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前面的話：本節可能沒什麼意思，主要以資料為主。還望諸位看官看在兄弟我查這些資料不易的份上，不喜勿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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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6月初，由《新民報》、《泰晤士報》、《紐約時報》、《時代》等多家報社組成的中外記者團突破重重封鎖來到延安。記者團在訪問**等幾位領導的同時，還訪問了延安的各個機關單位、學校、市場和附近的鄉村。這裡的一切都深深吸引著這些客人。數天後有一部分記者離開延安，東渡黃河去往前方的抗日根據地。
而此時，一架飛機正從美國飛往重慶，飛機上的是現任美國副總統——亨利·華萊士一行。他此行的目前是受羅斯福之托與那位蔣委員長商量、甚至可以說是迫使他同意向延安派駐美軍觀察組的事宜。
其實早在去年六月，美國駐華使館秘書、史迪威將軍的政治顧問之一戴維斯就向華盛頓遞交了一位長達十頁的書面報告。較為詳盡地分析蔣與延安之間存在的分歧與鬥爭及美蘇捲入這一鬥爭的危險性。最後戴維斯在報告中報出了美國與延安方面直接進行接觸的大膽建議，並主張向解放區派駐美軍觀察員。雖說當時羅斯福並沒有採納戴維斯的建議，但他的這份報告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同年盟軍在東、西方各主要戰場相繼轉入戰略反攻和進攻。為早日打敗日軍，史迪威於九月提出了裝備和使用**軍隊的建議，這自然是蔣委員長堅決不能同意的。相反蔣為了得到更多的外援，不止一次地以退出對日作戰來要挾羅斯福。這讓羅斯福深感不快，也對蔣這種抗日的態度頗為不滿。
今年一月，戴維斯再次向白宮建議向解放區派駐觀察員的報告。這次羅斯福同意了，莘在報告上作了指示，要求美國陸軍和海軍部制定出相關方案，並準備採取行動。
二月，史迪威把蔣用50萬軍隊圍堵八路軍一事向參謀長馬歇爾作了報告，並指出這一做法對抗戰極為有害。羅斯福知道此事後對更感憂慮。九日，羅斯福致電蔣委員長，正式提出派遣美**事代表團到解放區的要求。蔣自然不會同意。一個月後，羅斯福再次致電蔣，說美戰區司令部正準備短期內派出使團赴解放區進行考察。在羅斯福的壓力下，蔣於四月回電，原則上同意，但在具體實施時，又以各種理由拖延。
也就在這個時候，日軍發動了豫湘桂戰役，**在短短兩個月的時間裡丟掉了幾十座城市，而且還在不斷後撤。美國擔心，中國正面戰場的危機會影響美國在太平洋戰場的勝利，影響盟軍以中國大陸為基地反攻日本，影響美國以最小代價打敗日本法西斯的戰略目標。於是，才有了華萊士一行的重慶這行。
6月20日，華萊士一行四人到達重慶，華萊士很快就與蔣委員長開始會談，他轉述了羅斯福對待國共關係的基本立場，那就是是和解。而蔣卻向他展開了一通冗長的埋怨，說中國因為有了他們而遭到極大災害，由於雙方的嚴重分歧，會談陷入了僵局。
此次訪華，給華萊士留下了糟糕的印象，他在給羅斯福的電報中說：「我們對蔣的支持恐怕是一項短期投資，他實在沒有治理戰後中國的智慧和政治力量，戰後中國的領袖大概將會通過政治變革或革命的方式產生出來。」同年11月，羅斯福稱：「重慶政府尚在17世紀，要出面擔當20世紀的任務，必定力不能繼。」
5天後，華萊士啟程返回美國，雖然他此行沒有促使蔣採取有效措施改善兩黨之間的關係，但他在談判桌旁與蔣苦鬥三天，終於以美國駐重慶的b－29遠程轟炸機隊需要根據地情報為借口，迫使蔣答應美方向延安派遣觀察組的要求。
6月28日，**收到延安駐重慶代表林伯渠、董必武來電：美**事人員赴延安一事已確定。**看完電報後很興奮，當即回電表示熱烈歡迎。之後，一眾領導人齊聚主席的窯洞，商量接待美軍觀察組一事。第二天，**主持七中全會主席團會議，就美軍觀察組來延安問題進行了專題討論。會議決定：對美國觀察團表明，我黨需要合作抗戰，勝利後需要和平建國；在交涉中以老實為原則。
為確保美軍飛機安全降落。**還請來懂航空知識的同志商討降落的安全問題，並派部隊對現有機場進行了修整和加寬。隨後又親自草擬電報，詳細說明的機場的情況（包括跑道長、寬、走向），降落方向，雨季飛機不能超重以及各種標誌等，給林伯渠董必武。
