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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鍾書在《圍城》的序裡說，這本書是他「錙銖積累」寫成的。我是「錙銖積累」讀完的。每天晚上，他把寫成的稿子給我看，急切地瞧我怎樣反應。我笑，他也笑；我大笑，他也大笑。有時我放下稿子，和他相對大笑，因為笑的不僅是書上的事，還有書外的事。我不用說明笑什麼，反正彼此心照不宣。然後他就告訴我下一段打算寫什麼，我就急切地等著看他怎麼寫。他平均每天寫五百字左右。他給我看的是定稿，不再改動。後來他對這部小說以及其它「少作」都不滿意，恨不得大改特改，不過這是後話了。 鐘書選注宋詩，我曾自告奮勇，願充白居易的「老嫗」——也就是最低標準；如果我讀不懂，他得補充註釋。可是在《圍城》的讀者裡，我卻成了最高標準。好比學士通人熟悉古詩文裡詞句的來歷，我熟悉故事裡人物和情節的來歷。除了作者本人，最有資格為《圍城》做註釋的，該是我了。 看小說何需註釋呢？可是很多讀者每對一本小說發生興趣，就對作者也發生興趣，並把小說裡的人物和情節當作真人實事。有的乾脆把小說的主角視為作者本人。高明的讀者承認作者不能和書中人物等同，不過他們說，作者創造的人物和故事，離不開他個人的經驗和思想感情。這話當然很對。可是我曾在一篇文章裡指出：創作的一個重要成分是想像，經驗好比黑暗裡點上的火，想像是這個火所發的光；沒有火就沒有光，但光照所及，遠遠超過火點兒的大小１。創造的故事往往從多方面超越作者本人的經驗。要從創造的故事裡返求作者的經驗是顛倒的。作者的思想情感經過創造，就好比發過酵而釀成了酒；從酒裡辯認釀酒的原料，也不容易。我有機緣知道作者的經歷，也知道釀成的酒是什麼原料，很願意讓讀者看看真人實事和虛構的人物情節有多少聯繫，而且是怎樣的聯繫。因為許多所謂寫實的小說，其實是改頭換面地敘寫自己的經歷，提升或滿足自己的感情。這種自傳體的小說或小說體的自傳，實在是浪漫的紀實，不是寫實的虛構。而《圍城》只是一部虛構的小說，儘管讀來好像真有其事，實有其人。 -------- １參看《事實—故事—真實》（《文學評論》一九八○年第三期十七頁）。 《圍城》裡寫方鴻漸本鄉出名的行業是打鐵、磨豆腐，名產是泥娃娃。有人讀到這裡，不禁得意地大哼一聲說：「這不是無錫嗎？錢鍾書不是無錫人嗎？他不也留過洋嗎？不也在上海住過嗎？不也在內地教過書嗎？」有一位專愛考據的先生，竟推斷出錢鍾書的學位也靠不住，方鴻漸就是錢鍾書的結論更可以成立了。 錢鍾書是無錫人，一九三三年畢業於清華大學，在上海光華大學教了兩年英語，一九三五年考取英庚款到英國牛津留學，一九三七年得副博士（B．Litt．）學位，然後到法國，入巴黎大學進修。他本想讀學位，後來打消了原意。一九三八年，清華大學聘他為教授，據那時候清華的文學院長馮友蘭先生來函說，這是破例的事，因為按清華舊例，初回國教書只當講師，由講師升副教授，然後升為教授。鐘書九、十月間回國，在香港上岸，轉昆明到清華任教。那時清華已並入西南聯大。他父親原是國立浙江大學教授，應老友廖茂如先生懇請，到湖南藍田幫他創建國立師範學院；他母親弟妹等隨叔父一家逃難住上海。一九三九年秋，鐘書自昆明回上海探親後，他父親來信來電，說自己老病，要鐘書也去湖南照料。師範學院院長廖先生來上海，反覆勸說他去當英文系主任，以便伺候父親，公私兼顧。這樣，他就未回昆明而到湖南去了。一九四○年暑假，他和一位同事結伴回上海探親，道路不通，半途折回。一九四一年暑假，他由廣西到海防搭海輪到上海，準備小住幾月再回內地。西南聯大外語系主任陳福田先生到了上海特來相訪，約他再回聯大。值珍珠港事變，他就淪陷在上海出不去了。他寫過一首七律《古意》，內有一聯說：「槎通碧漢無多路，夢入紅樓第幾層」，另一首《古意》又說：「心如紅杏專春鬧，眼似黃梅詐雨晴」，都是寄托當時羈居淪陷區的悵望情緒。《圍城》是淪陷在上海的時期寫的。 鐘書和我一九三二年春在清華初識，一九三三年訂婚，一九三五年結婚，同船到英國（我是自費留學），一九三七年秋同到法國，一九三八年秋同船回國。我母親一年前去世，我蘇州的家已被日寇搶劫一空，父親避難上海，寄居我姐夫家。我急要省視老父，鐘書在香港下船到昆明，我乘原船直接到上海。當時我中學母校的校長留我在「孤島」的上海建立「分校」。二年後上海淪陷，「分校」停辦，我暫當家庭教師，又在小學代課，業餘創作話劇。鐘書陷落上海沒有工作，我父親把自己在震旦女子文理學院授課的鐘點讓給他，我們就在上海艱苦度日。 有一次，我們同看我編寫的話劇上演，回家後他說：「我想寫一部長篇小說！」