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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韋羅尼卡·馬特維耶夫娜望著坐在眼前的這個男人紅紅的浮腫的面孔,不禁怒火中燒。他看起來比她年輕得多,雖然布滿皺紋的枯瘦的臉和拔掉了半數的牙使他老了足有十歲。
  “拿來了沒有?”他用嘶啞的男高音問道,眼睛一直盯著她的手提包。
  “拿來了,”她冷冰冰地回答,“帕維爾,你還是早點儿死了的好。我實在受不了了。”
  那男人惡狠狠地把嘴一撇,气呼呼地想大罵一通,可沒了牙的嘴里卻先飛出了唾沫,濺到圖爾賓娜的袖子上。她厭惡至极,赶忙把衣服擦干淨。
  “怎么,瞧著我不順眼了,想甩開我,”帕維爾用令人厭惡的流氓腔調說,“我幫你生了個多好的小伙子,你現在倒翻臉不認人了。你怀上他的時候,可沒說厭棄我。”
  “閉上你的臭嘴,”老太婆气憤地打斷了他的話,“你先說說,星期六你在哪儿?”
  “怎么,你來過這里?沒碰見我?我在家呀,不在這儿,我還能到哪儿去?我大概只是和几個大男人在小樹林里坐坐,我總是這樣的,這你是知道的。”
  “帕維爾,我怎么能相信你呢?”韋羅尼卡歎了口气,顯得疲憊不堪,“你酗酒早就把良心也喝掉了,頭腦也喝糊涂了。老實說,這事是你干的?”
  “干什么?”他真的吃了一惊,“你指什么事?”
  “星期六你去過莫斯科?”
  “沒有,還要我說多少遍。你老找什么碴儿?星期六瓦列里結婚了,是吧?”
  “帕維爾,他沒結成婚。謝天謝地,沒結成。”
  “怎么會這樣呢?未婚妻從婚禮上溜了?”
  “這不關你的事。我只告訴你:我不要有天生缺陷的孫子孫女。像你這樣的,最好一個也不要。”
  “唉——呀——呀,”帕維爾拉著令人厭惡的長腔說,“我們還是相親相愛的。儿子嘛,長得端端正正,有了孫子也不會差。你年輕的時候可不是什么仙女,更不是什么聰穎過人的姑娘。我搞上你的時候,你已經是個42歲的老處女了,誰希罕你那副丑臉和那雙羅圈腿。我可比你年輕20歲,身体特別棒。要說瓦列里身上有什么优點,那肯定是遺傳我的,絕對不是從你那儿來的。難怪這么好的姑娘都看上了他。”
  “什么樣的好姑娘?”她馬上啞著嗓子問,“你是從哪儿知道的?”
  “見過几次,”帕維爾冷笑著,齜著稀疏的虫牙厚顏無恥地說,“她那屁股,多圓溜。兩個奶頭又勻稱又結實,嘿,那身打扮就更別提了!我自己都想把她……”
  “帕維爾,你答應過我……得了,快別作孽了!……”圖爾賓娜嘟噥起來,“你要的,我都給你辦到了,一再給你送錢來,只求你別騷扰儿子。”
  “別騷扰?儿子是我的,我想找就找。老不死的,你管不著我。我也該為自己考慮考慮了。你說不定一下子就‘蹬腿’了,誰來養活我?儿子可是我的親骨肉。”
  他坐在搖搖晃晃的破椅子上,身子往后一仰,得意地盯著韋羅尼卡。她痛苦万分,那不幸的一幕怎么也難從她腦子里抹去,當時……現在。她卻只好千方百計不讓儿子知道他有一個這樣的父親。她一再給他送錢,自己和瓦列里節衣縮食,從她娘倆那本來就入不敷出的收入中一點一滴地擠出來供他揮霍,還終日提心吊膽,惟恐這個罪孽深重、一文不值的酒鬼來找儿子。他既然看見過埃利婭,就說明他還是悄悄接近了瓦列里。要是儿子娶上一個家庭富裕的姑娘,那就大禍臨頭了,帕維爾是不會輕易放過的。啊,老天爺呀,讓他死了該多好!
  “好了,拿錢來,走你的路吧,”帕維爾裝出一副寬宏大量的樣子,“也許,你還想說點什么?”
