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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州模式」 滿天飛的溫州個體戶 「三叉戟」飛機在跑道上滑行。卡嚓一聲，我熟練地扣上安全帶，閉上眼睛，打算抓緊時間打個瞌睡。 忽然，鄰座的用手肘碰了碰我。我睜開了眼睛。他問道：「同志，保險帶怎麼扣？」 他是個三十來歲的青年，長得挺斯文，只是頭髮顯得長了點。當我教他扣保險帶時，他的鄰座——一位二十多歲的少婦，也在仔細觀看著。 飛機滑離跑道，騰空了。我又閉上雙眼，因為一個多小時後到達北京，一大堆工作在等著我，連軸轉，沒時間休息了。 我的耳邊似乎響著外國人的講話聲。那聲音很大，還不時夾雜著女人興奮的笑聲。那聲音終於把我吵醒：「你刺！你刺！」 我一看，那緊靠窗口的少婦指著窗外，青年伸長脖子往外看，非常興奮。 「你刺」，這是連外語學院的學生也聽不懂的「外語」，我恰恰能夠聽懂——他們講的是外人莫懂的溫州話，而我恰恰是溫州人。「泥刺」，溫州話的意思就是「你看」。 「美不美，故鄉水；親不親，故鄉人。」我睡意頓消，用溫州話問道：「你勒是溫州囊？」 他倆投來驚喜的目光：「你是溫州囊！」 哦，「你勒」——你們，「溫州囊」——溫州人！溫州話成了最好的「介紹信」，我和他倆之間的距離頓時大大縮短了，「他鄉遇故知」！ 「第一次坐飛機？」我問。 「嗯！」他點了點頭。他告訴我，那位少婦是他的妻子。這次，他倆從溫州來到上海，要去北京、瀋陽做生意。他倆從未坐過飛機，所以一到上海，就叫了一輛轎車，直奔民航售票處，未能買到飛機票。當他倆買到去北京的火車臥鋪之後，仍為未能坐上飛機感到遺憾。又坐「Taxi」趕到民航售票處。很巧，一架馬上要起飛的「三叉戟」，有兩個空位……就這樣，他倆成了我的鄰座。 「你們的火車臥鋪票呢？」 「呶，在這裡。」他從上衣口袋裡掏出兩張嶄新的上海至北京的火車臥鋪票。 「怎麼不退掉？」 「來不及了，算了。」 「那怎麼報銷呢？」 「報銷？」那青年感到驚訝！他笑道，「我們無所謂『報銷』。要『報銷』，那就是向自己『報銷』！」 於是，他談起了自己：他，名叫劉志雄，本來是一家國營工廠的職員，三年前辭職，跟妻子一起幹起了「個體戶」。他倆在溫州梧埏專做塑料鞋的模具，收入很不錯。這次，北京和瀋陽向他倆訂貨，於是夫妻倆雙雙「出差」——所有旅費全是自己掏腰包。由於做塑料鞋模具的人不多，他倆生意很好，早已成了「萬元戶」，所以這點旅費不在乎。只是夫妻一起「出差」，等於「停業」。對於他倆來說，時間確實就是金錢，只能在外幾天，馬上就得趕回家去生產模具。他們從北京到瀋陽，從瀋陽到上海，都想坐飛機——飛機快呀，省時間！ 「可惜，溫州的飛機場還沒有造好。要不，我們乘飛機回溫州去！」他倆不無遺憾地說…… 這就是溫州人。這就是新一代的溫州人。 溫州人喜歡講溫州話。一聽，那不同於眾的溫州話，馬上就可以判定是溫州人。我是個天南地北滿處跑的人，借助於鄉音，我常在旅途中發現我的同鄉，結識新一代的溫州人。 在青島海濱，我下榻於幽靜的新華社療養所。在那裡，我結識一位溫州同鄉。她三十多歲，老練而能幹，進出轎車接送，我以為是新華社的負責幹部。我跟她聊天，發覺她對新聞事業完全外行，連《文匯報》是哪兒出版的都不知道。細細一問，大抵畢竟是同鄉，她才把實情相告：她是個體戶，小學程度，隻身外出做生意，已經一年多未回溫州。她在做亞麻生意——把山東的麻，賣給天津的麻紡廠。做成一筆生意，她拿一筆差價利潤。她說，山東種麻的農民，不知道把麻賣給麻紡廠；麻紡廠呢？沒有派人到麻區收購。她成了「橋樑」！ 一個溫州女子，居然成了天津工廠與山東農村之間的「橋樑」，簡直不可思議。 我很想瞭解她怎麼做這種生意的，每年到底有多少收入。她笑而不答。她只說：「溫州人的腦筋，比北方人靈活！」 我問起她怎麼會有轎車，她對我會問出這樣的問題感到奇怪，很乾脆地答道：「花錢包的唄！像我能住進新華社療養所一樣，花錢就行了！」 她還神秘地告訴我，她跟天津人打交道，就說丈夫在青島；跟山東人說，丈夫在天津，這樣別人就不會欺侮她單身女子。