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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判結束了。 判決被告無罪。因此，被告無須支付賠償費用。 在宣判結束的一瞬間，飛鳥醫師高興地微笑著，和他的辯護律師握了握手。 相反，原告人大原，則一直緊緊地咬著嘴唇。可以說這是他頂料之中的判決結果，因為在他手中還沒有置對方死地的證据。 擔任這次訴訟的三田律師，輕輕地歎了一口气。 大原沉默著，他心里十分清楚，要想贏了對方是十分困難的。盡管如此，為了死去的孩子，無論如何也要贏了他們！不！自己的孩子是被他們殺死的，一定要為孩子討回公道！ “就算不全給賠償費，也應當給一半的金額吧？你還是安靜地等著信儿吧！”三田律師像是安慰大原一樣說道。 大原沒回答，只是輕輕地搖了搖頭。問題不在給多少錢。 大原以自己的孩子因被誤診致死而向飛鳥醫師提出了賭償一千万日元的要求，并向法庭起訴。但最終目的也并不是要錢。 他連一分錢也不想要。如果可能的話，他希望能以殺人罪判處飛鳥太郎。 但是，根据目前的法律條款規定，极少有醫師因誤診被指控触犯刑律而被起訴的。 因此，大原沒有辦法，只好以民事事件向法院提出，要求得到賠償費。 那是一年前的冬天。 三歲的儿子浩一，在半夜突然發高燒，當時，在京都府警視廳的大原，正為一件殺人案的調查忙得不可開交。家中只有妻子綾子一個人，她非常擔心，就背起浩一赶到附近的飛鳥醫院。盡管這家醫院有這樣那樣的傳說，但這一帶再沒有別的醫院，她也只好硬著頭皮去了。當時接診的是院長的儿子，副院長：飛鳥太郎。 飛鳥在半夜被人叫起來，臉色非常難看。他草草地檢查了一下，便對綾子說是一般的感冒發燒，并隨即給了些藥。綾子回家后，便按說明給浩一服了藥。但到了凌晨，病情惡化了，當時的体溫達到了四十度，浩一的表情也十分痛苦。綾子再次帶浩一去了飛鳥醫院。這次飛鳥診斷為肺炎，他急忙給浩一打了几針，但到了上午十點十分，浩一就死了。 浩一是獨生子。綾子受不了這個打擊，一下子休克了。在這以前，飛鳥醫院也發生過類似事件，有好几個患者由于誤診，本來不該死的也死了。 綾子本來知道這些傳說的，但附近再沒有第二家醫院，而且這家醫院科別挺全，內科、外科、小儿科，就診的病人也不少。當院長的父親又成了市議會議員，所以人們評价這是一家走政治路線的醫院。 浩一的葬禮時，飛鳥推說要去東京參加一個什么小儿科的研修會，只派了一名護士來教堂吊唁。但后來大原進行了調查，飛鳥根本不是去東京開什么研修會，而是和几名同行好友，去游覽胜地志摩半島打高爾夫球去了。 如果當時飛鳥出席了浩一的葬禮，對他的死表示了歉意，也許大原不會提出訴訟的。 但飛鳥的態度激怒了大原。他決定向法院提起訴訟。在自己的朋友中，深知這一事件的背景和難度，都忠告他不要這樣干。因為誤診或有意“失職”畢竟無法區分。大原也明白胜訴的可能性极小，但當時的心情使他無法停止這一行動。 為了這次訴訟，他几乎花光了全部私蓄。 但是，他敗訴了。 打贏了這場官司的飛鳥，一副悲傷的表情走到了大原身邊。 “大原先生，”飛鳥說道，“對貴子的事情，我非常同情，誤診的怀疑也終于弄清了，我想付給你一筆賠償金。怎么樣，大原先生，就讓我們把這件事忘了吧？” “對不起！”大原用力地搖了搖頭，“我不會忘記這件事的。而且，我一定會把這件事弄清楚的！” 第二天，大原請了一天假，到妻子的娘家胜浦去了。 胜浦与京都相比，气候要暖和多了。 大原帶著漸漸恢复了的妻子綾子，走在初春的海邊。 “還是輸了。” 大原一邊走著一邊對綾子說道， “我們沒有一個醫學界的專家為我們辯護。” “全完了！” 綾子歎了一口气。 “完了嗎？浩一可明明是那個年輕的大夫誤診而死的呀！” “可這不也沒有辦法了嗎？” “我可不會罷手的！” 大原停下腳步，兩眼望著大海，用堅定的語气說道。他似乎在遙望海面，自己的儿子會不會在那儿出現。 “你能不能再把那天的事對我說一遍？” 大原看著綾子問道。 “坐下吧，我有點累了。” “好。” 大原扶著剛剛恢复了元气的綾子，讓她坐到了一條小船船幫上，并脫下了自己的衣服披在她的身上。 “那天夜里十一點半左右，浩一突然說難受，我馬上給他量了一下体 溫，三十八度。” 綾子一邊說著，一邊閉上眼睛，回憶儿子的不幸是痛苦的。 從家門到飛鳥醫院有二百米遠，當時還正下著小雨， 綾子背著浩一向飛鳥醫院赶去。 “當時飛鳥說是一般的感冒？” “嗯。吃了他給的兩片藥，我們就回去了。他說多蓋點被子，暖和一會儿就會好的。我還記得當時他來了几個朋友，在里屋打著麻將。