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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奧爾洛夫將軍坐在密探們的辦公室里一張不屬于任何人的辦公桌旁，裝做正在解縱橫字謎的樣子。
　　“一般說來，我不是你的裁判，在具体問題上，更是如此。”古羅夫望著克里亞奇科說道。克里亞奇科坐在對面，正在研究窗台上一朵枯萎的花。“你在戰斗，我搞的鬼知道是什么。你遇到了极其危險的情況，但你巧妙地從里面擺脫出來了。我不打算從總体上分析情勢，但在具体情況下，我們看起來不像是刑偵總局的高級軍官，而像是在敵后打游擊的游擊隊員。你打殘了兩個，打傷了一個，沒有你的證詞，我們無法處理這個集團。”
　　“要我的證詞干什么呢？”克里亞奇科噗嗤一笑，“我看見一個人從窗戶眼里跳出來，后面有人跟著開槍。一旦開始審訊，肯定會有一百個人證明：一名醉漢闖進辦公室，扑向女出納員，當保衛人員企圖抓住他時，他跳窗而逃，一個同謀者接連開槍掩護他逃跑。”
　　“類似的故事情節，一個小時以前我從區局負責作戰方面的副局長口里听說過。”奧爾洛夫把一本雜志扔到一邊說道。“我們的工作做得很不好。我指的不是你們，而是整個民警，首先是我自己。當然，區局對這個事務所是知道的。有些民警常常在那里吃吃喝喝。可恥！軍官先生們，我沒有什么話對你們可說了。正式的調查工作不會進行，倒不只是因為我愛惜民警的榮譽，只不過是覺得對這种勞而無功的工作花時間和精力太可惜了。你們干你們直接經管的案子吧。先是你們在胡同里受到槍擊，隨后又在院子里遭到槍擊，明天又會在廣場上遭受槍擊的。”
　　奧爾洛夫沉重地站起身來，垂下他的大腦袋，朝門邊走去，隨后他停下來，低聲說道：
　　“我不認為我會活到……請問，當犯罪分子隱藏在杜馬的時候，為什么民警卻要遵守規矩呢？而且立法的先生們在眾目睽睽之下還相互扭打，抓女人的頭發呢！我的父親，根本不是出身貴族，卻是從不讓這樣的人進家門的。”
　　當奧爾洛夫走出去，隨手關上房門的時候，克里亞奇科用各色各樣的髒話罵了起來。
　　“可我父親只有喝醉的時候才罵娘的，而且罵后要悔恨兩天。難道我們現在一代不如一代越來越差嗎？”
　　“那倒是不會的，斯坦尼斯拉夫。否則我們早就爬到了樹上，要不就像猛□一樣死光了。不過今天的俄國，彎彎曲曲的路，行的方向不對就是了。如果你母親是瞎子或者酗酒的話，你總不能拿她去另外換個好媽來吧？”古羅夫站起來，扯了扯上衣，甚至整了整領帶。“我深信，杜羅夫沒有認出你。”
　　“他沒法子顧得上我，他連往我這一邊望一眼都沒來得及。”
　　“你現在相信杜羅夫与過去的上校烏索夫有聯系了吧？”
　　“一點也不。你總從對烏索夫的個人恩怨圈子中跳不出來。顯然，這位過去當過民警的杜羅夫是在代表什么人。也許是代表巴維爾·烏索夫，或許是代表他正式的老板。加依·波里斯·彼得羅維奇是個很有特色的人物。”
　　“我同意。但在普羅托奇胡同里的那件事是一名刑偵人員和認識古羅夫的人干的。”
　　“你名气大。”克里亞奇科從台歷上撕下一頁，開始做一艘小船。“也許他們有著某种聯系。我猜破了他的謎底。而他們在絞盡腦汁，但沒研究出來。盡管，”他狡猾地望了古羅夫一眼。“你知道，杜羅夫是個不簡單的小伙子，很狡猾，他可能不會說有人掩護他撤退。請問，為什么要与人分享榮譽呢？真麻煩。就這樣吧，一切都是我一個人干的！我是英雄！”
　　“你的這些想法是從哪里來的？”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体系１。”克里亞奇科用手指敲敲腦袋。“我處在他的位置，也會明白并代表自己。為什么要騎著山羊演奏手風琴呢？”
　　
　　１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康·謝（1863∼1938）前蘇聯著名的導演：演員，戲劇理論家、教育家。他的理論、表演方法与技巧統稱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体系。

