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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二

　　就為的閻敬銘整頓積弊，戶部的許多黑幕，逐漸被掀了起來，最駭人听聞的是以戶部侍郎署理尚書的王文韶和另一名軍机大臣，牽涉在一樁報銷案內，傳聞納了巨賄。
　　這樁報銷案，屬于邊遠省分的云南。向來軍費報銷，是戶部司官与書辦的生財大道。云南的報銷案在上年年底就已經發動，派出糧道崔尊彝和永昌府潘英軍，攜帶巨資，來京打點。走的是太常寺正卿周瑞清的路了。
　　周瑞清是軍机章京，為他向王文韶、景廉游說。時机甚巧，“董太師”為張佩綸一道彈章，在京察案中刷了下來，王文韶署理部務，大權在握，足可了事。但戶部書辦要十三万銀子，講价講不下來的當儿，閻敬銘快將到京，怕他不受賂遺，公事公辦，所以戶部書辦讓步，以八万兩銀子了結。
　　凡是軍費報銷案子，雖由戶部主管司承辦，但一定要知會兵部和工部，牽涉既廣，難包內幕不會泄露，倘或說了無用，則徒然結怨，不過私下誹薄歎息而已。如今閻敬銘大刀闊斧在整頓，便有熱心的人揭露弊端。消息傳到御史陳啟泰耳中，多方打听，人言鑿鑿，便上了一道奏折，指參周瑞清，而且說明存銀處所，語气中也關連到戶部堂官，自然不能不辦。
　　但是，查辦的諭旨，十分簡單，只說：
　　“御史陳啟泰奏：太常寺卿周瑞清包攬云南報銷，經該省糧道崔尊彝，永昌府知府潘英章來京匯兌銀兩，賄托關說等語，著派麟書、潘祖蔭确切查明，据實具奏。”
　　不提王文韶和景廉，同時只指派刑部滿漢兩尚書查辦，知道內幕的人心里有數，王文韶和景廉是軍机大臣，當然要先作回護之計，所以只當作通常弊案，輕描淡寫。清流中人，雖然寶廷和陳寶琛已放了福建和江西的鄉試考官，去掉了兩枝健筆，但張佩綸、鄧承修，以及后起之秀的盛昱，都在京內，大為不滿，私下表示，倘或刑部不能秉公查辦，就連麟書和潘祖蔭一起參。
　　麟書听得這話，大起恐慌，潘祖蔭卻相當沉著，抱定按部就班、公事公辦的宗旨，首先就指派司官去打听云南糧道崔尊彝和永昌府知府潘英章的下落。
　　這要找吏部，因為崔尊彝和潘英章都是升了官進京引見的，潘英章是在上年九月里到京的，引見過后，十月中旬“驗放”，過了兩個月領到“部照”，應該早就回云南永昌府上任去了。
　　崔尊彝原來是個補道，分發云南，派充“善后局總辦”，也就是云南軍務的后路糧台，軍費報銷正該由他主辦。他是這年春天放的糧道，進京引見以后，六月初十“驗放”，十二天以后就領到了“部照”，卻不回云南到任，請假回安徽原籍掃墓。
　　“這就有毛病了。”麟書對潘祖蔭說，“閻丹翁是五月里到任的，不久就有云南報銷案的傳聞。崔尊彝是案內主角，十二天拿到部照，快得出奇，且又請假回籍，這明明是听得風聲不妙，有意避開。”
　　“這話不錯。不過，我們該按規矩辦，逃得了和尚逃不了廟，回籍也好，赴任也好，只要案子里要傳他，盡可行文該管省分辦理，這不必擔心，現在要防商人逃走，先動手要緊。”
　　于是即時知會步車統領衙門，去抓兩個人，一個順天祥匯兌庄的掌柜王敬臣，一個是乾盛亨匯兌局的掌柜閻時燦，因為陳啟泰的原折中說：崔尊彝和潘英章“匯兌銀兩”，就是由云南匯到這兩處地方，而且存貯備用的。
　　王敬臣和閻時燦已經得到消息，雖感惊慌，卻并未逃走，因為一逃便是“畏罪”，再也分辯不清，所以等官差一到，泰然跟隨而去。
　　帶到刑部衙門，由秋審處的司官審問，因為是傳訊證人，所以便衣談話。先帶王敬臣，供稱是云南彌勒縣人，到京已經五年，在打磨厂開設順天祥匯兌庄，專做京城与云貴兩省的匯兌生意。
　　“云南善后局崔總辦，有沒有從昆明匯款到你那里？”
　　“不知道。”王敬臣答道，“小號向來照同行的規矩，認票不認人。”
　　“永昌府潘知府，拿票子到你那里兌過銀子沒有？”
　　“有的。”
　　“什么時候？”
　　“從去年冬天到今年春天，陸續取用，不止一次。”
　　“一共几次，總數多少？”
　　“總數大概六万多銀子，一共几次記不得，小號有帳好查的。”
　　“你開個單子來。”
　　王敬臣退了下去開單子。趁這空隙提閻時燦，他是山西票號發源地的平遙縣人，在巾帽胡同開設乾盛亨匯兌局。
　　問他的話跟問王敬臣的相同，一樣也開了單子，由昆明匯來的銀子，每處都是六万七千兩，但崔尊彝另外在順天祥借用了兩万八千兩。
　　“這樣看起來，你跟崔總辦是有交情的。”秋審處司官抓住這一點追問。
　　“崔總辦在云南多年，署理過藩台，雖沒有交情，名气是知道的。”王敬臣又說，“他借銀自然有保人，小號不怕他少。”
　　“保人是誰？”
　　“就是永昌府潘知府。”
　　“那么，你怎么又相信潘知府呢？”
　　“回老爺的話。”王敬臣答道，“潘知府是現任知府，‘放京債’的當然相信。”
　　“好，我再問你，崔總辦、潘知府在你舖子里取了銀子，作什么用？”
　　“那就不知道了。”
　　問到閻時燦，也是這樣回答。京里的匯兌庄及票號，都結交官場，凡有外官來京打點，都由他們牽線過付，崔、潘二人的銀子作何用途，決無不知之理，只是他們要推諉，無奈其何。唯有交保飭回。
　　這下一步，刑部六堂官的意見不同，有的主張正本清源，先傳崔尊彝、潘英章到案，弄明白了案情再說，有的卻以為不妨請旨令飭周瑞清先遞“親供”。
　　商量結果，讓周瑞清先遞“親供”，有許多不妥，第一，片面之詞，礙難憑信；第二，周瑞清是軍机章京，案情未明了以前，不宜將軍机處的人牽涉在內。因此決定奏請飭下云南及安徽的督撫，飭令潘英章，崔尊彝“迅速來京，赴部听候質訊。”
　　上諭照准，而且對太常寺卿周瑞清作了處置：“著听候查辦，毋庸在軍机章京上行走。”
　　周瑞清被撤出軍机，“听候查辦”，而且用的是明發上諭，可見得慈禧太后對這一案的態度，是要秉公辦理，不問周瑞清有何背景。因而便頗有人為王文韶擔心。
　　于是關于京朝大老明爭暗斗的流言，傳說甚盛，有人說，這是李鴻藻所領導的北派，對繼承沈桂芬衣缽，在南派最得意的王文韶的打擊；有人說，董恂丟官，疑心是王文韶想奪他的戶部尚書，所以指使他的會試門生陳啟泰報复。說法不一，而都對王文韶不利。
　　人言如此，天象偏偏又示警了。去年見于西北的掃帚星，中秋前后再度見于東南，照例下詔修省，而亦必有言官論述時事，箭頭自然而然地又指向王文韶和景廉。
　　有個湖北人叫洪良品，是陳啟泰的同年，官居江西道御史，上了一個奏折，引敘史實，說星變皆出于政失，所以古代遇有災异，往往罷免宰輔，因為燮理陰陽，咎不容辭。現在皇太后垂帘听政，皇帝沖齡典學，國事所賴，全在軍机大臣，接下來就提到云南報銷案：
　　“臣續有風聞，為陳啟泰所未及言者。近日外問哄傳，云南報銷，戶部索賄銀十三万兩；嗣因閻敬銘將到，恐其持正駁詰，始以八万金了事，景廉、王文韶均受賂遺巨万，余皆按股朋分，物議沸騰，眾口一詞，不獨臣一人聞之，通國皆知之。蓋事經敗露，眾目難掩，遂致傳說紛紜。臣竊思奏銷關度支大計，數十年積弊相仍，全賴主計之臣整頓，以挽積習。景廉久經軍務，王文韶歷任封圻，皆深知此中情弊者，使其毫無所染，何難秉公稽核，立破其奸？乃甘心受其賄賂，為之掩飾彌縫。以主持國計之人，先為罔利營私之舉，何以責夫貪吏之藉勢侵漁；蠢胥之乘机勒索者也？”
