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的一切對作者來說都是靈感。「留情」中的懸疑構想來自一個退休法官朋友。他告訴我,他每週五都會和一群律師和法官在一間酒吧聚會社交,他們自稱「播種社」。我一直很喜歡那個名字,他很大方地把它借給我在這本書中使用。當然啦,我的每本書裡都有懸疑元素。我喜歡看我筆下的人物在遭逢變故時如何反應。所以,我的法官朋友和他那群人都是正直高潔的人,我卻把我書中的「播種社」塑造成一群陰險惡毒的人。
柏恩諾伯:相對於以往大部分作品的探索歷史背景,寫現代小說最令妳樂在其中的是什麼?
嘉伍德:現代小說非常自由。我可以不做任何研究就寫健怡可樂和冰箱這類東西,不必擔心某樣東西當時發明出來沒有。然而,我喜愛歷史小說的理由正好相反,因為我從研究中學到很多東西。我在大學主修歷史,不同時空的產物總令我百看不厭。
柏恩諾伯:為什麼喜歡寫「碎心殺手」和「留情」這類因人物之間的關係而產生連結的書?
嘉伍德:我喜歡連結故事,因為那樣才有機會瞭解其他書裡的老朋友近況如何。出現在「碎心殺手」和「留情」裡的是布氏家族成員,他們的祖先是「秘密的承諾」裡的蘇格蘭武士布勃迪,他後來成為我另一本「贖金」的男主角。我真的很喜歡這個家族的活力,所以寫另一本布氏現代小說會很有趣,但我的腦海裡也有一本歷史小說的構想,以及其他幾個正在發展中的構想。其中一個遲早會脫穎而出。
寫系列故事最難的就在知道何時該停止和放手。寫「玫瑰」系列時,我愛上了柯氏家族,在「春天來了」的結尾時很不願意說再見。為「碎心殺手」和「留情」創造聯邦調查局探員柯諾亞是讓我回顧他們的一種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