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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創以「事」為綱的本末體史書——《通鑒紀事本末》的作者是南宋的袁樞。袁樞（1131—1205年），字機仲，南宋建安（今福建建甌）人。宋孝宗隆興元年（1163年）中進士，歷任溫州判官、嚴州教授、太府丞兼國史院編修、大理少卿、工部侍郎兼國學祭酒、右文殿修撰、江陵知府等職。他晚年喜易，著有《易學索引》、《周易辯異》等書。 《通鑒紀事本末》是袁樞在嚴州任教授時所撰，這時由於職掌清閒，可以從容論著。袁樞與朱熹、呂祖謙和楊萬里是同時代人，這時的社會經濟和學術文化都有一定的發展，但是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卻處於比較緊張的狀態，這一現實，對於抱有「愛君憂國之心，憤世疾邪之志」的袁樞來說，只有像司馬光那樣，拿起史筆，來抒發自己的報國憂民之情。 袁樞為人正直，對政治腐敗，朋黨互爭，壓制人才等醜惡社會現象是很不滿的。當他為國史院編修官，分配負責撰修《宋史》列傳時，北宋哲宗時「奸相」章惇的子孫，以同鄉關係請袁樞對章惇傳加以「文飾」時，袁勃然大怒說：「子厚為相，負國欺君。吾為史官，書法不隱，寧負鄉人，不可負後世天下公議！」（《宋史·袁樞傳》）當時宰相趙雄「總史事」，聽到後即稱讚他「無愧古良史」（同上）。 當時現實政治的直接刺激，是袁樞編纂《通鑒紀事本末》的原因之一，給內外交困的趙宋封建政權提供安邦治國的藥方。另一個原因，是為了解決讀《資治通鑒》的困難。由於《通鑒》記述了1300多年的史實，取材宏富，但它只是每年記述，對於一件事情連續好幾年的，它未能連貫記述，如果要瞭解其全貌，就要翻閱好幾卷，讀者很不方便。據說，《資治通鑒》修成後，司馬光希望寫作班子以外的有關人員再看一遍，但使他很失望，只有一個名叫王勝之的借去看了一遍，別的人面對這部巨著，有的只翻了幾卷，有的只看了幾頁就不想再看了。由此可見，《通鑒》由於篇幅太大使人閱讀困難。司馬光本人也感覺到這一難處，他晚年時曾經想另寫一部《資治通鑒舉要歷》，把《資治通鑒》簡化一番，但他老了，已力不從心，結果沒有完成。 袁樞根據《資治通鑒》記載的重要史實，以事件為中心，按照《通鑒》原來的年次，分類編輯，抄上原文，把司馬光的史論也抄上，每事標以醒目的題目，而袁氏本人沒有發表意見，也沒有加上一句話。這樣，共編集了239個事目，始於《三家分晉》，終於《世宗征淮南》，記述了1300多年的史事，共42卷。袁氏雖然只用了大約兩年的時間編寫《通鑒紀事本末》，但他熟讀《通鑒》卻花了不知多少年的時間。他不但要熟讀《通鑒》，瞭解其全部內容，還要吃透司馬光的史學見解。 袁樞跟司馬光一樣，始終恪守「專取關國家興衰，系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的原則。因此他在編立標題，抄錄史料時，對於災異、符瑞、圖讖、占卜、鬼怪等絕少加以採用，即使稍有涉及，也是作為起警戒作用而引用的。這種反對天命論神學，而重視社會現實的史觀，在當時無疑是進步的。對於統治者袁樞是提出警告的，如袁樞在《通鑒紀事本末》卷三《武帝惑神怪》中抄錄了「臣光曰」，批評了漢武帝「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遊無度，使百姓疲敝，起為盜賊」。由此可見，袁樞是有自己的政治見解的，這正如朱熹所說的，袁樞「其部居門目，始終離合之間，又皆曲有微意。」（《朱子大全》卷81）所謂「微意」，就是指袁樞的政治觀點。