　　因此，洪良品“請旨立賜罷斥”景廉、王文韶，或者“照周瑞清例，撤出軍机，一并听候查辦。”最后還發了一段議論：“夫天道無常，人事有憑，前日之樞垣用倭仁、文祥而大難可平，今日之樞垣，用景廉、王文韶而災眚屢見，感應之机，捷如影響。”
　　這道奏折，雖只攻的是景廉与王文韶，但恭王、寶鋆和李鴻藻看了，心里都很難過。從前大難之平歸功于文祥，今日天象示警，又應在景廉和王文韶身上，仿佛其余的軍机大臣中都尸位素餐，庸庸碌碌，無功無過之可言，豈非渺視。
　　這使得景廉与王文韶更為不安，唯有表示請求解職听勘。官樣文章照例要這樣做，其實希望大事化小，最好駁掉洪良品的奏折，來個“應毋庸議”，無奈這話說不出口，就能出口，恭王亦未見得肯支持，倒不如放漂亮些。
　　“這件事很奇怪啊！”慈禧太后似乎也很難過，“重臣名節所關，想來洪良品也不敢隨便冤枉人！”
　　這竟是洪良品的“先入之言”，已為慈禧太后所听信。景廉的顏色就有些變了，不過王文韶有練就的一套功夫，能夠听如不聞，毫無表情。
　　恭王也覺得話鋒不妙，更不敢為景、王二人剖白，只順著她的話答道：“皇太后圣明，重臣名節甚重，象這類事件，總要有确實證据。御史雖可以聞風言事，亦得有個分寸，得著風就是雨，隨意侮蔑大臣，這個風气決不可長。”
　　“當然，凡事要憑證据。你們找洪良品來問一問，問清楚了再說。”
　　“是！”恭王略一躊躇，決定為整個軍机處避嫌疑，“臣請旨，可否另派王公大臣，飭傳洪良品詢問明白。”
　　“可以。派惇王好了。”慈禧太后又說：“翁同和為人也還公正，讓他在一起問。”
　　于是即時擬旨明發，說是“事為朝廷体制，重臣名節所關，諒洪良品不敢以無据之詞，率行入奏。著派惇親王、翁同和飭傳該御史詳加詢問，務得确實憑据，即行复奏。”
　　這是個令人震動的消息。參劾軍机大臣的事，不是沒有，但無非失職、徇情之類，象這樣公然指控“受賄巨万”，而且請求“立賜罷斥”的情事，是上百年所未有的，因而有人預感著將會發生政潮。
　　在翁同和，當然不希望如此。王文韶到底是南派的重鎮，如果他垮下來，應補的軍机大臣，不出他跟潘祖蔭，論慈眷，潘祖蔭不及他，但論資望人緣，他未見得胜過潘祖蔭，所以將來鹿死誰手還很難說。既然如此，一動不如一靜，能夠保住王文韶，賣給他一個大大的人情，最為上策。
　　打定了這個主意，先托人去抄洪良品的“折底”，靜等惇王發動。惇王到第二天早晨才來跟他接頭，約定下一天的中午，在宗人府傳洪良品問話。本來應該遵旨立刻辦理的，翁同和有意以書房功課為推托，將時間延后，好讓王文韶和景廉有辰光去作釜底抽薪的挽回之計。
　　事實上行文也得費一番工夫，因為是奉旨傳訊，等于慈禧太后親自詰問，所以由侍衛處辦公事，通知都察院，轉知洪良品應訊。
　　洪良品早就有准備了，寫好一個“說帖”，到時候赴宗人府報到。惇王和翁同和相當客气，首先作揖，延請落座。
　　“想來已經看見明發了？”惇王首先開口。
　　“是的。”洪良品探手入怀，取出說帖遞了過去。
　　惇王接了過來，只見說帖上寫：“江西道監察御史洪良品謹呈”。翻開里頁，匆匆看了一遍，隨手交給翁同和。
　　翁同和從頭細看，与折底無甚區別，覺得都是空泛的指責，并無确實證据，不由得就說：“未免太空了。”
　　“御史聞風言事，既有所聞，不敢不奏。”洪良品凜然回答。
　　“大臣受賄，不會親自跟行賄的人打交道。”翁同和問道：
　　“什么人過付，在什么地方交納？足下總知道吧？”
　　“不知道。”洪良品大搖其頭，帶著些不以此一問為然的神情，“這樣的事，豈有不怕御史知道之理？當然私相授受，非外人所能得見。”
　　“既然外人無法得見，又何從辨其真假？”
　　“物議如此。也許是局中人自己泄露出來的。”
　　“所謂的物議，究竟是那些人在傳說，你亦不妨指几個人，作為證据。”
　　洪良品又大搖其頭：“万口同聲，無從确指。”
　　“我倒要請教，”惇王問道，“此外還有什么證据？”
　　“沒有。”
　　“就是听人所說？”
　　“是。”洪良品答道：“我的話都在說帖里面，請王爺垂察。”
　　再問也無用了，送客出門。惇王跟翁同和就在宗人府商議复奏，自然是据實而言，同時將洪良品原送的說帖，一起送了上去。
　　下一天清流在松筠庵集會，預備支援陳啟泰和洪良品。座間傳閱洪良品的說帖，無不盛贊，只為想先睹為快的人太多，所以清流中后起之秀的盛昱，自告奮勇，高聲誦讀：
　　“竊維賄賂之事，蹤跡詭秘，良品不在事中，自無從得其底蘊。但此案戶部索賄累累，現經刑部取有乾盛亨、天順祥帳簿确据，前御史陳啟泰奏：崔尊彝、潘英章交通周瑞清賄托關說，外間喧傳，賄托者，即賄托景廉、王文韶也；關說者，即向景廉、王文韶關說也。巷議街談，万口如一，是賄托之實据，當問之崔尊彝、潘英章；關說之實据，當問之周瑞清。然則景廉、王文韶受賄非無据也，崔尊彝、潘英章即其据；良品非無据而率奏也，人人所言即其据。以樞臣而大招物議，是謂負恩；聞人言而不以奏聞，是謂溺職，且御史例以風聞言事，使天變不言，人言亦不言，亦安用此尸素御史為耶？良品与景廉、王文韶素無往來，亦無嫌怨，使非因物議沸騰，何敢無端誣蔑？實見時事艱難，天象如此示變，人言如此确鑿，故不能不据實以奏。”
　　讀到這里，只見有人奔了進來，手里高揚一張紙，大聲說道：“上諭下來了！”
　　此人是國子監的一個博士，姓劉，亦算是一條“清流腿”，他排闥直入，徑自去到鄧承修面前，將邸抄遞了給他。
　　“‘此案必須崔尊彝、潘英章到案，与周瑞清及戶部承辦司員，并書吏、號商等當面質對，庶案情虛實，不難立見。’”鄧承修念到這里，以手加額閉著眼說了兩個字：“痛快！”
　　“這還不能算痛快，且不免遺憾。”張佩綸大聲說道，“景、王二人，何可相提并論？”
　　“公意云何？”盛昱問說。
　　“景秋坪情有可原，王夔石万不可再容。”
　　這兩句話，出于清流之口，特別是出于張佩綸之口，差不多就算定評，也注定了他們的官運。鄧承修瞿然而起，帶些歉意地說：“我又要出手了。”
　　于是就在松筠庵中，專有陳設筆硯，供清流草諫章搏擊的余屋，鄧承修文不加點地擬好折底，邀了張佩綸和盛昱來商量。
　　奏折的第一段是怀疑刑部未必能遵諭旨，徹底根究，因為象這樣的曖昧營私之舉，不是經手過付的人，不可能握有确實證据，即令有确實證据，亦非嚴刑逼供，不肯吐實。何況被參的王文韶，仍在軍机，仍是戶部的堂官，縱使刑部堂官公事公辦，無所回護，而司官為了將來的禍福，可能不敢得罪王文韶，潛通聲气，預為消弭。再說，崔尊彝、潘英章雖奉嚴旨催傳到案，但輾轉費時，何弊不生？
　　“入手便探驪得珠了！”張佩綸表示滿意，關鍵就在“被參之王文韶未解樞柄”這一句上。換句話說，如果要根究，非先叫王文韶退出軍机，消除刑部司官的顧慮不可。
　　“你看第二段！”鄧承修矜持地微笑著，顯見得第二段是他的得意之筆。
　　看不到几行，張佩綸脫口贊了一聲“好”，接著，搖頭擺尾地念出聲來：
　　“臣竊謂進退大臣与胥吏有別，胥吏必贓證俱确，始可按治，大臣當以素行而定其品評，朝廷即當以賢否而嚴其黜陟。”
　　“這是有所本的。”鄧承修笑道，“記不記得曾侯論何桂清的話。”
