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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六年八月九日——也就是陰曆丙午年的六月，我下班回家對默存說：「我今天『揪出來了』，你呢？」 他說：「還沒有，快了吧？」 果然三天後他也「揪出來了」。 我問默存：「你是怎麼『揪出來』的？」 他也莫名其妙。「大概是人家貼了我幾張大字報。」 我倒記得很清楚。當時還沒有一張控訴我的大字報，不過我已早知不妙。一次，大會前群眾傳看一份文件，傳到我近旁就跳過了我，好像沒有我這個人。再一次大會上，忽有人提出：「楊季康，她是什麼人？」並沒有人為我下定義，因為正在檢討另一「老先生」。會後，我們西方文學組的組秘書尷尬著臉對我說：「以後開會，你不用參加了。」我就這樣給「揪出來了」。 「揪出來」的算什麼東西呢，還「妾身未分明」。革命群眾天天開大會。我門同組「揪出來」的一夥，坐在空落落的辦公室裡待罪。辦公室的四壁貼滿了紅紅綠綠的「語錄」條，有一張上說：拿槍的敵人消滅後，不拿槍的敵人依然存在。一位同夥正坐在這條語錄的對面。他好像阿Q照見了自己癲痢頭上的瘡疤，氣呼呼地換了一個坐位。好在屋裡空位子多的是，我們是有自由隨便就坐，不必面對不愛看的現實。 有一天，報上發表了《五·一六通知》。我們在冷冷清清的辦公室裡正把這個文件細細研究，竊竊私議，忽被召去開大會。我們滿以為按這個指示的精神，革命群眾該請我們重新加入他們的隊伍。不料大會上群眾憤怒地控訴我們種種罪行，並公佈今後的待遇：一，不發工資，每月發生活費若干元；二，每天上班後，身上掛牌，牌上寫明身份和自己招認並經群眾審定的罪狀；三，組成勞動隊，行動聽指揮，並由「監管小組」監管。 我回家問默存「你們怎麼樣？」當然，學部各所都是一致的，我們倆的遭遇也相彷彿。他的專職是掃院子，我的專職是掃女廁。我們草草吃過晚飯，就像小學生做手工那樣，認真製作自己的牌子。外文所規定牌子圓形，白底黑字。文學所規定牌子長方形，黑底白字。我給默存找出一塊長方的小木片，自己用大碗扣在硬紙上畫了個圓圈剪下，兩人各按規定，精工巧制；做好了牌子，工楷寫上自己一款款罪名，然後穿上繩子，各自掛在胸前，互相鑒賞。我們都好像阿麗思夢遊奇境，不禁引用阿麗思的名言：「curiouser and curiouser ！」 事情真是愈出愈奇。學部沒有大會堂供全體開會，只有一個大席棚。有一天大雨驟冷，忽有不知何處闖來造反的紅衛兵，把各所「揪出來」的人都召到大席棚裡，押上台去「示眾」，還給我們都帶上報紙做成的尖頂高帽。在群眾憤怒的呵罵聲中，我方知我們這一大群「示眾」的都是「牛鬼蛇神」。我偷眼看見同夥帽子上都標著名目，如「黑幫」、「國民黨特務」、「蘇修特務」、「反動學術權威」、「資產階級學術權威」等等。我直在猜測自己是個什麼東西。散會我給推推揉揉趕下台，可是我早已脫下自己的高帽子看了一眼。我原來是個「資產階級學者」，自幸級別不高。尖頂高帽都需繳還。帽子上的名目經過規範化，我就升級成了「資產階級學術權威」，和默存一樣。 我和同夥冒雨出席棚，只愁淋成落湯雞，不料從此成了「落水狗」，人人都可以欺凌戲侮，稱為「揪牛」。有一天默存回家，頭髮給人剃掉縱橫兩道，現出一個「十」字；這就是所謂「怪頭」。幸好我向來是他的理髮師，趕緊把他的「學士頭」改為「和尚頭」，抹掉了那個「十」字，聽說他的一個同夥因為剃了「怪頭」，飽受折磨。理髮店不但不為他理髮，還給他扣上字紙簍子，命他戴著回家。 我的同夥沒遭這個惡作劇，可是宿舍大院裡立刻有人響應了。有一晚，同宿舍的「牛鬼蛇神」都在宿舍的大院裡挨鬥，有人用束腰的皮帶向我們猛抽。默存背上給抹上唾沫、鼻涕和漿糊，滲透了薄薄的夏衣。我的頭髮給剪去一截。鬥完又勒令我們脫去鞋襪，排成一隊，大家傴著腰，後人扶住前人的背，繞著院子裡的圓形花欄跑圈兒；誰停步不前或直起身子就挨鞭打。發號施令的是一個「極左大娘」——一個老革命職工的夫人；執行者是一群十幾歲的男女孩子。我們在笑罵聲中不知跑了多少圈，初次意識到自己的腳底多麼柔嫩。等我們能直起身子，院子裡的人已散去大半，很可能是並不欣賞這種表演。我們的鞋襪都已不知去向，只好赤腳上樓回家。 那位「極左大娘」還直在大院裡大聲恫嚇：「你們這種人！當心！把你們一家家掃地出門！大樓我們來住！」她坐在院子中心的水泥花欄上偵察，不時發出警告：「X門X號！誰在撕紙？」「X門X 號！誰在燒東西？」一會兒又叫人快到大樓後邊去看看，「誰家煙筒冒煙呢！」夜漸深，她還不睡，卻老在喝問：「X門X號！這會兒幹嗎還亮著燈？」 第二天清晨，我們一夥都給趕往樓前平房的各處院子裡去掃地並清除垃圾。這是前夕不知誰下的命令。我去掃地的幾處，一般都很體諒。有的說，院子已經掃過了，有的象徵性地留著小撮垃圾給我們清除。有一家的大娘卻狠，口口聲聲罵「你們這種人」，命我爬進鐵絲網攔著的小臭旮旯，用手指抓取掃帚掃不到的臭蛋殼和爛果皮。押我的一個大姑娘拿一條楊柳枝作鞭子，抽得我肩背上辣辣地痛。我認識她。我回頭說：「你爸爸也是我們一樣的人。」因為我分明看見他和我們一起在席棚裡登台示眾的。那姑娘立起一對眼珠子說：「他和你們不一樣！」隨手就猛抽一鞭。原來她爸爸投靠了什麼有權力的人，確實和我們不一樣了。那位姑娘的積極也是理所當然。 宿舍大院的平房裡忽出現一個十六七歲的紅衛兵。