  “我想,”韋羅尼卡突然聲色俱厲地說,“我想說,但愿今生今世不再見到你這副討人厭的嘴臉!”
  “你還是隨和點吧,”他惱羞成怒地說,“照照鏡子看看你自己那副嘴臉……要真蹬了腿,可就再也看不見了。還是早點進墳墓吧,這樣你就解脫了。”
  “惡棍,宁愿你把我忘得一干二淨。你害了我一輩子!天哪,我作了什么孽,要受這樣的懲罰!”
  老太太失聲痛哭起來,她盼著快點儿死,可又怕死,若是她不在世上了,儿子會受不住這种打擊的。
  韋羅尼卡·馬特維耶夫娜進去的那座樓房所在地段的民警,原來是個年紀輕輕的小伙子,睫毛淡淡的,面帶稚气,笑眯眯的,很討人喜歡。
  “科利亞,查一下戶籍資料。”科羅特科夫遞給民警一張寫著地址的紙條。
  “所有人的嗎?”科利亞想明确一下,“那儿的單元房都是合住的,住戶很多。”
  “一個叫圖爾賓娜·韋羅尼卡·馬特維耶夫娜的老太太常去的那一套。我想了解一下她可能去誰家。也許你能馬上知道是哪一戶?”
  “圖爾賓娜,圖爾賓娜……”科利亞邊思索邊重复著,“不,這個姓我沒有印象。得一戶一戶地查。”
  他從保險柜里取出一個檔案夾,從中抽出一張他們要找的那幢樓房住戶的長長的名單。名單上的姓沒有值得注意的。
  “我們簡單一點,”科利亞建議說,“馬上挨戶去摸摸底很快就能弄清楚。誰家今天來了客人,就到誰家去。你跟我一塊去吧?”
  “不行,”科羅特科夫搖頭說,“圖爾賓娜和我見過面我今天剛和她談過話。你還是一個人去,好吧?”
  “好的。她長什么樣?”
  “上了年紀的老太太,70來歲,身材瘦小,頭發灰白,梳個發髻,穿一件深藍色連衣裙,灰色外套。還有,脖子上系一條三角圍巾,顏色很淺。”
  年輕的地段民警出去了,他向這幢樓房的住戶講述今天街上發生的一件令人痛心的事件,一個姑娘遭搶劫,罪犯正好躥進了這幢住宅。一個半小時后,小伙子才回來,他告訴科羅特科夫說,那個老太太曾兩次去找有前科的酒鬼帕維爾·斯米季延科。他們立即在公民證股拿到了斯米季延科的檔案資料,但沒有發現值得注意的地方。他同這個上了年紀的老太太有什么相干呢?
  “你對這家伙有什么印象?”科羅特科夫問道。
  “酗酒,”科利亞皺著眉說,“沒有工作,天天爛醉。”
  “既然沒工作,哪儿來的錢酗酒?”
  “嘿,您還問呢!”他笑了起來,“過去還有懲治不勞而獲的法律條文,可以追究某人用什么錢酗酒,現如今,誰還過問這個,法律也不禁止。”
  “你別講什么法律,這我比你清楚。作為地段民警,也該知道你的地段內誰靠什么生活。”
  “尤拉·維克托羅維奇,您說得倒輕巧,”科利亞气憤地說,“我管的事還少嗎?連夫妻打架我都得過問,總不能讓他們打出人命來吧。這個斯米季延科,還算守規矩,只是嗜酒如命,可沒有惹是生非。”
  “你從哪儿知道他沒有惹是生非的?你又沒管他。”科羅特科夫挖苦說。
  “沒人舉報,就說明他很安分。”地段民警面帶笑容地下著結論。
  “當然,誰也不會接你兩下子,”尤拉歎了口气說,“不過你不挨打,是不會有什么進步的。記住:沒被舉報并不代表沒有危險。好吧,回頭見。”
  他回到彼得羅夫卡民警局已是深夜了。科里一個人也沒有,他桌上擺著一份剛查詢到的材料,上面寫著韋羅尼卡·馬特維耶夫娜·圖爾賓娜搬過几次家,什么時候搬的。這份材料使科羅特科夫困惑不解:她60歲以前一直住在一個地方,最近十年卻換了四個住處,而且每次搬的新居都比原來住的差。真怪,這是為什么?
