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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出生，台灣長大的亨利·李博士，曾在台灣擔任警官。后來赴美深造，隨即于紐海文大學擔任刑事科學。數月前赴任康州警政廳刑事鑒識化驗室主任。李博士今天將擔任檢方證人向大陪審團提供該案的重要證据…這將是本州首宗科學破案的重大凶殺案。” 一九七九年仲夏，美國康乃狄克州一個名叫伯靈敦的宁靜小城徹夜未眠，全鎮大批居民摸黑出動，拿著手電筒分道四處尋找一個名叫喬安娜的十二歲女孩，一名天真活潑的中學生。喬安娜參加夏令營的游泳活動，和其他參加活動的學生一樣，在下午兩點散營后就各自回家。在開營的頭几天，喬安娜天天騎著腳踏車准時回家，但是當天下午，她的母親在三點鐘后仍沒有看到喬安娜的蹤影。 喬安娜的母親猜想喬安娜是在散營后到同學家逗留了一會儿，就沒有將她的晚歸放在心上，覺得她會在四點鐘前回家或打電話回家，但是過了下午四點鐘，喬安娜仍毫無蹤影，也沒有打電話回家。她媽媽急急忙忙打電話給喬安娜的同學，這些同學都說喬安娜散營后沒有去他們家，以往和喬安娜一起回家的同學也說喬安娜下午兩點散營后就离開夏令營，獨自騎車回家。 喬安娜的父母在傍晚找到了夏令營的主辦人員。他們也證實散營后喬安娜單獨一人騎著腳踏車回家了。 喬安娜与家人的關系恨融洽，平日与父母親很親密，也很听父母的話，在親友的眼中，是個乖女孩。她的老師也說她平時与同學和睦相處，人緣很好，不是叛逆型的孩子。 自從參加夏令營后，同學都說她十分開心，根本不可能私自离家出走。 伯靈頓的居民大多是中等收入的白人家庭，從來沒有發生過孩童失蹤的案件，听到喬安娜沒有回家的消息后，警察馬上組成一支二百多人的搜索隊，開始延著喬安娜到夏令營必經的山林小道及附近地區搜索。 “喬安娜！喬安娜！”的叫聲此起彼落，只听到山谷傳回“喬安娜！喬安娜！”的回音，天亮了，搜索仍沒有任何結果，沒有人見到喬安娜的蹤影，警方也沒有接到任何線索。 警察局發現事態嚴重，第二天便組織規模更大的搜索行動，喬安娜的父母赶緊經喬安娜的照片印成傳單，在鎮上四處散發，看到人就拿著傳單問“你有沒有看到這個女孩？”平時喬安娜會和附近小孩拿著糖果挨家挨戶地推銷，替學校籌集經費，許多居民對喬安娜有很好的印象，因而更多人主動加入了搜索隊伍。 喬安娜失蹤的第二天，分頭尋找的三支搜索隊仍找不到任何線索。就在太陽快要下山時，在山區地帶搜索的一名隊員在离夏令營不遠的樹叢深處，發現一個土坑里裸露出一點白色的東西。大家赶緊跑過查看，原來是一雙白色的球鞋，再掃開滿地的樹葉，發現了一具女孩尸体，已經被燒得面目全非，根本無法看清其面容。 搜索隊連忙將喬安娜的父母找來辨識，雖然尸体已被燒得五官全毀，但是從尸体的体形及衣著上，他們認出這具尸体很可能就是他們那原本天真可愛的嬌嬌女。喬安娜的母親看到自己女儿慘不忍睹的被害情景，突然間暈倒在地。 伯靈頓的警察局和其他小鎮的警察局一樣，主要是處理一些小型案件或交通事故，當地發生命案時，往往是由州警政廳來負責協助處理。州警政廳的刑警一得知伯靈頓發生命案，馬上通知我們刑事鑒識化驗室人員到現場協助偵查。 當時我剛接任康州警政廳刑事鑒識化驗室主任一職不久，為方便上班，便在附近一個叫橙市的地方買了一戶有游泳池的房子，好讓兩個小孩有活動的地方。 我從來沒用住過有游泳池的房子，便向朋友們請教如何清理。趁著周末便著手清理游泳池，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才清理乾淨。放入清水后，整個游泳池碧藍透底。 我欣賞著自己忙了大半天的成果，順便將椅子搬到游泳池邊，准備全軍一邊游泳一邊慶祝，大女儿端來了一壺中國香片，太太准備了一大盤精美的點心。 看著孩子們開心的笑容，我說：“你們真辛福，我和你媽媽從來都沒有住過這樣舒适的房子，更不用說有游泳池了。” 女儿正嚷著要爸爸媽媽講小事候的故事給她們听時，電話響了起來。我接起電話一听，原來是州警政廳打來的求援電話，說伯靈頓警方發現一具焦尸，請我馬上前往現場偵查。 打電話來的刑警告訴我詳細的路線方向，叫我沿著八號高速公路向北走，從三十八號出口處下交流道，往左會看到一家加油站，繼續往西越過一些山坡就會看到一片樹林，尸体就在樹叢內，他們會在樹林外等我。 我連忙將茶杯放下，抓起義塊點心往嘴里一塞，就急急忙忙地赶著出門，好在天黑前赶到現場。 開了四十多分鐘的車，終于看到一大片樹林。但是樹林旁并沒有警車活刑警等候。我判斷警察可能忙于維護現場而沒有派人來接應。便下車到樹林里尋找他們。 天色漸漸暗下來，走進茂密的樹林時，光線變得更暗，四周沉靜死寂，不見人影。我向密密麻麻的樹叢喊到“哈羅，有沒有人在這里？”，樹林里死气沉沉地沒有任何聲響，我連叫几聲，都沒有任何回音。 我赶緊回到車內，車上的警用無線電政在呼叫著，“007，收到沒有？007，你在哪里？” 我沒有理會這些呼叫，直接向聯絡員查問：“我是李博士，你們要我到伯靈頓的樹林調查一宗焚尸案，說好會在樹林旁等候我，我現在就在樹林處，但沒有見到你們的蹤影，現場究竟在哪里？” 對方高興地說：“007，我們終于聯絡上你了，我們還擔心你出事了呢”什么？我就是007？我想起來了，在出任化驗室主任時，警政廳曾給我一個大號“2056”，我并沒用記在心里，再加上警察局聯絡員說話很快，在他們呼叫2056時，我常常以為他們在呼叫其他執勤警員而未加理會，后來我協助偵破了几宗大案后，他們怕呼叫不到我，便開玩笑地說要叫我007，以便記憶。 對方回答說：“我們現在正在樹林中，也派了人在林邊道上等你，怎么可能找不到我們呢”我回答：“我也在樹林里。” “你是在哪個樹林？” “就是你們所說的三十八號出口左轉不遠處的樹林。” “糟糕，我們說錯了，不是三十八號出口，而是三十九號出口，你現在不要离開，我們馬上派人過去帶領你到現場。” 五分鐘后，果然有益輛閃著警燈的警車前來引導，我跟隨著警車穿過密密的從林，終于到達了現場。 當我到達現場時，天已黑了，但是仍有一群記者和好奇的民眾在旁觀看，兩位刑警及多位當地警察局的警察正在四處走動。我心里想，糟糕，現場可能又被破坏了。 一般來說，命案的偵破工作主要是由刑警來負責，一般警員從事巡邏工作。必須執勤多年，對刑事案件的處理有一定經驗后才能升任刑警。刑警受理案件后，要負責案件的偵查，證人及證据的收集，以及最后的出庭作證。而鑒識人員則負責現場物證的收集，化驗及鑒識，提供新線索，導正偵查方向，确認嫌犯身份及證明其犯罪，因此要成功地偵破一宗案件，需要兩者的密切配合。 當我上前向承辦本案件的兩位白人刑警打招呼以了解案情時，其中一位名叫怀特的刑警拿杯咖啡，大搖大擺地上前跟我說：“可能是連環摧花殺手干的，我們已經知道是誰干的，上級只是請你來看看而已。” 我笑一笑表示：“不用擔心，再說吧”我小心翼翼地走到尸体的旁邊，地上已有很多不同的腳印，尸体的頭部及衣服都被動過。我十分气惱，責問當地的警員及警長為何沒有先封鎖現場。從來沒有處理過刑事案件現場的兩名年輕巡警支支吾吾地無以對答。 封鎖現場，是偵破案件最重要的一環。在保留完整的現場上，刑事鑒識人員才能收集到犯案者的指紋，腳印，毛發等。這些印痕及物證可能無法用肉眼看到，但是可以用一些化學藥品，激光或儀器將潛藏的痕跡顯現并摘取下來。在戶外的現場中，還可以從鞋印的深度及方向判斷犯案者的体重及來去路線。 刑事現場處理最重要的步驟就是要保全現場。第一位到現場的警員必須完全封鎖現場，不讓任何人進入，以免現場的證据被污染活遭破坏。刑警或刑事鑒識人員，在進入現場前也必須對現場有大致通盤的了解，才能有系統地收集物證。 一般來說，天然的日光是勘查現場的最佳光線。鑒識人員往往必須与時間賽跑，至于夜間是否要在戶外的現場進行勘查就視情況而定。尤其是天气的變化可能使許多有用的證据消失，例如，露水，植物成長，動物活動等都會埋沒物證或跡證(痕跡證据)。 例如，草面上的沾血污跡很快就會改變顏色而難以發現。一陣小雨可能將一些血跡污斑完全沖走其它一些生物跡證如頭發，精液斑，尿液斑，糞便，鼻屎，皮膚組織和腦漿等等，也可能因為乾燥或被水沖走而消失。在昆虫活動的季節，這些證据亦有可能被吃掉。 由于現場維護不良，再加上微物證据保存不易，我決定爭取時間，徹夜勘查。我蹲下來仔細在雜草從生的地面上勘查尸体時，發現雖然尸体焦黑，手腳卻可以看出綁住的痕跡，身上的游泳衣被脫下罩住臉部，胸部裸露，泳衣及臉部均被燒毀，下体和雙手也被燒焦。 人体是不可能自己燃燒的。傳統的犯罪偵查學認為，燃燒必需具備助燃物，氧气，和熱能。八十年代的“四要素”學說則認為燃燒不能或缺助燃物，氧气，熱能和分子連鎖反應。但是我一直主張偵查焚尸案必須采用“五要素”學說，除“四要素”學說的四個因素外，燃燒的條件還包括了引燃物。 一般現場中，氧气，熱能和分子連鎖反應是無形的，因而偵查這樣的現場只能集中搜查兩件東西，一是助燃物，二是引燃物。 我們在尸体下面收集了一些土壤及殘余物，鑒識結果證明助燃物是無鉛汽油。一般室內縱火原因有電線走火，電爐過熱等二十多种，但在樹林等戶外地區縱火引燃物90%都是打火机或火柴，鮮有例外。 警察和義警分頭到山林里搜索，我和兩個刑警繼續在尸体旁收集證据。其他刑警站在一旁看著我們彎者腰，手里持著高亮度的電筒，蹲在地上一步一步地搜索。我蹲在燒焦的草叢旁搜索時，發現草叢中有一支仍未燒完的火柴棒，我便用鑷子小心翼翼地拾起，放入微物跡證的盒子里，帶回化驗室化驗。 我想，既然火是用火柴點燃的，必然會有火柴盒，于是我叫刑警們在四周搜索，尋找火柴盒之類的可疑物證。果然，我們在距离尸体十五公尺處找到了一個用紙板折疊起來的火柴盒。但是火柴盒已被燒過用肉眼很難看出上面的字樣。 我壓低身子聞了聞燒焦草叢的气味，再用現場檢測劑測試了一下焦灰結果很像無鉛的汽油。 站在一旁看著我一聲不響地在草叢里翻弄的還特，走到我面前問道：“是用什么助燃物來燒的？” 我回答說：“可能是汽油，一种無鉛汽油。” 怀特听到我的回答，走過來接著問道：“你真能确定是無鉛汽油嗎？能不能告訴我是哪一個牌子的汽油？” 我回答說：“現在仍很難判定是哪個牌子的汽油，但是我可以肯定助燃物是汽油。” 雖然死者已被燒得面目全非，但我們還是可以從喬安娜的牙齒，指紋記錄，很快就确定死者的确是她。一般來說，刑事鑒識學有十六种辨認身份的方法，如指紋，牙齒，容顏顱骨等。如果這些證据被摧毀，确定死者的身份會相當困難。嫌犯將下体燒掉，很可能是一宗奸殺案，凶手試圖將精液證据燒毀。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已使人身辨別更加容易了。即使人体的重要部位被燒毀，但是我們仍然有辦法取得指紋，例如手掌外表皮被燒毀，但是仍可從第二層表皮看到指紋，可以用頭顱骨透過電腦重建原貌。 