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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科學蒙難若干原因的歷史分析


  此書上《潛科學》叢書之中的一本。它力圖以確鑿可靠的科學史實為依據,從科學蒙難這個側面來研究和探討科學發現由「潛」到「顯」的規律。所謂科學蒙難,就是指在科學發展的進程中,由於種種因素,使某些科學成果在發現或公認時間上被延遲,在傳播的空間上受限制,以及使發現者本人遭遇不幸等現象。因此,如果說叢書的其它幾本是從正面去考察造成科學增長的原因,以總結經驗,把握規律,推動科學技術的迅速發展,那麼,可以說這一本書是從反面來分析阻礙科學增長的因素,以吸取教訓,克服障礙,促進科學技術的順利前進。
  這裡,我們考察和剖析了科學技術發展史上蒙難的32個事例。就每個事例來說,都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出現的特殊現象,其原因是多種多樣和錯綜複雜的,但其中卻存在著帶有普遍性的一些原因,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十個方面。

  (一)傳統觀念的束縛

  新的科學發現和理論常常是原有理論所無法解釋的,是與傳統觀念相衝突的,因此,受傳統觀念的束縛,固執於舊理論,必然造成科學成果在發現和公認時間上的延遲和傳播空間上的限制。
  原有的科學理論可以有效地指導人們去認識自然和改造自然。然而,如果把它看成是僵死的、絕對不發展的,那麼就會束縛新的科學發現。19世紀90年代,勒貝格在前輩數學家所取的成果基礎上,大膽地改進了黎曼積分,以函數值相近的區集分劃代替了求積區間從左至右的分劃,以集合「測度」的一般理論代替了粗糙的「廣延」理論,於1902年寫出《積分、長度、面積》一文,提出了新的點集的測度概念,並在此基礎上建立了新型的積分----勒貝格積分。這種積分克服了黎曼積分的缺點,應用範圍也廣得多。從而,勒貝格解決了大數學家波萊爾.約旦等多年來一直在想而始終未能解決的難題。但是,數學家們受傳統的黎曼積分的束縛,不願接受勒貝格積分,指責它破壞了黎曼積格積分在20世紀的頭十年裡,一直受到冷遇,而勒貝格本人也因些受到污蔑和人身攻擊。直到1910年,由於勒貝格、斯蒂吉斯等人的深入研究,在概率論、調和分析等領域找到了應用,逐步形成了以勒貝格測度和勒貝格積分為基礎的一個新的數學工具,勒貝格積分這才得到分認。同樣,受傳統的地殼固定論的束縛,魏格納的大陸漂移說推遲了30年之久才得到公認;受傳統的牛頓力學的束縛,愛因期坦的相對論不能及時為人們所接受,以至於愛因斯坦並未因創立相對論而獲科學界的最高獎賞;受傳統的活力論的束縛,維勒人工合成了尿素未能及時得到公認;受傳統的熱素說的束縛,卡諾未能發現熱力學第一、第二定律;受傳統的燃素說的束縛,普利斯特列「當真理碰到鼻子尖上的時候也未能發現真理」;受傳統的歐氏幾何的束縛,高斯不敢發表自己關於非歐幾何的研究成果,亞.鮑耶和羅巴切夫期基關於非歐幾何學的研究也未能及時得到公認。
  傳統的科學方法為人閃提供了思維規範。當新方法與這種規範相衝突時,則往往不能及時為人們所接受。1926年,玻恩發表了短文《碰撞過程的量子力學》,首次提出了波函數的幾率解釋。隨後以以長篇文章和專著詳細講討論並發展了這一最子力學的新方法。這種新方法是以實驗為基礎的,而且得到了實驗的證明,它使得量子力學成為一門統計性的數學物理理論。這種方法與自拉普拉斯以來人們普遍接受的方法--決定論--是大相逕庭的,因此,就連對量子力學做出了重要貢獻的普朗克、愛因斯坦、德布洛意、薛定鍔等人也不願接受,甚至提出了許多批評,致使諾貝爾基金會拖延了28年才為幾率解釋的創立者玻恩授獎。