　　這一說，張佩綸和盛昱都想起來了。當初兩江總督何桂清失陷蘇常，革職拿問，照律定了死罪，公卿督撫，交章論救，為他脫罪的一個借口是，何桂清棄地出于僚屬的請求。朝廷左右為難，特為密旨咨詢曾國藩，他的答奏是封疆大吏，行止進退，應當自有主宰，不當取決于僚屬。這個說法，成為定評，何桂清終于伏法于菜市口，鄧承修這句“大臣當以素行定其品評”就是套用了曾國藩的原意。
　　“話雖如此，涵義更深一層。”張佩綸說，“我輩搏擊當奉此為圭臬。”
　　“此所以景秋坪可恕。再往下看吧！”
　　提到景廉，鄧承修說他“素稱謹飭，不應晚節而頓更。但此案事閱兩年，贓逾巨万，堂司書吏，盡飽貪囊，景廉總司會計，未能事先舉發，縱非受賄，難免瞻徇，或者以其瞻徇，遂指為受賄，亦未可知。”
　　“這又未免開脫太過了。”
　　“就這樣吧！”盛昱為景廉乞情，“勿過傷孝子之心。”
　　這是指景廉的儿子治麟，光緒三年的翰林，頗有孝友的聲名，張佩綸跟他雖無往來，卻很敬重其人，所以听盛昱這一說，就不開口了。
　　再往下看，鄧承修的筆鋒橫掃，簡直剝了王文韶的皮，說他當戶部司官時，就以奔競出名，后來放到湖北當道員，“親開錢舖，黷貨營私。”
　　“這是要實据的。”張佩綸問道，“确有其事否？”
　　“自然有。王家的錢庄開在漢口，你去問浙江的京官，何人不知？”
　　“那就是了。”張佩綸便往下念：“及躋樞要，力小任重，不恤人言；貪穢之聲，流聞道路。議者謂：前大學士沈桂芬履行清洁，惟援引王文韶以負朝廷，實為知人之累。眾口僉同，此天下之言，非臣一人所能捏飾，方今人才雜糅，吏事滋蠹，紀綱墮坏，賄賂公行，天變于上，人怨于下；挽回之術，惟在任人，治亂之机，間不容發，若王文韶者，才不足以濟奸，而貪可以誤國。”
　　“好一個‘才不足以濟奸，貪可以誤國！’”盛昱插進去發議論，“這是對王某的定評，亦是對吏治的針砭，然而亦不能獨責王某，領樞廷者豈得辭其咎？”
　　“是的。”鄧承修深以為然，“這點意思很可以敘進去。”說著，就要提筆添改。
　　“不必！”張佩綸勸阻，“恭王最近便血，病勢不輕，勿為過情之舉。”
　　鄧承修接納了勸告，同時也接納了張佩綸的意見，特為添上一段：“乞特召一二親信大臣，詢以王文韶素行若何？令其激發天良，据實上對。如臣言不誣，乞即將王文韶先行罷斥，使朋比者失其護符，訊辦者無所顧忌，天下之人知朝廷有除奸剔弊之意，庶此案有水落石出之時。如臣言不實，則甘伏訕上之罪。”
　　斟酌停當，由盛昱代為抄繕。諸事皆畢，時已入暮。外面“清流腿”和“清流靴子”都還未散，一見他們三個人，立刻趨陪左右，旁敲側擊地探問。這三個人只矜持地微笑著，顯得神秘而嚴重。最后，張佩綸才說了句：“鐵翁有封事。大家明天看邸抄吧！”
　　鄧承修號鐵香，人稱“鐵漢”，凡有搏擊，毫不容情。這一道奏折，可以猜想得到，必為王文韶而發，更可以預料得到，詞气必不如洪良品那樣緩和。加以這一天夜里，刑部會同步軍統領衙門，大捉戶部書吏，益見得大案大辦，情勢嚴重，所以第二天中午，專有關心時局的人守在內閣，等看邸抄。
　　午初時分，發抄原折以外，上諭下來了，說的是：
　　“本日召見軍机大臣，据王文韶力求罷斥，懇請至于再三。王文韶由道員歷任藩臬，擢授湖南巡撫，著有政聲，是以特召為軍机大臣，并令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數年以來，辦事并無貽誤。朝廷簡任大臣，一秉至公；該給事中稱為沈桂芬所援引，即屬臆度之詞。現在時事多艱，王文韶受恩深重，惟當黽勉趨公，力圖報稱，仍著照常入直，不得引嫌固辭。”
　　王文韶雖被留了下來，但案子卻并不馬虎，上諭中說：
　　“至云南報銷一案，迭經諭令麟書、潘祖蔭嚴行訊辦，定須究出實情！景廉、王文韶有無情弊，斷難掩飾。著俟崔尊彝潘英章到案后，添派惇親王、翁同和會同查辦。”
　　前后對看，慈禧太后的意思便頗費猜疑了。有一說，王文韶沒有學到沈桂芬的清慎，卻學到了他的柔媚，深為慈禧太后所欣賞，所以對這一案，有意保全庇護。另一說則正好相反，認為慈禧太后大權獨掌，身体亦已复元，一定要大刀闊斧作一番整頓，眼前不讓景廉、王文韶抽身，正是要等案子水落石出，拿他們兩人置之于法，作為徹底整飭吏治的開始。
　　但不論如何，添派惇親王和翁同和會同查辦，意味著案子只會大，不會小，特別是有親王在內，更意味著案內涉嫌的人，不止于三品官儿的崔尊彝和周瑞清。向例，涉及一二品大員的案件，方派親王查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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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中午審到晚上，商人也好，戶部的書辦也好，都是支吾其詞，始終不肯透露實情，秋審處的總辦，主審本案的剛毅相當焦急。
　　“堂上一直在催！”他跟他的同僚說，“上諭上‘定須究出實情’這句話，得有交代，我看，只好動刑了。”
　　刑部司官問案，重在推求案情，難得用刑，但這一案情況特殊，大家都覺得剛毅的辦法亦未嘗不可，只有另一個總辦沈家本，態度比較緩和。
　　“那些票號掌柜，戶部書辦，平日起居豪奢，何嘗吃過苦頭？只要嚇一嚇他們就行了。”沈家本說，“能不動刑，最好不動。”
　　“你倒試試看！”剛毅不以為然，“我原來也是這么想，無奈民性刁頑，真是不到黃河心不死。明天一定得有個結果，此案千目所視，刑部不能丟面子。”
　　于是第二天問案的情形就不同了，傳了提牢廳的差役伺候著。將人犯帶上堂來，剛毅先提警告，倘有人不說實話，自己皮肉受苦。接著便從商人王敬臣問起。
　　“王敬臣，你開票號，豈有不知同行例規的道理？凡是捐官上兌，請誥封之類的，應納官項，向例都由票號經手代辦。你們跟六部書辦，都有往來，外省官員匯到票號的銀子，用到什么地方，那有不曉得的道理？你說，云南匯來的銀子，是怎么支出去的？”
　　“回老爺的話，實在不知道。”
　　“還說不知道！”剛毅大怒，使勁拍著桌子說：“我教你知道！掌嘴！五十。”
　　“喳！”值堂差役齊聲答應。
　　其中一個右手套著皮掌，踏上前來，對准王敬臣的臉就抽，左右開弓，手法极其熟練。王敬臣“嘩嘩”大叫，抽不到十下，就打落了兩個牙齒，滿嘴是血。
　　“我招，我招！”
　　只要犯人一說“招”，行刑的就得住手，不然便有處分，但其中當然也有出入。王敬臣為人吝嗇，從吃上官司，一個小錢都不肯花，差役恨他，所以“招”字已經出口，還使勁抽了他一巴掌，將門牙都打掉了。
　　這一下識得厲害，王敬臣比較老實了，說听潘英章談過，云南匯來的銀子，是辦報銷用的。崔尊彝到京以后，曾經有兩封給周瑞清的信，是由他舖子里的伙計送去的。
　　“信上說些什么？”
　　“回老爺的話，信是封口的。”
　　剛毅自己也發覺了，這話問得多余，便又喝道：“還有什么話？一起說了，省得費事。”
　　“小的不敢隱瞞，就是這些話。”
　　看樣子，也就是如此了。剛毅吩咐押下王敬臣，另問戶部跟工部的書辦。