他星期日召集大樓裡的「牛鬼蛇神」去訓話，下令每天清早上班之前，掃大院、清除垃圾，還附帶一連串的禁令：不許喝牛奶，不許吃魚、吃肉、吃雞蛋，只許吃窩窩頭、鹹菜和土豆。當時已經有許多禁令，也不知是誰制定的，如不准戴草帽，不准撐陽傘，不准穿皮鞋等等。我們這群「牛鬼蛇神」是最馴良、最和順的罪犯，不論誰的命令都一一奉行。因為一經「揪出」，就不在人民群眾之中，而在人民群眾之外，如果抗不受命，就是公然與人民為敵，「自絕於人民」。「牛鬼蛇神」互相勖勉、互相安慰的「官話」是「相信黨，相信人民」，雖然在那個時候，不知有誰能看清黨在哪裡，人民又是誰。 「極左大娘」不許我家阿姨在我家幹活，因為她不肯寫大字報罵我。可是她又不准阿姨走，因為家有阿姨，隨便什麼人隨時可打開門進來搜查。默存的皮鞋領帶都給闖來的紅衛兵拿走了，又要拿打字機。阿姨撤謊說是公家的，沒讓拿。我教阿姨推說我們機關不准我家請阿姨，「極左大娘」只好放她走，我才關住了大門。阿姨臨走對我說：「你現在可以看出人的好壞來了——不過，還是好人多。」這當然是她的經驗之談，她是吃過苦的人。我常想，好人多嗎？多的是什麼樣的好人呢？——「究竟還是壞人少」，這樣說倒是不錯的。 「掃地出門」很多地方實行了；至少，造反派隨時可闖來搜查。家家都有「罪證」得銷毀。宿舍裡有個「牛鬼蛇神」撕了好多信，不敢燒，扔在抽水馬桶裡。不料衝到底層，把馬桶堵塞了。住樓下的那位老先生有幸未列為「權威」，他不敢麻痺大意，忙把馬桶裡的紙片撈出漂淨，敬獻革命群眾。這就引起宿舍裡又一次「揪斗」。我回家較晚，進院看見大樓前的台階上站滿了人，大院裡也擠滿了人，有坐的，有站的，王大嫂是花匠的愛人，她一見我就偷偷向我擺手。我心知不妙，卻又無處可走，正遲疑，看見平房裡的張大媽對我努嘴，示意叫我退出去。可是「極左大娘」已經看見我了，提著名字喝住，我只好走上台階，站在默存旁邊。 我們都是陪鬥。那個用楊柳枝鞭我的姑娘拿著一把鋒利的剃髮推子，把兩名陪斗的老太太和我都剃去半邊頭髮，剃成「陰陽頭」。有一位家庭婦女不知什麼罪名，也在我們隊裡。她含淚合掌，向那姑娘拜佛似的拜著求告，總算倖免剃頭。我不願長他人志氣，求那姑娘開恩，我由她剃光了半個頭。那是八月二十七日晚上。 剃了「陰陽頭」的，一個是退休幹部，她可以躲在家裡；另一個是中學校長，向來穿幹部服、戴幹部帽，她可以戴著帽子上班。我沒有帽子，大暑天也不能包頭巾，卻又不能躲在家裡。默存急得直說「怎麼辦？」我持強說：「兵來將當，火來水擋；總有辦法。」我從二樓走上三樓的時候，果然靈機一動，想出個辦法來。我女兒幾年前剪下兩條大辮子，我用手帕包著藏在櫃裡，這會子可以用來做一頂假髮。我找出一隻掉了耳朵的小鍋做楦子，用默存的壓發帽做底，解開辮子，把頭髮一小股一小股縫上去。我想不出別的方法，也沒有工具，連漿糊膠水都沒有。我費了足足一夜工夫，做成一頂假髮，害默存整夜沒睡穩（因為他不會幫我，我不要他白陪著）。 我笑說，小時候老羨慕弟弟剃光頭，洗臉可以連帶洗頭，這回我至少也剃了半個光頭。果然，羨慕的事早晚會實現，只是變了樣。我自恃有了假髮「陰陽頭」也無妨。可是一戴上假髮，方知天生毛髮之妙，原來一根恨都是通風的。一頂假髮卻像皮帽子一樣，大暑天蓋在頭上悶熱不堪，簡直難以忍耐。而且光頭戴上假髮，顯然有一道界線。剪下的辮子擱置多年，已由烏黑變成枯黃色，和我的黑髮色澤不同——那時候我的頭髮還沒有花白。 來京串連的革命小將乘車不買票，公共車輛擁擠不堪，上車不易。我和默存只好各自分頭擠車。我戴著假髮硬擠上一輛車，進不去，只能站在車門口的階梯上，比車上的乘客低兩個階層。我有月票，不用買票，可是售票員一眼識破了我的假髮，對我大喝一聲：「哼！你這黑幫！你也上車？」我聲明自己不是「黑幫」。「你不是黑幫是什麼？」她看著我的頭髮。乘客都好奇地看我。我心想：「我是什麼？牛鬼蛇神、權威、學者，哪個名稱都不美，還是不說為妙。」我心裡明白，等車一停，立即下車。直到一年以後，我全靠兩條腿走路。 街上的孩子很尖利，看出我的假髮就伸手來揪，幸有大人喝住，我才免了當街出彩。我托人買了一隻藍布帽子，可是戴上還是形跡可疑，出門不免提心吊膽，望見小孩子就忙從街這邊躲到街那邊，跑得一溜煙，活是一隻過街的老鼠。默存願意陪我同走，可是戴眼鏡又剃光頭的老先生，保護不了我。我還是獨走靈便。 我們生活上許多事都得自己料理。革命群眾已通知煤廠不得為「牛鬼蛇神」家送煤。我們日用的蜂窩煤餅，一個個都得自己到煤廠去買。鹹菜、土豆當然也得上街買。賣菜的大娘也和小孩子一樣尖利，眼睛總盯著我的假髮。有個大娘滿眼敵意，冷冷地責問我：「你是什麼人？」我不知該怎麼回答，以後就和默存交換任務：他買菜，我買煤。我每天下班路過煤廠，買三塊大煤、兩塊小煤，用兩隻網袋裝了一前一後搭在肩上，因為我掃地掃得兩手無力，什麼都拿不動了。煤廠工人是認識我的。他們明知我是「牛鬼蛇神」，卻十分照顧。我下班趕到煤廠，往往過了營業時間，他們總放我進廠，叫我把錢放在案上，任我自取煤餅。有一次煤廠工人問我：「你燒得了這麼多煤嗎？」我說：「六天買七天的，星期日休假」，他們聽我還給自己「休假」，都笑了。往常給我家送煤的老田說：「乾脆我給你送一車吧。」他果然悄悄兒給我送了一車。我央求他給李健吾和唐棣華家也送些煤，他也送了。這事不幸給「極左大娘」知道，立即帶著同夥趕到煤廠，制止了送煤。 不久以後，聽說「極左大娘」在前院挨斗了。