從喬安娜臉上留下的燒焦物來看，凶手在強暴她時是將泳衣拉起，罩住她的眼睛，不讓喬安娜看到他的臉。是我就跟怀特說：“這名強奸殺人犯很可能認識喬安娜，可能是她的同學，朋友或鄰居。” 怀特不以為然地反問：“博士，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就根据罪犯心理剖繪的經驗解釋說：“如果你去強暴你認識的人，你愿意面對這位你熟悉的人嗎？” 他自討沒趣地搖了搖頭。 我接著說：“強奸犯在強奸時不愿意面對被害者，為了滅口，他便下了毒手。” 我發現死者的雙手和雙腳都是被鞋帶綁住，便將燒焦的鞋帶帶回化驗室作進一步的檢驗。 死者被刺了十二刀，從傷勢及傷口的長寬來研判，凶器是小型，可放入口袋內的單刃小刀。 經過大半夜的現場勘查，收集到不少物證，刑警便叫人來准備將尸体移走，但是我表示仍未結束，仍要從死者的下体收集精液證据。 他們都不相信，因為下体已被燒焦，一般都會以為所有精液證据都已被燒毀。不過，我跟他們說刑事鑒識人員不能滿足于“想當然而”，而因實際檢驗。果然我用棉棒從死者燒焦的下体收集到一些液体。 我用放大鏡在靠近下体的地面上尋找，發現了几根毛發，很可能是陰毛，我也將這几根毛發放入證据袋內。 回到化驗室，雖然設備有限，但是我利用顯微鏡及一些化學方法，開始進行檢驗分析。 在燒焦的火柴盒上有一些英文字母，經過一番辨認，原來是一家總部設在哈特福市的机械公司，我馬上打電話叫刑警沿線查訪。 毛發分析時，我發現這些毛發是男性白人的陰毛，很可能是嫌犯在強奸被害者時摩擦脫落的。 至于綁住死者的鞋帶方面，我發現那是靴子的鞋帶。靴子的鞋帶通常有不同的標准長度，如二十六寸或三十二寸等，但是本案的鞋帶卻有四十七寸半長，相當奇怪。我推想嫌犯家里也許有一捆鞋帶，然后自己剪下來使用。另外，在鞋帶上我們還發現了紅色油漆，這种油漆是家庭住宅所使用的單層油漆，經過漆片化驗，油漆很新，因此我們推判凶犯在案發前不久曾做過油漆工作。 我曾告訴兩位刑警燒毀喬安娜尸体的助燃物是無鉛汽油，他們希望能找出汽油的品牌，再向出售該牌子的加油站探查線索，于是派遣大批人力，到市內各加油站收集汽油，送到化驗室叫我對比，但是現在加油站的汽油來源不一，煉油厂眾多，不可能對比出汽油的品牌。 他們并不理會我的解釋，并背對著我說：“我們相信一定能找到一位比你厲害的科學家，一定能將汽油來源對比出來。”科學并非万能，但是他們并不信服我著位東方臉孔的化驗室主任。在他們請聯邦調查局的化驗室出馬几個星期后，化驗結果為該助燃燒物是類似汽油的物質，無法研判汽油的品牌。這兩位老美刑警仍不服气，再到聯邦槍支煙草管理署的化驗室化驗，四個星期后，結論仍是助燃物可能是汽油。他們還不死心，最后求助于美國海防隊的化驗室，因為海防隊經常處理海上漏油及海上事故，為當時全美規模最大的油類化驗室，該化驗室的七位科學院化了三個星期的時間，只得到“助燃物可能是汽油”的結論。而我的化驗結果比這些化驗室還精細，我說這是一种無鉛的汽油。自從這些測驗結果与我最初的判斷殊途同歸后，這些老美刑警對我這位黃皮膚的中國人開始口服心服。 從死者陰部取到的液体中，我們找到了精子。化驗分析后發現疑犯血型為B型。當時血液酵母分析已經引進到刑事鑒識界，這种方法是更進一步分析血液中的遺傳因子，俾能更准确地鎖定嫌犯。當時血液酵素分析的儀器并不普遍，即使在刑事鑒識界酵素分析儀還是由英國蘇格蘭場(倫敦經常廳的俗稱)發明的。而稍早時蘇格蘭出的生物化學化驗室主任卡拉費是我的朋友，曾經帶了一套儀器送給，我所以我們很早就可以對殘留精液進行酵素分析，結果發現其型PGM為2-1型。 几個月前，距离伯靈頓八十多英里遠的一個小鎮曾連續發生小女孩遭強暴殺害的案件，凶手至今逍遙法外。因此有人怀疑本案与該名凶手有關，“連環摧花殺手”的疑云籠罩著整個伯靈頓鎮，人心惶惶，許多家長因而不再讓小孩參加夏令營。 精液對比之后，我馬上通知怀特，告訴他喬安娜為獨立案件，因為現場采集的精液与連環催花案受害女孩身上的不同，不可能是同一位疑犯所為。 原來就認定此案為“連環催花殺手”所為的怀特當然有騎虎難下之勢，但是，我逐條向他說明各种血液分析的科學證据后，再加上其他聯邦化驗室相繼認同我在助燃物上的判斷，怀特開始相信我，暫時排除了原先的假定，改以科學證据獲取到的線索來進行偵查。 在美國早期的刑事偵查中，證据的取得主要靠目擊者的訪談和嫌犯自白。美國早期的社會并不太复雜，尤其在鄉下地區，大家彼此都認識，很多老人都坐在門前的搖椅上看著過往的人群，通常在案件發生時都有很多人證。市但是隨著工商業社會越來越复雜，大部分家庭夫妻都忙于工作，目擊證人比較少了。另外由于美國的司法体制日益复雜，有人在法庭上等了三天都沒被排到出庭作證，許多民眾都不愿意承擔經濟上的損失而回避作證，逐漸出現“視而不見，听而不聞”的現象。 在七十年代初期，聯邦最高法院對“檢方對米蘭達(Peoplev.Miranda)”一案的判決，使刑事案件的傳統偵查方法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戰。居住在亞利桑那州的米蘭達因涉嫌綁架及強奸而被警方逮捕，警員并沒有告知他有任何憲法上的權利就開始偵訊，在兩個多小時的偵訊中，米蘭達終于認罪，法院及陪審團即判他有罪。但是最高法院裁定檢方不能在法庭上使用其自白，因為警方沒有事先告知米蘭達他具有的基本人權，例如有權保持沉默，有權要求訊問時有律師在場，如無力聘請律師時，政府將為他提供必要的法律服務。此案例后，許多疑犯都知道憲法的保障而不愿向刑警提供任何線索，在疑犯獲得律師代表后，刑警從疑犯口中獲取到有用線索的机會變得更少。 在人證減少，自白及偵訊受限的情況下，傳統的偵查方法更不上時代的需要。在這种青黃不接的情況下，許多大案都無法偵破，而這些大案不破往往會影響民心，進而動搖到整個城市的治安形象。 我就行凶的手法及證据向專案小組提供一些偵查方向：從凶手將泳衣拉起罩住臉部，可以判定嫌犯很可能与喬安娜認識；從用汽油焚尸的手法來看，嫌犯知道如何燒毀證据，因而智力不低；從陰毛的分析中可判定嫌犯是一位男性白人；從鞋帶的微物分析來看，嫌犯家里可能仍有大捆鞋帶，并且很可能最近從事過油漆工作；再從火柴盒追查，我們估計可以從火柴盒上的公司查出火柴盒的主人。 更重要的是到現在為止，仍沒有找到殺人的凶器。我建議刑警繼續地毯式搜索以尋獲凶器。皇天不負有心人，果然經過兩個星期的搜索，刑警在樹叢中找到一把日本生產的單刃小刀，刀刃上仍有一些血痕。 小刀上的血跡吻合喬安娜的血型，刀刃的切痕也与喬安娜身上的到痕一樣，因而可以判定此刀即為殺害喬安娜的凶器。我再將刀柄用藥品顯相，果然出現几只指紋。這些指紋成為破案的關鍵。以指紋鑒別身份最早始于我國的唐代，當時所有重要的文件如契約等都以指紋作為簽字或簽名畫押的證据。后來經法醫界證實每人的指紋都不一樣，世界上沒有任何兩人有相同的指紋，掌紋，或腳紋，在十九世紀末指紋開始應用在刑事鑒識上。 當嫌犯作案時，除非帶上手套，很難不在現場留下指紋。嫌犯用手拿住東西，或抓住物品，都會留下指紋。指紋的產生是因為手掌接触物品留下油脂或汗液所致。當手指接触過塵埃，血液或墨水，再模到一些物品時，都會留下轉移性指紋。 指紋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是明顯紋，就是目視即可見的紋路。如手沾油漆，血液，墨水等物品轉印而成，通常都是印在指紋卡上成為基本資料。 第二類是成型穩紋，這是指在柔軟物質，如手接触壓印在蜡燭，黏土上發現的指紋。 第三類是潛伏指紋，這類指紋是經身体自然分泌物如汗液，轉移形成的指紋紋路，目視不易發現，是案發現場中最常見的指紋。潛伏指紋往往是手指先接触到油脂，汗液或塵埃后，再接触到乾淨的表面而留下，雖然肉眼無法看到這類指紋，但是經過特別的方法及使用一些特別的化學試劑加以處理，即能顯現出這類潛伏的指紋。 鑒識人員最常接触到達指紋是潛伏紋。如果指紋是留在金屬，塑膠，玻璃，瓷磚等非吸水性的表面，檢驗方法就比較容易。通常可以用粉末法，選擇顏色對比大的粉末，撒在物品表面提取出完整的指紋；另一方法是磁粉法，以微細的鐵粉顆粒，用磁鐵作為刷子，來回刷掃，顯現指紋。 如果指紋留在紙張，卡片，皮革，木頭等吸水性的表面，必須經過化學處理才能在化驗室顯形。常用的化學法有：碘熏法---使用碘晶体加熱產生蒸汽，它与指紋殘留物產生反應后，便會出現黃棕色的指紋，必須立即拍照或用化學方法固定。 宁海得林(Ninhydrin)法---將試劑噴在檢体上，与身体分泌物的氨基酸產生反應后會呈現出紫色的指紋。 硝酸銀法---硝酸銀溶液与潛伏指紋中的氯化鈉產生反應后在陽光下會產生黑色的指紋。 熒光試劑法---熒光氨与鄰苯二醛几乎馬上与指紋殘留物的蛋白質或氨基酸作用，產生高熒光性指紋，此試劑可以用在彩色物品的表面。 采集證据還可以使用其它的方法，如三秒膠法即利用氰丙烯酸酯的气体与水和氨基酸分子反應而產生指紋。 如果采取人体皮膚上的指紋，可以使用碘熏---銀板轉印法：經過碘處理過的指紋，在接触到銀板時會顯現出黑色的指紋；或可以先用三秒膠法進行處理，再用雷射或多波段光源偵檢。 此外，近年來也有一些新進的指紋采取技術，這些新方法逐漸得到法庭的認可。如氬离子雷射法，利用适當的光學設計，將一些指紋殘留物的成份呈現熒光而拍攝下來，又如使用熒光粉末或染料，可以加強雷射效果；X光法。在指紋上撒上鉛粉以X光照射后，會產生明顯的指紋，此法可用于皮膚上；真空鍍膜法，在真空槽內利用高壓電生成細微金屬蒸气，附著于指紋紋路上，在紙張，紡織品及塑膠上均可使用此技術；多波段光源法，使用不同的濾色鏡來改變照在潛伏指紋上的光線波長，可以加強指紋反差，或使背景變暗以凸現指紋。 采取到指紋只是第一步，接著要對指紋進行分析及對比。指紋的基本紋型可分成三大類，其中第一類是箕形類，其指紋紋路形成像簸箕狀紋路，又分為反箕形紋及正箕形紋；第二類是弧形類，其紋線從一端流向另一端，且中央拱起，又分成弧形及帳形紋兩种；第三類是斗形類，至少有兩個三角形外端，中間為回形紋線，又分為斗形紋，囊形紋，雙箕形紋及雜形紋等四种，斗形紋約占全部指紋的29%。 在一九七二年，聯邦調查局的指紋中心開始以電腦進行指紋鑒識，到了一九八○年，指紋中心開始將聯邦及州政府執法部門的指紋卡全部輸入了電腦，而建立起一個龐大的指紋資料庫。執法部門除了收集曾被警察逮捕的嫌犯或在監服役的犯人的指紋外，民眾凡事申請政府或軍警工作，或是申請美觀公民都要打印指紋。一九八九年六月五日聯邦調查局開始向各層級的執法部門提供全美電腦連線指紋比對服務，所需的時間從過去的一周縮短到一天，目前美國許多執法單位都設有自動指紋辯識系統。 刑警先從火柴盒下手，到哈特福市的一家電器公司查問火柴的來源。火柴盒僅是宣傳贈送之用，贈送對象主要是与公司有生意來往的營建商或建材商，而在伯靈頓地區只送了兩家客戶。 