　　“你能干。可你卻沒想過，甚至你的很健康的建議都會從根本上改變情勢？我不知道你的杜羅夫的頭腦如何，但他的老板确實很聰明。除了民警以外，是沒人來掩護這位過去的刑偵人員的。這位皮貨商（他的真實身份尚不清楚）可能以為出現了具有遠見的人。而杜羅夫本人和他的老板卻很清楚根本沒有什么人掩護。”
　　“照你的分析，杜羅夫不用多久就會推算出我來。”克里亞奇科說道。“在簡短的交談中，我們相互都能很好地理解。而如果他明白在院子里開槍的是一位刑偵人員，那就意味著，是一位民警將杜羅夫從賭場‘引開’的，也就是說，那家店子必須關閉。”
　　“要不就擴大。”古羅夫反駁說。
　　杜羅夫的手和臉龐都扎著繃帶，有的地方從繃帶里滲出血來。他住在莫斯科近郊一家簡陋的膳宿旅店的兩人房間里。巴維爾·彼得羅維奇·烏索夫坐在窗前的一把圍椅上，膝蓋夾著一本打開的書，望著夕陽照耀著的樹葉，正在猜想：地球上到底有沒有人能夠說出秋葉的各种細微的顏色，從深綠到深紅，從淡紅到檸檬黃呢？“不，我确實是成不了藝術家的。”烏索夫得出這一結論之后，打開了擺在身旁的落地燈。
　　杜羅夫仰面躺著睡著了，他張著大嘴，頻頻打鼾。他睡得很沉，他雖然沒吃安眠藥，卻喝了兩瓶白蘭地。
　　昨天下午，烏索夫正在等電話的時候，心里開始煩躁起來了。已經說好了的，如果談判順利，杜羅夫就打電話來，等到鈴聲響過兩下之后他就挂上話筒，半個小時以后，他們再到以前是“阿爾巴特”飯店所在的新阿爾巴特街見面。如果問題難辦，那么杜羅夫就打電話，告訴他車子在哪里接他。万一他處于監視之下，他就直呼烏索夫的名字。
　　一點鐘左右，杜羅夫打來了電話。等到鈴聲響過五下之后，烏索夫取下話筒，听到：
　　“我在凱旋門拱橋附近自己的車中，急需碘酒和繃帶。”
　　當烏索夫乘車來到時，他發現杜羅夫情況不妙，流失了許多血。身上的傷口倒不大，但右手的靜脈被划破了，不得不去醫院。他們向醫生解釋說這個人站在梯子上擦洗窗戶，不小心從梯子上摔了下來。情況已經相當清楚，他們沒有去叫民警。
　　醫生把傷口縫上，輸了血，建議住院，但卻帶著明顯的輕松心情讓他回家去了。
　　烏索夫把汽車扔在部長官邸，然后去膳宿旅店。他的一位熟悉的退役民警在那里負責。他是一位民警，退了休也是民警。這位朋友對于從梯子上摔下來的神話，根本沒听，就說房間即使在旺季也是有的，現在更是多的很。為了不引起注意，他們要了一個兩人住的普通房問。
　　杜羅夫打開一瓶白蘭地，喝了一杯，接著又喝了第二杯。還沒來得及醉，就問道：
　　“你的計划怎么實現呢，上校先生？”
　　“你講吧，我們來研究，”烏索夫小心翼翼地回答。“出什么事了，你這些傷口是怎么得到的？”
　　“他們要你的命，”杜羅夫坐在圍椅上把頭一仰，等著白蘭地發作。但酒精沒能戰胜精神的緊張，所以他還是處在仔細衡量的狀態中，頭腦雖已不大清醒，但還沒有酩酊大醉。“他們打算把我送到郊外，狠狠地審問我。上校，你見過這樣的尸体嗎？”
　　“你也沒作聲？你是個既堅強又聰明的漢子，阿爾焦姆，但也不要把我當白痴。”烏索夫也吞下了一口白蘭地。“生意人！薩比林的确是個生意人，他不應該去玩這樣的魔術。”
　　杜羅夫把剩余的白蘭地從瓶里倒出來，潑到烏索夫的臉上。
　　“下一次你自己去，用你自己的狗命去檢查自己的理論結論。”
　　“你說得對，”烏索夫走進浴室，洗完臉又坐到圍椅上。“要是我，不會跑出來的，隨便什么都會簽字的。你說說你是怎么跑出來的？”
　　“他們想給我戴上手銬，我用椅子打他們，然后跳窗逃出來的。辦公室在一樓。”
　　“窗戶沒有欄杆嗎？”
　　杜羅夫好久沒有答話，吐了一口血夾著白蘭地的吐沫，打開第二瓶白蘭地喝干了。
　　“我現在活著，而且自由了。我想睡覺，以后再給你講欄杆的事，講你我都是笨蛋。”
