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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傅雷


作者:楊絳

  抗戰末期、勝利前夕,錢鍾書和我在宋淇先生家初次會見傅雷和朱梅馥夫婦。我們和傅雷家住得很近,晚飯後經常到他家去夜談。那時候知識分子在淪陷的上海,日子不好過,真不知「長夜漫漫何時旦」。但我們還年輕,有的是希望和信心,只待熬過黎明前的黑暗,就想看到雲開日出。我們和其他朋友聚在傅雷家樸素幽雅的客廳裡各抒己見,也好比開開窗子,通通空氣,破一破日常生活裡的沉悶苦惱。到如今,每回顧那一段灰黯的歲月,就會記起傅雷家的夜談。
  說起傅雷,總不免說到他的嚴肅。其實他並不是一味板著臉的人。我閉上眼,最先浮現在眼前的,卻是個含笑的傅雷,他兩手捧著個煙斗,待要放到嘴裡去抽,又拿出來,眼裡是笑,嘴邊是笑,滿臉是笑。這也許因為我在他家客廳裡、坐在他對面的時候,他聽著鐘書說話,經常是這副笑容。傅雷只是不輕易笑;可是他笑的時候,好像在品嚐自己的笑,覺得津津有味。
  也許鐘書是唯一敢當眾打趣他的人。他家另一位常客是陳西禾同志。一次鐘書為某一件事打趣傅雷。西禾急得滿面尷尬,直向鐘書遞眼色;事後他猶有餘悸,怪鐘書「胡鬧」。可是傅雷並沒有發火。他帶幾分不好意思,隨著大家笑了;傅雷還是有幽默的。
  傅雷的嚴肅確是嚴肅到十分,表現了一個地道的傅雷。他自己可以笑,他的笑臉只許朋友看。在他的孩子面前,他是個不折不扣的嚴父。阿聰、阿敏那時候還是一對小頑童,只想賴在客廳裡聽大人說話。大人說的話,也許孩子不宜聽,因為他們的理解不同,傅雷嚴格禁止他們旁聽。有一次,客廳裡談得熱鬧,陣陣笑聲,傅雷自己也正笑得高興。忽然他靈機一動,躡足走到通往樓梯的門旁,把門一開,只見門後哥哥弟弟背著臉並坐在門檻後面的台階上,正縮著脖子笑呢。傅雷一聲呵斥,兩個孩子在登登一陣凌亂的腳步聲裡逃跑上樓。梅馥忙也趕了上去。在傅雷前,她是搶先去責罵兒子;在兒子前,她卻是擋了爸爸的盛怒,自己溫言告誡。等他們倆回來,客廳裡瀕漸回復了當初的氣氛。但過了一會兒,在笑聲中,傅雷又突然過去開那扇門,阿聰、阿敏依然鬼頭鬼腦並坐原處偷聽。這回傅雷可冒火了,梅馥也起不了中和作用。只聽得傅雷厲聲喝,夾雜著梅馥的調解和責怪;一個孩子想是哭了,另一個還想為自己辯白。我們誰也不敢勸一聲,只裝作不聞不知,坐著扯淡。傅雷回客廳來,臉都氣青了。梅馥抱歉地為客人換上熱茶,大家又坐了一會兒,辭出,不免歎口氣:「唉,傅雷就是這樣!」
  阿聰前年回國探親,鐘書正在國外訪問,阿聰對我說:「啊呀!我們真愛聽錢伯伯說話呀!」上年他到我家來,不復是頑童偷聽,而是做座上客「聽錢伯伯說話」,高興得哈哈大笑。可是他立即記起他嚴厲的爸爸,淒然回憶往事,慨歎說:「唉——那時候——我們就愛聽錢們伯說話。」他當然知道爸爸打他狠,正因為愛他深。他告訴我:「爸爸打得我真痛啊!」梅馥曾為此對我落淚,又說阿聰的脾氣和爸爸有相似之處。他也告訴我傅雷的媽媽怎樣批評傅雷。性情急躁是不由自主的,感情衝動下的所作所為,沉靜下來會自己責怪,又增添自己的苦痛。梅馥不怨傅雷的脾氣,只為此憐他而為他擔憂;更因為阿聰和爸爸脾氣有點兒相似,她既不願看到兒子拂逆爸爸,也為兒子的前途擔憂。「文化大革命」開始時,阿聰從海外好不容易和家裡掛通了長途電話,阿聰又叫得一聲「姆媽」,媽媽只叫得一聲「阿聰」,彼此失聲痛哭,到哽咽著勉強能說話的時候,電話早斷了。這是母子末一次通話——話,盡在不言中,因為梅馥深知傅雷的性格,已經看到他們夫婦難逃的命運。
