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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下旬,一輛黃包車從西安鐘樓前駛過,向北拐去。車上坐著一位穿藍布旗袍的小姐,一雙烏亮的大眼睛格外動人。她的腳旁,放著一隻小皮箱,看得出是從外地來到西安。黃包車在陝西省立西安北大街幼稚園門口停下。這位小姐下車後,跟幼稚園主任見面時,顯得異常興奮。 「一冰!」她摟著幼稚園主任的脖子。 「李鶴,你怎麼來了?!」主任頗為驚訝。 這位主任——徐一冰,迄今仍清晰地記得半個多世紀前那難忘的一幕,向筆者講述著往事。 徐一冰,後來進入延安,改名徐明。由於中共中央黨校有個同名同姓的學員徐明,於是她加了個「清」字。 李鶴,也就是本文主角——江青。江青原名李雲鶴,1933年夏,19歲的她從山東前來上海,改名李鶴,在徐明清領導下的晨更工學團當教員,同住在上海北新涇鎮陳更村的小閣樓裡。儘管後來李鶴進入上海影劇界,成了「明星」,改名藍蘋,但是徐明清跟她一直以「李鶴」、「一冰」相稱。江青向徐明清說明了來意:她要奔赴延安,請求徐明清介紹她前往西安的八八路軍辦事處。她身邊末帶任何組織介紹信,在她看來,徐明清是她最好的「介紹信」…… 江青奔赴延安,是她一生的重要轉折點。她為什麼要離開「大上海」奔赴延安?她究竟是怎麼知道徐明清的秘密地址的? 說來話長,這要從引導江青走上革命之路,她的入黨介紹人俞啟威說起…… 俞啟威是江青最初的愛侶。他,也就是後來改名黃敬的中共高干——1949年初天津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時,他被任命為第一任天津市市長,兼任中共天津市委書記。 江青初識黃敬時,黃敬是青島大學物理系學生,尚不是中共黨員。「九·一八」事變後,黃敬成了學生運動中的活躍分子,他領導青島大學的學生罷課,搶佔火車,去南京向國民黨政府請願。經過這番實際考察,中共青島大學地下黨支部決定批准黃敬加入中共,舉行了秘密的入黨儀式。 黃敬加入中共,也就影響了江青。江青的思想,也逐漸激進。那時,江青和黃敬從熱戀而同居。 經黃敬介紹,江青於1933年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時年19歲。 就在這年7月,因為叛徒出賣,黃敬被秘密逮捕。江青倉皇出逃,拎著一隻小皮箱奔向上海,失了黨的組織關係。 本來,江青可以住到上海俞宅。只是俞家並不承認她這個未經明媒正娶的兒媳婦,所以她不能不在魏鶴齡家暫住。她提出要求,希望拜見田漢。 江青在田漢家借住了些日子,田漢派他的弟弟田沅照料江青。 田沅向田漢建議,把江青安排到「晨更工學團」去工作。江青同意了。於是,田沅陪著江青,來到上海西郊的小鎮——北新涇鎮,把江青介紹給「晨更工學團」的負責人徐明清。 這樣,江青就在僻遠的北新涇鎮住了下來,在徐明清領導之下工作…… 據徐明清回憶,「小俞」(亦即黃敬)曾幾度秘密來滬,會晤江青。 後來,「小俞」雖然在北平工作,但跟江青一直保持著聯繫。 就在江青去延安前3個月,「小俞」從北平到延安去了一趟…… 黃敬的延安之行,給了江青以影響。 黃敬促使江青下定了奔赴延安的決心。 江青得知徐明清在西安,使她的決心化為實際行動。 徐明清說,她陪著江青前往西安八路軍辦事處。徐明清跟那裡的危拱之很熟,危拱之是葉劍英的夫人。危拱之聽了徐明清的介紹,帶著江青去見鄧穎超。鄧穎超很有興味地翻閱了江青帶來的「介紹信」——一本相冊,上面貼著許多劇照。