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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為了完成局長交給她的任務,娜斯佳在伊戈爾·列斯尼科夫沒露面以前,一直沒回家。伊戈爾看上去疲憊不堪,面有土色,眼窩深陷。娜斯佳知道,伊戈爾的孩子得了重病,所以他臉色如此之差并不奇怪。
  “你怎么還賴著不走?”伊戈爾在走廊里從娜斯佳身邊經過時,連看都沒看她一眼,順口問道。
  “我在等你。”她很誠實地回答。
  “干嗎?”
  “得跟你談談戈托夫齊茨的事。好像并非一切順利,對了,伊戈列克,我想找你商量一下。格梅里亞想把我弄到他的組里去。我在抵制,可科洛布克卻認為我在陰影里躲得夠長的了。”
  “那又怎么了?”他漠不關心地問了一句,繼續向前走,還是沒有看她一眼。
  “我想問問你:他很招人討厭嗎?”
  “誰?格梅里亞?那倒不是,你能忍受得了。”
  “伊戈爾,我可不是在和你開玩笑。我和格梅里亞一起搞過阿麗娜·瓦茲尼斯被殺案。那時我覺得他作為一個男人很正常。可我确實也清楚地記得,你不喜歡他。你甚至說過一些什么話,說你不相信他。所以我想問問你,你的這些意見在多大程度上是認真的?”
  “全都是認真的。”
  “你能不能像正常人一樣談話?”娜斯佳火了,“你干嗎從牙縫里往外擠詞儿,好像我是大街上的乞丐,在向你乞求施舍似的。”
  列斯尼科夫在走廊中間停住,很感興趣地看了她一眼。
  “你复活了是嗎?居然有這么大的激情。原先整天就像一條炖熟了的魚似的。”
  “不是炖熟的魚,而是晒干的。”娜斯佳微笑著反駁說。
  “我知道。但是如果把晒干的魚好好炖一炖,就正好和你一樣了。阿霞,對不起,我現在時間很緊。”
  他又沿著走廊快步走起來,但娜斯佳跟定了他。
  “請等等,伊戈爾!再說兩句話,這對我很重要。”
  “好吧,不過我得先打個電話。”
  “到我那里去吧,”她建議說,“我的辦公室比較近,我給你沖杯咖啡,正好我的電水壺開著呢。”
  列斯尼科夫默默走著,點了點頭,拐進了娜斯佳的門。一進辦公室,他就抓起了電話筒。娜斯佳邊倒咖啡,邊不時地听他在電話里說什么。盡管她很清楚,一般說這么做不禮貌。但她有必要完成戈爾杰耶夫交待的任務,可伊戈爾顯然沒興致進行一場誠懇的談話,所以,她必須盡快了解他的心情,以便找到接近這位不善言談的同事的途徑。從他的談話中可以明白,值班大夫給他儿子看過病,但也說不出什么令人信服的建議,只是要他找血液病方面的專家去看一看。
  當列斯尼科夫放下話筒后,她說:“伊戈爾,或許你該找一下科洛布克。”
  “為什么?”
  “讓他把你從格梅里亞的組里調出來,然后,你請兩星期的假,去管孩子。這樣會更好些。”
  “對誰更好些?”伊戈爾干澀地問。
  “對大家都好,首先是對你的妻子和儿子。而案子并不受影響,反正你現在也不能算正常工作人員,你的心思不在這里。”
  “是不是對格梅里亞也更好些?”
  娜斯佳渾身一震,他是從哪儿得知探長要把他從組里調走的?或許他并不知道,只不過是感到別人對他不夠友好并希望擺脫他罷了。
  “你干嗎總責怪他?”她盡量語气平和地說,“你自己剛才不是也說過,他這人并不招人討厭么。你還說就是我也能夠忍受他。你喝咖啡,要不該涼了。”
  列斯尼科夫默默拿起杯子,喝了几口,然后把杯子放到桌上,從衣服口袋里掏出一張對折的紙。
  “給,你讀讀。”
  “這是什么?”
  “你先讀讀。”
  娜斯佳打開這張紙,上面有用普通字模打字机打的兩行字:“你的探長已經被收買很久了,如果想偵破議員被殺案,一句話也不要信他。”
  她把這張紙整齊地折好并放到桌上。
  “那現在你想說什么?這張紙你收到很久了嗎?”
  “一星期以前。”
  “直到現在你還保持沉默。你是不是瘋了?為什么不向科洛布克匯報?”