我非常高興，催他快寫。那時他正偷空寫短篇小說，怕沒有時間寫長篇。我說不要緊，他可以減少授課的時間，我們的生活很省儉，還可以更省儉。恰好我們的女傭因家鄉生活好轉要回去。我不勉強她，也不另覓女傭，只把她的工作自己兼任了。劈柴生火燒飯洗衣等等我是外行，經常給煤煙染成花臉，或熏得滿眼是淚，或給滾油燙出泡來，或切破手指。可是我急切要看鐘書寫《圍城》（他已把題目和主要內容和我講過），做灶下婢也心甘情願。 《圍城》是一九四四年動筆，一九四六年完成的。他就像原《序》所說：「兩年裡憂世傷生」，有一種惶急的情緒，又忙著寫《談藝錄》；他三十五歲生日詩裡有一聯：「書癖鑽窗蜂未出，詩情繞樹鵲難安」，正是寫這種兼顧不來的心境。那時候我們住在錢家上海避難的大家庭裡，包括鐘書父親一家和叔父一家。兩家同住分炊，鐘書的父親一直在外地，鐘書的弟弟妹妹弟媳和侄兒女等已先後離開上海，只剩他母親沒走，還有一個弟弟單身留在上海；所謂大家庭也只像個小家庭了。 以上我略敘鐘書的經歷、家庭背景和他撰寫《圍城》時的處境，為作者寫個簡介。下面就要為《圍城》做些註解。 鐘書從他熟悉的時代、熟悉的地方、熟悉的社會階層取材。但組成故事的人物和情節全屬虛構。儘管某幾個角色稍有真人的影於，事情都子虛烏有；某些情節略具真實，人物卻全是捏造的。 方鴻漸取材於兩個親戚：一個志大才疏，常滿腹牢騷；一個狂妄自大，愛自吹自唱。兩人都讀過《圍城》，但是誰也沒自認為方鴻漸，因為他們從未有方鴻漸的經歷。鐘書把方鴻漸作為故事的中心，常從他的眼裡看事，從他的心裡感受。不經意的讀者會對他由瞭解而同情，由同情而關切，甚至把自己和他合而為一。許多讀者以為他就是作者本人。法國十九世紀小說《包法利夫人》的作者福婁拜曾說：「包法利夫人，就是我。」那麼，錢鍾書照樣可說：「方鴻漸，就是我。」不過還有許多男女角色都可說是錢鍾書，不光是方鴻漸一個。方鴻漸和錢鍾書不過都是無錫人罷了，他們的經歷遠不相同。 我們乘法國郵船阿多士Ⅱ（Athos Ⅱ）回國，甲板上的情景和《圍城》裡寫的很像，包括法國警官和猶太女人調情，以及中國留學生打麻將等等。鮑小姐卻純是虛構。我們出國時同船有一個富有曲線的南洋姑娘，船上的外國人對她大有興趣，把她看作東方美人。我們在牛津認識一個由未婚夫資助留學的女學生，聽說很風流。牛津有個研究英國語文的埃及女學生，皮膚黑黑的，我們兩人都覺得她很美。鮑小姐是綜合了東方美人、風流未婚妻和埃及美人而摶捏出來的。鐘書曾聽到中國留學生在郵船上偷情的故事，小說裡的方鴻漸就受了鮑小姐的引誘。鮑魚之肆是臭的，所以那位小姐姓鮑。 蘇小姐也是個復合體。她的相貌是經過美化的一個同學。她的心眼和感情屬於另一個；這人可一點不美。走單幫販私貨的又另是一人。蘇小姐做的那首詩是鐘書央我翻譯的，他囑我不要翻得好，一般就行。蘇小姐的丈夫是另一個同學，小說裡亂點了鴛鴦譜。結婚穿黑色禮服，白硬領圈給汗水浸得又黃又軟的那位新郎，不是別人，正是鐘書自己。因為我們結婚的黃道吉日是一年裡最熱的日子。我們的結婚照上，新人、伴娘、提花籃的女孩子、提紗的男孩子，一個個都像剛被警察拿獲的扒手。 趙辛媚是由我們喜歡的一個五六歲的男孩子變大的，鐘書為他加上了二十多歲年紀。這孩子至今沒有長成趙辛媚，當然也不可能有趙辛媚的經歷。如果作者說：「方鴻漸，就是我，」他准也會說：「趙辛媚，就是我。」 有兩個不甚重要的人物有真人的影子，作者信手拈來，未加融化，因此那兩位相識都「對號入座」了。一位滿不在乎，另一位聽說很生氣。鐘書誇張了董斜川的一個方面，未及其他。但董斜川的談吐和詩句，並沒有一言半語抄襲了現成，全都是捏造的。褚慎明和他的影子並不對號。那個影子的真身比褚慎明更誇張些呢。有一次我和他同乘火車從巴黎郊外進城，他忽從口袋裡掏出一張紙，上面開列了少女選擇丈夫的種種條件，如相貌、年齡、學問、品性、家世等等共十七八項，逼我一一批分數，並排列先後。我知道他的用意，也知道他的對象，所以小小翼翼地應付過去。他接著氣呼呼地對我說：「她們說他（指鐘書）『年少翩翩』，你倒說說，他『翩翩』不『翩翩』。」我應該厚道些，老實告訴他，我初識鐘書的時候，他穿一件青布大褂，一雙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大眼鏡，一點也不『翩翩』。可是我瞧他認為我該和他站在同一立場，就忍不住淘氣說：「我當然最覺得他『翩翩』。」他聽了怫然，半天不言語。後來我稱讚他西裝筆挺，他驚喜說：「真的嗎？我總覺得自己的衣服不挺，每星期洗熨一次也不如別人的挺。」我肯定他衣服確實筆挺，他才高興。其實，褚慎明也是個復合體，小說裡的那杯牛奶是另一人喝的。