　　他醉意發作起來了，不知道他會不會睡著，不過相信談話要推遲。不管烏索夫上校是否明白杜羅夫的心理狀態，但沒什么可反駁的。上校清理好床舖，幫助這個同伙脫衣躺下，然后拉好窗幔，打開落地燈，走出門去，隨手把房門關上。
　　旅店是空空的。烏索夫同旅店的行政負責人開玩笑，說酒精有害，你看他的這位朋友的嘴臉被櫥窗划破了，現在正在睡覺，而他這個倒霉鬼卻得同領導通話，解釋他們有兩天不能上班的原因。
　　“今天是星期五，”那行政負責人把電話机擺到隔板上，看了看烏索夫。他明白了，此人想沒有證人好撒謊，于是朝大廳的深處一指，那里也有一部電話。
　　“星期五，這很好，”烏索夫說道，其實周末的到來，對他個人來說，并不及時。“我們是搞個体生意的，星期几對我們沒有什么意義。”
　　烏索夫很了解，在俄羅斯即便是道德家，也認為酒是重要的辯護理由。既然一個人同你談出他發生在熟悉土壤上的不快，你就應該承認他是個正常的人，而且是你的知心朋友。
　　經過不太久的思考，烏索夫向那位聰明的行政負責人要了一點白蘭地和一個杯子，然后朝電話机旁走去。
　　他打的第一個電話，是給“電視机修理工程師”的。此人借出兩百万美元，現在想收回，烏索夫認為“薩莫依洛夫工程師”是皮貨商能夠抓住的唯一線索，如果他打算在事件發生之后找到那個希望收回舊債的人的話。
　　從聲音來判斷，說話的女人不很年輕。她的話先是把烏索夫嚇了一大跳，后來才讓他平靜下來。她說：
　　“他不在，什么時來，也不清楚。如果您每隔一小時就來一次電話，我也生不出他來，因為我已經不是生孩子那樣的年歲了。我什么都已說過了，您把音錄下來吧。現在每個鞋匠都有錄音机。上帝啊，我忘了，皮鞋匠現在沒有了，以前他們并不富有，然而是受人尊敬的人。您是明天還是今天晚上打電話來？我求您早點打，我睡得早……”
　　“謝謝，對不起，打扰了。”烏索夫說道。他听到那女人還在繼續說話，便把話筒放下了。
　　“這就是說，‘工程師’是個有遠見的人，他知道他的‘要求’，帶有相當大的風險。然而他沒有預先提出。沒關系，如果事情牽扯到金錢的話，那就一切都會考慮到的。然而好人經常在我的老板——部長家里作客。”盡管令人惊訝，這事還是一開始就散發出刑事犯罪的味道。否則他，烏索夫就不會把借款人轉送到波里斯·彼得羅維奇·加依那里去，就會不加掩飾地直接處理這個事情。
　　烏索夫給加依打電話。加依很忙，于是烏索夫上校便把電話接到公館。拿話筒的不是掃院子的工人，而是一位不大清醒的姑娘。
　　“哈囉，”她回話時似乎企圖把什么東西吞下去。“這是部長官邸。這家里的人喜歡使用外語詞匯。”
　　“姑娘，屋里有年紀大一點、頭腦清醒一點的人嗎？”烏索夫干巴巴地問道，因為他知道正是這樣的口吻才最能對官邸里的年輕客人們發生作用。
　　“有的，請稍候……”
　　過了一會儿，一個男人的聲音回話了：
　　“我是斯捷潘·米特羅范諾維奇的助手。”
　　“是維克多嗎？”烏索夫認識這個年輕、愛面子、正派、不喝酒的青年小伙子。他很不喜歡呆在郊外的房子里。“我是烏索夫，你何苦鑽到‘鳥窠’里去呢？”
　　他們互相同情。維克多顯然是用手捂著話筒回答的：
　　“您好，巴維爾·彼得羅維奇。您在什么地方？”
　　“以后再告訴你，我有一兩天不來上班。”
　　“不好。老板和他的夫人飛走了，他們把這個阿爾卡什人保鏢交給了我，他已經——青年人喜歡玩。”
　　“我很同情你，但沒法子幫你。你堅持一下吧，維克多！”
　　“不管這一切有多么可惡，可我還得去工作……”
　　“你不會去的，”烏索夫打斷他的話。“他們會喝得醉醺醺的，會睡著的，我明天早晨來呆個把鐘頭。”他按了一下按鈕，又撥了加依的電話。
　　當賭場老板回答時，烏索夫沒有自我介紹就說道：
　　“波里斯·彼得羅維奇，在執行您的任務時，賭場職員阿爾焦姆·杜羅夫病了。有好几天不能來上班。”說完沒等回話就把話筒放下了。
　　所有不能拖延的電話都打過了，現在需要解決皮貨商人的問題了。兩百万美元是一筆很大的錢，放走薩比林是不行的，必須充分利用他所犯的錯誤，把錢榨出來。也許，對于石油或麻醉品的商人來說，兩百万只是他們流動資金的一部分，但對于他薩比林來說，這可是他的全部財產。