  (二)學術權威的壓制

  科學史表明,科學蒙難也來自學術權威的壓制。某一學科領域形成了權威,就是這門學科走向成熟的重要標誌之一。學術權威可以帶領和指導廣大研究者繼續向這一領域的深度和廣度進行探索。學術權威對科學發展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但是,權威是相對的,作為一個學術權威,如果把自己絕對比,看不見或看不起別人的成果或貢獻,甚至採取學閥的作風,那麼,他就不僅不可能起到學術帶頭人的作用,而且還會壓制科學新發現,阻礙科學新生力量的成長,從而造成科學蒙難。
  學術權威對科學新成果的壓制,首先表現為對不出名小人物的發現置之不理。1826年,青年學生阿貝爾解決了許多大數學家多年想解決而未能解決的問題。他將研究論文《論一類極廣泛的超越函數的一般性質》提交給法國科學院,該科學院秘書、著名數學家傅立葉只讀了引言,便委託數學權威柯西去審查。但是,由於柯西的忽視把稿件丟在什麼地方,竟記不起來了,直到兩年以後,阿貝爾已經去世,失蹤的論文才重新找到,而論文的發表則被拖延了12年之久。同樣,1829年底,18歲的青年數學家伽羅華,將自己關於群論的研究論文遞交法國科學院。然而,柯西和傅立葉卻把這份極其重要的論文給散失了。1831年1月,伽羅華又將其論文交給著名數學家泊松,再次遭到了指責和否決,論文整整被壓制了17年。直到1846年在劉維爾主編的《數學雜誌》上發表後,才引起人們的重視。
  其次,學術權威對科學成果的壓制,還表現在對新成果的貶低和攻擊上。1884年,瑞典化學家阿倫紐斯提了了在化學發展中帶有革命性的電離學說。他先把新學說的思想匯報給母校烏普薩拉大學的克列維教授,熱切地期望能得到支持和幫助。然而,他卻意外地遭到了教授的嘲諷。克列維說「阿倫紐斯的想法純粹是「胡說八道」,是把「鼻子伸進不該去的地方了」。當他在烏普薩拉大學博士學位答辯會上宣讀論文後,教授們個個怒不可遏,認為他的想法「純粹是空想」。更有甚者,當他的論文公開發表以後,便遭致了更大規模和更加猛烈的攻擊。英、法、德、俄等國家的許多一流化學家,也群起而攻之,化學界形成了一條國際反對陣線。其中有,以發現元素周斯律而享有盛名的門捷列夫、以研究溶液理論而著稱的阿姆斯特朗、以發現溶液滲透膜而聞名的特勞貝、以研究溶液電動現象而為人注目的魏德曼等等。他們認為,由於電離學說違背了戴維和法拉第所建立的經典電化學理論,因而是「奇談怪論」,「不值一提」。於是,這一學說長期得不到人們的確認。
  學術權威對學學人才的壓制,在科學史上也是不少見的。匈牙利醫生塞麥爾維斯發明了用漂白粉洗手的消毒法,預防產褥熱病獲得成功,被譽為「母親的救星」。可是,他在維也納做了「產褥熱的來源」的學術演講後,卻遭到了他所在的教研室主任克雷因教授的反對,並因此而被維也納總醫院解雇了。後來,他申請到大學任教,也遭到了拒絕。青年教師康托爾創立了集合論後,馬上遭致當時一些赫赫有名的數學家的激烈攻擊,其中攻擊得最為激烈、最為長久的卻是他的老師、比他年長22歲的著名數學家克隆尼克。克隆尼克認為,康托爾關於超限數的研究是一種非常危險的「數學瘋病」,並在許多場合下,用各種頭刻的語言,粗暴地、連續不斷地攻擊康托爾達十年之久。康托爾一直在哈勒在學任教,薪金很微薄,幾次想在柏林得到一個薪金較高、聲望較大的教授職位,但由於克隆重尼克橫加阻撓一直未能實現。他的學術論文也由於克隆重尼克的阻撓而一再延誤發表的日期。克隆尼克的激烈攻擊,使得康托爾的精神狀態受到了極大損害,在40歲進患了嚴重的憂鬱症,極度沮喪,神志不安。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十年裡,這種精神病時有發作,使他不得不經常住到精神病院的療養所裡。這是數學史上一個發人深思的重事件。