袁樞把有關封建政治的主要問題，如楊萬里（與袁樞同為太學官）所舉的內容，「曰諸侯，曰大盜，曰女主，曰外戚，曰宦官，曰權臣，曰夷狄，曰藩鎮」（《通鑒紀事本末敘》）之類，都作為全書的基本內容，使它成為當時及後世君臣的鑒戒。袁樞還十分重視漢族政權的恢復事業，對於「祖逖北伐」、「宋明帝北伐」等，大書特書，而對於進據中原及舉兵南犯的少數民族上層統治分子，則視為「石勒寇河朔」，「趙魏亂中原」。當參知政事龔茂良得到《通鑒紀事本末》一書時，立即推薦給宋孝宗。宋孝宗閱讀時，讚歎地說：「治道盡在是矣。」（《宋史·袁樞傳》） 孝宗命令摹印十部，以賜太子和江上諸帥，命熟讀之；還提升袁樞為大宗正簿。 袁樞最大的貢獻，是開創了以紀事為主的本末體，實現了史書編纂體的突破，從而出現了編年、紀傳、紀事本末三足鼎立的體例。以「時」為中心的編年體和以「人」為中心的紀傳體各有千秋，而檢索不便則是它們的共同缺點。而袁樞創立的以「事」為中心的紀事本末體裁，卻彌補了編年與紀傳體的不足，因而豐富了史學內容，正如清代著名歷史學家章學誠所評論的那樣：「因事命篇，不為常格，……文省於紀傳，事豁於編年，決斷去取，體圓用神，……故曰：『神奇化臭腐，而臭腐復化為神奇』。」（《文史通義·書教下》）章氏的評論是正確的，袁氏創立的紀事本末新體裁，的確是對中國歷史編纂學的一大貢獻。 雖然《通鑒紀事本末》原抄《資治通鑒》，但對《通鑒》的校勘卻起了一定的作用。由於《通鑒》流傳已久，傳抄刻印，難免會有錯誤。所以我們讀書時，可以把兩書互相校勘。 清代的張敦仁曾經用《通鑒紀事本末》大字本（即湖州版本； 嚴州版本字小，又叫小字本），和明代萬曆年間杭州所刻《資治通鑒》元注本互校，校出異文3000多條，寫成《資治通鑒刊本識誤》3卷，後來章鈺撰寫《胡刻通鑒正文校宋記》時，把張敦仁校勘《資治通鑒》的異文而無別本資印證處，列為附錄。1957年由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標點本《資治通鑒》，除了章鈺書中重要校勘都收入本書做注文外，還選錄了張敦仁書中的一些校勘做為注文。這就使標點本《資治通鑒》成為現有較好的一種版本。 《通鑒紀事本末》也有它的缺點。首先表現在取材上，因《資治通鑒》本來就是一部政治史，關於經濟、文化方面的記載比較少。袁樞所取資料，不過是有關諸侯、「大盜」、女主、外戚、宦官、權臣、「夷狄」、藩鎮之類，其他史事，多略而不書。這不能不是一個欠缺。另外，它囿於《資治通鑒》範圍，多屬照抄，沒有自取的第一手材料。總之，《通鑒》有的，它不一定都有，《通鑒》沒有的，它也沒有。其次，《通鑒紀事本末》記述的事與事之間沒有聯繫，對於整個歷史不能勾劃出一個發展的線索，因此，它只能記述了「治亂興衰」的現象。 還有，《通鑒紀事本末》具有明顯的敵視農民起義和大漢族主義的思想。例如，對於農民起義，多稱為某某之亂（如「黃巾之亂」）；漢族統治者和少數民族之間的戰爭，往往用「討」、「平」一類的字樣。 《通鑒紀事本末》，宋本共42卷，明末張溥（字天如，江蘇太倉人，復社領袖）曾就《通鑒紀事本末》各篇，寫成史論若干篇，附在各篇之後。這兩種版本，一種有論，一種無論，還是容易區分的。 在袁樞的影響下，明、清兩代許多學者仿照他的體例編纂了不少紀事本末體史書。例如：《繹史》、《左傳紀事本末》、《宋史紀事本末》、《元史紀事本末》、《明史紀事本末》，等等。 ------------------ 一鳴掃瞄，雪兒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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