在他給浩一拿藥時，里面的人喊道：‘喂，還沒有完？’飛鳥馬上回答說：‘很快就好了，再稍等一下’。” “所以他在匆忙中會誤診的。” 大原气憤地握緊了拳頭說道。 “我們回到了家。在天快亮的時候，浩一又突然燒了起來，我量了一下，都三十九度了……于是，我又背著浩一去了飛鳥醫院。” “這次飛鳥說是肺炎，打了几針抗菌素，但他說由于來晚了，浩一死了。” 這段過程，在几次開庭中，大原都听了好几遍。大原認為死于肺炎，但卻診斷為感冒，這是明顯的誤診，即責任事故。而飛鳥的辯護律師則反駁說，就算是單純的感冒，由于母親背著來往于風雨交加的寒夜中。當然可以轉成肺炎的。因此不能說成是誤診，更不能說成是事故。這個責任，完全是母親造成的。 “再過一個月我就回京都吧。” “別著急，再很好地休息一段吧！” 大原說道。他想正好利用這段時間再調查一下飛鳥這個人。因為一個人獨來獨往無牽無挂，能更放開手腳地去干。 當天夜里他就住在了娘家。第二天一大早就回京都了。一到廳里，就有一件殺人案件等著他去處理。 有兩年輕女人，在同一天里被人勒死了。這种案件稱之為最殘忍的事件。接到破案的命令，大原又立即從個失去愛子的父親轉到一個刑警的角色之中，開始了細致而艱苦的調查。 第四天，他就逮捕了凶手。這是一名年齡二十八歲，某家大公司的优秀職員，令人吃惊的是，當在他的公寓里逮捕他時，這個人正是一身男扮女裝的打扮。他涂著口紅，手和腳趾都修得纖細，以致刑警們都認為他要化裝潛逃，這是一個性倒錯的精神病人。他叫沖田一夫，据他自己講，每天從公司下班回到家后，他就打扮成女人的樣了到大街上閒逛。此時，他常常會感到一陣陣的快感。 曾有兩個女的無意中識破了他的偽裝，并取笑他。于是他被激怒了，一气之下便殺死了這兩個女人。 据沖田一夫交代，專門有一家俱樂部，為愛好男扮女裝的男人教授方法，例如如何涂抹口紅，如何穿戴女式西服，女禮服甚至女式和服。 現在真是個奇妙的世界！負責此事的大原感到真是不可思議！ 在處理完這件事的當天夜里，大原接到了一個告密的電話。 一個女人的聲音，把電話打到了大原的家中。 “是大原先生嗎？” 打電話的人用低沉的聲音問道。 “是我。” 大原答道。他看了一下表，快夜里十一點了。 “您孩子太可怜了！” “謝謝您的問候。” 大原一邊答著，一邊在腦子里迅速地判斷著這個人是誰。也許是他曾見過的一個女人，并把孩子的死訊告訴過她。但他确實記不清都對誰講過，而且為什么這么晚了還打來電話，她要干什么呢？ “明天……” 這個女人突然止住了話頭，默不作聲。 “什么？” “我想明天把您孩子死的真實情況告訴您。” “什么？” 大原情不自禁地大聲喊了起來。他用力握住了電話听筒，似乎怕對方跑掉似地，“真的嗎？這是真的？” “嗯。” “那么，你手中有證据？” “沒有。” “有吧！” “那不是誤診。” “那么……” 這個女人像是又考慮了一會儿似地說道。 “反正我告訴你的事非常重要。” “什么事？” “這個……電話里不能說。” “拜托了，什么時候可以告訴我？” “我想要一筆錢。” “原來是這樣呀！” “可是，這個內幕對先生絕對有用！我決不會騙你！” “好吧！去哪見面？” “明天早晨六點，在大東寺的山門前等著。” “六點？你有什么標記呀？” “我會認出你來的。所以，你等我叫你吧！” 說完，這個女人便放下了電話。 大原也放下了電話，陷人了深深的沉思中。這個女人說不是誤診，開始讓大原十分失望，但后來的意思好像非常重要。 他已經沒有任何值錢的東西了。但正好兩天前發了薪水。他從里面點出五万日元，裝在一個信封里。 他几乎一夜沒閉眼；一直挨到天亮。 五點半他就起了床，然后出了公寓，朝指定的大東寺方向走去。 天色還不太亮。 五分鐘后，他來到了大東寺車站，然后朝還沒有人跡的正門走過去。 天气相當寒冷。大原把雙手插在大衣的口袋里，一邊吐著白气，一邊慢悠悠地朝寺的正門走去。 哪也沒有像打電話人的身影。這時，一個十五六歲的少年穿著運動衣從他身邊跑了過去。 六點二十分了，還沒有人叫他。 （是和我開玩笑？！） 正當他窩了一肚子火時，突然從背后傳來一個聲音： “大原先生……嗎？” 身背后站著一個把外套衣領立起來、擋住大半個臉的小個子女人。 “打電話的是您嗎？” “是的。” 這個女人悶聲悶气地答道， “錢帶來了嗎？” “帶來了。” 說著，大原把信封遞了過去。 這個女人打開信封看了看，臉止頓時露出了十分失望的神情。 “就這么點儿？” “根据您的材料再付給您。” 大原冷冷地說道。 “我想要五十万元哪！” “可以，如要确實有用，別說五十万，就是六十万我也給！請講吧！” “真的給嗎？” “說定了！” “你的孩子确實是感冒！” 