  馬拉特·拉特舍夫的确是一個難得的未婚夫,身材魁梧,儀表堂堂,神態自若,事業上一帆風順。他結過一次婚,大約一年前离异,想与他結姻的女士不少。謝盧亞諾夫難以与他交談,因為很遺憾,拉特舍夫是那种紅塵中的人,認為有金錢作后盾,什么事都能對付。
  “在回答您的問題之前,我想弄明白,您來找我的目的是什么?”他傲慢地說。
  “上星期六,巴爾托什的女儿登記結婚的時候,出了一樁事。”
  “我与此事有什么關系?”
  謝盧亞諾夫耐心解釋著,“我們認為有人企圖破坏這樁婚事。您對巴爾托什先生本人,以及他的女儿及其周圍的人都非常了解,所以我希望您能提供一些對破案有幫助的情況。”
  “請問,怎么個幫法?”
  “您可以講一下埃利婭是否有其他的追求者,也想娶她為妻,或者巴爾托什本人是否有宿敵,會出于某种動机,阻止他女儿出嫁。”
  “您簡直是在說夢話。”
  “我希望,您能采取合作態度。”
  “我未必能對您有所幫助,我對您感興趣的問題一無所知。”
  “未必吧?”謝盧亞諾夫冷冷一笑,臉上掠過了一絲疑惑,“我們可以試試,比如說,您是否知道,巴爾托什為什么拒絕与土耳其拿撒公司簽訂合同?”
  “天哪……怎么又扯上了拿撒公司?”
  “請說為什么?”
  “喂,您可是刑偵處的,不是反盜竊社會主義財產和投机行為科的……”
  “那個科早就不存在了。現在改名為經濟犯罪科。”謝盧亞諾夫糾正說。
  “反正都一樣,就算是經濟犯罪科吧。我沒有得到授權同任何人討論簽訂契約的條件問題。這屬于商業秘密。”
  “您無須具体談,”尼古拉心平气和地同意說,“只要說一下,條件對你們是否合适,就足夠了。那么,為什么与拿撒公司的合同沒談成呢?”
  “您自己已經回答了您提出的問題:我們不滿意他們的條件。”
  “怎么,拿撒公司改變了他們開始提出的條件?”
  “您這么說的依据是什么?”
  “暫時沒什么依据。我是在問您。”
  “我不懂您的意思,”拉特舍夫掏出煙來惱火地說,“毫無根据的臆測。”
  “据我所知,同拿撒公司的談判始于1月份,很快進展到簽訂合同,可到了4月底,事情突然擱淺了。那么,出了什么事?”
  “我沒有得到授權……”
  “當然,”謝盧亞諾夫打斷了他的話,“這是商業秘密,這話我已經听過多次了。不過我想,如果拿撒公司的條件你們一開始就覺得不能接受,就不會白白花費三個月的功夫去商談了。那么這三個月期間,你們都干了些什么?”
  “這与婚姻登記處事件有什么關系?”
  “也許什么關系都沒有,”謝盧亞諾夫聳了聳肩,“但我想弄明白。”
  “我向您保證,沒有關系。”
  “好吧,我們往下談。你們公司1993年簽訂了18個合同,1994年是21個。而今年已過了四個半月,卻一個也沒有簽。您能對此作出解釋嗎?”
  “無可奉告,”拉特舍夫冷冰冰地說,“我已經向您解釋過,這是商業秘密。”
  “那么,您認為這合乎常理嗎?”
  “我認為,這与您無關。”
  “您可是公司的商務經理……”
  “是又怎么樣?我不想把我的看法告訴不相干的人。”
  謝盧亞諾夫心里很不是滋味:“怎么落到了這种地步,堂堂一個刑偵干部,負責偵破兩樁凶殺案,一出馬就碰上了這號人。往下可怎么進行呢?”
  “我認為,‘藍色多瑙河’公司正收縮在俄羅斯的業務。如果可能,您可以談一談看法,以正視听。”
  “我愛莫能助。即使您說的是正确的,公司也不會因此而触犯法律的。”
  “那么上個星期六您在什么地方?”