　　現在皮貨商人很像一個拿著自動槍的人，處在武裝保衛人員的包圍之中。他站在一個有許多敞開著的房門的房間里，房間里面燈火輝煌，但門后面卻漆黑一團。從任何一扇門里都可能有人開槍，而且說不定會打中的。這小子的處境糟透了，沒人羡慕。如果需要，烏索夫可以組織五六個相當不錯的射手。不過他需要的是錢。而不是打仗。必須讓過去的刑偵人員杜羅夫把全部真實情況都講出來。他并沒有撒謊，一切都是那么發生的，但他沒把話說完。烏索夫很了解不完全的真實有時候比厚顏無恥的謊言更危險。杜羅夫有什么話沒說呢？他是在一定的條件下被放出來的嗎？他的手傷得很厲害，他可能流盡鮮血死去。他是從窗戶里跑出來的，這沒有疑問。我們假定汽車停在不遠處……如果要走那么遠的話，他們肯定會把他打死的，他們的證人多的是。等到民警赶來，尸体早就運走了，他們會說，是一個不知道姓名的人來襲擊打死的，凶手早已逃走。這种事在莫斯科天天有。
　　杜羅夫在夢中模模糊糊听見烏索夫走后有人關門上鎖。但做夢的時間持續不久，他就醒了。他的神經很緊張，但頭腦很清醒。
　　杜羅夫把什么都記得很清楚；他如何將窗戶打碎，如何落到地上打滾，甚至記得自己的惊恐神態。他拖著一條腿爬起來，閃到一旁，听到背后啪的一聲槍響。他還記得他們是用無聲槍打的。他當時跳到一旁，邊走邊從茄克口袋里掏出汽車鑰匙。這次鑰匙沒有挂住口袋，而平時是經常挂住的。
　　就在這時，背后響起兩下槍聲。兩槍几乎是像一聲槍響，顯然是職業槍手放的。杜羅夫听見一個陌生但很有信心的聲音：“在窗戶那里！把大炮扔下，傻瓜！”以后就沒听見了，因為汽車馬達已經發動，車子已經高速向前開走了。
　　似乎還響過一槍，但杜羅夫對此沒有很大的把握。
　　“在窗戶那里！”這就說明開槍的人是站在院子里。是誰呢？誰需要救他這位過去的刑偵人員呢？要知道，開槍的人是在冒生命危險呢！窗戶上站著的，遠不是几個小孩子，再說他們的朋友們肯定已經跑進了大門。在對這些問題沒有找到答案以前，絕對不能同烏索夫上校交談。
　　最簡單的回答是，正在這一時刻，一些投机商人來到了辦公室。這是很蹩腳的答案。任何匪徒也不會對一個跳窗的人感興趣。但是如果來的人是審理案子的，那他們來得正是時候，為什么不進事務所，不進辦公室？主要是杜羅夫還沒有意識到，開槍的是一個人。也就是這個人的聲音！人是陌生的，但能這么喊叫的，只能是民警。不是尖聲罵娘和雜亂的射擊，而是一顆緊接一顆地射出兩顆子彈，而那聲音表明這個人深信力量在他那一邊。但是民警也不會一個人單獨干這种事的。而且對于民警來說，逃跑的和追捕的……杜羅夫想著想著睡著了。
　　睡覺的時候手沒放好，他是手腕痛醒的。他整了整扎著繃帶的手，坐下來四周隙望。他什么都記得。隔壁的床上躺著一位上校，不知是真睡著了還是在裝睡。這倒不使杜羅夫著急。他看了看表，時間是七點半。顯然已是早晨了。這就是說，他睡了十個多小時。是呀，几乎是十二個小時。他走到桌前。往杯子里斟了一杯白蘭地。
　　“也許夠了吧？”烏索夫問道。
　　“對，”杜羅夫一飲而盡，這一次他馬上就感覺出了白蘭地，好像這白蘭地經過腸胃，直接流進了血液之中。阿爾焦姆拉開窗幔，滅了落地燈，然后轉身對著烏索夫上校：“我不喜歡別人從我背后開槍和問問題。”
　　“我們時間不夠，你又被打傷了。”
　　“還活著呢！眼睛、睾丸都在原來的地方，而且都是分開的。”
　　“對，對，”烏索夫回答完后，開始迅速穿衣服。“我必需到別墅里去一趟。我快去快來。阿爾焦姆，請你別喝多了，我們應該討論所有的問題。”
　　“討論吧，不過你得考慮，我沒有掩護是再也不會去找這些小子的。會面只能在白天，而且只能在眾目睽睽之下。”
　　“好，好，我理解你的意見。”烏索夫走進洗手間，開始刮臉。
　　自稱是莫斯科市刑事偵查局的工作人員的古羅夫，仔細檢查了薩比林的辦事處。他們并沒有根据已發生的槍擊事實，進行認真的檢查，但所有的各种手續必須嚴格履行，否則老板們可能發生不必要的猜測。