大原沉默了，他有點火望。 這人女人稍稍往兩旁看了一眼繼續說道： “當時，飛鳥先生給你的孩子服了一种還在試驗中的新藥。” “新藥？” “對。說是治療感冒的速效藥，叫‘斯瓦托林’。是一家名叫s制藥公司生產的，并說這种藥的力量接近烈藥，只限于成人使用呢！” “可我妻子說，只吃了兩片。” “所以才危險哪！” “這個‘斯瓦托林’市場上有賣的嗎？” “沒有，因為副作用太大了，所以還在試驗階段。” “那么。怎么能讓三歲的孩子吃這种藥？！” 大原的臉，由于激動變得通紅。如果這是真的，這不等于拿人体做試驗嗎？ “不過，我的孩子后來又診斷是肺炎了……” “我認為那根本不是什么肺炎，是‘斯瓦托林’的副作用，它的反映和肺炎的症狀差不多，因為我听說這樣還可以掩蓋一下呢！飛鳥先生一直作為母校的助手，分文不取地工作，大概是為了討好帶他的教授吧，幫助那個教授研究‘斯瓦托林’呢！” “到目前為止，你還沒有把這些情況報告警方嗎？” “是的。還有，飛鳥先生是靠了他的父親，用巨額金錢賄賂校方入學的，這事的詳細情節我也知道。如果你想知道，哪天你多准備點錢我再告訴你！” “好！后天我一定把錢弄好。那你一定要對我講出全部真話。” “行！其實我也不完全是為了錢，因為我也非常痛恨他！” 大原從這句話中推測，也許這個女人曾一度与飛鳥有极“深”的關系，后被拋棄而要報复他的吧！ “后天還是這個時間，這個地方等我。” “那么……” 沒等大原話音落下，這個女人便匆匆忙忙地背著大原快步走開了。大原又對著她的背影問道。 “喂！你是不是飛鳥醫院的護士？” 這個女人沒有回答，但大原還是察覺到了她在那一剎那間打了個激靈。 （肯定是！） 大原在心里說道。 第二天，大原去銀行辦理了借款手續。 臨去之前，他先到自己所在的搜查一科科長那儿開具證明。科長是位慈善的上司，他認為大原借錢是為了重建家園，十分高興；這個失去了愛子的男子漢終于挺過來了。 “好哇！好好過日子吧！” 他取到錢后，平均一個信封裝了五十万，共裝了兩個信封，放在了上衣口袋里。他估計這一百万日元可以“買”出那個女人知道的全部情況了。 下午兩點半，准确地講，是兩點三十七分，他接到了通知，說又發生了一起殺人案。 “自從實行每周休息兩天后，好像星期六的殺人案多了起來。” 和他一同去現場的同科的鄉田刑警邊走邊說道。 据說是一個租借一家水果店的房子住的年輕女人被殺了。 這是一間与水果店隔開的獨立房間，一居室。在地上趴著一個年輕女人，她的脖子被很細的繩子緊緊的勒住而死的。 當大原把她的身子鞠過來時，他情不自禁地“啊”了一聲。 這個婦人正是昨天清晨和他見面的人！ 從事主那回來的鄉田刑警對大原匯報道： “死者名字叫石川良子，職業……” “護士，是不是飛鳥醫院的護士？” “對！您這么了解呀！” “因為我家离那儿很近。” “那么說，那個飛鳥醫院，不是你的……” 剛說道這里，鄉田便慌忙截住了話頭。 大原沒再看鄉田。他的視線緊緊地盯著尸体。 一個重要的證人被殺了。凶手肯定是飛鳥大夫。大原堅信這一點。別人還能有誰？因為這個護士知道飛鳥的一切秘密。所以飛鳥對她下了毒手。 （一定要借這次机會把殺人犯飛島抓住！） “您在說什么？” 鄉田看大原的嘴在嘟噥著便問道： “不，沒說什么。是誰發現的死者？” “在外邊呢。” “那我見一見，想問一問。” 發現死者的人，是死者石川良子中學時代的同班同學。她叫佐藤幸枝，是一個職員。她面色蒼白地走了進來。 “我今天想約良子一塊去看電影，便給她打了電話。” “什么時間？” 大原問道。 “兩點一刻左右，因為是星期六，我在家休息。” “石川良子來接電話了？” “是的，她來接了。但好像發生了什么事，好像是來了什么人吧？只說了一句，讓我‘等一下’。” “然后呢？” “突然說了一句‘啊！你要干什么？！’然后又‘哼’了一聲，好半天也听不到她的聲音了。隨后就听到一陣亂轟轟的聲音。” “還有呢？” “我很擔心，不知出了什么事，又撥了好几次電話，再也沒有人來接，于是我便叫了一輛出租汽車，等我到這來了一看，她已經死了。” “然后就報了警？” “是的。我馬上告訴了房東，打了‘110’。” 大概是回想起了當時發現尸体時的情景吧，佐藤幸枝的聲音在不停的顫抖。 大原又來到房東那儿，又問了一下是否見過有什么奇怪的人到石川良子住的房間來過。但沒有什么線索。 大概來人是直接翻牆進去的，房東沒有看到。 “我先出去一下。” 大原對鄉田說道。 “去那儿？” “飛鳥醫院。我去見一下副院長飛鳥太郎。” “可是……” 鄉田還沒有說出“不行”的時候，大原已經沒影儿了。 對于飛鳥的憤恨，現在已化成了一股怒火了。 