國荃的妙用。當然不宜拆穿他的花樣，將計就計回了一個复電，認為他是未奉電旨以前方有此電奏，如今已經將派曾國荃在上海議和一事，通知法國，倘不赶緊赴會，就是失信。如果說疆臣戰將，不應議和，那么李鴻章難道不是疆臣？最后又特別慰撫，說如“所議無成，即回江宁布置，并非以辦事棘手之局，責該督以必行。” 話雖如此，曾國荃既然受命，自然希望和議有成，交涉中最棘手的是賠償兵費，如果在這一層上不能讓步，議亦無益。因此，去上海以前，首先要探明朝中意向，在這方面到底作何打算？ 就在這時候，李鴻章函電交馳，先作了交代，聲明三點：第一、北圻撤兵之事，遲延有因，依照万國公法，不算背約；第二、福祿諾臨行以前，提出撤兵的限期，當時已加駁斥，既無公文照會，何足為据；第三、諒山的沖突，法國指華軍先埋伏動手，不足听信，實際上是法軍先開第一槍。 此外又有一個很要緊的電報，正就是曾國荃所亟亟乎想了解的一件事，李鴻章表示，法國如果提出賠償兵費的要求，數十万兩銀子，可以允許。又說：“各國公論，万不足恃”。這因為新派在總理衙門行走，頗為掌權的張蔭桓，正在托美國駐華公使楊約翰，建議華府，調停中法爭端，主張將李鴻章与福祿諾所訂的天津簡約，交付各國公斷。李鴻章怕曾國荃對此寄予深望，因而觀望，所以特為提醒一句。 就在曾國荃檢點行裝，准備專程赴會之際，北京方面仍在繼續交涉。法國代理公使謝滿祿給了總理衙門一個照會，聲明上海會議必須先允許賠償，方能開議細約，法國在華的海陸軍，暫以西歷八月一號為期，按兵不動。這是變相的另一通最后通牒，只是將限期放寬了五天而已。同時法國非正式表示的態度，亦很強硬。据報紙記載，一旦中法交涉破裂，兵戎相見，法國軍艦不但會攻擊福州及基隆，同時亦會攻擊招商局的輪船。這個消息在他人并不注意，在李鴻章及他左右的少數人，卻是入耳惊心，寢食難安。 招商局是李鴻章假公濟私的利藪。先以“各省在滬殷商，或自置輪船，行駛各埠；或挾資本，依附西商之籍，若中國自立招商局，則各商所有輪船股本，必漸歸官局，似足順商情而強國体”為名，在同治十三年奏准“試辦”。而這年浙江漕米北運，海舶不足，由李鴻章策動浙江海運局總辦，候補知府朱其昴建議，即由未來的招商局承運浙漕二十万石，酬庸的條件是由朱其昴籌辦招商局事宜。 設在上海的招商局，不由兩江總督或江蘇巡撫管轄，卻由北洋大臣遙制。李鴻章當然也知道此舉攬權過甚，遇到稍微厲害些的兩江督撫，一定會据理而爭。所以試辦之初，特為聲明：“所有盈虧，全歸商認，与官無涉。”將招商局的性質确定為商辦，就當然可以拒絕任何衙門的干預。 但是招商局名為商辦，其實是官辦，戶部雖只借出制錢二十万串，合銀六万兩，而東南各省藩庫、海關，由于李鴻章的力量，都有“閒款”放在招商局生息，利息极薄，在七八厘之間。至于營運收入，光是漕米一項，每一石發水腳銀五錢三分一厘，一年以運漕六十万石計，就可以坐收三十万銀子，真正是包賺不虧的無本生意。 為了招商局的籌辦，由浙漕海運，沙船不敷應用而來，所以不得不籠絡掌管浙江海運已有十余年的朱其昴，而李鴻章所信任的，卻是常州的一個秀才，捐班州縣分發到直隸的盛宣怀。盛宣怀又聯絡廣東一個商人唐廷樞來對抗朱其昴，李鴻章听從盛宣怀的策划，先奏請以唐廷樞為總辦，朱其昴為會辦，之后加委盛宣怀和徐潤為會辦，而朱其昴的胞兄朱其詔創局有功，似乎不便抹煞，為了掩人耳目，亦加派在內。招商局合計一總辦、四會辦，而實權都握在盛宣怀手中，間接也就是握在李鴻章手中。 由于招商局在營運上享有特權，所以一開辦生意就好，但亦是一開辦弊端就生，開支浮濫，冗員极多，帳目中不明不白的支出，比比皆是。好在名為商辦，任何人亦不能干涉。若想干涉，有李鴻章擋在面面，告到京里，軍机處和總理衙門，都是李鴻章的同年沈桂芬當權，也是“內外相維”，全力彌縫，怎么樣也不能將招商局的那筆爛帳掀開來，更不用說想掘盛宣怀的根。 不過兩三年工夫，招商局已設了十九個分局，有十艘輪船跑南北洋航線，南起香港，北至牛庄，營業鼎盛。這一來上海的洋商船公司，如太古、怡和、旗昌各洋行，不能不聯合起來排擠招商局，壓低運值，爭攬客貨。招商局為謀對抗，必須增加資本，擴大規模，正好美商旗昌銀行，經營不善，股票跌价，盛宣怀設計收買旗昌銀行，談判成功，收買旗昌洋行的輪船，作价二百万兩，碼頭、棧房作价二十二万兩。由李鴻章奏准，兩江撥借五十万兩，浙口、江西、湖北共同撥借五十万兩。在這筆交易中，盛宣怀很發了一筆財，照例的回扣以外，還“戴了帽子”。而從旗昌買來的船，計有江輪九艘、海輪七艘、小輪四艘、躉船六艘，數目雖不少，性能卻不見得好，成了招商局一個极重的包袱，每個月須虧負五六万銀子之多。 這是光緒二年年底的事。不到一年，就有個御史上奏，指責招商局“置船過多，載貨之資，不敷經費，用人太濫，耗費日增。” 董俊翰的奏折中又說：“招商局各輪船每屆運載漕糧之際，各上司暨官親幕友，以及同寅故舊，紛紛荐人，平時亦复絡繹不絕。至所荐之人，無非純為圖謀薪水起見，求能諳練辦公者，十不獲一，甚至官員中亦有挂名應差，身居隔省，每月支領薪水者。”這是承漕運的遺習，照例用來“調劑”候補州縣的辦法，無足為奇，只不過從無“隔省”不相干的人，亦可“挂名應差”。這所謂“隔省”就是指直隸而言。 這個奏折，措詞不算峻厲，但按常規，理應查辦，卻由于沈桂芬的斡旋，只命南北洋大臣通盤籌划，認真整頓。這反倒給了李鴻章一個机會，明里張大其詞，說英商太古洋行如何“跌价傾軋”，暗中承認購自旗昌洋行的輪船“年久朽敝”，而整頓之法，主要的是各省官帑，超過“商股”將及三倍的一百九十万銀子，“緩息三年”，到光緒六年起，分五期拔本，每年繳還三十八万兩。換句話說，是公家免息借出巨款，供盛宣怀之流的“商人”去做生意。同時還有一個附片：“請旨敕下江蘇、浙江督撫，漕米須分四五成撥給招商局輪船承運，不得短少，余歸沙船裝載，以示体恤。此外江西、湖北采買漕米，仍照案歸局運津”。李鴻章說這些整頓辦法，“上不虧國、下不病商”。同時在折尾聲明，這個折子是他“主稿”。暗示招商局歸北洋所管，与南洋大臣的關系不大。 招商局那些“商總”因禍得福，而盛宣怀則更是官運亨通，補了天津道為李鴻章籌辦電報局。但是旗昌洋行一案，風風雨雨，流言始終不息，而內幕亦逐漸揭露。盛宣怀經手這筆交易，有明暗兩面的好處，明的是得回扣百分之五，暗的是旗昌經營不善，股票跌价，盛宣怀以七折收購，再由旗昌出面實足賣給招商局。明暗兩面的好處，總計百分之三十五，二百二十二万兩銀子，有七十多万落入盛宣怀私囊。至于李鴻章分到多少，無可究詰，只是李家在招商局有干股，卻是盡人皆知之事。 轉眼三年已過，到了該拔本的時候，招商局的“商總”又出了花樣，以積欠旗昌洋行船价六十九万兩，不能不先行拔還，“以免外人貽笑”的理由，請李鴻章出奏，以每年所運漕米應領水腳運費抵還。這就是說，如果各省漕米不交招商局承運，應拔官帑，即無著落。此外又有一個附片，一則說：“招商局之設，系由各商集股作本，按照貿易規程，自行經理”；再則說：“創辦之初，奏明盈虧全歸商認，与官無涉”；三則說：“商務應由商任之，不能由官任之，輪船商務，牽涉洋務更不便由官任之。”這樣反复聲明“商辦”，就是為五年以后留余地，只要每年有六十六万石漕米北運，水腳運費抵還官帑，則到了光緒十年，官帑還清，整個招商局就都落入“商總”手中了。 但是到了六月間，兩江的局面有了變化，劉坤一調任江督兼南洋大臣。他是老湘軍的系統，當然不會象沈葆楨、吳元炳那樣听李鴻章的話。于是，湘淮兩系的利益，在東南膏腴之地發生了沖突。 首先發難的是王先謙，官拜國子監祭酒，也是響當當的清流，奏折之中有建言、有搏擊，筆鋒所及，盛宣怀首當其沖，王先謙替他下了八個字的考語：“營謀交通，挾詐漁利。” “挾詐漁利”，即指收買旗昌輪船有瞞天過海的計謀在內；“營謀”當然是指百計取悅于李鴻章，得獲重用而言；“交通”二字，在這些地方常為“交通宮禁”、“交通近侍”的省略語，這例也不是無的放矢，而且王先謙本人也牽涉任內。盛宣怀走通了李蓮英的路子，常有“孝敬”，而王先謙据說用過李蓮英的錢，人言藉藉，大損清譽，然而并不影響他彈劾盛宣怀，尤其是因為其中有整頓招商局的建議，更不能不發交南北洋大臣處理。 這是光緒六年十月底的事，沈桂芬正攬大權，因而批复王先謙的諭旨，只令飭李鴻章和劉坤一，認真整飭。劉坤一主張徹查，李鴻章認為不必，只要分年拔還官帑一事有著落，即可奏复。正在相持不下時，除夕那天，沈桂芬一命嗚呼，等于盛宣怀失卻一座靠山，處境大為不利。 果然，只不過隔了半個月——光緒七年正月十五，劉坤一單銜复奏，說“王先謙所奏，未為無因”，指盛宣怀“蠹帑病公，多歷年所，現在乃复暗中勾串，任意妄為”，將他于“收購旗昌時每兩抽取花紅五厘，私自以七折收購旗昌股票，對換足額，以飽私囊”的內幕，和盤托出以后，嚴詞抨擊：“濫竽仕途，于招商局或隱或躍，若有若無，工于鑽營，巧于趨避，所謂狡兔三窟者！此等劣員，有同市儈，置于監司之列，實屬有玷班聯，將來假以事權，亦复何所不至？”