那人也是我們在巴黎時的同伴，他尚未結婚，曾對我們講：他愛「天仙的美」，不愛「妖精的美」。他的一個朋友卻欣賞「妖精的美」，對一個牽狗的妓女大有興趣，想「叫一個局」，把那妓女請來同喝點什麼談談話。有一晚，我們一群人同坐咖啡館，看見那個牽狗的妓女進另一家咖啡館去了。「天仙美」的愛慕者對「妖精美」的愛慕者自告奮勇說：「我給你去把她找來。」他去了好久不見回來，鐘書說：「別給蜘蛛精網在盤絲洞裡了，我去救他吧。」鐘書跑進那家咖啡館，只見「天仙美」的愛慕者獨坐一桌，正在喝一杯很燙的牛奶，四圍都是妓女，在竊竊笑他。鐘書「救」了他回來。從此，大家常取笑那杯牛奶，說如果叫妓女，至少也該喝杯啤酒，不該喝牛奶。準是那杯牛奶作祟，使鐘書把褚慎明拉到飯館去喝奶；那大堆的藥品准也是即景生情，由那杯牛奶生發出來的。 方遯翁也是個復合體。讀者因為他是方鴻漸的父親，就確定他是鐘書的父親，其實方遯翁和他父親只有幾分相像。我和鐘書訂婚前後，鐘書的父親擅自拆看了我給鐘書的信，大為讚賞，直接給我寫了一封信，鄭重把鐘書托付給我。這來很像方遯翁的作風。我們淪陷在上海時，他來信說我「安貧樂道」，這也很像方遯翁的語氣。可是，如說方遯翁有二三分像他父親，那麼，更有四五分是像他叔父，還有幾分是捏造，因為親友間常見到這類的封建家長。鐘書的父親和叔父都讀過《圍城》。他父親莞爾而笑；他叔父的表情我們沒看見。我們夫婦常私下捉摸，他們倆是否覺得方遯翁和自己有相似之處。 唐曉芙顯然是作者偏愛的人物，不願意把她嫁給方鴻漸。其實，作者如果讓他們成為眷屬，由眷屬再吵架鬧翻，那麼，結婚如身陷圍城的意義就闡發得更透徹了。方鴻漸失戀後，說趙辛楣如果娶了蘇小姐也不過爾爾，又說結婚後會發現娶的總不是意中人。這些話都很對。可是他究竟沒有娶到意中人，他那些話也就可釋為聊以自慰的話。 至於點金銀行的行長，「我你他」小姐的父母等等，都是上海常見的無錫商人，我不再一一註釋。 我愛讀方鴻漸一行五人由上海到三閭大學旅途上的一段。我沒和鐘書同到湖南去，可是他同行的五人我全認識，沒一人和小說裡的五人相似，連一絲影兒都沒有。王美玉的臥房我倒見過：床上大紅綢面的被子，疊在床裡邊；桌上大圓鏡子，一個女人脫了鞋坐在床邊上，旁邊煎著大半臉盆的鴉片。那是我在上海尋找住房時看見的，向鐘書形容過。我在清華做學生的時期，春假結伴旅遊，夜宿荒村，睡在鋪乾草的泥地上，入夜夢魘，身下一個小娃娃直對我嚷：「壓住了我的紅棉襖」，一面用手推我，卻推不動。那番夢魘，我曾和鐘書講過。蛆叫「肉芽」，我也曾當作新鮮事告訴鐘書。鐘書到湖南去，一路上都有詩寄我。他和旅伴遊雪竇山，有紀游詩五古四首，我很喜歡第二第三首，我不妨抄下，作為真人實事和小說的對照。 天風吹海水，屹立作山勢；浪頭飛碎白，積雪疑幾世。我常觀乎山，起伏有水致；蜿蜒若沒骨，皺具波濤意。乃知水與山，思各出其位，譬如豪傑人，異量美能備。固哉魯中叟，祗解別位智。 山容太古靜，而中藏瀑布，不捨晝夜流，得雨勢更怒。辛酸亦有淚，貯胸敢傾吐；略似此山然，外勿改其度。相契默無言，遠役喜一晤。微恨多遊蹤，藏焉未為固。衷曲莫浪陳，悠悠彼行路。 小說裡只提到游雪竇山，一字未及遊山的情景。遊山的自是遊山的人，方鴻漸、李梅亭等正忙著和王美玉打交道呢。足見可捏造的事豐富得很，實事盡可拋開，而且實事也擠不進這個捏造的世界。 李梅亭途遇寡婦也有些影子。鐘書有一位朋友是忠厚長者，旅途上碰到一個自稱落難的寡婦；那位朋友資助了她，後來知道是上當。我有個同學綽號「風流寡婦」，我曾向鐘書形容她臨睡洗去脂粉，臉上眉眼口鼻都沒有了。大約這兩件不相干的事湊出來一個蘇州寡婦，再碰上李梅亭，就生出「倷是好人」等等妙語奇文。 證處厚的夫人使我記起我們在上海一個郵局裡看見的女職員。她頭髮枯黃，臉色蒼白，眼睛斜撇向上，穿一件淺紫色麻紗旗袍。我曾和鐘書講究，如果她皮膚白膩而頭髮細軟烏黑，淺紫的麻紗旗袍換成線條柔軟的深紫色綢旗袍，可以變成一個美人。汪太太正是這樣一位美人，我見了似曾相識。 范小姐、劉小姐之流想必是大家熟悉的，不必再介紹。孫柔嘉雖然跟著方鴻漸同到湖南又同回上海，我卻從未見過。相識的女人中間（包括我自己），沒一個和她相貌相似，但和她稍多接觸，就發現她原來是我們這個圈子裡最尋常可見的。她受過高等教育，沒什麼特長，可也不笨；不是美人，可也不醜；沒什麼興趣，卻有自己的主張。方鴻漸「興趣很廣，毫無心得」；她是毫無興趣而很有打算。她的天地極小，只局限在「圍城」內外。她所享的自由也有限，能從城外擠入城裡，又從城裡擠出城外。她最大的成功是嫁了一個方鴻漸，最大的失敗也是嫁了一個方鴻漸。她和方鴻漸是芸芸知識分子間很典型的大婦。孫柔嘉聰明可喜的一點是能畫出汪太太的「扼要」：十點紅指甲，一張紅嘴唇。一個年輕女子對自己又羨又妒又瞧不起的女人，會有這種尖刻。