這次他會不會再逍遙法外呢？大原一邊自言自語著，一邊快步走著。這次一定要把這家伙逮住！ 在飛鳥醫院碩大的玻璃門上，挂著一塊寫有“午后休息”的牌子。門和窗戶都拉上了窗帘。 大原按響了門鈴，沒人回答。他也顧不上等待，就用拳頭“咚咚”地敲打大門。 “請等一下，我馬上來開門。” 大原听到從里面傳出了一個大聲喊叫的女人的聲音。但大原沒有理睬，又用力地砸了一下大門。 大門上的帘布拉開了，一個中年婦女一邊說著“請不要砸門，不怕把玻璃砸碎嗎？”一邊拉開了玻璃大門，這是院長的妻子，飛鳥千代子。 “副院長呢？” “我儿子去東京了。” “東京？胡說！” “不是‘胡說’！啊，你是大原先生吧？你儿子的事不是已經了結了嗎？” 飛鳥千代子撇了撇嘴，看著大原的臉。 “今天我是為殺人案來的。” “什么？！” “你這有一個叫石川良子的護士吧？” “嗯，有的。她怎么啦？” “在她家里被人殺了。你儿子就是殺人嫌疑。” “請別無中生有地嚇唬人！我儿子為什么要殺死她？” 千代子瞪起眼睛。 “那么你說，副院長為什么去了東京？” “明天，國內的儿科界醫師要在東京聚會！” 這時，兩個人的對話已經發展到爭吵了。 “怎么去的東京？！” “當然是新干線的火車！” “几點的車？！” “下午一點五十三分的‘光一○六’號！” “你怎么知道是那趟車？！” “是我買的票！” “可你并沒有看到他上車！” “就是沒看到，他也上了那趟車！你有什么理由怀疑我儿子？！” “想知道事情真相！我要和他聯系一下！” “他辦好住店手續就會來電話的。” “那么，等他來了電話，要他馬上回京都，到警察廳來！如果不來，就以殺人嫌疑逮捕他！” 大原怒气沖沖地說道。 他一回到搜查總部，就被搜查一科科長叫了去。 “有人打來告你的電話了！” 山縣科長開門見山地說道。 “是飛鳥醫院的院長夫人吧？” “是的。說你污蔑她儿子是殺人凶手。語言粗暴，像個流氓。她非常生气呀！好歹她哥哥是市公安委員呢，還揚言要告你呢！” “那您怎么回答的？” “認真了解之后再答复她，怎么樣？你對她說得都是事實嗎？” “是事實！” “嗯……” 山縣雙手絞在一起，在椅子上把他那巨大的身子搖晃了一下。椅子發出了“嘎吱嘎吱”的聲音。 “你的孩子确實是死在了飛鳥醫院的。而且，你還因此對飛鳥太郎進行了起訴。” “法院的判決早下來了，我輸了。” “我是說，你有可能把這兩件事連在一起，也就是會不會泄私憤？” “我決不會把私情攙雜在這里面的！” “如果的确是這樣的話，我就相信你，把這個案件交給你！不過，你要明白，一旦刑警帶著個人恩怨去辦理案子，問題可就相當嚴重了！” “科長，我之所以把飛鳥太郎看成是殺人凶手是有道理的，我決不會僅僅憑著私人感情用事的。” 于是，大原便把從石川良子那里听到的關于飛鳥醫院使用新藥的事對山縣科長講了。 “原來是這樣呀！” 山縣又晃動了一下，椅子又發出了一陣“咯吱咯吱”的聲音。 “這是明顯的殺人動机嘛！不過，院長夫人的話證明了飛鳥太郎有‘不在現場證明’呀！” “她說飛鳥乘的是下午一點五十三分的‘光一○六’號，而石川良子被害的准确時間是下午兩點一刻。如果他确實坐得是這趟火車，當然他的現場不在證明，是完全成立的。不過，總不能因為他買的是這趟火車，就斷定他一定上了這趟火車吧？他完全可以在兩點一刻殺死石川良子，然后買了新的車票再去東京的。這不是不可能的。” “索性等飛鳥太郎從東京回來再說吧！” 山縣說道。 大原堅信飛鳥是凶手，但搜查總部的其他人員無一人同意他的分析。 于是，全体刑警出動，徹底調查石川良子的交際關系和是否是入室搶劫的線索。 這個二十三歲的年輕姑娘，据傳曾是飛鳥太郎的情婦，同時又查出了兩個曾向她求過婚的男人。 一個是飛鳥醫院的病人；另一個是在附近的咖啡館里和石川良子認識的打工大學生。但這兩個人都具有充分的“不在現場證明”。 石川良子隨身的錢包里有五万元的現金，這是大原昨天早上才交給她的。 “這么說，剩下的只是飛鳥太郎了。” 山縣看著大原說道。 “肯定是他！” 大原用堅定的口吻說道。 第二天，飛鳥太郎來到了搜查總部。 大原提出要自己親自訊問，但山縣科長沒有同意，大慨是擔心他會控制不住而感情用事的。但大原執意不肯，他用激烈的語气爭辯著。山縣沒有辦法，只好說： “一言為定，你決不感情用事！” “行，一言為定！” “而且一定不許動手！” “一定！” “那么，你一起來吧！” 于是大原跟著山縣走了進來。 訊問以山縣為主進行的。 大原進來后，默默地坐在一邊，用眼睛盯著飛鳥的側臉。 “特意讓您來一趟，實在對不起。” 山縣客气地對飛鳥說道。 飛鳥稍稍掃了大原一眼后說道： “接到母親的電話，我就赶快回來了。