  (三)習慣勢力的阻撓

  科學成果作為一種新事物,它本質上是進步的、革命的,往往與人們長期形成的習慣勢力格格不入。習慣勢力是一種頑固的勢力,對科學新成果總是極力排斥和阻撓,而由此造成科學蒙難。
  墨守成規的保守思想,是一種較為普遍的習慣勢力。它阻礙科學發現的事例,在科學發展史上是屢見不鮮的。中國古代曆法改革之所以多次受阻,主要就是由於當時朝延中保守勢力的破壞所造成的。南北朝時代的祖沖之,經過精密觀測和推算,改變了19年7閏的舊歷,定出了391年置144個閏月的新閏周,於公元462年制訂了與實際更為符合的《大明歷》,並進呈給當時朝延。然而,這一改革在朝延裡卻掀起了軒然大波,遭到了以朝延寵臣戴法興為代表的保守勢力的激烈反對。他們攻擊祖沖之的改革是「削閏壞章」、「誣天背經」;1093年至1095年間,沈括就提出了用「十二氣歷」代替原來曆法的主張,這既符合天體運動的規律,也有利於農業生產活動的安排。然而,這一主張非但沒有被採納,反而遭到頑固守舊派的「怪怒攻罵」、極力阻撓,結果「十二氣歷」整整被掩沒了八百年之久;1481年,俞正寫了《改歷議》一文,供禮部及掌管欽天監的官員參考,可是他卻被攻擊為「輕率狂妄,宜正其罪」,並送入了監獄;1517到1518年間,漏刻博士朱裕上言改革,仍遭阻攔,回答他的是:「古法不可輕變,仍舊法」。同樣,人猿同祖的理論長時間得不到確認;琴納的牛痘接種法遲遲不能推廣;莫爾斯的電報、貝爾的電話拖延了發明和應用的時間等等,也都是與保守勢力的阻撓分不開的。
  舊道德是習慣勢力的又一種表現形式。計劃生育事業的開拓者、美國著名醫學家瑪格麗特.桑格,為了解除婦女的沉重負擔和痛苦,從本世紀初就開始積極倡導節育,並研究了節育方法,製成了避孕藥,開辦了節育診所,受到美國廣大婦女的響應和支持。然而,她的這些節育活動卻被一些人說成是「非法的」、「不道德的」。紐約道德維持會會長安東尼.康斯托克,在1873年促進美國國會通過的一項禁止利用郵政和火車、輪船傳遞色情品的法律中,塞進了一條禁止避孕用具和禁止傳播避孕知識的條令。他把這些避孕用具和藥品說成是「猥褻、下流、淫蕩、邪惡、污穢和令人作嘔的東西」。若觸犯康斯托克塞進法律的這些條令,要被判處十年監禁和巨額罰款。康斯托克授意在紐約州刑事法中確立的條令,規定得更為嚴厲:無論什麼人以什麼理由宣傳節育,都將被判為犯罪。在美國,桑格的節育診所連遭查抄,他本人多次被捕入獄,受盡了折磨。在中國,桑格也受到了無理指責。當她來中國宣傳節育時,有人污蔑她要使中國人滅種。在日本,桑格先是遭到日本政府不允許她上岸的無理阻撓;排除重重困難上岸後,又企圖阻止她宣傳節育。後來,經過桑格長期而頑強的鬥爭,克服了舊道德的重重阻撓,才使這一造福於人類的偉大事業得以存在和發展。
  男尊女卑也是一種習慣勢力。馬克思指出:「每個瞭解一點歷史的人也都知道,沒有婦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偉大的社會變革。社會的進步可以用女性……的社會地位來精確地衡量。」然而,從科學史上看,人們往往認不清這一點。許多傑出的女性,本應對科學事業做出更大的貢獻,但卻得不到相應的條件,找不到相應的職業,甚至受到歧視,遭遇不幸。著名數學家果爾丹的學生愛米.諾德曾發表過六篇數學論文,並且當她父親退休後,她到了著名的數學城哥延根,得到了著名數學家希爾伯特的常識。然而,當希爾伯特為她爭取講師資格時,卻遭到了學院教授們的反對,理帖就是因為她是一個女性。教授們說:「一個女人怎麼能做講師呢?如果讓她當了講師,那她以後就會成為教授,成為大學評議會的成員,難道能允許一名女人進入評議會嗎?」;從而把一名傑出的數學新秀拒之於大學講壇之外。俄國女數學家蘇菲.柯瓦列夫斯卡婭在國內得不到上大學的權力,從國外留學回國後也找不到相應的工作,不得不又到他鄉去尋求職業。世界上僅有幾位一生中獲兩次諾貝爾獎金之一的瑪麗婭.居裡,在十分艱難的生活環境和實驗條件下從事研究工作,無人問津,只有在她丈夫不幸去世後,才「繼位」當上了大學教授。
  還有一種習慣勢力就是「馬太效應」。《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 中說:「因為凡有的,還要加給他,叫他多餘。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過來。」科學史家羅伯特.默頓指出,在科學界也有類似的現象,「對已有相當聲譽的科學家做出的科學貢獻給予的榮譽越來越多,而對那些未出名的科學家做出的科學貢獻給予的榮譽越來越多,而對那些未出名的科學家則不承認他們的成績。」這種現象就是科學上的「馬太效應」。馬太效應的存在,使得許多不出名的年輕人、「小人物」的科學創見和研究成果得不到發表的機會,即使發表也往往得不到科學界的重視,從而出現科學發展史上的憾事,甚至鑄成大錯。偉大的科學幻想小說家凡爾納,在他34歲時完成第一部科幻小說《氣球上的五星期》,向出版社投稿十五次,連遭拒絕,直到第十六次才得以發表。這不僅使他的作品推遲了問世的時間,更嚴重的是,使得他開闢的對科學技術發現具有重要啟示意義的新領域蒙受了災難。美國青年史密斯,根據他多年積累的資料編繪了世界上第一張最為系統的地層表潹潹「美國沉積地層表」,成為生物地質學的創始人和先驅者,然而曾被排斥在科學殿堂之外,二十餘年無人理睬。