其實，她的丈夫在溫州——丈夫遠遠不如她能幹！ 在廣西桂林，我遇見一位同鄉，他從「桂林山水甲天下」這句詩中推知桂林是中外旅客雲集之地，帶來了溫州製造的塑料金元寶，帶來了在蛋殼上堆貼塑料山水的「立體彩蛋」……這些別出心裁的小玩藝兒，暢銷！桂林人以「甲天下」的山水招來四方遊客，而溫州人卻千里迢迢插足桂林的旅遊品市場！ 在河南鄭州車站候車的時候，我又聽見熟悉的鄉音。我循聲尋去，萍水相逢，那是一位溫州宜山青年，眉開眼笑。他告訴我，他從溫州帶來一批□綸衫，在鄭州一售而空——因為每件才一、兩元錢，怎不「搶手」？ 「這麼便宜，是走私貨？」我問。 「不，不，現在溫州干走私的人已經很少。」他說，「我們的□綸衫是用上海化纖廠的邊角料織的。原料便宜，□綸衫也就便宜，當然好銷！在我們宜山，有4000人在採購□綸衫下腳料，3萬多台織機在織□綸衫，6000多人當□綸衫推銷員。」…… 溫州在變化。溫州人在變化。在對外開放、對內搞活的改革浪潮中，「溫州模式」聞名全國。小小溫州，把自己的觸角伸向全國各地。這座只有50萬人口的城市，加上所屬的9個縣也不過600多萬人口，卻擁有10萬供銷員，活躍在除台灣之外的每一個省市！就連香港、新疆、黑龍江、西藏，也都有溫州供銷員的足跡。 雖說我生在溫州，長在溫州，但是自從17歲時考上北京大學以後，就離開了故鄉，只是去探望母親時在那裡小住數日。七年前，我把母親接來上海，就沒有去過溫州。然而，就在這幾年間，溫州巨變。我終於決定回去看看…… 溫州，大起大落、命運乖戾 雙體船犁開東海千頃浪，向南，向南，朝著溫州駛去。 溫州，鑲在浙江東南部海濱的一顆明珠，是我國14個沿海開放港口城市之一。說實在的，在經濟上如生龍活虎一般的溫州，卻是個交通頗為閉塞的地方：那裡沒有一寸鐵路，飛機場尚未造好，從上海到溫州只能借助海上通道，坐船要花24小時。 往日，頭等艙裡總是坐著頭髮花白的首長。如今，裡面傳出二十多歲的溫州個體戶的笑聲。在三等艙裡，倒常常聽見普通話，一間一間全被各式各樣的「考察團」、「調查組」、「訪問團」、「代表團」包去。內蒙的，廣西的，報社的，電視台的，社會科學院的，民主黨派的……人們湧往溫州，想親眼見一見「溫州模式」是什麼模樣。「人怕出名豬怕壯」，溫州的名聲太大，招待的「代表團」太多，以致國務院辦公廳不得不在1986年12月向全國發出通知，要求各地「嚴格控制去溫州參觀的人數和批次」。 我漫步在甲板上，望著一群群從舷邊掠去的海島，陷入對故鄉的沉思…… 哦，溫州，「50年代是前線，60年代是火線，70年代是短線，80年代站在改革第一線」！ 我記得，我記得，50年代，當我在溫州上小學、中學的時候，老師的講課聲常常被空襲警報聲所打斷。蔣介石的飛機不時掠過溫州上空。正因為溫州處於東海前線，所以當時的溫州市不準備大發展，沒有新建大工廠、新辦大企業。 我記得，我記得，60年代，在「文革」之火蔓延之際，溫州先是由溫州籍的「中央文革」成員林傑直接插手，緊接著王洪文、江青、姚文元多次對溫州問題作「批示」，導致溫州兩大派火拚，成為聞名全國的「武鬥典型」。好幾個月，溫州郵電不通，收不到家信。我曾回到溫州，見到市中心的大樓被燒成廢墟。來到松台山，看到許多因武鬥而死所建的「烈士」墓。在武鬥中，溫州死了一千多人！ 我記得，我記得，1974年，當我回到溫州，市面蕭條，物資短缺，就連煤球也成了緊張物資。溫州，溫暖之州，魚米之鄉，一時間彷彿成了僻壤窮鄉！ 當然，當然，我也記得： 在50年代，全國第一個響亮地提出「包產到戶」的，是溫州； 在60年代初那「三年自然災害」期間，溫州是全國自由市場最活躍的地區之一。每逢暑假，我從北大回家，有著明顯的比較——在北京幾乎見不到自由市場，上海有一些，而溫州街頭則幾步一攤！ 在「文革」中，溫州曾被作為「資本主義復辟」的典型進行批判。那時候的報紙說，「溫州已是資本主義世界，那裡只差一面青天白日旗了」！ 溫州，溫州，大起大落、命運乖戾的故鄉，在不同的時代充當過不同的「典型」。溫州是稜角鮮明的。時而「正面典型」，時而「反面典型」，不論給溫州塗上什麼油彩，溫州還是溫州！大抵是充當過各種「典型」的緣故，溫州的「知名度」遠遠超過了跟它規模相當的同輩城市。 