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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恰是春光明媚的好天氣,我在臥房窗前伏案工作。順姐在屋裡拖地,墩布作在地下,她倚著把兒,一心要引誘我和她說話。 「太太」(她很固執,定要把這個過時的尊稱強加於我),「你今晚去吃喜酒嗎?」 我說:「沒請我。」 「新娘子已經來了,你沒看見嗎?」 「沒看。」 「新郎五十,新娘子才十九!」 我說:「不,新郎四十九。」我還是埋頭工作。 順姐歎息一聲,沒頭沒腦地說:「新娘子就和我一樣呢!」 我不禁停下筆,抬頭看著她發愣。人家是年輕漂亮、華衣美服的風流人物,順姐卻是個衣衫襤褸、四十來歲的粗胖女傭,怎麼「一樣」呢? 順姐看出她已經引起我的興趣,先拖了幾下地,緩緩說: 「我現在也覺悟了呢!就是貪享受呢!」(順姐的鄉音:「呢」字用得特多。) 我認為順姐是最勤勞、最肯吃苦的人。重活兒、髒活兒她都干,每天在三個人家幫傭,一人兼挑幾人的擔子。她享受什麼? 順姐曾告訴我,她家有個「姐姐」。不久我從她的話裡發現:她和「姐姐」共有一個丈夫,丈夫已去世。「姐姐」想必是「大老婆」的美稱。隨後我又知道,她夫家是大地主——她家鄉最大的地主。據她告訴我,她是隨她媽媽逃荒要飯跑進那個城市的。我不免詫怪:「『姐姐』思想解放,和順姐姐妹相稱了?」可是我後來漸漸明白了,所謂「姐姐」,只是順姐對我捏造的稱呼,她才不敢當面稱「姐姐」。 我說:「你怎麼貪享受啊?」 她答非所問,只是繼續說她自己的話: 「我自己願意的呢!我們是自由戀愛呢!」 我忍不住要笑。我詫異說:「你們怎麼自由戀愛呢?」我心想,一個地主少爺,一個逃荒要飯的,哪會有機會「自由戀愛」? 她低頭拖幾下地,停下說: 「是我自己願意的呢。我家裡人都反對呢。我哥哥、我媽媽都反對。我是早就有了人家的,可是我不願意——」 「你定過親?怎麼樣的一個人?」 「就那麼個人呢。我不願意,我是自由戀愛的。」 「你怎麼自由戀愛呢?」我想不明白。 「嗯,我們是自由戀愛的。」她好像怕我不信,加勁肯定一句。 「你們又不在一個地方。」 「在一塊兒呢!」她立即回答。 我想了一想,明白了,她準是在地主家當丫頭的。我沒有再問,只覺得很可笑:既說「貪享受」,又說什麼「自由戀愛」。 我認識順姐,恰像小孩子玩「拼板」:把一幅圖板割裂出來的大小碎片湊拼成原先的圖西。零星的圖片包括她自己的傾訴,我歷次和她的問答,旁人的傳說和她偶然的吐露。我由這一天的談話,第一次拼湊出一小部分圖面。 她初來我家,是我們搬到乾麵胡同那年的冬天。寒風凜冽的清早,她拿著個隔宿的冷饅頭,頂著風邊走邊吃。這是她的早飯。午飯也是一個干冷的饅頭,她邊走邊吃,到第二家去,專為這家病人洗屎褲子,因為這家女傭不肯幹這事。然後她又到第三家去幹一下午活兒,直到做完晚飯,洗過碗,才回自己家吃飯。我問她晚上吃什麼。她說「吃飯吃菜」。什麼菜呢?葷的素的都有,聽來很豐盛。 「等著你回家吃嗎?」 她含糊其辭。經我追問,她說回家很晚,家裡已經吃過晚飯了。 「給你留著菜嗎?」 她又含含糊糊。我料想留給她的,只是殘羹冷炙和剩飯了。 我看不過她冷風裡啃個干饅頭當早飯。我家現成有多餘的粥、飯、菜餚和湯湯水水,我叫她烤熱了饅頭,吃煮熱的湯菜粥飯。中午就讓她吃了飯走。這是她和我交情的開始。