據說她先前是個私門子，嫁過敵偽小軍官。傳聞不知真假，反正我們院子裡從此安靜了。有個醜丫頭見了我就釘著臭罵；有位大娘公然護著我把她訓斥了一頓，我出入大院不再挨罵。 宿舍大院裡的暴風雨暫時過境，風勢和緩下來，不過保不定再來一陣。「一切牛鬼蛇神」正在遭受「橫掃」，我們得戰戰慄栗地待罪。 可是我雖然每天胸前掛著罪犯的牌子，甚至在群眾憤怒而嚴厲的呵罵聲中，認真相信自己是虧負了人民、虧負了黨，但我卻覺得，即使那是事實，我還是問心無愧，因為——什麼理由就不必細訴了，我也懶得表白，反正「我自巍然不動」。打我罵我欺侮我都不足以辱我，何況我所遭受的實在微不足道。至於天天吃窩窩頭鹹菜的生活，又何足以折磨我呢。我只反覆自慰：假如我短壽，我的一輩子早完了，也不能再責望自己做這樣那樣的事；我不能像莎士比亞《暴風雨》裡的米蘭達，驚呼「人類多美呀。啊，美麗的新世界……！」我卻見到了好個新奇的世界。 派給我的勞動任務很輕，只需收拾小小兩間女廁，這原是文學所小劉的工作。她是臨時工，領最低的工資——每月十五元。我是婦女裡工資最高的。革命群眾叫我干小劉的活兒，小劉卻負起監督文學所全體「牛鬼蛇神」的重任。這就叫「顛倒過來」。 我心上慨歎：這回我至少可以不「脫離實際」，而能「為人民服務」了。 我看過那兩間污穢的廁所，也料想我這份工作是相當長期的，決不是三天兩天或十天八天的事。我就置備了幾件有用的工具，如小鏟子，小刀子，又用竹筷和布條做了一個小拖把，還帶些去污粉、肥皂、毛巾之類和大小兩個盆兒，放在廁所裡。不出十天，我把兩個斑剝陸離的瓷坑、一個垢污重重的洗手瓷盆，和廁所的門窗板壁都擦洗得煥然一新。瓷坑和瓷盆原是上好的白瓷製成，鏟刮掉多年積污，雖有破缺，仍然雪白珵亮。三年後，潘家洵太太告訴我：「人家說你收拾的廁所真乾淨，連水箱的拉鏈上都沒一點灰塵。」這當然是過獎了。不過我確還勤快，不是為了榮譽或「熱愛勞動」，我只是怕髒怕臭，而且也沒有別的事可做。 小劉告訴我，去污粉、鹽酸、墩布等等都可向她領取。小劉是我的新領導，因為那兩間女廁屬於她的領域。我遇到了一個非常好的領導；她尊重自己的下屬，好像覺得手下有我，大可自豪。她一眼看出我的工作遠勝於她，卻絲毫沒有忌嫉之心，對我非常欣賞。我每次向她索取工作的用具，她一點沒有架子，馬上就拿給我。默存曾向我形容小劉的威風。文學所的「牛鬼蛇神」都聚在一間屋裡，不像我們分散幾個辦公室，也沒有專人監視。我很想看看默存一夥的處境。一次，我估計他們已經掃完院子，就藉故去找小劉。我找到三樓一間悶熱的大辦公室，看見默存和他同夥的「牛鬼蛇神」都在那裡。他們把大大小小的書桌拼成馬蹄形，大夥兒挨挨擠擠地圍坐成一圈。上首一張小桌是監管大員小劉的。她端坐桌前，滿面嚴肅。我先在門外偷偷和室內熟人打過招呼，然後就進去問小劉要收拾廁所的東西。她立即離席陪我出來，找了東西給我。 幾年以後，我從干校回來，偶在一個小胡同裡看見小劉和一個女伴推著一輛泔水車迎面而來。我正想和她招呼，她卻假裝不見，和女伴交頭接耳，目不斜視，只顧推車前去。那女伴頻頻回頭，看了我幾眼。小劉想必告訴她，我是曾在她管下的「牛鬼蛇神」。 收拾廁所有意想不到的好處。那時候常有紅衛兵闖來「造反」。據何其芳同志講，他一次被外地來的紅衛兵抓住，問他是幹什麼的——他揪出較早，身上還不掛牌子。他自稱是掃院子的。 「掃院子的怎麼戴眼鏡兒？」 說從小近視，可是旁人指出他是何其芳。那位小將湊近前去，悄悄說了不少仰慕的話。其芳同志後來對默存偷偷兒講了這番遭遇。我不能指望誰來仰慕我。我第一次給外來的紅衛兵抓住，就老老實實按身上掛的牌子報了姓名，然後背了我的罪名：一、拒絕改造；二、走白專道路；三、寫文章放毒。那個紅衛兵覺得我這個小鬼不足道，不再和我多說。可是我怕人揪住問罪，下次看見外來的紅衛兵之流，就躲入女廁。真沒想到女廁也神聖不可侵犯，和某些大教堂、大寺院一樣，可充罪犯的避難所。 我多年失眠，卻不肯服安眠藥，怕上癮；學做氣功，又像王安石「坐禪」實不虧人，坐定了就想出許多事來，要坐著不想是艱苦的奮鬥。我這番改行掃廁所，頭腦無需清醒，失眠就放心不眠。我躺著想到該做什麼事，就起來做。好在我的臥室在書房西邊，默存睡在書房東邊的套間裡，我行動輕，不打攪他。該做的事真不少。第一要緊的是銷毀「罪證」，因為毫無問題的字紙都會成為嚴重的罪證。例如我和小妹妹楊必的家信，滿紙胡說八道，引用的典故只我們姊妹瞭解，又常用家裡慣用的切口。家信不足為外人道，可是外人看來，保不定成了不可告人的秘密或特別的密碼。又如我還藏著一本《牙牌神數》，這不是迷信嗎？家信之類是捨不得撕毀，《神數》之類是沒放在心上。我每晚想到什麼該毀掉的，就打著手電，赤腳到各處去搜出來。可是「毀屍滅跡」大非易事。少量的紙灰可以澆濕了拌入爐灰，傾入垃圾；燒的時候也不致冒煙。大疊的紙卻不便焚燒，怕冒煙。紙灰也不能傾入垃圾，因為準有人會檢查，垃圾裡有紙灰就露餡了。我女兒為爸爸買了他愛吃的糖，總把包糖的紙一一剝去，免得給人從垃圾裡撿出來。我常把字紙撕碎，浸在水裡揉爛，然後拌在爐灰裡。這也只能少量。留著會生麻煩的字紙真不少。我發現我們上下班隨身帶的手提袋從不檢查，就大包大包帶入廁所，塞在髒紙簍裡，然後倒入焚化髒紙的爐裡燒掉。我只可惜銷毀的全是平白無辜的東西，包括好些值得保留的文字。假如我是特務，收拾廁所就為我大開方便之門了。 我們「牛鬼蛇神」勞動完畢，無非寫交代，做檢討，或學習。