但這點聰明還是鐘書賦與她的。鐘書慣會抓住這類「扼要」，例如他能抓住每個人聲音裡的「扼要」，由聲音辨別說話的人，儘管是從未識面的人。 也許我正像堂吉訶德那樣，揮劍搗毀了木偶戲台，把《圍城》裡的人物斫得七零八落，滿地都是硬紙做成的斷肢殘骸。可是，我逐段閱讀這部小說的時候，使我放下稿子大笑的，並不是發現了真人實事，卻是看到真人實事的一鱗半爪，經過拼湊點化，創出了從未相識的人，捏造了從未想到的事。我大笑，是驚喜之餘，不自禁地表示「我能拆穿你的西洋鏡」。鐘書陪我大笑，是瞭解我的笑，承認我笑得不錯，也帶著幾分得意。 可能我和堂吉訶德一樣，做了非常掃興的事。不過，我相信，這來可以說明《圍城》和真人實事的關係。 要認識作者，還是得認識他本人，最好從小時候起。 鐘書一出世就由他伯父抱去撫養，因為伯父沒有兒子。據錢家的「墳上風文」，不旺長房旺小房；長房往往沒有子息，便有，也沒出息，伯父就是「沒出息」的長子。他比鐘書的父親大十四歲，二伯父早亡，他父親行二，叔父行四，兩人是同胞雙生，鐘書是長孫，出嗣給長房。伯父為鐘書連夜冒雨到鄉間物色得一個壯健的農婦；她是寡婦，遺腹子下地就死了，是現成的好奶媽（鐘書稱為「姆媽」）。姆媽一輩於幫在錢家，中年以後，每年要呆呆的發一陣子呆，家裡人背後稱為「癡姆媽」。她在鐘書結婚前特地買了一隻翡翠鑲金戒指，準備送我做見面禮。有人哄她那是假貨，把戒指騙去，姆媽氣得大發瘋，不久就去世了，我始終沒見到她。 鐘書自小在大家庭長大，和堂兄弟的感情不輸親兄弟。親兄弟、堂兄弟共十人，鐘書居長。眾兄弟間，他比較稚鈍，孜孜讀書的時候，對什麼都沒個計較，放下書本，又全沒正經，好像有大量多餘的興致沒處寄放，專愛胡說亂道。錢家人愛說他吃了癡姆媽的奶，有「癡氣」。我們無錫人所謂「癡」，包括很多意義：瘋、傻、憨、稚氣、騃氣、淘氣等等。他父母有時說他「癡顛不拉」、「癡舞作法」、「嘸著嘸落」（「著三不著兩」的意思——我不知正確的文字，只按鄉音寫）。他確也不像他母親那樣沉默寡言、嚴肅謹慎，也不像他父親那樣一本正經。他母親常抱怨他父親「憨」。也許鐘書的「癡氣」和他父親的憨厚正是一脈相承的。我曾看過他們家的舊照片。他的弟弟都精精壯壯，唯他瘦弱，善眉善眼的一副忠厚可憐相。想來那時候的「癡氣」只是稚氣、騃氣，還不會淘氣呢。 鐘書週歲「抓周」，抓了一本書，因此取名「鐘書」。他出世那天，恰有人送來一部《常州先哲叢書》，伯父已為他取名「仰先」，字「哲良」。可是週歲有了「鐘書」這個學名，「仰先」就成為小名，叫作「阿先」。但「先兒」、「先哥」好像「亡兒」、「亡兄」，「先」字又改為「宣」，他父親仍叫他「阿先」。（他父親把鐘書寫的家信一張張帖在本子上，有厚厚許多本，親手帖上題籤「先兒家書（一）（二）（三）……」；我還看到過那些本子和上面貼的信。）伯父去世後，他父親因鐘書愛胡說亂道，為他改字「默存」，叫他少說話的意思。鐘書對我說：「其實我喜歡『哲良』，又哲又良——我閉上眼睛，還能看到伯伯給我寫在練習簿上的『哲良』。」這也許因為他思念伯父的緣故。我覺得他確是又哲又良，不過他「癡氣」盎然的胡說亂道，常使他不哲不良——假如淘氣也可算不良。「默存」這個號顯然沒有起克制作用。 伯父「沒出息」，不得父母歡心，原因一半也在伯母。伯母娘家是江陰富戶，做顏料商發財的，有七八隻運貨的大船。鐘書的祖母娘家是石塘灣孫家，官僚地主，一方之霸。婆媳彼此看不起，也影響了父子的感情。伯父中了秀才回家，進門就挨他父親一頓打，說是「殺殺他的勢氣」；因為鐘書的祖父雖然有兩個中舉的哥哥，他自己也不過是個秀才。鐘書不到一歲，祖母就去世了。祖父始終不喜歡大兒子，鐘書也是不得寵的孫子。 鐘書四歲（我紀年都用虛歲，因為鐘書只記得虛歲，而鐘書是陽曆十一月下旬生的，所以週歲當減一歲或二歲）由伯父教他識字。伯父是慈母一般，鐘書成天跟著他。伯父上茶館，聽說書，鐘書都跟去。他父親不便干涉，又怕慣壞了孩子，只好建議及早把孩子送入小學。鐘書六歲入秦氏小學。現在他看到人家大講「比較文學」，就記起小學裡造句：「狗比貓大，牛比羊大」；有個同學比來比去，只是「狗比狗大，狗比狗小」，挨了老師一頓罵。他上學不到半年，生了一場病，伯父捨不得他上學，借此讓他停學在家。他七歲，和比他小半歲的常弟鐘韓同在親戚家的私塾附學，他念《毛詩》，鐘韓念《爾雅》。但附學不便，一年後他和鐘韓都在家由伯父教。伯父對鐘書的父親和叔父說：「你們兩兄弟都是我啟蒙的，我還教不了他們？」父親和叔父當然不敢反對。 其實鐘書的父親是由一位族兄啟蒙的。祖父認為鐘書的父親笨，叔父聰明，而伯父的文筆不頂好。叔父反正聰明，由伯父教也無妨；父親笨，得請一位文理較好的族兄來教。