  (四)反動階級的扼殺

  科學是一種在歷史上起推動作用的、革命的力量,因此,社會上的反動統治階級在處於沒落時期,特別是當科學成果觸犯其階級利益的時候,他們就必然要扼殺科學成果,摧殘科學創造者,阻礙科學的發展。正如列寧所指出的:「難怪有人早就說過,如果數學上的定理一旦觸犯了人們的利益(更確切些說,觸犯了階級鬥爭中的階級利益),這些定理也會遭到強烈的反對。」
  在西方,扼殺科學成果最為嚴重的莫過於代表反動統治階級利益的宗教勢力。在中世紀,宗教神學統治著一切領域,「自然科學只是教會的恭順的婢女,它不得超越宗教信仰所規定的界限。」即便出現像羅吉爾.培根的實驗科學那樣的偉大思想,也只能被扼殺在搖籃之中。自然科學經歷了漫長的黑夜。文藝復興時期,資產階級反對封建教會的鬥爭,其結果是以資產階級的新教會替了舊教。當自然科學觸犯了新教的利益時,同樣更遭到殘酷的迫害,在這點上新教與舊教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西班牙醫生塞爾維特第一次提出了關於血液由右心室經過肺動脈支管和在肺組織內與它相聯結的肺靜脈支管流入左心房的正確看法。他認為,存在著一些看不見的微血管,它們和極纖細的肺動脈、肺靜脈分枝相聯結,並預見到血液按心肺血液循環流動的意義。然而,這位正要發現血液循環的科學家,卻被宗教裁判所於1553年10月連同他的著作一道被送上火刑場,使血液循環的發現推遲了七十多年。波蘭天文學家哥白尼,寫了《天體運行論》一書,提出太陽中心說。正是因為這一學說第一次沉重打擊了長期為宗教神學所利用的托勒密地球中心說,深刻地觸犯了封建統治階級的利益,所以當《天體運行論》發表後,立即遭到反動教會的激烈反對和攻擊,並把此書列為禁書。更為甚者,意大利哲學家和科學家布魯諾,由於宣傳哥白尼的太陽中心說和進步的哲學思想,於1600年被宗教裁判所活活燒死。意大利科學家伽利略,由於宣傳哥白尼的太陽中心說,被判處終生監禁。總結這段科學發展的歷史,恩格斯說:「自然科學當時也在普遍的革命中發展著。而且它本身就是徹底革命的,還得為爭取自己的生存力而鬥爭。」在俄國,沙皇政府對科學家的迫害也是十分露骨的。1863年,偉大生理學家謝切諾夫發表了《大腦反射》這一不朽著作,為科學認識人腦活動作出了劃時代的貢獻。但是,就是因為這一著作支持了唯物主義,而遭到了沙皇政府的迫害,他們下令沒收、查禁這一著作,解除謝切諾夫的教授職位,並被列入內政部危險分子的「黑名單」,長期受監視和打擊。
  在中國,封建統治階級對科學技術人才的摧殘同樣是十分嚴重的。清朝治黃專家陳潢,於1677年組織和領導了治理黃河的巨大工程,調動幾十萬民工,治理幾百里河道,築堤壩,堵決口,挑引河,疏河道,調節河水流速流量,借水力疏浚海口等等,使黃河河水流歸故道。一個時期之內,黃淮沒有大水災,大運河漕運暢通無阻,災區人民逐漸恢復生產,免遭家破人亡若難,取得了清朝二百六十多年來治理黃河的最大功績。然而,陳潢的正確思想和方法,卻遭到封建官僚們的非議和攻擊。他們堅持錯誤的主張,反而加罪於陳潢,將其「解京監候」,致使年富力強的治黃專家積鬱成疾,含冤飲恨,慘死京城。從而使當時的科學技術事業遭受了重大損失。
  作為反動階級集中代表的反動黨派,更是扼殺科學技術成果的一股惡勢力。德國的納粹分子成立了「反相對論公司」,極力反對相對論的傳播,圍剿愛因斯坦等猶太族科學家,致使德國一大批一流的科學家不得不逃亡於國外。中中的國民黨政府也曾嚴重地破壞了科學研究和技術推廣。1943年,侯德榜博士研製成功了新式制鹼方法,命名為「侯氏鹼法」,為世界制鹼法的擴大生產試驗工作被迫停止。抗日戰爭勝利後,永利職工籌建鹼與氨聯合的工廠,但是腐敗的國民黨政府只熱衷於到處進行掠奪式的接收工作和準備反革命內戰,根本不關心和支持這項具有世界水平的科技發明。這樣就使建造中的聯鹼廠被迫中止,半截未完工的廠房矗立荒野。「侯氏鹼法」作為藍圖在檔案櫃裡沉睡了六年之久。