因而請旨，“即將盛宣怀予以革職，并不准其干預招商局務”。 疆臣劾司道，很少有這樣嚴厲的措詞，只是等劉坤一來動手，為時已晚，盛宣怀已“成了气候”。李鴻章因為一方面還要重用他來辦電報、開煤礦；一方面公私兩端都無形中受了他的挾制。私的不必說，公的上頭，李鴻章不知保過盛宣怀多少次，說他“心地忠實”，說他“志切匡時”，而結果為劉坤一罵得這等不堪，則如無一言辯解，自己又何以交代？向來保舉匪人，舉主連帶要受處分，果然盛宣怀革了職，自己亦脫不了干系。因此，李鴻章只好抹煞良心，硬起頭皮，為盛宣怀硬頂。 他是這樣為盛宣怀“辯誣”，說此人“在臣處當差有年，廉勤干練，平日講求吏治，熟諳洋務商情，遂委以會辦之銜，往來查察。盛宣怀与臣訂明不經手銀錢。亦不領局中薪水，遇有要務，則与唐廷樞等籌商會稟。”談到旗昌一案，說是“即盛宣怀首發其議，亦于大局有功無過。況當日唐廷樞等于洋商已有成議，始邀盛宣怀由湖北前赴金陵，謁見沈葆楨。其事前之關說，事后之付价，實皆唐廷樞等主之也。” 這個奏折實在不高明，言不順、理不直、气不壯。收買旗昌輪船，要特地從湖北將盛宣怀邀到金陵去向沈葆楨陳述其事，反更顯得劉坤一原奏中，“或隱或躍、若有若無、工于鑽營、巧于趨避”這几句話，形容入妙。尤其是李鴻章將盛宣怀下一個“廉”字的考語，京中傳為笑柄，說盛宣怀如果可當廉洁之稱：則八大胡同清吟小班的姑娘，個個可以建坊旌表貞節了。 不過，李鴻章包庇盛宣怀，所憑借的本就是他的地位聲勢。由于保荐薛福辰是一件大功，慈禧太后對他真個另眼相看，恭王正在支持李鴻章全力籌辦“師夷之長”的各項洋務，愛惜人才，不免曲予优容，因此，盡管劉坤一的理由充足，還是李鴻章占了上風，盛宣怀竟得免議。 劉坤一大為不服，第二次上折嚴參，而且隱然指責李鴻章有意包庇盛宣怀，說“招商局收買旗昌輪船等項，糜費帑藏，以及收頭此項輪船后，折耗益甚，采諸物議，核諸卷宗，盛宣怀等實屬咎無可諉”，所以，“即將盛宣怀查抄，于法亦不為過，僅請予以革職，已屬格外從寬。” 到底劉坤一是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在疆臣的地位中，僅次于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同時有湘軍一系為后盾，并可望獲得清議的支援，因而劉坤一仍有信心，必能懲治盛宣怀這個劣員。誰知奏折到京，正在慈安太后暴崩之后，國有大喪，而且暴崩的原因不明，舉朝惶惑，誰也沒有心思來管這件事。這給了盛宣怀和李鴻章一個絕好的机會。各方面疏通，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劉坤一的奏折雖如烈性的火藥一般，威力強大，無奈藥線受潮，竟沒有能炸得起來。 其時李鴻章又出了花樣，決心要將各省存在招商局的官帑，歸入北洋。他的辦法是，配合向德國訂造“鋼面鐵甲船”的海防計划，奏准以招商局每年用漕米水腳為擔保，拔還各省的官帑，移充訂造鐵甲船款不足之數。這一來，等于扯斷了各省跟招商局的關系，以大部分官款所辦的招商局，竟越來越象“商辦”了。 這個金蟬脫殼与移花接木兩計合并而成的策略，相當成功，官帑營運的收益，都歸入商股，所以官帑還是一百多万兩，且大半屬于北洋，而商股則由七十余万增至三百余万。但是，招商局畢竟為北洋大臣所創辦，總理衙門跟戶部亦可干預，這一點“官气”脫不掉，無法化作一家一姓的事業。 那知道法國軍艦將會攻擊招商局輸船的消息，李鴻章与他的左右，在入耳惊心，苦思焦慮之下，竟“死棋腹中出仙著”，可以利用來作為一個讓招商局脫胎換骨，化公為私的大好机會。 這個脫胎換骨的秘計，是由唐廷樞所倡議。此人是英商輪船公司帳房出身，對船務比較內行。輪船如果怕為法國軍艦所劫奪，只有泊港不出，但那一來不但要蝕開銷，而且机器不用，必致損坏。除此以外，就只有改變船籍之一法。 這個辦法又稱為換旗。交戰國雙方的商船，如果改換中立國的旗幟，就可免予遭受攻擊，在万國公法上有詳細的規定。這得請教律師，招商局聘雇得有現成的法律顧問，是英國的皇家大律師，名叫戴恩，認為此事可行，但有時效，如果一旦戰事爆發，換旗就不為法國所承認了。 當然這決不可能隨自己的意思，換那一國的旗就是那一國的旗，首先需要取得換旗國家的承認，這就只有一個辦法，將招商局的產業，賣給那個國家。 這就有疑問了，招商局到底不是唐廷樞的私產，說賣就賣，除非暫時賣出去，事定以后還能買得回來。不過，這也不是不可以談判的，所以唐廷樞一面向英商怡和洋行試探，一面密電北洋，請示机宜。 很快地，李鴻章派了一名道員到上海，主持其事。此人就是馬建忠，字眉叔，江蘇丹徒人，學貫中西，而且曾由北洋派赴駐外各使館學習洋務。回國以后，派在北洋當差，是李鴻章幕府中洋務人才的后起之秀。朝鮮之亂，李鴻章丁憂回籍，署理直隸總督張樹聲，派馬建忠与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率艦東渡觀變。定策為朝鮮平內亂，因而有吳長慶領兵三千東援之舉，及“誘執首亂之策”，將大院君李是應騙來，連夜送上兵艦，直航天津，這些都出于馬建忠的策划。 李鴻章所以選派他來辦這樁差使，第一是因為他精通西洋的律例，第二也就因為他有魄力。果然，一到上海不久，他就跟戴恩商量決定，因為英國的法律繁雜，不如美國法律來得簡易，如果換旗以換“花旗”為妥。 美商中經營輪船最具實力的，還是旗昌洋行，一經接洽，旗昌洋行有意作這筆交易，議定招商局全部財產作价五百二十五万兩銀子，移交旗昌洋行接管，旗昌洋行則開具美國銀行的支票交招商局收執。 一筆值數百万兩銀子財產的移轉，就是那么買蘿卜青菜似的容易，合約由何人出面所訂，內容如何，原約保存在何處，什么人都不知道。而且此事瞞得滴水不漏，連總理衙門都不知道。旗昌洋行的支票，一時自然還不敢兌現，脫胎換骨，總也要長大成人。 但是，招商局的輪船，忽然由黃龍旗換上星條花旗，卻是瞞不過人的，總理衙門接得報告，大為困惑，仔細一打听，才知道招商局已經被出賣。雖說是為了防備法國奪船，但事先竟不奏聞，其心何居？實在費解。 因此，總理衙門用電旨詢問： “從前設立招商局，置買輪船，系奏明辦理。現聞售于美國，李鴻章何以未經具奏，殊屬非是。海上轉運，全恃輪船，此舉自因恐為法奪起見，究竟是否出售，抑暫行租給？著据實奏聞。并隨時酌奪情形，設法收回。” 雖然這通密電，措詞不算峻厲，而且已為李鴻章開了路子，留下余地，如果是“租給”而能“設法收回”，便可無事。 但也夠他受的了。 顯然的，宰相肚里雖好撐船，但几十條輪船，几十處倉庫碼頭，到底也難吞得下去。已成的交易，能否取消，自成疑問，而眼前卻不能不先搪塞。李鴻章找了盛宣怀來，反复推敲了五天，才將复奏擬成。 這通复奏，首先還是婉轉說明招商局的地位：招商輪船局本仿西國公司之意，雖賴官為扶助，一切張弛緩急事宜，皆由商董經管。至与外人交涉權變之處，官法所不能繩者，尚可援西法以相維持。 這是要表明，招商局的“商董”，有權處置招商局的產業，而對外交涉，由商人來處置，反較官府出面為方便有利。 以下便敘“海疆不靖，局勢日非，華商輪船二十余艘，駛行洋面，日有戒心。法人遍布謠言，遇船劫奪，南北商旅咸以搭載局船為戒。”因而不得不換旗，但是： “細查各國律例成案，凡本國商船改換他國旗幟須在兩國未開釁以前。黑海之戰，俄商皆懸德美之旗，有二艘換旗于戰事三日前，遂為法人所奪，复有二艘易旗于戰前，暗立售回之据，亦為英國所奪。布法之戰，兩國商船多售与他國，易旗駛行，事后仍复原業。若暫行租售，則非實在轉售，他國必不能保護。” 千回百折，忸怩作態，最后終于道出，招商局是被賣掉了。至于不事先奏聞朝廷，則已隱約解釋，是為了事机急迫。 不過招商局雖已賣去，卻可收回： “美國旗昌銀行主，愿將招商局產，悉照原值銀五百二十五万兩，統歸該行認售，該行以銀票如數抵給。他日事定，將銀票給還，收回船棧，權操自我，仍可改換華旗。道員馬建忠素習洋文，熟諳公法，前委赴滬會查招商局務，該員就近与戴恩及旗昌反复商論，戴恩力保中法事定，可以原价收回，旗昌亦誓言，決不失信，故于价值亦不計較。” 這就要談到責任了，到底此事是誰作的主？李鴻章是這樣說： “馬建忠偵知法事叵測，遂毅然決然，獨肩其責，因与眾商定議，訂立合同，將各船棧，暫交旗昌，代為經管，換用美國旗幟，照常駛行。兩面所押契据，銀行期票与股票，按照西國律例，均交律師戴恩收執，日后藉以為憑。是戰前商船換旗出售，為各國常有之事，中國雖屬創見，而眾商為時勢所迫，亦屬万不得已。至將來收回關鍵，馬建忠惟戴恩是問，眾商惟馬建忠是問，節節矜制，斷不容稍有反复。” 這是一面將責任推在馬建忠身上，一面又替馬建忠開脫。然而數百万兩銀子出入的大事，李鴻章如說毫無所聞，那是自欺都欺不過的，他只好以“當法使議約未成之際，軍事旁午，臣雖知商船暫換美旗，而未悉其詳，是以未遽入告”作托詞。