刑警回到伯靈頓查訪這兩家公司時，發現其中一家姓紐浩斯的商家住在离喬安娜家不遠的地方，其長子羅納与喬安娜上同一學校，很可能兩人認識。 不久，刑警按照我的指示挨家挨戶尋找新油漆過的門窗時，發現一家住宅的車庫門好像是不久前才用紅色油漆刷過一樣，便上前向屋主打听。屋主是一位六十多歲的老先生，深居淺出几個月前他雇了一名叫羅納的中學生將車庫門上了一層紅色油漆，這個十六歲左右的小伙子就住在斜對面，而斜對面就是紐浩斯家。 所有線索都指羅納，但不論要逮捕羅納或搜查羅納的家仍需要更多的證据。根据刑事訴訟法如果并非緊急情況，警察要搜查民宅或入屋逮捕嫌犯，必須先向法官申請搜索令或拘票。申請時警察必須附申請書，具有充分理由認為民宅內有涉案證据或被逮捕對象可能涉案。 不過，警察仍未掌握充分的證据，為此，警察決定以新發現的單刃小刀來試探羅納，他們便主動到紐浩斯家去。布朗和怀特發現住宅的車道上停著一輛轎車，知道有人可能在家，就上前敲門。許久，仍沒有人應門。又過了几分鐘，才看到一位四十歲左右的婦女掀開窗帘的一角打開一條細細的門縫，瞧瞧外面敲門的人。 “我們是警察，想打听一些事情。”布朗說道。 “有什么事？”那女子緊張地問道。 刑警不想打草惊蛇，便說：“例行性訪談。” 她打開了門，警察問道：“你是羅納的母親吧，羅納在家嗎？” 這名婦女變得更緊張，急忙反問道：“究竟發生了什么事？羅納究竟闖下什么禍？” “沒什么事，只不過我們想問他有關一把刀子的事。”布朗答道。 “他不在家。”她回答說。 布朗順手將小刀的照片拿到她面前，問道：“你有沒有看到這把小刀？” 她拿著照片端詳了一番，想了一下，搖著頭支支吾吾地連聲說道“沒用，沒有。” 刑警抱著試探的心理再問道：“你能讓我進屋內看一看嗎？” 她馬上警覺起來，問道：“你們想找什么？我已經更你們說過我沒有看過這把小刀，除非你們有搜索票，否則你們別想踏入我的家門。” 羅納母親守口如瓶，又難以進屋搜查，但是她异常的舉動反而坐實了刑警的怀疑。 就在轉身离開之際，沒想到在門外遇上了興沖沖跑回家的羅納的弟弟約尼。他們便拿著照片問他：“小伙子，你看過這把刀嗎？” 他掠過一眼，馬上回答說：“這不是我大哥的小刀嗎？這是我老爸送給他的圣誕禮物，他將這把小刀當成寶貝，從不讓別人碰的。” 怀特馬上接著問道：“你知道這把小刀現在在哪哩嗎？” 約尼答道：“他說他前几天不小心丟了這把刀這怎么可能呢嘛，自從我爸爸在圣誕節將這把刀送給他他就隨身帶著總是小心翼翼地保管這把刀我才不相信他會搞丟這把刀…” “約尼，不要亂講話，赶緊進來！”羅納的母親站在門前大聲喝住約尼，約尼只好揮手跑開。 警察決定等羅納回來問個清楚。不久羅納就回到家，當他看到屋外有警察時，馬上緊張起來，但是故作鎮定，不慌不忙地回答刑警的詢查，當刑警問及他小刀的去處時，他支支吾吾地回答說，他放在樓上。 刑警叫他上樓去找時，羅納化了半個多小時才下樓，告訴刑警他找不到小刀，可能不小心搞丟了。 縱使凶刀是屬于羅納的，并不能就此肯定羅納就是殺人凶手，因為也有可能是別人拾到后拿去行凶，因而刑警想證實羅納不小心搞丟了小刀的說法是否屬實。 當布朗問他是否愿意到警察局去一趟把事情解釋清楚，他裝出若無其事的樣子說道：“去就去嘛！” 到了警察局，他承認曾在案發當天參加夏令營的活動，但堅決否認和喬安娜曾有過單獨的接触。他堅稱解散后自己一個人到山上散步，由于迷路，到很晚才回到家，但是羅納的家就在山腳下，他經常在山上活動，迷路的說法很牽強，偵探的疑心更大問他是否愿意接收策謊。 測謊的結果雖然不能在法院審理時作為呈堂證据，但是，警方依舊使用測謊來對嫌犯心戰。 羅納同意接受測謊。測謊人員將儀器准備好，正要開始問話時，羅納的父母和一名律師急忙赶到。當他們看到羅納手上和頭上都被黏上測謊儀器的電線時，律師要警察出示拘票，否則就停止任何訊問。 當時刑警是“請”羅納到警察局來，并沒有向法官申請拘票，因而無法強迫羅納接受任何訊問，警察只好放羅納回家，眼睜睜地看著他大搖大擺地离開警察局。 美國的憲法提供諸多人身保護，雖然給警察辦案帶來很多的困扰和不便，但是并不意味著警察就束手無策。我們判定只要我們能拿到羅納的血液和指紋樣本，就可以确定在喬安娜身上發現的精液，毛發及小刀刀柄的指紋是否吻合，只要物證相符，羅納就一定是作案的凶手。 我們馬上向法院申請傳票，指出羅納涉案重大，請法官同意我們提取羅納的血液樣本和指紋樣本。 法官同意了我們的要求。但是沒想到紐浩斯家突然搬到了紐約，不過，警方只化了几天就找到了羅納，并取得所需的檢体。 鑒識結果顯示，羅納的血型為B型，PMG酵素分布為2--1型，和死者身上發現的血型分析相符。同時，羅納的指紋与小刀刀柄上的指紋相符，毛發特征也相同。 根据這些證据，刑警逮捕了羅納。同時，警方還在他家里找到了一捆鞋帶，和一個仍留有少許汽油的油罐，經過化驗，也和案發現場的證物相符。 找出嫌犯，在美國刑事制度下只算是破案破了一半，另一半是要在法庭上提出足夠的證据及證詞，讓陪審員無從怀疑被告的罪證。要讓陪審員相信檢方的證詞，還必須在法庭上用證据來證實被告的殺人動机，殺人手法及殺人机會。 檢察官綜合了各項證据，提出以下假設：當天喬安娜在夏令營解散后獨自騎腳踏車回家，途中遇到相識的羅納，當時羅納正駕車跟在后面，他靠近喬安娜時問她是否愿意坐他的車去兜風，喬安娜答應了，便坐上羅納的車，殊不知半途中羅納產生歹念，將喬安娜帶到樹林，中把她綁起來，并強奸了她，怕她回家報案，便一不做二不休用刀殺死喬安娜，隨后有用汽油焚燒尸体。 但是這個假設需要喬安娜的腳踏車佐證。喬安娜不可能將腳踏車丟在路旁，因此腳踏車很可能放在汽車的后車廂內，我們打開車廂一看，并沒有發現任何腳踏車的蹤影，但是車廂內的一塊鋒利金屬板上留著急片油漆片，有紅，黃，黑這三种顏色。很可能是羅納般腳踏車時不小心撞到了金屬板而留下腳踏車上的油漆。但是我們找不到喬安娜的腳踏車進行比對。破案有時需要靠運气。我們正為未尋獲腳踏車證物而焦急時有一天，當地一個居民在六十多里外的野外跑步時，發現樹叢中有一輛腳踏車棄置在路旁，警察拿回來后，喬安娜的雙親任出這正是喬安娜出事當天所騎的腳踏車。經過比對，發現羅納后車廂內的油漆片与喬安娜的腳踏車的油漆相同。 在這些證据下，檢察官決定以成人的強奸殺人罪來起訴羅納。但是，由于本案并無任何目擊證人，全靠物證，檢方能否起訴仍無把握，便決定先由大陪審團審理。 美國聯邦的刑事案件，大多是經過大陪審團的預審，經過大陪審團不公開情況下審理認定證据充足后檢察才正式起訴。大陪審團由一般民眾組成，他們可以審閱任何證据，并可強制傳喚證人作證，而被告在大陪審團的審理程序中并無憲法保護。目前許多州已取消大陪審團預審的做法，而率由檢察官決定是否起訴或證据是否充足，但是在處理許多重要性案件時仍會先交由大陪審團預審。 在出任康州警政廳刑事鑒識化驗室主任前，我曾多次到法庭替公設辯護律師作證，不過喬安娜是我走馬上任以來首宗重大凶殺案。我們根据物證化驗結果逮捕了羅納，羅納卻堅稱自己無辜，羅納的父母也向報紙記者說，警方并沒有令人信服的人證或物證來逮捕羅納。康州法庭以前也沒有單憑化驗結果起訴嫌犯的前例，因而大陪審團開始傳喚證人時，馬上引起報紙和社會的關注。 在缺乏目擊證人的情況下，大陪審團是否接受檢方的起訴將完全依靠現場勘查檢查結果而定。出庭作證的前一天晚上，我再次將所有的證据鉅細靡遺地審閱一遍，覺得所有化驗方法及結果都符合科學根据，并且完全可靠。 作證當天我穿上筆挺的西裝，打上內人特地為我准備的領帶，提著裝滿案情資料的公事包，一大早就赶到了法庭。 庭警將我帶入一個安靜的房間等候傳喚房間很安靜，我順手桌上的一份地方報紙一看，頭版上赫然有益則新聞，標題為《李博士將在喬安娜焚尸案為檢方作證》，文章并不長，上面說，“中國出生，台灣長大的亨利·李博士，曾在台灣擔任警官。后來赴美深造，隨即于紐海文大學擔任刑事科學。數月前赴任康州警政廳刑事鑒識化驗室主任。李博士今天將擔任檢方證人向大陪審團提供該案的重要證据…這將是本州首宗科學破案的重大凶殺案。” 文章十分簡短，但卻將我帶到從大陸到台灣的成長歲月。我手握著這張報紙，腦海浮現出童年成長的漫長歲月…… *** 我的祖籍在江蘇省如皋縣，世代在當地經商，生意做得很成功，家里相當富裕，頗受到當地鄉親的尊敬。父親李浩民繼承家業后，不再甘心自己的生意局限于如皋地區，听人說大上海灘是一個商机遍地的好地方，他便到上海南通一帶經營石油及日常用品的貿易，生意非常興隆。 父親很疼愛小孩，除了整天在外面忙碌生意家計外，一有空就回家和小孩玩，父親和母親李王岸佛原已生了時個子女，一九三八年我呱呱落地時已是第十一個。很多人都擔心孩子過多家計負擔過重，不過雙親都覺得他們已經習慣帶大了這么多個孩子，再多一個也不會太累。 等到我一歲多時，我們便舉家從如皋小鎮遷到當時被稱為“花花世界”的上海。雖然上海的大都會環境對我們來自小城鎮的外來人很陌生，但是我們家人口多住在一所很大的房子里，大家聚在一起，有說有笑，日子過得很愉快。父親的生意越做越大，我們的生活一直十分舒适，不愁吃穿，母親忙不過來，還請了佣人幫忙。許多同鄉親友到上海投靠我父親，我父親待人很友善，熱心助人，讓他們和我們住在一起，因而進進出出的親朋好友為數眾多。 父親在我們遷往上海后工作更加繁忙，不過他總會抽空教我們識字，他的管教非常嚴格，有時我念錯了字，他就用筷子打我的手掌，因此我在學習時都不敢有半點馬虎，在他回家考我時，我都設法背得滾瓜爛熟。 在上海的日子過得很快眨眼就過了三年到了一九四七年父親擔心戰亂會危及家人的安全及小孩的成長便安排母親帶著我們兄弟姊妹前往台灣，二哥李政宣早几年已先到台灣經營農場，三哥李昌鋼也隨后在台灣找到一份工程師的工作，他們把我們兄弟姊妹安頓得很好，許多親友也到台灣投靠我們。父親定期從上海帶錢到台灣，家中十分富裕，母親和兄長們也十分慷慨地招待這些親友或同鄉，讓他們住在我們家中真可謂“食客數百”。 記得在我九歲的時候，全家人正喜气洋洋地備辦著除夕大年夜飯，准備在父親回家后大家一起開心地吃一頓團圓飯。就在這個時候，消息傳來父親搭乘的太平輪出事沉沒，船上及百名乘客全部罹難。剛開始我們都不相信，但是，報紙，電台都陸續報導這一消息，稱這艏運載几百名乘客及大批黃金的輪船的确在海上出事無人生還。 這一惡耗來得太突然了，我們都不愿相信，我從來沒有看過母親如此悲傷，她覺得縱使輪船沉沒，父親仍有可能在輪船沉沒時死里逃生，便華了大筆錢雇了一架飛机飛到出事的地區四處搜索，但是沒有任何結果。 父親就此与我們永別了，他為我們編織好的在台灣發展的美夢也破滅了，原來投靠我們家的親友同鄉紛紛离開，剩下的是一位從未外出工作過，年過半百的母親，帶著失去丈夫之創痛，在家用所剩不多的情況下，于异鄉陌地里擔負起把十多個未成年子女撫育長大的重擔。 母親是一位性格堅強能吃苦耐勞的女子，在父親罹難后，她擦干眼淚，承擔起我們這個有十几張口的大家庭重擔。家里只有兩個哥哥及兩個姐姐工作，儲蓄又少得可怜。 