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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論又稱史評，包括的範圍十分廣泛，基本上可以概括為史學理論和史學批評兩大類。史學理論指有關史學體例、編纂方法以及史官制度的論述；史學批評則包括評論史事、研討史籍得失、考訂史事正誤異同等。 我國史論源遠流長。早在先秦時期，曾出現「百家爭鳴」的局面。先秦諸子借評論史事，論證本學派政治觀點的正確性，形成我國早期史論的一種形式。在先秦史籍中，又出現《左傳》中的「君子曰」的另一種形式的史論，這種體例為後世史家所沿用。自秦漢以來，出現了如《史證》的「太史公曰」、《漢書》的「贊」、《漢記》的「論」、《東觀漢記》的「序」、《三國誌》的「評」，以及後史的「史臣曰」（如《資治通鑒》的「臣光曰」）。除此之外，還有一種「序論」，於史篇之前，加入史家說明著作宗旨、體例源流、評論人物史事的文字，如《史記》、《漢書》等，都有這類「序論」的文字。 隨著史學的不斷發展，史學批評也隨之開展起來，出現一種以論述史籍得失、評論史學體例、研究撰史方法為主要內容的新的史論形式。這種新的史論發端於秦漢而完成於唐代。到了唐代，劉知幾繼承前人的批判精神，將這種史學形式發展成「總括萬殊，包吞千有」的史論著作，寫出我國第一部系統性的史論專著《史通》。它兼有史學理論和史學批評兩方面內容，是集唐以前史論之大成的宏偉巨著。 劉知幾（661—721年），字子玄，彭城（今江蘇徐州）人。 生於唐代名門，父（劉藏器）、兄（劉知柔）都是唐高宗和唐玄宗時的官僚，並以詞章知名於世。劉知幾因家學淵源，自幼博覽群書，攻讀史學，後又致力文學。他20歲時中進士，任獲嘉（今河南獲嘉縣）主簿。武則天聖歷二年（699年），劉知幾奉調長安，任王府倉曹，並參與編纂《三教珠英》的工作。不久任著作佐郎兼修國史，又遷為左史，先後參與撰修起居注及唐史。 唐中宗景龍二年（708年），遷為秘書少監，又掌修史之事。當時，由於權貴控制史館，史官無著述自由，凡事皆需仰承監修旨意，劉知幾頗不得志。因此只好「退而私撰《史通》以見其志」。（《史通·自敘》）並以一家獨創之學，對於史館壟斷史學表示抗議。景龍四年（710年），《史通》撰成。 此後，劉知幾名聲大揚，遷官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館學士，加銀青光祿大夫。唐玄宗時，又遷為散騎常侍。他的官職屢遷，但卻一直兼任史職，先後參與《姓族系錄》、《則天實錄》、《中宗實錄》、《睿宗實錄》、《玄宗實錄》等撰修。 《史通》共20卷，包括內篇和外篇兩部分，各為10卷。 內篇有39篇，外篇有13篇，合計52篇。其中，屬內篇的《體統》、《紕繆》、《弛張》等3篇，大約在北宋時已亡佚，今存僅有49篇。另有《序錄》一篇，為全書的序文。 《史通》的內容，大致可分下述幾個方面： 其一，關於史學源流及史官制度。《史通》內篇之開卷，即以《六家》、《二體》兩篇，根據唐代以前史學的體裁，對我國古代史學的源流進行了總結。首先，它將古代史學分敘六家，即尚書家、春秋家、左傳家、國語家、史記家、漢書家；總歸二體，即紀傳體和編年體。然後，對六家、二體的優點和缺點，進行評述。劉氏認為，「丘明傳《春秋》，子長著《史記》，載筆之體於斯備矣。後來繼作，相與因循，假有改張，變其名目，區域有限，孰能逾此？」但是，在論及紀傳體時，卻盛譽《漢書》，並且以為「《尚書》等四家，其體久廢，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漢書》二家而已」，則顛倒紀傳體的源流。這是劉知幾推崇斷代的紀傳史的緣故。同時，在《史官建置》、《辨職》、《忤時》諸篇中，劉氏論述了歷代史官建置的沿革，史官的職責，以及唐代官修史書的弊端。 其二，關於歷史編纂學。這是《史通》的主要部分，包括編纂體例、編纂方法、史料搜集等方面內容。