相冊的劇照,表明江青確實是來自上海的演員,而且所演的大都是左翼影劇。鄧穎超看畢,笑道:「呵,上海的大明星嘛!」不過,鄧穎超說,辦理赴延手續,是由博古主管的,需要約定時間,跟博古見面。 過了些天,江青獨自從北大街幼稚園前往「八辦」。博古跟她做了談話,瞭解她的一些情況。當時延安歡迎進步文化人投奔那裡。博古同意江青的請求。 1937年8月底,江青到達延安,被安排在延安的第3招待所(又稱「西北旅社」)暫住。登記旅客名字時,她不再寫「藍蘋」,而是用「江青」。 對於取「江青」這名字,她是花了一番心血的。據雲,含義有二: 其一,「青出於藍而勝於藍」。「藍」,藍蘋也。也就是說,雖然江青「出於」藍蘋,卻立志要幹出一番「勝於」藍蘋的事業來。 其二,「江青」出典於唐朝詩人錢起的《省試湘靈鼓瑟》一詩:「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 江青來到延安之後,就受到了審查。當時,負責審查江青黨籍問題的,是中共中央宣傳部的郭潛。他在抗日戰爭之後,被國民黨軍隊俘虜,到了台灣,改名郭華倫,擔任台灣「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主任,筆名陳然。 據郭潛1974年10月22日在台北接受日本作家伊原吉之助的採訪時,回憶道: 「江青於七七事變剛發生之後,單身來到延安。9月10日發生黨籍問題。 「江青的黨籍恢復申請,因『無證據』」被批駁。江青於是在招待所空過了9、10兩月。在此期間,好像巴結了同鄉康生。她以前的情人黃敬於10月來到延安,找到了證人,乃平安地恢復黨籍,立即進了『黨校』受訓6個月。陳然(引者註:即郭潛)的太太,曾在『黨校』教過江青。」 郭潛作為當事人,把審查江青的黨籍問題談得十分清楚。 起初,江青十分焦急。新來乍到,人地生疏,一時又找不到證人。可是,黨籍問題不解決又不行。在上海、在話劇界、電影界,黨籍問題不那麼重要,而進了延安,這是至關重要的「政治生命」。 就在江青成天價等待之際,徐明清由西安來到延安,使她歡欣鼓舞。 但是,徐明清只能證明江青在上海、臨海、西安的經歷,只能證明她曾參加中共領導下的一些進步活動,只能證明她加入過共青團,但無法證明她是中共黨員——因為如果確實她是中共黨員的話,那何必在晨更工學團發展加入團呢?只有先入團、後入黨的,哪有入了黨再入團的? 徐明清無法為江青恢復黨籍提供證明,這使江青十分沮喪。 據郭潛回憶,「黃敬於10月來到延安,找到了證人」。黃敬作為江青入黨的介紹人來證明江青確實曾經在1933年2月加入中共,是最權威的證人,況且那時的黃敬已是中共高級幹部。 據徐明清回憶,江青進入延安之後,曾在關於自己入黨經過的材料上,寫明介紹人是黃敬。組織部門於是通過地下交通,去函向黃敬瞭解,黃敬寫了證明材料,證明江青是由他介紹入黨。 比較郭潛和徐明清的回憶,似乎徐明清的回憶更可信些。不過,他們的回憶都一致表明,是由黃敬證實江青的中共黨員身份的。 徐明清還說,由於組織上向他調查江青入黨問題,他得知江青進入延安,曾給江青寫過一封信。 不過,這時的黃敬,已和范瑾相愛。范瑾,原名范元貞,湖北漢口人,一位能幹的女記者。大抵是江青在上海跟唐納、跟章泯同居,鬧得滿城風雨,使黃敬的心冷了,於是另擇伴侶。 至於郭潛所說的江青「在此期間,好像巴結了同鄉康生」,事情是有的,但不在9、10兩月——因為那時康生不在延安。 經過兩個來月的審查,江青的黨籍問題由於黃敬的證明終於得到解決。這樣,她在1937年11月進入了中共中央黨校學習,成為第12班學員。 