為了養活這么多小孩，母親起早摸黑，四處奔波，忙里忙外填飽我們的肚子，替我們安排學校，有時看到別人都有父親而自己卻沒有，我們心里都很難過。母親卻將自己的痛苦掩飾起來，開導我們要好好讀書，不要辜負她對我們的期待，也才能安慰父親在天之靈。我們兄弟姐妹也理解到家中的困境，都會設法幫助家務，或到外面打工以補貼家用。 与上海的日子相比，台北的生活簡直是天壤之別，家里常常缺錢鬧窮，飯都吃不飽，衣服都是大的穿完小的穿，縫逢補補繼續穿。用電也十分節省，為了省電，我們小孩都圍在一張圓桌上一起看書做功課，睡覺時間一到，得馬上關燈。雖然母親沒有接受過教育，但是她知道父親對子女教育的重視，盡管忙里忙外不可開交。但是她一有机會就查問我們的學業。家里沒有錢，但是如果我們需要文具和學費，母親總是想盡辦法去籌來。當時我們住在桃圓郊區，但上學卻在桃園國小，要走很遠的一段路。記得我入學那一年，學校不允許學生光著腳上學，母親便用省下的錢特意替我買了雙鞋，自從父親過世后我都沒有穿過新鞋，大部份時間都是光著腳，雖然當時家里很缺錢，但是母親還是挪出家人省吃儉用節省下來的錢替我買了雙新鞋，我知道這雙鞋得之不易，不愿意將它穿坏，因此我總是在上學事時光著腳丫提著鞋子走到學校，到了校門口才將鞋子穿上，下午一走出校門又馬上脫下來，提著鞋子光腳走回家。就這樣，別的同學每年都換一雙，而我這雙鞋卻伴隨我很長的日子。 雖然家里經濟環境很不好，但母親嚴格要求我們一定要讀書，大姊李昌云，三姊李小楓，四姊李昌婉，六姊李昌萍相繼到大學讀書或持家相夫教子。我母親后來隨同三姊搬到美國，我就留在台北跟四姊李昌婉和姊夫林伯安住。因為我在家中年紀最小，學校成績平平，母親在出國前一再叮囑我要好好讀書，希望我能拿到博士學位，為了不讓她擔心，我就答應她一定會念到博士學位。在我求學的生涯中，我的兄姊均花了很多心血照顧我。四哥李昌鑫，五姊李昌霞，六姊李昌萍及兩個妹妹李昌如与李昌芷，還有兩個侄儿因為年齡相近，所以最談得來。我們都是一同在貧困中長大的兄弟姊妹。 初中剛開始是住在大姐家里就讀彰化中學，初二轉到強恕中學；畢業后考上大同高中。 在這段時間里我結識了許多知心朋友，記得當時同班同學吳東明擔任班長，他目前是國家安全會議副秘書長。劉平衡在班上擔任文藝股長，后來成為著名的畫家。我在班上擔任風紀股長，后來就走上警政這條道路。初中時我很想當一名籃球運動員，一有空就打籃球，雖然當時營養不良，發育緩慢，身材瘦小，但仍想爭取加入籃球隊。教練不想直接拒絕我，便叫我長到一米八以上再來。我知道自己的身材無法突飛猛進，籃球夢難以實現，便漸漸打消了這個念頭，但是，在籃球場上花費的時間也不能挽回了。 等我覺醒到籃球這條路走不通時，我的學業成績以受到影響，學科成績一律平平。只有加倍努力，一九五七年參加升學考試時，表現還不錯，海洋學院(即國立海洋大學的前身)，与淡江英專(淡江大學的前身)兩所學院都錄取了我。我權衡了一下，決定去海洋學院報到。 剛進入海洋學院就讀一個星期，就得知中央警官學校招生，這所培養警官人才的學院首度公開對外招考。這個消息十分吸引我，因為學員除不需要繳交學費外，還可以獲得生活津貼。盡管海洋學院環境不錯，但是我覺得自己的學費及生活開銷給家人帶來太大的壓力，又不能一輩子靠兄姐的幫忙，因此躍躍欲試。 我將自己的想法与家人商量時，他們都全力反對。我十分理解他們的顧慮，一來他們關心我的個人安全，二來以前舊社會的警察形像很差，貪污，欺壓百姓的事情司空見慣。 我向家人解釋道，政府已向外招生，就顯示政府銳意改革警政之決心，而自己也可以透過報考去參与警政廳改革。 盡管家人依然反對，但是我偷偷去申請并參加了招生考試。放榜后，我幸運上榜，成為該學院首批對外招生的二十四期學員之一，該期共招收五十名學員，警校也成為我投身警政的開始。 警官學校生涯 入學第一天，教育長及教官就對新學員訓話，詢問新學員為何選擇警校而成為警察隊伍的一員。有的學員說，是因為以往被人欺侮，當了警察就沒有人敢欺負；有的學員說，是因為警察很威風，能保護社會大眾；有的學員說可以替將來做官打下基礎。當問到我時，我就照實說，我放棄了海洋學院而選擇了警校，主要是因為警校免學費，又有津貼，加上畢業后工作有保障。語音剛落馬上引來哄堂大笑，但教育長及教官都對外報以微笑，肯定了我的成績。 進入了警校，我覺得自己的人生進入了新的階段。我完全舍棄了不切實際的夢想，立志充份利用警校的學習環境，為自己成為一位好警察打好基礎。校方的伙食對外這個在家里只能免強填飽肚子的年輕人來說的确很丰富，隨著營養的增加，我的身体也越來越強壯。 官校的紀律和訓練都非常嚴格，每天清晨六點鐘就吹起床號，五分鐘內就要漱洗完畢并整理好內務，然后馬上出操，這种訓練讓我養成了早起晚睡的生活習慣。 除了沒有放棄籃球活動外，我還參加學校的各類活動，如柔道，摔跤比賽等，從這些課程中，我也學會了中國武術。我意識到做警察必須与社會各界打交道，口才要好才能做一位稱職的警察，于是我參加了學校的各類演講比賽，并得到許多大獎。 我了解到這個學習環境得之不易，除學習校方安排的課程外，我對外語也十分有興趣，在校期間從不放過學習英語的机會，一有空就背書溫習。一年后，官校訂体格及紀律訓練有素，加上營養變好，使我比以往強壯，此外在應變能力上的訓練，使年紀剛到二十歲的我顯得相當成熟。而且成績名列前茅，家人不再為我擔心。 學校每到暑假都安排學員到派出所或警察局和警員一起執勤巡邏。第一年的暑假我被派到台北的松山机場派出所實習，這個派出所負責机場的治安，責任非常重大。 有一天，我和另一名警員正沿著机場旁的街道巡邏，一架飛机從我們的頭頂高速飛過，飛机离地面很近，离附近房屋的屋頂只有十几米，看上去差一點就要接触到附近的高壓電線杆，我便向這位經常巡邏這一帶的同伴說道，這架飛机怎么飛得這么低，好像要碰到電線杆一樣，他答道，這是常見的事，這里的飛机都是飛得這么低的。 話音剛落，我們就听到上空“轟”地一聲，接著就是連續性的几聲碰撞撕扯聲，前面十几根几十米高的高壓電線杆摩擦者耀眼的火花應聲倒下，我來不及躲避，在我前面的一根電線杆就朝我的方向壓過來，“轟”地一聲倒在离我几米遠的地方，電線杆仍不斷閃出火花，接著我又听到前面不遠的地方又傳來一聲巨響，听起來好像是地球被撞上一樣，地上都有震動的感覺。我往前一看，一架飛机頭部朝下，尾部朝上地撞在几間房子上，机身正毛出濃煙，房子全都給壓扁了。 同行警員和我一樣都為剛才十几秒鐘發生的事情大吃一惊，他馬上用電話聯絡，“松山出事，松山出事，軍用机翼墜落，軍用机墜落”，我們邊跑邊向派出所報告情況，當我們接近机身時，机身上的字顯得清晰些，同伴大聲叫嚷道，“糟糕，好像是總統專机！” 我們也顧不得倒下的電線杆及火花，拼命往机身跑去，指揮中心正發出指示，“快！快！赶緊將里面的人救出來，快！快救人！” 机身仍冒著濃煙，房子的大部份都被石頭壓著，我們用雙手拼命往里面挖，拼命地將大塊大塊的石頭搬開，汽油味塑膠燒焦的臭味刺鼻，我知道一定要爭取時間，如果汽油遇上火花，不僅救不了机內与屋內的人，連我自己的性命都會送上。我用盡全力拼命搬，其他救援人員，消防人員均先后赶到，大家同心協力搶救受傷的居民及机員。 四處都是血跡，我一把抓住一個全身都是血的人，他臉上的肌肉繃得緊緊，用力咬著牙，我估計他正強忍著傷痛，二話不說就想把他抱起來，沒想到他一把將我的手搶過去往嘴里一咬，鋒利的牙齒緊緊地咬著我的手碗，我尖叫一聲，赶來支援的警員赶緊跑過來幫忙，才將我的手從他的口中拔出來，鮮血淋漓，我來不及包扎。赶快和同伴們將這位痛不欲生的傷者抬离机身。 我用布將手上的傷口包扎一下后，馬上赶回去幫忙維持事故現場。當時盡管沒有記者知道，但是附近的民眾都赶過來，有的好意想幫忙，有的好奇來看熱鬧，尤其是當大家知道墜落的飛机可能是總統專机時，圍觀的民眾越來越多。警校的教官就一直強調第一位赶到現場的警員要保持現場，我連忙加入維護現場的行列，隔离圍觀的人群，真沒有想到第一個赶到現場的警員除了要救人之外，還要維護秩序。 在情況穩定后，我才了解到，雖然這是總統軍用專机，但當天總統并不在机上。咬我一口的傷者是一位少將的儿子，由于我們及時搶救，居民与机員全部生還。 這次實習的經歷讓我受益良多，我對警察工作更加崇敬，他們在隨時可能爆炸的現場冒著自己的生命危險去搶救他人的性命，同時還要保持現場，維持秩序，置個人生死于度外，此外還要替世人除暴安良，替社會大眾打抱不平。經過這次實習，我發現自己漸漸愛上這個工作。一向教育与人為善的母親觀察我在警校的表現后，也逐漸改變當初反對我進入警界的立場。 在隨后兩年的警校生活中，我都十分盼望暑假的來臨。我非常喜歡和正式警員一起執勤巡邏，從他們身上我學到了不少東西。官校三年中，我也結識了許多終身好友。我們一同生活，一起學習，從而我和師長与同學建立了深厚的友誼，教育長梅可望，師長李興唐，程盤銘，徐遠齡等等，他們除傳授警政專業知識外，還以身作則，教育人生哲理，影響到我的一生。 許多學員都有家人，周末和假期都回家与家人團聚，我的兄弟姐妹都各自忙于自己的學業或事業，母親又在國外；周末或假日時，我就和許多沒有成家的同學在一起，一起讀書，一起出外郊游，現任台北市警察局副局長王長修，前台中市警察局長孟宜蓀，警政署署長丁原進，副署長黃丁璨，于玉堂等都是經常聚會的同期同學，在二十四期畢業的四十九人中，目前還有十五人在警界服務，其中多位現在已成為警界的棟梁支柱，分別擔任了台北市，高雄市台中市等市警局局長的職位。此外一些离開警界的同學在其他領域也成就卓著，例如警大校長暨國大代表謝瑞智，澳洲僑務委員程宗熙，民進党的活躍人士魏瑞明等都是我們同期的同窗好友。三年警校訓練，為我的人生奠定根基，尤其是校訓------誠，更成為我的座右銘。 一九六O年我以全班第二名的成績畢業，分發到台北警察局服務。記得我負責的第一宗凶案是殺人碎尸案，被害者的尸体被剁成無數碎塊，分別裝在六個大瓦缸內，當我走近時已聞到一陣臭味，看到缸內發黑的尸塊，目睹凶手留下來的現場，真可謂慘不忍堵，我開始感到胸口好像被什么東西壓得緊緊的，一股惡心的沖動升起，我強忍著嘔吐，快步走出房外深深地吸了一口新鮮的空气，再回到現場繼續偵查。 后來的几個月里，我眼前總是會浮現出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尸塊，好几個月都不敢吃肉，不過，后來想一想，被害者家屬的看到親人被害，且死無全尸，他們一定比任何人都悲慟。一想到受害者家屬的處境，我意識到自己身為探員，有替天行道，替受害者討回公道的責任，那种嘔吐的感覺就逐漸消失了。 在以后的三十多年刑事偵查及鑒識生涯中，我處理了六千多宗案件，目睹了上万具尸体，正是這种社會正義感和對受害者及其親人的責任感，給了為了巨大的勇气，我要用科學的方法讓被害者的尸体說話，來替自己伸冤，協助刑警找出凶手。一九九五年底我應聯合國之邀，前往波士尼亞調查當地滅族屠殺的真相，埋葬無辜死者的現場到處都有地雷，不遠處游擊隊出沒無蹤隨時都有喪命的危險。