  (五)認識水平的限制

  科學發現是一種社會的歷史現象,任何一項科學發現,都是在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做出的。「我們只能在我們時代的條件下進行認識,而且這些條件達到什麼程度,我們便認識到什麼程度。」然而,人們認識程度的提高,需要有一個過程,而且是不平衡的,不可能同時達到一個水平上。因此,就是在時代條件基本成熟的情況下,有些科學發現了DNA的遺傳本性,說明核酸在生物體內佔有重要地位,這在核酸認識史上具有突破性的成就。然而,由於當時人們只對蛋白質的研究較為充分,而對DNA缺乏深入的研究和認識,因此人們很難設想DNA能夠作為遺傳信息的載體。當艾弗裡等人發表了他們的實驗報告時,非但沒有立即使科學家們接受DNA是遺傳物質的正確觀念,反而引起了科學界的極大驚訝、懷疑和非難,致使艾弗裡的科學結論在近十年中沒有得到科學界的足夠重視。一個本應由此獲得諾貝爾獎金的學者,卻失去了獲獎的機會。科學史上這樣的事例是很多的。諸如由於整個社會的認識能力所奶,從亞里士多德提出整體性原理到人們對這原理有深刻認識和應用時,已經歷了二千多年的漫長歷程;圓錐曲線的理論,早在公元前3世紀就已提出來了,而在二千多年以後的17世紀才被人們派上用場;羅吉爾.培根的實驗科學思想在13世紀就已形成,而他的著作直到18世紀才公開出版發行,等等。
  社會的實驗條件,是直接影響人們認識水平的一個重要因素。人的認識,從根本上說,是來源於人的實踐,由人的實踐決定的。一個學說、一種思想、一條結論,在它提出之際,不能及時為人們所接受、不能得到公認,有的就是因當時實驗條件所限制。1677年,列文虎克用他自製的顯微鏡第一個觀察到了微生物,並已接觸到了細胞,但由於他的儀器不精確,錯過了發現的機會,致使細胞的發現拖延了二百多年。1844年,威爾斯發明了N2O麻醉劑,並親身體驗取得成功,但是由於人們不理解其中的原理,特別是他在當眾實驗時失敗了,因而他想在牙科手術中推廣,便遭到反對,並受到攻擊,致使這項發明遲遲不能推廣使用。加羅德於1908年在科學史上第一次明確地揭示了某些疾病和基因之間的關係,開闢了一個新的認識領域,提供了把正常人與遺傳性異常病人的生物化學加以比較的研究方法,然而,由於沒有相應的實驗條件,難以得到充分驗證,也使他的研究成果在三十多年的時間裡,沒有引起科學界的重視。
  個人的認識水平有時也直接影響科學發現的進程。1824至1826年間,薩迪.卡諾已開始否定熱素說理論並理解熱功當量。1830年,他更具體地意識到,他把蒸汽機和水車相類比是不恰當的,有一些熱在機器操作過程中轉變為機械能,從而喪失了。因引,他就放棄了熱素說而採納了熱只是各種物體中許多微粒運動的看法,認為熱和機械能是可以相互轉化和等價的。這實際上已初步發現了能量守恆和轉化定律。然而,1832年,卡諾不幸英年隕落,他的大部分科學文稿被銷毀。幸運的是,其中關於能量守恆和轉化思想的部分手稿,被他弟弟保存下來了。但是,由於他弟弟對這一科學新思想毫無認識,結果這部分手稿被埋沒了46年之久,直到1878年才公佈於世。

  (六)管理政策和方法的不當

  一個國家的科技管理政策和方法是否正確,是直接影響科學發展的重要因素。在科學史上,由於科技管理政策和方法的不適當而造成科學蒙難的情況是多種多樣的,其中三種情況較為突出。
  其一是閉關自守。中國明代末年的醫學家吳又可,為了解決廣泛流行的瘟病,立足實踐,正視現實,在前人工作的基礎上,開創了新的病原說--戾氣說,寫出了《瘟疫論》一書,從病因、發病、傳染過程和治療原則等各方面,進行了系統的論述。從此,把瘟病、瘟疫和傷寒明確區分,為中醫學揭開了新的一頁。然而,由於當時的封建統治者推行的是閉關自守的政策,使得中醫學界不瞭解隨著文藝復興蓬勃發展起來的西醫的輝煌成就,特別是天於瘟病的研究成果,因而也就不能理解吳又可提出的病原說、特效藥的主張,結果這一先進思想被不聲不響地埋沒下來,使中醫學關於瘟病的研究遲了三百餘年。
  其二是行政命令。這方面教訓最為深刻的就是蘇聯對相對論、控制論和共振論等理論的批判。這些批判已超出了學術討論、爭鳴的範圍,是從行政上下命令進行攻擊和圍剿的,嚴重地阻礙了這些理論在蘇聯的傳播、研究和發展。
  其三是不能正確處理基礎科學與應用科學研究的關係。1952年,日本化學家福井謙一等三人在美國《化學物理》上發表了《芳香烴化學反應活性的分子軌道理論》一文,創立了分子前線軌道理論。爾後的幾年中又進一步發展和完善了這一理論,應用量子力學的理論和方法計算電子密度和描繪能級圖,把簡單分子軌道理論向前推進了一大步,在不使用大型計算機做複雜的精確計算的情況下,能較好地推測和解釋一些化學反應的結果。然而,由於日本當時只注重技術及其應用,忽視基礎理論的研究,提倡模仿,忽視創造,因此,福井謙一的創造性發現在國內得不到發表的機會,更談不上受重視了;在國外發表以後,日本人仍沒有認識到它的重要性。直到三十年後的1981年,福井謙一的理論才得到國內、外的公認,他才因此獲得諾貝爾化學獎。