據郭潛1976年8月16日在台北回憶: 「江青的知識水準和政治水準都很低。內人曾在黨校教過江青。關於江青,她曾經說過:江青在黨的會議上簡直不敢發言。理解淺陋,不能發言。偶爾發言,一開口就說:『我不太明白,請諸位指教。』惹人恥笑。當時的女黨員,都看不起她。當時的女黨員很多是長征參加者,學歷高深者,黨歷或活動時期長久者,她們都看不起江青。」 就在江青進入中共中央黨校學習不久,1937年11月29日,出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副團長的康生從莫斯科回到延安。 康生的突然出現,使陷於孤寂之中的江青,存在中共高層找到了「靠山」。 江青和康生,在「文革」中一個是「中央文革小組」的「第一副組長」,一個是「顧問」,一配搭一檔,幹盡壞事。由此,人們追溯江、康之間的關係史,追到延安時期是恰如其分。也有人追溯到山東諸城,似乎早年便有「勾結」,那就顯得牽強、過分了:江言和康生都是諸城人,江青之母曾在康生家幫傭,兩家相距不遠,而且康生當過江青的母校——諸城高等小學校長。不過,江、康那時未必相識。因為康生生於1898年,比江青年長16歲。康生當諸城高等小學校長時20歲,即1918年,那時江青不過4歲。康生1924年夏離開諸城,那時康生26歲,而江青只有10歲。即便相識,也談不上有什麼交情…… 當江青從山東來到上海時,康生早已在莫斯科。 然而,事情卻是那麼的湊巧:當江青從上海進入延安3個月之際,康生從莫斯科飛來延安。江青正在中共中央黨校學習,而康生恰恰被中共中央派往中央黨校,接替李維漢,出任校長! 一個是中央黨校的校長,一個是黨校的學員,這時「同鄉之誼」起作用了,兩人大有「他鄉遇故知」的感觸。江青正在中共高層尋找「靠山」,康生也就成了她的「靠山」。 據當年在延安,現任「民革上海市委顧問」的翟林椿先生回憶,1938年8月13日紀念「八·一三」抗日一週年(據本文作者查考,似應是1938年7月7日紀念「七·七」抗戰一週年),在延安鐘樓東邊,原「撫衙門」舊址,舉行大會。上午是毛澤東作報告,下午文藝演出。翟林椿先生記得,話劇主演者是丁裡。 翟林椿回憶:「壓軸戲是江青主演的京劇《打漁殺家》。縱然我當年很少看過京劇而入迷姑蘇評彈,但江青扮演的桂英一角,不論唱白、身段、颱風、神韻都得到觀眾的一致好評。毛主席和其他首長觀看了這場精彩紛呈的演出。演出結束,江青率先和眾多演員擁到台口,向熱烈鼓掌的首長和廣大觀眾致謝。爾後,她便款款步入後台一間點有汽燈的殘破空屋(臨時化妝室)去卸裝。」 翟林椿記得他目擊的一幕: 「毛澤東等首長步入臨時化妝間,慰問演員。這時,我奉命提著鐵皮水壺,為首長倒開水,所以也進入那臨時化妝間。」他見到江青上前跟毛澤東握手,然後很親切地談著…… 翟林椿所目擊的,是不是江青第一次跟毛澤東見面,不得而知。 不論是看京劇《打漁殺家》,還是看話劇《被糟踏了的人》或是《鎖在櫃子裡》,有兩點是可以肯定的: 第一,那時江青在延安相當活躍,主演過京劇、話劇; 第二,毛澤東向來對戲劇很有興趣,他看過江青演出的戲劇。 還有人說,是江青聽毛澤東的報告,故作認真,引起毛澤東的注意。 據李維漢回憶,中共中央黨校確實請過毛澤東講哲學。李維漢的校長任期是1937年5月至1938年4月,而江青是在1937年11月入校,正是在李維漢校長任期之內。 類似的傳說,說是毛澤東去「魯藝」講話,江青「特別坐前面,使毛最容易看到的地方,打扮得漂漂亮亮」。雖說江青後來從中央黨校調往「魯藝」,但從時間上看,似乎應是在中央黨校聽毛澤東報告。 