  “在家。”拉特舍夫毫不遲疑地隨口答道。
  謝盧亞諾夫可不愿听到這种回答。
  “有誰可以證明?”
  “當然有。我和一個女人在一起,可以告訴您她的名字,她會證實的。”
  由一個女人證明不在犯罪現場,謝盧亞諾夫更是不中意了。這种作證有多大价值,他是很清楚的。
  “有人說,有段時間您對埃利婭·巴爾托什追得很緊。是這樣嗎?”
  “怎么,這也違法嗎?更何況這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時間早晚有什么差別呢。有過這事嗎?”
  “就算有過吧。”
  “您當時有意娶她嗎?”
  “您憑什么這樣說?”
  “我只是隨便問問。是有過打算吧?”
  “沒有的事。我不過是向漂亮姑娘獻獻殷勤而已。”
  “對您老板的女儿獻殷勤?”謝盧亞諾夫并無惡意地追問道,“這么說,您當時沒有娶她之意?”
  “想都沒想過。”
  “可塔米拉·沙爾科夫娜不這么看。”
  “塔米拉·沙爾科夫娜怎么看,我不感興趣。”
  “埃利婭怎么想,您也不感興趣嗎?”
  拉特舍夫張口結舌了,謝盧亞諾夫眼看著他的臉沉了下來。
  “我不明白,為什么要這么問來問去,”馬拉特終于慢吞吞地說,“我和埃利婭來往過,但与婚姻登記處事件沒有任何關系。”
  “這么說,埃利婭對您和她的關系的看法,您也不感興趣了?”
  “不感興趣。”
  “這就怪了,她可對您想娶她深信不疑。”
  “她憑什么對此深信不疑,真是傻話!”
  “憑您向她求過婚。順便再說一句,她當時也接受了。您莫非把這事給忘了?”
  “喜歡炫耀的小姑娘想入非非的臆造值得一信嗎?”
  “給她的戒指也是臆造出來的嗎?”
  “什么戒指?”
  “你們一起在巴拉頓湖度假時,您親手送給她的戒指。難道是埃利婭有幻想症?”
  “听我說,您不要無中生有,節外生枝!沒錯,我們一起到巴拉頓湖她奶奶那儿去過,并且晚上都在一起,我也的确送過她戒指。可這又怎么樣?我是個正常的人,受過良好的教育,要是一個姑娘和我睡在一起,我認為送她禮物是正常的。”
  “那么貴重的禮物?鑲有三顆鑽石的戒指?”
  “您對‘貴’与‘賤’的看法有點儿坐井觀天了,”拉特舍夫又恢复了他那高傲的神气,“以我的收入,賣這么個戒指算不了什么。”
  “這么說,埃利婭要嫁給別人,您一點儿也不感到痛心?”
  “一點儿不。”
  “好吧,”謝盧亞諾夫歎了口气,“讓我記下和您度過星期六的那位女友的名字。”
  “可以,請吧!奧莉加·葉梅利揚采娃,我們公司的女職員,在廣告部工作。”
  
  白与黑,黑与白……
  從童年起,我面前的世界就被縮小成這兩個概念。行還是不行。好還是不好。善還是惡。沒有中庸之道,沒有中間色調。不能模棱兩可,只能有一种答案:“是”或“不是”。從來就沒有“可能”。
  那時我五歲……父母為什么事大聲叫嚷著,我覺得他們是在吵架。父親叫媽媽為母狗,我馬上學會了一個陌生的詞,一個一念就上口的詞。
  “母狗!媽媽——母狗!媽媽——母狗!”我高興得大叫起來,因為這個新詞很容易上口,很快就記住了。
  爭吵立刻停止了,爸爸媽媽都把注意力轉到我身上。
  “這個詞很粗野,”媽媽嚴肅地訓斥我,“不能這么說,你表現可不好。”
  “那爸爸也表現不好?”我据理反駁。
  媽媽一時慌了神,答不上來了。這時,父親親自出馬來教育我了。他咳嗽了几聲,清了清嗓子,擺出一副嚴肅的面孔來。