那位族兄嚴厲得很，鐘書的父親挨了不知多少頓痛打。伯父心疼自己的弟弟，求了祖父，讓兩個弟弟都由他教。鐘書的父親挨了族兄的痛打一點不抱怨，卻別有領會。他告訴鐘書：「不知怎麼的，有一天忽然給打得豁然開通了。」 鐘書和鐘韓跟伯父讀書，只在下午上課。他父親和叔父都有職業，家務由伯父經管。每天早上，伯父上茶館喝茶，料理雜務，或和熟人聊天。鐘書總跟著去。伯父化一個銅板給他買一個大酥餅吃（據鐘書比給我看，那個酥餅有飯碗口大小，不知是真有那麼大，還是小兒心目中的餅大）；又化兩個銅板，向小書鋪子或書攤租一本小說給他看。家裡的小說只有《西遊記》、《水滸》、《三國演義》等正經小說。鐘書在家裡已開始囫圇吞棗地閱讀這類小說，把「同獃 子」讀如「豈子」，也不知《西遊記》裡的「獃子」就是豬八戒。書攤上租來的《說唐》、《濟公傳》、《七俠五義》之類是不登大雅的，家裡不藏。鐘書吃了酥餅就孜孜看書，直到伯父叫他回家。回家後便手舞足蹈向兩個弟弟演說他剛看的小說：李元霸或裴元慶或楊林（我記不清）一錘子把對手的槍打得彎彎曲曲等等。他納悶兒的是，一條好漢只能在一本書裡稱雄。關公若進了《說唐》，他的青龍堰月刀只有八十斤重，怎敵得李元霸的那一對八百斤重的錘頭子；李元霸若進了《西遊記》，怎敵得過孫行者的一萬三千斤的金箍（我們在牛津時，他和我講哪條好漢使哪種兵器，重多少斤，歷歷如數家珍）。妙的是他能把各件兵器的斤兩記得爛熟，卻連阿拉伯數字的1、2、3都不認識。鐘韓下學回家有自己的父親教，伯父和鐘書卻是「老鼠哥哥同年伴兒」。伯父用繩子從高處掛下一團棉花，教鐘書上、下、左、右打那四棉花，說是打「棉花拳」，可以練軟功。伯父愛喝兩口酒。他手裡沒多少錢，只能買些便宜的熟食如醬豬舌之類下酒，哄鐘書那是「龍肝鳳髓」，鐘書覺得其味無窮。至今他喜歡用這類名稱，譬如洋火腿在我家總稱為「老虎肉」。他父親不敢得罪哥哥，只好伺機把鐘書抓去教他數學；教不會，發狠要打又怕哥哥聽見，只好擰肉，不許鐘書哭。鐘書身上一塊青、一塊紫，晚上脫掉衣服，伯父發現了不免心疼氣惱。鐘書和我講起舊事，對父親的著急不勝同情，對伯父的氣惱也不勝同情，對自己的忍痛不敢哭當然也同情，但回憶中只覺得滑稽又可憐。我笑說：痛打也許能打得「豁然開通」，擰，大約是把竅門擰塞了。鐘書考大學，數學只考得十五分。 鐘書小時候最樂的事是跟伯母回江陰的娘家去；伯父也同去（堂姊已出嫁）。他們往往一住一兩個月。伯母家有個大莊園，鐘書成天跟著莊客四處田野裡閒逛。他常和我講田野的景色。一次大雷雨後，河邊樹上掛下一條大綠蛇，據說是天雷打死的。伯母娘家全家老少都抽大煙，後來伯父也抽上了。鐘書往往半夜醒來，跟著伯父伯母吃半夜餐。當時快樂得很，回無錫的時候，吃足玩夠，還穿著外婆家給做的新衣。可是一回家他就擔憂，知道父親要盤問功課，少不了挨打。父親不敢當著哥哥管教鐘書，可是抓到機會，就著實管教，因為鐘書不但荒了功課，還養成不少壞習氣，如晚起晚睡、貪吃貪玩等。 一九一九年秋天，我家由北京回無錫。我父母不想住老家，要另找房子。親友介紹了一處，我父母去看房子，帶了我同去。鐘書家當時正租居那所房子。那是我第一次上他們錢家的門，只是那時兩家並不相識。我記得母親說，住在那房子裡的一位女眷告訴她，搬進以後，沒離開過藥罐兒。那所房子我家沒看中；錢家雖然嫌房子陰暗，也沒有搬出。他們五年後才搬入七尺場他們家自建的新屋。我記不起那次看見了什麼樣的房子、或遇見了什麼人，只記得門口下車的地方很空曠，有兩棵大樹；很高的白粉牆，粉牆高處有一個個砌著鏤空花的方窗洞。鐘書說我記憶不錯，還補充說，門前有個大照牆，照牆後有一條河從門前流過。他說，和我母親說話的大約是嬸母，因為叔父嬸母住在最外一進房子裡，伯父伯母和他住中間一進，他父母親侍奉祖父住最後一進。 我女兒取笑說：「爸爸那時候不知在哪兒淘氣呢。假如那時候爸爸看見媽媽那樣的女孩子，准摳些鼻牛來彈她。」鐘書因此記起舊事說，有個女裁縫常帶著個女兒到他家去做活；女兒名寶寶，長得不錯，比他大兩三歲。他和鐘韓一次抓住寶寶，把她按在大廳隔扇上，鐘韓拿一把削鉛筆的小腳刀作勢刺她。寶寶大哭大叫，由大人救援得免。兄弟倆覺得這番勝利當立碑紀念，就在隔肩上刻了「刺寶寶處」四個字。鐘韓手巧，能刻字，但那四個字未經簡化，刻來煞是費事。這大概是頑童剛開始「知慕少艾」的典型表現。後來房子退租的時候，房主提出賠償損失，其中一項就是隔扇上刻的那四個不成形的字，另一項是鐘書一人幹的壞事，他在後園「挖人參」，把一棵玉蘭樹的根刨傷，那棵樹半枯了。 鐘書十一歲，和鐘韓同考取東林小學一年級，那是四年制的高等小學。就在那年秋天，伯父去世。鐘書還未放學，經家人召回，一路哭著趕回家去，哭叫「伯伯」，伯父已不省人事。這是他生平第一次遭受的傷心事。 