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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辦公室的主人是個五十左右的男人，看上去實在是其貌不揚。干巴巴的面孔，稀疏的頭發，左右額角明顯地已經光禿，兩邊鬢角斑白，眉毛依稀可見，顏色暗淡，兩只眼睛也是小而暗淡，看樣子小時候是褐色的。身上是一套官員們常穿的西服，襯衣上系著領帶，看外表要么像個會計，要么也許是哪個小企業的經理。可是寫字台卻有台球台那么大，上面一排五顏六色的電話，一台傳真机更顯示出官員位高權重。辦公室就更不用說了，這么寬敞的辦公室只有電影上才能見到，但那不過是導演腦子里自由馳騁的幻想，因為平頭百姓中未必有人見過那么大的辦公室。
　　維爾丁中校的個子比中等還高，体態也勻稱，可是此刻挺直身子站在巨大的寫字台前卻像個錫制的玩具小兵１。
　　
　　１按安徒生童話《堅定的錫兵》中的形象制作的玩具。

　　“不可理解，一個人在醫院里躺下睡覺，第二天早晨怎么會出現在自己的辦公室里，”主人的話音那么輕，維爾丁竭力不漏掉一個字，卻又不敢走近一些，只好使勁伸長頸子。
　　“是我的錯，可是我們不敢派人去守衛，擔心引起注意……”維爾丁開始辯解，但辦公室的主人打斷了他的話：
　　“別嘟嘟囔囔，講話要清楚。”
　　“醫院是民警系統的，經常住著一些偵探，那些人眼尖心細，什么事都愛弄個清楚明白，”維爾丁一邊說一邊按捺住對主人的憎恨。有這么一類人，他們一輩子什么都不干，什么責任都不負，只會發號施令。
　　其實反間諜官員想錯了，這樣一類人是不存在的。辦公室的主人一生過得像奴隸一樣。爬得越高、辦公室越大，身上的枷鎖就越重。
　　“我們在醫院里找了個可靠的人，”主人默不作聲使維爾丁受到鼓舞，說話也更有把握了。“目標一走我們就知道了。我派了几個人去，可是他的車里有武裝警衛。”
　　維爾丁隱瞞了一件事：總局那位上校夜里去找過奧加爾科夫，他們曾企圖在路上攔截他，卻扑了個空。
　　“無謂的忙碌，”主人說道。“把這個執拗的老家伙除掉，我不愿意听到他的名字。我們什么都批評，可是我們的前人卻沒有碰到這种障礙。不久前我簽了報銷單，那么多錢可以買一支軍隊。您向我保證說建立了一支專業隊伍，可是您卻攔不住一輛只有兩個人警衛的汽車。”
　　“請原諒，我們不能在离莫斯科僅十公里的地方開仗。這里不是車臣。”
　　“車臣稍微靠南邊一點，僅此而已。我已經說了，把那個人除掉。約瑟夫·維薩里昂諾維奇說過：只要人在，問題就存在……后面的話您想必知道２。就這樣吧。”
　　
　　２約瑟夫·維薩里昂諾維奇即斯大林。那句話后面一句是：人不在了，問題也就沒有了。這兩句話在俄羅斯廣為流傳，据說是斯大林講的。

　　索尼亞帶著豺狼把奧加爾科夫上校送到柵欄門口，一直等到他坐進“伏爾加”車，消失在樹林后面。
　　“伏爾加”左右擺動，行駛在鄉間小路上。這時有個人站在灌木叢中，用望遠鏡觀察汽車。
　　“當然，這里下手最方便，”他放下望遠鏡說道。
　　他的搭檔“卡嚓”按了一下馬表，答道：
　　“怎么离開這里？一上公路就會遭到封鎖。難道你想死后再拿美元？”
　　烏特金中校坐在自己的辦公室里瀏覽報紙，沒有任何新的發現。一個人被免了職，另一個人受到任命……免職……免職。烏特金讀到一些人被免職、另一些人獲得繡金肩章的報道時感到一种快意，盡管空出來的職位跟他毫不相干。一個瘸子總不會對莫斯科大劇院芭蕾舞獨舞演員位置空缺這樣的消息感興趣吧。
　　烏特金不喜歡自己的長官，盡管上校對人并不苛求，而且言語不多，他們兩個人之間几乎從不交談。烏特金因無事可做而苦悶不堪，他嫉妒奧加爾科夫總是忙忙碌碌，有時雖然對下屬提高嗓門，但他們喜歡他。對烏特金他們說不上不喜歡，只是把他當成外人，只有當工作需要、無法避開中校時才跟他打交道。他按照鈴聲上班下班，詛咒自己的生活，卻又下不了決心退休。后來他的生活中出現了一個女人，打破了因循守舊、毫無出路的現狀，隨后又閃現出神話般的一線希望。白發蒼蒼的老上校只消在醫院里再躺上兩天，讓他們對已經判刑的犯人執行槍決，便万事大吉了。