  “貓崽子,”不知怎的,他不看著我,卻望著媽媽,“情況不同……凡事都沒那么簡單……從來就沒法說清楚……”
  可我才只有五歲,“從來就沒法說清楚”的話,不可能令我滿意。我是個小孩子,我要明确肯定的說法。我生性膽小,絕對相信媽媽爸爸永遠和我在一起。我只想睡在那舒适的小床上,枕頭旁邊擺著那只長毛絨小兔,每天晚上听著童話故事入睡,天天早晨喝的是苹果汁,星期六去吃奶奶烤的大餡餅。我想确切知道,要是我每夭都刷牙、常說“謝謝”和“請……”并且很听話,是否就能受到夸獎;我要是調皮淘气或弄坏了什么東西,是否一定會受到處罰。可要是听到“情況不同”、“凡事都沒那么簡單”、“從來就沒法說清楚”這樣的話,就能團表現好而受到處罰,因表現不好而受到夸獎嗎?我這五歲的小腦瓜無法解開這個謎團,于是我就發起脾气來。
  我八歲了……父母帶我去電影院,我和他們一起看著銀幕上的罪犯從監獄里逃出來,舍命救了一個人。媽媽悄悄地擦著眼淚,可我卻不懂,她為什么那么傷心。
  “媽媽,你怎么了,可怜他?”我們從電影院走出來,已是傍晚時分,但春風暖洋洋的,飄著花香。
  “當然啦,親愛的。”媽媽點點頭。
  “可他是個罪犯,”我气得嚷起來,“是從監獄里逃出來的呀。干嗎要可怜他?”
  “孩子,”爸爸又是那個腔調,“凡事都沒那么簡單,沒有絕對坏的人,也沒有絕對好的人。不錯,他是罪犯,可是他救活了那個小姑娘,這說明他還算是個好人。事情不會總是一成不變……”
  可是這种說法,也不能令我滿意。我想要有一种固定不變的尺度,以免在大人的世界里迷失方向。我想搞清楚,什么樣的人是好人,什么樣的人是坏人。
  我想搞清楚,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干什么會得到獎賞,干什么會受到懲罰。我在尋找答案,一點一滴地收集著,向父母問過成千上万個為什么,但是他們一點也不明白我需要什么,總是那么含糊其辭、不清不楚地給我解釋說:“凡事都沒那么簡單,情況不同……”
  日積月累,我終于開始對世界有了獨立的見解,這不是父母教我的。我看書、看電影,什么都看:百万富翁与罪犯,偵查員与間諜,“紅軍”与“白軍”,于是我把世界分成了這兩种顏色。中間色調使我不安,模棱兩可的話語讓我感到害怕。我最討厭這些了。
  11歲時,我被汽車撞了,因腦震蕩住進了醫院。生來頭一回,晚上睡覺前媽媽沒吻我,早晨沒喝上家里的果汁。我可是一直以為,過去怎么樣,將來還會怎么樣的。我總是纏著大夫問:“什么時候放我回家?”要做的治療我都能忍受,我只想得到确切的回答:什么時候回家。
  “好孩子,”一位戴著眼鏡的大胡子大夫對我說,“這取決子很多情況……”
  接下去又是一些含含糊糊的話,和從父母口中听到的那些一模一樣。我開始精神錯亂,歇斯底里,要求放我回家。大夫們經不住我的糾纏,終于讓我出了院,但仍要我嚴格臥床靜養,要母親向他們保證,一定精心照料我。
  我高興极啦,終于又回到了家,回到了自己的房間,躺在自己的床上,和爸爸媽媽在一起,看自己喜歡看的書。我盼著盡快恢复健康,決心按大夫的吩咐去做:躺在屋里,放下窗帘,盡量少下床活動,不看書,不看電視,一天吃六次藥。十一歲的我當然不可能整天躺在那里靠想入非非度日。父母一上班,我就拽開窗帘,看起書來。到了下午,班上同學來了,我一躍而起,可沒過多久就是一陣頭暈,想吐。媽媽下班回來,關切地詢問我的感覺,我騙她說挺好,我不敢說出真相,因為我不想再去住院。