她原先每星期的上午分別在幾家做,逐漸把每個上午都歸並到我家來。 她家人口不少。「姐姐」有個獨生女,最高學府畢業,右派分子,因不肯下鄉改造,脫離了崗位。這位大小姐新近離婚,有一個女兒一個兒子,都歸她撫養,離異的丈夫每月給贍養費。順姐自己有個兒子已高中畢業,在工廠工作;大女兒在文工團,小女兒在上學。 我問順姐:「你『姐姐』早飯也吃個饅頭嗎?」 「不,她喝牛奶。」 「白牛奶。」 「加糖。」 「還吃什麼呢?」 「高級點心。」 那時候還在「三年困難」期間,這些東西都不易得。我又問別人吃什麼,順姐支吾其辭,可是早飯、午飯各啃一個冷饅頭的,顯然只順姐一人。 「你的錢都交給『姐姐』?」 「我還債呢,我看病花了不少錢呢。」 我當時沒問她生什麼病,只說:「她們都不幹活兒嗎?」 她又含含糊糊,只說:「也干。」 有一天,她忽從最貼身的內衣口袋裡掏出一個破爛的銀行存折給我看,得意地說: 「我自己存的錢呢!」 我一看存折是「零存零取」,結余的錢不足三元。她使我想起故事裡的「小癲子」把私房錢藏在嘴裡,可惜存折不能含在嘴裡。 我說:「你這存折磨得字都看不清了,還是讓我給你藏著吧。」 她大為高興,把存折交我保管。她說,她只管家裡的房租、水電、煤火,還有每天買菜的開銷;多餘的該是她的錢。她並不花錢買吃的,她只想攢點兒錢,夢想有朝一日攢得一筆錢,她就是自己的主人了。我因此為她加了工資,又把過節錢或大熱天的雙倍工資等,都讓她存上。她另開了一個「零存整取」的存單。 每逢過節,她照例要求給假一天。我說:「你就在我家過節不行嗎?」她又大為高興,就在我家過節,還叫自己的兩個女兒來向我拜節。她們倆長得都不錯,很斯文,有點拘謹,也帶點矜持。順姐常誇她大女兒刻苦練功,又笑她小女兒「虛榮呢」。我給順姐幾隻半舊的手提包,小女兒看中一隻有肩帶的,掛在身上當裝飾。我注意到順姐有一口整齊的好牙齒,兩頰兩笑渦,一對耳朵肥厚伏貼,不過鼻子太尖瘦,眼睛大昏濁,而且眼睛是橫的。人眼當然是橫生的,不知為什麼她的眼睛叫人覺得是橫的,我也說不明白。她的大女兒身材苗條,面貌秀麗;小女兒是嬌滴滴的,都有一口好牙齒。小女兒更像媽媽;眼神很清,卻也橫。 順姐常說我喝水太多,人都喝胖了。 我笑問:「你胖還是我胖?」 她說:「當然你胖啊!」 我的大棉襖罩衣,只能作她的緊身襯衣。我瞧她褲子單薄,給了她一條我嫌太大的厚毛褲,她卻伸不進腿去,只好拆了重結。我笑著拉了她並立在大鏡子前面,問她誰胖。她驚奇地望著鏡子裡的自己,好像從未見過這種發胖的女人。我自從見了她的女兒,才悟到她心目中的自己,還像十幾歲小姑娘時代那麼苗條、那麼嬌小呢。 我為她攢的錢漸漸積到一百元。順姐第一次見到我的三姐姐和七妹妹,第一句話都是「太太給我攢了一百塊錢呢!」說是我為她攢的也對,因為都是額外多給的。她名義上的工資照例全交給「姐姐」。她的存款逐漸增長,二百,三百,快到四百了,她家的大小姐突然光臨,很不客氣,岸然進來,問: 「我們的順姐在你家做吧?」 她相貌端莊,已是稍為發福的中年人了,雖然家常打扮,看得出她年輕時准比順姐的大女兒還美。我請她進來,問她有什麼事。 她傲然在沙發上一坐,問我:「她每月工錢多少?」 我說:「你問她自己嘛。」 「我問她了,她不肯說。」她口齒清楚斬截。 我說:「那麼,我沒有義務向你報告,你也沒有權利來調查我呀。」 她很無禮地說:「唷!你們倒是相處得很好啊!」 我說:「她工作好,我很滿意」。 她瞪著我,我也瞪著她。她坐了一會兒,只好告辭。 