  “因為我不喜歡匿名信。在跑到上司那里去報告之前,自己要先琢磨一下,并且搞清楚你自己是否相信這封匿名信。另外,去找科洛布克又有什么意義?一切都符合規律,有人殺害了女議員戈托夫齊茨,并希望這一犯罪行為不被揭穿,但別的人卻不希望如此。如果格梅里亞被收買了的話,即使我到領導那儿報告了,也還是搞不清楚。就憑這封匿名信是搞不倒探長的。而如果這是誣陷的話,那么鮑里斯·維達利耶維奇就會平白無故遇到麻煩。”
  “這東西是怎么到你手里的?”
  “有人把它投到了信箱里,連信封都沒有,是我妻子連報紙一塊取回來的。”
  “也許這不是給你的?”盡管娜斯佳很清楚,這封信肯定就是要給伊戈爾的,但明知沒有希望的她仍抱著僥幸心理問了一句。如果希望是鄰居家的某個人,甚至是旁邊樓里住的某個人也在刑警局工作,而且也在偵查另外某一位議員被殺案,而這封信投錯了信箱的話,這种希望將是很愚蠢的。現在無論誰手里也沒有其他什么議員被害案,這一點娜斯佳知道得很清楚。偵破類似罪案的工作是在嚴格監控之下進行的,其中某一件案子連刑警局的人都不知道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伊戈爾很生硬地回答說,“你不是想問戈托夫齊茨的事嗎?”
  娜斯佳未能馬上明白他問的是什么。關于戈托夫齊茨的那句話,其實不過是一個小魚餌,為的是使列斯尼科夫能開口談話,而實際上她感興趣的完全是別的東西。
  “等等,關于他的事情以后再說,你确信格梅里亞沒有收到同樣的紙條嗎?”
  “格梅里亞?我不明白。”
  “伊戈爾,我們生活在普遍公開性時代已經很久了,你沒有忘記這一點吧?如果世上确有一個真心希望能偵破議員被殺案的人,那么他為什么要偷著給你這封信?這是一种极其愚蠢的做法。一個人得到了探長被買通的消息,如果他不希望案件的調查和偵破過程受到妨害的話,他就會在桌子旁坐下,給內務部、總檢察院、最高法院和新聞界寫信。他會踏破各机關的門檻,他會到處大喊大叫,說出自己的怀疑,大量接受新聞界采訪。現在人們都這么做。可如果他寫匿名信,那么他或者是精神病,或者是傻瓜,或者是想造成偵破小組工作的分歧。在第一、第二和第三种情況下,都不可能信任他。如果是前兩种情況,他可能只寫一封匿名信,就是這一封。但是在第三种情況下,他有百分之百的可能會寫同樣的信給格梅里亞、給尤里卡·科羅特科夫,或者給隨便哪個人。他需要在你們之間造成彼此的不信任。對這封信,你不該沉默這么長時間,否則的話,早已把一切都弄清楚了。”
  伊戈爾沉默著,很顯然,他在想著其他什么事情,當你的孩子得了重病,還管他什么議員謀殺案?就連探長被收買的問題也相形見絀了……
  “我把這封信拿走,”娜斯佳堅決地說,“你什么也不用擔心。我只請求你,不要在格梅里亞面前表露你的不信任。你要記住,他可能對你也不信任。”
  “可是我請你不要參与,”伊戈爾冷冷地說,“對探長的態度,這是每一個警探個人的事情。勞駕,請你做事有點分寸。”
  娜斯佳很惊訝地听著列斯尼科夫的話,她不明白發生了什么事情。是的,伊戈爾總是那么孤僻,和同事們也不特別交流,很少有笑容,一般來說就如同哲學上講的“自在之物”一樣。他完全不像尤拉·科羅特科夫。后者就像火藥一樣,馬上就能爆炸,而且立刻就會跑到娜斯佳這儿來講种种新聞,有好的,也有坏的。此外,他已如此習慣于和卡敏斯卡婭討論所有問題,以至于毫不顧忌地就給她往家里打電話,也不管是早晨五點還是夜里兩點。而伊戈爾在處里和誰都不接近,和所有的人都很友好并保持同等距离,對別人的請求從不拒絕,而自己几乎從來不求別人幫忙。
  “好了,對不起,”娜斯佳很尷尬地說,“我并不想干預你和格梅里亞個人之間的關系,你是不是要我對誰都不要講這封信的事?”