听說石川小姐披殺了？” “是的。您非常吃惊吧？” “那當然，她性格開朗，待人不錯，我覺得不會有恨她的人呀！到底是誰殺的？” （畜生！裝得真像！） 大原在心里憤怒地罵道。 山縣不傀是行家里手，他似乎看出了大原的情緒，并沒有理睬，而是笑了笑，又對飛鳥說道： “凶手嘛，還沒有抓著，運气不好呀！先生昨天是什么時候上的火車，可以問問嗎？” “也就是怀疑我嘍？” “有關人員都要調查有無不在現場證明，因為死者的死亡時間推定是在下午兩點至三點之間，所以，您是否能說明一下您在這段時間里干什么？” “那會儿我正在新干線的火車上。” “能證明嗎？” “等一下。” 飛鳥抬起頭，望著天花板，過了一會儿他說道： “我乘坐的火車肯定是下午一點五十三分發出的‘光一○六’號，一站就到名古屋，難道不能證明我的‘不在現場證明’嗎？五十分鐘后，也就是兩點四十分到達了名古屋。難道我還能像您剛才說得那樣，在那個時候里返回來殺死了那個姑娘嗎？” “您說得對。不過，您總要有個前提。就是肯定乘坐的是那列‘光一○六’號火車。請問，您在京都車站碰見了誰？” “嗯——啊！我在車站碰上了辦了個畫廊的澤田君。他好像去神戶吧，當時站在了下行的新干線上。我的車先到的，也許澤田君會看到我上了車的。” “是畫廊的澤田先生？” “是的。他的畫廊就開在S公寓旁邊，一打听就會知道的。” “在車上還見沒見過其他人？” “讓我想一想。我坐的是12號車廂——啊！您知道一個叫秋吉研太郎的歌星嗎？” “知道。就是那個特別受年輕人崇拜的歌星吧？他也坐了這趟車？” “是的。我們還在一節車廂，挨得很近，還有另外三個人。我們几乎是面對面坐在一塊儿。” 說著，飛鳥太郎用手在桌子上比划著， “他們三個人說話的聲音很大，不想听也不行。” “都說什么了？還有印象嗎？” “記得，不過記不清全部的。” “請說一下您記得的內容。” “好吧。他們說了對手的許多坏話，也就是那個叫小森正和的歌星。秋吉在各地巡回演出時，曾看到小森和他的經紀人模樣的人一起吸大麻。他們在商量要不要用這件事做文章，向警方報案。” “這可真有意思呀！” 山縣一邊把飛鳥的話記在筆記本上，一邊點著頭，飛鳥見狀，又進一步說了下去： “然后，當火車快要到名古屋時，車內的出售商品的孩子認出了秋吉研太郎，便求他簽字。這下可熱鬧了，文藝界的名人也不怎么樣呀？” “怎么啦？” “這事被餐車上的一個服務員知道了，也便來向秋吉研太郎表示問候。可秋吉卻拿這個人的領帶開玩笑戲弄他。那個人穿了一套黑色西服，打了一條白色領帶，對比十分強烈，便嘲笑說這個人的領帶不配這套西服，說這個人是個‘土老帽’。啊，對啦，秋吉給那個孩子簽字時，還買了兩個‘罐啤’，兩罐桔子水，還買了不少桔子。” “你觀察得夠細的呀！” “我忘了買雜志了嘛。實在無聊，就只好看著他們聊天解悶。” 說完，飛鳥“哈哈”地笑了起來。 “怎么樣，我的‘不在現場證明’能成立了吧？” “如果我們再找秋吉研太郎核實一下，你的不在現場證明就可以成立了。” “那就拜托了，我也想早點洗清這不白之冤。因為我好歹也被扯了進來呀！” 飛鳥依然從容不迫地說道。 當山縣說“可以了”的時候，飛鳥站起身來，又掃了大原一眼，然后自信地走了出去。 大原盯著飛鳥的背影，喊了一聲： “科長，你為什么不問一下他使用新藥一事？” “就是你的儿子致死原因的那种新藥嗎？” “是的。” “我也想問一下，后來我又否認了這個可能，于是便沒有問。因為我認為你并沒有足夠的證据。” “是的，不過……” “盡管是件痛苦的事，但我還是希望你暫時把儿子之死忘掉，全力投入到調查飛鳥太郎‘不在現場證明’中去吧！記住，一定要冷靜！” “因為他是凶手，所以我一定會擊破他的偽裝的！” “可他的‘不在現場證明’十分嚴密呀！你不要太樂觀了！” “如果是偽裝的，就一定能找出破綻的！” 大原堅定地說道。 飛鳥是殺害石川良子的凶手。因此，無論多么巧妙的偽裝也一定會露出馬腳的。 “關于飛鳥太郎不在現場證明的調查一事，就請交給我來辦吧，拜托了！” “我們不是說好了不要攙雜著個人的感情嗎？你可是個警官呀！你可不能隨心所欲、憑想當然辦事呀！” “是，我保證！” “那么就由你和鄉田君兩人辦吧！” 他們首先決定到飛鳥所說的那個開辦畫廊的澤田那儿去一下。 与大原同行的鄉田，一邊走著一邊看著手中的筆記本。 “如果飛鳥的話是事實，這個偽裝可夠嚴密的了。” “沒什么了不起的！” 大原沒好气地說道。 在挂有“澤田畫廊”的大字招牌的畫廊里，正在舉辦一位中年畫家的個人畫展。他們要找的澤田不在。過了二十分鐘后，他才和這個舉辦個人展的畫家一起來了。 