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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守常1君於四月二十八日被執行死刑了。李君以身殉主義,當然沒有什麼悔恨,但是在與他有點戚誼鄉誼世誼的人總不免感到一種哀痛,特別是關於他的遺族的困窮,如有些報紙上所述,就是不相識的人看了也要悲感。--所可異者,李君據說是要共什麼的首領,而其身後蕭條乃若此,與畢庶澄馬文龍之擁有數十百萬者有月鱉之殊,此豈非世間之奇事與啞謎歟? 同處死刑之二十人中還有張挹蘭君一人也是我所知道的。在她被捕前半個月,曾來見過我一次,又寫一封信來過,叫我為《婦女之友》做篇文章,到女師大的紀念會去演說,現在想起來真是抱歉,因為忙一點的緣故這兩件事我都沒有辦到。她是國民黨職員還是共產黨員,她有沒有該死的 1李守常,即李大釗,字守常(1889一1927),河北樂亭人,1918年任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兼圖書館主任,與周作人同事。參加《新青年》編輯,與陳獨秀創辦《每週評論》,周作人亦是《新青年》與《每週評論》主要撰稿人,李大釗是周作人所倡導的「新村運動」的主要支持者之一。1927年4月28日李大例被奉系軍閥殺害,周作人曾掩護李大釗長子李葆華,並長期照顧其家屬。罪,這些問題現在可以不談,但這總是真的,她是已被絞決了,拋棄了她的老母。張君還有兩個兄弟,可以侍奉老母,這似乎可以不必多慮,而且--老母已是高年了(恕我忍心害理他說一句老實話),在世之日有限,這個悲痛也不會久擔受,況且從洪楊以來老人經過的事情也很多了,知道在中國是什麼事都會有的,或者她已有練就的堅忍的精神足以接受這種苦難了吧? (附記) 我記起兩本小說來,一篇是安特來夫的《七個絞犯的故事》,一篇是梭羅古勃的《老屋》。但是雖然記起卻並不趕緊拿來看,因為我沒有這勇氣,有一本書也被人家借去了。 十六年五月三日 報載王靜庵1君投昆明湖死了。一個人願意不願意生活全是他的自由,我們不能加以什麼褒貶,雖然我們覺得王君這死在中國幼稚的學術界上是一件極可惜的事。 -------- 1王靜庵即王國繼(1877一1927),字簿安,號觀堂,浙江海寧人,近代學者。著有《觀堂集林》、《朱元戲曲史》、《人間詞話》等。 王君自殺的原因報上也不明瞭,只說是什麼對於時局的悲觀。有人說因為恐怕黨軍,又說因有朋友們勸他剪辮;這都未必確吧,黨軍何至於要害他,剪辮更不必以生死爭。我想,王君以頭腦清晰的學者而去做遺老弄經學,結果是思想的衝突與精神的苦悶,這或者是自殺--至少也是悲觀的主因。王君是國學家,但他也研究過西洋學問,知道文學哲學的意義,並不是專做古人的徒弟的,所以在二十年前我們對於他是很有尊敬與希望,不知道怎麼一來,王君以一了無關係之「征君」資格而忽然做了遺老,隨後還就了「廢帝」的師傅之職,一面在學問上也鑽到「樸學家」的殼裡去,全然拋棄了哲學文學去治經史,這在《靜庵文集》與《觀堂集林》上可以看出變化來。(譬如《文集》中有論《紅樓夢》一文,便可以見他對於軟文學之瞭解,雖在研究思索一方面或者《集林》的論文更為成熟。)在王君這樣理知發達的人,不會不發現自己生活的矛盾與工作的偏頗,或者簡直這都與他的趣味傾向相反而感到一種苦悶--是的,只要略有美感的人決不會自己願留這一支辮發的,徒以情勢牽連莫能解脫,終至進退維谷,不能不出於破滅之一途了。一般糊塗卑鄙的遺老,大言辛亥「盜起湖北」,及「不忍見國門」云云,而仍出入京津,且進故宮叩見鹿「司令」為太監說情,此輩全無心肝,始能恬然過其耗子蝗蟲之生活,絕非常人所能模仿,而王君不慎,貿然從之,終以身殉,亦可悲矣。語雲,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巨,學者其以此為鑒:治學術藝文者須一依自己的本性,堅持勇往,勿涉及政治的意見而改其趨向,終成為二重的生活,身心分裂,趨於毀滅,是為至要也。 寫此文畢,見日本《順天時報》,稱王君為保皇黨,云「今夏慮清帝之安危,不堪煩悶,遂自投昆明湖,誠與屈乎後先輝映」,讀之始而肉麻,繼而「發豎」。甚矣日本人之荒謬絕倫也!日本保皇黨為欲保持其萬世一系故,昔心於中國復辟之鼓吹,以及逆徒遺老之表彰,今以王君有辮之故而引為同志,稱其忠藎,亦正是這個用心。雖然,我與王君只見過二三面,我所說的也只是我的想像中的王君,合於事實與否,所不敢信,須待深知王君者之論定:假如王君而信如日本人所說,則我認錯誤,此文即拉雜摧燒之可也。 民國十六年六月四日,舊端陽,於北京 (1927年5至6月作,選自《談虎集》) ------------------ 公益圖書館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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