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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國末年，秦國所以能統一六國，建立了我國歷史上第一個中央集權制的國家，這個歷史功績不能不歸功於商鞅在秦國進行的兩次革新變法。商鞅變法的指導思想是什麼，政策措施是什麼，這些答案都反映在《商君書》中，《商君書》是記載商鞅思想言論的資料彙編，又稱《商君》、《商子》。 《漢書·藝文志》著錄「《商君》二十九篇」，班固注曰： 「名鞅，姬姓，衛後也，相秦孝公。」《隋書》、《舊唐書》、《新唐書》、《宋史》或著錄《商君書》，或著錄《商子》，皆曰5卷。 未代鄭樵《通志·藝文略》、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都說「今亡三篇」，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則說「今亡其一」，可能是他們所見的版本不同，因而所記的缺佚篇數也不一樣。今本《商君書》共有26篇，其中兩篇只有篇目而無內容，加上《群書治要》卷36引《商君書·六法》中一段，實際只有24篇半。 關於《商君書》的作者，學術界頻有爭論。一種意見認為《商君書》基本是偽書，持這種看法的有郭沫若、黃雲眉、顧實、劉汝霖等。另一種意見是基本肯定《商君書》的作者是商鞅，持這種看法的除史志的編著者外，還有呂思勉、譚獻等人。第三種意見認為，《商君書》是商鞅遺著與其他法家遺著的合編，此書非作於一人，也非寫於一時，持這種看法的有高亨等人。我們的看法是，前兩種意見有些牽強，第三種意見有一定道理。《韓非子·五蠹》篇說：「今境內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這說明商鞅確著有此書。 《韓非子·內儲說上七術》引「公孫鞅曰：『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是謂以刑去刑。』」這與《商君書·靳令》、《說民》篇文字大致相同。司馬遷在《史記·商君列傳》最後說：「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 《商君書》正好有《開塞》、《農戰》篇，這說明韓非、司馬遷所見到的商鞅的著作，基本都在《商君書》中。但此書在後人編纂或流傳過程中，攙人一些其他法家的言論，這是不可避免的。 《商君書》側重記載了法家革新變法、重農重戰、重刑少賞、排斥儒術等言論，主要反映了法家的政治思想。 首先是革新變法思想，這是法家思想的精髓。《更法》篇詳細記述了商鞅與甘龍、杜摯在秦孝公面前爭論變法的問題。 針對秦孝公怕變更法度、改革禮制受天下人非議的想法，商鞅說：「行動遲疑就不會有名，做事猶豫就不會成功。我勸君王還是趕快下決心變更法度吧，不要怕別人的批評議論。法度是愛護人民的，禮制是利於國事的。所以聖人治國，只要能使國家強盛，就不必沿用舊的法度；只要有利於人民，就不必遵守舊的禮制。」針對甘龍「因襲人民的舊禮俗去施行教化，不費什麼事就能成功。依據舊法度治理國家，官吏既很熟悉，人民也能相安」的說法，商鞅說：「這都是俗人的言論。 夏、商、週三代的禮制不同，而都成就了王業；春秋時五霸的法度也不同，而都成就了霸業。所以聰明的人創造法度，而愚昧的人受法度的制裁；賢人改革禮制，而庸人受禮制的約束。我們不能和受禮制約束的人商討大事，不能和法度制裁的人計議變法。」針對杜摯「傚法古人就沒有錯誤，遵守舊禮就沒有奸邪」的說法，商鞅說：「古代的政教不同，我們傚法哪個古人？帝王不相因襲，我們拘守誰的禮制？禮制、法度要隨著時代而制定，命令要符合實際的需要。所以我說，治理人民，並非一個方法；為國家謀利益，不必傚法古人。」 「三代不同禮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法古」成為商鞅倡導變法的名言。《開塞》篇從考察人類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入手，論證了戰國末年只能實行法治，才是唯一可行的治國道路。「聖人不法古，不修今。法古則後於時，修今則塞於勢」。從而說明只有變法革新，才能使國家富強興盛。 其次是重農重戰思想，這是法家思想的重要內容。《商君書》中有關重農重戰的論述最多。如《農戰》說：「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善為國者，倉廩雖滿，不偷於農。」「國待農戰而安，主待農戰而尊。」《靳令》說：「農有餘糧，使民以粟出官爵，官爵必以其力，則農不怠。」朝廷讓人民拿剩餘的糧食捐取官爵，農民就會賣力耕作。《算地》說：「故聖人之為國也，入令民以屬農，出令民以計戰。……勝敵而革不荒，富強之功，可坐而致也。」國家富強的功效就在農戰兩項。 《去強》說：「興兵而伐，則武爵武任，必勝。按兵而農，粟爵粟任，則國富。兵起而勝敵，按兵而國富者王。」《墾令》篇還提出了20種督促人民耕墾土地的辦法。如國家按統一標準徵收地稅，農民負擔的地稅就公平了，國君講求信用，百官不敢作弊，農民就會積極耕種土地。可見。重農重戰。是法家治國的根本大計。 就三是重刑少賞的思想。加重刑罰，輕微獎賞（有時也說厚賞）、是法家的重要思想。《錯法》篇說：「明君之使其臣也，用必出於其勞，賞必加於其功。功常明，則民競於功。為國而能使其盡力以竟以功，則兵必強矣。」《去強》篇說：「重罰輕賞，則上愛民，民死上；重賞輕罰，則上不愛民，民不死上。興國行罰，民利且畏；行賞，民利且愛。」加重刑罰，減輕賞賜，就是君上愛護人民，人民就肯為君上死。加重賞賜，減輕刑罰，就是君上不愛護人民，人民就不肯為君上而死。《去強》又說：「以刑去刑，國治；以刑改刑，國亂。故曰：行刑重輕，刑去事成，國強；重重而輕輕，刑至事生，國削。」也就是說，用刑罰來免除刑罰，國家就治；用刑罰來招致刑罰，國家就亂。《開塞》說：「治國刑多多而賞少，故王者刑九而賞一，削國賞九而刑一。」可見法家是重刑而輕賞的。 對如何執行刑罰時，法家主張要統一刑罰。《賞刑》說：「所以壹刑者，刑無等級，自卿相將軍以至大夫庶人，有不從王令，犯國禁，亂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於前，有敗於後，不為損刑。有善於前，有過於後，不為虧法。」這就是說，執行刑賞對誰都一樣。 其四是重本抑末，反對儒術。這也是法家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壹言》篇說：「能事本而禁末者，富。」所謂「末」就是指的商業和手工業。《農戰》篇說：「農戰之民千人，而有《詩》、《書》辯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於農戰矣。農戰之民百人，而有技藝者一人焉，百人者皆怠於農戰矣。」「豪傑務學《詩》、《書》，隨從外權，要靡事商賈，為技藝，皆以避農戰。民以此為政，則粟焉得無少，而兵焉得無弱也。」可見，法家對儒家的儒術是排斥的。 法家是先秦諸子百家中的重要一家，法家著作是民族傳統文化遺產的重要部分，批判地吸收民族文化遺產的精華，對於建設社會主義的文化事業具有重要的意義。 ------------------ 一鳴掃瞄，雪兒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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