  (七)錯誤哲學思想的障礙

  有研究表明,世界科學中心的轉移深受哲學高潮的影響,而正確的哲學思想常常是科學的先導。這從正面說明了哲學思想對科學發展的影響。相反,錯誤的哲學思想往往是科學前進的一種障礙,也是造成科學蒙難的一個因素,它從反面說明了哲學思想對科學發展的作用。
  舉例言之,宗教神學是整個中世紀占統治地位的一種錯誤的哲學思潮,它對自然科學的影響是極其嚴重的。那時,數學成了數的神秘論,天文學成了妖法和占星術,物理學成了神奇的魔術,化學成了煉金術,……一切科學都披上了唯心主義的神秘外衣。正是由於宗教神學的影響,許多著名科學家走上了歧途。法國數學家巴斯卡,創立了數學歸納法,發現了二項式展開的係數規律,提出了射影幾何的一個基本原理,並由此做出了四百多個推論,而與費爾瑪一起奠定了概率論的基礎等。然而,由於受宗教神學的影響,他從童年起就想把宗教信仰與數學的理性主義調合起來。宗教神學逐漸主宰了他的一切,使得他不僅對數學逐漸厭煩起來。而且像個苦行僧似的,把一條有尖刺的腰帶來刺肉體。正當他年富力強,在科學上完全能夠繼續做出更大貢獻的時候,卻放棄了科學研究,熱衷於神學。由於精神和肉體的折磨,他不滿39歲就離開也人世。印度著名數學家拉馬努真是一個虔誠的婆羅門教徒。婆羅門教的素食主義使他在苦行中本來就很虛弱的身體更加虛弱,婆羅門教的教規使他不願遠離家鄉,所以未能得到良好的學習和工作條件,33歲時就結束了一生。中國自隋唐以來,佛教和道教盛行,使著名天文學家一行的大衍歷也帶有不少神秘特點,如採用象數占巫和陰陽語言等。
  17、18世紀延續下來的形而上學自然觀,對科學發現的影響就更為明顯了。康德於1755年提出了太陽系起源的「星雲假說」;但是由於科學界嚴重地受著形而上學自然觀的束縛,使這一學說整整40年沒有引起重視,甚至出版康德這一著作的出版商也遭到破產。
  在唯心主義占統治地位的德國,同樣也使許多科學發現受到了阻礙和限制。1827年,德國物理學家歐姆,通過實驗發現了「歐姆定律」,並發表在《數學推導的伽伐尼電路》一書中。但是,這一發現卻遭到了物理學家、唯心主義者鮑爾等人的攻擊和誣蔑,致使它十幾年後才得到公認和廣泛傳播。
  錯誤哲學思想對科學發現的阻礙作用,從科學家個人來看,表現在科學家本人受世界觀和方法論的局限。恩格斯指出:「不管自然科學家採取什麼樣的態度。他們還是得受哲學的支配。」歷史表明,一個科學家如果受錯誤哲學思想的支配,那麼他在科學研究的過程中,往往迷失方向,誤入歧途,甚至中止、否定自己的科學發現。比如在數學、力學、天文學等許多領域都作出傑出貢獻的偉大科學家牛頓,由於受形而上學世界觀的束縛,把天體看成是亙古以來從來不變化的東西,結果在無法解釋行星繞日旋轉的切線運動的原因時,便求助於上帝,提出了所謂神的「第一次推動」。恩格期指出:「哥白尼在這一時期的開端給神學寫了挑戰書;牛頓卻以關於神的第一次推動的假設結束了這段時期。」又比如,普朗克在實驗事實的基礎上,提出了能量子概念,開闢了量子力學的新領域。這是物理學領域最偉大發現之一。然而,也由於他深受形而上學世界觀的影響,把已確立的牛頓力學、麥剋期韋電磁理論看作是絕對不變的,因而不能將自己的偉大發現貫徹到底,在量子力學的大門口整整徘徊了15年,最後經過先後兩次修改,竟完全否定了自己這一重要的科學發現。

