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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早晨，馬丁·貝克自言自語地出現在維斯保加。他穿過走廊時，一個辦事員惊訝地注視著他。 整個周末他都覺得很舒服，雖然只有一個人過。事實上他已經想不起上一次這么樂觀是什么時候的事。一九六八年的那個夏季還不算太坏。 他沖破斯維瓦那個上鎖的房間的同時，也沖破了自己的牢籠。 他將那些從倉庫帳冊上抄下來的摘要攤開來，在一些大人物的名字旁邊加上檢查標記。然后他開始打電話。 保險公司有一件最要緊的工作：要賺最多的錢，所以他們會讓他們的人員拉長耳朵探听消息。為了同樣的理由，他們井然有序地保存好他們的所有的文件，以防一個惊慌的瘋子來敲詐他們，妨礙他們賺取利潤。時下這种瘋狂的行為已經變得非常不近人情。他們的回答往往是：“不可能的，我們沒有時間。” 他其實可以用其他的方法對付他們，就像他星期五傍晚對付實驗室里那個技師一樣；另外一個方式就是裝腔作勢，給他們更大的壓力，這對一個看來像是某個部門的官僚而言這通常會有用。身為警察，你很難叫其他的警察快一點，但是對其他的人，這种要挾非常好用。 “不可能的，我們沒有時間。這很緊急嗎？” “的确非常緊急！你一定要幫我弄好。” “你直屬的上司是誰？” 總會有諸如此類的問題。 答案一個個地冒了出來，而他一一將它們記下來：補償給付、案件結案、被保險人死亡。 馬丁·貝克不斷打電話、記筆記，那些帳冊的旁邊已經寫滿了東西，而他當然并沒有得到什么答案。 在他打第八個電話的時候，他突發奇想地說： “公司收到保險金之后，那些毀坏的商品都怎么處理？” “我們當然要檢查一下，如果還可以使用的，我們就廉价賣給員工。” 對，沒錯！而這也算是一筆不小的利潤，當然。 突然他記起自己在這方面也有些經驗。大約二十几年以前，就在他結婚后不久，他的日子非常難過。在英嘉——成就這段婚姻的主因——出生前，他的妻子曾經在保險公司工作，在那里她常常可以買到很多折价的肉湯罐頭，味道不是一般的差，罐子也常在運送的時候被敲得歪七扭八的。他們有時候連續好几個月都靠那些罐頭維生；從那時起，他就開始不喜歡喝肉湯。也許卡爾·斯維瓦或是一些專家已經嘗過那些難喝的液体，而且發現它不适合人類。 馬丁·貝克還沒撥第九個電話，突然電話就響了起來。是有人找他要東西，當然那不可能是…… “喂，我是貝克。” “喂，我是亞姆。” “哈囉，真高興你打電話來。” “是啊，不過你那里似乎很忙。不管這些了，我只是想幫你最后一個忙。” “最后一個忙？” “在你升為委員之前。我知道你已經找到彈殼了。” “你看到了嗎？” “你以為我打電話來是做什么的？”亞姆不悅地說。“我們可沒有時間打電話閒聊。” 他一定知道些什么，馬丁·貝克想，如果亞姆打電話來，那一定是有什么重要的事，不然通常你只能收到他寫的條子。馬丁大聲地說： “你真是好心。” “你說的沒錯。”亞姆同意他的話。“是這樣的，你拿來的那個彈殼已經磨損得相當嚴重，很難從上面發現什么。” “我了解。” “我才不相信你了解。我猜你想要知道它是否与自殺用的那顆子彈吻合？” “沒錯。” 一陣靜默。 “沒錯，”馬丁·貝克說。“我想知道的就是這個。” “它們非常吻合。”亞姆說。 “真的？” “我已經告訴你了，絕對沒錯，我們可不是隨便猜猜而已。” “對不起。” “我想你沒有找到那把槍吧？” “沒有，我不知道它在哪里。” “就這么巧，”亞姆冷淡地說，“它現在就放在我的書桌上。” 在昆斯荷曼街特別小組的巢穴里，正是一片愁云慘霧。 布多沙·奧森匆匆赶到國家警察局去請示。國家警察局長告訴他們不准將消息外傳，而奧森非常急切地想弄清楚是什么事情不能外傳。 庫爾保、隆、拉森三個人都沉默地坐著，他們的坐姿讓人想起羅丹的“思考者”。 有人敲了敲門，而几乎同時，馬丁·貝克已經站在房間里了。 “嗨！”他說。 “嗨！”庫爾保說。 隆點點頭，而拉森則沒有反應。 “你們看起來似乎不太高興。” 庫爾保看著他的老朋友說： “無事不登三寶殿啊！什么風把你吹來的？沒有人會自愿一到這里來。” “的确，除非有人給了我錯誤的信息。