伯父去世後，伯母除掉長房應有的月錢以外，其它費用就全由鐘書父親負擔了。伯母娘家敗得很快，兄弟先後去世，家裡的大貨船逐漸賣光。鐘書的學費、書費當然有他父親負擔，可是學期中間往往添買新課本，鐘書沒錢買，就沒有書；再加他小時候貪看書攤上伯父為他租的小字書，看壞了眼睛，坐在教室後排，看不見老師黑板上寫的字，所以課常上老師講什麼，他茫無所知。練習簿買不起，他就用伯父生前親手用毛邊紙、紙捻子為他釘成的本子，老師看了直皺眉。練習英文書法用鋼筆。他在開學的時候有一支筆桿、一個鋼筆尖，可是不久筆尖撅斷了頭。同學都有許多筆尖，他只有一個，斷了頭就沒法寫了。他居然急中生智，把毛竹筷削尖了頭蘸著墨水寫，當然寫得一塌糊塗，老師簡直不願意收他的練習簿。 我問鐘書為什麼不問父親要錢。他說，從來沒想到過。有時伯母叫他向父親要錢，他也不說。伯母抽大煙，早上起得晚，鐘書由伯母的陪嫁大丫頭熱些餿粥吃了上學。他同學、他弟弟都穿洋襪，他還穿布襪，自己覺得腳背上有一條拼縫很刺眼，只希望穿上棉鞋可遮掩不見。雨天，同學和弟弟穿皮鞋，他穿釘鞋，而且是伯伯的釘鞋，太大，鞋頭塞些紙團。一次雨天上學，路上看見許多小青蛙滿地蹦跳，覺得好玩，就脫了鞋捉來放在鞋裡，抱著鞋光腳上學；到了教室裡，把盛著小青蛙的釘鞋放在黑板桌下。上課的時候，小青蛙從鞋裡出來，滿地蹦跳。同學都忙著看青蛙，竊竊笑樂。老師問出因由，知道青蛙是從鐘書鞋裡出來的，就叫他出來罰立。有一次他上課玩彈弓，用小泥丸彈人。中彈的同學嚷出來，老師又叫他罰立。可是他混混沌沌，並不覺得羞慚。他和我講起舊事常說，那時候幸虧糊塗，也不覺得什麼苦惱。 鐘書跟我講，小時候大人哄他說，伯母抱來一個南瓜，成了精，就是他；他真有點兒怕自己是南瓜精。那時候他伯父已經去世，「南瓜精」是舅媽、姨媽等晚上坐在他伯母鴉片榻畔閒談時逗他的，還正色囑咐他切莫告訴他母親。鐘書也懷疑是哄他，可是真有點耽心。他自說混沌，恐怕是事實。這也是家人所謂「癡氣」的表現之一。 他有些混沌表現，至今依然如故。例如他總記不得自己的生年月日。小時候他不會分辯左右，好在那時候芽布鞋，不會左右腳。後來他和鐘韓同到蘇州上美國教會中學的時候，穿了皮鞋，他仍然不分左右亂穿。在美國人辦的學校裡，上體育課也用英語喊口號。他因為英文好，當上了一名班長。可是嘴裡能用英語喊口號，兩腳卻左右不分；因此只當了兩個星期的班長就給老師罷了官，他也如釋重負。他穿內衣或套脖的毛衣，往往前後顛倒，衣服套在脖子上只顧前後掉轉，結果還是前後顛倒了。或許這也是錢家人說他「癡」的又一表現。 鐘書小時最喜歡玩「石屋裡的和尚」。我聽他講得津津有味，以為是什麼有趣的遊戲；原來只是一人盤腿坐在帳子裡，放下帳門，披著一條被單，就是「石屋裡的和尚」。我不懂那有什麼好玩。他說好玩得得；晚上伯父伯母叫他早睡，他不肯，就玩「石屋裡的和尚」，玩得很樂。所謂「玩」，不過是一個人盤腿坐著自言自語。這大概也算是「癡氣」吧。 鐘書上了四年高小，居然也畢業了。鐘韓成績斐然，名列前茅；他只是個癡頭傻腦、沒正經的孩子。伯父在世時，自愧沒出息，深怕「墳上風水」連累了嗣給長房的鐘書。原來他家祖墳下首的一排排樹高大茂盛，上首的細小萎弱。上首的樹當然就代表長房了。伯父一次私下化錢向理髮店買了好幾斤頭髮，叫一個佃戶陪著，悄悄帶著鐘書同上祖墳去，把頭髮埋在上首幾排樹的根旁。他對鐘書說，要叫上首的樹榮盛，「將來你做大總統。」那時候鐘書才七八歲，還不懂事，不過多少也感覺到那是伯父背著人幹的私心事，所以始終沒向家裡任何別人講過。他講給我聽的時候，語氣中還感念伯父對他的愛護，也驚奇自己居然有心眼為伯父保密。 鐘書十四歲和鐘韓同考上蘇州桃塢中學（美國聖公會辦的學校）。父母為他置備了行裝，學費書費之外，還有零用錢。他就和鐘韓同往蘇州上學，他功課都還不錯，只算術不行。 那年他父親到北京清華大學任教，寒假沒回家。鐘書寒假回家沒有嚴父管束，更是快活。他借了大批的《小說世界》、《紅玫瑰》、《紫蘿蘭》等刊物姿意閱讀。暑假他父親歸途阻塞，到天津改乘輪船，轉輾回家，假期已過了一半。他父親回家第一事是命鐘書鐘韓各做一篇文章；鐘韓的一篇頗受誇讚，鐘書的一篇不文不白，用字庸俗，他父親氣得把他痛打一頓，鐘書忍笑向我形容他當時的窘況：家人都在院子裡乘涼，他一人還在大廳上，挨了打又痛又羞，嗚嗚地哭。這頓打雖然沒有起「豁然開通」的作用，卻也激起了發奮讀書的志氣。鐘書從此用功讀書，作文大有進步。他有時不按父親教導的方法作古文，嵌些駢驪，倒也受到父親讚許。他也開始學著作詩，只是並不請教父親。一九二七年桃塢中學停辦，他和鐘韓同考入美國聖公會辦的無錫鋪仁中學，鐘書就經常有父親管教，常為父親代筆寫信，由口授而代寫，由代寫信而代作文章。