另一方面，美國中緬印戰區懷念部也開始了各種準備工作。經過挑選，最後確定了一份18人的名單，他們中多數都有長期在中國生活和工作的經歷，有步兵、航空兵、信號兵和軍醫等。分屬美陸海空及情報局各系統。
觀察組被賦予的使命是：我軍獲取的日軍作戰情報，瞭解我軍的作戰情況和物資裝備供應情況。考察華北地區的氣象、經濟等情況。協助延安和幾個主要的敵後根據地建氣象站，為陳納德的美軍航空隊提供了可靠的氣象情報。協調八路軍和新四軍對迫降在敵占區的美軍飛行員進行積極救援。評估我黨對抗戰所能作出的貢獻，探索與我黨進行軍事合作的可能性等。
7月20日，被美方戲稱為「迪克西使團」的美軍觀察組第一批成員九個人，啟程飛赴延安，美國駐華大使館武官包瑞德上校是這支觀察組的第一任組長。22日中午時分，飛機抵達延安上空。雖然機場經過了修整，但依然還是十分簡陋，又沒有導航設備，雖有人在地面上揮動旗子以示信號，並指明了飛機要著陸的地方，但觀察組成員乘坐的飛機著陸時還是出現了問題，不過好在有驚無險，沒有人員傷亡。
朱總司令、周副主席、葉參謀長、賀老總等人代表**到機場迎接觀察組的到來，隨後用卡車把眾人接到延安南關的窯洞招待所。隨後，朱總司令請眾人吃了一頓慧的午餐，飯前，總司令作了一個謙和的演講以歡迎他們的到來。午飯後，周副主席與包瑞德、謝偉思作了次簡單的交談，主要是瞭解美軍觀察組的工作安排情況，並轉達了**對美軍觀察組成員的慰問。包瑞德把他們將要進行的有關工作向周恩來作了簡要介紹。
當天晚上，**出席了在王家坪八路軍總部為美軍觀察組舉行的晚宴，以示對美國客人的歡迎。席間，**風趣地對客人們說：「你看你們是多麼重要!為了讓你們到來，連美國副總統也不得不親自到重慶去見蔣委員長做說服工作。」
儘管去年包瑞德、謝偉思等人已經從白修德那裡或多或少的瞭解到了一些延安的情況，但隨後幾天的走訪，還是讓他們覺得耳目一新。
據後來他在報告中描述：「我們一行所有的人都有同樣的感覺：我們似乎來到了另一個國家，見到了不同的人民。精神面貌和氣氛是如此之不同。一位生長在中國的軍官說：『我覺得需要好好地感受一下此地真正的中國氣息。』許多方面都顯示出了另一種氣氛。在他們的談話和行動中看不到裝腔作勢和繁文縟節。無論官員和平民在對待我們抑或中國人自己，彼此相待時均開誠佈公、直截了當和友善。他們平易近人，沒有人在他們面前奴顏婢膝。在重慶經常看見的動輒崗哨林立、如臨大敵的緊張局面在此一概不見。這裡充滿信心。戰爭是近旁和切實的存在。沒有失敗主義，而只有信心。沒有對戰爭的厭倦情緒。」
幾天後，許多人乾脆換下了身上的美軍制服，穿上了當地土布裁製的八路軍軍裝，並且合影留念。
而且美軍觀察員們還發現他們並不是這裡唯一白人，除了美國人馬海德大夫外，還有美國人李敦白；英國人林邁可；德國人漢斯·米勒；奧地利人傅萊（原名泰因·理查德）。當然，這裡也有蘇聯人，不過不像重慶和美國國內某些人宣揚的「延安只是蘇聯的『附庸、代理人、傀儡』」那樣，延安只有三個蘇聯人。有一個是外科大夫，雖然當過兵但早在兩年前就離職了，整天忙著在醫院做手術。另外兩個是記者，薩沙和安德烈，而這兩個人連中國話都說不好。
更令他們感到驚訝的是在這裡看見了許多的日本八路。雖然在美**隊裡也有日裔士兵，但那些多是在美國出生長大的，在那些日裔美軍心裡已經把自己當成了真正的美國人。而這些日本八路不一樣，他們大多是前線被俘的日本兵，現在隸屬於由反戰同盟改組的「日本人民解放聯盟」，聯盟中的許多成員已經被派往前線根據地，主要負責敵方日軍進行反戰宣傳。
經過一段時間的初步瞭解和準備後，美軍觀察組即分頭開展工作。軍事方面的工作由包瑞德負責。延安方面為他們開展工作提供了種種方便。
為使美軍觀察組成員盡可能地瞭解抗日根據地的情況，中央專門組織安排了八路軍、新四軍和邊區政府等有關方面的負責人，向他們全面介紹我黨的各項方針政策和抗日根據地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方面的建設及敵後戰場的作戰情況。朱總司令和周副主席等則經常不拘形式地同美軍觀察組成員進行會見和交談，盡可能地解答他們提出的各種問題。
包瑞德曾在其所寫的報告中指出：「延安當局給予了觀察組最熱心的合作,毫不猶豫地向我們提供任何方便，在他們控制的任何地區與我們合作，對美國人的旅行未加任何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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