　　這些人就不如王敬臣那樣老實，熬刑不招。剛毅自覺刑部司官，須格外講法，不便動用大刑，只好改換方式，請沈家本用水磨功夫去套問。
　　旁敲側擊，一層一層慢慢往里逼，總算從戶部書辦褚世亨口中套出几句話，云南報銷案是云南司一張一盧兩書辦擬的稿，派辦處一陳一沈兩書辦經手复核以后，才送上司官，轉呈堂官畫的稿。
　　所獲雖不多，無論如何是抓著了線索。剛毅當面向堂官細陳經過，決定采取穩健而不放松的宗旨，即刻行文戶部，將張、盧、陳、沈四書辦“嚴密查傳，迅予咨复。”
　　复文很快地就到了，說這四個書辦都傳不到，已經奏請捉拿。
　　“這太不成話了！”潘祖蔭很生气，“奉了旨就咨戶部，請他們看管書辦，結果還是讓他們逃走。這算怎么回事？”
　　“回大人的話，”剛毅答道：“這明明是有意縱放，正見得畏罪情虛。大可嚴參。”
　　“參是要參的，案子還是要辦，只是線索中斷，如之奈何？”
　　“不要緊，還有周瑞清一條線索。”
　　于是据實奏陳，指責戶部云南司司官“難保無知情故縱情弊”，除查取職名飭令听候查辦以外，周瑞清既曾与崔尊彝通信，則洪良品所參，并非無因。只是周瑞清為三品大員，未經解任，不便傳訊，奏請飭令周瑞清將崔尊彝的原信呈案，以便查核。
　　此奏一上，不但照准，而且因為周瑞清既有接受崔尊彝信函情事，特命“解任听候傳質”。這一下顯得案子又擴大了，不過周瑞清倒還沉著，看到上諭，首先就派听差當“抱告”，拿了崔尊彝的兩封信呈上刑部。
　　信里不過泛泛通候之語，于案情無關。剛毅看完了，往桌上一丟，冷笑著說：“這又何足為憑？崔尊彝給他的信，當然很多，隨意找兩封不關痛痒的送來，以為可以搪塞得過去，這不太拿人當傻小子了嗎？”
　　因為有此反感，他“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派一官兩役去傳周瑞清。
　　“這就不對了，上諭是‘听候傳質’，質者對質，是跟崔潘二人對質，此刻怎么可以傳我？”
　　“是跟王敬臣對質。”派去的“七品小京官”說話也很厲害，“上諭并未明指跟崔、潘對質。請吧，‘是福不是禍，是禍逃不過。’”
　　周瑞清無奈，只得乖乖地跟著走。
　　不過，周瑞清到底只是解任，并非革職，所以刑部司官亦不敢過分難為他，邀到部里，以禮相見，圍著一張圓桌相談，就算是“傳質”了。
　　問話的三個人，預先作過一番商議，不必問崔、潘賄托之事，就問了他也決不肯說，不如側面探詢他跟崔、潘的交情，或者蛛絲馬跡，有助于案情的了解。
　　這樣，問話的語气恰如閒談交游。周瑞清字鑒湖，便稱他“鑒翁”，鑒翁長，鑒翁短，相當客气，周瑞清亦就不能不据實相告。他說他与潘英章一向熟識，跟崔尊彝在以前沒有見過面。只因他有個捐班知縣的侄子，分發云南，跟崔尊彝一起在軍營里當差，交情很好。他的侄子在云南因為水土不服而得病，全虧崔尊彝盡心照料，所以他亦很感激其人。
　　光緒元年開恩科，周瑞清放了江南的主考，取中的舉人中，有一個崔應科，是崔尊彝的堂弟，加上了這一層淵源，才通信認為世交，崔尊彝的信中，稱他為“世丈”的由來在此。他亦承認，崔尊彝對這位“世丈”，常有接濟，但小軍机無不如此，逢年過節都有外官的饋贈，無足為奇。
　　“鑒翁，”沈家本問道，“有件事，不知有所聞否？听說潘道由昆明進京的時候，就不打算再回云南了，在云南的產業都已處置淨盡，一家十三口靈柩，亦都盤回安徽。”
　　“這倒不甚清楚。”
　　“据安徽奏報，潘道至今未歸，他是六月底出京的，現在九月初，計算途程，早該回家。不知道他逗留在那里？”沈家本緊接著說：“鑒翁跟他至好，自然有書信往來，可能見告？”
　　周瑞清想了一下答道：“我沒有接到過他的信。不過他一家十三口靈柩，都寄停在荊州，或者因為迂道湖北，耽誤了歸程，亦未可知。”
　　這話就頗為可疑，話鋒中听得出來，崔尊彝的行蹤，他是知道的。不過，既然他不肯承認，亦就無可究詰，很禮貌地將他送了回去。
　　案子擱淺了。整個關鍵在崔尊彝和潘英章身上，這兩個人不到案，就是將在逃的書辦抓到了，依然無用，因為沒有對證，便可抵賴。
　　就在這個時候，剛毅升了官，外放為廣東的一個好缺，潮嘉惠道。潘祖蔭指派趙舒翹接手，主辦本案。他手里原有件王樹汶的案子，因為涂宗瀛調職，接任河南巡撫的李鶴年，听信任愷的話，力主維持原讞，河南京官大嘩，言官紛紛上奏指摘，彈劾李鶴年包庇任愷，因而又指派河道總督梅啟照复審。而梅啟照居然又跟當年楊乃武一案中的胡瑞瀾一樣，站在巡撫這一面。所以趙舒翹建議堂官，由刑部提審，估計全案人犯解到，總在年底。有此一段空閒的工夫，正好接辦本案。
　　閱過全卷以后，他提出一個看法，認為正本清源，先要就事論事，查核云南報銷案中，那一項可以報銷，那一項不可以報銷？
　　潘祖蔭認為這話很有道理，并且引伸他的看法，确定了辦理此案的宗旨，將案內所有涉嫌人犯匯齊。審訊對質，要問枉法不枉法，當以應銷不應銷為斷。
　　于是傳訊戶部及工部的承辦云南報銷案的司官，各遞“親供”。有的說：“軍需用款，均按照同治十二年前成案辦理”；有的說：“查照咸丰年間例案核辦”；有的說：“遵照同治九年奏定章程核銷”，各人一個說法，各人一個根据，紛歧疊出而語焉不詳，刑部只知道其中必有毛病，卻不知毛病何在？
　　這就只有一個辦法了，奏請飭下戶部、工部堂官，指派干練的司官秉公核算，一時帳簿紛繁，算盤滴答，刑部大堂，熱鬧非凡。
　　這一來，王文韶裝聾作啞就有裝不下去之勢了，因為說他受賄巨万，他可以表示清者自清，濁者自濁，總有水落石出的一天，所以越泰然便越顯得問心無愧。但在他署理戶部尚書任內，已經核銷結束的案子，奉旨重新核算，便無异朝廷明白宣告：王文韶不可信任。
　　不但他自己如此想法，清流也在等候這樣一個時机。自然又是張佩綸動手，等慈禧太后万壽一過，便上了一個“請飭樞臣引嫌乞養，以肅政体而安圣心”的折子，將王文韶貶得一文不值，說他“即無穢跡，本亦常才，就令伴食中書，束身寡過，殆未能斡旋時局，宏濟艱難；今屢受彈章，望實虧損，度其志气消沮，憤懣不平，內發歎吒之音，外為可怜之意，久居要地，竊恐非宜。”
　　接著引用乾隆朝的一個大臣，也是杭州人的梁詩正的故事。梁詩正物望不孚，高宗暗示他辭官，而梁詩正戀棧不去，于是高宗趁南巡經過杭州之便，命梁詩正在家侍養八十歲的老父，以為保全之計。張佩綸認為這個故事，正适用于王文韶：“例載：親年八十以上，即有次丁終養者。王文韶母年八十有三，終鮮兄弟，養親乃人生至樂，當此崦嵫漸迫，喜懼交縈，實亦報國日長，報親日短之際。若听其去官終養，該侍郎家在杭州，有湖山以滌塵氛，有田園以供甘旨。”如其不然，就算王文韶“持祿保身，其子慶鈞，及其交游仆從，狂恣輕揚，非王文韶所能約束，必令白首偏親，目見子孫不肖之事，憂危惶懼，損其余年，殆非文韶所忍出也。”
　　最后是在“以安圣心”這句話上做文章，說“皇太后圣躬雖臻康复，猶宜頤養舒勤，乃九月初一日因鄧承修劾王文韶，召見樞臣，二十二日因云南報銷案，又召見樞臣，此兩日并無內外簡放員缺，亦無各省急遞章奏，當霜風漸厲之時，正几暇養和之日，乃以文韶奉職無狀，至增宵旰憂勞。該侍郎夙夜捫心，能無悚愧？”因而要求：將他的這個奏折，交下軍机處，“令王文韶善于自處。”