鐘書考入清華之前，已不復挨打而是父親得意的兒子了。一次他代父親為鄉下某大戶作了一篇墓誌銘。那天午飯時，鐘書的姆媽聽見他父親對他母親稱讚那篇文章，快活得按捺不住，立即去通風報信，當著他伯母對他說：「阿大啊，爹爹稱讚你呢！說你文章做得好！」鐘書是第一次聽到父親稱讚，也和姆媽一樣高興，所以至今還記得清清楚楚。那時商務印書館出版錢穆的一本書，上有鐘書父親的序文。據鐘書告訴我，那是他代寫的，一字沒有改動。 我常見鐘書寫客套信從不起草，提筆就寫，八行箋上，幾次抬頭，寫來恰好八行，一行不多，一行不少。鐘書說，那都是他父親訓練出來的，他額角上挨了不少「爆栗子」呢。 鐘書二十歲伯母去世。那年他考上清華大學，秋季就到北京上學。他父親收藏的「先兒家書」是那時候開始的。他父親身後，鐘書才知道父親把他的每一封信都貼在本子上珍藏。信寫得非常有趣，對老師、同學都有生動的描寫。可惜鐘書所有的家書（包括寫給我的），都由「回祿君」收集去了。 鐘書在清華的同班同學饒餘威一九六八年在新加坡或台灣寫了一篇《清華的回憶》１，有一節提到鐘書：「同學中我們受錢鍾書的影響最大。他的中英文造詣很深，又精於哲學及心理學，終日博覽中西新舊書籍，最怪的是上課時從不記筆記，只帶一本和課堂無關的閒書，一面聽講一面看自己的書，但是考試時總是第一，他自己喜歡讀書，也鼓勵別人讀書。……」據鐘書告訴我，他上課也帶筆記本，只是不作筆記，卻在本子上亂畫。現在美國的許振德君和鐘書是同系同班，他最初因鐘書奪去了班上的第一名，曾想揍他一頓出氣，因為他和鐘書同學之前，經常是名列第一的。一次偶有個個能解決的問題，鐘書向他講解了，他很感激，兩人成了朋友，上課常同坐在最後一排。許君上課時注意一女同學，鐘書就在筆記本上畫了一系列的《許眼變化圖》，在同班同學裡頗為流傳，鐘書曾得意地面給我看。一年前許君由美國回來，聽鐘書說起《許眼變化圖》還忍個住大笑。 -------- １《清華大學第五級畢業五十週年紀念冊》（一九八四年出版）轉載此門，饒君已故。 鐘書小時候，中藥房賣的草藥每一味都有兩層紙包裹；一張白紙，一張印著藥名和藥性。每服一付藥可攢下一疊包藥的紙。這種紙乾淨、吸水，鐘書大約八、九歲左右常用包藥紙來臨摹他伯父藏的《芥子園畫譜》，或印在《唐詩三百首》裡的「詩中之畫」。他為自己想出一個別號叫「項昂之」——因為他佩服項羽，「昂之」是他想像中項羽的氣概。他在每幅畫上揮筆署上「項昂之」的大名，得意非凡。他大約常有「項昂之」的興趣，只恨不善畫。他曾央求當時在中學讀書的女兒為他臨摹過幾幅有名的西洋淘氣畫，其中一幅是《魔鬼臨去遺臭圖》（圖名是我杜撰），魔鬼像吹喇叭似的後部撒著氣逃跑，畫很妙。上課畫《許眼變化圖》，央女兒代摹《魔鬼遺臭圖》，想來也都是「癡氣」的表現。 鐘書在他父親的教導下「發憤用功」，其實他讀書還是出於喜好，只似饞嘴佬貪吃美食：食腸很大，不擇精粗，甜鹹雜進。極俗的書他也能看得哈哈大笑。戲曲裡的插科打諢，他不僅且看且笑，還一再搬演，笑得打跌。精微深奧的哲學、美學、文藝理論等大部著作，他像小兒吃零食那樣吃了又吃，厚厚的書一本本漸次吃完，詩歌更是他喜好的讀物。重得拿不動的大字典、辭典、百科全書等，他不僅挨著字母逐條細讀，見了新版本，還不嫌其煩地把新條目增補在舊書上。他看書常做些筆記。 我只有一次見到他苦學。那是在牛津，論文預試得考「版本和校勘」那一門課，要能辨認十五世紀以來的手稿。他毫無興趣，因此每天讀一本偵探小說「休養腦筋」，「休養」得睡夢中手舞腳踢，不知是捉拿兇手，還是自己做了兇手和警察打架。結果考試不及格，只好暑假後補考。這件補考的事，《圍城》英譯本《導言》裡也提到。鐘書一九七九年訪美，該譯本出版家把譯本的《導言》給他過目，他讀到這一段又驚又笑，想不到調查這麼精密。後來胡志德（Theodore Huters）君來見，才知道是他向鐘書在牛津時的同窗好友Donald Stuart打聽來的。胡志德一九八二年出版的《錢鍾書》裡把這件事卻刪去了。 鐘書的「癡氣」書本裡灌注不下，還洋溢出來。我們在牛津時，他午睡，我臨貼，可是一個人寫寫字困上來，便睡著了。他醒來見我睡了，就飽醮濃墨，想給我畫個花臉。可是他剛落筆我就醒了。他沒想到我的臉皮比宣紙還吃墨，洗淨墨痕，臉皮像紙一樣快洗破了，以後他不再惡作劇，只給我畫了一幅肖像，上面再添上眼鏡和鬍子，聊以過癮。回國後他暑假回上海，大熱天女兒熟睡（女兒還是娃娃呢），他在她肚子上畫一個大臉，挨他母親一頓訓斥，他不敢再畫。淪陷在上海的時候，他多餘的「癡氣」往往發洩在叔父的小兒小女、孫兒孫女和自己的女兒阿圓身上。這一串孩子挨肩兒都相差兩歲，常在一起玩。有些語言在「不文明」或「臭」的邊緣上，他們很懂事似的注意避忌。