你們這里有個痞子叫莫里森的。” “是啊，”隆說，“韓斯街那個案子的凶手。” “你找他做什么？”庫爾保質疑地說。 “只是想和他見個面。” “干嘛？” “想和他談談——我想他應該會吐出些東西。” “這我就不太确定了。”庫爾保說。“他是個大嘴巴，但是沒有用在正道上。” “他不承認嗎？” “可想而知他不會。但是依照目前我們手上的證据，他是跑不掉了。我們已經在他住的房子里找到他作案時戴的面具，還有凶器；而且我們也證明那是他的。” “哦？” “槍上的編號被磨掉了；而金屬上的磨痕与他住處的研磨机所磨出來的痕跡，在顯微鏡下的結果非常吻合。罪證确鑿！但是他還是一直否認。” “對啊，而且證人也指認了他。”隆說。 “這樣……” 庫爾保開了口，但是并沒有馬上接下去。他在電話上按了按，并對話筒大聲下了几個命令。 “他們現在就帶他下來。” “我可以在哪里和他談談呢？” “用我的房間。”隆說。 “好好問問那個白痴吧，”拉森說，“他是我們僅有的了。” 不到五分鐘，莫里森就出現了，還和另一個警察銬在一起。 “這似乎是多余的，”馬丁·貝克說。“我們只是談談話罷了，打開手銬然后到外面等一下。” 警衛打開了手銬，莫里森緊張地撫著他的右手腕。 “請坐。”馬丁·貝克說。 他們在書桌旁相對而坐。 馬丁·貝克以前沒有見過莫里森，但是他注意到這個男人似乎情緒非常激動，也非常緊張，一副快要崩潰的樣子。這并不令他感到惊訝。 也許他們曾經給他一頓好打，也許沒有。有時候，那些殺人犯被捕之后精神狀況都不太穩定，而且會失去理性。 “我是替死鬼而已。”莫里森尖聲說。“那些警察或者別人在我家布置了一些偽證。那家銀行被搶的時候我根本不在城里，可是連我自己的律師都不相信我，我能怎么辦？” “你是瑞典裔的美國人嗎？” “不是。你為什么這樣問？” “你說‘布置’，這不是瑞典的用語。” “噢，要不然你要怎么說呢？那些警察沖進你家而且放了一頂假發、太陽眼鏡、還有槍，天知道還有什么別的！然后他們假裝當場人贓俱獲？我發誓我從來沒搶過銀行。但是連我的律師都說我沒有翻身的机會，你還要我說什么？承認我殺了人？一個完全不相干的人？我快要發狂了。” 馬丁·貝克把手伸到書桌底下按了一下按鈕。隆的書桌是新的，上面狡猾地裝配了內藏式的錄音机。 “事實上，”馬丁·貝克說，“我和那些事毫無關系。” “是嗎？” “是，毫無關聯。” “那你想要干嘛？” “談點別的。” “還能有什么？” “一個我想你非常熟悉的往事。從一九六六年三月開始的，一箱西班牙利口酒。” “什么？” “事實上我已經查過所有的文件。你合法進口了一箱利口酒，說那是要給客戶的，而且付了錢，付了所有的錢，包括裝箱。對嗎？” 莫里森沒有回答他。馬丁·貝克抬頭看見那個家伙正張著口，滿臉震惊。 “我已經搜集到所有的資料了。”馬丁·貝克重复道。“所以我假定它是正确的。” “是的，”莫里森終于說話：“你說的沒錯。” “可是你根本沒收到什么訂單。如果我猜得沒錯的話，那個箱子在轉運的時候不小心打破了。” “是的，雖然我并不認為那是件意外。” “對，你說的對。我相信那個倉庫管理員，叫斯維瓦吧，是故意打破的。” “你說得真對，事情就這樣。” “嗯，”馬丁·貝克說，“我想你對這些事也厭煩了，也許你不想談這個老故事？” 過了很久，莫里森才說： “可以啊，為什么不可以呢？說些我真的做過的事可能比較好些，要不然我會發瘋。” “那就如你所愿吧！”馬丁·貝克說。“現在，依我看來，那些瓶子里裝的不是利口酒。” “目前為止你還是對的。” “里面到底裝的是什么并不重要。” “如果你有興趣我可以告訴你。那些瓶子是在西班牙裝箱的，雖然看起來像是酒，可是其實是制造嗎啡的原料。那個時候那是非常普遍的東西，運這些東西的利潤很不錯。” “是的，但是就我所知，走私這种不當的東西——因為它是不當的——是很重的罪。” “你說得對。” 莫里森說，他的態度就好像那時候也這么認為似的。 “然后，我有理由相信你被這個斯維瓦勒索。” 莫里森沒有說話。馬丁·貝克聳聳肩說： “我已經說過，你可以不回答。” 莫里森又開始有些緊張，他慢慢地改變了坐姿，但是他的手沒有移動。 他們一定是對他造成相當大的心理壓力，馬丁·貝克這樣想，而且有些惊訝。他知道庫爾保用的方法，而且知道它們大都很人道的。 “我會回答你，”莫里森說。