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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國語》



最早的國別史

  《國語》是我國古代最早的一部國別史。關於它的作者,歷史上多有爭議。唐宋以前,人們都認為是與孔子同時代的左丘明所著。如西漢時的司馬遷、東漢的班固、吳國的韋昭、唐朝的劉知幾等都持此說。按照他們的說法,我們可以得知《國語》的成書經過為:孔子作《春秋》後,左丘明為之作傳,即《春秋左氏傳》。後來,左丘明不幸失明,但他「雅思未盡」,根據傳注《春秋》時所剩材料,又「稽其逸文,纂其別說」,編著了一本《國語》。故《國語》又被稱為《春秋外傳》,《春秋左氏傳》被稱為《春秋內傳》。然而,唐宋以後很多學者對左丘明是《國語》的作者一事提出異議,現代學者中也有人認為《國語》是在戰國初年編輯而成,作者有待進一步考證。
  《漢書·藝文志》與《隋書·經籍志》都記載《國語》為21卷,與今本相同。其體例是分國記載,有《周語》3卷、《魯語》2卷、《齊語》1卷、《晉書》9卷、《鄭語》1卷、《楚語》2卷、《吳語》1卷、《越語》2卷。
  《國語》記載史實的時間,上起西周周穆王征犬戎(約公元前976年),下至韓、趙、魏滅智伯,共約500年間的歷史,但《國語》不是編年體,它是以國分類。《國語》中《周語》排在最前面,內容也很豐富,它又和魯,齊、晉、鄭、楚、吳、越並列,所以又不像嚴格意義上的分國史體例。《國語》記載晉國史事最多,內容最豐富,其卷數佔整書的近一半,相比之下,其他國的記載就很簡略了,如《鄭語》,僅記載了桓公與史伯的對話。因此,有人將《國語》稱之為《晉史》,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國語》與《左傳》之間的關係,有繼承,又有發展。《國語》記事與《左傳》相同者有60餘事,而史實中的細節,又有8事與《左傳》不同,可見所依據的材料並不完全相同。《左傳》記周王室事跡很簡略,《國語》則記有穆、恭、厲、幽、宣、襄、定、靈、景、敬10王的大事,為後代保留了研究周王室的寶貴資料。《左傳》對齊桓公成霸業的歷史記載簡略,《國語》的《齊語》則專記管仲相齊的業績,對後人詳細瞭解齊桓公霸業形成之經過大有裨益。《左傳》對越滅吳的記載略而不詳,《國語》的《越語》則用很大的篇幅,生動詳細地記載了越王勾踐如何忍辱負重,發憤圖強,最終滅吳的歷史。《左傳》記事,偏重於事件之原委,而《國語》則很注重各國貴族的言論。二者可相互參證,相互補充。總之,《國語》作為《春秋外傳》,確實可補《春秋內傳》——
  《左傳》之不足,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所以,司馬遷修《史記》時,將《國語》列為重要的參考書目。
  《國語》開創了以國分類的國別史體例,對後世產生了很大影響,陳壽的《三國誌》、常璩的《華陽國志》、崔鴻的《十六國春秋》、吳任臣的《十國春秋》,都是《國語》體例的發展。
  《國語》的寫作風格以記實為主,注重客觀描寫,它不像《左傳》、《史記》那樣,在文中加「君子曰」、「太史公曰」以表明作者立場之類的評語,而是通過客觀具體的描述,讓讀者自己去細細品味,揣摩作者的寫作意圖。《國語》的原始資料來源不同,所以其文風也不很統一,通過文風我們可以感覺到多姿多采的各地民風:「周魯多平衍,晉楚多尖穎,吳楚多恣放。」(崔述《沫泗考信錄·余錄》)
  《國語》以記述西週末年至春秋時期各國貴族言論為主,通過各有風格、各有特色的語言來塑造人物性格,表述不同人物的思想及命運,記載波瀾壯闊的歷史大事。用語言記史,生動、精練,為歷代所稱道。《吳語》、《越語》記載吳越兩國鬥爭始末,從吳敗越,越王勾踐卑事吳王夫差,最後終於滅吳,如此大事,包括兩國最高層的謀略,大臣的勸諫,兩國外交、內政、戰爭以及人心向背等,大都是通過對話來表現的。除表現重大歷史事件外,作者還善於選取一些精彩的言論,用以反映重大社會問題。如《周語》「召公諫弭謗」一節,提出了統治者如何對待民間輿論的問題,對那些專制霸道,妄圖用高壓手段壓制來自人民的批評的統治者提出了嚴正的警告:「防民之口,甚於防川。」這一著名論斷也反映了當時統治階級中開明之士的重民思想。《國語》中的《魯語》,記載孔子的言論,含有儒家的思想;《齊語》記管仲談霸術,含有法家思想;《越語》記范蠡尚陰柔,功成身退,帶有濃厚的道家思想。因此,《國語》又是古代思想史研究的資料來源。
  《國語》具有較高的文學價值,以其縝密、生動、精練、真切的筆法,在歷史散文中佔有比較重要的地位。
  現存最早的《國語》注本,是三國時吳國韋昭的《國語解》,有天聖明道本(宋明道二年取天聖七年印本重刊)和公序本(宋代宋庠《國語補音》本,因宋庠字公序,故稱)。另有清代洪亮吉《國語韋昭註疏》、汪遠孫《國語校注本三種》、董增齡《國語正義》及近人徐元誥《國語集解》。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國語》點校本,廣泛吸取前人的校勘成果,註釋簡明,易於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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