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格萊斯頓的報告
12月24日
尊敬的皮爾首相，阿伯丁外相：
在明年春天國會開始時，請幫我向國會提交這份外交報告。
璞鼎查爵士在一八四一年乘輪船來到印度，麻恭少校在一八四一年乘輪船攜帶南京條的到英國去，雨人都是取道蘇伊士地峽「橫跨大陸」的路線，這雨件事都被認為是有特別重要性的。在一八四三年，大英輪船公司為從南安普頓到香港的每月快班船採取了這條航線，一個小的木製明輪船「滿麗伍德夫人號」總噸數五五三噸，這就是當時航行在遠東和英格蘭之間效費比最高的船舶。
這就是當時交通情況，就在這種情況下，西洋商人在條約所准許的自由下前往發展對中國的貿易。
在一八三四年他們已趣從東印度公司的壟斷所加在英國商人的桎梏中解放出來，在一八四二年中國壟斷的重擔也被撤除，他們得到了在五個口岸無限制貿易的權利，不再局限於廣州一地。
外國人數是二五九名，其中一四七名是履於二十四個商行的英國人，四八名是屬於四個商行的港腳人和其他來自英屬印度人，四九名是屬於十一個商行的美國人;再下一年，在一八四三年，總數是三五二名。
新口岸的開放和澳門的興起，對於貿易起了一個很大的刺激作用，
在一八四三年，在除廣東以外四個通商口岸共有二一九個商行;其中一百一十一個是英國人的，四十五個是港腳人和其他印度人的，二十三個是美國人的，七個是普魯士和其他德國人的，六個是葡萄牙人的(在澳陽的不包括在內)，五個是瑞士人的(是製造撞表的)，六個是法國人的，二個是荷蘭人的，三個是丹麥人的，二個是秘魯人的。
上海是在一八四一年十一月十七日由我通告開埠通商的;美國第一任公使是亞伯拉罕林肯。
上海城牆與河之間有一片城郊，就像一個中國城常有的情形一樣，它的面積很有限，在它的上面不容有任何房屋的;後來外國租界所佔的地區就是一塊沒有房屋的荒地。所以，在上海並沒有發生一個像在福建和廣州「反入城」事件。
商人和傅教士都在城裡有房屋。因為中國人並未堅持把外國人排斥出城，外國人也就不堅持留居在這觀瞻和嗅味都不好的城裡，
經過協商，英國和美國，還有其他的外國人獲得在城外取得土地建築房屋的權利。英國頒事首先為公使館租了一塊二十三英畝的土地，現在的英國公使館就座落在這塊地區之內;根據一把四二年，我本人與上海道台胡林翼簽訂的條約，北以蘇州河為界，南洋涇濱為界，東以黃浦江，西面的界址卻井未確定，在這個地區內，准箭英國臣民得與中國士地所有主以私人契構取得土地。包括一八o英畝的面積;
美國人主要在蘇州河北岸到虹口發展他們的租界。為了商務和管理的方便，英美租界順利的合併了，並成立了管理委員會——工部局，英國三個席位，美國和清國各一個席位，最後一個席位用來引誘和安撫其他西洋國家。
上海的生活條件比廣州要愜意得多。有廣大的空簡足供愉快的生活，又沒有商館的限制，井且還有前往四鄉去的充分自由。
在這些情.況下，貿易繁榮了，西方商人終於進入了他們期待的那個黃金時代，僅僅英國在上海的出口，1843年就有四百萬元，相對於戰爭以前，是大大增長了。而我們進口商品的大宗，茶和絲，其全世界最好的產地，就在上海一百英里以內。我們下一步的目標，就是把蘇州和杭州，直接納入上海口岸的行政範圍以內。
但另一個口岸，寧波的情況就不那麼理想。
照它作為葡萄牙和早期英國貿易的商港的歷史看來，寧波是曾經被寄以很大的希望，但是這些希望卻注定是要失敗的。這個口岸是在一八四一年十二月英國領事到達時正式開放的;這個口岸的貿易假如能發展起來的話，無疑會像在上海一樣，劃出一塊外國人僑居的區域，可是事實上卻什麼也沒有作到，只是指定一塊外國人可以在裡面居住的區域。這個區域是和中國城位置在河的主流的同一邊，但是有很大一部分卻被河的支流所分開;凡是同這口岸貿易有關的人們，無諭是中國人或外國人，都受到拘束和壓制。