  一天,我的謊言終于露了餡,媽媽在上班時間突然回來了,正碰上我俯身沖著馬桶痛苦万分地嘔吐。媽媽要叫急救車,我卻大哭起來,求她別叫,直到失去了知覺。媽媽心疼我,只好請了假,在家里照料我,并監督我按要求做。又過了一段時間,我的病果然好了起來。
  又過了很長時間,我只有春秋兩季才犯腦震蕩。一到11月和4月,我就覺得難受,頭痛得很厲害,情緒坏透了,動不動就發脾气,毫無來由地發火。但這种情況一會儿就會過去。

  防暴處的工作人員尼古拉·謝盧亞諾夫最討厭女人,并因此而討厭由女人作不在現場證明,特別是當作證的女人是犯罪涉嫌人的妻子或女友時。他把所有的女人都看成是愛撒謊的背叛者。妻子拋棄了他,奪走了兩個孩子,跟新結婚的丈夫跑到沃羅涅日市去了。打那以后,他就再也听不進那些勸他改變這一看法的話了。离异使他痛苦了很久,見不到孩子更是雪上加霜。他記恨妻子給他造成的苦楚,于是便將滿腹怨恨發泄到工作中遇到的女人身上。
  因此,當馬拉特·拉特舍夫推說奧莉加·葉梅利揚采娃可以為他作證時,謝盧亞諾夫絲毫不相信,他斷定,年輕實業家的女友一定會按他的意愿為隨便什么事作證的,更何況拉特舍夫是個非常可疑的人物。
  對不在現場證明信不過時,他有一套核查和揭穿的方法。但他的這种做法并不總能得到處長戈爾杰耶夫上校的贊同,而謝盧亞諾夫對領導經常不斷的責難置若罔聞。他是只看重結果的那种人,對過程中受到的种种非議,并不在乎。
  為實現自己的打算,他需要一個技術高明的攝影師,于是他不假思索地打電話給安東·舍夫佐夫說:
  “我指給你看一個姑娘,你設法給她拍几張照片。然后我再給你几張照片,你給我剪輯拼湊成蒙太奇。能辦到吧?”
  “沒問題。”舍夫佐夫痛快地答應了。
  他沒費周折就找到了“藍色多瑙河”公司的女職員奧莉加·葉梅利揚采娃,暗中“護送”她到家,拍了近十張照片,有在大街上的、有在無軌電車站的、有在商店里的、有在林蔭道上的、有在樓門口的……姑娘長得很亮麗,就是不怎么上相。舍夫佐夫那老練的眼睛一下就看出了這一點,他盡可能選用仰拍,好讓奧莉加在照片上顯得更具魅力。他覺得有一張拍得特別成功:奧莉加向一個攤販買香蕉,伸出手去接找回的零錢時,被安東抓拍了一張。她大概以為小販存心騙她,心里默算著:香蕉的分量真的有小販說的那么重,正好“夠上”一万盧布?總之她當時臉上的表情十分緊張,甚至有點吃惊。
  當天晚上他就同謝盧亞諾夫見了面,又同他一起回家。謝盧亞諾夫在一間緊靠廚房的儲藏室里布置了一個小小的照片洗印室,在靠廚房的牆上鑿了個洞接了水管。
  “哎呀。”安東不胜惊訝地打量著謝盧亞諾夫這些收拾得井井有條的簡易設備。
  “得想想辦法,”謝盧亞諾夫聳了聳肩,“不要點小聰明,是什么事都辦不成的。只有我們的娜斯佳破案不使詭計,老老實實,但她畢竟只代表她。”
  “娜斯佳,就是那個卡緬斯卡啞?”舍夫佐夫追問道。
  “嗯,就是她。”
  “她能行,為什么你就不行?莫非她是個与眾不同的人物?”
  “天曉得,”謝盧亞諾夫微微一笑,“大概因為她是個天才演員,說實話說得跟撒謊一樣,別人就不信她的話了。可以收到同樣的效果,又不致引起責怪。”
  “這是怎么回事?”攝影師感興趣地問,“我有點儿不明白。”
  “再簡單不過了。打個比方,你回到家里,妻子問:‘你吃過午飯了沒有?’你根本不敢正眼看她,只含含糊糊地說:‘什么?啊,對啦……是的,吃過了……當然吃過了,你不用忙啦。’而實際上你是去會情人了。而你那位賢內助還一直堅信你這個可怜虫整天馬不停蹄地顧不上吃喝呢。你說的既是實情,又對她有所隱瞞。懂了嗎?”