這位大小姐,和順姐的大女兒長得比較相像。我因此猜想:她們的爸爸準是個文秀的少爺。順姐年輕時准也是個玲瓏的小丫頭。 據順姐先後流露,這位大小姐最利害,最會折磨人。順姐的「姐姐」曾給她兒子幾件新襯衫。大小姐想起這事,半夜三更立逼順姐開箱子找出來退還她。順姐常說,她幹活兒不怕累,只求晚上睡個好覺。可是她總不得睡。這位大小姐中午睡大覺,自己睡足了,晚上就折騰順姐,叫她不得安寧。順姐睡在她家堆放箱籠什物的小屋裡。大小姐隨時出出進進,開亮了電燈,翻箱倒櫃。據同住一院的鄰居傳出來,這位小姐經常半夜裡罰順姐下跪、打她耳光。我料想大小姐來我家凋查順姐工資的那天晚上,順姐准罰跪並吃了耳光。可是她沒有告訴我。 順姐常強調自己來北京之前,在家鄉勞動多年,已經脫掉地主的帽子。據她後來告訴我,全國解放時,她家大小姐在北京上大學,立即把她媽媽接到北京(她就是個逃亡地主婆)。她丈夫沒有被鎮壓,只是拘捕入獄,死在監牢裡了。順姐頂缸做了地主婆。當時她的小女兒出生不久,她就下地勞動,得了子宮高度下垂症。這就是她治病花了不少錢的緣故。她雖然動了手術,並沒有除淨病根。順姐不懂生理學,只求乾脆割除病根,就可以輕輕鬆鬆幹活兒,她還得了靜脈曲張的病,當時也沒理會,以為只需把曲曲彎彎的筋全部抽掉就行。 我常誇順姐幹活勤快利索,可當勞模。她歎氣說,她和一個寡婦親戚都可以當上勞模,只要她們肯改嫁。她們倆都不肯。想娶順姐的恰巧是管她勞動的幹部,因為她拒絕,故意刁難她,分配她干最重的活兒,她總算都頂過來了。我問她當時多少年紀。她才三十歲。 她稱丈夫為「他」,有時怕我不明白,稱「他們爹」或「老頭子」。她也許為「他」開脫地主之罪,也許為了賣弄「他」的學問,幾次對我說,「他開學校,他是校長呢!」又說,她的「公公」對待下人頂厚道,就只「老太婆」利害。(順姐和我逐漸熟了,有時不稱「姐姐」,乾脆稱「老太婆」或「老婆子」。)這位太太是名門之女,有個親妹妹在英國留學,一直沒有回國。 有一天,順姐忽來向我報喜,她的大女兒轉正了,穿上軍裝了,也升了級,加了工資。我向她賀喜,她卻氣得淌眼抹淚。 「一家人都早已知道了,只瞞我一個呢!」 她的子女,一出世就由大太太抱去撫養:孩子只認大太太為「媽媽」,順姐稱為「どど」(讀如「夭」),連姨娘都不是。他們心上怎會有什麼「どど」啊! 不久後,她告訴我,她家大小姐倒運了,那離了婚的丈夫犯下錯誤,降了級,工資減少了,判定的贍養費也相應打了折扣。大小姐沒好氣,順姐難免多受折磨。有一天,她滿面憂慮,又對我說起還債,還給我看一份法院的判決書和一份原告的狀子。原來她家大小姐向法院告了一狀,說自己現在經濟困難,她的弟弟妹妹都由她撫育成人,如今二人都已工作,該每月各出一半工資,償還她撫養的費用。這位小姐筆頭很健,狀子寫得頭頭是道。還說自己政治上處於不利地位,如何處處受壓。法院判令弟妹每月各將工資之半,津貼姐姐的生活。我仔細看了法院的判決和原告的狀子,真想不到會有這等奇事。我問順姐: 「你的孩子是她撫養的嗎?」 順姐說,大小姐當大學生時期,每年要花家裡多少多少錢;畢業後以至結婚後,月月要家裡貼多少多少錢,她哪裡撫養過弟弟妹妹呢!她家的錢,她弟弟妹妹就沒份嗎?至於順姐欠的債,確是欠了。她頂缸當地主婆,勞累過度,得了一身病;等到脫掉地主的帽子,她已經病得很厲害,當時丈夫已經去世,她帶了小女兒,投奔太太和大小姐。她們把她送進醫院,動了一個不小的手術,花了不少錢——這就是她欠的債,天天在償還。 