　　慈禧太后便真的不作任何表示，將原折發了下去。王文韶一看汗流浹背，識得張佩綸的嚴重警告，如果再不“善于自處”，他還有更厲害的手段，要參劾他的儿子王慶鈞以及門客仆從，仗勢恃強，所作的許多不法之事。
　　在他看，最惡毒的是，以為慈禧太后因為他的“奉職無狀”而“宵旰憂勞”，當此秋風多厲之際，亦不得安然怡養。這一挑撥，如果忽視，則慈眷一衰，真的可能有不測之禍。
　　于是，當天他就上了個奏請開缺的折子。慈禧太后胸有成竹，降旨慰留，預期著張佩綸必不罷休，要看他第二個折子，說些什么？
　　張佩綸的第二個折子，對王文韶展開正面的攻擊，措詞運用，卻另有巧妙。共是一折一片，折子上說他才具不胜，如果慈禧太后据以罷斥，則發抄原折，可以不提云南報銷案的弊端，對王文韶還算是顧面子。但要說服慈禧太后，則又非提云南報銷案的弊端不可，因而加一個附片，指出云南報銷案三可疑：
　　第一疑：“王文韶曾在云南司派辦處行走，報銷之弊，當所稔知。此案既致人言，必有書吏在內，若于奉旨之日，即密飭司員將承辦書吏，羈管候傳，抑或押送刑部，豈不光明磊落，群疑盡釋？乃讞傳函牘屢傳，机事不密，任令遠揚，歸過司員，全無作色。人或曰：文韶机警，何獨于書吏則不机警？”
　　第二疑：“云南此案報銷，將歲支雜款，全行納入軍需，本非常科，即疆吏聲敘在先，亦宜奏駁，既已含混复准，經言者論劾，若戶部即請簡派大臣复核，則過出無心，猶可共諒。乃至戶部堂官奏請复核，始与景廉面懇回避。風聞銀數出入，散總不甚相符，且事先迅催兵工兩部，不及候复，率先奏結，尤為情弊顯然。人或曰：文韶精密，何獨于報銷則不精密？”
　　第三疑：“崔尊彝、潘英章為此案罪魁禍首，既据商人供稱：匯款系為報銷。狀證确鑿，該兩員即屬有玷官箴。周瑞清已經解任，該兩員不先革職，亦當暫行開缺，乃迭降明諭，但曰：‘嚴催解送’。他樞臣即未見及，王文韶若欲自明，何以默不一語？人或曰：文韶明白，何獨于該兩員處分則不明白？”
　　字里行間的指責，慈禧太后當然看得出來，第二疑暫且不論，第一疑指王文韶故意放書辦逃走，意在消滅罪證。第三疑是指王文韶包庇崔尊彝、潘英章。衡情度理，确有可疑。
　　因此，持著這一折一片，慈禧太后開始認真考慮讓王文韶走路。繼任人選，倒是早就想好了的，此刻還要考慮的是，張佩綸分析事理，精到細致，不光是會罵人、會說大話。然則該當如何重用？
　　思考未定，便只有暫且擱置，于是王文韶第二次上折辭官，又蒙慰留。但語气跟前不同了，說“覽其所奏各情，本應俯如所請。不過軍机處及總理各國事務辦事需人，王文韶尚稱熟悉，著仍遵前旨，于假滿后照常入直。”
　　這“尚稱熟悉”四個字，是軍机章京看風頭所下的貶詞，經寶鋆和李鴻藻商量過，奏請裁可而見諸明發上諭的。熟悉朝章故事的，一看王文韶落得這四個字的考語，就知道他非出軍机不可了。
　　王文韶自己卻有些拿不定主意，因為他的親族故舊，門客僚屬，平素出入門下的一班人，聚訟紛紜，意見甚多。主張自己知趣，及早抽身的固多，認為反正面子已經丟完了，里子不能不要也有，慈禧太后雖然精明，到底是婦人心慈，不見得會听信張佩綸的話，罷斥樞臣。再有一派認為要引退也得等些時候，張佩綸一上彈章，隨即請辭，看來完全受他擺布，面子上未免太下不去。
　　王文韶對這個看法，頗有同感，還想看看再說，無奈坏消息不一而足。先是江蘇巡撫衛榮光奏報，据崔尊彝的家丁呈報，說他家主人在丹徒縣旅途病故。丹徒縣就是鎮江府城，雖為循運河入長江、到皖南的必經之地，但崔尊彝死在九月，丹徒縣接到崔家家丁的呈報是在十月，何以在鎮江逗留如此之久，又何以遲一個月呈報，情節自然可疑，所以上諭命衛榮光确切查明，崔尊彝是否病故？
　　其實用不著查，与衛榮光的奏報同時傳到京里的消息，說崔尊彝是服毒自殺的，這就見得情虛畏罪了。趙舒翹听得這話，大為緊張，案中兩名要犯，已經去了一個，如果潘英章步崔尊彝的后塵，也來一個“病故”，那時死無對證，周瑞清可以逍遙法外，全案亦就永遠要懸在那里，因而不能不采取斷然的手段。
　　他做事向來有擔當，也不必稟明堂官，將王敬臣和周瑞清的家丁譚升，秘密傳訊，軟哄硬逼，終于又榨出來一些內幕。据譚升供認：崔、潘二人到京后，跟他家主人都常有往還。這倒還不關緊要，王敬臣供出來一段事實，對周瑞清卻大為不利。
　　他說：潘英章從他那里取去的銀票，其中有一張是由百川通票號來兌現的。于是傳訊百川通的店東，承認周瑞清跟他的百川通有往來。上年九月間，周瑞清拿來一張順天祥的票子，存入百川通，換用了他那里的銀票，顯然的，這是周瑞清的一种手法，不愿意直接使用順天祥的銀票，免得落個把柄。
　　此外王敬臣還說，有個戶部云南司的“孫老爺”，也曾經拿潘英章用出去的票子，到他那里取過銀子。這都是“通賄有据”，戶部奏請將周瑞清暫行革職，以便傳訊。戶部云南司的“孫老爺”，是不是主稿的郎中孫家穆，自應查究，亦請先行解任。
　　照准的上諭一下，趙舒翹立即執行，親自帶人逮捕周瑞清，先送入戶部“火房”安置，不准家屬接見。送進去的舖蓋、用具、食物，無不仔細檢查，連饅頭都掰開來看過，怕內中夾著什么紙條。
　　于是，第二天召見軍机，王文韶不能不再一次面奏，懇請准予開缺養親。慈禧太后沒有准，也沒有不准，只說：“先下去！另有旨意。”
　　等軍机退了下去，跟著又“叫起”，指明只要寶鋆和李鴻藻進見。
　　這是可以料想得到的，召見必是為了咨詢繼任王文韶的人選。照例兩名漢軍机大臣一南一北，王文韶的遺缺應該挑南邊人來補，寶鋆夾袋中雖有人物，但資望都還差得遠，所以他很知趣，將這個人情賣了給李鴻藻。
　　“蘭翁，”他說：“一上去自然是談王夔石空下來的位子，凡有保荐，請你作主。”
　　李鴻藻對這件事亦早就想過，但一直有左右為難之感，形勢很明顯地擺在那里，不是翁同和就是潘祖蔭，潘祖蔭是會試同年，翁同和是弘德殿多年的同事，而且交情一向不錯，雖然他前几年依附沈桂芬，形成壁壘，但為國求賢，決不能摒絕此人，不作考慮。
　　既然如此，不妨听听寶鋆的意見，于是拱手答道：“不敢、不敢！正要向佩公請教。如今物望，不出翁潘，倘或不能兼收并蓄，去取之間，請問佩公，于意云何？”
　　寶鋆亦很圓滑，不愿意“治一經、損一經”，荐翁就得罪了潘，反之亦然。而且所荐能用，也還罷了，就怕荐甲用乙，得罪了被用的人，更加犯不著，所以不置可否：“這兩位都負一時清望，難分軒輊。只好看上頭的意思了。”
　　這雖是很滑頭的話，對李鴻藻卻是一個啟示，“看上頭的意思”是最聰明的辦法。
　　“論資望，論才具，無胜過翁同和、潘祖蔭的。”李鴻藻說：“請皇太后擇一而用。”
　　“就叫翁同和去好了。”慈禧太后毫不遲疑地裁決，顯得胸中早有成竹。
　　“是！”李鴻藻接著又說，“不過書房也要緊。翁同和入值軍机，書房是不是要添人？”
　　“師傅就不必添了。”慈禧太后說，“皇帝是該騎馬拉弓的時候了，得找兩個人替他‘壓馬’。”
　　這自然是在滿蒙王公中物色，李鴻藻隨即答奏：“若論騎射，自然是伯王當行出色。”
　　“可以！就教伯彥訥謨詁在毓慶宮行走。”慈禧太后又說，“我看世鐸當差很謹慎，讓他在御前大臣上學習行走，跟伯彥訥謨詁一起照料書房好了。”
