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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經正義》是唐代頒布的一部官書。五經指五部儒家經典著作，即《詩》（《詩經》）、《書》（《尚書》、《書經》）、《禮》（《禮記》）、《易》（《周易》）、《春秋》。漢武帝時，朝廷正式將這五部書宣佈為經典，故稱「五經」。 自東漢末年以後，戰亂四起，儒家經典散佚，文理乖錯。 魏晉南北朝時期，國家長期分裂，經學也逐漸形成了「南學」、「北學」之爭。再加上儒學內部宗派林立，各承師說，互詰不休，經學研究出現一派混亂局面。隋唐建立以後，為了統一的封建政權的政治、思想、文化建設的需要，亟需整頓混亂的經學，由朝廷出面撰修、頒布統一經義的經書。唐太宗下令召集當時一些著名的儒士共同撰修《五經正義》，因國子祭酒孔穎達年輩在先，名位獨重，故由他負責此事。《五經正義》撰成於貞觀十六年（642年），後又經馬嘉運校定，長孫無忌、於志寧等再加增損，於唐高宗永徽四年（653年）頒行。《五經正義》的卷數，因版本不同，說法亦各異。目前流行的說法是180卷，其中《毛詩正義》40卷，《尚書正義》20卷，《周易正義》14卷。《禮記正義》70卷，《春秋左傳正義》36卷。另據《四庫全書總目》：《毛詩正義》40卷，《周易正義》10卷，《尚書正義》20卷，《禮記正義》63卷，《春秋左傳正義》60卷，共193卷。據《十三經註疏表》（宋紹熙年間黃唐合刊）：《毛詩正義》70卷，《周易正義》10卷，《尚書正義》20卷，《禮記正義》63卷，《春秋左傳正義》60卷，共223卷。現在由中華書局排印的重刊宋本《十三經註疏》，其卷數與此表同，此書附有清阮元撰的校勘，易於讀者理解掌握，為目前最佳版本。 《五經正義》為經學義疏的結集。由於經書成書年代早，文字多晦澀難懂，記事又簡略不詳，給後人學習帶來不少困難。於是為經書作傳、注之風便盛行起來，常常一部經書就有各執一說的多家傳、注。《五經正義》就是要從中選出比較好的注本，摒棄其餘雜說，對前代繁雜的經學解釋進行一番統一整理。又因前代注本也有難解之處，所以《五經正義》便依據傳、注又加以疏通解釋。可以說，《五經正義》是一部典型的以疏解經的著作。 《詩經》是中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漢初傳詩的有齊、魯、韓、毛四家。齊、魯、韓三家為今文經學，被朝廷立於學官，設博士。《毛詩》出現較晚，是古文經學，至東漢章帝時才得立於學官，其主要著作為《毛詩故訓傳》30卷，此書為歷代古文經學家所推重。東漢兼通今古文經學的經學大師鄭玄撰有《毛詩傳箋》，為《毛傳》作注。《鄭箋》以宗毛為主，但也並非全部申毛說。其時，他已完成《禮記注》，故為《毛傳》作箋時，常用《禮》注《詩》，還用自己的觀點注《詩》，闡明《毛傳》中不明確之處，或用三家說申毛說，或用三家說難毛說。書成之後，影響頗大，《毛詩》地位日益穩固，「三家詩」逐漸走向衰微。由於《鄭箋》與《毛傳》多有異同，經學界或申鄭難毛，或申毛難鄭，展開了激烈的爭論。 南北朝時，北朝兼崇毛、鄭；南朝崇毛，但鄭、毛之異同也是爭論的熱點。孔穎達等撰《五經正義》時，調和毛鄭兩家之說，作為《詩經》的注。又用劉焯《毛詩義疏》、劉炫《毛詩述義》為底本，再加疏解，撰成《毛詩註疏》，即《毛詩正義》。 《周易》本是卜筮之書，充滿迷信色彩，漢代逐漸寢流於讖緯。三國時魏國的著名玄學家王弼乘其極敝而攻之，作《周易注》。書中革除漢儒利用「五行」比附人事，以「互體」、「卦變」來牽強附會、「按文責卦」的弊端，注重領會和把握《周易》中所包含的根本義理。他還用《老》解《易》，以玄理統易理，利用注《周易》而闡發玄學思想，使《周易》面貌為之一新，遠遠高於漢儒解《易》的水平。