  “按你知道的方式去做吧!但是不要指望我采取任何行動。我不喜歡格梅里亞,僅此而已。我也不會去調查這封信的事,沒有它我自己的問題已經夠多的了。”
  在回家的路上,她還未能擺脫与列斯尼科夫談話后產生的不愉快的感覺。他對匿名信的反應是不同尋常的,而且是不正确的、非專業性的。別的不說,就這一點她是無論如何也沒想到伊戈爾會是這樣。“你自己看看你自己,你這只母雞!”她突然對自己惡狠狠地說了這么一句,“你來評論他的專業水平,你算老几啊?你是全俄最主要的偵探嗎?伊戈爾曾兩次獲得總局最佳警探稱號,可你呢?最好想想你自己所表現出的專業技能吧!遠的不講,就拿去年一月份來說吧。本應當坐下來把一切都冷靜地想一想,權衡一下,可是卻冒冒失失地怀疑繼父。戈托夫齊茨是對的,別人的痛苦我們都能夠輕易排解。可當事情涉及到你自己,腦子就完全不好使了。伊戈爾孩子病了,而且看來病得很重,他的腦子里只有這么一件事。誰能譴責他呢?周圍的人都在大嚷大叫,說警察局不破案,大概以為在警察局里工作的絕對都是些机器人,他們沒有靈魂、神經、家庭問題和疾病。認為我們的全部意志都應當用于尋找罪犯,用于猜測刑事犯罪的秘密。而這或許也對,确實應當如此。可大自然并不如此安排,我們不是机器人,而是活生生的人,所以我們根本不能總是集中精力搞案子,因為我們的思想還被人類其他种种問題所干扰,因為我們跟所有人完全一樣,也會生病、感到痛苦、發神經、愛上別人、結婚、离婚、為親近的人和朋友送葬,在不知什么時候發工資前清點那几個戈比,而且還得听妻子完全在理的數落,說什么孩子的鞋已經穿破了,他需要新皮鞋,可我們卻沒錢買。我們和所有人一樣,無人使我們普通日常生活及其所有的負擔減輕,也正因如此我們也會經常犯錯誤,對一些顯而易見的事卻想不通,來不及做必須做的事情。有沒有必要為此而責怪我們?能否為此而原諒我們?我不知道……”
  家對娜斯佳突然顯得空空蕩蕩、冰冷而又孤獨。長期以來曾迫使她竭力沉默寡言、孤獨自處的精神痛苦已然消失了,就好像隨著季馬·托哈洛夫的被殺,連這种折磨人的、遲鈍的痛苦也一并被殺死了,現在,娜斯佳特別希望列沙能在她身旁,他是那么溫暖可親、值得依賴。“可万一他不回來呢?”一個瘋狂的念頭閃了一下,“而且是永遠都不回來呢?和我的婚姻生活僅僅過了兩年他就明白,這种生活不是他理想的那种。當初我們過單身生活時一周只能見一次面,那時的一切和現在全然不同,所以我們才能保持關系達二十年之久。天吶,我們一起生活居然這么久了,想起來都可怕!一切是從九年級開始的,當初我們認識的時候,我才十五歲,而現在已經差不多三十七歲了。我希望他回來。沒有他我心里不好受。今天是我們第二個結婚紀念日,我忙于自己的事,現在剛剛想起來。有趣的是列什卡也忘了,要不就是他雖然記得,卻因為我沒有向他表示祝賀而生气了呢?”
  她一邊切面包准備做三明治,一邊想著是不是現在就給阿列克賽住的茹科夫斯基街打個電話。她不是求他回來,只是想了解一下他父親現在身体怎么樣了。她把一塊厚厚的小牛肉香腸夾進面包里,抹上一層軟奶酪,气惱地自言自語道:“有點像幼儿園的把戲。我給你打電話,又好像不是為了你,也就是說,好像是給你打,又好像是為了了解父親的情況,因為我們吵了架。‘好像’這個詞儿挺有意思,今天三十歲以下的年輕人說話時,差不多每隔一個詞就重复一遍這個詞儿,就好像某些人愛說的‘餅’這個詞。這個詞儿是從哪儿來的呢?”
  她把已經做好的三明治放到桌上,拿起了話筒。
  “列什卡,是我。爸爸怎么樣?”
  “情況不好。謝謝你,”丈夫回答得很簡短,“你現在怎么樣?”
  “我也不很好,”娜斯佳承認說,“可也許比你父親還好一些。他怎么樣了?”
  “你過了三天才想起問這事嗎?”齊斯加科夫說,“算啦,我們別摳這些小節了。昨天把他送進了醫院。媽媽今天夜里在那里守著。如果明天早晨不惡化,就要做手術。”
  “需要我嗎?要我干點什么,我都能完成。列沙,別生我的气了,我是個十足的大笨蛋,但我現在懂事了。愿意要我去嗎?”