這一回，溫州又名噪全國，恐怕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政府最高領導趙紫陽總理來了，理論界權威人士胡喬木來了，社會學家費孝通來了…… 溫州，今日溫州，到底算是什麼「模式」，究竟算是什麼「典型」？ 「瑞新」號雙體船從東海駛入黃濁的甌江，東西各矗一塔的江中小島——江心嶼已經遙遙在望。哦，溫州到了！ 見不到頭戴「Taxi」小黃帽的出租轎車，只有人力三輪車。我叫了一輛三輪，車伕是個二十歲上下的青年，長頭髮，小鬍子，一件咖啡色的西裝上衣，一條牛仔褲，一雙尖頭皮鞋，十足的「現代派」。他騎著車，靈活地在狹窄的街道上前進。 除了在碼頭新建了一幢12層的高樓之外，城內似乎面目依舊。到處是木板近乎深褐色的低矮的老房子。下著濛濛細雨，街道一片泥濘。街上很少見到汽車，自行車在路中央橫衝直撞，地上看不到機動車與非機動車的分隔線。行人擁擠，街道兩側小攤、小店林立…… 我不由得一怔：難道這就是溫州新貌？就鬧市區而言，差不多是一副老面孔！ 萬元戶之城 沒有橋。靠著渡船慢吞吞地擺渡，汽車這才渡過了兩條江——飛雲江和鰲江。差不多花費了三個小時，我這才從溫州市區來到蒼南縣龍港鎮。當我踏上這片土地，大吃一驚：一座新城平地拔起，突兀於我的眼前！ 這是一座全新的城。不光是居民樓、賓館、商場、劇院都是新建的，就連廁所也都是用水泥鋼筋新造的。街道寬25米，按大城市的規格建造。房屋也差不多是按同一模式建造。統一規劃，顯得格外整齊。一排排落地長窗，很有氣派。 這兒本是一個在地圖上找不到的小漁鎮，只有一條清朝同治三年建造的狹窄的小街，聚居著數百人。用當地人的話來形容，那是個「路不平、燈不明、水不清」的窮地方。可是，怎麼會在一二年內陡地冒出一座新城？ 我訪問了龍港鎮黨委書記陳定模。他四十來歲，普普通通的樣子，一講起話來，時時閃露出他的機智和哲理，毅力和才幹。我曾觀察過許多改革者，發覺他們的目光明亮，是全身最活躍的部位，而陳定模也是如此。 龍港直到1983年底，才被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設鎮。1984年6月，陳定模調到這裡任鎮黨委書記。他看到這兒面對東海，依傍鰲江，是個良港，龍騰虎躍的好地方。可是，他手頭只有3000元的辦公費，這點錢連蓋個公共廁所都不夠，怎麼個「騰」，怎麼個「躍」？靠國家投資建新城，顯然不現實；靠引入外資，恐怕沒有一個外國資本家看得上這麼個小漁村。唯一的一條路，就是靠集資——靠四鄉已經富起來了的那些萬元戶！ 他走馬上任才一個月，就在《溫州日報》上登出《龍港鎮也來一個對外開放》的決定。這個「對外開放」，其實不是對海外開放，而是對鎮外開放——誰願意拿出錢來，誰就可以進龍港鎮建新屋，而新城的公共設施費用則由新屋的主人們平攤。這個「開放廣告」一登，在短短的十天之內，就有2700多個專業戶湧向龍港，向那裡的「歡迎農民進城辦公室」辦理落戶手續。建造龍港新城的資金，一下子就解決了！ 說實在的，僅僅是萬元戶，還進不了龍港新城哩，因為那裡的一幢房子，起碼兩三萬元，拿得出這麼多錢的人，才有資格落戶。新城的每一戶人家，都是冒了尖的專業戶。龍港鎮，成了中國一座非常特殊的城市，有人稱它「農民城」，有人稱它「小溫州」、「浙江的深圳」。不，不，我以為最恰當的稱號，還是「萬元戶城」！ 短短一年多時間，龍港鎮建成了100多萬平方米的新屋，人口猛增至3萬多人，城區面積達4.26平方公里。變電站、自來水塔、幼兒園、小學、中學、醫院之類，一應俱全。我注意到，中國人民銀行和中國人民保險公司都在這裡興建了辦公大樓。郵電局的氣派也不小。我步入律師事務所、個體勞動者協會，那些辦公室都明亮而寬敞，桌上放著最新式的撳扭電話。 據陳定模告訴我，這座新城眼下擁有6500多家萬元戶。當然，這「萬元戶」只是「模糊名詞」。家有二三十萬元資金在這裡是很普通的。有的專業戶的錢更多，只是「富不外露」，外人莫知他們究竟擁有多少一大團結」。 能夠進入這座新城落戶的，差不多都是鄰近鄉村裡的能人。