故唐代撰《五經正義》時，認為王弼的注「獨冠古今」，選用其作《周易》的官定注本。王弼的《周易注》中包括《經》的部分，即六十四卦的卦爻辭，另有《傳》的《文言》、《彖辭》、《象辭》三部分。其餘《系辭》、《說卦》、《序卦》、《雜卦》四部分由晉人韓康伯繼承王弼思想而續注，這一部分韓注被合於王弼注中，收入《周易正義》中。 《五經正義》為《尚書》選取偽孔安國傳為正統注本，遭到後代學者非議。漢初，社會上通行伏生傳《尚書》29篇，為《今文尚書》。漢武帝時，又從孔子故宅壁中發現《尚書》，由孔安國整理獻出，為《古文尚書》。魏晉之際，《古文尚書》亡佚。東晉元帝時，豫章內史梅賾奉上孔安國的《尚書傳》及《古文尚書》58篇，其中有33篇與《今文尚書》大致相同，另多出25篇。在當時無人懷疑其真實性，至唐代修《五經正義》時也自然選其為正統。至清代，已考定《尚書傳》與多餘的25篇《尚書》均為偽造。《尚書正義》中經的部分即包括與《今文尚書》相符的33篇和偽造的25篇，傳文即是偽造的孔安國的《尚書傳》。故經學家多認為據偽傳疏解的《尚書正義》不足取。 《禮記正義》選用東漢鄭玄的《禮記注》。《禮記注》內容詳實，素為儒士所重，許多人為其疏義。至唐初，尚存有皇侃、熊安生二家。唐修《禮記正義》，以皇侃的義疏為主要底本，以熊安生的本子補其不足之處。 西晉杜預在劉歆、賈逵等前人解釋的基礎上，撰《春秋經傳集解》30卷，將《春秋》經文按紀年配合於《左傳》前面，並為之作注，是現存最古的《左傳》注本。至唐修《五經正義》，以《集解》之注再加疏解，成《春秋左傳正義》。 《五經正義》本著「疏不破注」的原則，疏解時一般不突破原書的範圍。如《毛詩正義》對《毛傳》與《鄭箋》之異同不加評說，對二者的分歧也不判斷其是非。《禮記正義》以皇侃、熊安生的疏為底本，每遇與鄭注相違之處，《正義》便務申鄭說，這就難免有牽強附會、曲從注文之嫌。《春秋左傳正義》也是如此，劉炫曾著文批評杜預注的一些錯誤，對劉炫的駁正，《正義》一概加以否定。這樣，承襲原書的某些錯誤，以訛傳訛，或自相矛盾之處就在所難免了。 《五經正義》引用大量史料詮釋典章制度、名器物色，又詳於文字訓詁，為後人研讀經書提供了方便。書中包含有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社會習俗等方面的豐富內容，是研究者的寶貴資料。《五經正義》的撰著過程中，采摭舊文，取材廣泛，彙集了漢魏、兩晉南北朝時期學者的研究成果，故能「融貫群言，包羅古義」，在唐代具有很高的權威性。 由於《五經正義》具有很高的學術權威性，又是朝廷頒布的官書，故士子相傳習誦，不易亡佚。被它選用的注本地位大大提高，得以流傳至今。更由於它收錄了大量重要古籍的內容，很多書在後世亡佚，後人全賴此書才得以窺其原貌。 雖然不少人批評《五經正義》在疏解上頗多煩言贅語，但它保存古籍史料之功不可沒。 《五經正義》經官方頒定後，便成為士子習經和科舉考試的統一標準。自唐代至宋初，明經取士，以此為準。以科舉取士取代九品中正制，是社會的一大進步，《五經正義》順應科舉考試的需要，革除儒學多門、章句繁雜之弊，又折衷南學、北學（偏重南學），形成經義統一的經學，在當時確有不可否認的進步作用和積極影響。《五經正義》的頒行標誌著經學史上一統局面的形成，為古代經學發展的重要階段。從此以後，士子誦習儒經及應試，必須嚴格以《正義》的義理為依據，不得另立新論，否則便被視為異端邪說。在思想、文化、學術領域實行如此專制的一統，其結果是不可避免地窒息了學術空氣，阻礙了經學的發展。 ------------------ 一鳴掃瞄，雪兒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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