這樣說法，自嫌牽強，因而再一次使盡吃奶的力气作官商之辯，論事机之迫： “且此等事件，華商与洋商交涉，彼此全憑信義；律師既援西例擔保，而官長卻未便主議。外侮橫加，商情惶迫，數千人身家關系，而官無法以保護之，更無力以賠償之，商人自設法保全成本，官尤未便抑勒。好在各省公款八十余万，商本四百數十万，皆有著落，事竣可以操縱自如。但冀法約早定，船棧照議歸還，中國商務复興，更無吃虧之處。惟聞法人四處偵探，總疑商局輪船，并非實售与美，尚思援西例以乘間攫拿，俾為軍用，美國官商亦惴惴相与隱諱，竭力保護。 此中机括，尚求圣明默鑒而曲原之。” 這個奏折是由專差送到京里，投遞總理衙門。總理大臣已有十三員之多，除奕劻以外，掌權的只有三個人：閻敬銘、許庚身、張蔭桓。而閻敬銘憂心時局成病，在家休養，許庚身在軍机處极忙，不大到署，所以這些公事都歸張蔭桓看。 張蔭桓才气縱橫，明敏异常，一看李鴻章這個奏折，支离破碎，不僅不能自圓其說，簡直不成話說。其中最大的疑竇，就是究為“實售”，還是“代為經管”？未說清楚。如為實售，則旗昌所開“收票”，應該向銀行收兌，縱為“期票”，兌現亦總有日期，現在交与律師收執，到期不兌，不是白白吃虧利息？ 若是“代為經管”，則產權仍屬招商局，旗昌經管營運，一切收益，如何分配？倘說憑几張不能兌現的“期票”及“收票”，憑空接收价值數百万銀子的輪船棧埠去做生意，所入盡歸于己，這不是中外古今的奇聞？ 至于說事机急迫，倉卒定議，“美國官商亦惴惴相与隱諱”卻總不能說連朝廷也瞞著。這一點心跡難明，真跳到黃河也洗不清。如今不說別樣，只責成李鴻章將“兩面所押契据，銀行期票与收票”，從戴恩那里收回呈驗，就拆穿了西洋鏡，要他大大的好看了。 張蔭桓以前受李鴻章的賞識，最近受李鴻章的重視，論私誼自然要替他遮蓋，談到公的方面，与法交涉瀕于破裂，保全和局，端賴斯人，亦不宜在此時將他置于言官圍剿的犀利筆鋒之下。好在當初電旨所責成李鴻章的，亦無非“設法收回”，這一點有了著落，其他可以置之不問。找個方便的机會，跟慈禧太后回一聲就是了。 誰知這個折子的內容，很快地就泄漏了，盛昱也弄到一份“折底”。細讀之下，只覺得李鴻章處處拿洋人欺壓朝廷，只因為“官法所不能繩”洋人，還可由商人“授西法以相維持”這個借口，便該放縱商人，自作主張。這樣的想法做法，又与漢奸何异？ 不過，他只是從整個文气中，有這樣一种感覺，談到西洋的各种律例，買賣規矩，他就不太懂了。好在有個人可以請教，這個是他本旗的晚輩，名叫杰治，曾跟崇厚當隨員，駐留過法國和俄國，西洋的情形相當熟悉。 杰治也說到底是實售，還是代為經管，搞不清楚，“倘是實售，斷斷沒有將來‘將銀票給還、收回船棧’之理，那是另一碼事。為什么呢？”杰治解釋：“船是活動的，天天在走，船身机器，都要損耗，出意外沉沒也有常事，雖有保險，到底不是原物。如何得能如數收回？” “這樣說，是代為經管了？” “更不是！”杰治大搖其頭，“代為經管比實售更麻煩，實售只要价錢談妥了，一手交錢，一手交貨，快當之至。代為經管便要談經管的酬勞，管得好，怎么樣优為酬謝，管得不好，要負點儿什么責任？有得好談，不是十天半個月能完事的。” “那么，照你看，是這么一泡貓儿溺呢？” “這話，熙大爺，我可不敢說了。” 盛昱懂他的用意，便向他保證：“我不會敘到折子里去。 你盡說不妨。” “照我看，是賣掉了。只是怕這塊肥肉，會有骨頭卡在喉嚨，不敢硬吞，等事完了再分贓不遲。”杰治又說，“折子里，旗昌付的到底是什么票子，也弄不清楚，先說銀票，后來又說期票、收票，莫衷一是，這就有毛病。” “這三种票子不同？” “當然不同。銀票是銀行里出的票子，就跟咱們中國的庄票一樣，只要這家銀行信用好，擱長些不要緊，隨時都可兌款。不過，也沒有這樣傻的人，不去兌款，白吃虧利息，若是相信這家銀行，拿銀票取了款，再存在它那里生息，豈不是好？” “是啊，毛病越說越多了。”盛昱很有興趣地問：“期票、收票又是怎么回事？” “收票是私人所開。譬如說，我有一筆款存在英國匯丰銀行，留下簽字式樣，銀行就發一本收票，只在存款數目以內寫明，憑票付多少就是多少，這就叫收票。期票也是收票，只不過要到日子才能取而已。” 這比中國錢庄憑存折取款，要方便得多。但盛昱總覺得有什么地方不妥，將杰治的話從頭細想了一遍，找到疑問了。 “如果我出票，你收票，我又怎么知道你銀行里存著那么多的錢？” “這自然是憑信用，比較妥當是到銀行里‘照票’，現在有電報，重洋万里，片刻之間亦可以查清楚。不過‘收票’不兌，總有危險，万一出票商家倒閉，收不到錢，豈不是自貽伊戚？所以我實在不懂，為什么要拿契据、期票、收票都交給英國律師收執？” “這又是搬出洋人來唬人，以為洋人信用好，万無一失。如果他呈驗契据，又可以推托，說存在洋人那里，一時取不到。” “那有這回事？”杰治笑道：“這話哄小孩子怕都哄不過。洋人居間，也不過多拿一份契据副本。几百万銀子的出入，豈能一點憑据都沒有？至于向銀行收銀的票据，更沒有交給律師的道理。万一律師跟對方串通好了，起意侵吞，如之奈何？” 盛昱瞿然而起：“我原來就怀疑，怎么說‘收回關鍵，馬建忠惟戴恩是問，眾商惟馬建忠是問，節節矜制，斷不容稍有反复。’馬建忠何人，戴恩何人，能擔得起五百万兩銀子的責任？且不說馬建忠跟戴恩起意勾通，侵盜這筆巨款，只說馬建忠跟戴恩之中，万一有個人出了意外，不在人世，則所謂‘節節矜制’豈不是脫了節，如斷線之鳶，無影無蹤？如今听你所說，根本不合規矩，則所謂‘交戴恩收執’云云，完全是架空砌詞。國家重臣，敢于如此欺罔，莫非真以為皇上不曾成年，可以輕侮嗎？我非參不可。” “熙大爺，”杰治提醒他說：“合肥自命懂洋務，實在也是半瓶醋，其中或許有人在欺騙他，亦未可知。” “那自然是馬建忠。我當然也放不過他，而且必得從他身上來做文章。不過，說合肥受欺，這話倒難苟同，合肥不是易于受欺的人，他屬下也沒有人敢欺他。”說到這里，盛昱長歎一聲，“怪來怪去是我錯！” “這就奇了。”杰治大為困惑，“跟熙大爺你什么相干？” “我不該參恭王。”盛昱答道：“如果恭王在樞廷，合肥決不敢如此胡作非為，再往前說，有文文忠在，他更不敢。如今，大不同羅！” “那，熙大爺，你是說，他就敢欺醇王了？” “自然敢。醇王主戰，跟合肥主張不同，不過，要開仗，也還是少不了合肥，所以醇王也不能不敷衍他。他是看准了這一點，才敢于這樣子悍然無忌。” “啊！”杰治恍然大悟，“怪不得！合肥一只手洋務，一只手北洋，是和是戰都少不得他。做官做到這樣子，真正左右逢源，無往不利了。” “對了！你算是看透了。我再告訴你吧，合肥何以主和不主戰？戰有胜敗，一敗他就完了。只要能跟洋人講和，他那一只手的北洋，唬不住洋人，卻能唬朝廷，可以當一輩子的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 等杰治告辭，盛昱隨即動筆草擬彈章，明攻馬建忠，暗攻李鴻章。將他們綰合在一起，作一建議： “奴才揆今日情事，縱不能將該員監禁為質，似應即行革職，飭下總理衙門，責馬建忠以收贖招商局保狀，飭下李鴻章，責以羈管馬建忠保狀。招商局關系江海碼頭，中外商務，勢不能不稍從權宜，以冀收贖。如竟不能收贖，即將該員正法，如該員逃匿，即將李鴻章正法。使外國人聞之，知小臣權奸，皆難逃圣明洞鑒。” 折子是擬好了，但就在要謄清呈遞時，得到消息，法國署理公使謝滿祿，已經下旗出京。這是交涉決裂，邦交中斷，雙方將以兵戎相見的鮮明跡象，所以總理衙門密電各省督撫備戰。大敵當前，戰机迫切，如果以這樣嚴峻的措詞，參劾重臣，未免太不識大体。因此，盛昱只有將折底鎖入抽斗，等大局平定了再說。 謝滿祿下旗出京的那天是七月初一，但交涉之必歸于決裂，當曾國荃在上海与巴德諾開議那天，就已注定了。 正式開議是六月初七。曾國荃与陳寶琛以外，新派駐日使臣許景澄，道出上海，亦奉旨協助交涉。巴德諾提出要求三款，其實只有兩款，又重在賠兵費上面，開价兩万五千万法郎，折合紋銀一千二百五十万兩，同時要決定交款的地方期限。如果中國政府干脆痛快，愿意速了的話，賠款可以減少五千万法郎。至于第一款要求革劉永福的職，只要賠款談妥，當然可以讓步。 曾國荃由于曾得李鴻章的授意，當即表示：可以用撫恤法國陣亡官兵的名義，付給五十万兩。巴德諾一口拒絕，而朝廷又以輕許賠款，傳旨申斥，曾國荃搞得兩頭不討好。而會辦大臣陳寶琛為了支援張佩綸，又堅決主張由南洋派出兩條兵輪到福建，正遇著曾國荃情緒大坏的時候，就沒有好臉嘴了。 “不行！”他率直拒絕，“我決不能派。” “元帥，”陳寶琛的詞气也很硬：“閩海危急，豈容坐視？ 不能不派。” “閩海危急，南洋難道不危急？前一陣子張幼樵電奏要船，軍机處复電南北洋無船援閩，由廣東、浙江酌調師船。這件事，老兄又不是不曉得？” “彼一時也，此一時也。如今小宋制軍急電乞援，本乎守望相助之義，亦不能不急其所急。” 