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家族，或者由於革命而破產，或者由於財產分割而破產，只考慮自己一家，卻不考慮貴族大家庭。他們似乎覺得，如果每一個家族都發財致富了，整個黨派自然就會強大有力。這是大錯特錯。金錢也一樣，它只不過是權勢的一個標誌而已。這些家族的成員，保持著高雅的風俗習慣：彬彬有禮，衣著華麗，語言優美；貴族的那種假正經和傲慢，與他們的日常生活已渾然一體。本來這些習俗只應該是生活的次要部分，當它成為生活的主要內容時，那就是低級趣味了。每一家族都具有某種固有的價值，但是一拿到表面上，就只剩下有名無實的東西了。沒有一個家族膽敢自忖：我們是否已經強大到足以掌權了呢？一八三○年他們只好與詭辯者一樣甘拜下風。
聖日耳曼區，不能像大人物一樣表現出保護者的姿態，卻像暴發戶一樣貪婪。一旦在世界上最聰明的民族面前證明了，復辟的貴族階級為自己的利益組織了政權和財政，從這一天起，這個階級便患了不治之症。現在只能是寡頭政治的則代，這個階級偏偏要搞貴族政治。其實這是完全不同的兩種制度。凡是比較機靈、仔細閱讀英國上議院議員姓氏的人，都會明白這一點（常常是平民的姓氏）。當然王國政府不乏美意。然而它一向忘記了一個事實，那就是一切都要使民眾心甘情願。即使關係到民眾的幸福，也是如此。法蘭西是一個任性的女子。無論是幸福還是被人任意毆打，都要心甘情願。德·拉瓦爾公爵（駐羅馬大使，風度極佳）的謙遜美德使他無愧於自己的姓氏，如果過去有許多德·拉瓦爾公爵這樣的人，王室長房的寶座也就會像今天的漢諾威王室寶座那樣牢固了。
一八一四年，尤其是一八二○年，法國貴族要主宰的是教育程度最高的時代，最貴族化的有產階級，和世界上最女人氣的國家。聖日耳曼區完全可以輕而易舉地牽著中產階級鼻子走，並且逗得它高高興興。中產階級醉心於出人頭地，愛慕藝術和科學。然而領導這個偉大的聰敏過人的時代的庸碌之輩，卻全部仇視藝術和科學。他們需要宗教，但是他們甚至不會將宗教以富有詩意的色彩介紹出來。如果那樣做，說不定會使人喜歡宗教的。當拉馬丁、拉末耐、蒙塔朗貝爾及其他幾位天才作家用詩歌為宗教思想鍍金、對宗教思想進行革新或加以發展的時候，每一個敗壞政府聲譽的人卻在讓人品嚐宗教的苦果。任何一個民族都從未那樣百依百順過，那時節這個民族就像一個十分容易上手的破鞋女人一樣。任何一個政權也從未幹過更多的蠢事：法蘭西和女人都更喜歡失足。
為了恢復自己的權利，為了建立一個偉大的寡頭政府，聖日耳曼區的貴族必須誠心誠意地仔細搜尋，以便在身上找到拿破侖的銀幣；必須開膛破肚向五臟六腑深處要一個主張立憲的黎塞留（法國著名政治家）。如果這個天才在自己身上找不到，就必須到冰冷的閣樓上去找。說不定他正在那裡奄奄待斃。然後必須將他吸收進去，正如英國上議院經常吸收偶然碰到的貴族一樣。
繼而，命令這個人殘酷無情，將腐爛的枝條砍掉，將貴族大樹加以修剪。然而，首先，英國托利主義的龐大體系對於小小的頭腦來說，太無邊無際。要讓這個主義輸入到法國，法國人要花費許多時間。對這些人來說，緩慢的成功就等於「慘敗」。其次，這種救世主的政策，是上帝將力量安置於何處，便到何處去找尋。而我們這些偉大的小人根本不需要這種政策，他們仇視任何不是來自他們自身的力量。
總之，聖日耳曼區不但沒有返老還童，反倒更加老態龍鍾。貴族頭銜是次要的建制，如果只在重大的場合出現，仍可以保持。可是頭銜成了日常爭鬥的對象，並不是藝術或莊重與否的問題，反而成了權勢問題。如果說，對國王的寶座來說，首先是缺少一位顧問，那種與偉大的時代同樣偉大的顧問；那麼貴族尤其缺少的，是對其自身總體利益的認識。有了這一條，本是可以彌補一切的。貴族碰到了德·塔萊朗先生的婚事問題便不敢上前，而這塔萊朗是唯一擁有金屬頭腦的人。在他的頭腦中，能夠花樣翻新地製造出一些政治制度，使各個國家光榮地得到新生。