“不要停，這些事實可以讓我回到現實。” “你每個月付斯維瓦七百五十元。” “他想要一千，我說五百，七百五十是妥協后的价錢。” “為什么你不直截了當地告訴我全部的實情，”馬丁·貝克說。“還是你有什么事不清楚，我們可以一起討論一下。” “你真的這樣想？”莫里森說，他的臉抽動了一下，喃喃自語地說：“可能嗎？” “真的。”馬丁·貝克說。 “你也以為我是神經病嗎？”莫里森突然問他。 “沒有。為什么我應該這么認為？” “每個人似乎都以為我發瘋了，連我自己都快相信是這樣了。” “只要告訴我真相，”馬丁·貝克說。“一切當然都會有解釋。所以……斯維瓦壓榨你。” “他是個吸血鬼，”莫里森說。“那時候我不能被捉到。我以前被關過，還有一些沒有定罪的案底，而且被監視。當然你應該知道這些的。” 馬丁·貝克沒說什么，其實他還沒有仔細查過莫里森的犯罪記錄。 “唉，”莫里森說，“一個月七百五十元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一年九千嘛，光那個箱子里的東西就比那多多了。”他想了一下，然后惊愕地說：“我搞不懂，你怎么會知道這些？” “在我們這個社會里，大多數的事情都會建檔。”馬丁·貝克和藹可親地說。 “但是那些混球每個禮拜都會打破一大堆箱子。”莫里森說。 “沒錯，可是你是惟一沒有要求任何賠償的人。” “這是真的，我還必須求他們不要來，要不然那些保險鑒定員會來東看西看的。一個斯維瓦就已經夠了。” “我了解。而你繼續付他錢。” “大概一年吧，我想不理他了，但是只要我遲几天匯錢，那個老家伙就來恐嚇我，而我做的事都是不能見人的。” “你可以告斯維瓦勒索。” “是啊，然后自己進去蹲几年牢。不，我只能做一件事——付錢。那個混蛋放棄了他的工作，把我當成他的退休基金。” “而最后你受夠了？” “是的，”莫里森緊張地擰著手帕。“我只告訴你，”他說，“你應該不知道我付了多少錢給他吧？” “我知道，五万四千元。” “你似乎知道所有的事。”莫里森說。“喂，你能不能接替那些瘋子來辦這件銀行搶案啊？” “這也許有點困難。”馬丁·貝克說。“可是你也不是乖乖地就付錢吧，是嗎？你偶爾也嚇嚇他吧？” “你怎么知道？大概一年前，我開始計算這些年來付給那個賊的錢。去年冬季我去找過他。” “真的？” “我在城里和他見面，并且告訴他不要再這樣了。但是那個老頑固只是說，如果我不准時付錢，后果自己負責。” “他會怎么樣？” “他會立刻沖進警察局。當然利口酒那件事已經是陳年往事，可是我其他的事就逃不過警察的眼睛了。我在從事的也不是什么合法的事，何況我發現很難解釋為什么要一直付他錢。” “無論如何，斯維瓦告訴你一些事好讓你平靜下來，不是嗎？他說他快死了。” 莫里森沉默地坐了好長一會儿。 “斯維瓦告訴過你這些事嗎？還是你從檔案上看到的？” “都不是。” “那你是會讀心術還是什么的囉？” 馬丁·貝克搖搖頭。 “那你怎么會知道每個細節？他說他得了癌症，而且可能活不過六個月；無論如何，我猜他被嚇倒了。而我想，反正六年都過了，六個月一下也就過了。” “你最后一次和他說話是什么時候？” “是在二月，他在哭，而且在抱怨。你大概以為我和他有點親戚關系。他說他正要去醫院——去‘死穴’，他這樣說的，其實是放射科診所。他似乎完蛋了，一切都要過去了，我自己這樣想著。” “但是你打電話去醫院查問？” “是的，他不在那里，他們說他是到南區的一家診所。然后我開始怀疑事情有些蹊蹺。” “我曉得，所以你打給那里的醫生，說斯維瓦是你的叔父。” “今天好像不是我來告訴你什么事情的，不是嗎？到現在為止，我說的任何事情你都已經知道了。” “哦，不是的……” “什么不了解？” “例如，你用了什么名字？” “斯維瓦，當然，要說是那個混蛋的侄子，我一定得說我叫斯維瓦。你沒想到嗎？”莫里森既興奮又惊訝地看著馬丁·貝克。 “不，事實上我沒想過，你看吧！” 某种感情在他們之間開始萌生。 “我找到的那個醫生說老家伙很健康，而且再活個二十年也不成問題。我算了算……”他沉默了下來。 馬丁·貝克很快地算了一下說： “這意味著十八万多。” “對，沒錯。我投降了，你比我聰明多了。那一天我又付了三月份的錢，這樣存款單才會在他回家的時候就寄到。