　　他費奧多爾·瓦西里耶維奇·烏特金本來可以當上上校，成為受人尊敬、出人頭地的人，往后退休金也會相應跟上來。沒想到這個白頭侏儒仿佛离了監獄就活不下去似的，竟然從醫院里跑了出來！于是前功盡棄。烏特金對那些大人物的密謀、對他們想要達到的目的一無所知，當然根本就沒有料到，万一商定的計划全部實現，他的性命就會一文不值，稱起來不多不少，正好九克１。盡管烏特金跟副總理是在錚亮的高級轎車不透光的車廂里會面的，但副總理在目光短淺的中校面前已經暴露，憑這件事實已經足以對烏特金作出判決了。
　　
　　１一顆子彈的重量。

　　烏特金要是了解事情的真相，他會祈禱自己的長官身体健康，但愿他長命百歲，然而此刻烏特金卻扯著那張看得爛熟的報紙，用最粗野的話詛咒上校。
　　有人敲了敲門，助理值日軍官走進辦公室。
　　“中校同志，收到一份加急電話通知，”中尉說著遞給烏特金一張很窄的紙條。
　　烏特金看了一眼打印的文字，不禁大發雷霆：
　　“中尉，您怎么啦，難道不識字不成？這上面白紙黑字，明明寫的是‘致奧加爾科夫上校’。”
　　“我識字，中校同志，因此我才認得‘加急’這兩個字。因為上校同志外出一個小時，我才決定向您報告。”
　　“監獄里能有什么急事？”烏特金不滿地說，但他看見電話通知是由將軍簽署的，便不再做聲，低頭去看通知。
　　“致典獄長……十八點以前來向我報到，參加為期三天的外出視察。”
　　烏特金喜得頭都搖晃起來，他不相信自己會如此走運，把通知又看了一遍，隨后填上日期和時間，并簽了字。
　　“對不起，中尉，我沒有一下子問清楚，說話不冷靜，您做得完全正确。等上校一回來就立即向他報告。”
　　“是，”中尉拿著電話通知走了出來，心想：這頭山羊要當三天的家，也就是說刷牆的事不用去管，可以打打牌了，可是老爹不在又會令人煩悶，而這里的工作本來就沒有多少樂趣。
　　不一會奧加爾科夫回到辦公室，在電話里不知跟誰吵了半天，然后把烏特金叫來，說道：
　　“您已經知道了，我要外出三天。要是我回來的時候內院的牆還沒有刷好，您就得拿起刷子自己動手。我們的工作挺枯燥，可也不是殘廢療養院。別忘了克雷薩洛夫在單人牢房關禁閉明天十二點到期。”
　　奧加爾科夫出差是古羅夫安排的。首先，他認為老上校處境危險，其次，几位偵探已經等得不耐煩了，他們決定對敵人稍稍推一把。對維爾丁應當安排戶外監視。古羅夫并無重要依据，准确些說，根本就沒有依据。即使是召來一批“戶外監視人員”，那么這些人也得過三四天、說不定要過一個星期才能開始工作。民警机關缺少交通工具、汽油和現代通訊工具，唯一不缺的是將軍。
　　可是對維爾丁應當進行監視，因此古羅夫和克里亞奇科在桌上攤開莫斯科地圖，標出已知的維爾丁常去的那些地址。假如他去一個已知的地方，監視的人就可以在某個地址“扔下”或“拾起”目標，而不用一路上都挂在他的尾巴上招人注意。古羅夫這邊的汽車總共只有三輛。其中有兩輛外國車，不宜用來執行重要任務。而且，讓“戶外監視人員”乘坐對方認識的汽車，由對方認識的司机開車，這不過是一廂情愿，根本行不通。因此古羅夫決定給反間諜人員的汽車安個“信號”，監視他在遠距离移動的路線。
　　古羅夫花了一天一夜時間處理与奧加爾科夫上校和監獄有關的事情，他必須考慮保護鐵木爾·揚季耶夫的性命，因此這一天一夜他把囚室里那個眼線報告的消息暫時放在一邊。吸引他們注意的那個人關押在臨時隔离室，這是個厲害人物，加上又有外面的人支持，從隔离室逃跑對他來說易于反掌。他關押時用的姓名是伊万·特羅菲莫維奇·庫斯托夫，對他尚未仔細進行核查，因為這得花時問。應該偷偷給他照個相，然后把照片拿給鐵木爾·揚季耶夫看看。
　　古羅夫感到時間緊迫，事不宜遲。核查，照相——這都得花時問。可是假如臨時隔离室里關押的正是他們要找的那個人，那么他根本就不值得從他藏身的地方逃跑。准确些說，把他帶走的就是把他送來的那些人，“金魚”可以直接從他們手上溜走。應該利用自己的名望和關系采取一點緊急措施，眼下在俄羅斯誰不靠這些辦事？古羅夫對別人是否相信他編造的故事并不十分在意，借口臨時隔离室供水管道出了故障，有兩間囚室急需搶修，終于讓人把囚室騰空，把伊万·庫斯托夫“臨時”轉移到另一間隔离室，這間隔离室就在所有莫斯科人再熟悉不過的那幢漂亮的黃色大樓的院子里，它的地址是：彼得羅夫卡38號。