鐘書變著法兒，或作手勢，或用切口，誘他們說出來，就賴他們說「壞話」。於是一群孩子圍著他吵呀，打呀，鬧個沒完。他雖然挨了圍攻，還儼然以勝利者自居。他逗女兒玩，每天臨睡在她被窩裡埋置「地雷」，埋得一層深入一層，把大大小小的各種玩具、鏡子、刷子，甚至硯台或大把的毛筆都埋進去，等女兒驚叫，他就得意大樂。女兒臨睡必定小心搜查一遍，把被裡的東西一一取出。鐘書恨不得把掃帚、畚箕都塞入女兒被窩，博取一遭意外的勝利。這種玩意兒天天玩也沒多大意思，可是鐘書百玩不厭。 他又對女兒說，《圍城》裡有個丑孩子，就是她。阿圓信以為真，卻也並不計較。他寫了一個開頭的《百合心》裡，有個女孩子穿一件紫紅毛衣，鐘書告訴阿圓那是個最討厭的孩子，也就是她。阿圓大上心事，怕爸爸冤枉她，每天找他的稿子偷看，鐘書就把稿子每天換個地方藏起來。一個藏，一個找，成了捉迷藏式的遊戲。後來連我都不知道稿子藏到那裡去了。 鐘書的「癡氣」也怪別緻的。他很認真地跟我說：「假如我們再生一個孩子，說不定比阿圓好，我們就要喜歡那個孩子了，那我們怎麼對得起阿圓呢。」提倡一對父母生一個孩子的理論，還從未講到父母為了用情專一而只生一個。 解放後，我們在清華養過一隻很聰明的貓。小貓初次上樹，不敢下來，鐘書設法把它救下。小貓下來後，用爪子輕輕軟軟地在鐘書腕上一搭，表示感謝。我們常愛引用西方諺語：「地獄裡儘是不知感激的人。」小貓知感，鐘書說它有靈性，特別寶貝。貓兒長大了，半夜和別的貓兒打架。鐘書特備長竹竿一枝，倚在門口，不管多冷的天，聽見貓兒叫鬧，就急忙從熱被窩裡出來，拿了竹竿，趕出去幫自己的貓兒打架。和我們家那貓兒爭風打架的情敵之一是緊鄰林徽因女士的寶貝貓，她稱為她一家人的「愛的焦點」。我常怕鐘書為貓而傷了兩家和氣，引用他自己的話說：「打狗要看主人面，那麼，打貓要看主婦面了！」（《貓》的第一句），他笑說：「理論總是不實踐的人制定的。」 錢家人常說鐘書「癡人有癡福」。他作為書癡，倒真是有點癡福。供他閱讀的書，好比富人「命中的祿食」那樣豐足，會從各方面源源供應（除了下放期間，他只好「反芻」似的讀讀自己的筆記，和攜帶的字典）。新書總會從意外的途徑到他手裡。他只要有書可讀，別無營求。這又是家人所謂「癡氣」的另一表現。 鐘書和我父親詩文上有同好，有許多共同的語言。鐘書常和我父親說些精緻典雅的淘氣話，相與笑樂ˍ一次我父親問我：「鐘書常那麼高興嗎？」「高興」也正是錢家所謂「癡氣」的表現。 我認為《管錐編》、《談藝錄》的作者是個好學深思的鐘書，《槐聚詩存》的作者是個「憂世傷生」的鐘書，《圍城》的作者呢，就是個「癡氣」旺盛的鐘書。我們倆日常相處，他常愛說些癡話，說些傻話，然後再加上創造，加上聯想，加上誇張，我常能從中體味到《圍城》的筆法。我覺得《圍城》裡的人物和情節，都憑他那股子癡氣，呵成了真人實事。可是他畢竟不是個不知世事的癡人，也畢竟不是對社會現象漠不關心，所以小說裡各個細節雖然令人捧腹大笑，全書的氣氛，正如小說結尾所說：「包涵對人生的諷刺和傷感，深於一切語言、一切啼笑」，令人迴腸蕩氣。 鐘書寫完了《圍城》，「癡氣」依然旺盛，但是沒有體現為第二部小說。一九五七年春，「大鳴大放」正值高潮，他的《宋詩選注》剛脫稿，因父病到湖北省親，路上寫了《赴鄂道中》五首絕句，現在引錄三首：「晨書瞑寫細評論，詩律傷嚴敢市恩。碧海掣鯨閒此手，祗教疏鑿別清渾。」「弈棋轉燭事多端，飲水差知等暖寒。如膜妄心應褪淨，夜來無夢過邯鄲。」「駐車清曠小徘徊，隱隱遙空蹍薄雷。脫葉猶飛風不定，啼鳩忽噤雨將來。」後兩首寄寓他對當時情形的感受，前一首專指《宋詩選注》而說，點化杜甫和元好問的名句（「或看悲翠蘭苕上，未掣鯨魚碧海中」；「誰是詩中疏鑿手，暫教涇渭各清渾」）。據我瞭解，他自信還有寫作之才，卻只能從事研究或評論工作，從此不但口「噤」，而且不興此念了。《圍城》重印後，我問他想不想再寫小說。他說：「興致也許還有，才氣已與年俱減。要想寫作而沒有可能，那只會有遺恨；有條件寫作而寫出來的不成東西，那就只有後悔了。遺恨裡還有哄騙自己的餘地，後悔是你所學的西班牙語裡所謂『面對真理的時刻』，使不得一點兒自我哄騙、開脫、或寬容的，味道不好受。我寧恨毋悔。」這幾句話也許可作《圍城》《重印前記》的箋注吧。 我自己覺得年紀老了；有些事，除了我們倆，沒有別人知道。我要乘我們夫婦都健在，一一記下。如有錯誤，他可以指出，我可以改正。《圍城》裡寫的全是捏造，我所記的卻全是事實。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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