同時……噢，你知道我還做了什么嗎？” “你決定這是最后一次付錢給他。” “說對了。我听到他星期六還要去醫院，所以在他一走進商店去買貓食的時候，我抓住他，而且告訴他一切都要結束了。但是他還是一樣頑強，說如果下個月十二號他沒有收到銀行的通知單的話，我會知道有什么結果。不過他被我嚇坏了。你應該知道他后來怎么了？” “他搬家了。” “當然你也知道這事……以及我后來做的事吧？” “是的。” 沉默了一會儿，馬丁·貝克感到錄音机好像完全沒有聲音了。在兩人會面以前，他曾經檢查它是否還能用，而且換上新的帶子。現在他必須想一個策略。 馬丁·貝克說： “沒錯，我也知道這些，剛才說過了。大致來說，我們這次的談話可以告一個段落。” 莫里森看起來很明顯有些不安。 “等一會儿。”他說。“你真的了解嗎？” “是啊！” “你了解，我卻不了解。他媽的，我甚至不知道那個老家伙是生是死，這才是真正恐怖的地方。” “恐怖的地方？” “是呀，從那時起一切都……是的，都不對勁了，你可以這樣說。再過兩個星期，我就要因為一件莫須有的罪被判极刑了，而這里的人都他媽的沒有一點羞恥心。” “你是斯馬蘭人。” “是啊，你到現在才知道？” “對啊！” “真奇怪，你不是什么都知道？好吧，后來我做了什么？” “首先你查出斯維瓦的新住處在哪儿。” “對，非常簡單。我跟蹤他几天，注意他出去的時間等等。他不常出門，而且他窗戶的帘子總是拉起來的，就算晚上出去也是一樣。我也查過那個了……” “查過”，這是個通用的說法，每個人都常用到的，從小孩子開始，然后几乎每個瑞典人都會說了；有時候連馬丁·貝克都在用，雖然他總是試著盡量說純粹的瑞典話。 “你覺得自己真的嚇倒斯維瓦了，而如果情況沒有好轉，你會殺了他。” “我沒有想到那么多。不過要殺他很難，所以我想出一個簡單的方法。當然你已經知道我說的方法了？” “你想在他打開或關上窗戶的時候開槍殺他。” “你很聰明嘛！你知道，那是惟一看得到他的時間。而且我發現一個很好的地點，很明顯你知道在哪里。” 馬丁·貝克點頭。 “我說嘛！如果你不想進到屋子里，只有一個地方可以做到：就是另一頭街上公園里的斜坡。斯維瓦每天晚上九點鐘就會來打開他的窗戶，到了十點就會來關上。所以我在那里對那個老家伙開槍。” “哪一天？” “十七號，星期一——我原本應該去銀行的，以前都是這樣——晚上十點。再來就是恐怖的地方了。你不相信我？該死，我沒辦法證明。不過先讓我确定一下，你知道我是用什么武器嗎？” “知道，點四五的自動手槍——駱馬9A型。” 莫里森用手抱頭說： “你真的是厲害，我原本還以為你不可能知道，可是你查出來了，真是厲害。” “為了開槍的時候不被別人注意到，你還在上面加了消音器。” 莫里森點點頭，他非常吃惊。 “我猜是你自己裝上去的，一般型的，只能用一次。” “對，對，說得沒錯！”莫里森說。“說得沒錯，沒錯，沒錯！現在請你告訴我后來發生的事。” “你先說，”馬丁·貝克說，“我再來補充。” “噢。我到了那里，開我自己的汽車去的。天很暗，四下無人，屋子里有燈光，窗戶是開著的，窗帘是放下來的。我在斜坡上找了一個位置。過了几分鐘之后我看了看手表：九點五十八分。一切都和我想象的一模一樣，該死的老頭推開窗帘，出現在窗戶邊上，我猜他以為自己還能將窗戶關上呢。一切發生的時候我都還不是很确定要不要這樣做，我想你知道。” “你還沒下定決心是要殺了斯維瓦，還是開一槍警告他一下。” “這是真的。”莫里森沮喪地說。“你也知道，這是真的。畢竟這些事只有我自己知道，除了這里就沒有別人知道。”他用指關節敲著自己的額頭。 “但是在那一瞬間，你下了決心。” “是啊，看到他站在那里，我想殺了他是一勞永逸的方法，所以我開槍了。” 他沉默了。 “發生了什么事？” “唉，之后發生了什么？我不知道。我大概不可能失手吧？雖然剛開始我是這么想。他消失了，而且我看到窗戶好像被關上，一切都發生得太快了，窗帘也放下來。一切看起來都和平常一樣。” “然后你怎么樣？” “我開車回家。我還能做別的嗎？然后每天我都看報紙，不過好像都沒有相關的消息。一切都令人不解——我當時是這樣想的。不過那和我現在想的不一樣。” “你開槍的時候斯維瓦站在哪里？” “他靠著窗邊，而且他的右手舉起來。