　　昨天，檢察院的一名偵查員和區民警局一些偵察員已經進行了檢查，審問了辦事處的几名工作人員。薩比林編造的神話，不真實得出奇，但因為有几個人作證，所以可以裝傻，不必特別糾纏細節，也不必去抓那些矛盾百出的說法。
　　編造的神話是這樣的：大約在十三點鐘的時候，一個自稱是北方狩獵公司代表的人，來到公司經理的辦公室，談判一筆狐皮的大宗生意。薩比林說沒有看到樣品，連預備性的談判都無法進行。于是那陌生的來人便拔出手槍，命令他打開保險箱。薩比林按了一下隱蔽信號的按鈕，便朝保險箱走去。就在這時，警衛隊沖了進來，于是開始了一場搏斗。一名土匪跳進走廊里，一個沒有護欄的窗戶里。保衛人員開始打算追擊，但院子里傳來了槍聲，一個保衛人員肩部中彈負傷，犯罪分子鑽進自己的“日古力”車逃跑了，他的同伙跑到了另一邊，看來他在那里有一輛車子。窗戶下面停的是老板的一輛“□MB”，但前輪已被打穿，無法組織追捕了。
　　古羅夫默默地听完這一套胡言亂語，沒去審問任何人。他要了一杯茶，便同老板一起單獨留在辦公室里。
　　“您要我相信您的說法嗎？”古羅夫冷漠地問道。他用手勢拒絕了主人提出喝白蘭地的要求。
　　“我不明白，為什么莫斯科市刑偵局對這類事件發生興趣。”老板取下眼鏡，開始用一小塊麂皮擦鏡片。“莫斯科天天有人開槍，而且槍法很准。區里的先生們昨天把所有的人都詳細審問過了。”
　　古羅夫沒有掩飾自己的關切，注意地察看辦公室的主人。
　　“哪一個刑事犯罪分子的頭頭負責‘管轄’您的交易所？”
　　“我不明白。”薩比林戴上眼鏡。“我同犯罪分子沒有任何聯系。”
　　“你們區是由我的老熟人綽號廖恩奇克（鞍架）的阿基姆·列昂季耶夫負責監督的。”古羅夫很克制地微微一笑。“您打算向他控告嗎？不是秩序太糟了嗎，有人要錢，卻不能保證安全。”
　　“我不明白。”老板頑固地又重說了一遍。
　　“你的搶劫者提出了什么要求？”
　　“要求打開保險箱。”
　　“您在今天的生意場中已不是生手，您明白，已發生的事只是一個序幕，緊接著就會有第一章……第二章……”
　　“您別折磨我的心！”薩比林脫口而出。“您沒法保護我不受黑手党的侵害，讓我自己來處理吧。”
　　“您到底還是把真相說出來了。”古羅夫把茶碗擺到桌上。“可您的茶卻很糟糕。一名黑手党的成員無法保證您不受到黑手党的傷害，正如一個人無法保護自己一樣。他們要求您還債，您前天拒絕，今天卻准備還錢。您相信您不需要我們幫助嗎？”
　　“您要達到什么目的？”薩比林用手巾擦臉龐，差點把眼鏡擦掉了。
　　“要時間和地點。什么時候您將在哪儿交錢。我需要那個發起反對您的這場運動的人。”
　　薩比林像著了魔似地看著對方漂亮的臉龐、他的一對淺藍色的、帶著一點冷漠的嘲笑意味的眼睛。他明白他不是在与莫斯科市刑偵局一名普通工作人員打交道。這個人毫無疑問有很大的能耐，但任何人也不能破坏業已形成的制度。就算他可以使廖恩奇克中立，甚至抓住訛詐者，到那時整個犯罪交易就會揭露出來，他，謝爾蓋·里沃維奇·薩比林就會失去一切，而不只是兩百万美元。這位上校，薩比林已經忘記了他的名字，比今天的敵人更可怕，你無法把他打發走掉。
　　古羅夫猜透了薩比林的思路，他明白他不會取得什么結果，但不習慣于退卻的他還是說道：
　　“您錯誤地評价了我低微的身份。您整個的活動，并不引起我的興趣。稅務机關和反經濟犯罪局會來處理您。前天發生的事一點也不影響您与上述机构的關系。我感興趣只是一個人，他也使您感興趣。您可對付不了他。如果您能幫我找到他，我保證不管您在商業上玩的騙人勾當。”
　　“保證？”薩比林并不覺得可笑，但他卻笑了。
　　“您還年輕，所以不了解我。在您所認識的刑事犯頭頭中，找一個年紀大一點的，您告訴他，古羅夫上校已經作出保證。我相信他們會向您證實，古羅夫的話是值得信賴的。我不能作出過多承諾，但性命是可以保留的。”古羅夫站起來，把椅子往牆邊推過去，拉了拉上衣，嘿嘿一笑。“告訴我交錢的時間和地點。”他翻開薩比林的台歷，寫下自己的電話號碼，然后走出辦公室。