曾國荃只是搖頭，“我南洋也要緊。”他說，“沒有從井救人的道理。” 這是表面文章，曾國荃真正的顧慮是怕一派兵輪，貽人口實，巴德諾會認為一意備戰，并無謀和的誠意，因而使得大局決裂。 希望保全和局的，不僅只南北洋兩大臣，連主戰最力的醇王，反對賠償兵費最堅決的閻敬銘，亦都動搖了，因為調兵籌餉，處處棘手，倘要開仗，實在沒有把握。閻敬銘愿意設法籌一百万兩銀子，以“邊界費”的名義，付予法國，征得醇王的同意后，會同入奏。 醇王几乎天天被“叫起”，只是為了避嫌疑，表示与恭王以前的“議政王”有所不同，從不与軍机大臣一起進見，或則“獨對”，或則与總理大臣同時跟慈禧太后見面。皇帝仿照穆宗的成例，親政以前，先与慈禧太后一同接見臣工，學習政事，只有召見“本生父”的醇王時，方始“回避”。 這天是与奕劻、閻敬銘、許庚身及其他總理大臣同時“遞牌子”進見，奕劻首先陳奏：“巴德諾已經有照會給曾國荃，昨天是西歷八月初一，議定賠款的限期已到。今后法國任憑舉動，無所限阻。看樣子，只怕一定要占領我中國一兩處口岸，作為勒索之計。事机緊迫，請皇太后早定大計。”“法國的限期，也不止說了一次了，到時候還不是沒事？”慈禧太后微帶冷笑地說，“你們天天商量，是和是戰，到現在也總沒有一句切實的話。要打，有沒有把握，要和，能不能不失面子？總得找條路讓大家好走啊！” “現在法國也是騎虎難下，巴望著找個台階好下。”醇王答道，“上海有赫德從中轉圜，据曾國荃打來的電報，恤款能有三百万兩也就夠了。李鳳苞從巴黎來電，說法國已有話透露，可以減到兩百五十万兩。照此看法，再磨一磨，能給一百万兩銀子，一定可以和得下來。” “一百万兩也不是小數目，那里來？” “跟皇太后回話，”閻敬銘接口答奏：“這個數目，臣可以籌足。” “是賠法國的兵費嗎？” “不是賠兵費，是給法國的‘邊界費’。” “什么叫‘邊界費’，還不就是‘遮羞錢’嗎？”慈禧太后堅持不允，“決不能給！這一次是法國無理，反而叫咱們中國賠他兵費，欺人太甚。照我說，應該法國賠咱們兵費。凡事總要講道理，如果你們肯用心辦事，早請出別的國家來調停公斷，何致于弄成今天法國得寸進尺的局面？” “各國公論，并不足恃。”奕劻答道，“如今只有美國愿意出面調停。奴才等天天跟美國使臣楊約翰見面，總拿好話跟他說，楊約翰說美國极愿意幫忙，總在這几天，他京城里就會有确實回音來。” “那就等有了回音再說。” “只是法國蠻橫無理，怕他們這几日就要挑釁，基隆、福州都很危險。” “万一要開戰，也只有接著他們的。”慈禧太后冷笑，“天天嚷著備戰，總不能說一听和局保不住，自己先就嚇得發抖吧？” 听到這樣的話，醇王只覺得臉上發燒，再也說不出求和的話了。 “我也不是一定說要開戰，不過求和不是投降，但凡能叫人一口气咽得下，什么都好說。”慈禧太后停了一下又說，“法國兵艦有好些開到福建，當然不能不防。你們再仔細去籌划，果真開仗沒有把握，咱們另作商量。” 慈禧太后有回心轉意，也愿保全和局的模樣了，而就在這時候，張佩綸上了一個“密陳到防布置情形”的折子，使得她的態度，又趨強硬。這個奏折是這樣寫的： 臣于閏五月二十五日以法船日增，注意船局，奏請進軍馬尾，力遏敵沖，飭記名提督黃超群，引軍由陸潛進。二十七日复得北洋大臣李鴻章電，稱法領事林椿有二十八日期滿，即攻馬尾船局之說。臣恐敵釁，即在目前，于是夜冒雨遄發，侵曉駛至船局，与船政大臣何如璋晤商一切。兩營隊伍選鋒亦至，臣令沿途多張旗幟，列隊河干疑敵。” 除了疑兵之計以外，張佩綸又很得意地奏報孤拔對他有忌憚之意： “先是臣軍未至，与何如璋密商，以水師游擊張成率揚武兵船一艘，暨兩小蚊船与敵船首尾銜接相泊，備敵猝發，即与擊撞并碎，為死戰孤注計。敵人惡之，三日以來，賴以牽制。晨光熹微，法水師提督孤拔，驟見臣軍旗鼓，則就師船詰問，疑我欲戰，臣令張成答以中國堂堂正正，戰必約期，不尚詭道，囑該提督無用疑懼。該提督即邀張成相見，詞气和平，言中國待我有禮，聞百姓惊疑，我船亦擬先退兩艘等語。視二十七日法領事帕里塞照會之辭頓异。臣仍飭水步各軍嚴備，并親率黃超群等周歷中岐山，以望敵師，船則大小五艘，錯落羅星塔，距船厂僅半里許。連日茶市頗停，民情洶懼，蓋敵取福州之說，騰播于兩月以前，即洋商亦皆疑之也。” 接下來敘述船局難守，而不得不用另一條疑兵之計：“即日宣告：掘濠塞河，多埋地雷水雷備戰，顧臣軍實無一雷也。” 這條疑兵之計，在第二天即有效驗，法國兵船退了兩艘，但“出則聯口外之三艘以駭長門，入則聯口內之兩艘，以疑船局”，而閩江僅有三條“局船”，孤危撐拒。敵人可退可進，可戰可守，況且“南北洋兵船迄無一至者，臣又何敢以敵退解嚴？”同時也提到總理衙門的一個電報。 總理衙門倒是看准了法軍的謀略，第一，必得占領中國一處口岸，作為勒索的憑借，但中國与外國議和，非李鴻章出面不可，所以要保全他的面子，不能侵犯北洋地界。否則逼近畿輔，京師震動，李鴻章的處境相當困難，和局難成，對法國亦沒有好處。 因此，第二，所占之處須遠离京城的南方，而又以對海軍補給方便的地方為理想。這樣，基隆有煤礦，福洲有船局，便成為法國不動手則已，一動手就是首當其沖的鵠的。 總理衙門因為連日接到電報，法國兵艦在閩江口出入頻繁，而交涉方面劍拔弩張，看樣子福州船局必難幸免法國兵艦的炮火。倘或真的要打，照李鴻章的判斷，“船局必不可保”，但如馬尾守軍肯小小吃些虧，戰局不致擴大，則和局猶可挽回。所以給張佩綸一個電報：“小挫可圖再振”。這是暗示挫折早在意中，不致會追究責任，勸他忍辱負重的意思。 張佩綸自然懂得，卻不受勸，他說：“果臣軍一敗，資仗都盡，無兵無餉，又誰与圖再振乎？”當然，他這樣侃侃而談，是另有看法，亦有自信。 為了反襯他的忠勇奮發之忱，他不能不牽扯彭玉麟作個比較。据說彭玉麟上年秋天奉旨辦理廣東軍務，与兩廣總督張樹聲划定防區，彭玉麟當南面瓊州一路，畏怯不前，曾策動廣東官民挽留他在省城，以為保障。此事為張佩綸所卑視，正好拿他皮里陽秋一番，用來抬高自己的身分，表揚自己的功勞： “當臣出次時，省城民無固志，風鶴皆兵，頗有欲援彭玉麟不赴瓊防之例留臣者。臣自念新進小臣，非老成比，必令馬尾不戰而失，遂其質地索償之請，而臣且在省靜候，与此土一并贖還，其靦然何以為人？故不敢自安，以免為皇太后、皇上知人之玷，初非謂此軍即可制胜也。” “此軍”就是黃超群一軍，是張兆棟留以自衛，為他硬奪了來的，此軍雖未必可以制胜，但張佩綸卻仍有制胜的把握。 “臣親至前敵，則頗覺各營之偵探、各路之電傳，半亦法人虛聲恫嚇，而臣前請先發制人之算，尚非毫無把握。” 他的把握是出于兩點判斷，第一、中國對法國一再讓步，法軍不必死戰，而反恐張佩綸所指揮的水師和陸軍，拉住他們死戰，在士气上先已遜了一籌；其次，法國在閩江之內的兵艦，僅不過多于局船兩艘。如果法軍全部登陸，則可乘虛襲擊敵艦，倘或登岸一半，僅不過數百人，以兩千陸軍迎擊，法軍未必能占上風。而況敵軍深入內陸，處處可以斷他們的歸路。同時近來潮汐“小信”，法國兵艦出入不便，這都犯兵軍之忌，而為張佩綸所以要想開戰的原因。 論兵法講究“知己知彼”，說過自己有這樣的胜算，還要估量敵情，張佩綸滿怀信心地表示，敵人看見他的斗志，已有怯意，而所以仍舊徘徊不退者： “既料中國之必不失和，而孤拔以一水師提督，挾盛气而來，謂閩官必降心相從，船局固垂手可得。我既不与之先講，复欲与之先戰，若遽爾退師，亦恐見誚他邦，取譏士卒，是以游駛壺江，以掩其退避之跡，而仍為挾制之端，計亦狡矣！臣逆料該提督必已密電巴德諾，非云欲犯他口，即云須遣人赴滬講解，曾于昨日電達李鴻章，囑其斷勿赴滬。當此主憂臣辱，臣既有軍旅之寄，不能一戰以建威折敵，更何敢大言不怍，無臨事而懼之心？惟念敵情，當以力爭，難于理喻。今法船在閩，其勢稍轉，必有一二自命能辦洋務之人，攘臂以居辨難調處之功，沒將士死守之孤忱，為無賴希榮之捷徑，長敵焰而損國体，無逾于此，是以將前敵實情，委曲敷陳。” 這番陳奏，大大地壯了慈禧太后的膽，而最使她感動的是，張佩綸在折尾立誓：万一局勢轉惡，“我援竟斷，法艦紛來，恐彼猝攻前敵，据我上游，我軍終于不敵，然臣所將水步兩軍，誓當与厂存亡，決不退縮，以貽朝廷羞。”是這樣有為有守、忠勇奮發的气節之士，真是值得重用。 寄望于美國“說合”的打算，終于落空，法國正式拒美國調處，同時對基隆采取了行動，由孤拔的副手利志必率領兵艦四艘，轟擊基隆炮台。劉銘傳得報，一面下令自行炸毀基隆煤礦，一面親率提督四員，擊退了登陸法軍，不過他自己亦赶緊退到了淡水。据劉銘傳自己的解釋：台灣沒有兵艦，海面無法与法軍爭鋒，只有引誘他們上岸，才可以“聚殲”。 法軍不肯上當，留下三艘兵艦在基隆海面監視，同時由巴德諾照會曾國荃，法軍攻取基隆，作為質押，暫時不取福州，要求賠償兵費八千万法郎。 局勢到此地步，如果肯和，便成城下之盟。醇王見此光景，和既不甘，戰又不可，六神無主之下，只有奏請召集廷議。 