他應該是一手握拳抓住窗鉤，而另一只手扶著牆。” “你從哪里來的槍？” “我有一些朋友從國外買回一些武器，有輸出執照的。我替他們安排將槍枝帶進來，后來想想自己有把槍也不錯，所以我又向他們買了一把手槍。我對槍不太在行，只是覺得帶著它看起來很成風。” “你确定打中斯維瓦了嗎？” “當然。世事是令人難以想象的，但是其后的事就不是我能控制的了。我覺得很奇怪，為什么沒有人去關心他？我曾經開車經過那儿，從窗戶觀察里面的動靜，而它總是關著，窗帘也還是拉下的。所以我開始怀疑我到底有沒有打中他。不過此后最怪异的事發生了，哦，天哪，什么亂七八糟的，沒有一件事我了解！現在突然有個你出現在這里，而且知道一切的事。” “我想有一些事我可以解釋。”馬丁·貝克說。 “我可以問你一些問題嗎，算是交換？” “當然，你問吧！” “我想先知道，我擊中那個混蛋了嗎？” “是的，你當場殺了他。” “那好。我剛開始還以為他人在這里，就坐在隔壁的房間里讀報紙，還笑到肚子痛。” “所以，”馬丁·貝克嚴肅地說，“你已經犯下了謀殺罪。” “我想是吧！”莫里森漫不經心地說，“我的那些兄弟們也是這么說的，尤其是我的律師。” “還有其他的問題嗎？” “為什么沒有一個人關心他的死？報紙上連一行字都沒有。” “斯維瓦一直到很久以后才被發現。剛開始從現場觀察我們還以為他是自殺的。” “自殺？” “是的，有時某些警察也是很粗心的。子彈直接從前面打進去，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他當時是俯身向前的；而且那個房間從內部被鎖住，窗戶也是。” “他一定是在跌倒的時候拉到的，所以鉤子才會掉到扣環里面。” “我也是這么想的，大概是這樣吧！被這么大口徑的子彈擊中，人通常會后退好几碼，就算斯維瓦抓得不是很緊，窗子用力關上的時候，鉤子也可能自己就掉了進去。我看過類似的事，而且就是最近。”馬丁·貝克對自己笑了笑；“所以整件事都弄清楚了。”他說。 “弄清楚了？你怎么知道我開槍之前在想什么？” “這個嘛，”馬丁·貝克說，“純粹是猜測。你還要問什么嗎？” 莫里森惊愕地注視著他。 “還要問什么？你是在捉弄我嗎？” “絕對不是的。” “那你可不可以解釋這些：那天晚上我開車回家，把槍放在一個舊袋子里，還裝了石頭，裝得滿滿的，然后他媽的用吃奶的力气搖了一陣后，再把它放在一個安全的地方。我已把滅音器拿掉，把它敲扁。它是只能用一次，但我不是自己裝的；就像你說的，它是和自動手槍一起買的。第二天早上我開車到車站，再坐火車到索德塔。在路上我走進一棟不起眼的房子里，把滅音器丟進垃圾滑道里。我甚至想不起是哪一棟房子。在索德塔我上了我自己的游艇——我一直放在那儿——我開著游艇在那個晚上回到斯德哥爾摩。第二天我拿著那個裝著自動手槍的袋子上船，開到海上，到維克斯島，而且在半路上把袋子丟到海里，在海道上最深的地方。” 馬丁·貝克皺著眉頭。 “我确定自己只有做這些。”莫里森激動地說。“我离開的時候沒有人能闖進我的屋子，我沒有給任何人鑰匙。而且我要干掉斯維瓦之前，只告訴几個認識我、且知道我住哪儿的人我要去西班牙。” “是嗎？” “可是媽的，你就坐在那里，還知道一切。你知道關于自動手槍的事，而它很明顯已經沉在海洋的最深處了；你也知道有關滅音器的事。你能不能好心一點，幫我解釋這一切。” 馬丁·貝克思考了一下，然后他說： “你一定有些地方說錯了。” “錯了？我不是已經全都告訴你了嗎？媽的，我知道自己做了些什么，不是嗎？還是……”莫里森開始奸笑，而后他突然停了下來說：“你只是在騙我！你別想騙我在法庭上重复這些話。” 那個男人又控制不住地笑了起來。 馬丁·貝克站起身把門打開，揮手叫值勤的警衛進來。他說： “我問完了，暫時。” 莫里森被帶出去，還不停地笑著，听起來讓人不太愉快。 馬丁·貝克打開書桌的抽屜，把錄音帶其余的部分卷完，然后拿出來，走到特別小組的辦公室。隆和庫爾保還在那里。 “怎么樣，”庫爾保說，“你喜歡莫里森嗎？” “不怎么樣，但是他殺了人。” “這次他又殺了誰？” “斯維瓦。” “真的嗎？” “如假包換。” “哦，錄音帶。”隆說。“是從我的錄音机上錄下來的嗎？” “是的。” “那對你沒有什么用，它坏掉了。” “可是我試過。” “是啊，剛開始兩分鐘還能用，之后你就只能听到吱吱叫的聲音，明天工人才會來修理。” “哦。”