　　女清洁工們已經干完了活，烏索夫發現公館相對整洁。二樓的臥室他沒上去，而是走進了廚房，部長的一個私人保鏢正在那里吃早飯。此人之所以沒被赶走，是因為他以前在總統的私人衛隊里干過，而且是在那里開始喝酒的。一同在廚房里用餐的還有部長的助手維克多，烏索夫頭天晚上同他談過話。
　　這位過去的上校忽視了私人保鏢的存在，他客客气气地同維克多握手問好，然后問道：
　　“怎么樣？還能對付吧？”
　　“上帝保佑！巴維爾·彼得羅維奇。”維克多是個有知識的聰明的青年人，他盡量不看醉醺醺的保鏢，抓起烏索夫的手，把他帶到涼台上。“十一點左右，從保衛局里來了三個人。他們很有禮貌，但態度十分嚴厲。他們把年輕人赶開，詢問您的情況。有一個人留在您屋子里等您。”
　　“證件你檢查過沒有？”烏索夫問道。
　　“檢查了的，其實他們的一切個都寫在臉上。”維克多厭惡地皺起眉頭，朝廚房方向點了一下頭。“這個人也認識來的人。”
　　“現在誰在家里？”
　　“科里亞已經吃了早飯，在自己房里，一定是在學習。尤麗亞還沒露面。我說不准，不是我管的事，不過，我看有人在她那里過夜，現在還沒走。”
　　部長有兩個孩子，儿子叫科里亞，女儿叫尤麗亞，儿子已經成了少年，很謙虛，女儿卻很放蕩。
　　“好，我回自己房里去，看看誰來找我的麻煩。你等等我。”
　　烏索夫不抽煙，所以一走進自己的房子就聞到了一股煙味。靠窗的圍椅上，坐著一個男子。正在一邊抽煙一邊看報。他毫無疑問是听見了門響的，但直到烏索夫走進房間，才放下報紙起身。他比主人略高，也略為年輕一些，舉止庄重，信心十足。
　　“您好，巴維爾·彼得羅維奇！對不起，沒經您的許可就過了一夜。”他握了握烏索夫的手，把證件遞了過去。
　　“您好！”烏索夫認真地看了看證件。“奧列格·阿爾捷米耶維奇，我听從您的吩咐，您有何貴干？”
　　“杜羅夫的身体怎樣？”
　　“謝謝，還好，”烏索夫回答時竭力不表示出如此突然的提問，使他感到多么吃惊。
　　“他住在醫院里嗎？”
　　“不，他在郊外休息，少校先生！”
　　“這么說來，他沒有受傷，只是擦破了點皮，划了几個口子。讓我們坐下來，有事需要談談。”少校坐到桌旁，等到主人坐下之后，繼續說道：“我肩負著非常客气的使命，上校先生。我們知道您的許多情況，知道您的全部實際活動。如果我稱呼您的軍銜，您不會生气吧？”
　　“一點也不，少校先生！”
　　“難道總統的保衛局与皮毛商有聯系？”烏索夫想了一下，就馬上得到了答案。
　　“不，上校先生，我們与刑事犯罪集團沒有接触，但有時干預他們的生活。我盡量說簡短一點。考慮到您的過去和現在，我不怀疑您的謙虛。如果您同他們見面的話，不論是阿爾焦姆·杜羅夫還是列夫·伊凡諾維奇·古羅夫，都不會是例外吧。”
　　烏索夫臉色唰的一下白了，他打起精神，強迫自己不說話。
　　“我們的組織，力量很強大。我在里面地位低微。但是我奉命同您進行談判，我深信，您會得出正确的結論。”少校意味深長地望著。
　　烏索夫默默不語。在弄清复雜的關系時，被迫說話的人与听他說話的人相比總是處在更加不利的地位。
　　“從您被開除而到這里來工作那一刻起，我們就開始注意您。您是刑偵上校，總局過去的一名處長，本可以指望得到一個更好的位子的，您作出的選擇令人警覺，您同意嗎？”
　　“一點也不。”烏索夫聳了聳肩膀。年輕的少校激怒了他，雖然少校說得客气，但語气中透露出居高臨下的意思。“我疲倦了，一千美元和自由自在的生活，使我感到很滿意。”
　　“那您為什么下令把和平地結束同波里斯·彼得羅維奇·加依的談判的茲納明斯基除掉呢？為什么要在民警的工作人員中，而且遠不是优秀的，不是遭到開除，就是聲名狼藉的人中，恢复自己的聯系呢？最后，為什么您需要被扔到外面的阿爾焦姆·杜羅夫呢？還有最后一點，為什么您著手從薩比林那里收債？這最后一點完全是不明智的。”