　　在轉移伊万·庫斯托夫時隨行的文件“搞亂了”，維爾丁一時找不到被他監護的那個人。中校的處境也不算很輕松。當然，反間諜机關要找到一個關押在莫斯科某個臨時隔离室的人，不過是几分鐘的事，只消按一下按鈕就行了。麻煩在于該按的是官方的按鈕。可是，反間諜机關一支特工分隊的中校隊長跟一個扒手有什么相干呢？這個麻煩也比較容易解決，但也得花時問。
　　維爾丁給民警局管伊万扒竊案件的偵查員挂了電話。中校跟這個為日常瑣事忙得焦頭爛額的中尉并未見過面，只在電話里交談過兩次。偵查員自然不知道來電話的人的軍銜和職務，還以為跟他通話的是個記者。听他問及從一個囚室轉到另一個囚室、“報社”沒法找到的那個扒手，民警頓時火了：
　　“您怎么啦，閒得無聊嗎？總統生了病，最高當局內部正斗得你死我活。殺人犯几乎大搖大擺地招搖過市。我的保險柜一直開著，重大案件的案卷就擺在桌上。可是您卻關心一個扒手。這個案子的受害人沒有好好訊問過，我已經找不到他了。您那位伊万·庫斯托夫不應該轉到另一間囚室，而應該干脆攆走……”
　　要是維爾丁能以正式身份跟他交談，民警偵查員准會扔下所有重大案件，沒日沒夜地去忙伊万·庫斯托夫的事。可是中校不等他怒气沖沖地把這一大篇話講完就放下听筒。反正過一兩天伊万就能找到，眼下奧加爾科夫上校突然去了外地，應該火速解決鐵木爾·揚季耶夫的問題。
　　維爾丁已經拿起電話听筒，突然記起跟那位身居高位的大人物的談話，那人曾提及有一幫職業打手，一幫只要一發信號便立即出動的殺手……這樣的人當然是有的，可是他們根本不歸維爾丁統轄。中校本人手下沒有作戰力量，可是又隨時需要這樣一支力量。他想到了圖林和給他布置的任務：跟有戰斗能力的盜匪團伙建立聯系。說實在的，正是為了這個目的維爾丁才讓別人招募的探子歸隊。這個人是他已故的上司、平庸老朽的福金上校招募的。圖林當時未能完成任務，但他沒有出賣任何人，表現得不卑不亢。從他的報告看來，他已經跟亞姆希科夫那幫人建立了聯系。應當對這种聯系進行核實，讓它發揮作用，再說圖林也閒得太久了，從他身上實際上沒有得到回報。
　　中校很走運，很快就找到了圖林。維爾丁覺得這位前空降兵和未能成功的殺手對他打來電話感到高興，不過說話仍然是尋常那种派頭：“你最好滾遠一點儿。”
　　“格奧爾吉，你沒有忘記雅科夫吧？”維爾丁問道。
　　“前几天見過，他對我還不很放心，但已經有點意思了。”
　　“跟他見個面，告訴他，需要兩輛車，連人帶車。听听他有什么要求，再跟他說得商量商量。但我們肯定要，不過人員你親自核查一下。”
　　“行，”圖林淡淡地答道。“可是我不參与，年齡大了，不搞老鷹抓小雞的游戲了。”
　　“你跟他談談，細節咱們再商量，”維爾丁說道。“一個晚上夠了嗎？”
　　“要是能見到，那就夠了。”
　　“明天九點，”維爾丁挂斷電話，又撥了另一個號碼。
　　烏特金中校雖然已經接到電話，得到正式通知，說是赦免判處死刑的揚季耶夫的請求已被駁回，死刑犯人今天將被帶走，但當囚車開來、擔任押送隊長的內務部隊軍官出示正式公文時，中校仍然禁不住感到恐懼。
　　判決不在監獄里執行。人犯由囚車提取，押送人員不是警方的，而是內務部隊。判了刑的犯人被帶走，往后再沒有人見到他了。
　　烏特金手里拿著那張結實發亮的紙，用嚇得一片模糊的眼睛看著它，只認出了總統的簽名，看出墨水是黑的，便默默點了點頭。
　　“提犯人時您到場嗎？”英姿勃勃的上尉問話的語气是那樣平靜淡漠，仿佛這是往帶篷汽車上裝運牲口。
　　“這有必要嗎？”烏特金勉強抑制住打嗝儿，問道。
　　“只是個形式，中校同志，實際上您下個命令就行了，我們已經習慣，干得了。”
　　烏特金把值班員叫來，作了必要的指示。值班軍官敬了個禮，鄙夷地看了中校一眼，隨內務部隊軍官一起走出辦公室。
　　烏特金試圖把收到的公文看完，但他只看清了總統的簽名。他把公文登了記收起來，在揚季耶夫的姓名下面歪歪扭扭地寫了“除名”兩個字，然后把一疊公文放進保險柜。