  (八)嫉妒思想的干擾

  嫉妒思想嚴重地影響著科技隊伍的團結和集體力量的發揮,它是扼殺科技成果,埋沒科技人才,阻礙帝學發現進程的一種消極因素。它是科學前進的一種反作用力,造成科學蒙難的一個重要原因。
  18世紀,英國著名實驗生理學家、外科學家約翰.亨特(J.Hunter,1728-1793),曾成功地掌握了睪丸移植術,不僅進行過自體移植,而且還作過異體移植,把雄雞的睪丸移到母雞身體中去,累獲成功。這本是內分泌學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重大貢獻,但是,亨特的妻弟霍如(E.Hozhe 1756-1832)卻對這些成果非常嫉妒,竟在亨特死後,把亨特的睪丸移植實驗記錄,統統暗自燒燬了,從而給內分泌學的的發展贊成很大障礙。
  老師嫉妒學生,也是科學史上常見的現象。法拉第進入皇家學院以後,進步非常快,接連做出了一系列的重要發現,朋友們都為之高興和稱讚。然而,當法拉第的成績超過他的老師戴維以後,戴維便燃起了嫉妒之火。戴維不僅一直不改變法拉第實驗助手的地位,而且還誣他剽竊了別人的成果,極力阻攔他進入皇家學會。結果大大影響了法拉第首創精神的發揮,限制了他的積極性和探縈精神。戴維雖然在發現法拉第這個科學人才上是有功勞的,但戴維的嫉妒思想卻阻礙了法拉第的迅速成長,給科學的發展帶來損失。
  嫉妒現象較為普遍地存在於同行的同輩人之間。1883年,俄國的梅契尼柯夫發現了吞噬細胞,這對於揭示人體為什麼會生病的奧秘邁出了重要的一步。可是,正當梅契尼柯夫躊躇滿志地準備乘勝追擊的時候,反對意見接踵而來。除了權威們的粗暴指責,學者們的冷嘲熱諷外,還遭到了同行們的嫉妒。有的臨床醫生輕蔑地說:「這個梅契尼柯夫算老幾?他連醫生執照也沒有呢!他不過是個自然科學家,區區細菌的獵人罷了潹潹他怎麼能夠懂得預防疾病?」這種嫉妒思想大大地妨礙了梅契尼柯夫預防方法的推廣。我國戰國時期,民間醫學家扁鵲,醫術高明,關心群眾疾苦,在勞動人民中間享有極高的聲譽。當他晚年在秦國行醫的時候,秦武王聽說他醫術很高,就想請扁鵲給他治病。於是引起了身居太醫令李醯的嫉妒,怕扁鵲會奪去他的地位,就別有用心地對武王說:君王的病,在耳之前,目之下,如果讓扁鵲來治,不僅不能治好,還會有耳變聾、眼變瞎的危險。他竭力進行阻撓,同時暗下毒手,派人把扁鵲刺殺了。就這樣,由於嫉妒,奪去了一個傑出醫生的性命,使得扁鵲的名著《扁鵲內經》也失傳了。可見,嫉妒所造成的科學蒙難之深,對科學發展的危害之大。

  (九)爭名奪利的詆毀

  事實表明,爭名奪利給科學發現造成的危害是很大的,它既可以使發現者精力分散,從而影響發現的進程和質量;又可以使發現者本人的威信降低,影響科學成果的廣泛傳播;還可以使發現者將科學成果商品化,不願做高難度的探索,熱衷於「科學的小買賣」。因此,爭名奪利的詆毀是造成科學蒙難的又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
  科學史上,由於爭名奪利造成的科學蒙難的情況是很多的。例如,著名化學家杜馬的學生、年僅29歲的羅朗,提出了有機物的一元學說。這一學說與流行於當時的貝采裡烏斯的二元學說是背道而馳的。而當時的多數化學家追隨貝采裡烏斯的二元學說。因此,羅朗學說剛一提出,就遭來了化學界的激烈反對和攻擊。起初,化學家以為羅朗的學說就是他老師杜馬的觀點,便把矛頭指向了杜馬。而杜馬立即出來解釋說,那裡羅朗的觀點,而不是他的觀點,不要強加於他,並表示他也是極力反對的。於是,使羅朗學說遲遲得不到公認。然而,當後來羅朗的學說得到實驗的證明以後,杜馬卻搖身一變,貪他功為己有,聲稱羅朗提出的一元學說是他自己創立的理論,而把羅朗拋之一旁。羅朗說,如果這個理論被證明是錯誤的,他就成了它的創立者;如果這個理論被證明是正確的,他的老師就成了它的創立者。這樣,他無論怎樣都不會正確,而杜馬卻無論怎樣都是正確的。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羅朗直言不諱地提出了申訴,但是未獲得成功,反而加深了杜馬對他的敵意。杜馬靠他的聲望和權威,無情地把羅朗排擠到邊遠地區的校裡去都書。