  “你能有什么用啊?”他笑了,“你連湯都不會煮。”
  “我可以在醫院里值班,好讓你和媽媽休息一下。我可以去弄藥,可以搞到最緊缺的藥。列什卡,不要拒絕我,你過去可是總能原諒我的。”
  “阿霞,為什么說這個?”他有些懊惱地回答,“我沒有生你的气,我有其他的難題。如果你愿意,你可以來,但這并不一定需要,我們完全可以胜任。”
  “我要去,”她很堅決地說,“明天手術的事定下來以后,給我打電話好嗎?”
  “好吧,我給你打電話。你向薩沙和達申卡表示祝賀了嗎?還是又忘了?”
  嗨,上帝啊!她把哥哥的事完全忘記了。他們是同一天舉行的婚禮。是特意湊到一起的,所以今天薩沙和達莎也是結婚兩周年。
  “我明白了,”阿列克賽非常准确地解讀出了停頓在她語气中的意義,“就是說,你忘了。赶緊打個電話,現在還不晚。他們在家里,半個小時以前我和他們通過話。”
  “對不起,列申卡,我整個都暈頭轉向了。”她嘟嘟囔囔地說,“我向你表示祝賀,我親愛的。你該不會以為,已沒什么值得祝賀的了?”
  “不要說傻話。我非常愛你。但是愛一個人和同她一起過日子,這不是一碼事,這一點你比我更清楚。”
  “你不想再同我一起生活了嗎?”
  “這是你不想,或者說是你不能。”
  “我可以和你一起生活。而且我也希望能和你一起生活。把爸爸的事情料理完以后,請你回來吧!你回來嗎?”
  “我還能跑哪里去?”齊斯加科夫笑了,“說真的,我不敢保證很快就回去。”
  “我等你。你只要保證回來。”
  “好了,躺下睡覺吧,已經很晚了。別忘了給薩沙打個電話。”
  當然了,她會打電話的,會向哥哥和他迷人的妻子達申卡表示祝賀的,她還要吃自己做的很簡單的二明治,洗個澡,然后躺下睡覺。不能說生活中一切都美好,但有難題和麻煩也很普通、很正常。列什卡會回來,這是最主要的。其余的一切都在其次。要學會區分生活中主要和次要的東西,這才是真正的智慧。可為什么人們都是在很晚的時候,在已經犯過或做過所有可以想象和難以想象的錯誤和蠢事之后,才能認識到這一點呢?
  弗拉季斯拉夫·斯塔索夫下班回家后,吃過晚飯,正准備躺在沙發上看電視,他的第一個妻子馬格利特打來了電話。他一接完電話,就動作飛快地穿起了衣服。
  “出了什么事?”塔姬雅娜看著正匆忙收拾的丈夫,有些不解地問。
  “莉麗婭有點奇怪,沖著牆不停地哭,出了什么事也不講,麗達已經和她折騰了三個小時,也不管用,我到她們那里去一下。”
  “當然,你去吧。”塔姬雅娜點點頭說。
  斯塔索夫第一次婚姻所生的女儿、十歲的莉麗婭是一個很安靜、懂事理的小姑娘,她最喜歡做的事就是讀書,而且是不加選擇地讀,几乎從來不哭。歇斯底里地鬧騰三個小時(當然,如果馬格利特沒有習慣地加以夸張的話),在她來說簡直是不尋常到讓人害怕了。偵探工作的經驗告訴塔姬雅娜,或許是發生了某种最不愉快的事:性狂躁者惊嚇了她,而她又不好意思對大人講。這种事發生的可能性非常之大,超出了人們的想象。如果周圍的人處置不當,馬上就會產生可怕的后果,比如心理挫傷和將來個人生活的扭曲。斯塔索夫自己也見過這樣的事情。塔姬雅娜知道一年半以前,他就和娜斯佳·卡敏斯卡婭一起調查過著名電影明星阿麗娜·瓦茲尼斯被害案。瓦茲尼斯的生活正是因為這樣一個專門誘騙、奸污那些不敢跟大人訴說自己恐懼的小女孩的惡棍而走上歧途的。送走了丈夫,她拿了一本書躺到床上,但思緒總是從書上的文字跑到公務上來,盡管嚴格地說公務已經結束了。她再不用去上班,并且可以放松一下了。但關于女巫師伊涅薩被害案的一些想法還是常常鑽到她腦子里來。
  斯塔索夫在半夜兩點左右才回來,一副心緒不宁、气咻咻的樣子。
  “你干嗎還不睡覺?”他看見塔婭雅娜跟原來一樣拿著書躺著,于是問道。
  “在等你。莉麗婭到底怎么了?”