　　世鐸是禮親王，親貴之中沒有“王爺”架子的，就只有他。李蓮英依禮節跟他下跪，他竟還跪以報，一時還傳為笑話。李鴻藻心想，禮親王并無內廷行走的差使，慈禧太后亦絕少召見，未必深知其人，何以忽然說他“當差謹慎”？想來這必是向李蓮英一跪得來的好處。
　　遇到這种差缺的委派，軍机向來不表示意見，退下來立刻擬旨上呈。但翁同和入值軍机的上諭未見發下，軍机處怕事有變化，不敢聲張。
　　直到下午四點鐘方始定局。軍机章京立刻到翁家去送喜信，接著便有賀客到門。但翁同和擋駕不見，說是消息不确，不敢受賀。他自己溜出后門去看李鴻藻，打听情形。
　　李鴻藻說得很坦率，對他和潘祖蔭之間，無從取舍，雙雙保荐，結果是慈禧太后自己決定，用了翁同和。
　　翁同和以貴公子做了二十几年的京官，平日虛心學習，隨處留意的，就是做官的規矩和奧妙，一听李鴻藻的話，立刻便作了個決定，非辭一辭不可。
　　于是回家便擬了個奏折，說是軍机處總攬庶政，才不胜任，而且現在入值毓慶宮，如果兼任要差，怕貽誤圣學，懇請收回成命。
　　這是以退為進的手法。因為“命翁同和在軍机大臣上行走”的上諭，午前上呈，午后才發，這就顯得慈禧太后在他与潘祖蔭之間的抉擇，一直煞費躊躇，換句話說，這名軍机大臣是勉強巴結上的。京里這几年原有兩句話：“帝師王佐、鬼使神差”，是說皇帝的師傅，親王的輔佐、洋鬼子國度的使節和神机營的差使，都是登龍捷徑。所以照現在的情形看，必有妒忌的人譏訕，說他是靠了“毓慶宮行走”這個銜頭，才當上了軍机大臣。所以要辭一辭，表示君子對進退出處，毫不苟且。
　　當然，一辭辭准了，變成弄巧成拙，豈不糟糕？這一層他有十足的把握，無須顧慮。任命樞臣，是何等大事，那有輕易變卦的道理？而況以慈禧太后的果敢，也決不會出爾反爾。這一道奏折上去，她必定傳諭召見，有一番慰勉獎勵的話說。這樣，一方面是表示固辭不獲，勉任艱巨，一方面又可以表示顧全潘祖蔭的交情，有意謙讓，那不是面面俱到的“十分光”的做法？
　　天不亮就進宮，毓慶宮還漆黑一片，翁同和喊蘇拉點亮了燈，看書坐等。眼在書上，心在御前，等天亮派人去打听“叫起”的情形。得報一共三起：第一起軍机，是照例的見面；第二起是他，也是必然的；第三起是潘祖蔭，就費猜疑了。
　　莫非“大勢”有變？翁同和在毓慶宮坐不住了，踱到南書房去觀望風色。一進門便有人紛紛向他致賀，他連連拱手，聲聲：“不敢、不敢！”然后將潘祖蔭邀到僻處談話。
　　“叔平，”潘祖蔭性情伉爽，一開口就說，“你我都要感激蘭蓀。”
　　這話費解，他很沉著點點頭，先答應一聲：“是的！”靜听下文。
　　“上頭的意思，恭王多病，景秋坪又處在嫌疑之地，軍机上要多添一個人，蘭蓀力贊其成。所以，你也不必固辭了。”
　　這是說潘祖蔭亦入軍机。真是兩全其美的辦法，翁同和自然欣喜，但立刻就想到軍机上的忌諱。相傳軍机忌滿六人，滿了六個，必定有一個要出事。不過再一轉念，自己正是鴻運當頭的時候，只要謹慎小心，持盈保泰，必可無事，也就釋然了。
　　“說實話，”他趁机賣個人情給潘祖蔭，“如果不是樞臣至重，非臣下所得保舉，我的折子上就要荐賢了。”
　　“承情之至。”潘祖蔭忽然皺起了眉，“王夔石這一案，如何了局？”
　　翁同和想了想答道：“解鈴系鈴，還得疏通蘭蓀。”
　　他這話的意思是，王文韶為張佩綸所猛攻，而幕后的操持者是李鴻藻，只要他放松一步，關照張佩綸不再講話，形勢一和緩，則以王文韶學沈桂芬柔婉事女主所得的“帘眷”，不致于深究責任，那時就可以設法為他化解其事了。
　　“不然……。”
　　一句話未完，蘇拉在門外提高了聲音喊道：“翁大人！叫起。”
　　“我先上去，回頭再談吧！”
　　翁同和匆匆整冠理袍，掀帘而出，由西一長街進遵義門，只見御前大臣貝勒奕劻迎了上來，拱手道賀，他以長揖還禮。
　　“請吧！不必帶班了。”奕劻指著東暖閣說。
　　這是穆宗駕崩之地。翁同和是天閹，男女之愛，极其淡薄，惓惓深情，都注向父子、兄弟、師弟之間，所以此時回想八年前的光景，大有悲從中來之感。當時總以為“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門生天子竟棄天下，十三年心血付之東流，從今以后，逐波浮沉，謹慎當差，免于無咎而已。那知复為帝師，而且居然參与樞机。撫今追昔，哀樂交并，內心相當激動。
　　因此，進殿磕了頭，講話時便失去了他平日雍容不迫的神態，當慈禧太后以“世受國恩、不應辭差”的話相責備時，他作了一番長長的辯解。
　　但是，講來講去只是“圣學為重，兼差則恐心志不專，有所貽誤。”慈禧太后當然是一再獎許勉勵，最后顯得有些不耐煩了。
　　“我身子剛好，實在也還沒有精神另外去挑人。”她說，“我平時想過多少遍了，總覺得只有你靠得住，你不要教我為難。”
　　說到最后這兩句，翁同和便有感激涕零之意，磕一個頭，再無推辭：“臣遵懿旨，盡力報答，只怕才具不夠，有負天恩。”
　　“我知道你肯實心辦事，操守也好，只要肯破除情面，沒有做不好的。”慈禧太后又說：“潘祖蔭在南書房當差多年，性情雖耿直，也是肯任勞任怨的，我也讓他進軍机了。”
　　“是！”翁同和略停一下，听慈禧太后不曾開口，隨即跪安退出。
　　由于王文韶的罷免，翁同和、潘祖蔭的入值軍机，部院漢大臣當然得有一番調動。調動名單，是由李鴻藻主持，他將他的同年，在兵部很得力的副手左侍郎許應騤，調補王文韶的遺缺戶部左侍郎。許應騤的遺缺，補了黃体芳，他還在當江蘇學政，未回京前，由精通律學的刑部左侍郎薛允升兼署。
　　這些調動，對王文韶并無關系。但是，張佩綸九月間由從五品的翰林院侍講，升任正五品的詹事府右庶子，此時更調署正三品的左副都御史，兩個月之中，連升五級，這番异樣的拔擢，加以正式擔負言責，使得王文韶惊心動魄，知道再不知趣，逗留不走，還將有极難堪的事發生，不能不奉侍老母，急急离京。
　　京官离京回東南各省，通稱“回南”，雖有水旱兩途，但攜眷而行，向走水路，以通州為水陸交會轉駁之地。王文韶“官司”未了，豈能安心上路？所以借眷口行李眾多，所雇船只，一時不齊為名，在通州賃了房子，暫時住下來等候消息。
　　人情勢利，官場更甚。俗語說的是，“太太死了壓斷街，老爺死了沒人抬”，因為太太死了，老爺是現任官儿，自有趨炎附勢的人來送喪，老爺死了，官也沒有了，那個還來理睬孤儿寡婦？王文韶如今丟了官，而且還可能有不測之禍，所以除了极少數至親好友以外，其他平時奔走于“王大軍机”府第，受過好處的人，怕張佩綸、鄧承修等人的筆尖一掃到，牽連生禍，都絕跡不至，因而王文韶悄然獨處，書空咄咄，大有窮途末路之感。
　　最難堪的還是他的八十三歲的老娘，四年之前，王文韶以湖南巡撫內召入軍机，迎養老母。其時直隸、河南都在鬧旱災，但沿途地方官辦差，無敢怠慢，要船有船、要車有車、要伕子有伕子，午晚兩頓必是魚翅席，臨走還有饋贈。一路風光，誰不說“王太夫人福气好”？
　　四年之后，境況大不相同。她記得當年在通州“起旱”，由倉場侍郎領頭發起，大開筵宴，“為王太夫人接風”，特地傳了京里有名的班子，唱了三天戲。如今冰清鬼冷，只有剛到那天，通州知州送了一個“一品鍋”，此后就再也不理了。
　　“真不如死掉的好！”王太夫人含著眼淚對儿子說：“我一死，你報了丁憂，看在這分上，他們就不忍心再難為你了！”