這是個五十左右歲的胖男人，一雙溫和的眼睛，听到大原的提問后，他眨了眨眼睛答道： “飛鳥君呀！我昨天在京都車站看到他了。” “是在新干線的站台上吧？” “嗯。飛鳥君在上行站台，我在下行站台，我們是偶然打了個照面，就打了個招呼。” “你記得那是什么時間嗎？” “嗯——對啦，是一點五十分左右。因為當時我要乘坐一點五十三分發出的‘光’號去神戶，所以提前來到了京都車站。” “一點五十三分，上行的‘光’號列車也是一點五十三分發車的呀！” “是嗎？是同一個時間發車呀？” 澤田覺得挺有意思，便笑了起來。 “那么，是哪列火車先到的？” “是上行的火車。我乘坐的下行火車晚到五六分鐘。” “你看到飛鳥太郎上車了嗎？” “是的，看見了。” “你看到他上了‘光一○六’號列車，坐在了座席上了嗎？” 大原又進一步問了一下，澤田笑了起來： “那可沒有看見。當時太陽正好偏西，從我這邊看去的車窗上都拉上了窗帘，根本看不到車內的情況。” “那么，准确地講，是不是可以這樣說。飛鳥太郎在站台上等車。車進入站台后，他人就沒有了。對不對？” “嗯，准确地講是這樣的。” “那么，是不是可以這樣考慮。飛鳥太郎有意讓人看到他上了火車，但他實際上又從地下通道走了呢？” “也許是這樣的吧，不過，他干嘛這么干？” “當然，他是為了制造‘不在現場證明’。” 大原剛說道這儿，旁邊的鄉田就在他腰上捅了一下。 鄉田在提醒他不要這樣說。 果然，澤田臉色一變，吃惊地問道： “飛鳥君被什么事扯了進去？” “不，只是為了慎重起見打听一下。” 鄉田連忙代大原答道。 他們离開了畫廊。大原一回到搜查總部，馬上就找到搜查一科科長，要求去東京進行調查。 “畫廊的澤田的證詞還不完全。飛鳥肯定利用了列車同時發車的空子。因此我認為有必要去東京見一下秋吉研太郎。” “再等兩天吧。” “為什么要再等兩天？ “讓你去看一場演出呀！” 山縣說完笑了起來， “我們已和秋吉研太郎所屬的演出机构聯系過了，他們在于后天來京都，在京都的N劇場演出他的獨唱會。所以等他來后你再去找他了解情況吧。” “這也行啊！” 大原說道。他一想起在這兩天里，飛鳥太郎將又要逍遙自在地活過兩天，心里就十分窩火。但這是上司的命令，他也只好服從了。 這一天終于到了。大原和鄉田一塊去了N劇場。 由于秋吉研太郎是年輕人的狂熱崇拜者，离開演還有兩個小時，劇場前面就排起了長長的買票隊伍。 秋吉研太郎自己也在忙得不亦樂乎。他的經紀人小野便出面來招待大原他們。這是個精瘦的、帶著一副淺茶色眼鏡的人。 “我們想打听一下八號的事情。” 大原一邊看著筆記本一邊對小野說道。筆記本上記著飛鳥的全部證詞。 “那天你們是乘坐新干線回東京的嗎？” “請稍等一下！” 小野說著，打開了排得密密麻麻的秋吉研太郎演出日程表。 “對了。那天确實是從岡山回東京的。乘坐的是新干線的‘光一○六’號。岡山發車時間是十二點二十三分。” “几號車廂？” “十二號。這節車廂空位子很多呢！到達東京的時間是四點四十四分。” “在十二號車廂里見沒見過這個男人？” 鄉田從旁插了一句，同時把飛鳥的照片遞了過去。 小野盯著這張照片看了一會儿說道： “這可沒有注意。因為當時我們几個人只顧聊天了。這個人是殺人犯什么的吧？” “也許吧。”大原說道。 “在十二號車廂，除了你們几個人外，還有什么人？” “我們几個人是坐在兩排面對面的座位上，因為太無聊了，所以我們一邊聊天，一邊打了一會儿扑克。后來也就打了個盹儿。” “您還記得列車過了京都后，和秋吉先生說過什么話嗎？” “說過什么話？” 小野思索般地看著天花板。 “噢，說過和我們來打招呼的列車服務員的領帶的事。那個人的領帶配得真不怎么樣。” 小野苦笑了一下。 “沒說過大麻的事？” “什么？” 被鄉田一問，小野頓時變了臉色。 “你們不是還說看見小森正在吸大麻的事嗎？” “啊！那事？！在列車中說了几句。說是說了，不過都是同行嘛——怎么，有人在注意著我們？” 小野不自然地用手去推了推眼鏡。 看來飛鳥太郎的話是真的，但大原的心里卻越來越著急，他強忍著急躁的情緒，繼續問道： “在車上有讓秋吉研太郎簽字的事嗎？” “簽字？噢，有的。” “請具体講一下。” “好吧。那是一個在車廂里出售食品的小孩，這個小孩長得像山口百惠那么可愛。如果再稍加打扮的話，一定可以培養成一個明星的。” “從他那儿買什么了？” “兩桶罐啤，兩桶桔子水和几個桔子。” “你記得很清楚呀！” “我干經紀人，記這些當然記得十分清楚。” 說完小野笑了。 相反，大原的心里更加沉重了。 飛鳥的證詞全都是事實。難道他的“不在現場證明”可以成立了嗎？ 大原兩個人道謝后便行禮告辭了。 “這么說，飛鳥太郎是清白的了？” 