馬丁·貝克看著錄音帶說；“沒有關系，莫里森還是逃不掉，而且還有現場的證据。我們已經确定他和殺人用的武器有關聯，就像先前庫爾保說的。亞姆告訴過你還有一個消音器嗎？” “有，”庫爾保邊說邊打哈欠。“可是在銀行他沒有用。你看起來怎么那么奇怪？” “關于莫里森還有些事很奇怪。”馬丁·貝克說。“有些事我還是弄不懂。” “你還要求什么？”庫爾保說。“完全洞察人性嗎？你要寫犯罪學的專題嗎？” “再見，”馬丁·貝克說，之后他就离開。 “嗯，”隆說，“他當上委員之后會有充分的時間去研究的。” 莫里森被帶到斯德哥爾摩地方法院，被控謀殺、一般殺人、武裝搶劫、販賣毒品和其他的案件。 對這些指控他辯稱自己無罪，對每個問題他都回答說他什么都不知道，警察是拿他來做替罪的羔羊，而且布置了所有的證据。 布多沙·奧森的姿態擺得很高，被告發現自己一次又一次的被逼入絕境，在審理的過程中，檢察官甚至將一般殺人罪改判成二級謀殺。 只開庭三天，法官就定下判決：莫里森因為槍殺那個健身協會主任及韓斯街銀行的搶劫案被判終身監禁。其他的案子也被判有罪，包括被指控為莫斯壯和莫倫的同謀。 另一方面，他被控謀殺卡爾·愛德溫·斯維瓦的罪則沒有成立。因為他的辯護律師——雖然剛開始時有了先人為主的想法，有些感情用事，但后來突然清醒——對當時那种情況下搜集的證据大加韃伐。此外他還傳了自己請的專家，對彈道的比對過程提出怀疑，聲稱彈殼已經遭到嚴重的毀損，根本不能說一定是從莫里森的自動手槍里發射出來的。 馬丁·貝克也出庭作證，但是他所說的事充滿了漏洞，而且是建立在一些荒謬的假設上。 從所謂正義的角度來看，那并沒有什么差异，莫里森被判一個或是兩個謀殺罪，對結果都沒有影響。在瑞典，無期徒刑是法官所能裁定的最嚴酷的刑罰。 莫里森帶著一种詭异的笑容听他的判決。在審判的過程中，他一直有些奇怪的舉動。 當法官問被告是否了解對他的判決的時候，莫里森搖了搖頭。 “基本上這表示你已經被判定搶了韓斯街的銀行和殺了葛登先生——那個健身協會主任——這兩項罪名。另外法院已經宣告你謀殺卡爾·愛德溫·斯維瓦的指控無罪。整体來說，你已經被判終身監禁，而且在終結書送出和上訴之后就會被送進監獄。” 當警衛把他帶走的時候，莫里森笑了起來。注意到這件事的人都覺得他既不后悔，也不尊重法律或法院，是個极端麻木不仁的罪犯。 莫妮塔正坐在旅館大廳里一個綠意盎然的角落，她的膝上放著一本成人教育課程的意大利文法書。 在下面花園中的小竹林里，莫娜正和她的新玩伴玩耍，他們就坐在林中稀疏的陽光下。而莫妮塔听著他們愉悅、快活的聲音，非常惊訝孩子們即使不了解彼此所說的語言，也能輕易地溝通。莫娜已經學會好几個單字，而且莫妮塔也确信她的女儿學這個饒舌的外國語言一定會比她快。事實上她已經快要放棄了。 在這家旅館，她用一點英語和少數几句德語就可以過得去了，但是她想和旅館人員之外的人談話，這就是為什么她開始學意大利話的原因。意大利話似乎比斯洛芬尼亞語好學，而且他們現在就在意大利的邊界附近，所以她希望她將來會用得上。 天气出奇地熱，雖然她是坐在樹陰下，而且十五分鐘前才洗完今天早上的第四次澡，但是這种气溫還是讓她覺得昏昏欲睡。她合上書，把它放進椅子旁邊的手提包里。 在旅館花園外面的街道和人行道上，輕裝便服的觀光客人來回穿梭著，其中有許多是瑞典人，似乎太多了點，莫妮塔想。要在人群中區別那些小鎮里的居民非常容易，他們走動的時候非常自然，而且知道自己要到哪儿。他們之中有許多人還搬著不同的東西：裝著蛋或水果的籃子、從碼頭面包店運來的黑面包、釣魚用的捕网或是他們自己的孩子。過了一會儿，一個男人頭上頂著剛屠宰的豬走過去。大部分的老人都穿著黑色的衣服。 她叫了莫娜一聲，莫娜跑過來，她的新朋友跟在她后面。 “我想我們應該去散散步。”莫妮塔說。“只要走到羅沙塔的房子那儿再回來。你要去嗎？” “我一定要去嗎？”莫娜說。 “不，當然不是。如果你想留在這里玩也可以，我一會儿就會回來。” 莫妮塔開始向旅館后面的山丘出發。 羅沙塔的房子建在山腰上，從旅館散步到那儿大約要十五分鐘。雖然羅沙塔已經在五年前去世了，但是大家還是這么稱呼它。現在這棟房子歸她三個儿子所有，他們在城里也都有自己的房子。 莫妮塔剛到這里的第一個星期，就和他們兄弟中最年長的一個認識了。