如今，數以千計的能人們聚居於一城，聯合在一起，形成了一支「萬元戶大軍」，正在創辦一大批新的企業…… 我在龍港新城漫步，隨便走入其中的一家，主人是位六十開外的老頭，熱情地領我參觀新居。這兒的房子結構跟北京、上海的居民大樓不同，每一單元不是橫向的，卻是垂直的，即每一單元都是從底樓至三樓或四樓，屋內自有樓梯，獨門出入，互不相干。底層往往是這家專業戶的商店，樓上住家。我隨主人逐層參觀，每層前後兩個房間，樓梯居中，四層共八間，每間20來平方米，而他家不過五口人。據說，在龍港，人均面積為40多平方米，那是北京、上海望塵莫及的！我發覺，那20來平方米的灶間，四牆貼著白色瓷磚，水磨石的地皮一塵不染。二樓、三樓、四樓的牆壁分別為粉紅、淡黃、淺藍，地板的色彩也各不相同。既有最新款式的沙發，也有油漆斑駁的破木箱，估計那木箱曾與主人共同生活多年，至今還捨不得丟掉。在另一戶人家，我見到結婚的新房裡，既有彩色電視機，長沙發，也有嶄新的雕花大床。那大床的式樣大約是清朝的！ 走了好幾家，我所遇見的差不多都是老人、婦人、孩子。用當地人的話來說，「在外跑供銷的——天兵天將，在家搞家庭副業的——楊門女將，剩下來的——蝦兵蟹將」。也有人把務工經商的稱為「5471」部隊（即青年、黨團員），在家搞副業的稱為「3861」部隊（即婦女、兒童）。看來，我在三叉戟飛機上，在青島、桂林、鄭州遇到的，全是「天兵天將」，而在龍港遇見的，大都是「楊門女將」、「蝦兵蟹將」了。 汽車開動了。我回眸掃視即將逝去的龍港新城。忽然，在一堵剛剛砌成、尚未粉刷的牆上，見到用黑墨寫著一條大字標語：「誰在這兒大小便，誰就是烏龜！」那烏龜兩字並非寫出來，卻是一個圈兒四條短腿外加一個腦袋一條尾巴。我忍俊不禁，對於這農民式的大標語發笑了。我尚未笑畢，卻又見一張大字報式的廣告：「本店供應不銹鋼門檻，要買快來！」看那「大字報」的口氣，不銹鋼門檻已成了這兒的緊俏貨——在中國的大城市，居民們恐怕還不知不銹鋼門檻是什麼模樣的哩！當年，魯迅筆下的祥林嫂，把一年的工錢12塊「鷹洋」給了土地廟，也只不過捐了一條木門檻罷了。如今溫州龍港的農民們卻這般財大氣粗了…… 望著這座氣宇恢宏的農民城，我在思索：幾年前，家中只有幾口破木箱的溫州農民，怎麼又騰又躍，成為「萬」字號？ 我帶著這個巨大的問號，來到溫州市永嘉縣橋頭鎮。 小商品賺大錢 在我的印象中，橋頭鎮屬於溫州話所說的「山頭底角」，是個荒遠的山村。如今，汽車駛過新建的甌江大橋，不一會兒，就直抵位於山腳下的橋頭鎮了。那裡，已經面目全非，也造成了成排成排的新房，樣子跟龍港的一樣，只是沒有像龍港那樣全面規劃形成一座新城。這一幢幢裝著一扇扇落地長富的新屋，已成為萬元戶的象徵。在溫州農村，哪兒的新屋多，哪兒就意味著已成了富裕之鄉。 橋頭鎮上人來人往，熙熙攘攘，聽口音，外地人不少。鎮上的旅館，住滿外地採購員。我隨著人群，走向橋頭市場。一座兩層大樓和一座蓋著綠色玻璃鋼頂篷的市場，成了橋頭的交易中心。步入市場，我彷彿置身於北京東風商場，上海城隍廟市場——那裡是小商品的世界。 彈簧秤。眉筆。立體畫片。「坦克」表帶。袖珍捲尺……五花八門的小商品，令人眼花繚亂。16元一盒的假戒指，共45只，每一隻的式樣都不相同，造型精美，足以亂真。帶著袖珍通訊錄的鑰匙圈，那通訊錄只有紀念郵票那麼大，卻有幾十頁，足以記下上百個電話號碼、地址，又有金屬封面保護著內文，兩個兩角五分。比自來水筆稍粗的袖珍打氣筒，五角一個，騎自行車的人都愛買一個。手槍式的試電筆，又是玩具，又是工具。金光閃閃的小帽，斜插著一根彩色羽毛，成了一隻精緻的扣針，別在胸前顯得優雅大方。……看得出，這些惹人喜愛的小商品，出自別具匠心的設計者之手。外地採購員在那裡論千論萬地採購。 橋頭小商品之王，要算是鈕扣了。金色的、銀色的、五顏六色的；大衣鈕扣、西裝鈕扣、中山裝鈕扣、軍鈕、鐵路制服鈕扣；金屬鈕扣、塑料鈕扣、玻璃鈕扣；圓的、方的、牛角形的、月牙形的、蝴蝶形的，……到這兒走一遭。可以編出一本《鈕扣大全》來。這兒已經不僅是「中國之最」，而且進入「世界之最」，成為世界上最大的鈕扣商場，現在年銷量已達80億顆——相當於每個中國人每年有五顆鈕扣來自小小的橋頭鎮！這兒的鈕扣品種，已達1500種！ 我在橋頭鈕扣市場採訪。