江青把自己的一張照片送給了毛澤東。這張照片在毛澤東的筆記本裡,夾了很長一段時間…… 就在江青進入延安的時候,毛澤東的第二個妻子賀子珍離開延安前往西安。 海外有不少書籍、文章把賀子珍的出走,說成是江青插足毛澤東家庭,甚至繪聲繪色描述賀子珍如何在延安窯洞裡跟江青吵架。其實,賀子珍去西安,跟江青倒是並不相干。 江青這一輩子恐怕未曾跟賀子珍見過面,她跟賀子珍「在延安窯洞裡吵架」純屬子虛烏有的傳說。不過,賀子珍的走,恰恰給江青提供了乘虛而入的絕好機會! 歷史竟會這樣的湊巧:不早不晚,就在賀子珍離開延安的時候,江青進入延安! 據徐明清回憶,江青跟毛澤東戀愛的消息,在延安傳得很快。 不久,組織上再度找徐明清瞭解江青的歷史情況。這一回,著重瞭解的不是江青的黨籍問題,而是江青在上海的各方面的情況。徐明清明白,這是為了江青和毛澤東的婚事,組織上第二次對江青進行審查。徐明清所談的,跟她原先為江青所寫的證明材料差不多,但是她提到了江青在上海時生活上的那些浪漫事。 組織上除了向徐明清瞭解之外,也向來自白區的其他人作了調查。 毛澤東會看中江青,許多人感到不可理解。筆者看來,當年毛澤東的警衛員李銀橋的一席言,倒是比較客觀的: 那時的延安,生活環境異常艱苦,鬥爭形勢也很嚴峻,到了延安受不了又離開延安的不乏其人。江青在這個時候來到延安,堅持下來了,還是應該肯定的。當然,投奔革命的不等於堅強的革命者,毛澤東曾多次指著江青鼻子訓斥,你就是資產階級個人主義,你是改不了的剝削階級作風。這兩句話給我的印象很深,也耐人尋味。我想江青如果沒有積極投奔革命,毛澤東不會說這兩句話;江青如果是成熟的優秀革命者,毛澤東也不會說這兩句話。 敬仰愛慕毛澤東的女青年不少,以毛澤東的情況,不可能選一個各方面都糟糕,如某些文章說的那樣一無是處的女人作妻子。 那時江青長得還是比較出眾,頭髮烏黑濃密,系一根髮帶,髮帶前蓬鬆著一抹留海,髮帶後面,曾經留過辮子,曾經讓頭髮像瀑布一樣披掛到肩際,眉毛彎彎的,眼睛大而有神,鼻子挺秀,嘴巴稍稍有些大,但是抿緊了嘴唇的時候還是別有一番動人之處。 她會唱戲,現在不少文章說她是三流演員。但在延安,在陝北,我們那時把她當明星看待。她唱戲唱得好,她表演的《打漁殺家》,中央首長很喜歡,毛澤東也喜歡。 她字寫得好,也能寫文章,特別是楷書寫得好。 江青喜歡騎烈馬,馴烈馬,越凶越愛騎。 江青不愛打槍,愛打撲克,織毛線,她織毛衣織得很好,能織出各種花樣,會剪裁衣服,自己動手做,做得很漂亮。 那時,她比較能接近群眾,給工作人員剪頭髮,講點文化科學知識,教教針線活等。行軍路上能搞點小鼓勵,有時還給大家出謎語。有個謎語如今我還記得清:「日行千里不出房,有文有武有君王,親生兒子不同姓,恩愛夫妻不同床。」謎底是「唱戲」。 江青喜歡打扮,也會打扮。轉戰陝北期間,她不再長髮披肩,梳成兩條辮子,在腦後蠱成一個髻,在女同志中,她總是顯得比較出眾,女青年喜歡叫她幫助梳妝,她也樂於幫助別的女孩子,畢竟是一種榮譽。她在冬天穿軍裝時候多一些。有時也穿藍色棉衣,剪裁合體,總要顯出身段才行。夏天喜歡穿翻領列寧裝,帶卡腰。她滿意自己的皮膚白晰,腰肢苗條,她樂意暴露自己的優點。 江青在表現她的種種優點之處的同時,也不斷的暴露出她品質和性格上的缺點和弱點,她的驕傲,她的愛出風頭,她的頑強表現自我,總想高居人之上的慾望,她從來不會替別人想一想的極端個人主義…… 李銀橋跟江青有過長期的接觸,他對她的觀察,評價,是比較中肯的。 筆者在訪問徐明清時,她也如是說: 「人是會變的。江青也有一個演變的過程。最初,她在俞啟威的影響下,加入中國共產黨,走過一段革命的道路。