　　“娘！娘！你千万寬心，好好養息。”王文韶著急地說，“万一你老人家有個三長兩短，他們更有文章好做，教儿子怎么再做人？”
　　“唉！”王太夫人歎口气，“爬得高、跌得重。這個官不做也罷。”
　　不作官也不能了事，王文韶心里在想，但愿云南報銷案到此為止，不往下追，那就上上大吉了。
　　消息不斷地來，案子越來越熱鬧，一個牽一個，株連不絕。由孫家穆牽出另一名主事龍繼棟，由龍繼棟牽出御史李郁華，照例先解任、次革職、然后收捕下獄。潘英章也被革了職“并著云南督撫和該員原籍湖南巡撫，沿途各督撫一体嚴拿送部。”照這樣子下去，到頭來一定牽涉到自己身上。
　　因此，王文韶如坐針氈，日夜不安，想來想去，不能不在最后一步上有所布置。于是備了一份重禮，派他的儿子王慶鈞悄悄進京，鑽門路找到李蓮英那里，將禮送了上去。
　　到了第三天才有動靜，李蓮英派人將他找了去，王慶鈞見面請安，叫他“李大叔！”
　　李蓮英便也老實不客气，稱他：“世兄！令尊的意思我知道了。現在正在鋒頭上，要避它一避。大家平時交好，能盡力我無不盡力。世兄回去說給老人家，等上頭口气松動了，我自然會有話說。總而言之，事情沒有大不了的，不過要等机會，看情形。”
　　“事情沒有大不了的，”這句話足以令人寬心，“不過要等机會、看情形”，就不妙了。王慶鈞真想說一句：“李大叔，只要你肯拍胸脯，一肩承當，那怕漢口的那家錢庄，雙手奉送，亦所甘愿。”
　　正當他在打主意，如何措詞，能再許個宏愿而又不致太露痕跡時，李蓮英又往下說了。
　　“事情呢，不是我說，你老人家當初也太大意了些。”李蓮英用低沉鄭重的聲音說：“我們自己人，透句話給你，你可千万只告訴你老人家一個人。”說到這里，定睛看著王慶鈞，要等他有了承諾才肯往下說。
　　“是！”王慶鈞肅然垂手，“有關你的話，我絕不敢亂說。”
　　“你說給你老人家，該走走太平湖的路子。”李蓮英說，“六爺多病，七爺又閒得慌。天下大事，都在這句話里頭了。”
　　“是，是！李大叔這句話，學問太大了。我回去，照實稟告家父。”
　　這句話真是含著絕大的學問，王慶鈞還無法理解，只有他父親喻得其中的深意。原來醇王靜极思動，頗想取恭王的地位而代之，但身為皇帝的本生父，鑒于前朝的故事，要避絕大的嫌疑，公然問政，決無此可能，唯有假手于人，隱操政柄，這個人就是李鴻藻。
　　王文韶自己知道，在旁人看來，他是屬于恭王一系的。這還不要緊，坏事的是，他又被看作總理衙門一派，接承了沈桂芬的衣缽，在主戰的清流，便認為他難逃媚洋誤國的罪名，自然深惡痛絕，必欲去之而后快。
　　轉念到此，又找出張佩綸參他的折底來看，其中有一段話，便益具意味了：
　　“恭親王辛苦艱難，創立譯署，文祥以忠勤佐之，中興之功，實基于此。而其時風气未開，人才未出，洋情未盡得，軍務亦未盡竣，文祥繼志以歿；不幸而丁日昌、郭嵩燾輩出，以應付之術，導沈桂芬背恭親王、文祥臥薪嘗膽之初心，而但求苟且無事。于是人人爭詬病譯署，而外夷乃日益驕矣！比來夷焰稍熄，其机可以自強，而老成漸衰，其勢亦不可以自恃。兩府要政，悉恭親王主持，近以五十之年，久病未愈，必調攝得宜，始能強固；故譯署之任，宜有重望長才，共肩艱巨，与樞廷舊臣，合謀協力，乃足使天下省事，而恭親王省心委之文韶，其能胜任愉快乎？”
　　看到這里，王文韶深為失悔，早不見机，原來清流亦有在“譯署”——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一獻身手的雄心。倘或當初保荐張佩綸之流在總理衙門行走，或者遇有重要洋務，類似對俄交涉中，讓張之洞參預那樣，請派此輩會同看折，又何致于會有今日糾纏膠葛，難解難分的局面？
　　于今一切都晚了，只有李蓮英“該走走太平湖的路子”那句話比較實在。
　　要走醇王的路子，最适當的莫如重托翁同和。出京以前，跟他原曾有過一番長談，翁同和的短處是不甚肯擔責任，長處是在謹密小心，托他不一定管用，但決無泄密坏事之虞，大可試上一試。
　　于是，他親筆寫了一封很懇切的信，派專差送至京里。翁同和接信并無表示，他倒是有心幫王文韶的忙，但跟李蓮英的態度一樣，要“等机會、看情形”，而眼前的情形，對王文韶是更為不利了。
　　這一個月，京里大出參案。首先是閻敬銘參奏戶部司官出身，外放為藩司道員的三個漢人，一個旗人，他們的姓氏是姚、楊、董、啟，以前在戶部素有“四大金剛”之稱。閻敬銘的折子中說：“苞苴暗昧莫明，往事尤難根究，臣亦不知其現時居官若何？而外則表率屬員，內則關系部習，似此久著貪劣，難謂既往不究”，因為“既公論之僉同，即官箴之難宥”！所以請旨將此輩“一并罷黜，更不准其潛來京師居住，免致勾結包攬，誘坏仕風。”最后更申明立場：“臣職非糾彈，而忝領度支；此之不劾，無以肅部務而儆官邪！”
　　折子發到軍机，寶鋆首先大搖其頭：“既往不究，与人為善。這樣子追訴，而且都是無根的游詞，如果也認真去辦，則紛扰伊于胡底？”
　　當然，“四大金剛”盤踞戶部多年，寶鋆先掌戶部，后來以大學士“管部”管的亦是戶部，也有多年，看到這個折子，自不免刺心。此外翁同和覺得所參過于空疏，潘祖蔭認為閻敬銘要整頓，先得從眼前做起，不宜追論既往。算起來，軍机大臣中只有一個李鴻藻，對閻敬銘抱持同情的態度。
　　但是，慈禧太后很欣賞閻敬銘的這個折子，“這才是破除情面，這才是實心辦事。”她說，“好些人當我心慈，不會給人下不去。”又說，“三品以上的官員，放缺都先召見過，意思是我手里用的人，我自己再把他們打下去，豈不傷知人之明？這些話都錯了！國家不是家務，不能感情用事，不然一定糟糕。我自己覺得這一層上頭，我最拿得穩。施恩是施恩，辦事是辦事，如果覺得自己所喜歡的人，就都是會辦事的人，那就錯到极點了。我兩個兄弟，自然是我喜歡的，但是他們無用，我就不能讓他們負大責任。閻敬銘，我并不喜歡，然而他的說話行事，真是行得正、坐得正，我不能不听他的。這個折子，當然要准，他是為了整頓戶部，朝廷准了他的辦法，他再做不好，那時候自然可以問他。”
　　于是“四大金剛”，落了個“均著革職，即行回籍”的處分。
　　再一件案子就跟王文韶直接有關了。張佩綸先以云南報銷案，戶部堂官自請處分，認為避重就輕，据實糾參，接著是吏部議處，罰俸一年，認為處分不當，以都察院堂官之一的身分，拒絕在奏折上列名。
　　當閻敬銘奏報云南報銷案核算結果，“含混草率”，參劾承辦司官時，景廉和王文韶以“失察”自請處分，張佩綸就上奏抗爭，認為景、王是避重就輕。及至吏部議奏罰俸一年，他又認為處分過輕，不肯會銜出奏，同時上折說明緣由，要求加重處分。慈禧太后因為這一案已交刑部查辦，一事不兩罰，所以反倒擱置了。
　　此外鄧承修參了左副都御史崇勳、巡視東城御史載彩，奉旨查辦屬實，分別革職。還有個与鄧承修齊名的劉恩溥，直隸吳橋人，官居浙江道御史，專好找旗人的麻煩，奏諫措詞有東方朔之風。曾有一個“黃帶子”在皇城內設賭局，為討賭債打死了一個以賭傾家的旗下世家子，暴尸城下，無人過問。劉恩溥上疏，說這個黃帶子“托体天家，勢焰熏灼，以天潢貴胄，區區殺一平人，理勢應爾，臣亦不敢干預。惟念圣朝之仁，草木鳥獸，咸沾恩澤，而此死者，尸骸暴露，日飽烏鳶，揆以先王澤及枯骨之義，似非盛世所宜，合無飭下地方官檢視掩埋，似亦仁政之一揚。”詞意若嘲若諷，以揚為抑。那時是慈安太后听政，降旨查辦，革了那個黃帶子的爵位。“劉都老爺滑稽”的名聲，就此盛傳九城。