但是，我想到了當年日本軍隊在南京慘絕人寰的大屠殺，我感到責任重大，我不要讓這种已經殘害過千千万万中國人的屠殺繼續下去，就是憑著這個想法，我一頭鑽入了這些臭味刺鼻，触目惊心的死人堆里，尋找替這些無辜者伸冤的證据。 台北警察局的工作雖然十分繁重，卻也十分有意義。當時警政系統雷厲風行地進行改革，許多方法都要靠自己摸索，從外國元首訪台的護衛工作到刑事偵查都需要邊做邊學再編納出自己的一套方法。 當時越戰剛剛開始，台灣成為美軍過境及后勤補給的基地，警察局要處理的涉外案件越來越多。一些過境的美軍經常在台灣鬧事，曾因多位美軍涉嫌強暴并殺害中國女子而爆發“劉自然案件”，民眾包圍美國領事館，一時反美情緒高昂。 有一天，一個美國大兵酒醉后在街上調戲我國婦女，路人群起追打后來他被追進了警察局，我當時正好值班，見門外成群怒气沖沖的民眾，我知道如果不讓這位大兵留在警察局內很可能會鬧出人命。 我馬上通知美國憲兵來領人誰知道這個見到我們警察仍破口大罵向警察的制服吐口水侮辱在場的警察，我上前勸阻他不但不領情，反過來罵我我不理會他的叫罵沒想到他得寸進尺，當著我的臉罵道：“你們中國人都是蠢豬……” 他罵警察，罵我本人，我都可以忍受，但是听到他罵起我們中國人及我的國家，我再也忍耐不住，雙手握成拳頭，气憤地指著他說：“住口否則我就讓你嘗嘗我拳頭”他瞟了我一眼，用挑釁的語調說：“我就是要罵你們這些中國人，怎么樣？想打我？你敢！” 他上前向我挑戰，我在官校學的功夫馬上就派上用場，几招就將這個高出我辦截的美國大兵制伏。我告訴他：“你可以侮辱我個人，但是如果你侮辱我的民族和國格，我絕對不會袖手旁觀。” 現在，我雖然入了美國國籍，但是始終沒有忘記自己身上流著的血，總是以身為中國人為榮，在許多國際性會議及于其他族裔人士共事時，我都處處謹慎，替我們中國人的形像著想，每遇到有人歧視中國人或貶低中國人時，我都義不容辭地反駁，為中國人据理力爭。 金門服役 沒多久，我就被派往金門服官役。我被派往金門的田埔第一線，在二十九師的一個連內擔任政工官。金門的气氛与台北的不一樣，剛到金門，我便馬上感受到前線備戰斗緊張气氛。那時九三炮戰剛過不久，隔日發炮，气氛相當緊張。每天天還未亮就和几百名軍中弟兄一起挑石塊建工事，晚上站崗放哨。夜間巡邏時，獨自一個人孤單單地在沙灘上行走，夜風習習，天高月明，注視著對岸隱約可見的灰黑色山形輪廓，波濤拍打著腳下的岩石，有時還傳來陣陣低沉的炮聲，我感慨万千，在這個宁靜卻又緊張的環境中，我悟出了許多人生哲理。 在警官學校讀書時，我就喜歡寫文章，投稿刊出后，還收到一大筆稿費。當時的生活很拮据，我一直想吃上一大串香蕉。第一次收到稿費時，我就到街上買了一大串香蕉，吃得痛快极了。隨后，我投稿上癮了，從散文到評論文章，我都有興趣，漸漸地，寫作從業余愛好變成了副業，我用稿費買了雙皮鞋，几套衣服，在金門前線時，我將自己体悟的人生哲理寫成散文，繼續投稿。 雖然我是連隊的政工官，但是我都和戰友們打成一片。不過，也常碰到一些頭痛瑣碎的事情，例如，連隊過節時殺豬加菜，一頭豬只有四條腿，但是連隊里有五個排，怎么分才公平？每個人都想要豬肝和豬腰，連長吩咐要將豬肝和豬腰留給干部，我轉將這些豬肝豬腰分給沒有分到豬腿的那一排吃，才平息分豬肉的風波。從這些細微的事情，我就意識到要做一個公正的人往往吃力不討好，但是一定要有公正心，久而久之，士兵和下屬才會信服你。 取得了信任，做起事情來就很容易，一旦連隊里出現一些狀況時，處理起來就比較順利，有一次，一個老班長想不開，手里揮舞著一顆手榴彈，口里嚷著自己有家歸不得，年紀又大，后半輩子的生活沒有指望等等，要炸死所有人，与連隊同歸于盡。連隊的長官就叫我去勸說。這位老哥平時對我的印象很好，對我很信服。我冷靜地應付，耐心地分析當時的局勢，鼓勵他重振生活下去的勇气。听了我的勸說，他終于放下手榴彈，大家也松了一口气。 又有一次，連隊的一個戰友發現房間里的錢包被偷了，戰友相互猜疑。有一名戰友向長官說，李昌鈺是警官，為何不讓他來查案，弄個水落石出。長官認為不妨試一試，我馬上將被害人的房間封鎖起來，然后仔細地將存放錢包的地方周圍的指紋取下。然后我請長官要求所有可能到過房間的士兵都按指紋留下紀錄。經過仔細地比對，果然發現有一名士兵的指紋相符。嫌疑起初抵賴死不承認，但是當我拿出指紋來對照，他不得不供認是他偷的，而且還供出他將偷來的錢包藏在地雷區中。為了證實其說法，我們來到了地雷區，小心翼翼地越過地雷才找到了這個錢包。自此之后，弟兄們都知道指紋鑒定的神奇。 一年多的前線從軍生涯就這樣在緊張的節奏中過去了。一年以來，我目睹了不少戰友受傷或陣亡，我常常在想，人的生死是否是命中注定，匆匆來到這個世界上到底是為了什么？有些人為了利，整天做錢的奴隸，有些人為了名，整天奔個不停，有些人為了權勢，絞盡腦汁，有些人有了錢，有了名，有了勢，但是仍不肯松手，為什么人要這樣自私？正是許多人自私自利，而帶來諸多的社會問題。假如我們每個人都能知足，都能适可而止的話，也許人生會變得更好些。 緣結此生 當完兵后，我回到原來的台北市警察局外僑組工作，負責處理外籍人士的居留手續等事務，在這工作崗位上，我結實識了我未來的妻子宋妙娟。 一九六一年的一天，我正在值班，一位身材苗條，容顏清麗的女學生前來辦理簽證延期手續，我一看她的申請表，發現她是在馬來西亞出身長大的華僑子女，中文名字叫宋妙娟，正在台灣師范大學攻讀教育學位。与她交談后，發現她竟說得一口流利的國語，而且只身前來台灣求學，我對她的聰明才智及膽量十分佩服，敬慕之意也油然而生。略談一會，竟然發現她也十分喜愛打籃球，還是師大女藍隊的主力隊員。 我曾一度渴望成為籃球隊員，得知妙娟是一名籃球健將時，我和她的話題自然多起來，我們交換了電話號碼。以前我都沒有交過异性朋友，剛好高中同學吳東明也從陸軍軍官學校畢業，有空常和我見面，我便常找他當電燈泡，請他出主意，幫我追求妙娟。 漸漸地我和宋小姐的接触机會就多起來，我從未曾對一位异性朋友有那么深厚的好感，也從未發現自己与一位异性朋友有那么多的共同興趣。我們一起看球賽，看電影，一起吃飯，度過了許多甜蜜的日子。 有一天深夜，我和几位警員臨時漏夜出勤，一起去逮捕嫌犯。當我們撞門時，嫌犯正准備逃走，幸好我們及時將他團團圍住，他在黑暗中揮著一把利刃，當他的背朝向我時，我猛地沖上去，將他的雙手和身体緊緊抱住，其他几位警員趁机將他制伏。一位警員用手電筒在現場查看時，發現地上有許多血跡，他高聲問道：“有誰受傷了？” 我看了看其他警員，發現他們全都安然無事，再看看自己時，我惊叫一聲：“糟糕！我受傷了”我發現手掌的刀傷仍在流血，赶緊將傷口包扎起來。 我盡量不讓妙娟知道，但是她仍然發現了我的傷口。她對我說：“我愿意執子之手，与子偕老，但是不愿意与一具尸体在一起，你答應我以后不要再被人刺傷或受傷了，好嗎？”她深知我對警察工作的喜愛，但從她的關怀，讓我心里很溫暖。如果要我選擇，我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妙娟。 從金門回台北后，我并沒有放棄寫作投稿的副業。在工作之余，我常常閱讀海外的報紙雜志，接触到不少新知。當時的薪資仍很低，家里的收入十分有限，我抽空就將這些英文文章摘錄翻譯出來，然后向警光雜志投稿，沒想到稿件經常獲選，每千字典稿費有十五元，在當時來說是相當丰厚的。結果我越寫越上癮，除科技新知識外，我還寫評論性文章。不過，由于經常接触到外國的各种新知，我發現自己的知識仍遠遠不足，從而產生了到美國留學深造的念頭。母親立刻舉雙手贊成，并馬上寫信給在美國留學的三姐，請她幫我辦理申請手續。要到美國留學，就意味著要放棄自己逐漸愛上的警察工作。 在我決定出國留學的同時，我与妙絹也論及婚嫁。當妙娟將我們的結婚計划跟父母商量時，她父親极力反對，因為他對警察根本沒有好感，覺得當時警察都是一些不學無術，仗勢欺人之輩，万万嫁不得。我媽媽也反對我們結婚，她責怪我當初曾答應過她，要拿到博士學位后才結婚，怎么現在這么年輕就談戀愛結婚？ 她爸爸發現女儿意志堅決，便親自赶到台北。當我与她父親見面時，我坦誠地表達了我對妙娟的感情以及計划，我們一問一答地慢慢談起來，了他對我的表現似乎滿意。 在停留台北的兩個星期內，他對中國現代警察有了認識，便同意讓我們結婚，唯一條件是必須回到馬來西亞再舉行一次婚禮。 我媽媽當時在美國，但是為了不讓她擔心，我寫信給她，解釋說我們結婚并不等于放棄我的承諾，我一定會完成博士學位。不久，我媽媽也答應了這門婚事。一九六二年春天，我和宋妙娟在台北辦理了結婚手續，雖然雙方家長都不在台北，但是我們的同事和同學協助我們籌辦了一場簡單但溫馨的婚禮。 婚后，我們租了一個小房子，由于要辦案，我經常起早模黑，有時台風來時，都要加班出勤。此外，當時有許多外國元首到台灣訪問，特勤任務也特別繁多，妙娟當時仍在大學念書，功課很緊，兩個人都很忙碌，但是我們這個小家庭卻過得很愉快，許多單身的朋友常常到我們家聚會吃飯，雖然是粗茶淡飯，但是這個家天天都充滿著笑聲。 當時警界高層警官都有軍方轉調，警校背景的學員雖然工作很出色，但是由于背景不同，升遷困難，前途十分有限。雖然政府有意改革整頓，但是我覺得有必要對自己的人生進行再次規划。剛好妙娟大學畢業，我覺得應趁机攻讀博士學位，展開人生新頁。 就這樣，在妙娟畢業后，我辭去了警官工作，告別了生活近二十年的台灣，前往馬來西亞砂嘮越。妙娟的父親宋光榮是當地僑領，頗受僑社尊敬，我們首先在砂嘮越舉辦一場婚禮，這次婚禮辦得熱鬧非凡。因為我在台灣也辦理過結婚手續，現在又在馬來西亞的婚禮上再度宣誓，有人笑我是重婚，但畢竟我兩次都是和同一位自己心愛的人結婚。 我們本來計划在馬來西亞舉行婚禮后就動身前往美國留學。不過，有關留學的手續仍未辦妥，我們便決定先留在砂嘮越等候，閒在家里不是辦法，我便出外工作。馬來西亞的大部份華人都說廣東話或客家話不過，大家所看的報紙都是華文報。 我便向當地一家叫華聯日報的報社申請工作，結果被聘任為記者，在惡補廣東話后就到社區采訪，報導僑社相關的新聞，同時我還寫一些短評等，不到三個月，升為助理編輯，五個月后，我被任命為總編輯。真沒想到過去我只是業余的撰稿人，而在台北培養出的寫作技能，竟讓我成為專業的編輯…… *** “李博士，李博士，輪到你出庭作證了。”法警推門而入，將我從回憶中帶回現實來。 我放下手上的報紙，端正一下領帶，拿著大堆的資料走進了法庭。法庭內有十二位大陪審團團員坐在椅子上看著我。首席陪審員叫我具起右手，宣誓要如實作證。 完成這些手續后，他開門見山地向我說：“李博士，我們听取了前面几位刑警的調查，但是听起來很可能是巧合，難以斷定羅納是殺害喬安娜的凶手，我們想看一看你究竟有什么證据能确定羅納的殺人罪嫌。” 我拿出放大的凶刀照片，刀刃上隱約可以看到一些血跡。