就在這時候，陳寶琛來了一個電報，有一句話使得慈禧太后痛心不已，這句話是：“和亦悔，不和亦悔。”意思是一開仗必敗無疑，慈禧太后深知這班清流，賦性剛毅的居多，不是看出事處万難，絕無可為，決不肯說這种万般無奈的泄气話。 “事情到了這個地步，我也實在不知道說什么好了！”慈禧太后向醇王及總理大臣們歎气，“到底能不能打？你們總得有句實實在在的話。事情是拖不下去了！越拖越坏。” 六月二十二的天气，密云不雨，悶熱不堪，醇王急得滿頭大汗，很想說一句：“要開仗亦未見得沒有把握。”卻就是說不出口。 慈禧太后知道醇王無用，她愿重用他也就因為他無用。所以兵餉兩事，此刻便直接向許庚身和閻敬銘兩人垂詢。 “許庚身！”她問：“你看，如果開仗，有沒有把握？” 這是最難回答的一問。不過許庚身對和戰大計雖不能完全拿主意，而從洪楊平后，在軍机當“達拉密”，凡有關重要軍務的上諭，几乎都由他主稿，深知代湘軍而興的淮軍，積習重重，并不可恃；北洋水師，則如甫离襁褓，正在學步，還不足以自立；醇王的神机營更是虛糜“京餉”的“擺設”，所以雖管兵事，卻主持重。當然，他不肯得罪李鴻章，更不敢得罪醇王，說他們的兵不中用，平時一再表示：備多力分。此時亦仍是這樣回奏。 “我中國幅員遼闊，口岸太多。當初祖宗設兵駐防，專重陸路，道光以來，五口通商，中外交涉日繁，原是祖宗當初所万想不到的。自文宗龍馭上賓，仰賴皇太后操勞于上，發捻次第削平，講究海防至今，亦不過十几年的工夫，自然不能跟西洋各國已經營了几十年的海軍相比。備多則力分，處處設防，處處防不胜防，譬如福州，何璟接二連三，急電請援，而南北洋實在都抽不出兵艦可以調到福建海面。就算可以調動，法國又舍馬尾而攻基隆，飄忽難制。臣每日都留心上海、香港的中西報紙，說法國水師提督孤拔是一員猛將，打電報到他們的海軍部，要攻山東芝罘、威海衛、旅順，敵師北犯，京畿震動，所關不細。”說到這里碰個頭，結論就不必說出口了。 慈禧太后幽幽地歎口气，轉臉又問：“閻敬銘，你怎么說。” “依臣看，以收束為宜。打仗打的是兵、是餉，目前餉源甚絀。最可慮的是，南漕多用海運，如果海上有事，招商局的船到不了天津，那時……。”閻敬銘很吃力地說道：“‘民以食為天’！皇太后圣明。” 北方糧食一向不夠，如果南漕中斷，這一缺糧，人心浮動，會引起极大的變亂。轉念到此，令人不寒而栗。 “照這樣說，是不能打，就投降了？” “豈有投降之理？”醇王异常不安地說：“圣諭教臣等置身無地。” “是啊，不但你們置身無地，我將來又有什么臉面見祖宗？ 大家總得想個辦法出來！” “臣愚，臣以為國家百年大計，不爭一日之短長，而要有持久之策。”許庚身越次陳奏，“歷來廷議，空言搪塞的居多，這一次要請嚴旨，責成大小臣工，悉心詳議，如是空言塞責的复奏，當即擲還。” 許庚身很巧妙地轉移了話題，慈禧太后不自覺地點點頭：“你這話說得實在。就照你的意思擬旨，這兩天收到的照會，南北洋跟福建來的電報，陳寶琛的折子，都發下去，公中閱看。” “是！”醇王答應著。 等退出殿來，醇王汗流浹背，神气非常不好。他的本心淳厚，爭強好胜，然而是庸才！多少年來一直說恭王不好，受了孫毓汶的鼓動，貿貿然定計奪權，將一副千斤重擔，糊里糊涂接了過來，一上肩就有不胜負荷之感，如今進退兩難，寸步難行。想起有人傳來恭王的一句話：“看人挑擔不吃力”，自覺羞愧惶恐，因而才有那樣內心的激蕩，自我震栗失色的神气。 “星叔，”他對許庚身說，“我先回去。你們跟萊山商量一下，出宮先到我那里。” “是！王爺請先回去歇著。千万不要著急！”許庚身安慰他說，“局勢總還可以挽回。過了這一關好好籌一條持久之計，不患沒有揚眉吐气之日。” “現在也只有這么想。不過……，”醇王眨著眼，在轎子旁邊想了好一會才說：“咱們回頭再談。廷議，你們好生預備。” 他是不到軍机處的，平時辦事，都是在府，常由慶王傳話。最近因為局勢緊急，而且醇王特加關照，所以這天下午軍机處散值以后，慶王、孫毓汶、閻敬銘、許庚身一起上适園謁見。 “廷議定在二十二。”慶王說道：“御前、軍机、總署、六部九卿、科道、講官。” 這是報告規定參与廷議的人員，醇王詫异地問：“何以沒有王公？” “萊山！”慶王轉臉看著孫毓汶：“你跟七爺回吧！” 廷議而不召王公，是前所未有的創例，此例是孫毓汶所創，目的則在解醇王的圍。因為醇王“在野”時，放言高論，抨擊恭王措施失當，詞鋒往往极其銳厲，如今易地而處，怕恭王，還有向來有什么、說什么，出言不加考慮的惇王，當著大庭廣眾拿話擠得醇王下不了台。 受窘是一事，更怕一激之下，加以講官必然會隨聲附和，于是醇王在無法招架的情況之下，作成主戰的結論，那時大局就難收拾了。因此，孫毓汶贊成用“快刀斬亂麻”的手法，干脆不讓恭王跟惇王与議。 當然，這話不便直說，他只答了句：“御前大臣當中，不也有王公嗎？” 醇王也會意了，點點頭不提這事，卻問到講官：“盛伯熙他們不知道會怎么說？” “他們還能說什么？無非定論而已。”孫毓汶又說，“張幼樵在福建、陳伯潛在南洋、吳清卿在北洋、張香濤在廣東，都是手握兵權的，如果開仗，他們當然運籌帷幄，決胜俄頃。朝廷預備著紅頂子就是。” 在這番似譏似嘲的話中，孫毓汶透露了他的權術，是以清流制清流，甚至可能以清流攻清流。陳寶琛已說到“和亦悔不和亦悔”的話，足以看出主戰的論調已大不如前。而非為講官首領的盛昱，如果有所責難，亦就等于跟兩張陳吳等人過不去了。 意會到此，醇王算是又放了些心。不過兩三個月的工夫，當國的苦況，他已經領略透了，和戰之間，并不能一言而決，和也罷、戰也罷，都無法按照理路，直道而行。就拿眼前的情勢來說，“不和而悔”不如“和而悔”，因為“不和而悔”必然喪師辱國，賠償兵費，追究責任，搞得天下大亂，元气大喪。“和而悔”則至少保全了實力，可以徐圖再舉，發奮為雄。這樣淺顯明白的道理，就是不能一口道破，得要迂回曲折，繞上許多彎子來應付慈禧太后的責難和清流的主戰論調，尤其是清流，人多口雜而個個振振有詞，真是重重牽絆，處處掣肘。現在听孫毓汶所說，清流似乎已受箝制，事情就比較好辦得多了。 于是再商量复奏的措詞。向來廷議必有复奏，稱為“公折”，預先備好底稿，同意的列名，不然單獨具奏。公折或由內閣主稿，或由軍机撰擬，或由領銜召集的王公預備，看所議何事而定，這一次議的是和戰大計，理當由軍机預擬奏稿。 但孫毓汶又有异議，折底雖由軍机預備，卻不妨交由伯彥訥謨詁提出。這好象匪夷所思，但經他一說明緣由，卻不能不佩服他巧妙。 這樣做是為了要避免一個人扰亂全局，這個人就是左宗棠。從他五月間奉召复起，到京以后，恩寵不衰，仍舊入直軍机，兼管神机營。但是他的脾气未改，依然好發大言，好罵人，而且神智恍惚，說話顛三倒四，軍机同僚，沒有一個不覺得頭痛。如果這個公折底稿由軍机預備，他一定有許多意見和挑剔，弄得無法定稿，所以不如由這次廷議中爵位最尊，复奏領銜的伯王提出折底，干脆不使左宗棠与聞，反倒清靜無事。 “這也好！”惇王深深點頭，然后又皺著眉說：“此老實在煩人。” “有辦法！”孫毓汶接口說道，“此老本不宜參廟議，看机會還是請他出去帶兵吧！” “萊山這話如何？”醇王看著閻、許二人問。 閻敬銘和許庚身都保持沉默，七十老翁帝兵，未必相宜，而且論人情，亦覺得太過。只是此老在朝，也實在是成事不足，敗事有余，所以不愿表示意見。 “看情形再說吧！”醇王也覺得這樣安排不妥，擱置不談，“折底就請星叔動筆。” “是！” “我還有件事，跟大家商量。這件事我想了好久了，一直打不定注意。現在為了振作士气，不能不這么辦，我想面奏太后，仿照老五太爺的例子，以‘奉命大將軍’的名義，帶領神机營，到越南去打法國鬼子。” 此言一出，舉座大惊，連孫毓汶都張口結舌了。“老五太爺”惠親王在咸丰三年奉旨授為奉命大將軍，只不過督辦畿輔防剿事宜，与出師越南豈可同日而語？ “祖宗創業維艱，雖說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天下，不過騎射是八旗的根本，修文亦不必偃武。本朝初入關的時候，王公大臣沒有不能開強弓，說‘國語’的。承平日久，習于驕逸，純廟高瞻遠矚，极力糾正，較射三箭不中鵠，立刻斥責，八旗子弟鄉會試，先試弓馬，合格了才許入闈，此所以有‘十大武功’。當時明亮、奎林他們，都是椒房世臣，用命疆場。純廟圣諭：‘周朝以稼穡開基，至今以農立國，本朝以弧矢定天下，何可一日廢武？廢武就是忘本！’”醇王說到這里又激動了，“就因為八旗忘本，才有今天外敵欺凌之辱！” “王爺見得极是。”孫毓汶勸道：“不過以王爺的身分，親冒矢石，皇上何能片刻安心？” “親冒矢石也不致于。我自然是在關內安營，指揮督戰，無須親臨前敵。”醇王又說：“唯其以我的身分，親自督師，才能振作士气。” “說實在的，王爺有這番意思就夠了……。” “不夠，不夠！”醇王搶著搖手，“一定要到前方，打個樣子給大家看看。有人說神机營是虛好看，我不服气。從前文博川帶神机營到奉天剿馬賊，打得很好。