聖日耳曼區對於並非貴族而擔任大臣職務的人嗤之以鼻，自己又生不出可以擔任大臣職務的優秀貴族。它本可以真正為國家效力，例如使治安裁判更加高尚，使土地更加肥沃，修建道路和運河，使自己國家成為頗有影響的幅員遼闊的強國等等；但是它卻賣掉自己的土地到交易所去從事投機買賣。資產階級的活動家、有才幹的人物雄心勃勃，危及國家政權。它本可以讓這些人進入自己的行列，而把他們從資產階級手中奪過來；它卻寧願赤手空拳地與他們戰鬥，因為它從前真正擁有的東西，現在只是從傳統上來說還佔有著罷了。更糟糕的是，這個貴族階級正好還剩下一些這樣那樣的財產，足以維持其威風。這些家族沉醉於往事之中，在十九世紀向廣場上擲出的堆堆槍支中，竟沒有一家鄭重其事地考慮到讓家中長子拿起武器。
年輕一代，被排除在國事之外，便到夫人家中去跳舞，而不是以帝國時期和共和時期年輕、刻苦、單純的天才人物為榜樣，到巴黎來繼續每家家長早已在各省開拓的事業。長輩們通過維護當地利益的持續努力，贏得了公眾對他們頭銜的承認，而且他們力求適應時代精神，按照時代的口味重建貴族階層。貴族現在完全集中在聖日耳曼區，封建遺老反對派的思想與古老宮廷的精神在這裡相互混雜，還很活躍。在杜伊勒裡王宮中意見分歧的貴族階級，更容易被人戰勝，因為它只存在於一點上，又組織得特別不好，如同它在貴族院中也組織得很差一樣。
如果它與國家結成一體，它會成為不可戰勝的力量。當它偏居於自己的城區之內，背倚王宮，橫臥在財政收支上的，只要一斧頭砍下去，就能切斷它奄奄一恩的生命線；只要一個小小律師的扁平面孔向前一伸，這斧頭就砍下去了（指主張取消貴族爵位世襲制的律師迪潘）。這個人自吹曾機敏巧妙地從劊子手手中奪回了好幾個人頭，實際上愚蠢地毀掉了不少龐大機構。貴族爵位的世襲權和長子世襲財產權，經他一諷刺嘲笑，便丟掉了。魯瓦耶一科拉爾先生發表的演說儘管十分精彩，也無濟於事。這裡的事例和教訓，值得將來記取。如果法國的寡頭政治沒有前途，它死後下地獄時，則會有難以名狀的殘暴行徑，所以就應孩只考慮它的棺槨問題了。不過，外科大夫的手術刀雖然使人感到冷酷無情，有時它卻會使人起死回生。聖日耳曼區如果肯推舉一個領袖和制訂一套體系的話，即使在受迫害時，也可以比勝利時更加有力量。
現在，將這半政治性的簡介概括一下，並非難事。缺乏遠大的目光，許許多多小錯誤累積成一大堆問題；每人都憂心忡忡要恢復有錢有勢的地位；明擺著需要宗教以支持政治，追求享樂卻會損害宗教精神，而且必然帶來虛偽；有幾位頭腦清醒、頗有見地的人看問題十分準確，進行了局部的抵制，但宮廷中的敵手為這種抵制設置了種種障礙。外省的貴族往往比宮廷貴族血統更純，然而由於常常受到觸犯，也已漸漸疏遠。所有這些原因集合在一起，就產生了聖日耳曼區極不協調一致的風習。
在體制上，它並不是鐵板一塊；在行動上，它前後不一，既不完全講道德，也不赤裸裸地淫穢下流，既不腐化墮落，也不傷風敗俗。它既沒有完全拋棄損害它的那些問題，也沒有接受可能拯救它的思想。總而言之，不管個人如何軟弱無能，黨派仍用一切偉大的原則將自己武裝起來。這些偉大的原則便構成了各國的生活。不過，要壯年喪命，不這樣又怎樣呢？上面列舉的人物，它挑三揀四，一個也看不中。它從前趣味高雅，有瀟灑的輕蔑神情。但是，到垮台時也沒有任何奪目的光彩或騎士風度可言。一七八九年流亡國外，還表現出某些情感；一八三○年流亡國內，就只表現出某些利害關係了。文學界的幾位著名人士，講壇上的獲勝者，塔萊朗先生在法國議會的成功，征服阿爾及爾，還有幾個在戰場上重新聲名大振、載入史冊的姓名，都向法國貴族顯示出，只要它肯努力，還有辦法法使自己全民化，仍能讓人承認它的頭銜。有條理的人，工作也進行得井井有條。一個人如果懶惰，他的每一個動作都能表現出懶惰來。同樣，由人組成的一個階級，其面貌與其總的精神狀態，與交配著他軀體的靈魂相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