那裡與其說是商場，倒不如說有點像圖書館的閱覽室，一排一排長桌子，堆滿了一袋一袋鈕扣。各家各戶都來這兒擺攤，每個攤位的長度為一米半。一個攤位背後，就是一個鈕扣專業戶。這兒的鈕扣攤，已經有1000多個！ 鈕扣之類小商品，便於家庭生產。這兒人多田少，本來多餘的勞動力無出路，如今家家戶戶、老老少少都在那裡做鈕扣。雖然每顆鈕扣的利潤不過幾厘以至幾分，可是長年累月地生產，利潤就十分可觀。那一幢幢新樓，彷彿是用一顆顆鈕扣砌成的！ 大家都生產鈕扣，競爭是激烈的。一位攤主告訴我，誰家設計了一種暢銷的新式鈕扣，只要在市場一露面，半個月後，就會有幾十家、幾百家生產這種鈕扣！ 這裡本來與鈕扣無緣。1980年，橋頭有人到蘇州去，靠彈棉花維持生計。偶然見到那兒有一家鈕扣廠把一些稍有疵點的鈕扣作為廢品廉價處理，便買了一批，回家擺攤出售，生意頗好。於是，很多人效仿，到鈕扣廠買廢品，把其中稍好的挑出來，以比正品低的價格出售。當然，這價格比廢品要高得多，成了有利可圖的途徑。漸漸地，在跟鈕扣廠打交道的過程中，他們懂得了鈕扣生產技術。乾脆，自己動手做鈕扣，成了鈕扣專業戶。親戚幫親戚，鄰居教鄰居，頓時，橋頭鎮刮起了鈕扣旋風，橋頭農民成了「鈕扣迷」。千家萬戶都動手做鈕扣，你做這種鈕扣，我做那種鈕扣，形成了巨大的鈕扣生產力，形成了世界最大的鈕扣市場。 一傳十，十傳百，百傳千，橋頭的名聲在全國飛揚，眾多的採購員聞訊而來。在這兒兜一圈，輕輕鬆鬆，就能置齊往日要跑許多城市才能到手的各色鈕扣，哪個採購員不樂於向橋頭投來微笑？何況，這兒鈕扣的價格還特別低廉——因為家庭生產，男女老少齊上陣，成本當然低。 我在橋頭遇上兩個青年，攀談起來，才知道他倆來自諸葛亮的家鄉——河南南陽。《陋室銘》裡提到的「南陽諸葛廬」，就在他們那兒。他倆一個是木匠，一個是待業青年，偶然從河南電視台播出的節目中，知道橋頭有個鈕扣市場，於是決定做鈕扣生意，遠道趕來。其中一個名叫劉曉的告訴我：「這兒的中山裝鈕扣，才一分錢一顆，我們河南要一毛錢一顆。我一下子在這兒買了好多。我想，到了河南，以七分、八分一顆賣出去，準能暢銷！」 這兩位年輕人身穿嶄新的人造革茄克，腳下是米黃色尖頭皮鞋，都是溫州貨，價格比河南便宜得多。唯有牛仔褲很舊，那是因為溫州的牛仔褲是從外地運入，價格不低，所以他們還是穿河南貨。雖說新衣、新鞋跟舊褲配在一起顯得很不協調，好在他倆只講實惠，也就不計較全身上下的「統一」了。這兩位諸葛亮的同鄉，對橋頭講了許多欽慕的話，說這兒的人熱情，旅館也乾淨，橋頭人的腦子比諸葛亮還聰明。對於這兒一排排新屋，他們當然眼熱，期望著自己的家鄉也能像橋頭這樣迅速地富裕起來。 鈕扣興，百業興。隨著大批採購員的湧來，橋頭鎮的飯店、旅館也大興土木。小小鈕扣，使這個小鎮充滿青春活力…… 據統計，中國北方某省農村，萬元戶只佔萬分之幾而已，永嘉橋頭鎮的萬元戶，則已達百分之八十！ 專業戶十專業市場十「天兵天將」 童年的印象，雖然隔著久遠的歷史年代，卻還是清晰的：父親是溫州樂清縣人，常常帶我去樂清農村。坐著小船，河面上飄著開了紫花的水葫蘆。駛過白象鎮時，那座古老的白象塔顯得格外高，小鎮如同《早春二月》裡的芙蓉鎮…… 如今，樂清白象鎮的古塔，淹沒在一群新建的樓房之中，過了白象鎮，另一個小鎮——柳市，新樓房毗連成一大片了。 我看到一份關於樂清柳市鎮個體居民的調查，在6459戶中，全年收入萬元以上的有1216戶，3萬元以上的有296戶，5萬元以上的有89戶。 往日的柳市街頭，只有賣香糕、炒米糖、香煙之類的小攤。如今，幾乎難以令人置信：街道兩側一攤連一攤，賣的是咬不動、吃不了的繼電器、熔斷器、變壓器、電閘、瓷瓶、礦燈、觸發器…… 就在橋頭冒出個鈕扣市場的同時，柳市冒出個低壓電器市場！ 電器畢竟不像鈕扣那樣一家一戶就能生產。在這兒，許多個體戶聯合起來，形成了「聯戶工業企業」，生產電器。 我跟一個「老牌」的個體戶交談。他說，他從事電器生產已經很久。早在三年自然災害期間，有些電器因為批量少，工藝繁雜，利潤低，大工廠不願生產，成了短線產品，他曾組織一些人生產過。在「文革」中，他遭到批判，說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幹不成了。