順姐敘事交代不清,代名詞所指不明,事情發生的先後也沒個次序,得耐心聽,還得費很多時間。經我提綱摯領地盤問,知道她在地主家當丫頭時,十四歲就懷孕了。地主家承認她懷的是他們家的子息,拿出三十元給順姐的男家退婚,又出三十元給順姐的媽,把她買下來。順姐是個「沒工錢、白吃飯的」。她為主人家生兒育女,貼身伺候主人主婦,也下地勞動。主人家從沒給過工資,也沒有節賞,也沒有月例錢,只為她做過一身綈料的衣褲。(這大約是生了兒子以後吧?)她吃飯不和主人同桌,只站在桌旁伺候,添湯添飯,熱天還打扇。她是個三十元賣掉終身的女奴。我算算她歷年該得的最低工資,治病的費用即使還大幾倍,還債還綽有餘裕。她一天幫三家,賺的錢(除了我為她存的私房)全供家用開銷。撫育她兒女的,不是她,倒是她家的大小姐嗎? 看來,大小姐准料定順姐有私蓄,要逼她吐出來;叫她眼看兒女還債,少不得多拿出些錢來補貼兒女。順姐愁的是,二經法院判決,有案可稽,她的子女也就像她一樣,老得還債了。 我問順姐,「你說的事都有憑有據嗎?」 她說:「都有呢。」大小姐到手的一注注款子,何年何月,什麼名目,她歷歷如數家珍。 我說:「順姐,我給你寫個狀子,向中級人民法院上訴,怎麼樣?我也能寫狀子。」 她快活得像翻譯文章裡常說的「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按她的意思替她上訴。我擺出大量事實,都證據確鑿,一目瞭然。擺出了這些事實,道理不講自明。中級法院駁回大小姐的原訴,判定順姐的子女沒有義務還債;但如果出於友愛,不妨酌量對他們的姐姐給些幫助。 我看了中級法院的判決,十分愜意,覺得吐了一口氣。可是順姐並不喜形於色。我後來猜想:順姐為這事,一定給大小姐罰跪,吃了狠狠的一頓嘴巴子呢。而且她的子女並不感謝她。他們自願每月貼大姐一半工資。 我設身處地,也能體會那位大小姐的恚恨,也能替她暗暗咒罵順姐:「我們好好一個家!偏有你這個死不要臉的賤丫頭,眼睛橫呀橫的,扁著身於擠進我們家來。你算掙氣,會生兒子!我媽媽在封建壓力下,把你的子女當親生的一般撫養,你還不心足?財產原該是我的,現在反正大家都沒有了,你倒把陳年宿帳記得清楚?」 不記得哪個節日,順姐的兒女到我家來了。我指著順姐問他們:「她是你們的生身媽媽,你們知道不知道?」 他們愕然。他們說不知道。能不知道嗎?我不能理解。但他們不知道,順姐當然不敢自己說啊。 順姐以後曾說,要不是我當面說明,她的子女不會認她做媽。可思順姐仍然是個「どど」。直到文化大革命,順姐一家(除了她的一子二女)全給趕回家鄉,順姐的「姐姐」去世,順姐九死一生又回北京,她的子女才改口稱「媽媽」。不過這是後話了。 順姐日夜勞累,又不得睡覺,腿上屈曲的靜脈脹得疼痛,不能站立。我叫她上協和醫院理療,果然有效。順姐覺得我花了冤錢,重活兒又不是我家給她幹的。所以我越叫她休息,她越要賣命。結果,原來需要的一兩個療程延伸到兩三個療程才見效。我說理療當和休息結合,她怎麼也聽不進。 接下就來了「文化大革命」。院子裡一個「極左大娘」叫順姐寫我的大字報。順姐說:寫別的太太,都可以,就這個太太她不能寫。她舉出種種原因,「極左大娘」也無可奈何。我陪斗給剃了半個光頭(所謂陰陽頭),「極左大娘」高興得對我們鄰居的阿姨說:「你們對門的美人子,成了禿瓢兒了!公母倆一對禿瓢兒!」那位阿姨和我也有交情,就回答說:「這個年頭兒,誰都不知道自己怎樣呢!」