  “真狡猾,”安東笑了起來,“你怎么就不行呢?”
  “不知道。也許是沒有這根神經,想象力遲鈍吧。娜斯佳能馬上對事態作出反應并隨机應變,我卻在几小時之后,才能琢磨出如何轉移話題……但我有我的高招。先給你弄點吃的還是馬上開始工作?”
  “結合進行。要是不麻煩,可以在膠卷顯影時先吃點儿東西。等底片晾干了,再休息一次。”
  照片洗出來棒极啦,只是謝盧亞諾夫給他看那几張要給奧莉加“剪輯”的照片時,安東才明白要干什么。按照偵查員的意圖,他們最終要搞出几張奧莉加与几個不同的男人相會的照片。而她伸手接找的零錢的那個鏡頭是最恰當不過的。另外還得給奧莉加“換換裝”。
  “這是什么餿主意?”舍夫佐夫疑惑不解地問,“我們搞這個干嗎?”
  “除了迷惑人,還能為什么,”謝盧亞諾夫開玩笑地說,“干我們這行的,辦事准則很簡單:不騙人,就別想弄清事情真相。趁晾照片的功夫,咱們再喝點咖啡吧。”
  “不,如果可能的話,我想喝點茶,”安東說,“我一口咖啡也不能喝。”
  “你怎么啦,有病嗎?”
  “缺血性心髒病。”
  “真的?你看起來還很年輕。”謝盧亞諾夫惊訝地說。
  “這病從小就有了。不過你可別把我當殘疾人看,”攝影師笑了起來,“我也習以為常了,還帶病參過軍。工作几乎沒有影響。我的病大約兩個月犯一回,躺上三四天就好了。還要不了命。”
  謝盧亞諾夫沏好茶,切開夾肉面包,從櫥子里取出一瓶白蘭地,猶豫不決地看了攝影師一眼。
  “這個你大概也不能喝?”
  安東搖了搖頭。
  “不行。不過,你想喝就喝吧,我不會嘴饞的。”
  “真的?”謝盧亞諾夫喜形于色,“讓你看著我喝,真是不好意思。”
  “我已經習慣于在一旁看人家喝酒、通宵達旦地跳舞、和姑娘們說笑逗樂了。”
  “可你自己,絕對不行嗎?”
  “我是擔心呀,”舍夫佐夫坦白說,“這身体我是一點儿辦法都沒有了,只愛抽抽煙。其他嗜好只能忍痛割愛了,我想再多活几年。”
  “這是對的,”謝盧亞諾夫贊許地點著頭,拿過酒杯,倒上了白蘭地,“祝你健康。”
  他喝干那杯淺褐色的酒時,透過酒杯看到了安東那奇异的目光。
  “你干嗎盯著我看?把我當酒鬼了?”
  安東聳了聳肩,端起熱騰騰的茶杯,小心地抿了一口。
  “你一個人過?”他沒有回答他的話,卻問道。
  “妻子跑了,她忍受不了普通民警家庭生活的拖累。”
  謝盧亞諾夫很快又倒了第二杯,又是一下子灌下肚去。
  “你還沒結婚吧?”
  “還沒有。”安東微笑著說。
  “有打算嗎?”
  “暫時沒有。”
  “干嗎拖著呢?”