  有人說傅雷「孤傲如雲間鶴」;傅雷卻不止一次在鐘書和我面前自比為「牆洞裡的小老鼠」——是否因為莫洛阿曾把服爾德比作「一頭躲在窟中的野兔」呢?傅雷的自比,乍聽未免滑稽。梅馥稱傅雷為「老傅」;我回家常和鐘書講究:那是「老傅」還是「老虎」,因為據他們的鄉音,「傅」和「虎」沒有分別,而我覺得傅雷在家裡有點兒老虎似的。他卻自比為「小老鼠」!但傅雷這話不是矯情,也不是謙虛。我想他只是道出了自己的真實心清。他對所有的朋友都一片至誠。但眾多的朋友裡,難免夾雜些不夠朋友的人。誤會、偏見、忌刻、驕矜,會造成人事上無數矛盾和傾軋。傅雷曾告訴我們:某某「朋友」昨天還在他家吃飯,今天卻在報紙上罵他。這種事不止一遭。傅雷講起的時候,雖然眼睛裡帶些氣憤,嘴角上掛著譏誚,總不免感歎人心叵測、世情險惡,覺得自己老實得可憐,孤弱得無以自衛。他滿頭稜角,動不動會觸犯人;又加脾氣急躁,止不住要衝撞人。他知道自己不善在世途上圓轉周旋,他可以安身的「洞穴」,只是自己的書齋;他也像老鼠那樣,只在洞口窺望外面的大世界。他並不像天上的鶴,翹首雲外,不屑顧視地下的泥淖。傅雷對國計民生念念不忘,可是他也許遵循《剛第特》的教訓吧?只潛身書齋,作他的翻譯工作。
  傅雷愛吃硬飯。他的性格也像硬米粒兒那樣僵硬、乾爽;軟和懦不是他的美德,他全讓給梅馥了。朋友們愛說傅雷固執,可是我也看到了他的固而不執,有時候竟是很隨和的。他有事和鐘書商量,儘管討論得很熱烈,他並不固執。他和周煦良同志合辦《新語》,儘管這種事鐘書毫無經驗,他也不擯棄外行的意見。他有些朋友(包括我們倆)批評他不讓阿聰進學校會使孩子脫離群眾,不善適應社會。傅雷從諫如流,就把阿聰送入中學讀書。鐘書建議他臨什麼字帖,他就臨什麼字帖;鐘書忽然發興用草書抄筆記,他也高興地學起十六帖來,並用草書抄稿子。
  解放後,我們夫婦到清華大學任教。傅雷全家從昆明由海道回上海,道過天津。傅雷到北京來探望了陳叔通、馬敘倫二老,就和梅馥同到我們家來盤桓三四天。當時我們另一位亡友吳□同志想留傅雷在清華教授法語,央我們夫婦作說客。但傅雷不願教法語、只願教美術史。從前在上海的時候,我們曾經陪傅雷招待一個法國朋友,鐘書注意到傅雷名片背面的一行法文Criiique d'Art(美術批評家)。他對美術批評始終很有興趣。可是清華當時不開這門課,而傅雷對教學並不熱心。儘管他們夫婦對清華園頗有留戀,我們也私心竊願他們能留下,傅雷決計仍回上海,干他的翻譯工作。
  我只看到傅雷和鐘書鬧過一次彆扭。一九五四年在北京召開翻譯工作會議,傅雷未能到會,只提了一份書面意見,討論翻譯問題。討論翻譯,必須舉出實例,才能說明問題。傅雷信手拈來,舉出許多謬誤的例句;他大概忘了例句都有主人。他顯然也沒料到這份意見書會大量印發給翻譯者參考;他拈出例句,就好比挑出人家的錯來示眾了。這就觸怒了許多人,都大罵傅雷狂傲;有一位老翻譯家竟氣得大哭。平心說,把西方文字譯成中文,至少也是一項極繁瑣的工作。譯者儘管認真仔細,也不免掛一漏萬,譯文裡的謬誤,好比貓狗身上的跳蚤,很難捉拿淨盡。假如傅雷打頭先挑自己的錯作引子,或者挑自己幾個錯作陪,人家也許會心悅誠服。假如傅雷事先和朋友商談一下,準會想得周到些。當時他和我們兩地間隔,讀到鐘書責備他的信,氣呼呼地對我們沉默了一段時間,但不久就又回復書信來往。
  傅雷的認真,也和他的嚴肅一樣,常表現出一個十足地道的傅雷。有一次他稱讚我的翻譯。我不過偶爾翻譯了一篇極短的散文,譯得也並不好,所以我只當傅雷是照例敷衍,也照例謙遜一句,傅雷怫然忍耐了一分鐘,然後沉著臉發作道:「楊絳,你知道嗎?我的稱讚是不容易的。」我當時頗像頑童聽到校長錯誤的稱讚,既不敢笑,也不敢指出他的錯誤。可是我實在很感激他對一個剛試筆翻譯的人如此認真看待。而且只有自己虛懷若谷,才會過高地估計別人。
