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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那年，我在北京女師大附屬小學上學。那時學校為十二三歲到十五六歲的女學生創出種新服裝。當時成年的女學生梳頭，穿黑裙子；小女孩子梳一條或兩條辮子、穿褲子。按這種新興的服裝，十二三到十五歲的女學生穿藍色短裙，梳一條辮子。我記得我們在大操場上「朝會」的時候，老師曾兩次叫我姐姐的朋友（我崇拜的美人）穿了這種短裙子，登上訓話台當眾示範。以後，我姐姐就穿短裙子了，辮梢上還繫個白綢子的蝴蝶結。 那年秋大，我家從北京遷居無錫，租居沙巷。我就在沙巷口的大王廟小學上學。 我每和姐姐同在路上走，無錫老老少少的婦女見了短裙子無不駭怪。她們毫不客氣地呼鄰喚友：「快點來看呶！梳則辮子促則腰裙呶！」（無錫土話：「快來看哦！梳著辮子繫著裙子哦！」）我悄悄兒拉拉姐姐說：「她們說你呢。」姐姐不動聲色說：「別理會，快走，」 我從女師大附小轉入大王廟小學，就像姐姐穿著新興的服裝走在無錫的小巷上一樣。 大王廟小學就稱大王廟，原先是不知什麼大王的廟，改成一間大課堂，有雙人課桌四五直行。初級小學四個班都在這一間大課堂裡，男女學生大約有八十左右。我是學期半中間插進去的。我父親正患重病，母親讓老門房把我和兩個弟弟送入最近的小學：我原是三年級，在這裡就插入最高班。 大王廟的教職員只有校長和一位老師。校長很溫和，凍紅的鼻尖上老掛著一滴清水鼻涕。老師是孫先生，剃一個光葫蘆瓢似的頭，學生背後稱他「孫光頭」。他拿著一條籐教鞭，動不動打學生，最愛打腦袋。個個學生都挨打，不過他從不打我，我的兩個不懂事的弟弟也從沒挨過打，大概我們是特殊的學生。校長不打學生，只有一次他動怒又動手了，不過挨打的學生是他的親兒子。這孩子沒有用功作業，校長氣得當眾掀開兒子的開襠褲，使勁兒打屁股。兒子嚎啕大哭，做爸爸的越打越氣越發狠痛打，後來是「孫光頭」跑來勸止了。 我是新學生，不懂規矩，行事往往彆扭可笑。我和女伴玩「官、打、捉。賊」（北京稱為「官、打、巡、美」），我拈鬮拈得「賊」，拔腳就跑。女伴以為我瘋了，拉住我問我幹什麼。我急得說： 「我是賊呀！」 「嗨，快別響啊！是賊，怎麼嚷出來呢！」 我這個笨「賊」急得直要掙脫身。我說： 「我是賊呀！得逃啊！」 她們只好耐心教我：「是賦，就悄悄兒坐著，別讓人看出來。」 又有人說：「你要給人捉出來，就得挨打了。」 我告訴她們：「賊得乘早逃跑，要跑得快，不給捉住。」 她們說：「女老小姑則」（即「女孩子家」）不興得「逃快快」。逃呀、追呀是「男老小」的事。 我委屈地問：女孩子該怎麼？ 一個說：「步步太陽」（就是古文的「負暄」，「負」讀如「步」） 一個說：「到『女生間』去踢踢毽子。」 大廟東院是「女生間」，裡面有個馬桶。女生在裡面踢鍵子。可是我只會跳繩、拍皮球，不會踢鍵子，也不喜歡悶在又狹又小的「女生間」裡玩。 不知誰畫了一幅「孫光頭」的像，貼在「女生間」的牆上，大家都對那幅畫像拜拜。我以為是討好孫先生呢。可是她們說，為的是要「鈍」死他。我不懂什麼叫「鈍」。經她們七張八嘴的解釋，又打比方，我漸漸明白「鈍」就是叫一個人倒霉，可是不大明白為什麼拜他的畫像就能叫他倒霉，甚至能「拜死他」。這都是我聞所未聞的。多年後我讀了些古書，才知道「鈍」就是《易經》《屯》卦的「屯」，遭難當災的意思。 女生間朝西。下午，院子裡大槐樹的影子隔窗映在東牆上，印成活動的淡黑影。女生說是鬼，都躲出去。我說是樹影，她們不信。我要證明那是樹影不是鬼，故意用腳去踢。她們嚇得把我都看成了鬼，都遠著我。我一人沒趣，也無法爭辯。 那年我虛歲九歲。我有一兩個十歲左右的朋友，並不很要好。和我同座的是班上最大的女生，十五歲。她是女生的頭兒。女生中間出了什麼糾紛，如吵架之類，都聽她說了算。小女孩子都送她東西，討她的好。一次，有個女孩子送她兩隻剛出爐的烤白薯。正打上課鈴，她已來不及吃。我和她的課桌在末排，離老師最遠。我看見她用怪髒的手絹兒包著熱白薯，縮一縮鼻涕，假裝抹鼻子，就咬一口白薯。我替她捏著一把汗直看她吃完。如果「孫光頭」看見，准用教鞭打她腦袋。 在大王廟讀什麼書，我全忘了，只記得國文教科書上有一課是：「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孫光頭」把「子曰」解作「兒子說」。念國文得朗聲唱誦，稱為「啦」（上聲）。我覺得發出這種怪聲挺難為情的。 每天上課之前，全體男女學生排隊到大院西側的菜園裡去做體操。一個最大的男生站在前面喊口令，喊的不知什麼話，彎著舌頭，每個字都帶個「兒」。後來我由「七兒」「八兒」悟出他喊的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彎舌頭又帶個「兒」，算是官話或國語的。有一節體操是揉肚子，九歲、十歲以上的女生都含羞吃吃地笑，停手不做。我傻里傻氣照做，她們都笑我。 我在大王廟上學不過半學期，可是留下的印象卻分外生動。直到今天，有時候我還會感到自己彷彿在大王廟裡。 一九八八年八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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