他回來跟我說：神机營不是不能用，只不過京師繁華之地，把他們養得懶了。一到苦地方，擺不上‘旗下大爺’的譜，自己不動手，連頓飯都吃不到嘴，自然大改常度。這話真是閱歷之言。再說養兵千日，用在一朝，神机營操練了這么多年，臨到該他們露一手，還不拚命爭個面子？我意已決，你們勸我也沒有用。” “王爺！” 閻敬銘才說了一句，醇王便又搶著開口，“丹翁！”他拱拱手，“這餉的方面，你無論如何要幫我的忙。乾隆年間，大將軍督師，都特簡大臣籌辦糧秣，你年紀這么大了，我當然不敢勞動你，不過，務必要請你派年輕力強，吃得苦、耐得勞的司官，替我管糧台。” 說到這樣的話，閻敬銘只能恭恭敬敬應一聲：“是！” 孫、閻二人都“沒轍”了，只拿眼望著許庚身。他當然也有一番話說，只是看醇王滿怀信心，意气甚豪，不便潑他的冷水，越潑越坏，變成激將，更難挽回。所以一直在思索著，怎么能讓醇王知道，神机營不中用，而又不傷他的自尊？ 才能讓他知難而退。 這片刻工夫，已經思量停當，卻閒閒問道：“王爺預備用什么人參贊？” “榮仲華！”醇王脫口相答，“仲華委屈了好几年，我心里也很過意不去。沈經笙下世的第二年，我想保他复用，他不肯。如今總得幫幫我的忙。我已經有打算了，皇帝到了該“壓馬”的年紀，我備八匹好馬，作為他的報效，只要有旨賞收，自然就會開复他的原官。” “王爺篤念舊人，真是教人感激。榮仲華是好的。不過，王爺，”許庚身說道：“三國的故事，不可不以為鑒。” “三國的故事？”旗人拿《三國演義》當作兵法，醇王雖不致如此，陳壽的《三國志》，卻是當年在上書房的時候，奉宣宗面諭，特別要念熟的，所以三國的故事，知道得很多。 “不知道說的是那一個？” “我說的是赤壁之戰。當時劉、關所部，不過精甲万人，劉琦的江夏兵還不到一万，周瑜、程普亦不過各領万人，合孫劉之兵，不過四万。曹瞞所部，號稱百万，實際亦有四十万，以十對一，而眾寡不敵，只為魏師北來，水土不服，軍中瘟疫流行，以致于一把火燒得他卸甲丟盔。”許庚身緊接著又說：“南人乘船，北人騎馬，習性使然，無可勉強。神机營子弟到奉天可以收功，亦就因為奉天的气候跟京里相差不遠，如今到了炎荒瘴癘之地的西南邊境，天時不對，水土不服，再中了瘴气，沒有一個不病倒的！英雄只怕病來磨，那一來，豈不損了王爺的神威？” “啊，啊！”醇王悚然動容。 “星叔，這話說得是。”閻敬銘急忙附和，“我在山西辦賑的時候，深知饑民易救，瘟疫難當。到那時候，赶緊運藥到前方，怕都來不及了。” “是的，是的！” “王爺体气雖壯，從來也沒有到過南邊，万一水土不服，上系廑慮，”許庚身用极懇切的聲音說：“王爺又何能心安？” “責備得是。”衷心悅服的醇王，措詞异常謙恭，“拜受嘉言，不敢不領教。” “王爺太言重了！”許庚身站起身來，垂手答說。 “一切仰仗。”醇王拱拱手，“明天一早，宮里見吧！” 第二天黎明時分，醇王已經約了他的儿女親家伯彥訥謨詁，在內右門的內務府朝房見面，一起看許庚身所擬的公折底稿。 這個稿子一共分四大段，第一段申明同仇敵愾之義，說法軍猖獗，攻擊基隆，在廷諸臣，同深憤激。第二段提到陳寶琛的折子，說他素日剛毅，現在有“和亦悔不和亦悔”的奏語，自然是他身在局中，親見親聞，不能不重視的見解。這是道明戰有困難，引起第三段保全和局的主張：如果法國“悔過輸誠，怵于公議，尚可示以大度，仍予轉圜”，因為“此時餉絀兵單，難于持久。況外夷逼處，為千百年未有之局，与發捻迥异。” 看到這里，醇王深深點頭，認為這樣措詞，是道出了真正凶症結，非常恰當。再看第四段，也就是結論，卻近乎空話了。 這個要作為廷臣公議的結論，認為法國如果挑釁不止，終于不得不戰，則不可為小挫所動搖，那時要設法募兵籌餉，或者舉辦團練，或者分道扼守，以為“持久之策”，而最要者為申明軍律。 伯彥訥謨詁看完這一段，搖搖頭說：“這不太虛浮了嗎？鬼子已經打進來了，還在募兵籌餉，那來得及？辦團練更是件靠不住的事。” “不然！”醇王答道，“你沒有能看得仔細。這段話的要旨，是在表明最后的打算。法國人适可而止，中國不妨示以大度，真要欺人太甚，一打起來，那就沒有完了，非拚到底不可。” “嘿！”伯彥訥謨詁一面來回蹀躞，一面將雙掌骨節捏得“格巴，格巴”地響，用微帶不屑的神气說，“是打算把法國鬼子嚇得不敢動？” “他們敢動不敢動，咱們不知道，反正洋人只要一上了岸，就討不了便宜。”醇王說道：“洋人的厲害，是他的鐵甲船，大炮，一上了岸，咱們處處攔他、堵他、困他，叫他走投無路，非告饒不可。劉省三在基隆，用的就是這個法子，張幼樵在馬尾也打算這么辦。總之，去我之短，用我所長，陸戰必有把握。” 伯彥訥謨詁默然。他父親僧格林沁在英法聯軍內犯時，跟洋人在通州接過仗，結果潰退回京，如引此故事，說洋人不可輕敵，就變成揭父之短，但如醇王所說“陸戰必有把握”，他也實有看不出把握在那里？那就只好不開口了。 不開口不行，因為這個折底是由他提出來，必得他先有信心，才能說服大家一起列銜。所以醇王催問著說：“你有什么意思，說出來大家琢磨。” “我的意思是，要說痛快話，和就是和，戰就是戰，不痛不痒的話，似乎沒有用。” 這話卻是搔著了痒處。從同治初年以來，每遇外敵，朝廷應付之道，總不外備戰求和。求和是真，備戰是假，而假的要弄成真有其事的模樣，真的卻又迂回瞻顧，倒仿佛虛与委蛇似的。照伯彥訥謨詁看，這個公折中所提的見解、主張，亦复如此。 醇王卻不肯承認。陸戰有把握，是他所确信不疑的，就怕帶兵官不肯用命。這個看法，他跟親信談過好几次，許庚身深為了解，所以擬的折底，能夠符合醇王的意思。現在伯彥訥謨詁不以為然，而醇王似乎欲辯無詞，他不能不說話了。 “如今跟外國開仗，都要站在理上，不然，洋人一定合而謀我，眾寡之勢，胜負不待智者而決。法國如果敢上陸，那就是彰明較著侵犯我國，誰是誰非，十分明白。即令其中有國家想挑撥，亦就無所借口。再有一層，洋人來我中國的，已經不少，內地一開仗，炮火不免傷及他國僑民，各國必不容法國猖獗，出面調解，自然對我有利。” 經過這一番解釋，伯彥訥謨詁才沒有話說。到得近午時分，坐轎到內閣大堂主持廷議。所謂主持，其實是到一到而已。御前大臣与大學士高高上坐，兩面是六部九卿，下面設一張長條案，團團圍著一班熱心國事的翰詹科道，在傳閱上諭、南北洋的電報，以及總理衙門送來的八件法國照會。 文件多人更多，天气太熱，只見各家的听差，川流不息地走進走出，絞手巾、倒茶、裝煙、打扇。廷議本就是近乎隨意閒談的一种集會，這天的秩序更不易維持，東一堆、西一堆，三五成群，各自找涼快的地方敘話。其中風頭人物是盛昱。他已成了翰林中后起的魁首，所以圍在他左右的特別多。 在大老中，李鴻藻閒廢，潘祖蔭回鄉，翁同和冒了上來，成為扶持風雅的護法，盛昱跟他走得很近，也很佩服他，所以見他一到，特意迎了上來招呼。 “我剛下書房，來晚了。”翁同和問道：“議了些什么？” “還沒有開議。總是這樣子，議不出什么名堂來的！听說是伯王預備的折底。如此大事，由御前主持，也算是新樣。” 翁同和笑笑不答。停了一下問道：“你大概又是單獨上奏吧？” “那要看公折怎么說？如果有個切實的辦法，可以不致于辱國，我也就不必多事。” “你來！”翁同和招招手，“我給你看封信。” 信是一個抄件，先看稱呼，再看具名，是張佩綸在上個月二十八由福州移駐馬尾以后，寫給李鴻藻的信，卻不知翁同和怎會有此文件？ “是我問起幼樵的情形，蘭翁特為錄副送來的。”翁同和說。 “喔，蘭公病泄經月，只怕更清懼了。”盛昱一面答話，一面看信。信很長，主要的當然是談他的部署： “佩綸定出屯馬尾之計。所撥兩營，乃友山留備省防者，其將黃超群前解凰翔之圍，与友山患難交。佩綸在陝西文牘中見其姓氏，又觀其履歷，曾在胡文忠守黔時充練勇，而隨南溪先先轉戰行間。訪問省城名營，惟此軍隊伍尚整齊，是以特調用之。二十七午，合肥忽來電，稱林椿云：‘二十八日期滿，定攻馬尾，惟先讓法為救急計，鴻不敢許。’等語。” 盛昱知道林椿是法國的一個領事，不知道的是，李鴻章何以听信此人的話？看樣子他是以一個領事為交涉的對手，未免与他的地位太不相稱。而且他既“不敢許”，何以又電告張佩綸，是不是暗示張佩綸“先讓法為救急計”，失掉馬尾，他可以從中斡旋，使張佩綸脫罪呢？ 這是一個難以猜透的疑問，盛昱姑且擱下，先看張佩綸作何處置： “鄙見法特恫嚇，然特告督撫必大扰。遂以是夜潛出。侵曉，敵舟望見旌旗，遂亦無事。行營距敵舟一里許，日來市易如常，迥非省城之風聲鶴唳，草木皆兵。軍書之暇，雨余山翠，枕底濤聲，猶胜城市之日接褦襶也。” 看完這一段，盛昱大為搖頭，他覺得張佩綸真是太自負，也太自欺了！居然以為法軍震于他的威名，所以“望見旌旗，遂亦無事。”而文字故作洒脫，仿佛羽扇綸巾，談笑可以退敵，強學謝安的矯情鎮物，只怕真到緊要關頭，拿不出謝安的那一份修養。 “真是書生典兵，不知天高地厚。”盛昱冷笑著說，“我就不信，只有他一個人能干。” “你再看下去。”翁同和笑道：“幼樵真正是目無余子。” 