總之，寧波的蕭條是由於其道台葉名琛的無所作為所導致的。
但我們不急於放棄，也不急於改變策略，上海仍舊有很大的發展空間，等上海的商業飽和之後，我們仍舊有時間來調整在寧波的政策。
福州的開放比寧波還要緩慢。這個口岸直接處於閩浙總督劉韻珂的管轄之下，這是一個技巧嫻熟的官僚，非常擅長使用官僚的詭計，幸好公使館的行政總管漢弗萊先生也很擅長這樣的詭計，我們不至於落到下風。但福州當地的領事就沒有這麼幸運了。
簡而言之，劉韻珂對我們總是很客氣，卻在一切事情上都不合作。目前，我們只是保證福建的茶葉能夠穩定的運往上海。
廈門位置在荒蕪不毛的廈門島上，它的繁榮完全依靠與台灣的、經由由西班牙人而與菲律賓的以及與南洋群島的對外置易;在十七世祀和十八世耙時侯，它是荷蘭貿易和英國貿易的中心。廈門道台沈葆楨是一名能幹的官員，但對貿易事業並不熟悉，據廈門領事報告，沈葆楨在竭力學習我們的知識。另外，美國人對廈門有一種獨特的興趣，至於美國人的真正目的，還有待觀察。
廣州，或者說廣東，局勢最為複雜。我們熟悉的楚劍功將軍和李穎修局長領導的叛亂，使得廣東這個省份脫離了清國的控制。以我所認知的這兩個人的能力和眼界來說，他們毫無疑問將奪取整個清國，假如不列顛不加以干涉的話。
這兩個人對貿易的理解是超前的，對我們的商品輸出是歡迎的。1843年英國在廣東的貿易總額超過一百五十萬英鎊，七百五十萬元。然而，據澳門的額爾金勳爵報告，廣東正在成長起來，成長為新興的工業重地，考慮到廣東的面積和資源，比英格蘭行政區還要大，而且人口遠過之，我們不得不考慮一個遙遠而實際的威脅。連不列顛本身都無法承受兩個英格蘭行政區的競爭，那麼，就更不可能容忍在遙遠的遠東地區出現另一個英格蘭。
貿易之劍所向無敵，但這把劍必須要掌握在自己的手裡，不然就會被他所傷。因此，英國的廣東政策，必須從我們的清國整體政策中獨立出來，我建議在下一年度，不再給予廣東省與清國其他口岸同等的貿易條件。
從外交上說，我們必須對叛亂保持謹慎態度，這毫無疑問是合乎道義的，必要時，我們應該以保護貿易自由的名義，對廣東進行禁運和封鎖。
至於另一個叛亂，太平天國，只是中國古老的農民造反，將他們作為異地文明的標本來觀察就可以了。
……
寫完了給國會的報告，格蘭斯頓又給議會的反對黨領袖巴麥尊勳爵寫了一封私信：
……感謝您邀請我與您共同創立自由黨，不勝榮幸，樂意之至。我們在宗教上的分歧無法掩蓋我們對自由貿易的信仰。……
……我的朋友埃文斯勳爵將參加明年春季進行的威爾士三個郡的國會補選，請您堅定的支持他，並教導他在國會的言行舉止，請您相信，埃文斯勳爵正直而高貴，是一位具有古典品德的紳士，您的支持絕對是正確和有益的。……
在和巴麥尊爵士談過黨務問題之後，格萊斯頓再次寫信給他的老朋友，政敵，著名的小說家，現任財政大臣迪斯累利。在信中，格萊斯頓主要核對了清國貿易的稅收賬目。但在最後，格萊斯頓寫道：
著名小說家迪斯累利先生，你的那一本宣揚你的擴張政策的小說，《內鬥帝國》，已經寫了九年，明年將是這本書開始連載的十週年紀念，祝你能夠好盡快完本。
最後，我講一個東方故事給你聽。是我在清國聽到的，富含深刻的哲理。「很久以前，有一個太監……」，本傑明，依你的聰明才智，你能猜到故事的結局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