這幾年，不僅他重操舊業，許多個體戶也加入這支隊伍，小小柳市居然雲集了800多家五金電器商店和小攤位，形成了電器市場。 我發覺，柳市辦起了好幾個電器產品發運站。這兒有許多貨車駛往全國各地。快運，可在16天內到貨！慢運，22天內到貨。這是因為電器比鈕扣重得多，採購員們不能隨身帶貨，於是貨物運輸業就隨著興旺起來。 溫州農村，辦起了各式各樣的專業市場，金鄉鎮的徽章標牌市場，仙降塑（料）（皮）革鞋市場，宜山再生睛給市場，肖江編織袋市場……每一個專業市場，只經營一、兩種類商品，專業性強，就形成自己的特色，容易打入全國市場，而在每一個專業市場周圍的農村，則有成千上萬個體戶生產這些專門商品。 溫州，走出了自己的發展道路：13萬個專業個體戶，形成十來個專業市場，而那10萬「天兵天將」——供銷員又把專業市場跟全國各地聯繫起來，於是溫州產品便走向全國。這可以說是「溫州模式」的一大特色。 那些供銷員的收入也相當可觀，因為他們推銷的產品越多，收入也就越多。據調查，供銷員們年收入5000元至1萬元的為數不少，其中個別的供銷員年收入達5萬元以至10萬元！當然，這些「天兵天將」天南地北奔跑，也夠辛苦的，不少人忙得連春節也回不了家。橋頭鎮的一位供銷員對我說，除了台灣之外，他跑遍全國29個省市！ 其實，溫州的先天條件並不好，除了平陽礬礦舉世聞名之外（明礬年產量佔全國百分之八十，占世界百分之六十），沒有優厚的資源，工農業基礎也很差，向來只以甌柑、團繡、蠟紙、黃楊木雕之類作為當地特色產品。然而，溫州如今居然創造了「溫州模式」，用溫州人的話來說，那是「逼出來，放出來，幹起來」才形成的。這「放出來」，當然是指「開放」的「放」。 我從對於「溫州模式」的採訪，進而引起新的思索：溫州人的形象，到底是什麼樣？ 聰明靈活的商業腦袋瓜 許許多多細小的事例，像一塊塊小石子匯聚在一起，慢慢地堆成一座塑像。哦，看清楚了，看清楚了——溫州人的形象。 請看一看我在溫州採訪時隨手揀來的「小石子」： 各式各樣的旅遊紀念章，我見過多了，無非是把當地名勝刻在紀念章上罷了。可是溫州名勝——雁蕩山的紀念章，不同於眾。那紀念章看上去像個勳章。那橫著的紀念章，刻著「雁蕩旅遊」四個字，普普通通，然而，下方卻用鏈條懸著一枚勳章。不，不，那圓形的勳章，竟是個塑料盒，裡面裝著指南針！旅遊者一邊在雁蕩山跋涉，一邊可以用掛在胸前的指南針辨別方向。怪不得這種兩角錢一隻的旅遊紀念章頗為暢銷，因為溫州人動了一番腦筋！ 溫州已出現許多個體戶長途客車。從溫州坐車到金華、到寧波、到杭州、到福州，往往十幾個小時，夠累的。可是，個體戶的長途客車生意興隆，原因之一是車上安裝了彩色電視機，可以播出錄像片。旅客們一邊坐車，一邊看錄像，多愜意！為了招徐旅客，為了使旅客旅途舒適，溫州的個體戶別出心裁。 溫州商業繁榮，臨街的房子的底層，差不多都被店舖所佔領。一天，我路過一幢居民樓，底樓掛著招牌——「美容請上三樓」。我抬頭一看，三樓一間宿舍門口，橫掛著「小世界美容廳」的木牌。顯然，那戶居民把自己的住房讓出一間，當作店舖。像這樣的三樓以至五樓開店，恐怕全國罕見。在屋少人多的溫州市區，溫州人居然想出了這樣的樓上開店的點子！ 溫州的個體戶，密切注視著新的信息。1980年2月底，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關於劉少奇同志平反的決議剛在報上登出，溫州的個體戶馬上想出了新點子——以極快的速度趕製了五萬枚劉少奇像章，一下子在全國一售而空！ 大學一招生，趕著製造一大批校徽，還為共青團製作了數以萬計的團徽。個體戶們真會趕浪潮。 我還聽說了一樁真的笑話：不久前，當公安部部長髮表了關於在全國實行居民身份證制度的講話，溫州一位個體戶立即聞風而動，試制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居民身份證」樣品，親自送往北京。他想，十億人口要做數以億計的居民身份證，這可是一筆大生意。不料，他來到公安部，卻被當場拘捕——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居民身份證」，怎可私人製造？