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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典》是我國第一部，也是成就最高的一部典章制度專史。它的作者杜佑，字君卿，唐京兆萬年（今陝西西安）人，生於唐玄宗開元二十三年（735年），病逝於唐憲宗元和七年（812年）。杜佑出身於具有悠久歷史和顯赫地位的名門大族。 他20歲左右步入仕途，40歲以後任中央高級官員和嶺南、淮南等地的長官，近70歲時任宰相，78歲因病退休，不久去世。 杜佑有很高的文化修養，又有豐富的政治經驗。他以史學家的眼光處理現實的政治經濟問題，又以政治家的見識撰寫歷史著作，這使他在兩方面都取得了成功。 《通典》開始寫作於唐代宗大歷元年（766年）左右，德宗貞元十七年（801年）完成於淮南節度使任上，全書的修撰用了整整35年的時間。杜佑對史學的社會功用，有很深刻的認識，他寫作《通典》是為了「征諸人事，將施有政」。 （《通典·自序》）他要通過對歷史上政治、經濟制度方面的考察，來為當時的政治經濟活動提供直接有益的指導。這個著述旨趣，決定了《通典》基本價值。 《通典》全書200卷，分為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兵刑、州郡、邊防等八門。它的結構具有嚴密的內在邏輯聯繫。杜佑在《通典·自序》裡對此作了明白的說明：「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夫行教化在乎設職官。設職官在乎審官才。審官才在乎精選舉。制禮以端其俗，立樂以和其心，此皆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故職官設然後興禮樂焉，教化隳然後用刑罰焉，列州郡俾分領焉，置邊防遏戎狄焉。是以食貨為之首，選舉次之，職官又次之，禮又次之，樂又次之，刑又次之，州郡又次之，邊防末之。」 這個邏輯構成，體現了杜佑對封建制度的全盤理解。在每一門目之中，杜佑又細分子目，每事以類相從。他敘述各種制度及史事，大體按照年代順序，原原本本詳細介紹。在有關事目之下還引錄前人的有關評論，或寫下自己對此的看法。評述結合的寫作方法，提高了《通典》的學術與經世致用價值。 從總體看，全書編排得整齊有序，條理井然，眉目清楚，很便於讀者閱讀、查考。 《通典》在歷史編纂學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它是典章制度專史的開創之作。杜佑以前的典章制度史，基本集中於紀傳體史書中的書志部分。在史實容量和撰述體例上都有諸多的限制，無力承擔完整記述社會政治經濟制度發展變化歷史的任務，落後於社會的客觀需要。《通典》把這一體裁獨立出來，為這一體裁的成熟、發展，開闢了廣闊的天地。從此以後典制史成為傳統史學的一個重要門類，出現了一系列典章制度史的專書，豐富了傳統史學的表現能力，也促進了史學服務於社會這一優良傳統的發展。 《通典》所記上起遠古時期，下至唐代天寶末年，唐肅宗、代宗以後的史實多以夾注的形式補入。它基本包羅了封建社會政治、經濟制度的主要方面。它的《食貨典》12卷，敘述歷代的土地、財政制度。對歷代土地形態的變遷，租稅的輕重，戶口的盛衰，貨幣的變革，鹽鐵的管理，雜稅的興起等等情況都作了詳盡的考察。《職官典》22卷，敘述歷代官制的沿革變化。把從中央到地方，從文官到武官，從員額到官階的情況，也都敘述得清清楚楚。《兵刑典》23卷，敘述兵略、兵法和歷代的刑法制度。它把唐以前所有戰爭的勝負經驗，兵法上的原理原則，統一歸納起來，各標以適當的題目，成了一部有系統的軍事理論著作。《邊防典》16卷，敘述歷代的邊防與四境各族政權的情況，交待了豐富的民族地區歷史發展變化情況，為民族史和國防史研究提供了很大方便。《通典》中《禮典》有100卷，佔了全書卷數的一半。它詳記了古代禮制情況，材料是相當豐富的。在封建政權建設中，禮是關鍵環節之一，杜佑對此表現出極大的興趣，這與他的身份地位和他對封建制度的理解，有著直接的關係，等等。《通典》為人們研究、瞭解典章制度，提供了系統的知識和材料，為封建政權建設提供了一部翔實可靠的參考書。 杜佑在書中除提供了詳盡、系統的典章制度史料外，還表述了自己對封建政治、經濟的一系列看法，闡發了他進步的歷史思想。 他認為社會經濟是治亂安危的先決條件與關鍵因素，治理國家的關鍵是進行教化，而教化的前提是豐衣足食，不能滿足百姓基本的生存需要，安定社會的一切環節都形同虛設。 他對經濟重要性的強調，對於古代思想觀念的發展進步有一定影響。他在書中把食貨放在各類問題的首位，在史書中也是沒有先例的。杜佑在長期理論實踐中體會到糧食、土地和人是治理國家的關鍵。有了糧食就使國家用度充足，盡地力就使人不愁衣食，人戶清楚就使賦役均勻。這三樣事情做好了自然會使民富國強。在經濟政策上，他提出要處理好國足與家足的關係，他指出家足是國足的基礎，家足才能使社會安定，國家富強。他還根據當時的社會經濟狀況，提出「薄斂」和「節用」，以減輕百姓負擔，保證國家經濟機器正常運轉。這些主張都是很切實際的。 杜佑在《通典》中闡述了歷史發展變化的觀點。他反對是古非今之論，指出「漢、隋、大唐，海內統一，人戶滋殖，三代莫儔。」（《通典》卷31《職官》13）用社會發展進步的事實批駁歷史倒退的觀點。他還獨具慧眼地從當時少數民族的社會狀況中，推論古代先民的社會歷史狀況，指出「古之中華，多類今之夷狄」（《通典》卷85《禮》45），存在著人殉、巢居穴處、茹毛飲血，同姓婚娶等陋習。當時的中華與少數民族落後狀況的對比，正生動反映了中華文明從落後走向進步的歷程。這個論證已有一定的科學因素，在古代可謂石破驚天之論。 社會發展進步的觀念必然導致他因時變革的思想。他強調「隨時立制，遇弊則變」（《新唐書·杜佑傳》）。要使當世的政策措施，適應歷史變化情況，跟上社會發展的步伐，符合現實的需要。對於歷史上的商鞅變法、廢封建立郡縣，以至當時的兩稅法等改制措施，他都表示了讚賞的態度。 杜佑重人事而非天命。在對歷史事件發展原委和政治、經濟制度因革變化的分析中，他都把人們的歷史活動和歷史時勢的促成放在重要地位，而很少考慮天命的作用。對於陰陽災異學說，他基本持否定態度。在敘述歷代戰例時，他常常選取一些不信吉凶預兆之說而獲取勝利的實例，來表明他對此的看法。對於流行已久的星宿分野說，他根據史籍記載，進行了有理有據的批駁。他在《通典》中刪掉了紀傳體史書志部分的五行、符瑞等內容，使《通典》表現出更強的理性色彩。 杜佑還在書中闡述了他的人才思想、吏治思想、法制思想、軍事思想、民族思想等，其中包含著不少傑出的見解，對於社會建設是很有補益的。 《通典》禮的部分佔去了過多篇幅，給人以全局失衡之感，兵刑部分沒有記載軍事制度的發展變化，這是《通典》的兩個不足。 ------------------ 一鳴掃瞄，雪兒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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