我借此可以扶頭瞌睡，或胡思亂想，或背誦些喜愛的詩詞。我夜來抄寫了藏在衣袋裡，背不出的時候就上廁所去翻開讀讀。所以我盡量把廁所收拾得沒有臭味，不時地開窗流通空氣，又把瓷坑抹拭得乾乾淨淨，尤其是擋在坑前的那個瓷片（我稱為「照牆」）。這樣呢，我隨時可以進去坐坐，雖然只像猴子坐釘，也可以休息一會兒。 一次我們這伙「牛鬼蛇神」搬運了一大堆煤塊，餘下些煤末子，就對上水，做成小方煤塊。一個小女孩在旁觀看。我逗她說：「瞧，我們做巧克力糖呢，你吃不吃？」她樂得嘻嘻哈哈大笑，在我身邊跟隨不捨。可是不久她就被大人拉走了；她不大願意，我也不大捨得。過兩天，我在廁所裡打掃，聽見這個小女孩在問人：「她是幹什麼的？」有人回答說：「掃廁所的。」從此她正眼也不瞧我，怎麼也不肯理我了。一次我看見她買了大捆的蔥抱不動，只好拖著走。我要幫她，她卻別轉了臉不要我幫。我不知該慨歎小孩子家也勢利，還是該讚歎小孩子家也會堅持不與壞人與伍，因為她懂得掃廁所是最低賤的事，那時候掃廁所是懲罰，受這種懲罰的當然不是好人；至於區別好人壞人，原不是什麼簡單的事。 我自從做了掃廁所的人，卻享到些向所未識的自由。我們從舊社會過來的老人，有一套習慣的文明禮貌，雖然常常受到「多禮」的譴責，卻屢戒不改。例如見了認識的人，總含笑招呼一下，儘管自己心上不高興，或明知別人不喜歡我，也不能見了人不理睬。我自從做了「掃廁所的」，就樂得放肆，看見我不喜歡的人乾脆呆著臉理都不理，甚至瞪著眼睛看人，好像他不是人而是物。決沒有誰會責備我目中無人，因為我自己早已不是人了。這是「顛倒過來」了意想不到的妙處。 可是到廁所來的人，平時和我不熟的也相當禮貌。那裡是背人的地方，平時相熟的都會悄悄慰問一聲：「你還行嗎？」或「頂得住嗎？」或關切我身體如何，或問我生活有沒有問題。我那頂假髮已經幾次加工改良。有知道我戴假髮的，會湊近細看說：「不知道的就看不出來。」有人會使勁「咳！」一聲表示憤慨。有一個平時也並不很熟的年輕人對我做了個富有同情的鬼臉，我不禁和她相視而笑了。事過境遷，群眾有時還談起我收拾廁所的故事。可是我忘不了的，是那許多人的關心和慰問，尤其那個可愛的鬼臉。 「我變成「牛鬼蛇神」之後，革命群眾俘虜了我翻譯的《堂吉訶德》，並活捉了我筆下的「四個大妖精」。堂吉訶德是一位正派的好騎士，儘管做了俘虜，也決不肯損害我。四個大妖精卻調皮搗蛋，造成了我的彌天大罪。不過仔細想來，妖精還是騎士招來的。「罪證」往往意想不到。我白白的終夜睜著兩眼尋尋覓覓，竟沒有發現諾大四個妖精，及早判處他們火刑。 我剃成陰陽頭的前夕，出版社的一個造反派到學部來造反，召我們外文所的牛鬼蛇神晚飯後到大席棚挨鬥。（默存他們一夥挨斗是另一天，他們許多人都罰跪了。）我回家吃完晚飯出門，正值暴雨。我撐著雨傘，穿上高統膠鞋，好不容易擠上公共汽車；下車的時候，天上的雨水真是大盆大盆的潑下來，街上已積水成河。我趕到席棚，衣褲濕了大半，膠鞋裡傾出半靴子雨水。我已經遲到，不知哪兒來的高帽子和硬紙大牌子都等著我了。我忙戴上帽子，然後舉起雙手，想把牌子掛上脖子，可是帽子太高，我兩臂高不過帽子。旁邊「革命群眾」的一員靜靜地看著，指點說：「先戴牌子，再戴帽子呀。」我經他提醒，幾乎失笑，忙摘下帽子，按他的話先掛牌子，然後戴上高帽。我不過是陪鬥，主犯是誰我也不清楚，覺得挨罵的不是我，反正我低頭站在台邊上就是了。揪鬥完畢，革命小將下了一道命令：「把你們的黑稿子都交出來！」 「黑稿子？」什麼是「黑稿子」呢？據我同夥告訴我，我翻譯的《吉爾·布拉斯》「誨淫誨盜」，想必是「黑」的了。《堂吉訶德》是不是「黑」呢？堂吉訶德是地主，桑丘是農民，書上沒有美化地主，歪曲農民嗎？巨人怪獸，不都是迷信嗎？想起造反派咄咄逼人的威勢，不敢不提高警惕。我免得這部稿子遭殃，還是請革命群眾來判定黑白，料想他們總不至於把這部稿子也說成「黑稿子」。 《堂吉訶德》原著第一、第二兩部各四冊，共八冊，我剛譯完第六冊的一半。我每次謄清了譯稿，就把草稿扔了。稿紙很厚，我準備在上面再修改加工的。這一大疊稿子重得很，我用牛皮紙包好，用麻繩捆上，再用紅筆大字寫上「《堂吉訶德》譯稿」。我抱著這個沉重的大包擠上車，擠下車，還得走一段路。雨後泥濘，路不好走，我好不容易抱進辦公室去交給組秘書。我看準他為人憨厚，從來不「左得可怕」。我說明譯稿只此一份，沒留底稿，並說，不知這部稿子是否「黑」。他很同情地說「就是嘛！」顯然他不贊成沒收。可是我背後另一個聲音說：「交給小C。」小C原是通信員，按「顛倒過來」的原則，他是很有地位的負責人。原來那時候革命群眾已經分裂為兩派了，小C那一派顯然認為《堂吉訶德》是「黑稿子、該沒收」。小C接過稿子抱著要走，組秘書鄭重叮囑說，「可這是人家的稿子啊，只有這一份，得好好兒保管。」小C不答，拿著稿子走了。我只好例抽一口冷氣，眼睜睜看著堂吉訶德做了俘虜。那一天真是我不幸的一天，早上交出《堂吉訶德》譯稿，晚上給剃成「陰陽頭」。 不久以後，一個星期日，不知哪個革命團體派人來我家沒收尚未發表的創作稿。我早打定主意，什麼稿子都不交出去了。我乾脆說：「沒有。」他又要筆記本。我隨手打開抽屜，拿到兩本舊筆記，就交給他。他說：「我記得你不止兩本。」的確不止兩本，可是當時我只拿到兩本。我說：「沒有了」。那位年輕人也許本性溫和，也許有袒護之意，並不追問，也不搜查，就回去交差了。他剛走不久，我就找出一大疊整齊的筆記本，原來交出去的那兩本是因為記得太亂，不打算保留的，所以另放一處。 