她到上海以後,在晨更工學團裡工作,表現也還是可以的。但是,她後來進入上海戲劇界、電影界,明顯地表現出爭名奪利,愛出風頭,生活作風亂七八糟,等等。……後來,隨著地位的變化,她越走越遠,以至篡黨奪權,成了『四人幫』的頭子,成了反革命集團的頭子,成了歷史的罪人。」 1938年4月10日,當魯迅藝術學院在延安成立之後,江青調到那裡,擔任戲劇系指導員,該系負責人為張庚,助理員黃乃一,編劇王震之,教員鐘敬之、左明、崔嵬。 1938年8月,江青得到重要的調令,即調她到軍委辦公室當秘書,實際上也就是到毛澤東身邊工作——對於江青來說,這是至關重要的一步。這時,江青進入延安正好一年。 毛澤東畢竟是中共最高領袖,而江青又是那麼一個在上海曾鬧得滿城風雨的影星,何況那時寸毛澤東和賀子珍並未辦理離婚手續。因此,江青和毛澤東戀愛的消息傳出,反對者大有人在。 內中,最為激烈的反對者是張聞天。他認為,賀子珍是一位優秀的中共黨員,有著光榮的鬥爭歷史,又經過長征的艱苦考驗,多次負傷,應該受到尊重。 但是,也有人以為,毛澤東要跟誰結婚,純屬於毛澤東個人私事,他人不必多加干涉。愛情不等於「幹部鑒定」,無法勉強,支持者中最為激烈的是康生。 據傳,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了毛澤東的婚事,同意了毛澤東的意願,但對江青作出限制性的規定:「江青只能以一個家庭主婦和事務助手的身份,負責照料毛澤東同志的生活與健康,將不在黨內機關擔任職務,或干涉政治。」 這一規定,後來又被傳為「約法三章」。這「約法三章」流傳甚廣,卻因沒有原始文件為據,那「三章」的內容也就有著許多不同的「版本」。 版本之一:「一,不准參政;二,不准出頭露面;三,要好好照顧毛澤東同志的生活。」 版本之二:「(一)江青不得利用她和毛澤東的關係作為政治資本;(二)她只能成為毛澤東的事務助手,不得干預政策及政治路線的決定;(三)她不得擔任黨內機關的重要職務。」 版本之三:「(一)只此一次,不准再娶;(二)毛與賀子珍的婚約一天沒有解除,只能稱『江青同志』,不能稱『毛澤東夫人』;(三)除照顧毛的私人生活外,不得過問黨的內外一切人事和事務。」 不過,毛澤東的衛士李銀橋,否認曾有過「約法三章」。他如此說: 「還流傳什麼『約法三章』?江青打倒了十幾年,真有這個約法三章,約法人早就出來證明了。沒人證明嘛。」 李銀橋的意見,可以作為「一家之見」。 值得一提的是,那位美國的維特克在《江青同志》一書中,沒有說「約法三章」,但提及了:今後20年或一生之間,江青只能專心家事,不准干預公事。 另一值得注意的是,台灣方面前些日子公佈的資料中,提及國民黨軍隊攻下延安時,曾查獲王若飛的日記本,內中記述了「約法三章」的內容。王若飛當年擔任中共中央秘書長,他記下「約法三章」是可能的: 「第一,毛、賀的夫婦關係尚存在,而沒有正式解除時,江青同志不能以毛澤東夫人自居。 第二,江青同志負責照料毛澤東同志的生活起居與健康,今後誰也無權向黨中央提出類似的要求; 第三,江青同志只管毛澤東的私人生活與事務,20年內禁止在黨內擔任任何職務,並不得干預過問黨內人事及參加政治生活。」 台灣方面公佈的王若飛所記「約法三章」,文字較嚴謹,內容也比較準確。只是尚未見到公佈原件手跡。這一「版本」的「約法三章」,是當時的原始文字記錄。其餘種種「版本」,是憑記憶回憶或口頭傳說,所以彼此有出入。 根據王若飛所記「約法三章」,第一條規定了毛、賀、江三人的關係,第二條規定了江青的任務,第三條規定了對江青所作的限制。這三條,條理清楚,用詞穩妥,是種種「版本」中最為可信的。 