他在港口附近經營一家酒館，而他的女儿也是莫娜最喜歡的玩伴。雖然莫妮塔現在已經認識了他們家里所有的成員，但是她只能和那個男的聊上几句，因為他曾做過船員，可以說流利的英語。這么快就能在鎮里交到朋友讓她覺得很欣慰，但是最令她高興的，是她已經安排好在那個秋天租下羅沙塔的房子。現在住在那里的美國人只呆完這個夏天，之后他們就要回家去了；而既然到明年夏天之前那棟房子還沒有說好要給其他的人住，那個冬季她和莫娜就可以住在那儿。 羅沙塔的房子外牆是白色的，非常寬敞，也很舒服，位于一片大花園中，而且視野遼闊，從這里的山上可以俯瞰港口和海灣。 有的時候莫妮塔會在花園里停留片刻，坐下來和那個美國人聊天。他以前是一名軍官，退休后就住在這棟房子里寫他的回憶錄。 莫妮塔走上斜坡的時候，又回想起那些將她帶到這里來的過程。過去這三個星期來她不知道想過多少次，而且每次想起這些都令她感到惊訝，惊訝于一旦她決定要做，一切都進行得如此之快，而且如此地簡單。她也無法忘怀為了完成這項工作，她曾經殺過人。但是無疑地，隨著時間過去，她逐漸忘卻那個無心、但是必要的一擊——那一聲槍聲在她失眠的夜晚，還是會不斷在她耳邊回響。 在菲利普·莫里森家廚房水槽的櫥子里發現槍，是一切的開始。事實上當她站在廚房里，手中握著那把自動手槍的時候，她就已經下定決心了。之后她花了二個半月制定行動的計划，并且樹立她的信心。那十個星期里，她腦中想的只有這件事。 最后她行動的時候，還考慮過每种可能的情況，包括她還在銀行里面的時候會發生的情況。 她沒有考慮到的是，可能自己會受到惊嚇。而這正是當時所發生的事。她對槍是一無所知，而且她本來只是計划拿槍來嚇人的，所以她根本沒有真正仔細檢查過它。它會突然擊發，就那樣擊發，是她始料未及的。 看到那個男人向她扑來，她下意識地扣下扳机，她是在完全沒有准備的情況下開槍的。看到他倒下，也意識到她做了什么，把她嚇得几乎失去控制。她很惊訝自己還能想到一定要照計划行事；雖然如此，她的內心其實已經被嚇呆了。 坐地鐵回家之后，她把袋子和錢都藏在莫娜的衣服堆里。那是她前一天就弄好的。 但是在那之后她開始像個無頭蒼蠅一樣到處亂跑；她換過衣服和涼鞋；她搭計程車到阿姆菲德斯街。這不是她最初計划的一部分，但是忽然她覺得莫里森必須對她殺人這個罪行負大半的責任，所以她故意把槍放回原來她發現的地方。 但是當她再一次站在他的廚房的時候，她意識到這個想法是很不妥當的，她感到非常惊慌而逃跑。到了地下室，她注意到門是開的，她剛要打開門，把那個袋子丟到垃圾堆里的時候，听到一些聲音，她知道那是收垃圾的人來清理那些垃圾桶。所以她又跑進通道的另一頭去，在那里有一間類似儲藏室的地方，她將袋子藏在角落上的一個木箱里面。等到那些收垃圾的人用力將門關上之后才出來，然后快速离開那棟大樓。 她第二天早晨就离開了瑞典。 莫妮塔一直夢想著到威尼斯。而在她搶了銀行后不到二十四個小時，她發現自己已經到了那儿，和莫娜。她們只停留了兩天，因為旅館實在很難找，而那里的熱是很悶的，再加上運河發出的惡臭，几乎讓人無法忍受。她想她們可以等旅游旺季結束之后再來。 之后她們搭乘火車到的港，再轉到南斯拉夫的一個小鎮，伊斯特里亞鎮，也就是他們現在所在的地方。 在旅館的衣櫥里放著一個尼龍大袋子，里面放了八万七千元的瑞典紙幣，她想過好几次應該把它放到比較安全的地方。哪一天應該到的港去，找家銀行把錢存進去。 那個美國人不在，于是莫妮塔走到花園里靠著一棵樹坐下，她請那一定是棵松樹。 她把腿縮起來，下巴頂著膝蓋，眼睛注視著亞得里亞海。 今天的天气异常地清明，她可以看到海平面，還有一些白色的汽艇正要進港。 現在是正午，烈日照著下面的岩石和白色的海岸，藍色閃耀的海灣看似在向她招手。不一會儿，她就要奔向那里去游泳。 在警察總署大樓最陳舊的一個角落的一個房間里，警察署長召督察長莫姆去那儿。陽光正投射在他那覆盆子般的紅色地毯上，形成一個歪斜的菱形，而且從緊閉的窗戶外傳來地鐵工程微弱的噪音。他們正在討論馬丁·貝克。 “其實你所處的地位比較适合對他的表現做評論，不僅是在他請病假的這段時間，對他來上班的這兩個星期也是。”署長說。“你覺得他如何？” “那要看你指的是什么了。”莫姆說。