我經常失眠，有時精神不振，聽報告總專心做筆記，免得瞌睡。我交出去的兩本是倦極亂記的，我不便補交，乾脆把沒交的一疊筆記銷毀了事，這件事就置之腦後了。 一九六七年夏，我所的革命群眾開始解放牛鬼蛇神。被解放的就「下樓」了。我是首批下樓的二人之一。從「牛棚」「下樓」，還得做一番檢討。我認真做完檢討，滿以為群眾提些意見就能通過，不料他們向我質問「四個大妖精」的罪行。我呆了半晌，丈二的金剛摸不著頭腦。哪裡跳出來四個大妖精呢？有人把我的筆記本打開，放在我眼前，叫我自己看。我看了半天，認出「四個大妖精」原來是「四個大躍進」，想不到怎麼會把「大躍進」寫成「大妖精」，我腦筋裡一點影子都沒有。筆記本上，前後共有四次「四個大躍進」，只第二次寫成「四個大妖精」。我只自幸沒把糧、棉、煤、鐵畫成實物，加上眉眼口鼻，添上手腳，畫成跳舞的妖精。這也可見我確在悉心聽講，忙著記錄，只一念淘氣，把「大躍進」寫成「大妖精」。可是嚴肅的革命群眾對「淘氣」是不能理解的，至少是不能容忍的。我便是長了一百張嘴，也不能為自己辯白，有人甚至把公認為反動的「潛意識論」也搬來應用，說我下意識裡蔑視那位做報告的首長。假如他們「無限上綱」——也不必「無限」，只要稍為再往上提提，說我蔑視的是「大妖精」，也許就把我嚇倒了。可是做報告的首長正是我敬佩而愛戴的，從我的上意識到下意識，絕沒有蔑視的影蹤。他們強加於我的「下意識」，我可以很誠實地一口否認。 我只好再作檢討。一個革命派的「頭頭」命我把檢討稿先讓他過目。我自以為檢討得很好，他卻認為「很不夠」。他說：「你該知道，你筆記上寫這種話，等於寫反動標語。」我抗議說：「那是我的私人筆記。假如上面有反動標語，張貼有罪。」他不答理，我不服氣，不肯重作檢討，自己解放了自己。不過我這件不可饒恕的罪行，並沒有不了了之。後來我又為這事兩次受到嚴厲的批評；假如要追究的話，至今還是個未了的案件。 我說四個妖精都由堂吉訶德招來，並不是胡賴，而是事實。我是個死心眼兒，每次訂了工作計劃就一定要求落實。我訂計劃的時候，精打細算，自以為很「留有餘地」。我一星期只算五天，一月只算四星期，一年只算十個月。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只有二百個工作日，我覺得太少了，還不到一年三分之二。可是，一年要求二百個工作日，真是難之又難，簡直辦不到。因為面對書本，埋頭工作，就導致不問政治，脫離實際。即使沒有「運動」的時候，也有無數的學習會、討論會、報告會等等，佔去不少時日，或把可工作的日子割裂得零零碎碎。如有什麼較大的運動，工作往往全部停頓。我們哪一年沒有或大或小的「運動」呢？ 政治學習是一項重要的工作。我也知道應該認真學習，積極發言。可是我認為學習和開會耗費時間太多，耽誤了業務工作。學習會上我聽到長篇精彩的「發言」，心裡敬佩，卻學不來，也不努力學。我只求「以勤補拙」；拙於言辭，就勤以工作吧。這就推我走上了「白專道路」。 「白專道路」是逆水行舟。凡是走過這條道路的都會知道，這條路不好走。而翻譯工作又是沒有彈性的，好比小工鋪路，一小時鋪多少平方米，欠一小時就欠多少平方米——除非胡亂塞責，那是另一回事。我如果精神好，我就超額多干；如果工作順利，就是說，原文不太艱難，我也超額多干。超額的成果我留作「私蓄」，有虧欠可以彌補。攢些「私蓄」很吃力，四五天攢下的，開一個無聊的會就耗盡了。所以我老在早作晚息攢「私蓄」，要求工作，能按計劃完成。便在運動高潮，工作停頓的時候，我還偷工夫一點一滴的攢。《堂吉訶德》的譯稿，大部分由涓涓滴滴積聚而成。我深悔一心為堂吉訶德攢「私蓄」，卻沒為自己積儲些多餘的精力，以致妖精乘虛而入。我做了牛鬼蛇神，每夜躺著想這想那，卻懵懵懂懂，一點沒想到有妖精鑽入筆記。我把這點疏失歸罪於堂吉訶德，我想他老先生也不會嗔怪的。 我曾想盡辦法，要把堂吉訶德救出來。我向沒收「黑稿子」的「頭頭」們要求暫時發還我的「黑稿子」，讓我按著「黑稿子」，檢查自己的「黑思想」。他們並不駁斥我，只說，沒收的「黑稿子」太多，我那一份找不到了，我每天收拾女廁，費不了多少時間，同夥還沒掃完院子，我早已完事。我覺得單獨一人傻坐在辦公室裡不大安全，所以自願在群眾的辦公室外面掃掃窗台，抹抹玻璃，借此消磨時光。從堂吉訶德被俘後，我就想借此尋找他的蹤跡。可是我這位英雄和古代小說裡的美人一樣，「侯門一入深似海」，我每間屋子都張望過了；沒見到他的影子。 過年以後，有一次我們牛鬼蛇神奉命打掃後樓一間儲藏室。我忽從凌亂的廢紙堆裡發現了我那包《堂吉訶德》譯稿。我好像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兒女，忙抱起放在一隻凳上，又驚又喜地告訴同夥：「我的稿子在這裡呢！」我打算冒險把稿子偷走。出門就是樓梯，下樓就沒人看守；抱著一個大紙包大模大樣在樓梯上走也不像做賊，樓下的女廁雖然不是我打掃的，究竟是個女廁，我可以把稿子暫時寄放，然後抱回家去。當然會有重重險阻，我且走一步是一步。監視我們的是個老幹部。我等他一轉背，就把稿子搶在手裡，可是剛舉步，未及出門，我同夥一個牛鬼蛇神——他是怕我犯了錯誤牽累他嗎？那可怪不到他呀；他該是出於對我的愛護吧？他指著我大喝一聲：「楊季康，你要幹什麼？」監視的幹部轉過身來，詫異地看著我。我生氣說：「這是我的稿子！」那位幹部才明白我的用意。