他的樣品，成了他的罪證！幸虧溫州農村有關領導聞訊趕去，向公安部證明這位個體戶試制居民身份證只有經濟動機，沒有政治目的，公安部這才把他釋放。雖然他鬧了一場笑話，卻也充分表明了他對新信息的無限關注。 …… 溫州人到底是什麼樣的形象？有人曾稱溫州人為「溫州鬼」，這「鬼」其實是「詭」的意思。然而，我卻要說，這許許多多「小石子」，匯聚成溫州人的真實形象——一個聰明靈活的商業腦袋瓜！ 眼下，在「對外開放、對內搞活」方針指導下的溫州，真個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溫州人在充分發揮自己聰明靈活的商業腦袋瓜，進行「全方位、立體型致富」。 其實，溫州人善於經商，有著悠久的歷史，早在宋朝程俱的著作中，便稱溫州人「其人善賈」，賈，也就是商，可見溫州人自古的形象就是「善賈」。 在鴉片戰爭之後，溫州被闢為對外通商口岸，溫州人曾大批出洋經商。迄今，荷蘭的華僑、華裔約5.5萬人，其中溫州人占1.3萬人！在法國的溫州籍華僑有2萬，而在意大利有4000。此外，在英國、波蘭、比利時、聯邦德國、奧地利、瑞士、西班牙、葡萄牙、丹麥，都有許多溫州籍華僑，在那裡開飯店，經營百貨，做皮鞋，做服裝。溫州人「善賈」，已名揚海外。 也正因為這樣，「溫州模式」在中國改革浪潮中先聲奪人，是有著深刻的歷史淵源的。 使我驚訝的是，在溫州我走親訪友，送點小禮品給孩子們，他們居然問：「在上海賣多少錢？」看來，商業意識已經深深地滲進下一代的心靈，將會造就未來的「善賈」的一代溫州。 溫州的另一面 「老王賣瓜，自賣自誇。」這是不足取的。 「溫州模式」蜚聲國內外。海外關注溫州信息，就連《歐洲日報））1986年10月4日刊登中文報刊征訂廣告時，也把《溫州日報》排在所有中文報刊之首。巴黎鳳凰書店成了《溫州日報》在歐洲的發行所。在國內，報道「溫州模式」的文章更是連篇累續。不過，我在溫州採訪，大抵由干我會講溫州話，我可以跟許許多多人隨意聊天，何況我也是溫州人中的一員，不想「自賣自誇」。 月球總是把自己的另一面背著地球。直到人造衛星上天，人們才第一次知道月球背面是什麼樣的。溫州則不。溫州的另一面是敞開的。只要你並不存心把「溫州模式」捧到至高無上、完美無缺的地方，你在溫州隨時都可以見到那一面…… 說實在的，各種各樣關於溫州萬元戶的報道彷彿給人造成溫州人富得流油的錯覺。溫州固然有許許多多萬元戶，龍港鎮的新居民可以說百分之百是萬元戶，有的還是十萬元戶、百萬元戶，但是溫州並非萬元戶世界。我的親友之中，絕大多數是國家幹部、知識分子，沒有一個成了萬元戶。 到菜場走走，人們告訴我，「買菜時拿起來就走的是個體戶，挑挑揀揀、猶猶豫豫的是幹部」。一點不錯，菜場裡真的是那樣的景象。 溫州的夜市很出名。半夜時分，漫步街頭，我見到燈光如晝，夜市興隆，人們告訴我，「大吃大喝，吃蝤蚌、喝甲魚湯的是個體戶，在旁邊吃碗小餛飩、米面的是幹部」。一點也不錯，夜市確實是那麼一番景象。我還瞭解到，夜市飲食攤的攤主，好多是國營工廠的工人，他們白天上班，夜裡干「第二職業」。 在溫州，黨政幹部、國營職工的收入是不高的。據統計，1985年度溫州市國營企業職工月平均收入，包括獎金在內，只有105元。也就是說，年收入只有1260元——連萬元戶的零頭都不如！何況溫州的物價比上海還高。 即使在溫州農村，也並非家家豪富。就在離「萬元戶城」龍港不遠的平陽縣，還有30多個鄉，人均年收入只200多元，連溫飽都尚未解決。只有像永嘉橋頭鎮那樣找到了生產鈕扣的致富門路的地方，才先富了起來。溫州農村貧富不均，有人雇工甚至雇了數百人，有人則只能充當別人的雇工，出賣自己的勞動力換取每月數十元的工資。 人心思商，知識貶值！我的一位老師，是溫州市教育界的領導幹部之一。據他說：「溫州全市十二歲至四十歲的少、青、壯年中，文盲、半文盲共達60萬人以上，占該年齡總人口的22.75％！就浙江省10個（地）市而言，溫州學齡兒童入學率為第十位，小學入學率為第十位，小學升初中升學率為第七位，初中升高中的升學率也是第十位！」第十位，也就是倒數第一位！我本人在50年代得益於溫州良好的中學教育，才考取北京大學。