  “真是荒唐透頂。”他一邊從頭上將毛衣和背心一古腦拽下來,一邊怒沖沖地說,“她楞是認為我和你生了儿子以后,就不會再喜歡她了。她的腦子里從哪儿來的這些愚蠢的想法?她可是一個很理智的小姑娘,讀了那么多的書。當初,她還希望我和你快點結婚,你還記得嗎?”
  “當然記得,”塔姬雅娜笑了笑,“她比專業媒婆還要嚴厲,不停地跟我們絮叨,說什么成年人應該成婚而生活在一起。”
  “就是啊,可現在她卻傷心了,說我將喜歡即將出生的儿子而忘掉她。我對她又是解釋,又是勸說,還做了保證。她倒是不哭了,但好像還是不相信我,也沒安靜下來。而麗特卡也火上澆油,整個一個沒腦子。”
  斯塔索夫爬上床,拽毯子蓋上,并且閉上了眼睛。
  “好了,塔紐莎,關燈睡覺吧,明天再說。”
  几分鐘以后,就听到了他均勻的呼吸聲。弗拉季斯拉夫即使在激動不安和著急上火時也能很快入睡,而塔姬雅娜卻很長時間翻來覆去睡不著。她下意識地把手放到肚子上,心里想,如果她不是所有的時間都坐在家里,對孩子是否會有害。已經快要睡著的時候,她終于還是判定對孩子不會有害。人們常說,以适當的速度步行對孕婦是有益的。
  一早,上班去的斯塔索夫剛走,伊拉奇卡就說:
  “塔姬雅娜,我全准備好了,有午飯和晚飯。沒我你能應付過來嗎?”
  “應付得了,這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塔姬雅娜笑著說,“你是准備到什么地方去吧?”
  “是啊。”伊琳娜簡短地回答道。她披上短大衣,拆開一只裝著件新連襪褲的塑料袋。
  “去很久嗎?”
  “一整天吧。很晚才回來。丹,你瞧,這件連襪褲對這身白衣服來說是不是太暗了?”
  塔姬雅娜仔細瞧了瞧親戚那兩條繃著輕薄織物的修長的腿。
  “我看很好。喂,把裙子穿上。”
  伊拉從柜子里拽出一條雪白的薄皮裙,穿上了。
  “挺合适,”塔姬雅娜點點頭,“你打算和誰過一天呀?是個新的追求者嗎?”
  “得,他還沒那么新,您認識他已經一星期了。”
  “是嘛,這可真的不短了,”塔姬雅挪搖著頭說,“他怎么能直到現在都沒有招你厭煩呀?”
  “我自己也不知道,”伊拉夸張地歎了口气,“您看,這條綠圍巾配這套白衣服合适嗎?要不還是這條艷粉的好?”
  “伊拉奇卡,別逗我了,隨便哪條都行。”
  這邊伊拉在忙活著准備赴約,那邊塔姬雅娜靜靜坐在餐桌旁,不去打扰如此庄重的過程。伊拉在塔姬雅娜臉上親了一下,告了別,對午飯和晚飯最后又叮囑了一遍后,飛快地跑出門去。塔姬雅娜也悄悄地收拾著准備出門,她始終弄不明白究竟是什么在促使她出門的,但她一直都為英娜·帕施科娃被殺案毫無進展而感到很不痛快。為此她應做些什么。說句實話,她也不知道究竟該做些什么。
  走出家門,她不慌不忙地朝地鐵走去,盡管這段路很遠。离車站太遠是新建住宅永遠無法解決的問題。不過今天塔姬雅娜并沒為此而惱火,春日溫暖的陽光令她心情舒暢,況且,伊拉奇卡終于找到了心上人,她也從此有了自己的牛活。每次想到一個姑娘家整天為親戚家忙忙叨叨做家務,在這個陌生的城市里沒有人追求,甚至連一個女朋友都沒有,塔姬雅娜就感到很不自在,很不輕松。
  她在“盧比揚卡”站下了車,沿米亞尼茨卡婭街朝花園環形道走去。這就是女魔法師伊涅薩,也就是英娜·帕施科娃,曾經住過的那棟樓,她曾在那里接待她的顧客,最后被人殺害。樓門上的金屬護板上有一些小按鈕,以前可能是門鈴,不過早就坏了。塔姬雅娜不清楚,她為什么要到這里來,進大門的時候,她不經意地朝信箱瞟了一眼,突然發現牆上貼著一張啟事,上面用手寫体寫道:“誰丟了鑰匙,請來14號房找。”
  “我就去這家,”她想道,“如果一個人拾到一把地下掉的鑰匙,不是把它扔在原地,而是拿回家,隨后又不嫌麻煩地貼出啟事來,那么找這人准沒錯。因為他不像我們城里大多數人那樣對周圍的事漠不關心,而是希望對自己的鄰居多少有些了解。”
  14號住宅的門開了,出來一位圓臉老太太,面容很慈善,接著傳出尖細的小孩聲音。很明顯,女主人是一位老奶奶,在家照顧孫子。
  “您找誰?”老太太疑惑地皺起了眉。
  “我是為鑰匙而來。”
  “終于有人來找鑰匙了!要不它就一直放在我這儿,沒一個人問。喏,給你。”
  老太太笑起來,遞給塔姬雅娜挂在鑰匙環上的兩把鑰匙。
  “是您的?”