他倒並不責問，只軟哄說：「是你的稿子。可是現在你不能拿走，將來到了時候，會還給你。」我說：「扔在廢紙堆裡就丟了」。我沒留底稿，丟了就沒了！」我不記得當時還說了什麼「大話」，因為我覺得這是吃了公家的飯干的工作，不是個人的事。他答應好好兒保藏，隨我放在哪裡都行。我先把稿子放在書櫃裡，又怕佔了太好的位置，別人需要那塊地方，會把稿子扔出來。所以我又把稿子取出，謹謹慎慎放在書櫃頂上，歎口氣，硬硬心，撇下不顧。 軍工宣隊進駐學部以後，「牛鬼蛇神」多半恢復人身，重又加入群眾隊伍，和他們一起學習。我請學習小組的組長向工人師傅要求發還我的譯稿，因為我自知人微言輕，而他們也不懂得沒收稿子的緣由。組長說：「那是你的事，你自己去問。」我得耐心等待機會。工人師傅們一下班就興沖沖地打球，打完球又忙著監督我們學習，機會真不易得。幾個月來，我先後三次鑽得空子，三次向他們請求。他們嘴裡答應，顯然是置之不理。直到下放干校的前夕，原先的組秘書當了我們組的學習組長。我晚上學習的時候，遞了一個條子給他。第二天早上，他問明我那包稿子所在，立即親自去找來，交給我說：「快抱回家去吧！」 落難的堂吉訶德居然碰到這樣一位扶危濟困的騎士！我的感激，遠遠超過了我對許多人、許多事的惱怒和失望。 我不愛表演，也不善表演，雖然有一次登上了吉祥大戲院的大舞台，我仍然沒有表演。 那次是何其芳同志等「黑幫」挨鬥，我們夫婦在陪斗之列。誰是導演，演出什麼戲，我全忘了，只記得氣氛很緊張，我卻睏倦異常。我和默存並坐在台下，我低著頭只顧瞌睡。台上的檢討和台下的呵罵（只是呵罵，並未動武），我都置若罔聞。忽有人大喝：「楊季康，你再打瞌睡就揪你上台！」我忙睜目抬頭，覺得嘴裡發苦，知道是心上慌張。可是一會兒我又瞌睡了，反正揪上台是難免的。 我們夫婦先後都給點名叫上舞台。登台就有高帽子戴。我學得訣竅，注意把帽子和地平線的角度盡量縮小，形成自然低頭式。如果垂直戴帽，就得把身子彎成九十度的直角才行，否則群眾會高喊：「低頭！低頭！」陪斗的不低頭，還會殃及主犯。當然這種訣竅，只有不受注意的小牛鬼蛇神才能應用。我把帽子往額上一按，緊緊扣住，不使掉落，眉眼都罩在帽子裡。我就站在舞台邊上，學馬那樣站著睡覺。誰也不知我這個跑龍套的正在學馬睡覺。散場前我給人提名叫到麥克風前，自報姓名，自報身份，挨一頓混罵，就算了事。當初坐在台下，唯恐上台；上了台也就不過如此。我站在台上陪鬥，不必表演；如果坐在台下，想要充當革命群眾，除非我對「犯人」也像他們有同樣的憤怒才行，不然我就難了。說老實話，我覺得與其罵人，寧可挨罵。因為罵人是自我表演，挨罵是看人家有意識或無意識的表演——表演他們對我的心意，而無意中流露的真情，往往是很耐人尋味的。 可是我意想不到，有一次竟不由自主，演了一出精彩的鬧劇，充當了劇裡的主角。 《干校六記》的末一章裡，提到這場專為我開的鬥爭會。 群眾審問我：「給錢鍾書通風報信的是誰？」 我說：「是我。」 「打著手電貼小字報的是誰？」 我說：「是我——為的是提供線索，讓同志們據實調查。」 台下一片怒斥聲。有人說：「誰是你的『同志』！」 我就乾脆不稱「同志」，改稱「你們」。 聰明的夫婦彼此間總留些空隙，以便劃清界線，免得互相牽累。我卻一口擔保，錢鍾書的事我都知道。當時群情激憤——包括我自己。有人遞來一面銅鑼和一個槌子，命我打鑼。我正是火氣沖天，沒個發洩處；當下接過銅鑼和槌子，下死勁大敲幾下，聊以洩怒。這來可翻了天了。台下鬧成一片，要驅我到學部大院去遊街。一位中年老幹部不知從哪裡找來一塊被污水浸霉發黑的木板，絡上繩子，叫我掛在頸上。木板是滑膩膩的，掛在脖子上很沉。我戴著高帽，舉著銅鑼，給群眾押著先到稠人廣眾的食堂去繞一周，然後又在院內各條大道上「遊街」。他們命我走幾步就打兩下鑼，叫一聲「我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我想這有何難，就難倒了我？況且知識分子不都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嗎？叫又何妨！我暫時充當了《小賴子》裡「叫喊消息的報子」；不同的是，我既是罪人，又自報消息。當時雖然沒人照相攝入鏡頭，我卻能學孫悟空讓「元神」跳在半空中，觀看自己那副怪模樣，背後還跟著七長八短一隊戴高帽子的「牛鬼蛇神」。那場鬧劇實在是精彩極了，至今回憶，想像中還能見到那個滑稽的隊伍，而我是那個隊伍的首領！ 群眾大概也忘不了我出的「洋相」，第二天見了我直想笑。有兩人板起臉來訓我：誰膽敢抗拒群眾，叫他碰個頭破血流。我很爽氣大度，一口承認抗拒群眾是我不好，可是我不能將無作有。他們倒還通情達理，並不再強逼我承認默存那樁「莫須有」的罪名。我心想，你們能逼我「遊街」，卻不能叫我屈服。我忍不住要模仿桑丘·潘沙的腔吻說：「我雖然『遊街』出醜，我仍然是個有體面的人！」 秋涼以後，革命群眾把我同組的「牛鬼蛇神」和兩位本所的「黑」領導安頓在樓上東側一間大屋裡。屋子有兩個朝西的大窗，窗前掛著蘆葦簾子。經過整個夏季的曝曬，窗簾已陳舊破敗。我們收拾屋子的時候，打算撤下簾子，讓屋子更軒亮些。 「牛鬼蛇神」的稱呼已經不常用；有的稱為「老傢伙」。「老傢伙」的名稱也不常用，一般稱「老先生」。我在這一夥裡最小——無論年齡、資格、地位部最小，揪出也最晚。同夥的「牛鬼蛇神」瞧我揪出後沒事人兒一般，滿不在意，不免詫怪。