  “創造物質基礎呀。”攝影師詼諧地說,“結了婚。就得有孩子,妻子肯定指望同我白頭偕老,幫她把孩子撫養成人。可我的心髒,要是突然一命嗚呼,撇下她和孩子無依無靠,這与欺騙和背棄有什么兩樣。所以我必須攢些錢,一旦我死了,他們好不至于受窮。”
  “別考慮那么多了!”謝盧亞諾夫責怪他說,又喝下了第三杯,“也許,你能活到70歲呢。”
  “有可能,”安東同意說,“但也有可能活不到。結婚就意味著責任。心髒病人与一般人的心理狀態是有很大差別的。健康人是不會理解我們的。”
  “好啦,別惡狠狠地盯著我,今天再也不喝了。三杯,這是我每天晚上的定額。不喝這三杯,睡不著。現在喝完了,我這就把杯子拿走。”
  他真的把酒瓶放回了櫥子里。此時他臉上的肌肉松弛了,滿面紅光,兩眼發亮。
  “听我說,安東,咱們來談談你們洗印室被盜的事。据我所知,你們那儿的鎖像玩具似的。”
  “誰會需要我們這些照片和底片?那儿從來就沒用過什么鎖,屋里只有几個鐵柜,同事們十年九不遇地往里邊放些器材。相机也都是自個儿挑的,這是我們的職業習慣,自己買自己修,從不借給別人。再說,照片是越新越好,所以我們總是‘机不离身’,一旦路上碰到個感興趣的鏡頭,就能派上用場。只有把器材放在保險柜里時,才會加封上鎖。屋子里東西很亂,任何人都可以隨意進出。”
  “嘿,你們的規章制度可夠健全的。”謝盧亞諾夫搖了搖頭。
  “那儿原本就沒什么可保密的……”
  “今天沒有,明天就被盜。還有其他底片丟失的情況嗎?”
  “他們說還少了兩卷膠卷,不過那兩個膠卷和我的那些一樣,無關緊要。其中一個是去年的,在一年一度的莫斯科共青團日活動中拍的;另一個是新拍的,是在你們內務總局的新聞發布會上拍的。把你們的新領導都拍進去了,說不定小偷正好需要這卷底片。你以為如何?”
  “都有可能,安東,都有可能。現在去看看我們的成果。”
  他們小心地從繩子上取下夾著濕漉漉的相片的夾子。照片上顯出奧莉加·葉梅利揚采娃和兩個表情丰富的男子。他們正把小紙袋交給奧莉加,而緊張地微笑著的奧莉加正慌張地接過它們。
  明天,用這些相片,謝盧亞諾夫很快就會查明,兩個新娘在婚姻登記處遇害時,馬拉特·拉特舍夫究竟在什么地方。
  韋羅尼卡·馬特維耶夫娜剛一上樓梯,就听見電話鈴響。她急忙掏出鑰匙,打開門奔向鈴聲不停的電話机。
  “晚上好,韋羅尼卡·馬特維耶夫娜。”話筒里傳來悅耳的男聲。
  “你好,馬拉特。”
  “您那儿情況如何?”
  “小聲點儿,民警上我這儿來過。”
  “也到我這儿來過,問起星期六的事。”
  “你都說了些什么?”
  “我說在家,和奧莉加一起。問起過您嗎?”
  “沒有。誰對老太婆感興趣?他們根本想不到怀疑我。而且也沒有什么把柄。你就麻煩點了。”
  “您說得是,”馬拉特朝話筒里冷笑了一下,“韋羅尼卡·馬特維耶夫娜,也許我們會走運的。您不講點我感興趣事嗎?”
  “好像明天下午,瓦列里和埃利婭動身去別墅。”
  “是嗎?”馬拉特興奮起來,“這很好,值得高興。”
  “有什么好?你以為要勸阻住他們,一個月就夠了?”
  “韋羅尼卡·馬特維耶夫娜,我們可以試試嘛。我也到別墅去,坏他們的事。請原諒,只能讓您的儿子在他心愛的姑娘面前丟臉了。現在還有時間,記著,不管事情朝什么方向發展,我都欠您的情。”
  “馬拉特,謝謝你。”老太太歎了口气。
  “沒什么,該謝謝您。”
  韋羅尼卡·馬特維耶夫娜不慌不忙地脫去外衣,給自己做了份簡單的晚餐。給瓦列里留的是現成的,兩塊饞人的煎肉排配炸土豆片。她自己從來舍不得這么吃,好的肉食只買給儿子吃,平時她總是省吃儉用。她只給自己煮點便宜的通心粉,撒點糖,再加上一丁點儿抹著黃油的面包片。她一邊用笊篱撈著開了鍋的面條,一邊盤算著:還算好,事情快要解決了,馬拉特就會給錢的,他答應過。這筆錢可真不少,足夠把帕維爾那個惡棍打發走,還能体面地養家糊口。天哪,這沒完沒了的苦日子,她早就過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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