　　中校試圖听見厚厚的牆外嘈雜的人聲或是汽車開走的聲音，但監獄像往常一樣保持沉默。
　　“完啦，一個活人，就這樣沒有啦。”烏特金中校心想，隨即開始翻閱放在桌上的《論据与事實》報。
　　圖林到他跟亞姆希科夫—利亞列克初次見面的那家餐館去過兩次，這位前空降兵跟團伙頭目曾經同坐一席，但什么正事儿都沒有談過。餐館的服務員對圖林已經熟悉，對他很尊重，因為他飲酒适量，付賬毫厘不差。老板身邊的親信對這個沉默寡言的新顧客并不嫉妒，他不跟他們交好，保持一定距离，對他們尊重而不諂媚。有一次隊長點頭指了指坐在稍遠處的圖林，對利亞列克說：
　　“我挺欣賞這人，獨來獨往，眼下這种人很少見了。可是他來這里根本沒事可干，對女人沒興趣，跟伙計們也不交往。我敢打賭，他是從上頭來的。”
　　“我管他干什么？”利亞列克答道。“刑偵局也好，聯邦安全委員會也好，都跟我不相干，我是個小小的商人，按時納稅。不過他未必是警方的，果真是的話會有人事先通知我，那情況早就清楚了。”
　　利亞列克表面上無動于衷，心里卻禁不住感到好奇。這家伙顯然有些來歷，住哪儿，干什么——都不知道，對什么都沒有興趣，任何具体情況都摸不清。可是不知為什么不時上這儿來一下。
　　圖林進餐時總是獨自一人，從來沒有朋友或女人跟他在一起，對瓦里婭他已失去興趣。
　　有一天利亞列克來到餐館，看見圖林像往常一樣，獨自一人坐在角落的一張小桌邊，便吩咐隨行人員，說他馬上過來，隨后來到圖林身邊坐下。
　　圖林欠身起來點了點頭，倒了一杯伏特加，把正宗的鯡魚移到他面前，彬彬有禮地問道：
　　“近來好嗎，雅科夫·謝苗諾維奇？”
　　“馬馬虎虎。”利亞列克點了點頭，把酒喝下去，吃了點菜，問道：“你來這個酒館有什么事？”
　　“這儿只有一件事。”圖林切了一塊肉，笑了一笑。“看來你這儿掌勺的廚師一輩子也學不會炒菜。我得上廚房去一趟，給你做點煎牛排。”
　　“你挺會關心人，”利亞列克笑了一笑。“我好像問了你一個問題。”
　　“我有什么事？”圖林說道。“我想要你仔細瞧瞧我，對我看習慣。眼下我還沒有拿定主意，說不定有事求你。”
　　“什么事，能說說嗎？錢我不會給，你沒有任何擔保。”
　　“我的頭曾經有一次受過重傷，但腦髓還沒有完全打出來。”圖林把兩個酒杯斟滿，說道。“錢我有，我也許想求你借几個人。這跟你的事沒關系。”
　　“你以為我會不問情由借給你？”利亞列克粗野地咧著嘴笑道。“也許你是想搞一次宮廷政變？”
　　“別拿我當傻瓜，雅科夫·謝苗諾維奇。我不是將軍，出身也不一樣。我要是需要几個人，也只用一次。”
　　“好啦，”利亞列克不打算再喝，站起身來。“這种勞務是可以的，不過收費很高。”
　　談話到此結束。此前圖林在洗碗碟的女工中找了一個人，不算探子，但也能提供一些情況。有一次他幫一個輕佻的姑娘擺脫了三個死乞白賴的“追求者”的糾纏，隨后把她送到地鐵。姑娘愛上了這位“騎士”，表示愿意以身相許，他斷然拒絕，但留了個話，說是也許會給她打電話，她們廚房里有一台電話。
　　當維爾丁囑咐圖林跟利亞列克再次見面，商定借兩輛車、六名打手后，圖林給自己的崇拜者打了個電話，請她一見利亞列克前來進餐就立即通知他。他事先已經把自己的電話號碼給了那姑娘。
　　這一天來臨了。圖林來到酒館，看了一眼利亞列克跟几個人進餐的桌子，看見六個人總共只有兩瓶伏特加，便在角落里自己的位子上坐下。服務員送菜單來時圖林對她說：
　　“請轉告雅可夫·謝苗諾維奇，說我恭恭敬敬問候他，等他有空了請他過來一會儿。”
　　服務員惊恐地朝那邊看了一眼，但還是照他的要求做了。利亞列克听那姑娘把話講完，對圖林卻看也沒看一眼。圖林明白匪徒是在有意擺架子，便作好准備等他來。等圖林喝第四杯咖啡時，利亞列克走過來，重重地在椅子上坐下，厲聲說道：
　　“誰要找我說話，他總是自己過來，而不是像喚小孩一樣叫我。”
　　“請原諒，雅科夫·謝苗諾維奇，你說得一點不錯。可是你那桌上有一伙人，而我的話只能在咱們兩人之間說。”
　　“這么說我被你纏上了！好吧，一五一十說吧。”