其實，我挨整的遭數比他們多（因為我一寫文章就「放毒」，也就是說，下筆就露餡兒，流露出「人道主義」、「人性論」等資產階級觀點）。他們自己就整過我。況且他們是紅專家，至少也是粉紅專家，或外紅裡白專家，我卻「白」而不「專」，也稱不上「家」。這回他們和我成了「一丘之貉」，當然委屈了他們，榮幸的是我。我們既然同是淪落人，有一位老先生慨然說：「咱們是難友了。」 陳翔鶴同志一次曾和他的難友發了一點小牢騷，立即受到他領導好一頓訓斥，因此他警告默存：「當心啊，難友會賣友。」我為此也常有戒心。不過我既然和難友風雨同舟，出於「共濟」的精神，我還是大膽獻計說：「別撤簾子。」他們問「為什麼？」我說：「革命群眾進我們屋來，得經過那兩個朝西的大窗。隔著簾子，外面看不見裡面，裡面卻看得見外面，我們可以早作準備。」他們觀察實驗了一番，證明我說的果然不錯。那兩個大破簾子就一直掛著，沒有撤下。 一位難友曾說：「一天最關鍵的時刻是下午四時。傳我們去訓話或問話往往在四點以前，散會後群眾就可以回家。如果到四點沒事，那一天就平安過去了。」他的觀察果然精確。不過自從我們搬入那間大屋，革命群眾忙於打派仗，已不大理會我們。我們只要識趣，不招他們就沒事。我們屋裡有幾隻桌子的抽屜是鎖著的，一次幾個革命群眾洶洶然闖進來，砸開鎖，抄走了一些文件。我們都假裝不見，等他們走了才抬頭吐氣。砸鎖、抄東西的事也只偶然一見。我們有簾子隱蔽著，又沒有專人監督，實在很自由。如果不需寫交代或做檢查，可以專心學習馬列經典，也不妨傳閱小報，我抽屜裡還藏著自己愛讀的書。革命群眾如有事要找我們，等他們進屋，准發現我們一個個都規規矩矩地伏案學習呢。 那間屋子裡沒有暖氣片，所以給我們裝了一隻大火爐。我們自己去拾木柴，揀樹枝。我和文學所的木工老李較熟；我到他的木工房去借得一把鋸子，大家輪著學鋸木頭。我們做過些小煤餅子，又搬運些煤塊，輪流著生火和封火；封滅了明天重生，檢查之類的草稿正可用來生火。學部的暖氣並不全天供暖，我們的爐子卻整日熊熊旺盛。兩位領導都回家吃飯，我們幾個「老先生」各帶一盒飯，先後在爐子上烤熱了吃，比飯堂裡排隊買飯方便得多。我們飯後各據一隅，拼上幾隻椅子權當臥榻，疊幾本書權當枕頭，胡亂休息一會兒。起來了大家一起說說閒話，講講家常，雖然不深談，也發點議論，談些問題。有時大家懊悔，當初該學理科，不該學文學，有時我們分不清什麼是「大是非」，什麼是「小是非」，一起捉摸研究。有時某人出門買些糖食，大家分享。常言道：「文人相輕」；又說是：「同行必妒」。我們既是文人，又是同行，居然能融融洽洽，同享簾子的蔽護和爐子的溫暖，實在是難而又難的難友啊！ 我們剛做「牛鬼蛇神」，得把自我檢討交「監管小組」審閱。第一次的審閱最認真，每份發回的檢討都有批語。我得的批語是「你這頭披著羊皮的狼！」同夥所得的批語都一樣嚴厲。我們詫怪說：「誰這麼厲害呀？」不久我們發現了那位審閱者，都偷偷端詳了他幾眼。他面目十分和善，看來是個謹厚的人。我不知他的姓名，按提綽號的慣例，把他本人的話做了他的名字，稱為「披著羊皮的狼」，可是我總顛倒說成「披著狼皮的羊」，也許我覺得他只是披著狼皮的羊。 探險不必像堂吉訶德那樣走遍世界。在我們當時的處境，隨時隨地都有險可探。我對革命群眾都很好奇，忍不住先向監管小組「探險」。 一次我們宿舍大院裡要求家家戶戶的玻璃窗上都用朱紅油漆寫上語錄。我們大樓的玻璃窗只能朝外開，我家又在三樓，不能站在窗外寫；所以得在玻璃內面，按照又笨又複雜的方式，填畫成反寫的楷書，外面看來就成正文。我為這項任務向監管小組請一天假。那位監管員毫不為難，一口答應。我不按規格，用左手寫反字，不到半天就完成了工作，「偷得『勞』生『半』日閒」獨在家裡整理並休息。不久我找另一位監管員又輕易請得一天假。我家的煤爐壞了，得修理。這個理由比上次的理由更不充分。他很可以不准，叫我下班後修去。可是他也一口答應了。我只費了不到半天工夫，自己修好了；又偷得勞生半日閒。過些時候，我向那位「披著狼皮的羊」請假看病。他並不盤問我看什麼病，很和善地點頭答應。我不過小小不舒服，沒上醫院，只在家休息，又偷得一日清閒。我漸漸發現，監管小組裡個個都是「披著狼皮的羊」。 秋涼以前，我們都在辦公室裡作息。樓上只有女廁有自來水。樓上辦公室裡寫大字報的同志，如要洗筆，總帶些歉意，很客氣地請我代洗。飯後辦公室人多嘈雜，我沒個休息處。革命群眾中有個女同志頗有膽量，請我到她屋裡去歇午。她不和我交談，也不表示任何態度，但每天讓我在她屋裡睡午覺。有一次我指上紮了個刺，就走進革命群眾的辦公室，伸出一個指頭說「紮了個刺」。有一位女同志很盡心地為我找了一枚針，耐心在光亮處把刺挑出來。其實紮了個刺很可以耐到晚上回家再說，我這來仍是存心「探險」。我漸次發現，我們所裡的革命群眾，都是些披著狼皮的羊。 我們當了「牛鬼蛇神」最怕節日，因為每逢過節放假，革命群眾必定派下許多「課外作業」。我們得報告假日做了什麼事，見了什麼人；又得寫心得體會。放假前還得領受一頓訓話，記著些禁令（如不准外出等）。可是有一次，一個新戰鬥團體的頭頭放假前對我們的訓話不同一般。我們大家都承認過一項大罪：「拒絕改造」。他說，「你們該實事求是呀，你們難道有誰拒絕改造了嗎？『拒絕改造』和『沒改造好』難道是一回事嗎？」我聽了大為安慰，驚奇地望著他，滿懷感激。我自從失去人身，難得聽到「革命群眾」說這等有人性的語言。 我「下樓」以後，自己解放了自己，也沒人來管我。