坐在一旁的檢察官查理士開始問道：“你能否告訴我們凶器上血痕的化驗結果？” “凶器上的血型是B型，PGM酵素是2---1型。” “隨后你從被告身上取得的血型是什么？” “与現場所收集證据一致，血型是B型，PGM酵素是2---1型。” “血型相同的可能性如何？” “白种人中一百人中大概有八到九人為B型血型。” “PGM酵素為2---1型的比例如何？” “比例是五八。九%。” 查理士展示出我事先准備好的圖表，指著圖表上的數据，繼續問道：“這么說來，同時擁有B型血，PGM酵素2---1型的比例是在七%以下。” 我回答說：“是的。” 接著查理士凶器刀柄取得的指紋照片，与羅納的指紋照片并列。他問道：“李博士，你能否向陪審員解釋一下這兩個指紋的對比結果？” 我好像是在課堂上向學生講解指紋對比一樣，用簡明易懂的方法深入淺出地解釋兩者間的相同之處，并清楚地表示：“這兩個指紋是出自同一人的手指。” 查理士問道：“指紋相同的比例是多少？” 我答道：“几乎是零，目前仍未發現指紋完全相同的兩個人。” 原來無精打采的大陪審員開始仔細端詳這些照片，好像小學生看著老師做實驗一樣全神貫注地听著我的解說和示范。 查理士發現陪審員對檢方的證詞越來越感興趣，赶緊趁熱打鐵地展示一張放大的照片，問道：“李博士，這是何物？” 我答道：“這是在喬安娜尸体旁發現的火柴棒。” 他接著展示另一張放大照片：“這又是什么？” “這是在案發現場找到的火柴盒。” 他將這兩張照片放在一起，問道：“李博士，你能否解釋一下這兩者的關系？” 我將現場收集到的火柴照片疊在火柴盒照片上解釋說：“從這根火柴棒末端的紙張纖維，紋路及撕痕可以看出，它与火柴盒片上的第三根火柴棒斷頭原來是連在一起的，進一步的化驗還顯示出它們的紙質及酸度都是一樣，也就是說現場的火柴棒是從這個紙板火柴盒上撕下來的。” 查理士看到陪審員關注的神情，更加興奮，又接著向陪審員展示裝在透明塑膠袋里的鞋帶，問道：“李博士，袋里裝著的是何物？” “這是綁著喬安娜手腳的鞋帶。” “鞋帶上紅色的東西是什么？”查理士問道。 “紅色的東西是一种紅色的油漆。” 接著他又拿出另一個透明的塑膠袋，問道：“袋子里裝的是什么東西？” “這是警察在羅納家找到的另一條鞋帶。” “上面紅色的東西又是什么？” 我答道：“也是紅色的油漆。” “它們的的化學成份都是一樣的嗎？” “是的。” 查理士停頓片刻，接著問道：“從這些證据對比來看，羅納一定是殺害喬安娜的凶手，是不是？” 我以肯定的語气答道：“科學化驗的結果，所有物證都与羅納有關。” 就這樣不知不覺地結束了檢方的直接盤問，在座的陪審員也友善地向我點頭示意告別。 我心里想，他們一定理解了我所解釋的這些科學證据。 剛剛走出法庭外，成群記者就圍了上來，爭先恐后地詢問我的證詞。我向這群在門外苦苦等候多時記者微笑地回答說：“很抱歉，我不想為難你們，但是我在法庭上宣誓過，不向外界透露在大陪審團的作證內容，所以不便提供任何消息。” 這群記者發現我不肯透露任何消息，也漸漸散開，我正准備离開法院大樓時，一位女記者仍跟著我，她走上前來，自我介紹是康州《名人雜志》的記者，她已在法庭外等了半天，我臉帶歉容地表示：“我真的不方便透露案件的內容。” 她倒爽快地說：“我不是問有關喬安娜這一案件的，我想寫一篇有關你個人的故事。” 我答道：“我并不是什么名人，沒什么好寫的。” “不，”她快語地打斷我的說話，“您從台灣到美國，從學生變成教授，再從教授變成現在州政府警政廳刑事鑒識化驗室的主管，你本人的奮斗經歷足以寫成一本書。” 她搬出一大堆理由，最后我發現難以拒絕她的采訪，便和她走到法院外的椅子旁，向她介紹我在美國的經歷。 一九六五年，我收到住在紐約的三姐李小楓的來信，獲知已辦妥所有到美國留學的手續。我們馬上將所有的錢匯集起來，打理好行囊就踏上留美之途。 我們剛到美國時居住在紐約，付完机票及房租后身上只剩下五十美元，三姐和姐夫也都是學生，很難在經濟上支助我們。我們一安定下來就馬上出去找工作，終于在紐約大學醫療中心找到一份化驗員的工作。妙娟也和我一樣起早摸黑，兼差替別人帶小孩，有時到餐館做服務生。 在台灣的我雖然化了很大工夫學英文，并且在閱讀方面沒有任何問題，但是畢竟沒有受過正式的訓練，剛到美國听到別人嘰哩咕嚕地說話，我听得都呆住了，雖然听懂一兩個字，但是仍難以理解別人說些什么。自己要跟別人說英文時，也總是在腦中想了老半天，將想說的話想好才敢開口，有時開口，說了別人也听不懂，只好比手畫腳地慢慢向人解釋老半天。我發現自己英語的听說能力仍須加強，便在大學選修一些英文課，在課余及上班時一有空就訓練自己的听說能力。剛開始會說錯一些句子，但經過多次訓練，慢慢地發現自己不再需要在腦子里先翻譯好才開口說英語。 我們住的地方很狹窄，公寓內只有一張床，一張書桌和一個書架，這些簡陋的家俱都是從救世軍的廉价商店購買來的。有一次，在砂嘮越就認識并成為好朋友的馬來西亞眾議院院長到紐約順道來探訪我們時，搖著頭說：“亨利，為什么你們要選擇离開砂嘮越，您已經是一家頗有影響力的報紙的總編輯，您太太也升任婦女部的部長，你們在馬來西亞的前途十分看好，你們在砂嘮越的住宅這么寬闊，依山傍水，而現在這里如此簡陋，你們何必自討苦吃？” 我回答說：“您可能永遠不能理解我們的決定，我們的前途就在于充實自己，多念點書。”說實在的，我很怀念在馬來西亞的日子，生活很清閒，前景也很美好，但是在東南亞，雖然華人有經濟實力，但是并沒有任何政治及社會地位，一直是其他族群排擠，歧視和打擊的對象，而美國生活雖然艱辛一些，但是畢竟有海闊天高任鳥飛的空間。 院長見我們毫無返回馬來西亞的意愿，就順水推舟地說：“我想你們宁愿做大海里的小魚，也不愿意做小池塘里的大魚。” 留學生的生活清苦忙碌，昂貴的學費更讓我們捉襟見肘。有時，為了節省五分錢的地鐵車票，下班和下課后我都走路回家。夜深人靜，獨自一人走在路燈暗淡的馬路上，四周是黑漆漆的大樓，路顯得格外的長，走累時停下來喘口气，心情十分低沉，總是自問道：“何時才能走完這段路？”但是我總是鼓勵著自己，路雖然很漫長，很孤單，但是只要你走出一步，你离目標地就走近一步，千万不能留在原地歎息，否則永遠都無法到達目的地。 但是生活并沒有給我們喘息的机會。未久太太怀孕了，為了賺錢養家及繳學費，我不斷加班，別人不愿意去做的苦工我都接下來做。幸好我在警校与服役時養成了早起的習慣，每天只需要睡三到四個小時就起床讀書，然后整天出外工作，晚上再上課，回家后又埋頭讀書。 就在這种環境下，長女孝美呱呱落地。有了小孩后經濟壓力更大，生活也更加忙碌，但是在外面忙碌一天，回到家里看到小孩臉上如天使般的笑容，所有的勞累就煙消云散了。 盡管生活艱苦，但是我始終沒有放棄攻讀博士學位的年頭，但攻讀那一門科目，讓我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我決定到紐約市立大學化學系從大一念起。但是我不能象普通大學生一樣慢慢念，因為畢竟時不我与，与其他學生相比，我的起步明顯晚了許多，同時沒有人幫我付學費，我沒有足夠的錢來讓我慢慢念。大部份學生每個學期都選十二到十四個學分，我決定赶緊將課程念完便注冊登記二十到二十六個學分。注冊組的職員說：“沒有人能在一個學期念完二十個學分的，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回答說：“讓我試一試，如果你不讓我試，你怎么知道我辦不到呢？”經過我的一番苦求，這位職員勉強讓我注冊二十個學分。 我知道我在和時間与金錢賽跑，我在第一個學期念得很好，成績全都是A□第二學期注冊時學校就不再找我麻煩。從此之后，我体會到千万不能因為別人說“不可能”就放棄自己的目標，一定要自己想辦法找到出路，使不可能的事情變得可能。 在六十年代后期，美國學術界開始流行一門名叫法庭科學的學科，后來被慣稱為“刑事鑒識科”，它將物理學，化學，醫學，生物學等自然科學的原理及方法應用到刑事及法庭工作上。這門應用科學頗受刑事界及法律界的重視，因為它是通過先進的科學方法來進行刑事鑒識，以作為法庭上的證据。 此外，美國是一個法治的國家，任何嫌犯在未經陪審團的審判前都被視為清白，檢方必須在十二名陪審員之前提出不會讓人產生合理怀疑的證据，來說服所有陪審員使之相信嫌犯是有罪。的如果其中一位陪審員不為說服，整個案件就會流審，檢方就得重審或決定不起訴。這种制度与中國歷史上的“宁枉勿縱”截然不同，美國十分尊重憲法給予被告的權利，有人稱這個制度就是“宁可誤放四個罪犯，也不冤枉一個好人”因而，檢方要起訴被告，必須具備充足的證据。 以往主要證据就是目擊證人。但是，隨著現代社會人際關系的單薄，證人頻遭報复，越來越多人都不愿意出庭作證。另一方面，許多案件根本沒有任何目擊證人，只能依靠在現場留下的間接證据來追索犯罪事實。 俗話說，“事實胜于雄辯”，刑事鑒識能籍助先進的科學技術讓證据說話，提出被告有罪的間接證据，也可以證明被告不在現場或被告無辜。因而，法律界及刑事界對這門新興學科的需求越來越大其實，早在十四世紀，中國就有一本名為《洗冤錄》的著作，為世界上的第一部法醫專書。到了十七世紀，歐洲開始盛行以法醫手法來作刑事鑒識；十八世紀時，尸体解剖已成為偵破刑事案件的主要手段之一。 到了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科學研究的突破性成果開始沿用到刑事案件的偵察上。 血型及指紋辨別的偵查方法逐漸在刑事界使用。而隨著自然科學的不斷發展，刑事鑒識的技術也越來越准确，越來越能見微知著。 這門學科的難度很深，除要有物理，化學等自然科學的基礎外，還要全盤了解美國的刑事系統，法律系統，以及警方的作業方式，但是這門真正成為顯學是在一九六五年以后才開始的。在三十年代，全美只有三個刑事鑒識化驗室，到了一九六五年時全美的化驗室增加到一百多家，用科學方法在法庭上鑒識物證越來越盛行，但是當時只有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設有刑事科學系，后來紐約市立大學約翰。杰伊刑事司法學院隨后跟進，設立了全新的法庭科學系。 由于我在台灣曾受過警官的訓練，也參与過初步刑事鑒識，覺得這一專業既能讓我發揮專長，又能滿足自己的興趣，便決定去提出申請。過了不久，我順利地申請到約翰。杰伊刑事司法學院新設立的法庭科學獎學金，正式攻讀學士學位。另一方面我并沒有辭去化驗員的工作，仍是白天上班，晚上上課。 從化學系轉到法庭科學系后，功課更加繁重。系里有一位名叫彼德。迪佛斯特(PeterDeForest)的教授。學生都稱他是全校最凶，最嚴格的教授，每次考試都是几百題，班上的平均成績是四十分，但是我每次考試都得到八、九十分，每次考完試后，其他美國學生都很佩服我這個中國學生，偏偏我的高分拉高了平均分數，害得他們的成績受到影響。后來我与迪佛斯特合著多本刑事科學方面的教科書。 由于學士學位除要求選修本科系的課程外，還必須選修一些通識課。