于是盛昱輕聲道：“法入內港，但我船多于彼，彼必气沮而去。然僅粵應兩艘，余皆袖手，畏法如虎，不如無船，轉可省費。二十八夜，戰定可胜。” “這是什么話？”盛昱詫异，“他不是一再電奏請旨，催南北洋赴援嗎？如以為雖有船而‘畏法如虎’，倒不如沒有船，反省下軍餉，這是負气話，還可以說得通，卻又說‘二十八夜，戰定可胜’，既然這樣有把握，又何必電請增援？而且，既有把握，何不先發制人？” “戰端固不可輕啟，而幼樵亦未免夸夸其言。”翁同和又說，“我擔心的是，幼樵處境太順，看事太易，量敵太輕。” “是！”盛昱想了一會說道：“還可以加一句：‘受累太深。’” “受什么人的累？”翁同和問：“你是指合肥？”盛昱點點頭，然后又接下去看信：“今局勢又改，趨重長門，不知知各宿將正复如何？” “‘知各宿將’是指穆將軍守長門炮台嗎？” “對了。下面不是有段小注：‘春岩与論相得，瑣細他日面談。’看樣子，幼樵在福建，還只有一個穆春岩，為他稍所許可。此外，不但福建的督撫，連總理衙門諸公，亦不在他眼下。” 這段話是指張佩綸自己在信中所說： “兵机止爭呼吸，若事事遙制，戰必敗，和必損，況閩防本弛耶？譯署以辦團練為指授方略。抑何可笑？漳泉人較勇，然亦無紀。本地水勇，知府送來二十人，皆里正捉來水手，未入水即戰栗。” “辦團練本非長策。”盛昱又搖頭，“幼樵這話倒說對了。‘兵机止爭呼吸’，亦有道理，只不知呼吸之間，他能不能臨危不亂，應付裕如？” 就在他們以張佩綸為話題，一談不能休止的當儿，大廳中已在宣讀公折底稿，并作了一處修改，仍舊請各國公斷，美國調處。等到翁同和、盛昱接得通知，回入大廳，已經紛紛濡筆具名，而講官則大多不愿列銜，表示另外單獨上奏。盛昱自然也是如此，翁同和則覺得公折的文字不坏，提筆在底稿上寫下名字。所謂“廷議”，就這樣草草結束了。 公折以外，另有三十四個折子論列和戰大計，上折的都是兼日講起注官的名翰林，少數連銜，大多獨奏，總計言事的有四十個人之多。 因此，慈禧太后認為有召見此輩的必要。但不可能凡上奏的都召見，一則從無此例，再則人多口雜，也問不出什么來，所以她決定只召見其中的領袖。 “如今講官是誰為頭啊？”她問醇王。 “如今算是盛昱。”醇王老實，心里并不喜歡盛昱，但不敢欺騙慈禧太后。 “講官到底都是讀書人。他們的議論，跟我的看法差不多。”慈禧太后又說：“看法國的樣子，得寸進尺，叫人快忍無可忍了，你也該好好預備一下。” 這就等于明白宣示，不惜一戰，而主持軍務的責任，是賦予醇王。理解到此，醇王頓覺雙肩沉重，汗流浹背，不過當然要響亮地答應一聲：“是！” 接著，慈禧太后便傳懿旨，召見盛昱。照例，凡夠資格上折言事的，本人都須到宮門候旨，講官縱有論述，极少召見，所以盛昱并不在宮里。軍机處特意派蘇拉去通知，等他赶到，慈禧太后已經等了一會了。 盛昱深為惶恐，也深為感奮，這樣心情遇著這樣流火鑠金的天气，自然汗出如漿，以致進殿以后，竟致連叩請圣安的話，亦因為气喘之故，語不成聲。 這是盛昱第一次面圣。慈禧太后對這种初次覲見，戰栗失次的情形見得多了，不以為意，反和顏悅色地說道：“你有話慢慢說！” “是！”由于殿廷陰涼，盛昱總算不再那么頭昏腦脹，定一定神，清清楚楚答一聲：“是！” “你是‘黃帶子’？” “是！”盛昱答道：“臣肅親王之后。” “如今局勢這樣子糟，你是宗室，總要格外盡心才是。” “奴才世受國恩，不敢不盡心上答天恩。”盛昱答道：“奴才年輕識淺，見事不周，報答朝廷，只有一片血誠。” “你們外廷的言官講官，我一向看重，有許多話說得很切實。”慈禧太后說道：“軍机跟總理衙門，偏偏有許多古里古怪的說法。以前我總以為恭王他們辦事不力，所以全班盡換。 那知道……。”她歎口气：“唉！別提了。” 這一聲歎息，大有悔不當初的意味。同時也触及盛昱的痛處。如果不是自己三個月前首先發難，一個折子惹出軍机全班盡撤的大政潮，也許局勢還不致糟得這樣子。轉念到此，更有“一言喪邦”的咎歉悔恨，不自覺地碰了一個響頭。 “談政事跟我意見相合的，只有醇親王，不過，也不能光靠他一個人。你們有好辦法，盡管說。”慈禧太后問道：“你看張佩綸這個人，怎么樣？” “張佩綸居官好用巧妙。”盛昱脫口答了這一句，自覺過于率直，不合与人為善的道理，因而又接下來說：“不過他的才气是有的。仰蒙皇太后，皇上不次拔擢之恩，自然要實心報答。奴才看邸抄，張佩綸在折子上說，‘所將水步兩軍，誓當与厂存亡，決不退縮。’果然如此，即使接仗小挫，亦不要緊。” “我也是這么想。胜敗兵家常事，最要緊的是能挺得住。從前曾國藩他們平亂，也常打敗仗，朝廷不能不處分，責成他們戴罪圖功，其實從來都沒有怪過他們。現在各省督撫，練兵籌餉，只要能想得出辦法來，沒有個不准的。朝廷待他們不薄，到現在應該激發天良，好好為國家爭口气。誰知道畏難取巧的多。中外大臣都是這樣。你說，怎么得了？” 慈禧太后說到后來，不免激動，聲音中充滿了悲傷失望，使得盛昱也是心潮起伏，滿腹牢騷，不可抑制，大聲答奏：“天下事往往害在一個‘私’字上頭。圣明在上，中外大臣雖不敢公然欺罔，可是私心自用的也不少。奴才想請嚴旨，只要辜恩溺職的，不論品級職位，一概從嚴處治，才能整飭紀綱，收拾人心。” “朝廷原是這么在辦。等唐炯、徐延旭解到京里，我是一定要重辦的。”慈禧太后說到這里，忽然問道：“你跟鄧承修可相熟？” “奴才跟他常有往來。” “听說這個人的性情很剛？” “鄧承修忠心耿耿，不畏權勢，他的號叫鐵香，所以有人叫他鐵漢。” “才具呢？”慈禧太后說，“我看他論洋務的折子，倒很中肯。” “鄧承修在洋務上很肯用心。” “辦洋務第一要有定見，不能听洋人擺布。”慈禧太后話題又一轉，“我現在很看重你們這一班年紀輕、有血性、肯用功的人，張之洞、張佩綸都還不錯，陳寶琛平日很肯講話，如今在曾國荃那里，好象也礙著情面，遇事敷衍似的。張蔭桓起先很好，說話做事，都极有條理，現在看他，也不過如此，這趟中法交涉，實在沒有辦法。” “這也怪不得張蔭桓。”盛昱把下面的話咽住了。 語气未完，慈禧太后當然要追問：“那得怪誰呢？” “自然要怪李鴻章。”盛昱率直陳奏：“李鴻章主和，張蔭桓听他的指使，一味遷就，養成洋人得寸進尺的驕恣之气。洋務之坏，坏在李鴻章的私心。就拿招商局輪船賣給旗昌洋行一案來說，李鴻章一直到朝廷查問，方始复奏，其心可誅！” 這話在慈禧太后就听不入耳了。她一直有這樣一個想法，凡有人攻擊李鴻章，必是心存成見。照她看來，最肯做事的就是李鴻章，雖然他力主保全和局，但是他本心在求國強民富，買輪船、造炮台、設電線、開煤礦，都是自強之基。如果總理衙們的大臣得力，能夠不失國家的体面談成和局，當然是好事，和局談不成，一再受人的勒逼要挾，是總理大臣無能，怪不上李鴻章。 至于出賣招商局輪船的案子，她亦听李蓮英說過，完全是事机緊迫，為國家保存元气的不得已措施。她覺得李蓮英有一句話說得很中肯：“李中堂不敢！招商局那么多船，那么多堆棧，碼頭，他要能一口吞得下去，不怕梗死？不管怎么樣，權柄操在老佛爺手里，他有几個腦袋敢欺老佛爺？” 因此，她雖不愿公然斥責盛昱，回答的語气卻很冷漠，“李鴻章有李鴻章的難處。”她說，“中外大臣都能象他那樣，咱們大清朝決不能教洋人這么欺侮。” 盛昱一听話不投机，自己知趣，不愿再多說什么。慈禧太后也覺得該問的話都問了，該說的話也都說了，便吩咐“跪安”，結束了召見。 回到宮中，慈禧太后又是一种心境。從前凡遇大事，她雖也能出以沉著鎮靜，但心里卻總丟不開。自從大病以后，接納了薛福辰的諫勸：養生以去煩憂為主，因而養成一种習慣，不召見臣工，不看奏折的時候，便能將國事擱在一邊。她覺得閒下來及時行樂，保持愉快的心情，到煩劇之時，反更能應付裕如。所以越是國事棘手，她越想找點樂趣。 當然，這要找蓮英。一問不在長春宮，說是皇帝找了去問話了。 皇帝十四歲，纖瘦、蒼白，一副“少年老成”的樣子。跟穆宗當年一樣，未親政以前，隨侍太后，召見臣工，唯有醇王入見，因為是本生父，君臣父子之間的禮節不易安排，所以皇帝回避。許多慈禧太后与醇王密定的大計，雖不得与聞，但每天軍机見面，也能听到很多話，而在書房里，師傅隨時啟沃，就不但了解了大局，還能談論得失，形成見解。 這時候找李蓮英來，就是他有一番見解要說。后天就是万壽，皇帝的生日本是六月二十八，因為要避開七月初一“祫祭”的齋期，所以提前兩天，改六月二十六日為万壽之期。 是慈禧太后的命令，皇帝對李蓮英不能直呼其名，照書房里的例子，稱他為“諳達”。皇帝說道：“李諳達，我想讓你跟老佛爺去回奏，明天不要唱戲。” 這是為什么？李蓮英愕然相問：“是怎么啦？” “局勢不好，洋人這么欺侮咱們，那里是歌舞升平的時候？” 李蓮英心想，又不知是在書房里听了那一位師傅的話，回來發書呆子气？不唱戲万万辦不到。不過這位“少爺”的話也不能駁回，得要想一番說詞，讓他自己收回他的話。 “万歲爺真正了不得！憂國憂民。老佛爺知道万歲爺說這話，不知道會多高興。” 一頂高帽子將皇帝恭維得十分得意，“那你就快去說吧！” 