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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報得知錢穆先生以九十六歲高齡在台北逝世的消息,默存和我不免想到往日和他的一些接觸,並談起他《憶雙親》一書裡講他和默存父親交誼的專章。那章裡有一章講默存,但是記事都錯了。九月五日晚,我忽得台北《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季季女士由台北打來電話(季季女士前曾訪問舍間),要我追記錢穆先生和我「同車赴北京」(當時稱「北平」)的事。雖然事隔多年,我還約略記得。我問季季女士:「我說他記錯了事可以嗎?」她笑說:「當然可以。」不過我這裡記他,並不是為了辨錯,只是追憶往事而已。 錢穆先生在一篇文章裡提及曾陪「錢鍾書夫人」同赴北京。他講的是一九三三年初秋的事。我還沒有結婚,剛剛「訂婚」,還算不得「錢鍾書夫人」。五十、六十年代的青年,或許不知「訂婚」為何事。他們「談戀愛」或「搞對像」到雙方同心同意,就是「肯定了」。我們那時候,結婚之前還多一道「訂婚」禮。而默存和我的「訂婚」,說來更是滑稽。明明是我們自己認識的,明明是我把默存介紹給我爸爸,爸爸很賞識他,不就是「肯定了」嗎?可是我們還顛顛倒倒遵循「父母之命,媒約之言」。默存由他父親帶來見我爸爸,正式求親,然後請出男女兩家都熟識的親友作男家女家的媒人,然後,(因我爸爸生病,諸事從簡)在蘇州某飯館擺酒宴請兩家的至親好友,男女分席。我茫然全不記得「訂」是怎麼「訂」的,只知道從此我是默存的「未婚妻」了。那晚,錢穆先生也在座,參與了這個訂婚禮。 我那年考取清華大學研究院外文系,馬上就要開學。錢穆先生在燕京大學任職,不日也將北上。我未來的公公在散席後把我介紹給「賓四先生」,約定同車北去,請他一路照顧。其實這條路我單獨一人也走過一次,自以為夠老練了。動身那天,默存送我到火車站和賓四先生相會,一同把行李結票,各自提著隨身物件上車。 那時候從蘇州到北京有三十七八個小時的旅程。輪渡還在準備中。到那年冬天,我從北京回蘇州,才第一次由輪船載了車廂過江(只火車頭不過江)。但那年秋天,火車到南京後,已不復像以前那樣需換站到下關擺渡,再上津浦段的車。南北兩站隔江相對。車廂裡的人和貨車裡的貨全部離開火車,擺渡過江。記得好像是貨物先運過去,然後旅客渡江,改乘北段的火車。賓四先生和我同坐在站上的椅子裡等待,看著站上人伕像螞蟻搬家似的把大件、小件、軟的、硬的各項貨物(包括一具廣漆棺材)抬運過去。賓四先生忽然對我說:「我看你是個有決斷的人。」我驚問:「何以見得?」他說:「只看你行李簡單,可見你能抉擇。」我暗想,你沒看見我前一次到北京時帶的大箱子、大鋪蓋呢,帶的全是無用之物。我這回有經驗了。可是我並沒有解釋,也沒有謙遜幾句,只笑了笑。 我們買的是三等坐席,對坐車上,彼此還陌生,至多他問我答,而且大家感到疲憊,沒什麼談興。不過成天對坐,不熟也熟了。到吃飯時,我吃不慣火車上賣的油膩膩、硬生生的米飯或麵條,所以帶匣兒餅乾和一些水果。賓四先生很客氣,我請他吃,他就躲到不知哪裡去了。後來我發現他吃的是小包的麻片糕之類,那是當點心的。每逢停車,站上有賣油豆腐粉湯之類的小販,我看見他在那裡捧著碗吃呢,就假裝沒看見。我是一個學生,向來胃口不佳,食量又小,並不覺得自己儉樸。可是看了賓四先生自奉菲薄,很敬重他的儉德。 車過蚌埠後 1,窗外一片荒涼,沒有山,沒有水,沒有樹,沒有莊稼,沒有房屋,只是綿延起伏的大土墩子。火車走了好久好久,窗外景色不改。我歎氣說:「這段路JB乏味了。」賓四先生說:「此古戰場也。」經他這麼一說,歷史給地理染上了顏色,眼前的景物頓時改觀。我對綿延多少裡的土墩子發生了很大的興趣。賓四先生對我講,哪裡可以安營(忘了是高處還是低處),哪軍可以衝殺。盡館戰死的老百姓朽骨已枯、磷火都曬乾了,我還不免油然起了弔古之情,直到「蔚然而深秀」的琅琊山在望,才離開這片遼闊的「古戰場」。 -------- 1這段路程的來往方向記顛倒了,原文不再修改,謝謝讀者指正 車入山東境,車站迫近泰山,山好像矗立站邊。等火車開動,賓四先生談風健了。他指點著告訴我臨城大劫案的經過(可惜細節我已忘記),又指點我看「抱犢山」。山很陡。賓四先生說,附近居民把小牛犢抱上山崗,小牛就在山上吃草——我忘了小牛怎麼下崗,大約得等長成大牛自己下山。 我對賓四先生已經不陌生了。不過車到北京,我們分手後再也沒有見面。我每逢寒假暑假總回蘇州家裡度假,這條旅途來回走得很熟,每過「古戰場」,常會想到賓四先生談風有趣。 一九八五年,蘇州南舉行建城二千五百年紀念大會。默存應主辦單位的要求,給賓四先生寫了一封信,邀請他回大陸觀禮。默存的信寫錯了年份,把「明年」寫成「今年」,把「二千五百年」寫成「二千年」,主辦單位把信退回,請他改正重寫。我因而獲得這封作度的信。我愛他的文字,搶下沒讓他撕掉(默存寫信不起草稿,也不留這類廢稿)。賓四先生沒有回信,也沒有赴請。如果他不憶念故鄉,故鄉卻沒有忘記他,所以我把此信附錄於後。 一九九一年一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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