  “對不起,”塔姬雅娜接過鑰匙說道,“我沒有表達清楚我的意思,我确實對這串鑰匙感興趣,不過它不是我的。”
  “是這樣啊!”老太太的臉立馬拉了下來,“那把鑰匙還給我。快點呀,看著我干嗎?要是大家都來要的話,我們這個樓里還不被偷光了。看著你蠻体面一個人,竟然干這樣的事,不覺得羞恥嗎?快把鑰匙還給我,否則我要報警了!”
  “不必了,我就是警察局的。這是我的證件。我負責調查您的鄰居被殺一案。”
  “哦,天哪!”
  老太太嚇得連忙往后退,一直退到門廳里,用一只手捂住嘴。
  “實在對不起!上帝保佑,我這老糊涂都說了些什么呀!您役生气吧!”
  “沒有!要是大家都像您這么警惕,我們的麻煩就少多了!怎樣稱呼您?”
  “芭琳娜·彼得羅芙娜。”
  “我叫塔姬雅娜·格利戈里耶芙娜。芭琳娜·彼得羅芙娜,我們可以稍稍談談嗎?”
  “當然可以,當然可以,您請進。怎么,那起凶殺案至今還沒破嗎?”
  “很遺憾,沒有。”
  塔姬雅娜跟著女主人走進一間寬敞的房間。芭琳娜·彼得羅芙娜的房子和伊涅薩的一樣,都是一居室的,只是房間稍大些。兩個五六歲的小孩儿正圍著屋子中間的圓桌跑來跑去,不時發出刺耳的的尖叫聲。起初塔姬雅娜以為是自己的錯覺,后來才看清楚,這兩個孩子确實是對雙胞胎,而且連衣服也一模一樣。
  “維佳,沃娃,快到廚房去,那儿牛奶和餅干已經准備好了。記著,不准尖叫!我和這個阿姨有話要談。”芭琳娜·彼得羅芙娜命令道。
  “您管起他們來似乎很輕松,”塔姬雅娜說道,“很少有孩子奶奶只說一遍就听的。”
  “這是我的重孫。”芭琳娜·彼得羅芙娜臉上洋溢著幸福的微笑說,“他們之所以听話,是我帶孫子時練出來的本領。我的孫子像別家的一樣,也是不听奶奶的話,他們是被我慣大的。所以我就在想,究竟錯在哪里。這樣,我和重孫說話就采取了另外一种方式。總的來說,他們都是好孩子,他們不光听我的,父母的話他們也听。不知你听沒听說過一句諺語:第一個孩子是你最后一個玩具,第一個孫子才是你的第一個孩子。我的情況就是如此。我在撫養我的孩子時,什么也沒學會。那會儿還年輕,傻乎乎的。等孫子生下來的時候,才知道去教育他們。但我自己也知道,方法不對。什么事都不可能第一次就做對的。而等重孫出生以后,我已經有經驗了,也變聰明了。您快請坐,您這樣站著一定很累吧。怀孕几個月了?”
  “快七個月了。”
  “干嗎還要工作呀?”女主人歎了口气,“一點都不知道愛惜自己的身体。您這要是干些舒服、輕松點的活還行,可你是和殺人犯呀、小偷之類的人打交道。您不怕嗎?”
  “不怕,”塔姬雅娜老老實實地回答道,“不過您說的也對,這种工作對要做媽媽的人确實不利。但是,有什么辦法呢?芭琳娜·彼得羅芙娜,您知道英娜嗎?”