　　烏索夫并不以聰明見長，但作為刑警人員卻是經驗丰富的，而且具有很強的記憶力。薩莫依洛夫“工程師”正是在這所房子里向他這個上校要求幫助收回債款的。這位結結巴巴的工程師解釋說他在這個世界上沒有強有力的朋友，而巴維爾·彼得羅維奇·烏索夫前不久還是一名上校，很可能他還有廣泛的聯系……當然，這個稱呼里面有著某种令人警覺的東西，但烏索夫是那么需要這類“工作”，所以他沒有加以仔細研究就叫他去找加依，加依雖然不能完成此類任務，但他是那些有能力的人最好的保護傘。
　　上校相當迅速地估計好了形勢：這位結結巴巴、口齒不清的人是個送上門來的普通釣餌。對烏索夫感興趣的人想看看他到底會不會上鉤。
　　“您知道薩比林是什么人嗎？”烏索夫對少校的自信越來越生气，于是問道。“當然您知道。可以這么說，你們已經決定試著拿我去當塔爾塔科夫斯基。”
　　“什么？”少校不明白，“您提到一個什么姓？”
　　“看來您沒談過巴別爾１的作品，所以您听不懂。如果我自己去，我不是早被殺死了嗎？”
　　
　　１　巴別爾·伊·艾（1894—1941）俄羅斯名作家，其代表作為《騎兵軍》（1926），還有短筒集《奧德薩的故事》和一些劇本。

　　“我們對您進行過認真研究，您不是戰斗人員。要是您能冒險，那就是說，我們對您的估計錯了。”
　　“就這么簡單嗎？”
　　“只是沒有不自然的過分激動和廉价的虛偽做作罷了！”少校的聲音變得強硬起來了，失去了信任的語气。“您把阿爾焦姆·杜羅夫派了出去，卻并不特別關心他的健康。”
　　“這么說來，是您幫助阿爾焦姆逃走的？”
　　“是有人幫助了他，難道他工作時沒人掩護嗎？”
　　烏索夫不相信少校的真誠，決定改變一下話題。
　　“好，已經發生的事，就讓它發生了吧。請解釋您來訪的目的。您有什么建議？”
　　“不是建議，是要求。”少校無禮地加以糾正。“您發明了自行車，但大家知道，為時稍晚了一點。難道您以為，在我們這個時代，在不還債比傷風感冒還流行的時代，誰也不會去管這個問題嗎？不過，發明家，即便他晚了一百年，仍然是一個有才華的人。我們領導認為，您對我們很合适。我們有优秀的執行任務的人才，有狙擊手、肉搏戰的能手以及其他各种專門人才。我們有一個堅強的首腦中心，有高水平的戰略家，我們缺的是中層，中間環節的人。您了解作戰和坐探工作，所以我們很需要您。”
　　“又是首長，又是依附于偉大戰略家的人，實質上他們都是一些庸人和沽名釣譽之輩。”烏索夫想道。他差點表示拒絕了，但轉念一想他們馬上把他從這個窩里赶出去，不會允許他去向皮貨商收債，反而會讓他光著屁股退休的。如果他開始動彈一下，他們就會干脆把他消滅掉的。
　　“薩比林的債款怎么辦？”
　　“這是您的問題，您用自己的力量去解決吧。今后您在組織中的位置，會給您明确規定的。”
　　烏索夫決定露出牙齒，他知道在政治上，在与任何人的交往中，就像在市場上一樣，你要想得到自己的价值，就得張口多要錢。否則，人家花几個小錢就將你買下了，還要叫你是傻瓜呢。
　　“您同我進行了有趣的談話，我用心听了。現在我想要會見的，不是在大街上作廣告的推銷員，而是某個經理。”
　　“我有全權……”
　　“這一點您知道，”烏索夫打斷他的話。“我知道的只是与我談話的是安全局一位相當了解情況的少校。”
　　“是保衛局……”
　　“細微的區別我搞不清楚。我需要的是具体的建議和嚴肅的保證。”
　　“提您當杜馬侯選人，行嗎？”
　　“您在開玩笑？我可是受過審判、坐過牢的人呀……”
　　“誰又沒坐過呢？”少校放聲大笑。“我們將把您列入代表我們党的候選人名單。您是法律工作者，專業人員，受過現政權的迫害，這就意味著，您是一個有原則的人。代表是有豁免權的，任何古羅夫都奈何不了您的，您不再覺得他可怕，而是可笑了。”
　　少校知道拳頭往哪儿打，不過，烏索夫雖然也感覺到打擊達到了目的，他身子晃了一下，但還是站著，果斷地回答：
　　“我是個辦事的人，想同老板談談。您所說的党，我甚至不知道它是個什么党。”
　　“用政治家們的用語來說，我們的談判是建設性的。快去解決您的迫切問題吧。如果您被列入候選人名單，您就得离開這里。您的位子將由阿爾焦姆·杜羅夫來取代。最后一點是您必須解決家庭問題。”
