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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一輩子都既有順當的巧遇，有時也難免會陷入尷尬的境地，窘得抬不起頭來，可事過境遷，回想起來，又會感到可笑，甚至會拿自己開心。 我就常記起自己第一回吃西餐鬧的笑話。 那好像是在1918年左右。那時，我的四堂兄還沒娶美國嫂子。當時他正在教一個姓孟羅的英國人漢語。一天，孟羅請他吃飯，為了讓我見見世面，他把我也帶去了。 記得那天孟羅先請我們看一場電影，是在長安街平安電影院。那是我頭一回看電影。可能是卓別林的片子，因為至今還記得他那能上下聳動的小鬍子，不跟腳的鞋子和手裡不斷耍著的拐棍兒。 帶我去吃西餐，四堂兄是為了讓我長見識，他萬沒料到我會讓他大丟其臉。 第一道上湯，還算順利。反正我記住事前囑咐的：調羹可別碰湯盆。真正的魔難是第二道正菜：端上一盤炸得焦焦的牛排。這回我得過刀叉關了。 四堂兄大約也估計到我這一關不好過，事先便叮囑我務必要看著他的動作，我只要照樣模仿就是了。 於是，我也照他那樣右手持刀，左手拿叉。看他先用叉子按住牛排，然後用刀一切，再用叉子往嘴裡一送，就成了。 誰料到我那塊牛排硬是不聽話，按也按不住，切更切不開。眼睜睜地看到主人和四堂兄的牛排都入了口，我這塊還動彈不了。我意識到四堂兄也在替我著急。 於是，我使勁切了一刀。 糟啦！牛排不但滑出了盤子，而且彷彿長了翅膀般地溜出桌邊，落在地上了。 我急得快哭了出來。 主人同情地含笑望著這一戲劇性事態，可四堂兄漲紅了臉，狠狠地瞪著我。我呢，真是喪了魂，正要貓腰去把飛肉抬起，四堂兄用漢語狼狽地訓斥我：「別動！」 我從聲調中聽出他的怒氣。 孟羅其實例並不在意。他從面前的大盤子裡又給我補了一塊，還說著安慰的話。 但我實在怕這第二塊牛排也會長出翅膀，就噙著淚水朝它發怔。 飯後辭出之後，四堂兄一路無可奈何地歎著氣，朝我悻悻地說了聲： 「廢物，真丟人！」 英國人好客。尤其在大學裡，每個星期總得赴幾次茶會。時而還會有人邀去度週末。我去過兩趟福斯特在賽拉郡的家，看到他多麼孝母。老詩人羅伯特·特萊威林的家更去過多次，常同他那位早年僑居過印尼的荷蘭夫人在林中散步，從這種週末領會到英國傳統家庭的風貌。我尤其喜歡聽他們飯後的朗誦。有時是選自維多利亞女王時代膾炙人口的小說，如《簡愛》，有時是著名詩篇。記得福斯特曾繪聲繪色地朗誦過T．S．艾略特一首描繪貓的詩，他把貓形容得活靈活現，逗得大家（尤其他那位老母）笑得前仰後合。 一回，福斯特在他那改良俱樂部裡為我介紹一位在英國中部諾丁漢大學教哲學的朋友，後來那人寫信來約我去他那裡度週末。旅英七載，我應邀去友人家度過上百次的週末，惟獨他那次最使我難以忘懷。老實說，如今回憶起來我還有些冒冷汗。 那位教授像福斯特一樣，是位老光棍，可他有一別緻的伴侶。一進客廳他就為我介紹了，是一隻老鷹，名字叫托姆。 他指了指我，煞有介事地對托姆說，這是從東方禮儀之邦來的客人，你可不許撒野！托姆好像挺懂事，朝我張了張翅膀，伸了伸脖子，似乎還點了點頭。 老實說，當時我心裡一點也不踏實，生怕它朝我撲過來，用它那錐子般的尖嘴啄上我兩口。 還好。它大概明白這是主人的貴客，只用它那黃中透綠的眼睛朝我眨了眨，像是在打量，在端詳，在決定值不值得歡迎我。 用晚餐時，我萬沒有料到老鷹也入了席，而且踞在我和主人之間。主人見我神色緊張，就趕忙向我保證說，我家的托姆最懂規矩，它天天跟我一道吃飯。 我實在放心不下。我想起上初中的時候，一位體育教員曾爬到操場那棵大榆樹上，想捉一隻在樹椏中間落腳的老鷹，結果給老鷹啄得滿胳膊是血。 我那時真怕它一興奮，朝我撲過來。 可托姆確實懂事。當我用刀叉切著盤子裡那塊牛排時，它也在它那盤子上一口口地啄蛋黃。每啄上一口，還歪歪脖子朝我望望。 主人留意到我有多麼緊張，就趕忙解釋說，它是在表示友好。然後又提高嗓門對老鷹說，這是從中國來的貴客。然後又轉過頭來問中國可有老鷹？我說，在動物園大鐵籠子裡見過。他聽了不禁咂了兩聲，說大鐵籠子太不舒服了。然後朝老鷹說，你願意關在大鐵籠子裡嗎？ 老鷹歪過頭來朝他眨了眨眼，又仰了仰脖子，彷彿在考慮怎麼回答。 主人似乎有所領會地說：「我們的托姆不喜歡關在籠子裡。」可我心裡說，那同關在這屋子裡又有什麼區別！ 我們每上一道菜，托姆的盤子裡就也換個樣兒。