  “誰不知道她?整棟樓里的人都知道她。她是個魔法師,有很多人來找她。”
  “您本人去過嗎?”
  “沒有,沒有,上帝保佑。”芭琳娜·彼得羅芙娜赶緊一個勁地搖手,似乎在极力擺脫一种不洁淨的力量。
  “為什么?您不相信她的法術?”
  “不信,”女主人堅決地回答道,“我在一個信仰共產主義的家庭里長大,從來不去教堂,也不信上帝。既然沒有上帝,自然也就沒有魔鬼。我不相信那些神話,我忠實地信仰共產主義,不相信什么法術。難道您相信嗎?”
  “不,我也不信,”塔姬雅娜笑道,“不過您自己不是也說,有很多人到她那儿去嗎?不可能他們都不對吧。或許,真的有也不一定。您去過英娜的家嗎?”
  “就一次。當時我還不知道她是干這行的。她剛搬來時,我作為鄰居去看了看。那會儿我們這個單元正打算安防盜門鈴,這樣小流氓們就不能在樓道里亂竄。我去她那儿收錢。她給了我錢,也沒請我進屋去,我也就沒多問。”
  “以后再沒去過嗎?”
  “沒有。”
  “你覺得她的房間舒服嗎?”
  “舒服什么呀!東西堆得亂七八糟。我說過,她剛搬來。又不愛和人打交道,要是在樓梯里或者樓門口碰見你,也不打招呼,而是看著你,似乎要把你看透,然后接著走她的路。”
  “把你看透。”現在塔姬雅娜想起了對帕施科娃住的這棟樓的偵查報告。14號的女主人沒有比別的被調查人多說什么,只是用了一句“把你看透”。樓里所有的居民都知道,伊涅薩稱自己為魔法師,但誰也沒去求過她,跟她關系也不近。其實,何止是不近,有的人只是見過她,有的人則只知道名字。沒有一個人跟她有共同的熟人,誰也不去她那儿做客。
  “芭琳娜·彼得羅芙娜,您在哪儿撿到的這串鑰匙?”
  “鑰匙嗎……”女主人惊奇地重复著,不明白怎么這么快轉到另一個話題上來了。“對了,您把鑰匙給我。也許,它的主人還會來的。”
  “不會來了。那么您是在哪儿撿到它的?”
  “它掉在了門邊上,那時還有雪。我看見它是雪化了以后。濕濕的、髒乎乎的……沒人拾它。我在隔壁几棟樓里也貼了啟事,我想也有可能是別的樓里的人路過時掉在這儿的。你為什么認為不會有人來要了呢?”
  “因為這是伊涅薩的。”
  “您說什么?”
  芭琳娜·彼得羅芙娜的臉因害怕而變了形,似乎与死者的鑰匙有關聯就像和血腥尸体有關一樣。
  “噢,天哪!”她大聲號啕起來,“我保存著死去的女魔法師的東西!老天保佑,千万別有什么不幸發生!”
  塔姬雅娜覺得很可笑,剛才這個可愛善良的女人還信誓旦旦地表明自己是一個堅定不移的無神論者,不相信任何神秘的力量,而現在知道鑰匙是女魔法師的后竟像個孩子似的嚇得六神無主。
  “不會有不幸的,您不必擔心。您也不知道是誰的,”塔姬雅娜安慰她,“我現在把鑰匙拿走,您這儿就一切如舊了。您准确地告訴我,您什么時候撿到的?”
  “是什么時候……”芭琳娜·彼得羅芙娜皺著眉頭想,“似乎是四月初,對,就是四月初,雪才剛化完。”
  也就是說,确實在四月初。為什么偵查員對此一無所知呢?一發現伊涅薩的尸体,就對全樓進行了調查。而這遠遠早于化雪。
  “您能給我指一下鑰匙當時在哪儿嗎?”
  “可以,好像是在……”芭琳娜·彼得羅芙娜緊鎖眉頭思考起來,“大約在四月初……對!就是在四月初,當時雪剛化完。”
  “這下我明白了,确實是在四月初。但是為什么偵查員對這一無所知呢?尸体一被發現就對全樓進行了搜查,而這是雪化以前很久的事了。”
  “您能否給我指一下當時鑰匙在什么地方嗎?”