順姐把這話傳給我聽,安慰我說:「到這時候,你就知道誰是好人、誰是壞人了。不過,還是好人多呢。」我常記著她這句話。 紅衛兵開始只剪短了我的頭髮。順姐為我修齊頭髮,用爽身粉撣去頭髮楂子,一面在我後頸和肩背上輕輕摩挲,摩挲著自言自語: 「『他』用的就是這種爽身粉呢。藍腰牌,就是這個牌子呢。」 大約她聞到了這種爽身粉的香,不由得想起死去的丈夫,忘了自己摩挲的是我的皮肉了。我當時雖然沒有心情喜笑,卻不禁暗暗好笑,又不忍笑她。從前聽她自稱「我們是自由戀愛」,覺得滑稽,這時我只有憐憫和同情了。 紅衛兵要到她家去「造反」,同院住戶都教她控訴她家的大小姐。順姐事先對我說:「趕下鄉去勞動我不怕,我倒是喜歡在地裡勞動。我就怕和大小姐在一塊兒。」那位大小姐口才很好,紅衛兵去造反,她出來侃侃而談,把順姐一把拖下水。結果,大小姐和她的子女、她的媽媽,連同順姐,一齊給趕回家鄉。順姐沒有控訴大小姐,也沒為自己辯白一句。 「文革」初期,我自忖難免成為牛鬼蛇神,乘早把順姐的銀行存單交還她自己保管。她已有七百多元存款。我教她藏在身邊,別給家人知道,存單的帳號我已替她記下,存單丟失也不怕,不過她至少得告知自己的兒子(她兒子忠厚可靠,和順姐長得最像)。我下干校前曾偷偷到她家去探看,同院的人說「全家都給轟走了」。我和順姐失去了聯繫。 有一天,我在街上走,忽有個女孩子從我後面竄出來,叫一聲「錢姨媽」。我回臉一看,原來是順姐的小女兒,她畢業後沒升學,分配在工廠工作。據說,他們兄妹三況都在工作的單位寄宿。我問起她家的人,說是在鄉下。她沒給我留個地址就走了。 我從干校回京,順姐的兩個女兒忽來看我,流淚說:她們的媽病得要死了,「那個媽媽」已經去世,大姐跑得不知去向了。那時,他們兄妹三個都已結婚。我建議她們姐妹下鄉去看看(因為她們比哥哥容易請假),如有可能,把她們的媽接回北京治病。她們回去和自己的丈夫、哥嫂等商量,三家湊了錢(我也搭一份),由她們姐妹買了許多贈送鄉村幹部的禮品,回鄉探母。不久,她們竟把順姐接了出來。順姐頭髮全都灰白了,兩目無光,橫都不橫了,路也不能走,由子女用自行車推著到我家。她當著兒女們沒多說話。我到她住處去看她,當時家裡沒別人,經我盤問,才知道她在鄉間的詳細情況。 大小姐一到鄉間,就告訴村幹部順姐有很多錢。順姐只好拿出錢來,蓋了一所房子,置買了傢具和生活必需品,又分得一塊地,順姐下地勞動,養活家裡人。沒多久,「姐姐」投水自盡了,大小姐逃跑幾次,抓回來又溜走,最後她帶著女兒跑了,在各地流竄,撩下個兒子給順姐帶。順姐幹慣農活,交了公糧,還有餘裕,日子過得不錯。只是她舊病復發,子宮快要脫落,非醫治不可。這次她能回京固然靠了禮品,她兩個女兒也表現特好。雖然從沒下過鄉,居然下地去勞動。順姐把房子連同傢具半送半賣給生產隊,把大小姐的兒子帶回北京送還他父親。村幹部出一紙證明,表揚順姐勞動積極,樂於助人等等。 順姐在鄉間重逢自己的哥哥。哥哥詫怪說:「我們都翻了身,你怎麼倒翻下去了呢?」村幹部也承認當初把她錯劃了階級,因為她並非小老婆,只是個丫頭,當地人都知道的。這個地主家有一名轎夫、一名廚子還活著,都可作證。「文革」中,順姐的大女兒因出身不好,已退伍轉業。兒子由同一緣故,未得申請入黨。兒女們都要為媽媽要求糾正錯劃,然後才能把她的戶口遷回北京。 他們中間有「筆桿子」,寫了申請書請我過目。他們筆下的順姐,簡直就是電影裡的「白毛女」。順姐對此沒發表意見。我當然也沒有意見。