24歲的江青,終於和45歲的毛澤東結婚了。 結婚的時間,一般籠統地說是「1938年秋」。朱仲麗說是1938年11月。 倒是徐明清的回憶更具體,她記得是1938年11月裡的一天——那一天日本飛機第一次轟炸了延安。 這麼一來,江青和毛澤東結婚的日子,可以考證出來,即1938年11月19日。徐明清說是「日本飛機第一次轟炸延安那一天」,應是「前一天」——因為日本飛機那天一早就來轟炸,並炸坍了毛澤東在鳳凰山下的窯洞,當天是不可能舉行婚宴的,因此必定是「前一天」。 結婚以後,江青名義上仍是中共中央軍委檔案秘書,實際上就在毛澤東身邊,照料他的生活。 江青完全成了一位家庭主婦。這時的她,收斂了,檢點了,跟在上海時那段羅曼諦克,判若兩人。特別是在夫人們之中,她深知自己革命資歷的淺薄:周恩來夫人鄧穎超是資深革命家;朱德夫人康克清上過井崗山、經過長征;任弼時夫人陳琮英在上海做過多年地下工作;博古夫人劉群先去過蘇聯、經過長征;張聞天夫人劉英在長征中是中央隊的秘書長……在這樣的夫人群中,只有具有賀子珍那樣革命資歷才能匹配。正因為如此,江青初入毛澤東的窯洞,不能不小心翼翼,見到誰都微微一笑,點一點頭,極少言語。這時的她,尚是「新媳婦」、「小媳婦」。 新婚之初的日子是平靜的。她跟毛澤東相處不錯。她給毛澤東結了新毛衣,給他做了充滿辣味的菜。閒暇時,那架老式的留聲機就在窯洞裡唱了起來。這架留聲機是美國記者史沫特萊進入延安時,帶來送給毛澤東的。江青動作熟練地給留聲機換上一張張78轉的唱片。知道毛澤東喜歡京劇,投其所好,她在延安搜集一批京劇唱片。毛澤東聽得入神,有時用腳蹭打著磚地,打著節拍,有時嘴裡也哼哼幾句。 毛澤東的窯洞,常常高朋滿座。來了毛澤東的戰友,她很少露面,要麼遞支煙,要麼倒杯茶,馬上就走開。來了外國記者,她不能不露面,不過,她也只是握握手,點個頭,遞上一盆花生米,就走開了。她顯得很靦腆,如同個大姑娘。正因為這樣,一位外國記者記述對江青印象時:「她直率而客氣,很像一位通情達理的賢妻良母。」 這表明,這位曾經成功地扮演走出家庭的反叛女性的演員,此刻又成功地扮演著跟娜拉截然相反的「賢妻良母」型的東方女性。不過,據陳荒煤回憶,有一回他前來向毛澤東匯報工作時,江青在裡面的窯洞裡不時插嘴…… 在和毛澤東結合之前,江青曾有過4次婚姻,她卻未曾生育過一個孩子。 她曾懷孕。那是在她第2次來上海前,跟黃敬同居,使她懷孕。她在上海做了人工流產手術。那時的她,不想要孩子。因為她四處為生活而奔波,孩子是個累贅。 跟毛澤東結婚之後,江青卻盼望著早生孩子。雖說當時在延安,女幹部們都不大願意生孩子。因為生了孩子,就得自己在家撫養,意味著不能參加工作。江青卻跟一般的女幹部不同,她的工作本身就在家中——照料毛澤東的起居和健康。毛澤東工作異常忙碌,她就顯得格外清閒。有個孩子,她就可以多一份「工作」。更重要的是,一旦有了孩子,她作為「毛澤東夫人」的地位也鞏固了——那「約法三章」一直使她耿耿於懷。 1939年冬,她懷孕了。那是她和毛澤東結婚整整一年之後。 1940年8月,她分娩了,生下一個女兒。這時,她26歲,毛澤東47歲。女兒的降生,使毛澤東異常高興,為女兒取名「李訥」,李訥長得活潑可愛,使毛澤東的窯洞裡充滿了笑聲,使得江青的「夫人」地位日漸鞏固。 (《海上文壇》1992年第5期) 亦凡書庫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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