　　化名伊万·庫斯托夫被關押的殺人犯兩天以后被人從彼得羅夫卡送回他熟悉的那間臨時隔离室，他心里這才一塊石頭落地。突如其來的“出差”，去的是最危險的地方，緊靠莫斯科刑偵局，這可把伊万嚇坏了。他斷定維爾丁已經失去控制權，他這個殺人犯已經落入古羅夫手中。結果是一場虛惊，住慣了的囚室又親切地迎接他歸來。同囚室的三個人中只剩下兩個，但這种事司空見慣，人以群分嘛。一些人上了法庭，然后去了押送站，另一些人則干脆被放了出去。
　　囚室里散發著一股化學藥品的气味。伊万听人解釋說，水管根本沒有漏水，是醫官（監獄里的人是這么稱呼醫生的）發現了一些杆菌，不知是不是結核病菌，說不定是霍亂病菌，因此進行了消毒。
　　“我要給聯合國寫信控告！”一個綽號“狗魚”的犯人叫道。“別說是重病，兩天時間連臭虫都沒法清除干淨！”
　　開門的鑰匙卡嗒一響，一個嘶啞的嗓音不滿地說道：
　　“伊万·庫斯托夫，出去吧。又是偵查員要你去，看樣子他沒法肯定你是用哪只手偷走了那個笨蛋的錢包。”
　　囚室里几個人哈哈大笑，伊万則習慣地把手背在背后，對兩個難友遞了個眼色，說道：
　　“沒罪的人是很難關住的，所以他們才感到煩惱。”說著走出囚室。
　　押送的還是那几個人，沒有給他戴手銬。當囚犯坐進民警的越野小汽車時，滿瞼粉刺的年輕中士像往常一樣，用腳踹了一下他的屁股。
　　他們走的還是那條路，警衛人員神色漠然，誰也沒有留意他們的車從院子里出來時，一輛飽經風雨的灰色“莫斯科人”車也隨后開動。
　　瓦西里·伊万諾維奇對自己這輛老爺車了如指掌，不用第二次挂檔就把离合器踏板一踩到底。坐在后排的聶斯捷倫科和克里亞奇科對車身有時產生的震顫看得很開。
　　“夏伯陽，你主要注意別讓車子無意中拋錨，”斯坦尼斯拉夫說。
　　“別擔心，這車雖然有些怪脾气，但它不會胡來，”斯維特洛夫答道。
　　古羅夫駕駛“雷諾”車跟在后面，間隔很大一段距离。高速車只消几秒鐘便能赶上民警的越野小汽車。
　　兩天前古羅夫再次去了奧加爾科夫上校的領地，跟鐵木爾·揚季耶夫見了面，后者一看照片就滿有把握地認出了伊万。這种辨認對檢察院和法院來說毫無价值，但它使古羅夫感到振奮，這證明他已經走上坦途。
　　古羅夫不知道他們把殺人犯送到哪里去，當警車停在區民警管理局的磚房門口時，他感到十分意外。
　　伊万被帶出汽車。克里亞奇科明白他不宜在區管理局露面，古羅夫則更加不行，因為有可能碰見熟人，便派聶斯捷論科進大樓去。樓房是民警机關，犯人由警衛押送，因此退休上校并不特別匆忙。五分鐘以后他在管理局走廊上碰到了押送伊万的兩個軍士時，被抓的人沒有跟他們在一起。聶斯捷倫科熟悉民警的工作習慣，攔住兩個軍士，用上司的腔調問道：
　　“犯人帶到哪個辦公室了？”
　　“哪個辦公室？”一個中士聳了聳肩。“我們總是把他交給本地一位中尉。然后他親自把他帶到我們的汽車上來。”
　　他們很快查清樓房還有另一個出口，管理局里誰也不認識具有所述特征的那個中尉。他們在后門通道口外面的院子里很快找到一個十歲左右的男孩。男孩說，他看見有兩個叔叔，一個穿民警制服，另一個穿黑色短棉大衣，兩人坐上一輛灰色“伏爾加”車開走了，這是剛才的事，根本沒過多久。
　　古羅夫迅速詢問了兩個嚇坏了的軍士，查明他們是第三次把伊万帶到這里來，犯人每次在偵查員那儿總要呆很久，而中尉也總是親自送他上汽車。
　　古羅夫又找到負責犯人伊万·庫斯托夫案件的那個年輕偵查員。小伙子開始發火了，說是第一次審訊并跟受害人當面對質以后他就再也沒有見過那個扒手。可是當古羅夫把他帶到副局長辦公室時，小伙子一下子就泄了气。
　　行將退休的中校打發走了偵查員，無可奈何地望著古羅夫。
　　“我全明白，上校先生，”他壓低了聲音說。“我們這幢破房子被人用作過路的院子，他們提這個囚犯是為了自己的某种需要。不過每次都送回來，興許今天也會送回來。在這件事情上我根本沒有過錯。”
　　“嗯，您有沒有過錯不由我來決定。”古羅夫一反常態，一時也不知所措。“不過我要提醒您注意，拘留今天期滿，可是你們的偵查員連動都沒有動彈一下。”
　　“不錯，可是這跟發生的事情沒有關系，”中校垂頭喪气地答道。“但要是他前兩次被送回來，那么今天也會被送回來。”
　　“這倒未必，”古羅夫說著轉身來到几位偵查員身邊，跟斯坦尼斯拉夫一起坐進“雷諾”車。
