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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類發展的歷史上，曾經創造出了什麼樣的精神產品；這些精神產品，又在何種程度上以怎樣的特點影響著人類歷史的進程？人們為了認識自己的歷史，尤其是為了認識這些精神產品過去所產生的作用，以至於現今仍在產生的作用，曾力圖從浩瀚無涯的文獻海洋中，列舉出十幾種、幾十種以至上百種著作，以表明它們在廣袤的空間和漫長的時間中所具有的特殊的影響，從而增益智慧，明確抉擇，啟迪新的創造。儘管這種以有限的列舉比之於無限的存在，可謂滄海一粟，具有難以避免的局限性，但它畢竟是人們渴求瞭解精神的歷史、智慧的積累之願望的一對形式。歷史證明，人們對於這種願望的追求，是始終存在、持續不斷的，可以說它本身也是精神的歷史的一部分。 本書的編撰，也是這種努力的一個嘗試，它所列舉和評介的100種書，上起先秦，下迄清末，包含哲學、歷史學、科學技術、醫學、地理學、軍事學、語言文字學等方面。按照傳統的文獻分類，其中清初以前的著作，多出於經、史、子三大部類。中國歷史悠久，而其文明之發展又具有連續性的特點；史書作為這一文明之連續性發展的記錄，在100種著作中佔了將近半數的位置，恰恰是上述特點的最有力的明證。 綜觀其他各類著作，則不獨反映了中國文明發展的連續性，而且也顯示了中國文明內涵的豐富性，儘管它們還沒有包含文學、藝術等方面的作品和燦爛的文物文明在內，但也足以證明這一點。從分類學的觀點和歷史傳承的觀點來看，這裡所列舉的100種著作，要完全避免重複與交叉，顯然是困難的。 經文與註疏之間有這種情況，經與史之間有這種情況，獨立的著作與合輯的著作之間也有這種情況。它們或是產生於不同的時代，因而反映著各個時代的精神面貌，並影響著歷史的進程；或是各從不同的方面對歷史、文化的發展產生著影響。從這個意義上說，這種重複與交叉，卻也反映出悠久歷史發展的連續性和豐富的文明內涵中的聯繫性。 這裡所列舉和評介的100種書，究竟在多大的程度上如何影響著中國歷史的進程？對於這個問題作總體性的綜合考察與闡述，遠非本書所能勝任的。退而言之，即便是就其中某一類著作來說明它們對中國歷史發展產生的影響，也是困難的。本書編撰的目的，是在對它們作簡要評介的基礎上，試圖提出作綜合評論的價值取向。儘管本書是一本通俗性和知識性讀物，但它或許有利於讀者增強這種評論和思考的興趣，從而豐富和提高對於中國歷史上之精神產品及其歷史作用的認識。誠然，當我們說到這些書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悠久的中國歷史的連續性和文明發展內涵的豐富性時，事實上已經包含了這種綜合評論的價值取向。但是，歸根結蒂，這種綜合價值具體體現，卻又不在評論而在於這些著作本身及其在歷史上的實際影響。舉例來說，從《五經》、《九經》、《十一經》、《十三經》及有關的註疏不斷被確立為國學的過程中，從《三史》、《十七史》、《二十四史》一再被確認為「正史」的過程中，從歷代皇朝屢屢頒發各種農書、醫書的敕令中，從封建皇朝的不斷發展和全國性地理書的反覆編纂過程中，從思想家們對於天與人、義與利、物與我、道與器、有與無、名教與自然、形與神、天理與人欲、心與物、理與勢等哲學範疇的長期論辯中，人們便有可能逐步估量到它們本身及其對於歷史影響的綜合價值，並有可能從長階段的歷史發展上全面評論這個綜合價值的得失。 自秦漢以後，中國作為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迄今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這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個奇跡，但也確有其自身的必然性。本書所列舉和評介的100種著作，尤其是哲學著作和歷史著作，曾經產生了何等巨大的作用，這是值得每一位讀者思考和研究的。以史書為例，我們可以從《尚書》、《春秋》、《左傳》、《國語》中，看到它們都記述了先秦時期中國古代多民族活動的史實；從《史記》、《漢書》以下，歷代統一皇朝的正史，是如何反映了多民族統一國家的歷史面貌。我們還可以從《魏書》、《周書》、《遼史》、《金史》中，看到分裂時期少數民族統治者所建皇朝的歷史，同樣被莊嚴地列入正史；可以從《遼史》、《金史》、《元史》的記載中，看到《貞觀政要》、《資治通鑒》等漢文史書和經書，是如何受到重視而被譯成契丹文、女真文、蒙古文以廣為流傳、誦習的事實，等等。這表明，中國豐富的史學遺產，對中華民族發展中的歷史認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經書，作為思想和倫理的集中反映，對中華民族共同的文化心理的形成和發展，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金史·世宗紀下》載：大定二十三年（1183年），「譯經所進所譯《易》、《書》、《論語》、《孟子》、《老子》、《揚子》、《文中子》、《劉子》及《新唐書》。上謂宰臣曰：『朕所以令譯《五經》者，正欲女直（真）人知仁義道德所在耳。』命頒行之。」金世宗的認識和做法，足以表明這種影響的深刻程度。字書，即所謂小學之書，主要是關於漢語言文字研究的專門著作。這門學問的延續和發展，對於保證中華民族文明發展的連續性和漢文化的擴散、傳播，有非常巨大的作用。《隋書·經籍志》小學類著錄《鮮卑語》字書多種，《宋史·藝文志》小學類著錄《蕃漢語》一種，說明古代史家在文獻著錄上也並不僅限於漢語言文字的專書，同樣反映出多民族國家的歷史意識。《遼史》所附《國語解》和《金史》所附《金國語解》，也是這種歷史意識的具體表現。 以上所舉的這些問題，都是值得我們認真思考、深入研究的。本書所列舉和評介的100種著作，是從不同的方面提出了帶有共同性的問題，這也可以說是言在書中，意在書外吧。這100種書中，於1840年至1911年期間問世的只有為數不多的幾種，但也約略反映了它們對於中華民族救亡圖強、尋求改革和革命之路所起的振聾發聵的吶喊作用。 中國文化不是封閉的，至少可以說在絕大多數的世紀裡不是封閉的。自漢唐以下，它不斷吸收外來文化，也不斷向外擴散；這種擴散的積極後果之一，是推動了歐洲歷史走向近代化的歷程，這是已經有了定論的。中國文化在許多方面影響著世界，不獨是日本，也包括被黑格爾一再讚頌的歐洲沿海國家。本世紀初，當中西文化交流浪潮興起之際，德國人利奇溫於1923年出版了《18世紀中國與歐洲文化的接觸》一書（朱傑勤譯，商務印書館1962年出版），指出早在18世紀，中國文化已深深地影響著歐洲的年輕一代。他認為本世紀初的中西文化交流，「無論如何，這是歐洲史上東亞第二次在精神上與西方的接觸」了。作者的歷史觀點固有不少可議之處，但他是一個切切實實認識到中國文化對歐洲文化有重大影響的人。如果聯繫到當今在世界範圍內的「中國學」的興起，我們或許會進一步加深對於我們本民族文化即中華民族文化的認識和理解。這些話，似已超出了本書主旨的範圍，但確也是順理成章，不得不寫下來的。 瞿林東 1992年4月16日序 於北京師大史學研究所 ------------------ 一鳴掃瞄，雪兒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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