他催促著，“說定了就好降旨。” “不過，万歲爺，這里頭有個斟酌。讓奴才先請問万歲爺，老佛爺万壽，該不該唱戲？” “那自然。你問這話為什么？” “自然有個道理。今年是老佛爺五十整壽不是？” “是啊！這還用你說？” “五十整壽，更該唱戲。如今局勢雖然不好，到了十月里，一定平定了。那時候万歲爺一定要盡孝心，替老佛爺熱鬧、熱鬧，是不是呢？” “當然是。” “這就是了。”李蓮英說：“有道是母慈子孝。到那時候老佛爺想到今年万歲爺万壽，沒有唱戲，心里一定也不愿，不教唱戲。万歲爺想想，怎么個勸法？” “啊！”皇帝連連點頭，“你這話說得倒也是。明天還是唱吧！” “這才是。”李蓮英說，“老佛爺操勞國事，心里那有片刻安閒。借万歲爺的好日子，唱兩天戲，哄得上人樂一樂，這才是真正的孝心。” “嗯。”皇帝又點頭，“李諳達，我倒問你。照你這么說，我還得按規矩上召串老萊子？” “這得到老佛爺的万壽，才是這個規矩。”李蓮英趁机說道：“万歲爺只拿戲折子請老佛爺添兩出戲，一樣也是盡了孝心。” “好吧！今儿侍膳的時候，我就說。” 于是李蓮英悄悄先退。回到宮中，慈禧太后少不得要問起，皇帝傳問何事？李蓮英知道她必不愛听皇帝不愿唱戲的話，反過來說是，皇帝所問的是太后連日煩心，該想個什么法子娛親？ “倒難為他。”慈禧太后笑道：“你替他出了什么主意？” “奴才何敢亂出主意。奴才只跟万歲爺回奏：順者為孝，這句話就都在里頭了。” 接著慈禧太后問起“南府”承應万壽戲的情形。“南府”的名稱起于乾隆年間，最初是高宗喜愛昆腔，初次南巡時，就從蘇州、松江、太倉一帶帶回來一班年幼的梨園子弟，教習演唱，稱為“南府”。到了道光年間，宣宗賦性儉朴，不好戲曲，認為梨園樂部不應該稱“府”，降旨改名“升平署”。然而文宗与他父親不同，頗嗜聲色，所以升平署又有興旺的气象。直到同治即位，為了示天下以勵精圖治，才將民間的梨園子弟，一概遣散，只由太監串戲。 慈禧太后不喜昆腔，最愛皮簧，宮中不便傳“四大徽班”來唱，因而常常假名巡幸惇、恭、醇三王府邸，傳膳听戲，盡一日之歡。自穆宗“天子出天花”而駕崩以后，推原論始，多為宣德樓頭听王慶祺一出《白門樓》，擊節稱賞，因而作成了一番空前絕后的君臣遇合，然后才有“進春冊”的秘辛，演變成絕奇的大不幸。這樣一層一層想去，歸根結蒂，害在一個“戲”字上，怕触景傷情，摒絕絲弦。事實上，穆宗和嘉順皇后的大喪“八音遏密”，宮中有兩三年不能唱戲，想听亦听不到。 從一場大病痊愈，一方面日理万机，需要絲竹陶寫，另一方面古板方正的慈安太后暴疾而崩，也不怕再有人會說掃興的規勸話，所以升平署再度振興，而且另出新樣，傳喚名伶到升平署當差，名為“內廷教習”，外面稱為“內廷供奉”。 供奉的規矩是，平日照常在外城戲園子唱戲，但初一、十五，佳期令節，或者慈禧太后興致來時，想听一听戲，隨傳隨到，好比唱一次最闊的堂會。自然每次都有賞，賞銀通常是二十兩。 這班“內廷教習”是上年四月間挑選的。起初大家不知是怎么回事，以為一入宮內，便不再放出來，既怕妻儿暌隔，又怕所得俸祿不足以養家活口，所以都走門路，托人情，設法規避。這一來，挑進去的一批人，就不怎么出色，使得慈禧太后頗為失望，亦嘖有煩言。 這件事先不歸李蓮英辦，以后听慈禧太后抱怨得次數多了，他才親自來管。不過他做事八面玲瓏，不愿得罪人，原已在京的好腳色不能再挑了進去，因為慈禧太后會得查問：當初何以不挑？這就顯得內務府的官儿辦事不力了。 有此顧忌，他只能傳出話去：如有新到京的好角，不可遺漏。這樣陸陸續續挑了几個，也還是不大出色。不過，新近挑來的一名須生兼武生，卻很可以夸耀一番。 “跟老佛爺回話，”他拿著黃綾的戲單子說：“三天的戲，合适不合适？請老佛爺的旨意。” 這張戲單子上所刊的人，慈禧太后大多知道他們藝事的長處，至少也知道有這么一個人。看到一半，發現了一個陌生名字，不由得詫异：“這個楊月樓是誰啊？” 李蓮英要想夸耀的，正是這個人，“他是張二奎的徒弟。” 他說，“如今是三慶的掌班。” 提到張二奎，慈禧太后不由得想起同治初年的樂事，那時惇王常常辦差，每次請示傳召那些名伶，總少不得有張二奎。他的儀表甚偉，唱“王帽戲”最好，嗓子宏亮，扮相出色，又長于做工，比起程長庚的平穩得近乎古板，余三胜的時好時坏，慈禧太后總覺得听張二奎的戲最得勁。可惜沒有听得几年，就听說他已物故。因而此時听說楊月樓是張二奎的徒弟，先就有了几分好感。 “這個楊月樓，唱得怎樣？”慈禧太后問道：“你總听過？” “是！奴才听過。不然也不敢跟老佛爺保荐。不過老佛爺的眼界高，奴才說好，老佛爺未見得中听。” “他是張二奎的徒弟，想來差不到那里去。”慈禧太后又說，“這出《打金枝》，就是張二奎的好戲，他沒有几分能耐，不敢動這出戲。” “奴才可沒有赶上張二奎。”李蓮英陪笑說道，“張二奎是怎么個好法，求老佛爺給奴才說說，也讓奴才長點儿見識。” 這是看出慈禧太后的興致好，有意湊趣。果然，慈禧太后便將張二奎當年唱這出《打金枝》，如何一舉一動，純為王者气象，令人不知不覺中，屏聲息气，仿佛真如上朝一般，全神貫注的情形，描畫了一遍。李蓮英一眼不霎地傾听著，臉上是無限向往的神情，使得慈禧太后談得越發起勁了。 因此到了傳膳的時候，還是在談明天開始的万壽戲。侍膳的皇帝，是早就受了教的，等李蓮英一個眼色拋過來，便即說道：“這一陣子，難得老佛爺興致好，儿子想求老佛爺添兩出戲。” “明儿看吧！” “万歲爺的孝心。”李蓮英接口說道，“老佛爺何不就成全了万歲爺？” “也好！”慈禧太后問道，“你說楊月樓唱得好，就讓他來個雙出。” “是！”李蓮英答道：“楊月樓又叫‘楊猴子’，他是須生、武生兩門絕，猴儿戲最好。” “那就添一出《安天會》。”慈禧太后又說：“楊隆壽也是雙出，添一出《探母》。” 這是慈禧太后最喜愛的戲目之一。然而這出戲卻是“奎派”戲，李蓮英為了捧楊月樓，在万壽正日，派他演《探母》。同時他也有些討厭楊隆壽，兩下一湊，正好損此楊，益彼楊，將楊隆壽的雙出，硬給打消。派了另一名“內廷供奉”，外號“大李五”的須生李順亭，加唱一出。 到了第二天，皇帝不上書房，慈禧太后卻照常召見軍机，領班的禮王不愿耽誤她的工夫，將重要而麻煩，需要詳細陳奏取旨的政務，都壓了下來。因此，不到八點鐘，便已跪安退出。慈禧太后也不再回寢宮，直接由養心殿啟駕，出月華門，過乾清宮，經蒼震門直沖進蹈和門，駕臨宁壽宮。 宁壽宮在大內東北，整個范圍比“東六宮”全部區域還大，重修于乾隆三十六年，歷時十五年方始完工，規模完全仿照內廷的正宮正殿，皇极殿等于乾清宮，養性殿正如養心殿。這因為高宗已經決定，歸政后移居此處，太上皇燕憩之所，体制不能不崇。 從嘉慶四年太上皇駕崩以后，宁壽宮就沒有皇帝再住過，至今八十余年，雖未破敗，卻已荒涼。唯一的例外是暢音閣和閣是樓，內務府的歲修，一點不敢馬虎，所以富麗如昔。 暢音閣是一座戲台，在養性門東面，坐南朝北，對面坐北朝南的閣是樓，中設御座，是當年高宗看戲的暖閣。暢音閣的戲台极大，僅次于熱河行宮的那一座，太監稱之為“二爺”。戲台一共三層，有机關可以移動升降。构造最奇的是，台下有五口大井，為用极妙，第一是聚音；第二是藏砌末。內廷大戲，共有三种名目，按月搬演，名為“月令承應”；祥瑞征慶的吉祥戲，叫做“法宮雅奏”；而搬演神仙故事的劇目，稱為“九九大慶”。其中有一幕“地涌金蓮”，金蓮就藏在井中，用絞盤絞到台上，花瓣開處，出現大佛五尊。又有一幕更為奇觀，是搬演羅漢渡海的故事，有樣砌末是條可藏几十人的鰲魚，口中能夠噴水，自然也是井水。高宗在日，最喜愛西洋的噴泉，特延意大利籍的天主教士，在圓明園設計制造，稱為“大水法”。這條鰲魚，就是當年的遺制。 這天万壽演劇，慈禧太后的興趣在于皮簧，然而奉旨“入座听戲”的大臣，以及在內廷行走有机會在暢音閣當差的官員們，卻大多希望看看這些吉祥戲。因為一等一的名角，在外面花錢就能听到，唯有這些場面熱鬧、砌末奇巧、行頭講究的大戲，只有到得宮中，机緣湊巧，才能一飽眼福。 照定制，凡遇万壽，應該唱搬演神仙故事的“九九大慶”，無非海屋添籌，麻姑獻壽之類，論情節無足為奇，講熱鬧确是罕見。最有趣的是一本《三變福祿壽》，三層戲台，滿布神仙，最初是福居上層、祿居中層、壽居下層，一變再變，終于壽星高高在上。每變一次，笙簧齊奏，合唱北曲，魚龍曼衍，載舞載歌，台下個個眉飛色舞，只有慈禧太后不甚措意，三十年來，這些戲她看得厭了。 再有一個不甚感興趣的人，就是皇帝。他的性情跟他的堂兄穆宗相反，不喜戲文。听戲在他是一件苦事，因為侍立在慈禧太后身旁，一站就是大半天。特別是在這時候，外侮日亟，那談得到歌舞升平？所以他的目光在暢音閣，而心思卻在基隆、馬尾。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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