　　“這不可能！”
　　“沒有什么不可能的事。有人會同您妻子和儿子在應有的水平上進行談話，會向他們解釋，您受到毀謗，反對您的那些材料，是捏造的。快解決自己的問題吧，今后會有人來幫您的。”
　　于是烏索夫坐在圍椅上，望著秋天的樹葉，盡管他不會判定樹葉是什么顏色。他時不時地望望躺在床上的搭檔，猜測著他到底是睡著了，還是在裝睡。同少校談話以后，弄清楚了是誰可能在逃跑時幫助小伙子，巴維爾·彼得羅維奇已不再生阿爾焦姆的气了，因為他明白小伙子說的是真話，解釋又解釋不清楚，他自己也不知道發生了什么。“要是我，也會沉默不語的。”烏索夫自己承認。不是一切都不明不白地可疑嗎？別人可能會想：這小子出賣給皮貨商了，要不就是勾搭上了民警。其實，民警并不是這么工作的。只可能是古羅夫，雖然他是個冒險分子，可也不是小孩子，不會去掩護一個根本不認識的人。而仔細研究，古羅夫又沒有時問。我要盯住這個人。他到底是個什么人？他人很倔，雖然也很有才華，可是一條蠢漢，想一個人把一座山搬走。你看，要是我當上杜馬代表……
　　杜羅夫猛的一下站起身來，打斷了他的思考。杜羅夫坐下來，望也沒望就把擺在床頭地板上的一瓶酒抓了起來：
　　“歡迎您，長官！”他把瓶口送到嘴邊，轉念一想，走到桌旁，往杯子里倒酒。“你責備我？”
　　“為什么？你是個聰明的漢子，知道分寸。”
　　阿爾焦姆往杯子里倒酒，一口喝光了，開始嚼一塊很滑的火腿。
　　“你想出什么新點子了嗎？”他挑釁性地問道。
　　“我們一起來想吧。”烏索夫心平气和地回答，同時望著半裸的、扎著帶血的繃帶的杜羅夫。“你告訴我，那個從院子里掩護你的人的槍法如何？”
　　“是什么樣的人嗎？”杜羅夫往杯子里噴了一口酒。
　　“什么樣的人，我說不上。”烏索夫嘿嘿一笑。“至于有這么個人，而且開過槍，我是知道的。”
　　“那還有什么好說的呢？你很能干！”杜羅夫說道。他沒再喝酒，而是開始穿衣服了。“你還打听到了什么？那個不認識的人是在我背后開的槍，所以我設法回答。不過根据裝有消聲器的手槍被打啞、“□MB”車被打中來看，此人槍法不錯。”
　　“是專業人員。”烏索夫看了一下手表。一般的人在這時是休息的，不過土匪這時也可能工作。他把電話机推了過去，撥了個電話號碼。
　　“我在听著呢。”答話的是一個熟悉的男中音。
　　“謝爾蓋·里沃維奇，在您這個年齡，在這樣的時候您該在游泳池里同姑娘嬉戲。至少該到賭場里玩一把小小的。可您，對不起，卻像區委會的六座面包車，仍然在工作。”
　　“您怎么不用自動電話，而使用普通電話呢？”薩比林以問作答。他等電話已經等了兩天兩夜，可此刻他卻惊慌失措。“要是我派人來呢？”
　　“帶錢來嗎？”烏索夫問道。“湊齊了嗎？我祝賀您。不過，由于您的過失，發生了一點小小的差錯。現在您該付的不是兩百万，而要加上利息，數目就大多了。”
　　“錢你可以得，不過不要厚顏無恥。我錯了，准備付錢。兩百五十万，星期一你打電話來。”
　　“好，但你不要耍任何花招。你的命抵押在我的手里。要是出什么事，錢我倒無所謂，可你得死。”
　　“你別嚇唬我，你也不是一輩子老呆在自己的洞穴里。在什么地方，什么時候？”
　　“我好久不去大劇院了。以后再最后确定，是星期一還是星期三，地點是大劇院第四和第五根圓柱之問。時間是白天。”
　　“第四、五根之間，從哪邊數起呢？”
　　“你是人家用麻袋裝著運進莫斯科的嗎？大劇院有八根圓柱。”烏索夫把話筒放下。
　　“你同他談得很坦率。很坦率。”杜羅夫把酒喝干了。“可誰去呢？”
　　“你委托他收回兩百五十万美元的那個人。”烏索夫回答。
　　阿爾焦姆把一瓶酒喝完，把瓶子倒過來，歎息一聲說道：
　　“只好痛飲一通才行了，否則這么多錢我搬不到汽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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