他們一邊向回走，鄉田一邊問道。 “笨蛋！凶手除了他不會是別人！” 大原漲紅了臉，沒好气地說道。 “可小野講得全對得上呀！” “是不是同謀犯還很難說呢！如果是同謀，他們肯定可以偽稱飛鳥上了‘一○六’號列車，為他偽造‘不在現揚證明’。然后飛鳥太郎殺死石川良子，再去東京。了解一下當時車廂內的情況。” “同謀？” “你不同意？” “同謀犯，這對凶手是非常危險的。我覺得飛鳥太郎是個机警的人，他決不會冒這個風險。” “不，我堅定地認為他們是同謀犯！” 大原不容反駁地說道。 從第二天開始，警方便從同謀作案這個線索入手調查。他們徹底調查了飛鳥太郎的交際關系，連他去過一次的酒吧，大原都跑到了。 但任何線索也沒有。 如果不是同謀作案，飛鳥太郎的“不在現場證明”就可以成立了。 “讓我再去一次東京吧！” 大原不甘心失敗，再次向山縣懇求道。 山縣為難地看著大原。 “你還是認為飛鳥太郎是凶手？” “除他之外沒有別人是凶手。” “可他的‘不在現場證明’是完全可以成立的呀！” “這個‘不在現場證明’肯定是假象！” “你認為到了東京能有什么收獲？” “我認為他根本沒上下午一點五十三分的‘光一○六號’列車。這就必然与東京有關系。我打電話問過他住過的T飯店，是下午六點三十分辦的手續，如果坐‘光一○六’號的話，應當是下午四點四十四分到達東京。從年站到T飯店，坐車也就三四十分鐘，最遲也應當在五點三十分到達，那么他就產生了一個小時的空白！” “可光這一點也不能說明什么問題。也許他下車后又去哪儿吃了飯，或見了什么人。” “所以我想去調查一下。讓我去吧！” “如果我不同意呢？” “那我就利用我的休假去！” “你這個呆子！” 山縣一邊笑著一邊說道：“真拿你沒辦法。好吧，就給你兩天時間，快去快回！” 大原決定乘坐飛鳥太郎所說的‘光一○六’號列車去東京。因為他還可以同時向當天的乘務員了解一下當時的情況。他上了十二號車廂。 列車從京都站發出后，乘務員們馬上分頭來查票了。 大原向乘務員顯示了一下自己的警察身份證后問道： “您在八號那天當班嗎？” “是的，那天我就在這節車廂。有什么事嗎？” “見過這個男人坐在這節車廂上嗎？” 大原拿出飛鳥太郎的照片讓他看。乘務員仔細看了一會儿，搖搖頭說不記得了。 “那么，在那天的車廂里有什么特殊的事情嗎？” “嗯——好像也沒有什么特別的事情呀！” 說完，這個乘務員就走開了，繼續查票，但突然他又走了回來說道： “什么樣的事情都可以嗎？” “對。有什么樣的事？” “有人丟失了一件東西，忘記帶走了。就留在了這節車廂的九號座位的行李架上。” “是個什么樣的東西？” “大小有五六十厘米左右，是個尼龍口袋。外面還貼著非常漂亮的包裝帶子，所以我認為這是旅客要送人的禮品呢！里面是什么我沒有看，但上面有一個拉索，又讓人看著像是一個女用小手提包。” “很重嗎？” “嗯，看樣子不輕。大概是給孩子買的當地特產的點心吧？” “這個包裹呢？” “送到東京站了。” “現在還在東京站嗎？” “我打電話問一下吧！” 說完，乘務員便朝乘務員室走去。 大原并沒有把這個包裹看成是与殺人案有關的事情。但發現在十二號車廂九號座位附近的事情總應有點瓜葛吧！ 大原點著一根香煙，陷入了沉思之中。正在這時，那個乘務員回來了。 “据說當天丟失包裹的旅客便把東西認領后取走了。那個人叫飛鳥太郎。听說是京都的一位醫生。” “飛鳥……” “不對嗎？” “不。沒什么。” 大原竭力控制住心頭的喜悅。 “這個飛鳥醫師是怎樣把包裹取走的？” “列車到東京之后，我看見這個包裹放著沒人帶走，就交到了東京站，据說是他到東京站詢問有沒有在‘光一○六’號的十二車廂中拾到一個包裹，核對了名字之后才交給他的。” （果然是同謀犯罪！） 大原在心里說道。 但不是与人，而是与机械！ 飛鳥太郎肯定是這樣干的： 在這個包裹中放著一架中型的收錄机。 他帶著這個包裹在站台上等著一點五十三分發出的“光一○六”號列車。這時，他發現了對側站台上的澤田，并向他招了招手。火車到站后，他上了十二號車廂，把這個包裹中的收錄机開關打開，放在旅客比較集中的行李架架上，然后下了火車。 收錄机忠實地錄下了秋吉研太郎他們的對話。 然后飛鳥太郎返回到石川良子住的水果店，殺死了這個女人。然后他又上了新干線-，去了東京。他一到東京，就馬上去了車站的失物招領處，把“丟失”在行李架上的包裹要了回來。再去到飯店，打開拉索，把收錄机取出來來，仔細听取了秋吉研太郎他們的對話，為自己偽造了一個個“不在現場證明”。 于是，大原中途在名古屋下了火車，迅速返回了京都都。 他的突然返回，使山縣科長吃了一惊。大原用興奮的口气報告了這個重大發現。 “也就是說，那家伙的‘不在現場證明’露餡了！” 大原激動地說道。 “從飛鳥太郎到東京站取包裹的時間來看，他真正乘坐的列車，是下午兩點五十三分由京都站發出的‘光一八’號列車！那列車上的乘務員和賣食品的小孩也許會認出他來的！” “太棒了！那就讓鄉田君去調查一下吧！你去見一下飛鳥太郎！” 山縣也同樣興奮地對大原說道。 大原在飛鳥醫院的副院長室里，見到了飛鳥太郎。 飛鳥太郎默默地听完了大原的迫問，然后“嘿嘿”地笑了笑說道： “這么說，你非要認為是我干的了？” 大原看著飛鳥太郎的嘲弄自己的樣子，不禁怒火又從心頭起： “告訴你，你的偽裝破產了！” “是嗎？我也告訴你，那個包裹，的确是我要帶給一個親戚家的小孩的特產。這家親戚住在東京的港區元麻布，叫鷹松。如果你認為我是編造的謊話，可以去那問一下！在那儿你肯定會看見那個包裹的！土產是我買的糖。不過，也許早就讓孩子吃完了吧！” “但放在行李架上時，里面裝著一架收錄机！” “收錄机？你有證据嗎？還說我沒有坐‘光一○六’號列車，你也有證据嗎？可我忘了取走放在行李架上的東西又不是什么稀罕的事！” 飛鳥依舊笑著說道，臉上充滿了信心和對大原的諷刺。 大原內心十分焦急，原來認為他的“不在現場證明”一攻便破，但沒有料到，自己要拿出那個包裹中裝的是收錄机的證据是非常困難的。如果沒有這個證据，就等于有抓住飛鳥太郎沒有乘坐“光一○六”號列車的證据，也就無法將其作為殺害石川良子的凶手逮捕歸案。 看來這次又敗北了。 去到“光一○八”號列車進行調查的鄉田刑警也遇到了不少因難。他問了四名列車上的乘務員，并把飛鳥太郎的照片讓他們看了，但都說不記得有這么個人。 “但是，并不是說沒有一點辦法了！” 鄉田鼓勵大原般地說道。 “在這趟列車上，還有大阪的三百名中學生，他們是去東京進行修學旅行的。我想明天去大阪，找這些學生解一下情況。” “我也想再調查一下飛鳥太郎的證詞。如果他沒有坐‘光一○六’，只把收錄机放在了車上，那么在證詞中肯定還存在著破綻的！” 大原也像是鼓勵自己一樣，堅定地說道。 五天后，大原和鄉田，再次來到了飛鳥醫院。 他們沒有像上次那樣，气勢洶洶地闖進去，而是心平气和、沉著冷靜地進了醫院。他們這次充滿了必胜的信心。 一見到飛鳥，大原便默默地把一份逮捕證書放在了他的目前。 飛鳥大惊失色：“你能找出我沒有乘坐‘光一○六’號列車的證据嗎？！” “對！我們找到了！”大原把手緊緊地摁在逮捕證上說道。 “你利用收錄机制造了‘不在現場證明’！雖然看上去是天衣無縫的，不過，遺憾的是你沒有注意到，用收錄机只能‘听’到現場，這不能說不是一個無法補救的失誤。你說過，在車上秋吉研太郎曾嘲笑請他簽字的乘務員穿了一身黑色西服，戴了一條白色領帶，對比度太強烈了。可是呢？秋吉是東京人，由于發音的咬字不清，常常把‘黑’發成‘褐’，因為你看不到這個場面，當然就會搞錯了。因此可以證明你當時根本不在‘光一○六’號列車上！你乘坐的是下午兩點五十三分由京都發出的‘光一八’號列車！” “有證据嗎？！” “當然有！”大原嘲笑地說道。 “我問過了，四名乘務員都沒有印象，那是當然的了。因為你喬裝打扮，假扮成一個女人。如果想化裝成一個女人。現在來說是再容易不過的了。時下的男人興梳長發，而不少女人興短發，而且男女都愛穿牛仔褲，牛仔服。可以說。今天是個從背影看不出男女的時代了。一個男人，涂上口紅，稍稍打扮一下，馬上就可以變成一個‘女人’的模樣。你想得是這樣的吧？不過，在那趟火車上，有許多大阪的中學生，去東京修學旅行。我向他們打听了一下，其中一個學生對我說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當他去十三號車廂的廁所時，一個女人搶先進了廁所，等那個女人出來，他進去后，坐式便桶的兩層蓋子都被掀了起來，要是女人解小手絕不會是這樣的。因為女人必須坐在上面，而你卻疏忽了這一點，習慣地把蓋子都掀了上去。因此那個學生認為這絕對是個男人裝扮的。怎么樣，明白了吧？！就這一條，能證明你在男扮女裝。不過，你從廁所出來后洗手時，把你的梳妝盒遺忘在水池邊上了，被學生們拾到了，因為你不是女人，還沒有這种習慣，所以就忘在那里了。 “中學生們把這個梳妝盒交到了東京站，幸運的是，從這個盒子上，找到了你的指紋。” ------------------ 郁子的偵探小屋出品 穎穎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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