  (十)自然災害的襲擊

  自然災害的襲擊也是造成科學蒙難的一個因素。一個科學發現,有時在發現進程中,遇到了自然災害的襲擊,結果推遲了發現的時間;也有時在發現之後,遭到了自然災害的破壞,結果使發現本身被埋沒了,影響其傳播。比如,1803年,發明家富爾頓經多年試驗,造出一個艘輪船,並在塞納河上進行試航。開始時一直很順利,可是,後來一個夜晚突然一陣狂風暴雨,把整個輪船摧毀了。這樣,富爾頓就只好再重新設計製造,並於1807年試航成功,整整推遲了四個年頭。
  應當指出的是,以上關於贊成科學蒙難的十個原因,有的是屬於科學技術領域的,也有的是屬於社會方面的,還有的是屬於科學家個人的。而科學技術領域、社會和科學家個人又是相互聯繫著的。因此,一個科學發現或發現者本人的遭難,往往是多種因素造成的,前面分析每個事例時所談到的因素,只不過是多種因素中的主要因素而已。
  考察、分析和研究科學蒙難,是為了從歷史中吸取教訓,接受啟示,採取積極措施,努力克服和避免科學蒙受損害,以推動科學更加健康而迅速地向前發展。
  那麼,怎樣才能更好地克服和避免科學蒙難呢?
  首先,要克服和避免科學蒙難,就要極大程度地提高全民族的科學文化水平。一項科學成果做出之後,人們能否迅速接受它,除了有它自身是否完善的原因之外,主要是取決於客觀外界條件,而社會的鑒別能力和認識水平又是其中的關鍵。在歐洲的中世紀,宗教神學統治一切,科學根本沒有獨立生存的權利。在中國的封建社會,封建統治者奉行的是「愚民政策」,廣大群眾沒有搞科學研究的自由,只有官方的「科學」。在那個時代,一個新成果,是不可能迅速為人們所接受的。在今天,已經徹底改變了舊時代的那種狀況,人們的科學文化水平有了顯著的提高。然而,客觀世界是發展變化的,人的認識也是無止境的,而且現代的科學知識總量在急劇增加,技術更新的週期在迅速縮短,這就給社會的知識水平和鑒別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只有採取強有力的措施,迅速普及現代科學技術,把人們的科不學文化水平提高到現代化的高度,才能加速科學發現的進程,並保證今後的科學發現順利得到公認和更快的傳播,充分發揮其效益。
  其次,要克服和避免科學蒙難,也要加強科技政策研究,提高科學管理水平。要求每一個人都能及時識別出一項新發現的重要意義,那是困難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因此,除了提高全民族的科學文化水平之外,還要有高水平的評審組織,以及時鑒別出新的發現,推廣新的科學成果。同時,我們還要提倡伯樂精神,對那些扶植和支持科學發現有貢獻的人,應予以鼓勵。相反,也要建立一些必要的制度,對那些有意製造科學蒙難的人和事,要給予應有的限制和懲罰。
  科學成果是科學人才創造的,因此發現科學人才是更為重要的。合理的科技政策和科學的管理方法,是及時發現人才的重要生活、工作和信息條件,尊重他們的勞動,提高他們的社會地位,讓他們以盡能少的代價、盡可能快的速度去獲得新的發現。
  第三,要克服和避免科學蒙難,還要加強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研究,提高科學工作者的理論思維能力。恩格斯指出:「一個民族想要站在科學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沒有理論思維。」而馬克思主義哲學又是當代理論思維的精華,它區別並高於各門具體科學,這是因為它研究的是整個世界(包括自然界、人類社會和思維)的本質及其發展規律。就是說,它比起其它任何具體科學、視野要廣闊得多,目光要深邃得多。它能視常人之所不見,疑常人之所不疑;它能啟迪智慧,使人思接千載、視通萬里。所以,科學工作者既要根據現代自然科學的成果,努力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哲學,同時,更要自覺地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為指導,訓練自己的理論思維能力,以提高科學發現的效率和識別真偽的水平。
  第四,要克服和避免科學蒙難,還要加強科學隊伍的建設,提高科學工作者的科學素質和科學道德水準。在社會條件基本相同的情況下科學工作者個人的素質就起著關鍵性的作用了。科學發現是一種探索性的勞動,既可能成功,也可能失敗。因此,對科學工作者來說,就必須培養創新精神,勇於向未知領域進行探索,敢於向權威挑戰;必須培養頑強精神,樂於在困苦中求索,善於在失敗中取勝;就必須培養忘我精神,正確對待榮譽,尊重他人勞動成果,忠於科學事業,不惜為科學事業獻身。
  總之,科學發現中的蒙難是一種歷史現象,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只要我們注意研究這些現象產生和演變的規律,吸取以往的教訓,不為斷總結經驗,採取有效措施,科學蒙難現象不僅可以大大減少,而且還可以克服和避免,來保證科學技術事業順利地向前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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