　　“這种差錯真不該出，”斯坦尼斯拉夫一向直爽，此刻也直言不諱地說。“你是頭頭，是個天才，你想想看。他們對那個車臣人已經處理完畢，再不需要這個俄羅斯刑事犯了。”
　　“那么他們把伊万送來送去只是因為鐵木爾還呆在死囚牢房里么？”
　　“我不知道！可是我敢肯定：今天是最后一次。伊万再不會回這里了。人家再不需要他了。”
　　要是因為朋友敢于當面對你講真話而突然對他表示憎恨的話，那么古羅夫此刻正是怀有這种感情。古羅夫勸自己說，斯坦尼斯拉夫講出的想法是合理的，他沒有錯，他們在离終點僅一步之遙時摔了跟頭。古羅夫一再說服自己：一個人只要不認輸就尚未失敗，必須找到一种不尋常的解決辦法，但他迄今尚未找到。
　　餐館的辦公室能容納十——十二個人，餐桌上相應地也就擺了這么多餐具。可是就座的僅三個人。最里面的一端通常是最尊貴的客人或筵席主持人的座位，此刻坐的卻是伊万。他按照時尚沒有刮臉，下巴上的短髭蓄了大約一星期，這种短髭在轟動一時的美國電視片和俄國電視制片人列昂尼德·帕爾菲奧諾夫的電視片中那些專橫的人物臉上可以見到。殺人凶手身穿白色襯衣，沒有系領帶，外面罩一件格子上衣。
　　“主人公”左邊是維爾丁中校，穿著他通常穿的西裝便眼，右邊是個三十歲左右的小伙子，胖胖的臉上略帶譏諷的笑意，他從桌邊稍稍退后一點，蹺起二郎腿坐著，膝蓋上放著一個記事本，手里玩弄著一支鉛筆。
　　伊万面前放著一盤烤乳豬。殺人凶手根本就不喜歡這個場面，但卻像著了迷似的不時看一眼油光閃亮的乳豬背，有時還咽下一點口水。裝魚子醬的高腳盤，蒙著水汽的酒瓶，還有其他菜肴，都是丰盛的筵席上必不可少的，不必細述。
　　“切吧，伊万，這是對你的勇气的獎賞，”維爾丁說道。
　　“免費的甜食是沒有的，長官。”伊万拿起餐刀，用指頭試了試鋒刃。“你先跟我說說，這回筵席算在誰的賬上。要是我得為它付出我這張皮，那我是不同意的。上一次咱們談過，說是咱們聚在一起，我把已經過去的事情講一講。可是根本沒有談過什么慶功宴。”
　　“不喜歡乳豬，那就吃點魚子醬吧，”維爾丁笑了一笑。
　　“那么審訊完畢，等我醉醺醺地回到簡易床板上時，那里已經准備好絞索了吧？”伊万問道。
　　殺人凶手對維爾丁的打算預言得如此准确，中校不禁吃了一惊。但他頂住了犯人的眼神，而且惱羞成怒，這种惱怒倒使他的答話顯得格外可信。
　　“你來莫斯科時要是身披布袋、腳穿樹皮鞋的話，那么你的腳上到今天還會有包腳布的印子。你自己打算等朋友睡熟了把他的褲子偷走，就以為別人也會這樣。你當我是個小孩子？我讓你喝酒，我就不會編些話讓你對付管囚室的人么？等辦完事我再給你一瓶酒和兩百美元。回去的路上你讓民警去買點伏特加，告訴他們這錢是朋友請律師轉給你的，偵查員那人不錯，好說話。你們喝夠了回去，再招待值班員一番。你以為你是被關在伊夫堡１，這种事是頭一遭嗎？值班警官領你的圣餐，他的副手也喝上一頓，而從他們那里回你們那個狗窩就像在囚室里上馬桶一樣近。你怎么啦，跟同囚室的人談過，听說過一些什么嗎？你在他們眼里不過是個偶然進來、呆几天就走的公子哥儿。他們心想：這家伙真行，連酒都能弄進來……”
　　
　　１法國著名古堡，在馬賽港南面的海島上，歷史上為關押政治犯的地方。法國作家大仲馬的名著《基度山伯爵》中的主人公鄧蒂斯曾關押在那里，伊夫堡因此而聞名于世。

　　維爾丁不作聲了，給自己斟了一杯酒，舀了一勺魚子醬，隨后把酒喝下去，吃了起來。
　　“你不想吃喝，隨你的便，我讓人給你端茶來。”
　　拿記事本的小伙子匆匆划拉了几個字，說道：
　　“伙計，說實在的，這個小小的酒宴是我的主意。我想讓你們輕松一下，各人從不同角度描述一下事情的經過，讓我能進入角色，有些切身感受。”
　　“可是我不喝酒，見你媽的鬼！”伊万發火了。他開始相信他能擺脫這件事活下來，慣常的平靜消失了，殺人凶手開始發抖。
　　“最浪蕩的淫婦也曾經是純洁的姑娘，”鄰座那一位講起哲理來。“四十年沒喝酒，今天喝一頓不就万事大吉么。”
　　伊万滿心疑慮，心神不安，他知道克格勃人員是不可信的，再說這一切太令人稱心如意了，就像是一場儿戲。