　　“劉都老爺”這回找上了穆宗的老丈人，蒙古狀元崇綺，他是奉天將軍，府尹叫松林，一般顢頇無能。劉恩溥將他們兩個一起參，其中的警句是：“將軍崇綺，除不貪賄外，則無所長；府尹松林，除貪賄外，亦別無所長。”奏折發抄，喧傳人口。但真正的新聞是寶廷的自劾。大年三十有一道上諭：“侍郎寶廷，途中買妾，自請從懲責等語。寶廷奉命典試，宜如何束身自愛？乃竟于歸途買妾，任意妄為，殊出情理之外。著交部嚴加議處。”
　　寶廷已經回京，新年中往還賀節，少不得有好事的人問起，寶廷并不諱言，而且喚他的新寵出來見客。這是個長身玉立的美人，芳名檀香，可惜有几點白麻子。
　　寶廷一向風流放誕，這一次的“途中買妾”已是第二回，頭一回是在同治十二年。
　　同治十二年鄉試，寶廷放了浙江的副考官。考官入闈之前，國防嚴密，摒絕酬酢，出闈以后就輕松了，尤其是鄉試，闈后正是“一年好景君須記，最是橙黃菊綠時”。浙江巡撫楊昌浚作東，請正副考官徐致祥和寶廷去游富春江，訪嚴子陵釣台的古跡，坐的是有名的“江山船”。
　　這“江山船”從明初以來，就歸“九姓”經營，叫做“九姓漁戶”。明載大清會典，元末群雄并起，明太祖大敗陳友諒于鄱陽湖，他的部下有九姓不肯投降，遠竄于浙南一帶。明太祖為懲罰叛逆，不准他們在岸上落腳，因而浮家泛宅在富春江上，以打漁為生，九姓自成部落，不与外人通婚。
　　水上生涯，境況艱苦，打漁以外，不能不另謀副業，好在船是現成的，不妨兼做載客的買賣。嚴子陵釣台所在地的“九里瀧”一帶，風光胜絕，騷人墨客，尋幽探胜，自然要講舒服，所以“江山船”也跟無錫的“燈船”，廣州的“紫洞艇”一樣，极其講究飲饌。久而久之，又成了珠江的“花艇”，別有一番旖旎風光。
　　江山船上的船娘，都是天足，一天兩遍洗船，自然不宜著襪，跟男子一樣，穿的是淺口蒲鞋，但制作特別講究，鞋頭繡花，所以浙江人稱這些船娘，叫做“花蒲鞋頭”。
　　寶廷是旗人，喜歡天足女子，所以一上了江山船便中意。那只船的“花蒲鞋頭”名叫珠儿，有旗下大妨娘的婀娜，兼具江南女儿水樣的溫柔，寶廷色授魂与，將量才的贄敬，作為藏嬌的資斧，量珠聘了珠儿。只是這樁韻事，既玷官常，亦干禁例，所以跟船家約好，他自己由旱路進京，船家自水路送珠儿北上到通州，再由他出京來接。結果人船俱杳，是根本不曾北上，還是中道變計，化為黃鶴，根本無法究詰。更無法報官，算是吃個极大的啞巴虧。
　　這一年典試福建，闈中极其得意，解元鄭孝胥的詩筆，更為他所激賞。帶著門生的詩卷，取道浙江，由蒲城到衢州，歸浙江的地方官辦差，坐的自然是江山船，便遇見了這個長身玉立，有几點白麻子的檀香，納之為妾。
　　由于上一次的教訓，寶廷這一次學得乖了，江山船到了杭州，另外換船循運河北上，帶著新寵一路同行。不過也不便明目張膽地同舟共宿，變通的辦法是，自己坐一號官船，另外備一條較小的船安置檀香。一大一小兩條船，銜尾而行，到了海宁地方遇上了麻煩。
　　麻煩是派在小船上照料的寶廷的听差自己找的，辦差的驛丞不知道這條小船也算“官船”，不加理睬。那听差仗著主人的勢，大打官腔，彼此起了沖突。等寶廷出來喝阻時，驛丞已經吃了虧回衙門申訴去了。
　　海宁知州是個“強項令”，聞報大怒，料知寶廷自己不敢出面來求情，便下令扣留小船。說主考回京复命，決無中途買妾之理，冒充官眷，須當法辦。
　　這一下寶廷慌了手腳。他也知道平日得罪的人多，倘或一鬧開來，浙江巡撫据實參劾，丟官還丟面子。倒不如上奏自劾，還不失為光明磊落。
　　打定了主意，上岸拜客，見了知州，坦率陳述，自道無狀。海宁知州想不到他會來這么一手。到底是現任的二品大員，不能不賣面子，不但放行，還補送了一份賀禮。
　　寶廷倒也言而有信，第二天就在海宁拜折，共是一折兩片，條陳福建船政，附片保舉福建鄉試落第的生員兩名，說他們精通算學，請召試錄用。這都是表面文章，實際上另外一個附片，才是主旨所在。
　　附片自劾，亦須找個理由，他是這樣陳述：“錢塘江有九姓漁船，始自明代。奴才典閩試婦，坐江山船，舟人有女，年已十八。奴才已故兄弟五人，皆無嗣，奴才僅有二子，不敷分繼，遂買為妾。”又說：“奴才以直言事朝廷，層蒙恩眷，他人有罪則言之，己有罪，則不言，何以為直？”
　　象這樣自劾的情事，慈禧太后前后兩度垂帘，听政二十年還是第一遭遇見，召見軍机，垂問究竟，沒有人敢替寶廷說話。李鴻藻痛心他為清流丟臉之余，為了整飭官常，更主張嚴辦，因此交部議處的逾旨一下，吏部由李鴻藻一手主持，擬了革職的處分。
　　這是光緒九年正月里的一樁大新聞，其事甚奇，加以出諸清流，益發喧騰人口。當然，見仁見智，觀感不一，有人說他名士風流，也有人說他儇薄無行。已中了進士的李慈銘，除去張之洞以外，与李鴻藻一系的人，素來气味不投，便斥之為“不學”，而且做了一首詩，大為譏嘲，用的是“麻”韻：
　　“昔年浙水載空花，又見船娘上使槎。宗室一家名士草，江山九姓美人麻。曾因義女彈烏柏，慣逐京倡吃白茶。為報朝廷除屬籍，侍郎今已婿漁家。”
　　這首詩中第二聯的上句，用的是彈劾賀壽慈的故事，下句是說寶廷在京里就喜歡作狎邪游。這是“欲加之罪”，寶廷處之泰然，但檀香卻大哭了一場。說起來是為了“江山九姓美人麻”的一個“麻”字，唐突了美人，其實別有委屈。寶廷雖一直是名翰林，但守著他那清流的气節，輕易不受饋遺，所以也是窮翰林。不善治生而又詩酒風流，欠下了一身的債。債主子原以為他這一次放了福建主考，是文風頗盛而又算富庶的地方，歸京复命，必定滿載而歸。誰知道所收贄敬，一半作了聘金，一半為檀香脂粉之需，花得光光。
　　如果寶廷還是侍郎，倒也還可以緩一緩，不道風流罪過，竟致丟官，債主子如何不急？日日登門索債，敲台拍凳，口出惡言。檀香見此光景，不知后路茫茫，如何了局，自然是日夕以淚洗面了。
　　寶廷卻洒脫得很，雖革了職，頂著“宗室”這個銜頭，內務府按月有錢糧可關，本旗有公眾房屋可住，便帶著兩個儿子，攜著“新寵”遷往西山“歸旗”。山中歲月，清閒無比，每日尋詩覓句，他那部題名《宗室一家草》的詩稿，亦經常有人來借閱，最令人感興味的，自然是那首《江山船曲》：
　　“乘槎歸指浙江路，恰向個人船上住。鐵石心腸宋廣平，可怜手把梅花賦；枝頭梅子豈無媒？不語詼諧有主裁。已將多士收珊网，可惜中途不玉壺。”
　　但最后自道：“那惜微名登白簡，故留韻事記紅裙”，又說：“本來鐘鼎若浮云，未必裙釵皆禍水”。隱然有“禍兮福所倚”之意，就大可玩味了。
　　于是有人參悟出其中的深意，認為寶廷是“自污”。清流已如明末的“東林”，涉于意气，到處樹敵，而且搏擊不留余地，結怨既多且深，禍在不遠，所以見机而作，仿佛唐伯虎佯狂避世似的，及早脫出是非的漩渦，免得大風浪一來，慘遭滅頂。此所以“故留”韻事，“不惜”微名，而裙釵亦“未必”都是“禍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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