  “當然可以,這我記著呢,就在一出門朝左拐,一個垃圾箱旁邊。唉,算了,我還是指給你看吧。維佳!沃娃!”她喊道。
  門縫里立馬露出兩張小臉,臉上糊滿了巧克力,可能是往餅干上抹的時候蹭上去的。
  “什么事?”雙胞胎齊聲說道。
  “我現在要和這個阿姨出去整整十分鐘。我不在,你們別怕,也別胡鬧。有問題嗎?”
  “沒……有!”小男孩們又齊聲答道。
  芭琳娜·彼得羅芙娜披上披肩打開了門。
  “我們走吧。”塔姬雅娜說。
  兩人一起走下樓。出了門,芭琳娜·彼得羅芙娜朝右拐,走了大約兩三米停了下來。“原來我們這儿的垃圾箱就在這儿,誰把它收走了?它礙著誰了?我在這儿住了這么久,垃圾箱就一直放在這儿。現在莫斯科正為舉行周年紀念在整頓秩序,這個垃圾箱就不見了。其實正好弄反了,我覺得,越是整頓秩序,越應該每隔十米放一個垃圾箱,對不?這樣誰要想扔東西,一眼就可以看見該往哪儿扔。要不怎么辦?孩子們吃了冰淇淋,會把髒髒的紙往口袋里塞嗎?肯定是順手就扔在人行道上,因為沒有別的地儿扔。然后你就看吧,這個城市會髒成什么樣!”
  “垃圾箱早就被收走了嗎?”塔姬雅娜仔細查看了芭琳娜·彼得羅芙娜指的地方,頓時來了興趣。“不,大約是兩星期前。我撿鑰匙那會儿還在。”
  “好了,芭琳娜·彼得羅芙娜,謝謝您。您快回家去吧,家里孩子沒人管,別惹出什么事來。”老太太笑了起來,“這兩個孩子不會惹事的,我的孫子們倒是一刻也不能离人,离了人,他們准會把什么東西打碎或者弄坏。而我的重孫已經被我教訓出來了。他們牢牢記住:如果太祖母波莉雅說‘不行’,就是不行。他們不敢頂嘴。我在撫養孫子時明白了一條最主要的規則。”
  “什么規則?”塔姬雅娜饒有興趣地問道。她越來越喜歡這個老太太了。
  “應該從小就教給孩子什么是‘可以’,什么是‘不行’,這是兩個神圣的字眼。如果我說可以玩,可以鬧,那你想玩多久玩多久,想跑哪儿跑哪儿。我什么話也不會說。但是如果我說‘不行’,就是說,對誰也不縱容,對誰也不例外。如果不允許不洗手吃飯,那么所有的人都不允許,包括他們的父母、爺爺奶奶,也包括我——曾祖母在內。只要小孩子有一次看見大家都不允許,而有人例外,那一切都是白搭。以后你的話他一句也不會听的。”
  告別了芭琳娜·彼得羅芙娜,塔姬雅娜朝地鐵走去,邊走邊想著發生過的事。她一眼就認出了那是帕施科娃的鑰匙,甚至不需要拿去試一試,跟她門上的鎖是否配套。那串鑰匙有特征:帕施科娃家有兩個鐵門,都是用意大利產的防盜鎖鎖的。當鄰居叫警察來的時候,兩道門都是鎖著的,确切點說是沒有用鑰匙鎖死,只是關著。凶手不需要用鑰匙鎖門。但他們需要用鑰匙來開門。
  不,不是這樣的……凶手想了個狡猾的辦法配了一副鑰匙,這樣就可以毫無阻礙地進入房里對女主人行凶。或者是本打算入室行竊,沒料到伊涅薩在家,于是盜竊就發展成了行凶。可以這樣設想。在這种情況下罪犯還會想著把鑰匙挂在鑰匙串上嗎?不會的。真是愚蠢至极。
  另一种情況就是,罪犯鑽進房內虐待女主人,走的時候順便拿走了她的另一副鑰匙,剛出門就把它扔了。那他為什么要拿它呢?也是愚蠢的想法。
  第三种情況:罪犯沒有鑰匙,帕施科娃自己放他進去的。接下來,就和第二种情況一樣了:拿走了第二副鑰匙然后扔掉。但這究竟是為什么?為什么呢?
  這副鑰匙是第二副,這一點毋庸置疑,因為在死者家中門邊的小柜子上有一副一模一樣的鑰匙穿在一個一模一樣的鑰匙環上,不同的是,那副上多了一把信箱鑰匙。小柜子上還有伊涅薩的車和車庫的鑰匙。看來,她習慣丁把鑰匙放在那地方。
  這副鑰匙究竟是怎么被拿走的?是誰拿走了?為什么又把它扔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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