　　“怎么，你這家伙決定代替我去法庭談談嗎？”伊万鎮靜下來，用嘲弄的眼神看了那人一眼。“你斷定法庭跟教堂一樣會寬恕罪過嗎？”
　　“你自己是病人就斷定別人全都有病嗎？我在法庭受怎么講就怎么講，根本就沒事儿。首先，我是吸毒的，馬上要判五年。主要的是你爆炸公共汽車時我不在莫斯科。要是你想知道的話，我甚至不在俄羅斯。”他從口袋里掏出護照。“你可以看看，出境簽證，入境簽證，一切都無可挑剔。在赫爾辛基能找到的證人足有一個混合樂隊那么多，你那輛公共汽車在莫斯科炸得翻跟頭時，我跟那些人正在那里喝伏特加、注射麻醉劑。我在法庭上說了什么呢？”小伙子看了看自己的鼻尖，臉神變得完全痴呆了。“那是我的幻覺。我在電影里見過這种爆炸……我甚至能聞到炸藥的气味。”
　　“行了，亞歷山大，隨便什么人都會被你弄出精神病來。”維爾丁又給自己斟了一杯。伊万把自己的杯子往前移了一下。
　　“斟吧，長官。既然全俄羅斯的人都喝伏特加，我想我喝兩杯也死不了。”他像喝水似的一飲而盡，又像個內行一樣呼出一口气，隨即解釋說：“我見過人家就是這么喝的，一生中見過很多次，不過就像呆在舞台底下給演員提台詞的人一樣，自己總沒有上過台。”
　　他們這才開始像常人一樣吃喝。酒過三巡，伊万的臉色變得緋紅，話音加快，動作也變得無拘無束了。
　　“你悠著點儿，伊万，”維爾丁說，“否則，你沒有喝慣，當心暈暈乎乎的連‘媽媽’都叫不出來了。”
　　“那有什么稀罕！”伊万把一塊烤豬肉皮咬得咯吱作響。“我塞給他背囊的那個車臣人判處槍斃，這件事鬧得天翻地覆。可是在車臣殺了多少人，誰也搞不清楚。公共汽車炸翻了，五個人炸飛了，其中有兩個小孩。于是所有的人都怒气沖天！可是五條人命算什么，不就等于在格羅茲尼直接襲擊一間地下室么！那兩個記者不是也被殺了么！他們叫什么？”
　　“霍洛多夫和利斯季耶夫，”維爾丁說道。
　　“就是呀！莫斯科人舉著十字架和圣像游行，電視机几乎都要炸開了。得了吧！隨便什么人都值得去惋惜！只要他在電視上講講話、在報紙上寫寫文章，那他就高人一等不成？我為什么同意干這事儿？我是個吸血鬼么？我不比許多人更差。已經過了好多年了，可是他們還鬧不清是誰下令毀滅格羅茲尼！這些人吃得腦滿腸肥，信口雌黃，對誰都不放在眼里，對什么都滿不在乎。而且一個勁地喋喋不休，說他們在追求什么真理。讓他們自己照照鏡子，事實真相就會暴露無遺了。老年人領不到糊口的錢，他們自己則損失數十億的財富，就像硬幣從破口袋里漏掉一樣，而且誰都不承認自己有罪過！我在莫斯科炸了一輛公共汽車，几乎所有的人都嚇得尿褲子！可是同一輛汽車要是在布瓊諾夫斯克拆成小塊，他們會召集一個委員會，來研究該給誰多分一點儿。”
　　“我自己根本不會想到搞什么爆炸。而且我有生以來除點燃火柴以外什么都沒有點燃過。炸藥在哪儿能弄到，我也根本不知道。暗中慫恿我的那些人并不是衛生技術員，他們要什么有什么。他們說，你把這個包儿塞在一個車臣人的腳下，對他說包里有一堆破爛，里面裝的是錢，用于神圣的事業，說完你就赶緊溜走。而且叫那車臣小伙子一定要赶緊下車，說那包包自會有人來拿。等汽車一爆炸，我們就抓住那車臣人。可是那人在車臣屬于名門望族，法庭里十有八九會判他死刑，這就會引起一場風波。一開始我還不同意，可是后來談到給美元，我就開始動心了。我心里尋思：殺人的事總在發生，只是方式不同，這些人死得沒有一點价值。可是這件事我撈到的油水卻很可觀。至于良心嘛，我已經說過，房子漏水是從屋頂上漏的。要修房子讓他們先蓋屋頂，台階离屋頂遠著哪。”
　　維爾丁不時點頭表示贊同，他的搭檔則裝出記筆記的樣子。
　　“亞歷山大，都听清楚了嗎？”維爾丁問道。
　　“是的，好像都清楚了。”小伙子收起鉛筆，把記事本裝進口袋。“我去那儿給他們發表這么一篇演說，他們听了准會發抖。我是不是再補充兩句，說某某人在競選時許過什么愿，今天我們又得到什么呢？”
　　“這好像不合适吧？”維爾丁表示怀疑，說道。
　　“說吧，說吧，”伊万擦了擦油膩膩的嘴唇。“你這伙計神態失常，愛怎么說就怎么說。讓人家多听听也不妨事。”
　　“伊万，你也喝得差不多了，還得換換衣服。”維爾丁說。