我對每一門專業科目都十分認真，但對必修的音樂課一點也不感興趣，學期末學生要寫一份音樂欣賞報告，我听完音樂后發覺一竅不通，便寫了一份樂曲聲紋報告，用科學方法來分析音樂節目內的音波音調，結果教授發現我的被告与眾不同，這門我也得了個A。 另一門必修的通識課是体育，我選了武術課。在第一次上課時，教練讓我按照他的示范動作完成一組動作，我只好亮一手，表演的動作比教練還好，同學都看得拍手叫好，最后這位教練告訴我可以免修体育課了，直接做他的助理教練了。 教授基礎生物的甘斯蘭教授在上完几堂課后也跟我，說我所掌握的生物知識已超越了該門課的內容，可以免修這門課。但是我覺得甘斯蘭教授的學識淵博，十分愿意替學生解疑排惑，我仍堅持選修這門課。除完成他指定的作業外，我還化很多時間在化驗室里做更進一步的實驗，有時一待就是好几個小時，有時實驗沒有完成，我就連周末也抽空赶來完成。 有一次，看到我整天往化驗室里鑽，得不到結果就不罷休的勁頭，他跟我說：“亨利，從你的行動中，我看得出你是科學家的料子。”我听了這話受到很大的鼓舞，因為當時許多美國同學都覺得警察不可能成為科學家。甘斯蘭教授對我的這番鼓勵，讓我更堅定信念。漸漸地，我和他也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后來也合著了多本著作。 我在兩年內就完成了四年大學的所有課程，而在一九七二年順利地獲得學士學位。畢業后，我仍留在紐約大學的化驗室工作，主持實驗室的諾貝爾獎得主奧卓亞教授，專門研究遺傳因子從DNA，轉變為RNA，再轉變為蛋白質的過程，我在實驗室中主要負責導應反應實驗，研究人体如何產生及控制酵素等，并且一邊工作一邊深造。一年半后，一九七四年，我在紐約大學獲得了生物化學及分子化學的碩士學位；同時，我還選擇生化方面的高深難題作為研究的科目。 這時候，我們有了第二個孩子孝約，妙娟也找到了一份教師的工作。有了一些積蓄后，我們在中國城附近買了一間小公寓，這樣一晃就是十年，這十年的美國相當艱苦，但是有了間屬于自己的公寓，有了個甜蜜的家庭，以及几個學位，自己覺得這十年沒有白白浪費掉。 獲得碩士學位后，我繼續留校攻讀生化博士學位，在一九七五年，我經過一年的努力獲得了博士學位，一般的美國學生需要三、四年，這种速度讓許多美國同學對我這位黃皮膚的同學刮目相看。 人在一生當中會不斷地為前途作出決擇，就如走路一樣，每走一段路就會遇到交叉路，就要選擇往那個方向前進。在獲得博士學位后，我想自己向來就對警政及偵查有興趣，假如不在這個時候回到這個專業，以后就永遠沒有机會了，所以我就作了決定選擇深入刑事鑒識，走進了冷門的行業。很多美國教授和同學都覺得我很愚笨，他們認為我是在世界知名的教授指導下領取的學位，做了十多年研究，竟然就這樣將一切都拋棄，而選擇當時無人問津的行業。 當時康州紐海文大學正在招聘一名刑事科學助理教授，我覺得這是一個重返警政的難得机會，便提出正式申請。當時校方覺得我的學歷最好，但是他們怀疑我的語言能力。 中國人在美國學術界往往受到歧視，美國學術界多半認可中國人的學歷，經驗以及出版的著作，但是怀疑他們的語言表達能力。校方為此事投票表決，他們因為怀疑我的語言能力而將我排在第二順位另一位白人候選人雖然學歷及研究經驗不如我，但是在第一順位。校方安排入圍者試教，讓學生參与評審，所有學生都投我的票，校方不得不听從學生的意見而聘請我擔任該校刑事司法科學的助理教授。 教職确定后，我們舉家從紐約遷往康州。 康州位于美國東北部，是新英格蘭六州中最南的一州。東鄰羅德島，北接麻薩諸塞州，西傍紐約州，南臨大西洋。“康乃狄克”源于印第安語，是“在長河邊”之意。康州的面積不大，總面積是五千零一十八平方公里，在美國五十個州中面積排在倒數第三名。北部是丘陵，山丘連綿起伏，六條主要河流的主干由北向南流入大西洋。南部靠近海岸線的地帶是土壤肥沃的平原，四處遍布農場，牧場和果園，最南端的海岸線，更是風景宜人。再加上工商業發達，四季分明，居住環境良好，交通方便，离紐約只有一個多小時的車程。因而雖然面積不大，但是居住的人口卻很多，全州總計有三百三十万人口，按人口計排在其他二十三個州之上。在美國東北的六州中，人口總數僅此于麻薩諸塞州。 康州人口中，每一百人中就有七十八位是白人，他們的祖先來自英國，意大利，愛爾蘭，波蘭，法國或加拿大。其他族裔還包括黑人，拉丁美洲裔以及印第安原住民。直到七十年代初，才出現亞裔居民，亞裔居民目前有五万人左右，人數的增加十分迅速。 我任教的紐海文大學就設在康州的第三大城市紐海文。這個城市就位于康州的南端，就在大西洋的西岸旁，市內有著名的耶魯大學。我的學校与耶魯大學相比當然顯得年輕，不過，這所大學卻給我前所未有的發展空間。 我在大學教授的科目是犯罪偵查及刑事鑒識。許多學生對這些科目都不熟悉，往往是因為系里規定必選而不得不上。再加上當時刑事科學仍在起步，許多傳統的自然科學教授都抱著不屑一顧的態度。此外，學校的大部份學生和教授都是白人，向我這樣的黃皮膚的亞裔教授屈指可數，一些白人老教授也抱著怀疑的眼光看待我，私下認為我可能是一位杰出的科學家，但未必是一位好教授。 面對這些挑戰，我并不气餒。我只有加強課前准備工作，并以許多實例來闡述与介紹這門新興的學科。 我向學生介紹說，美國的司法体制是建立在證据的根基上，要證明被告有罪或清白，除人證外最重要的就是物證。 物證能證明嫌犯是否有犯罪行為，或者證實罪名是否成立。例如，要證實強暴罪，必須證實性行為是否在被害者反對的情況下進行，因而被害者被撕破的衣服，身上的擦傷痕跡之類的證据就足以證實性行為是在未獲得被害者同意下進行的。審理縱火罪時，檢方必須證實被告是蓄意縱火的，不至要在現場收集的證据中檢驗發現汽油的成份，還要證實被告有購買与運送汽油，罪名中毒蓄意成份才能成立。 物證經刑事鑒識后可以將嫌犯与被害人或犯罪現場連接起來。例如，一名強暴犯在离開被害者的家后的不久就被警察逮捕，警察在嫌犯的褲子下端發現一些貓毛，而嫌犯無法提出合理的解釋，再進一步檢驗，發現這些貓毛与被害者也家中的貓的毛一樣，因而被定罪。 物證經過刑事鑒識還可以辨認出犯案者的身分，例如，偷竊保險箱的罪犯都知道不能在現場留下指紋，因而作案時都會戴上塑膠手套。但是一些罪犯往往在得手后順手將塑膠手套丟在附近，雖然作案者覺得是天醫無縫而沾沾自喜，不過，刑事鑒識專家能將手套內的潛伏指紋用化學方法及紅外線顯示出來，也可以找到嫌犯的DNA，將案犯繩之以法。 刑事鑒識還可以還被告清白。例如，有個案子中兩名分別為八歲，九歲的儿童指控一位六十歲的鄰居在飲料里下藥，服藥后他們神智不清，這位老人就調戲他們，触摸他們的性器官。但是經過檢驗他們的尿液樣本，根本著不到服藥的證据，再次向兩名儿童查問時，他們才承認這是他們編造出來的故事，因為他們討厭這個老頭。 物證可以證實被害者的證詞。例如，有一名女子在搭便車時遭駕駛用刀挾持，企圖強暴，女子极力反抗，手腕被割傷。后來駕車男子被捕，警察發現他的外套上有几點血滴，他辯稱是括胡子不小心割傷滴下的。刑事鑒識化驗室發現這件外套上的血滴与被害者的血型相符，且并非嫌犯的血型，檢方据以起訴這名男子，陪審團判定這個男子有罪。 物證經過刑事鑒識得出來的結果，時常會使嫌犯覺得鐵證如山，因而低頭認罪。例如，美國曾有一段時間牛肉价格高漲，偷牛案件頻傳，有一名嫌犯被控盜屠，但他否認，警察發現他的襯衫染有血跡，他說這是他干活時不小心受傷流到血；刑事鑒識的結果卻顯示這不是人血，而是牛血，最后他不得不承認自己偷宰牛只的行為。 物證會比目擊證人的證詞更加可靠。有時，目擊者無法給清楚案發時的詳細情形，往往會自己編造一些細節去填補空白，這种填補的行為是潛意識的，他們的證詞通常是表達自覺以為看到的東西，再加上視覺，听覺等方面的問題，目擊證人在法庭上常常被問的啞口無言。相比之下，不論是檢方或辯方的專家，按照正常的科學方法來鑒識物證，結果都會是一樣，因而，可信度也頗高。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對多宗案例的裁決，使物證在法庭上的地位更高。例如，在美國刑事案件的審理中，陪審員都希望見到物證。美國電影電視的警匪節目，壓軸的審判中都會有各類的物證出現，對于深受影視文化影響的社會大眾來說，驗見為真實，他們都在看到物證后才相信檢方或辯方的說法。 看到學生們全神貫注地听著，而且不停地作筆記，我知道他們已不再覺得這是門枯燥乏味的學科。我進一步解釋說：刑事鑒識能重建犯罪現場，透過科學的方法能确定案發時的事件順序，辨別案犯的犯罪手段，從而判別其犯罪的動机。 刑事鑒識學其實包羅了許多專業，其中包括負責收集現場證据的犯罪現場調查員，解剖尸体以了解死因及死者身分的法醫，此外，還包括法學牙醫，法學考古學家，法學心理學家，法學工程師，法學藥理學家，法學聲紋學家，槍支彈道專家等。因為深厚的專業素養，這些犯罪學家比福爾摩斯還神通廣大，因為他們不單純依賴邏輯推理，同時還能讓現場的證据說話。要成為一位出色的刑事鑒識員，首先必須在自然科學的基礎課打下牢固的基礎。 我對這門學科的介紹吸引了許多學生，畢竟，在美國平均每一百五十三人中就有一人可能成為謀殺案件的被害者，每二十三分鐘就有一起命案，每九分鐘就有一宗強暴案，每五十二秒鐘就發生一起搶劫案，對于在這种犯罪活動司空見慣的環境下長大隊學生來說，利用科學方法來破案的課題相當有吸引力，他們也對其他的自然科學更感興趣，其他教授私下也感激我對學生的啟發。 在任教的第一年，我就被評為年度最杰出教授，結果，一年前怀疑我語言能力的几位遴選委員會的教授都向我道賀。第二年，學生又將我評為年度最杰出教授，第三年，學生會又要提名我角逐年度最杰出教授時，我婉言拒絕，建議他們將這榮譽賦予其他教授。 同時，我也不斷地向刑事鑒識科學的期刊投稿，介紹刑事鑒識的新技術。我不分晝夜地工作，助理教授每個學期只需要十二個學分就可以，但是我自愿教二十多個學分的課程。就這樣，三年內，我從助理教授升至副教授，進而為終身教授。在三年內擢升為終生教授的例子在這所大學并不多見，尤其是對于我這位黑頭發，黃皮膚，英語略帶中國口音的外來人來說，是一大肯定。后來學校設立了刑事鑒識系，設立時只有我一位教授。不久，隨著學生的增多，以及社會對刑事鑒識人才需要的增多，教授人數也開始增多，我也升任為該系的系主任。一般來說，終身教授和系主任每學期只需要教授六個學分，可是，我依然每個學期教二十多個學分的課程。 刑事鑒識系雖然成立不久，但是我們十分重視實驗研究，剛開始時沒有化驗室，我們就自己設計，我和同學們一起利用周末時間來粉刷，裝修。后來爭取到許多研究經費，化驗室的規模也變大了。 除在課堂上向學生傳授知識外，我在課外盡量和學生打成一片。許多學生失戀或情緒低落時，深夜來敲門，妙娟都會起來煮些咖啡，和他們談話，開道他們，就這樣慢慢地和學生建立了深厚的友誼。有一名來自德州的學生，后來做了律師，每次從德州返回康州探親時必先到我家來探望我。我建議他先回家探望家人，他總是說：“李博士，您是我的恩師，是您改變了我的一生，您是我這一生中最重要的人物。” 