  傅雷對於翻譯工作無限認真,不懈地虛心求進。只要看他翻譯的這傳記五種,一部勝似一部。《夏洛外傳》是最早的一部。《貝多芬傳》雖然動筆最早,卻是十年後重譯的,譯筆和初譯顯然不同。他經常寫信和我們講究翻譯上的問題,具體問題都用紅筆清清楚楚錄下原文。這許多信可惜都已毀了。傅雷從不自滿——對工作認真,對自己就感到個滿。他從沒有自以為達到了他所懸的翻譯標準。他曾自苦譯筆呆滯,問我們怎樣使譯文生動活潑。他說熟讀了老捨的小說,還是未能解決問題。我們以為熟讀一家還不夠,建議再多讀幾家。傅雷悵然,歎恨沒許多時間看書。有人愛說他狂傲,他們實在是沒見到他虛心的一面。
  一九六三年我因妹妹楊必生病,到上海探望。朋友中我只拜訪了傅雷夫婦。梅馥告訴我她兩個孩子的近況;傅雷很有興趣地和我談論些翻譯上的問題。有個問題常在我心上而沒談。我最厭惡翻譯的名字佶屈聱牙,而且和原文的字音並不相近,曾想大膽創新,把洋名一概中國化,歷史地理上的專門名字也加簡縮,另作「引得」或加注。我和傅雷談過,他說「不行」。我也知道這樣有許多不便,可是還想聽他談談如何「不行」。六四年我又到上海接妹妹到北京休養,來去匆匆,竟未及拜訪傅雷和梅馥。「別時容易見時難」,我年輕時只看作李後主的傷心話,不料竟是人世的常情。
  我很羨慕傅雷的書齋,因為書齋的佈置,對他的工作具備一切方便。經常要用的工具書,伸手就夠得到,不用站起身。轉動的圓架上,攤著幾種大字典。沿牆的書櫥裡,排列著滿滿的書可供參考。書架頂上一個鏡框裡是一張很美的梅馥的照片。另有一張傅雷年輕時的照片,是他當年贈給梅馥的。他稱呼梅馥的名字是法文的瑪格麗特;據傅雷說,那是歌德《浮士德》裡的瑪格麗特。幾人有幸福娶得自己的瑪格麗特呢!梅馥不僅是溫柔的妻子、慈愛的母親、沙龍裡的漂亮夫人,不僅是非常能幹的主婦,一身承擔了大大小小、裡裡外外的雜務,讓傅雷專心工作,她還是傅雷的秘書,為他做卡片,抄稿子,接待不速之客。傅雷如果沒有這樣的好後勤、好助手,他的工作至少也得打三四成折扣吧?
  傅雷翻譯這幾部傳記的時候,是在「陰霾遮蔽整個天空的時期」。他要借偉人克服苦難的壯烈悲劇,幫我們擔受殘酷的命運,他要宣揚堅忍奮鬥,敢於向神明挑戰的大勇主義。可是,智慧和信念所點燃的一點光明,敵得過愚昧、褊狹所孕育的黑暗嗎?對人類的愛,敵得過人間的仇恨嗎?嚮往真理、正義的理想,敵得過爭奪名位權利的現實嗎?為善的心願,敵得過作惡的力量嗎?傅雷連問他忠實的伴侶,竟被殘暴的浪潮衝倒、淹沒。可是誰又能怪傅雷呢。他這番遭遇,對於這幾部傳記裡所宣揚的人道主義和奮鬥精神,該說是殘酷的諷刺。但現在這五部傳記的重版,又標誌著一種新的勝利吧?讀者也許會得到更新的啟示與鼓勵。傅雷已作古人,人死不能復生,可是被遺忘的、被埋沒的,還會重新被人記憶起來,發掘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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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參看傅雷《貝多芬傳》譯者序。

                      一九八○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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