在編纂體例方面，《史通》論述紀傳史和編年史的體例，而以論述紀傳體為主。《本紀》、《世家》、《列傳》、《表歷》、《書志》、《論贊》、《序傳》、《序例》諸篇，以具體史籍為例，對紀傳史各組成部分的特點、功用都詳細論述。例如，它指出本紀「既以編年為主，唯敘天子一人」，則應專載「大事」，而不必「鉅細畢書，洪纖備錄」。至於「書事委曲」，乃是列傳的任務，並對合傳和附傳作了獨到的論述。《史通》反對作「表歷」，以為「表歷」往往與史傳重複，「成其煩費，豈非繆乎？」對於紀傳史的志書，《史通》主張刪除天文、藝文、五行三種，而增加都邑、方物、氏族等志。又以為「每卷立論，其煩已多，而嗣論以贊，為黷彌甚」，對各史的「論贊」則多持批評的態度。 在編纂方法方面，《史通》牽涉範圍廣泛，包括敘事、言語、題目、模擬、斷限、書法、人物、編次、稱謂、煩省等十多種問題，均屬於撰史方法和寫作技巧的內容，有的至今仍有參考價值。例如，劉氏以為「國史之美者，以敘事為工，而敘事之工者，以簡要為主」，指出敘事是撰史的重要手法，而敘事最避忌繁蕪之失。因此，劉知幾主張敘事要「用晦」，以為用晦「省字約文，事溢於句外」，可以達到「一言而鉅細鹹該，片語而洪纖靡漏」的目的（《史通·敘事》）。所以，《史通》既總結前史在敘事方面的好經驗，又批評各史存在冗句煩詞、雕飾詞藻的病例，尤其反對駢文入史的做法。又如，在《言語》篇中，劉氏主張記錄歷史的言語，應隨時代的發展而採用當代的語言，以避免「失彼天然」、今古不純的弊病。 他例舉三傳不學《尚書》之語，兩漢多違《戰策》之詞的例證，反對撰史因襲古人詞句，以記述後世言語，而提出使用「當世口語」撰史，以使「方言世語，由此畢彰」的要求。這些主張都有借鑒的價值。 此外，關於史料的搜集和鑒別問題，劉知幾在《采撰》篇作了專門的探討，以為史家撰述歷史，如同「珍裘以眾腋成溫，廣廈以群材合構」，需要「徵求異說，采摭群言」，然後成為「不朽」之作。但是，由於史料來源不同，性質各異，尤需加以選擇和鑒別，「苟不別加研核，何以詳其是非？」「故作者惡道聽途說之違理，街談巷議之損實」。對於失實的史料，不可低估其危害，以致「毀譽所加，遠誣千載，異辭疑事，學者宜善思之！」 其三，關於歷史文獻學。《史通》將唐代以前的歷史文獻，分為「正史」和「雜史」兩大類。所謂「正史」，指先秦經、傳，唐以前的紀傳史和編年史，以及唐代官修諸史；而「雜史」則分為偏記、小錄、逸事、瑣言、郡書、家史、別傳、雜記、地理書、都邑簿等10種。他在《古今正史》中，先敘述唐以前正史的源流，從《尚書》至唐修諸史，逐一介紹各史的作者、成書經過、體例卷帙、後人注補的內容。然後，在《疑古》、《惑經》、《申左》、《雜說》諸篇中，對唐以前的歷史文獻，進行全面而具體的評述，並指出其矛盾、疏略之處。如《疑古》一篇，就條列10疑，對《尚書》等提出了批評；而《惑經》對《春秋》的批評，竟達12條。總之，《史通》所論範圍極其廣泛，以上概括為主要的三方面，當然不能包括其全面。 應當肯定的是，《史通》對我國古代史學作出了全面的總結，提出了較為系統的史學理論，成為唐代以前我國史論的集大成。劉氏的思想及其歷史觀，有幾點是值得重視的。例如：他反對「歷史的宿命論」，以為歷史上任何朝代的興亡，人物的成敗，都不是天命，而是人事。他在《雜說》篇等文中有所論述。他也反對以成敗論英雄之正統歷史觀。在《稱謂》篇、《編次》篇中論述了這個問題。他甚至不主張「內中國而外夷狄」的大漢族主義的歷史觀。至於他敢於懷疑，則史料因此糾正，敢於非聖，則成見因此打破，這些都是他的科學精神。 當然，劉知幾受時代和階級的局限，《史通》中有維護封建名教，誣蔑農民起義等論述，這說明劉氏也沒有超出封建史家的立場和觀點。 ------------------ 一鳴掃瞄，雪兒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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