他們為了糾正錯劃的階級,在北京原住處的居委和鄉村幹部兩方雙管齊下,送了不少「人事」。兒子女兒還特地回鄉一次。但事情老拖著。村幹部說:「沒有問題,只待外調,不過一時還沒有機會。」北京街道上那位大娘滿口答應,說只需到派出所一談就妥。我懷疑兩方都是受了禮物,空口敷衍。一年、兩年、三年過去,事情還是拖延著。街道上那位大娘給人揭發了受賄的劣跡;我也看到村裡一個不知什麼職位的幹部寫信要這要那。順姐進醫院動了手術,病癒又在我家幹活。她白花了兩三年來攢下的錢,仍然是個沒戶口的「黑人」。每逢節日,街道查戶口,她只好聞風躲避。她歎氣說:「人家過節快活,就我苦,像個沒處藏身的逃犯。」 那時候我們住一間辦公室,順姐住她兒子家,每天到我家幹活,早來晚歸。她一天早上跑來,面無人色,好像剛見了討命鬼似的。原來她在火車站附近看見了她家的大小姐。我安慰她說,不要緊,北京地方大,不會再碰見。可是大小姐晚上竟找到她弟弟家裡,揪住順姐和她吵鬧,怪她賣掉了鄉間的房子傢具。她自己雖是「黑人」,卻毫無顧忌地向派出所去告順姐,要找她還帳。派出所就到順姐兒子家去找她。順姐是積威之下,見了大小姐的影子都害怕的。派出所又是她逃避都來不及的機關。可是逼到這個地步,她也直起腰板子來自衛了。鄉間的房子是她花錢造的,傢具什物是她置備的,「老太婆」的遺產她分文未取,因為「剝削來的財物她不要」。順姐雖然鈍口笨舌,只為理直氣壯,說話有力。她多次到派出所去和大小姐對質,博得了派出所同志的瞭解和同情。順姐轉禍為福,「黑人」從此出了官,也就不再急於恢復戶籍了。反正她在我們家,足有糧食可吃。到「四人幫」下台,她不但立即恢復戶籍,她錯劃的階級,那時候也無所謂了。 我們搬入新居,她來同住,無憂無慮,大大發福起來,人人見了她就說她「又胖了」。我說:「順姐,你得減食,太胖了要多病的。」她說:「不行呢,我是餓怕了的,我得吃飽呢!」 順姐對我不再像以前那樣愛面子、遮遮掩掩。她告訴我,她隨母逃荒出來,曾在別人家當丫頭,可是她都不樂意,她最喜歡這個地主家,因為那裡有吃有玩,最自在快活。她和同夥的丫頭每逢過節,一同偷酒喝,既醉且飽,睡覺醒來還暈頭暈腦,一身酒氣,不免討打,可是她很樂。 原來她就是為貪圖這點「享受」,「自由戀愛」了。從此她喪失了小丫頭所享受的那點子快活自在,成了「どど」。她說自己「覺悟了」,確也是真情。 她沒享受到什麼,身體已壞得不能再承受任何享受。一次她連天不想吃東西。我急了。我說:「順姐,你好好想想,你要吃什麼?」 她認真想了一下,說:「我想吃個『那交』(辣椒)呢。」 「生的?還是乾的?」 「北陽台上,泡菜罈子裡的。」 我去撈了一隻最長的紅辣椒,她全吃下,說舒服了。不過那是暫時的。不久她大病,我又一次把她送入醫院。這回是割掉了膽囊。病癒不到兩年,曲張的靜脈裂口,流了一地血。這時她家境已經很好,她就告老回家了。 現在她的兒女輩都工作順利,有的是廠長,有的是經理,還有兩個八級工。折磨她的那位大小姐,「右派」原是錯劃;她得到落實政策,飛往國外去了。順姐現在是自己的主人了,逢時過節,總做些我愛吃的菜餚來看望我。稱她「順姐」的,只我一人了。也許只我一人,知道她的「自由戀愛」;只我一人,領會她「我也覺悟了呢」的滋味。 一九九一年一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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