　　“唔，全身臭气熏天，真叫人惡心！”伊万站起身來。“你們什么時候把我從牢里弄出來？我被人轉到彼得羅夫卡的囚室時已經跟我這年輕的生命完全訣別了。”
　　“訣別得太早了，”維爾丁微微一笑。“你還要活很久很久。”他口里說著，心里卻在想，攝像要是順利的話，這家伙連傍晚都活不到。“你先到業務辦公室去等著，我找人談一談，摸清外面的形勢，說不定你不用再回囚室了，我跟你把賬結一結。”
　　維爾丁想親眼看一看真上的恐怖分子在電視上露面的情景，再給老板打個電話，然后再徹底解決伊万的問題。
　　古羅夫請聶斯捷倫科也坐到“雷諾”車里，全組人聚在一起，剩下的事是要決定具体該怎么辦。決定應該由古羅夫來作，可是他不知該怎么作。聶斯捷倫科手上揉著一張宣傳法西斯主義的小報，報紙頭版上用黑体字印著一段醒目的題詞：“政府在車臣進行和平談判，同時卻在莫斯科槍斃一個未能證實有罪的車臣人。”退休偵查員不想讓上校看到這張討厭的小報，但古羅夫已經看過了，而且在進行分析判斷時也考慮了這張小報的用意。
　　他身邊的几個人都是同事和戰友，他們一心想幫自己的頭頭一把，可是他們在場卻無意中使得他心情更加沉重。不管他們是否這樣想，他們的沉默卻讓他明顯地感到他們在期待著有個結果。
　　古羅夫此時卻產生了一种完全不合時宜的想象：他仿佛覺得自己像個魔術師，手拿一頂空長筒禮帽站在舞台上。公眾在等待，他們相信魔術大師馬上就會從禮帽里掏出一只活蹦亂跳的鴿子。只有他古羅夫上校知道：禮帽里面空空如也。
　　天生的才干和數十年練就的不達目的決不罷休的頑強精神使古羅夫振作起來，他注視著聶斯捷倫科，說道：
　　“好吧，伙計，眼下一切取決于咱們兩個了。從各方面來判斷，今天是最后一天。假如是這樣，那么昨天維爾丁完成了某种為今天徹底作好准備的行動。而昨天對這個敗類進行監視的是退休上校兼現役偵探華連廷·聶斯捷倫科。你講講昨天維爾丁到過哪些地方，干了些什么事，我听听，咱們一塊儿想一想。”
　　聶斯捷倫科机械地把報紙揉成一團，塞進口袋，又看了斯坦尼斯拉夫·克里亞奇科一眼，似乎是在向他求援。斯坦尼斯拉夫沒有像慣常那樣做出可笑的神情，而是緊握雙拳，臉繃得青筋鼓了起來。
　　“大伙儿知道，我只能坐在車里監視目標，有時不得不‘丟失’目標，這种間斷一共有……”聶斯捷倫科從口袋里掏出記事本，瞥了一眼便收起來不再看它，繼續說道：“三次。在盧比揚廣場我讓他溜走了十二分鐘，他繞過廣場時走內側，在左邊，我走外側，在右邊，他的車駛往花園街方向，在那儿向右拐，我猜到了，更准确地說是他車上的‘小甲虫’１幫了我的忙，我再見到他時已經到了庫爾斯克車站。”
　　
　　１俄羅斯警方隱語，指監听器。

　　聶斯捷倫科又講了目標兩次离開觀察視線的情況，勾畫出他在莫斯科市內的整個路線，指明他在哪些地方停車、下車以及离開了多長時問。維爾丁去過前國家計委大樓，他自己的辦事處，列宁格勒市場，別戈瓦正街的一家咖啡館或小餐館，還有兩家商店，一家在特維爾街，另一家在波利揚卡。從商店出來時手里拿著紙包。從他自己的辦事處出來時拿著一個黑皮包。十九點零八分維爾丁回到家里，二十點聶斯捷倫科把監視任務交給斯坦尼斯拉夫。
　　克里亞奇科點點頭表示同意，說道：
　　“八點以前他沒有出來，隨后公家的‘伏爾加’車開來，把他送到辦事處，我在那里把維爾丁交給了庫拉根手下的伙計。”
　　古羅夫給庫拉根挂了電話，也不問好，徑直問道：
　　“我親愛的現在在哪儿？”
　　“在吃午飯，”反間諜官員答道。
　　“具体在什么地方？”
　　“待會儿你再來電話，讓我查清楚。”
　　“我們具体在找什么，斯坦尼斯拉夫？”古羅夫放下听筒，問道。
　　“我什么都不找，我在等你從怀里掏出那只兔子來。”克里亞奇科把臉轉向一邊。
　　“斯坦尼斯拉夫，我跟你甚至想的都一樣！”古羅夫突然興高采烈，心里不知怎么產生出必然成功的堅強信心。他用完全不合乎他本性的語言總結了一句：
　　“就算我不得好死，可是我們馬上要狠狠揍他們一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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