有一次，革命群眾每人發一枚紀念章和一部毛選。我厚著臉去討，居然得了一份。我是為了試探自己的身份，有個曾經狠狠挨整的革命派對我說，「我們受的罪比你們受的厲害多了，我還挨了打呢。」不錯呀，砸抽屜、抄文件的事我還如在目前。不久後，得勢的革命派也打下去了。他們一個個受審問，受逼供，流著眼淚委屈認罪。這使我想到上山下鄉後的紅衛兵，我在干校時見到兩個。他們住一間破屋，每日揀些柴草，煮些白薯南瓜之類當飯吃，沒有工作，也沒人管，也沒有一本書，不知長年累月是怎麼過的。我做「過街老鼠」的日子，他們如餓狼一般，多可怕啊。曾幾何時，他們不僅脫去了狼皮，連身上的羊毛也在嚴冬季節給剃光了。我已悟到「冤有頭，債有主」；我們老傢伙也罷，革命小將也罷，誰也不是誰的敵人。反正我對革命的「後生」不再怕懼。 在北京建築地道的時期，攤派每戶做磚，一人做一百塊，得自己到城牆邊去挖取泥土，然後借公家的模子製造，曬乾了交公。那時默存已下干校，女兒在工廠勞動，我一人得做磚三百塊。這可難倒了我，千思萬想，沒個辦法。我只好向一位曾監管我的小將求救。我說：「咱倆換工，你給我做三百塊磚，我給你打一套毛衣。」他笑嘻嘻一口答應。他和同伴替我做了磚，卻說我「這麼大年紀了」，不肯要我打毛衣。我至今還欠著那套毛衣。 干校每次搬家，箱子都得用繩子纏捆，因為由卡車運送，行李多，車輛小，壓擠得厲害。可是我不復像下干校的時候那樣，事事得自己動手，總有當初「揪出」我們的革命群眾為我纏捆。而且不用我求，「披狼皮的羊」很多是大力士，他們會關心地問我：「你的箱子呢？捆上了嗎？」或預先對我說好：「我們給你捆」。默存同樣也有人代勞。我們由干校帶回家的行李，纏捆得尤其周密，回家解開繩索，發現一隻大木箱的蓋已經脫落，全靠纏捆得好，箱裡的東西就像是裝在完好的箱子裡一樣。 我在干校屬菜園班，有時也跟著大隊到麥田或豆田去鋤草，隊長分配工作說：「男同志一人管四行，女同志一人管兩行——楊季康，管一行。」來自農村的年輕人幹農活有一手。有兩個能手對我說：「你一行也別管，跟我們來，我們留幾根『毛毛』給你鋤。」他們一人至少管六行，一陣風似的掃往前去。我跟在後面，鋤他們特意留給我的幾根「毛毛」。不知道的人，也許還以為我是勞模呢。 默存同樣有人照顧。我還沒下干校的時候，他來信說，熱水瓶砸了，借用別人的，不勝戰戰兢兢。不久有個素不相識的年輕人來找我，說他就要下干校，願為「錢先生」帶熱水瓶和其他東西。他說：「不論什麼東西，你交給我就行，我自有辦法。」熱水瓶，還有裝滿藥水的瓶，還有許多不便郵寄的東西，他都要求我交給他帶走。默存來信說，吃到了年輕人特為他做的蔥燒鯽魚和油爆蝦，在北京沒吃過這等美味。干校搬到明港後，他的床位恰在北窗下，窗很大。天氣冷了，我一次去看他，發現整個大窗的每條縫縫都糊得紋絲不透，而且乾淨整齊，玻璃也擦得雪亮，都是「有事弟子服其勞」。我每想到他們對默存的情誼，心上暖融融地感激。 我們從牛棚下樓後，房子分掉一半。干校回來，強鄰難與相處，不得已只好逃亡。我不敢回屋取東西，怕吃了眼前虧還說不清楚。可是總有人為我保鏢，幫我拿東西。我們在一間辦公室裡住了三年。那間房，用我們無錫土話，叫做「坑缸連井灶」；用北方俗語，就是兼供「吃喝拉撒」的，聽來是十足的陋室。可是在那三年裡的生活，給我們留下無窮回味。文學所和外文所的年輕人出於同情，為我們把那間堆滿什物的辦公室騰出來，打掃了屋子；擦洗了門窗，門上配好鑰匙，窗上掛好窗簾，還給拉上一條掛毛巾的鐵絲。默存病喘，暖氣片供暖不足，他們給裝上爐子，並從煤廠拉來一車、一車又一車的煤餅子，疊在廊下；還裝上特製的風鬥，免中煤氣。默存的筆記本還鎖在原先的家裡，塵上堆積很厚。有人陪我回去，費了兩天工夫，整理出五大麻袋，兩天沒好生吃飯，卻飽餐塵土。默存寫《管錐編》經常要核對原書。不論中文外文書籍，他要什麼書，書就應聲而來。如果是文學所和外文所都沒有的書，有人會到北大圖書館或北京圖書館去借。如果沒有這種種幫忙，《管錐編》不知還得延遲多少年月才能完成呢。 我們「流亡」期間，默存由感冒引起喘病，輸氧四小時才搶救出險。他因大腦皮層缺氧，反應失常，手腳口舌都不靈便，狀如中風，將近一年才回復正常。醫生囑咐我，千萬別讓他感冒。這卻很難擔保。我每開一次大會，必定傳染很重的感冒。我們又同住一間小小的辦公室，我怕傳染他，只好拚命吃藥；一次用藥過重，暈得不能起床。大會總是不該缺席的會，我不能為了怕感冒而請假。我同所的年輕人常「替我帶一隻耳朵」去聽著，就是說，為我詳細做筆記，供我閱讀，我就偷偷賴掉好些大會和小會，不但免了感冒，也省下不少時間。我如果沒有他們幫忙，我翻譯的《堂吉訶德》也不知得拖延多久才能譯完。關注和照顧我們的，都是丙午丁未年間「披著狼皮的羊。」 接西方成語：「每一朵烏雲都有一道銀邊」。丙午丁未年同遭大劫的人，如果經過不同程度的摧殘和折磨，彼此間加深了一點瞭解，孳生了一點同情和友情，就該算是那一片烏雲的銀邊或竟是金邊吧？——因為烏雲愈是厚密，銀色會變為金色。 常言「彩雲易散」，烏雲也何嘗能永遠佔領天空。烏雲蔽天的歲月是不堪回首的，可是停留在我記憶裡不易磨滅的，倒是那一道含蘊著光和熱的金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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