我十分著重實務与理論的配合，因為光是在課堂上紙上談兵并不能培養出杰出的刑事鑒識人員，學生必須親自實驗才能得到經驗。創立化驗室不久，我們便主動當地的地檢署提供免費的證据鑒識及咨詢服務。但是警察局和地檢署都不愿意將案件的證据交給我們化驗。雖然我一再向他們解說并保證化驗室的作業程序將与他們自己的化驗室一樣，但是他們始終不信任而不愿意与我們合作。我們就將服務的對象轉向公設辯護律師處。 公設辯護律師處是政府為清貧人士提供的刑事辯護服務机构，辯護處的出庭律師和檢察官一樣都必須是律師，他們往往因為經辦的案件過多，而經費有限，許多案件都缺乏經費聘請收費昂貴的專家來作證，當我向他們介紹我們化驗室的免費服務時他們都十分高興，但是面談時，他們對這位黃面孔的化驗室主任仍抱著半信半疑點態度。剛開始時，他們只听取我對某一案件的一些專門意見，從不讓我在在證人席上作證，擔心法官會質疑我的資格而無法通過專家資格審核這一關，縱使我符合專家證人的資格，他們也擔心清一色的白人陪審團不會相信我這位黃臉孔的專家的證詞。在美國法庭，專家證人的資格十分重要。在學位及專業研究方面我無懈可擊，而一般來說許多專家都會加入專業協會來提高自己的可信度。在刑事鑒識這門學科里，全美刑事鑒識學會是知名度最高的專業協會。有一次我參加了該會主辦的活動，看到會員清一色都是男性白人，當我這個東方人出現在這次活動中時，不少白人都以奇怪的眼光來看我。但畢竟這是一個能增強自己資格的協會，我仔細閱讀了會員資格后，認為自己有博士學位，又是教授，入會資格應該不會成為問題。但是當我向該協會的職員遞交申請表時，一位白人理事看了我一眼，根本沒有看我的申請表，就毫不客气地將申請表退給我說道：“你不夠資格！”我心里明白，我所不具備的資格是膚色資格，而不是專業資格。此時我明白到，要打入這個由男性白人主宰的行業，要跨過這道門檻并非易事，但是我要用自己的本領向他們證明自己，我不想低聲下气地求他們讓我入會。我沒有說什么，就大步走出了會場。沒想到十多年后這個起先不讓我入會的學會竟聘請我為他們的理事，并請我擔任其專業期刊的編輯。 我知道不能因為自己的膚色而被人排拒在美國的主流刑事鑒識界外，我暗地下決心，一定要更努力，花更多的精力以做出些成績來，讓別人對我這位黃皮膚的中國人另眼向看。我抱著友善的態度与公設辯護律師合作，每一宗案件都不計較路程遠近和時間長短而前往現場勘查，每一項證据都仔細化驗。經過多次合作，公設辯護律師處的多位律師也逐漸改變他們的態度。 一九七六年一月，离紐海文不遠的利奇菲爾德發生了一起強暴案件，被告是一位沒有受過如何教育的工人，被害者在嫌犯列隊指認時一口咬定是他，被告后來也向警方自白。檢方的專家證人化驗過被害者体內留下的精液，也确定強暴者的血型与被告相同。檢察官認為證据确鑿，陪審員一定會判被告有罪。公設辯護律師查理。吉爾負責替被告辯護，經過仔細查問，被告改口稱自己是無辜的，他認罪的證詞是被警察誘騙而作成的。雖然，吉爾審查了檢方手上的證据后也覺得無懈可擊，不過被告堅稱無辜，吉爾覺得有必要查個水落石出。他專程到我的辦公室向介紹基本案情后，我分析說有三成的被害者都會指任認錯誤，但是要證明被害者任錯了人，必須有證据證實，因而被告是否有罪取決于精液的化驗結果是否准确。 他赶忙向法院提出要求，請求法院將精液證据分出少許來讓我化驗。法院同意了我的請求，我拿到證据后馬上進行化驗。結果顯示，被告的血型雖然与被害人体內殘留精液的血型相同，但是它們的酵素型与其他遺傳因子卻不同。 傳統的血型分類是以ABO區分，按照這种模式，血液可分為A、B、AB以及O型。由于A型和O型的比例分別占人口的四三%和四六%，因而擁有相同血型的几率十分高。如果嫌犯的血型与現場留下血跡的血型不一樣，這可以為嫌犯脫罪，但是如果兩者血型相同，也不能据而确定嫌犯為罪犯，因為還可能有其他人擁有同類血型。 但是，采用電泳法等方式對血液更進一步的分析，可以辨別出血液內的酵素及蛋白質，一些常見的酵素型如PGM型，和血清型如HP型等都十分獨特，這些酵素型与血清型加起來往往能更准确地判定嫌犯的身分。 例如，假設嫌犯的血型分析結果為A型血，HP是第二型，PGM是第2型，擁有A型血的人口比例為四三%，擁有第二型HP的人口比例為三六。一%，擁有第2型PGM的比例為五。四%，同時擁有這三類型血型的可能性將是O。八四%，從而使鑒識的准确度大大地提高。 在這宗案件中，雖然ABO的血型相同，但是其他酵素型和血清型并不同因此被告犯案的可能性降到零。 這是我第一次以專家證人的身分出庭作證，心里總是有些緊張，但是一想到我可以用科學方法替無辜的人士洗刷罪名，還他清白，緊張的心情馬上平靜下來，立即准備資料，思考如何將這些科學證据向陪審員解釋。為了讓我以專家證人身分作證，檢辯雙方在法官面前展開了一場激烈的舌戰。檢方指稱我從來沒有以專家身分作過證，辯方則以我的生化學博士學位与血清學的研究成就，以及任教期間對刑事鑒識的貢獻，來證明我有足夠的資格來對檢方的證据提供意見。 雙方都般出一大堆案例來攻防我的專家證人資格。我在席下暗忖，真沒想到要成為專家證人是這么不容易。由于美國的法律規定證人必須是与案件相關人士，但允許無關案件的專家證人如法醫，刑事鑒識專家等提供專家建議。但是，要成為專家證人，法官必須确定專家證人的資歷，并确定專家證人是采用大部分學術界人士公認的方法來得到結論。 經過一番辯論，法官裁決，由于我在生化与血清方面頗有研究，我可以以血清學專家的身分來作證。 在證人席上，我詳細解釋了不同血型的檢驗方法及几率，由于這些檢驗方法都早已得到學術界的公認，檢方的專家證人也同意我的結論。 結果，陪審員判定被告無罪這項判決一宣布，那位女檢察官就向屬下刑警說：“下一次一定要請那位中國人協助我們偵查。” 俗話說，万事起頭難。在第一次出庭成功替無辜人士作證之后，各地的公設辯護律師處都主動請我協助辦案，或重新檢驗檢方的證据，原來缺乏信心的州警政廳也請我們幫忙進行物證鑒識，就這樣，以往冷清的化驗室，漸漸變得熱鬧起來。 我對支援刑事鑒識往往有求必應，一方面是出于自己的興趣，另一方面可以將課堂上講授的原理應用到實際上案件中，以确實這些方法是否可行獲可靠。因而在授課之余，我四處奔走，有時出外勘查案件現場，檢驗收集到的各類物證，隨后又為出庭作准備。每次作證中，我都實事求是，如實地將科學根据及結果深入淺出地向陪審員解釋。在多次出庭作證后，許多法官都覺得我的辦案態度嚴謹，檢驗的科學方法可靠，而認可我的權威，法律界也開始知悉我的名字及紐海文大學的刑事鑒識化驗室。漸漸地，校方對我們這個新設的系也越來越重視，開始提供更多的經費，化驗室的設備也開始陸續增添。 經過多次交手，檢方的許多案件因為刑事鑒識方面工作做得不足，或忽略對證据進行科學分析而敗陣。康州警政廳開始意識到刑事鑒識的重要，自從一九七五年秋天開始，州警政廳就請我擔任他們的首席刑事鑒識專家，到現場協助警方。原本我只是義務幫忙，后來案件越來越多，警方也過意不去，為了我四處赶場而配備了一輛警務車，發給我一枚警徽。有時白天授課，晚上赶去現場，開著挂著警政廳車牌的公務車，難免會有些感慨，沒想到繞了地球大半個圈子，最后還是离不開警察這個圈子。 就這樣，我這位刑事鑒識義工在四處奔波下轉眼就過了三年。在許多案件中我利用指紋，血清分析等方法為刑警們提供十分有用的線索，越來越多的警察都意識到成立刑事鑒識化驗室的必要。 就在這時期，康州爆發了一宗警方侵權的重大案件，這宗名叫彼德。萊利案受到全國的關注，后來還被拍成多部電影。此案緣于一名婦女被殺，警方到現場調查后馬上認定是她儿子彼德。萊利動的手，但是警方并沒有足夠的證据來逮捕彼德，為了收集證据，便將他帶到警察局偵訊，彼德的律師試圖要求警方停止偵訊，但是警方推說彼德不在警察局內，并每隔三十分鐘就將彼德轉移到別的分局，就這樣不斷更換地方，疲勞訊問，彼德最后受不起警方的折磨，簽署了一份認罪書，承認他是殺害母親的凶手，而被法院定罪。 但是，高等法院推翻了地方法院的裁決，震惊整個警政司法系統，市民紛紛要求州長改革警政。素來以改善社會的治安為訴求的州長，意識到州警政系統必須采用新式的刑事鑒識技術來取代傳統的偵查方法。 有一天，州長親自登門拜訪，請求我出任州警政廳刑事鑒識化驗室主任一職。我考慮到紐海文大學對我十分器重，在三年內就授予我終身教授，我倡議設立化驗室時，學校馬上提供經費，學校還給我很大的發展空間，在教學之外，我還有許多時間寫文章，協助處理案件：相比之下州警政廳刑事鑒識化驗室主任，該職位等若警察，社會地位遠不如教授。一日為警察，終身為警察，想到自己可以歸隊利用科學專長協助破案，還無辜人士的清白，我終于下定決心出任州警政廳刑事鑒識化驗室主任一職。校方對我的辭職表示惋惜，一直想挽留我，我也十分感激紐海文大學，便答應仍在學校擔任客座教授，每周前往講課。 一九七九年初，我走馬上任出掌康州警政廳刑事鑒識化驗室。化驗室的編制很小，只有二十七位巡警，兩位巡官，一位警長，大部分的職員并沒有接受過正規的科學訓練，有些是因為在執勤時受傷，不能執行巡邏任務而被安排到化驗室來工作，因而化驗室的水准較差。化驗室由一間男廁改建而成，照明及通風系統很差，全部的設備包括------一具中古顯微鏡和一些例行檢驗工具。 我知道，要提升化驗室的水平，必須要擴充化驗室的設備，但在爭取經費前，得先拿出些成績來，也才能向州長有個交代。喬安娜一案是我出任化驗室主任后的首宗重大案件。 喬安娜案是康州首宗沒有人證而完全依賴科學物證的案件，經過媒体宣傳，大家都在關注大陪審團是否會正式起訴羅納。 就在大陪審團要宣布正式起訴羅納的前几天，我接到辯護律師的電話，他詢問能否帶他的專家證人來參觀警政廳化驗室并和我討論一下化驗的結果。 以往警政廳將化驗室視為禁地，從來不對外開放參觀，更何況是被告的辯護律師。 但是我在出任化驗室主任后，我將化驗室對外開放，包括辯護律師都可來參觀，這樣有利于建立化驗室的公信力。現在全美各地的警察化驗室都開放給民眾參觀。 我帶辯護律師和他們的專家證人參觀了化驗室，向他們解說了化驗過程及檢驗程序，同時還与他們的專家討論所有指向羅納的化驗結果。 几天后，大陪審團認為羅納犯案的證据信而有征，而宣布正式以強奸謀殺罪起訴羅納。不久，辯方也認為證据無懈可擊而認罪。羅納因為強奸并殺害喬安娜而被判三十年的徒刑。負責這宗案件的法官在結案時請求將本案的凶刀保留展示，他說：“這把刀有歷史意義，它是康州首件用科學方法來破案及定罪的重要證据。” 此后，我們化驗室的士气大振，在隨后几年里，我們用科學方法偵破了無數案件。 目前康州等候執行死刑的八名罪犯，全都是由我們化驗室偵查及出庭作證而定罪的。 ★Simon輸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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