“你是指他的健康狀況嗎？” “醫生才能判斷他身体狀況的好坏，就我了解，他已經完全复原了。我指的是你覺得他的心理狀況可不可以。” 督察長莫姆用手撫著他那已經梳得非常整齊的頭發。 “嗯，”他說。“這很難說……” 房間里一陣沉默，署長在等他繼續說下去，他略為不耐煩地說： “我不是在問你他精神方面詳細的分析結果，我只是要你告訴我，你對他的表現有什么印象。” “我也并不常和他見面啊，長官。”莫姆回避說。 “可是你和他接触的机會比我多。”署長語意甚堅地說。“他還是老樣子嗎？” “你是說和他受傷之前比嗎？不，也許不一樣了。不過，當然，他這段時間都在休養，也沒有工作，也許要花一些時間他才能恢复往日的雄風。” “你認為他變得怎么樣了？” 莫姆以一种不确定的眼神看了他的老板一眼，然后說： “嗯，沒有變得更好就是了。當然他還是有些奇怪，也不容易被看透；而當然，他還是時常喜歡把事情攬到自己頭上。” 警察署長傾身過去，皺著眉頭說： “你認為這樣嗎？好吧，我想是真的，但是現在看來他的工作成效還是不錯的。你是在暗示，他獨斷的作風更明顯了嗎？” “其實，長官，我也不知道，畢竟他回來工作也不過几個星期而已啊！” “我的印象是他總是心不在焉的。”署長說，“他的沖勁好像沒有了，只要看最近他調查保斯街發現死尸的那件案子就知道了。” “是的，”莫姆說。“他辦得亂七八糟的。” “而且不是普通的亂。還不只這樣呢，這整件事變得更讓人摸不著頭緒了，我們只能慶幸新聞界沒有對這個案子產生興趣。看來還不算太晚，可以把這個案子公開了，希望這不會為我們帶來困扰，尤其是對貝克。” “我不知道我應該說些什么。”莫姆說。“一些調查的結果似乎只是想象出來的，就像那些未經證實的指控……唉，真不知道該怎么辦。” 署長站了起來，走到窗戶旁邊看著對面阿內街的市政大樓。過了几分鐘后他坐回椅子里，雙手放在桌上，用指甲刮著桌面。他說： “關于貝克的事我想了許多，而且你也了解，不只是我一人對早先決定升他為委員的事感到煩心。” 他停頓了一下，莫姆專心地等著他接下去。 “現在，這是我看這件事的角度，”署長繼續道。“貝克處理這個史寇事件的方式……” “斯維瓦，”莫姆插口說。“他的名字是斯維瓦。” “什么？啊！是，是的，是斯維瓦。貝克的行為似乎顯示他還不太能适應，你認為呢？” “就某些方面來說，他似乎有些胡言亂語，我認為。”莫姆說。 “哦，我們希望情況沒有你想象的那么糟糕，但是從心理學的角度來說他不太平衡。而我的看法是我們應該觀望一陣子，看看這是不是永久性的，或只是他生病過后短暫的反應。” 署長舉起他的手，离桌面大約一寸，然后再放下。 “換言之，”他說，“在這种情況下，我認為讓他升職是有些冒險的。最好是讓他留在目前的位子，然后我們再看看事情的發展如何。畢竟他的升職只是提議，都還沒有上報委員會，所以我提議我們將整件事擱置，暫時不要再討論下去。我手上還有其他适當的人選可以擔任這個職務，而貝克也不會知道他的名字曾經被提出來討論過，所以沒有什么損失。我們這樣做可以嗎？” “可以的，長官。”莫姆說。“我相信這是個明智的決定。” 警察署長再一次站起來走向門口，然后替莫姆開門；而莫姆馬上從椅子上跳起來。 “我也這么認為，”警察署長一邊說一邊關上門，“一個最明智的決定。” 几個小時之后，升職被駁回的謠言傳到馬丁·貝克的耳中。這是僅有的一次，他同意警察署長的意見。 毫無疑問的，警察署長做了一個少見的明智決定。 菲利普·費思佛·莫里森正在他的牢房里踱步。他發現坐著不動對他來說是不可能的；他的腦筋也是，沒有一刻能靜得下來。但是日子久了它們還是變得單純了，現在它們只局限在几個小問題上。 到底發生了什么事？ 又為什么會這樣？ 這兩個問題他都找不出答案。 監視他的警衛將他看到的情形告訴監獄中的精神病醫師，過了一個星期他們會再告訴牧師。 莫里森繼續尋求解釋。而給別人一個解釋是牧師的專長，也許他能夠幫得上忙。 現在那個囚犯正靜靜地躺在黑暗中，他無法入眠。 他想： 到底他媽的發生了什么事？ 又為什么會這樣？ 一定有人知道。 誰知道？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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