如今，聽老師說，溫州考上北大、清華的應屆高中畢業生，已寥若星辰了。一個正兒八經的大學畢業生回到溫州工作，收入遠遠不如小學文化程度的個體戶！我想，這大抵就是溫州教育事業大倒退的原因所在。 號稱「人類靈魂工程師」的教師，在溫州成為最窮的階層。溫州農村小學教師的年收入僅有八九百元，生活最為清苦，難怪溫州小學教師的合格率居浙江全省末位！稍有能耐的人，不願做「孩子王」了。我不由得憂心如焚：長此以往，「永嘉學派」的發源地，號稱「人才輩出、文風鼎盛」的溫州豈不走上文化衰落的歧途。今日的溫州人總是以歷數蘇步青、夏鼎、黃宗英等文化名人為自豪，可是下一代的溫州人能出多少文化名人就不得而知了。 文化的落後必然導致迷信盛行。一天，我騎自行車路過溫州九山湖畔，在那條並不熱鬧的馬路上竟遇見三個算命小攤。在永嘉橋頭鎮，我拍下一張照片：一位「算命先生」正在滔滔不絕地講著，一個青年婦女在虔誠地洗耳恭聽，而小攤上赫然豎著「科學看相」的招牌！在今日溫州農村，那雨後春筍般崛起的新屋固然令人矚目，可是山上那像巨大的沙發椅似的考究的新墳也隨處可見。已經出現許多靠修築墳墓發財的專業戶。新墳越造越大，越來越闊氣，花幾千元造一個墳墓。未死的人們在攀比著未來的陰間「住宅」究竟誰的壯觀——許多墳墓是空穴，是替健在的人預備著的！在向陽的山坡上，新墳成群成片，已是溫州「勝景」之一了。 溫州的百好煉乳、西山瓷磚等不愧為名牌產品，質量優良，飲譽中外。可是，眼下有些個體戶的產品，質量令人擔心。我在永嘉橋頭鎮買的手槍式試電筆，雖說樣子可愛，可是回家後插在電插銷上，那指示燈還不亮！原來，那是個滑頭貨。這當然只是一樁小事。在樂清柳市鎮埠頭，我曾見到一艘裝滿銹跡斑斑的變壓器的船，感到疑惑不解。問了熟人，才知道有人專在上海一些工廠掏電器舊貨，廉價買進，進行拆修、擦洗、噴漆之後，以略低於正品的價格拋出，從中牟利。一位技術人員對我說，永嘉橋頭的鈕扣質量是不錯了，而柳市的電器質量存在不少問題，因為有些電器畢竟不是個體生產能保證質量的。 我在上海上船時，見到幾位溫州青年把一輛嶄新的自行車拆掉，你拿三角架，我拿前後輪，化整為零，分散著上了船。啟航後，他們在船上裝配成整車。下船時，大搖大擺推下船。據告，花170多元在上海買一輛名牌自行車，到溫州便可翻一個「跟斗」，以380元高價售出。「牡丹」香煙到了溫州，可以翻幾個「跟斗」哩。這種幾倍於原價的高價緊俏貨，在溫州市場上常可見到。 我還遇見一位賣商標的小販。那些織著日文、英文的服裝商標，是他們自己生產的。我試著問了一下，花十幾元可以買幾百個。這種商標，也成了「小商品」，用來縫在自產的服裝上，一下子便變成了「進口貨」，可以矇騙一些不知內情的外地顧客。 …… 我有幸在大改革的浪潮中回到溫州，既是探親，又作採訪。我見到溫州明媚的一面，也見到灰暗的另一面。我願用我的筆，寫下真實的溫州的面目。 我以為，眼下給「溫州模式」下定論，還為時尚早。溫州市有關部門對於個體經濟採取「六自」方針——「自願結合，自籌資金，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定分配，自生自滅。」一場大改革，正在進行之中。 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人們對於「溫州模式」褒貶不一，毀譽皆有。我呢？在我看來，「溫州模式」的最恰當的評價是中國改革的試驗區：溫州人正在以自己「善賈」的特長在中國經濟改革中大顯身手，而溫州所進行的經濟改革是一場尚無定論的試驗。既然是試驗，允許成功，也允許失敗。但是，不論成功還是失敗，這場在溫州地區進行的試驗，都會給當代中國的改革提供借鑒。 親愛的讀者，我寫下我在溫州的所見所聞，與其說給你獻上了一篇報告文學，倒不如說給你出了一道思考題。 你說對不？ （原載《中國的要害》，華岳文藝出版社1988年7月版）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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