一下是玉米粒，一下是青菜或剁碎了的生肉。它一邊啄，一邊朝我們主客二人望望。 我呢，一邊吃著一邊擔心思，巴望這頓古怪的與老鷹的共餐早點結束，而且能平平安安地、不挨一下啄就散席。 原以為飯後飲咖啡時會把老鷹請走，不然。主人又把它安置在一把扶手椅上，僕人隨後端來一隻盆子，裡面是像牛奶一樣的湯水。這樣，我們喝著咖啡，老鷹也一口口地在盆裡啜。 最後，主人把老鷹架在他肩上，老鷹吼了一聲。主人說，瞧我們的托姆多講禮貌，它在向中國客人道晚安呢！ 托姆被送回陽台上了。我的心才踏實下來。 可那一夜我沒睡好，總覺得窗外的托姆不時地在朝我撲扇它的翅膀。 那年在福州教書的時候，我剛二十歲出頭，跟學生距離不大，喜好自然也相近。我愛打籃球。其實，我的球藝極不高明，當前鋒不會投籃，當後衛常犯規。可我就是喜歡玩。下課後，常到操場上跟學生們一道較量，我打起來還十分認真，一回曾把學生脖子抓破。打那以後，我總提醒自己：別忘了師生這道界限。 那是一所教會學校，是美以美會在世紀之初創辦的。教職員中有開明人士（其中有的後來還參加了革命），但實權則掌握在幾位虔誠的老教友手裡，其中有一位家裡幾代人都信教。逢到做禮拜，他總跟校長一道坐在台上，他有時也講道，要不就站到台前朗讀新舊約。這位老教友認為，星期天（他叫禮拜日）除了查經、禮拜、默禱，什麼活動也不允許。他平素對學生們禮拜日還在球場上活動，一直極為不滿。我們球癮又太大，老教友早已看不順眼了。學生們可能以為有我這個老師在一起，就可以放心打去。 一個星期天，正當我們玩得挺歡的當兒，老教友忽然氣呼呼地出現了，並且闖進球場，一F子就把球攫到手，厲聲說： 「這是主日，不許打！」 然後就憤憤地夾著籃球走了。望著他那背影，我們全呆了。大家都知道這位老教友仗著他的教齡，連校長也不看在眼裡，只好掃興散場。 我呢，不但掃興，而且還大大地丟了臉。好在沒過多久，我就乘海輪北返了。 我一向對名山古剎缺乏興致。三六年上泰山去採訪馮玉祥將軍，事畢，我都未趁機看看日出奇景，就趕緊下山趕發通訊了——可惜由於將軍大談抗戰，結果，檢查官本著當時「攘外必先安內」的國策，給扣留了。「文革」中在咸寧干校三年，許多「五七戰士」都順道游了廬山，我卻鼓不起那雅興。 九三年，山西文史館華而實館長邀我作五台山之遊。我竟不顧這副老骨頭架子，欣然前往，我想看看那裡的佛光寺。我不信佛，也不懂古建築，其所以對佛光寺感興趣，是因為想起一位故人：一代才女林徽因。 1937年蘆溝橋事變前，她曾冒著酷暑，隨著名古建築學家的丈夫梁思成在這座佛光寺那積滿塵埃、搖搖欲墜的樑柱間，手持米尺，爬上爬下地丈量、考證。 不少人稱讚她的小說寫得好。然而她統共就寫了《九十九度中》等那麼幾篇。我還看過她畫的水彩，也見過她的舞台設計。她的才能是多方面的，可她更熱心的是幫助丈夫，鼓勵朋友，她的大部分時間、精力都花在高談闊論上，而且她發表高論時，旁人很少能插進話去。因為她談得總是那麼精彩、動聽，誰也不願意打攪。 倘若當時她像約翰生博士那樣，身邊有位勤於記錄的包斯威爾，把她的那些妙語宏論都記錄下來，那會是多麼精彩的一本書啊！ 她自己寫得不多，但她更鼓勵旁人寫。我就是在她的殷切鼓勵下繼續寫下去的。 我們最後一面是在五四年的文代會上見的。我遠遠望到她，就跑過去坐在她身邊，叫了她一聲「小姐」。她發窘地小聲說：「都什麼年月啦，還小姐小姐的！」 我推敲她那句話的含意是雙重的。一方面是她那時已不再年輕；另一方面，都解放了，還稱她作「小姐」，這不等於稱她作資產階級麼！ yes是「是」，No是「否」，這原是最起碼的英語常識。 然而語言並不光指詞彙，教語言更重要的，得教用法。 就以這個最簡單不過的「是」與「否」來說，中國人的用法同英語世界的習慣就大不一樣。差別就在這第二句上。例如： 問：「你是中國人嗎？」 回答都是：「是」或「對」。沒有分歧。 可是如再反問一句：「你不是日本人吧？」 中國人的答法一般都是：「是」。就是肯定對方所說的話。 然而英語答法只能是「否」。就是得一竿子否定到底。 三二年，我在福州教書的時候，一天，一位年輕的美國女教師下課後，臉色漲紅地走進教員休息室。我問她出了什麼事，才知道，原來在她的班上發生了這麼一件事： 她在課堂上用英語問學生們：「我是你們的朋友嗎？」 學生們齊聲嚷道：「是。」 接著她又說：「我不是你們的敵人吧？」 台下齊聲使勁喊的，仍然是：「是。」 她十分感歎地對我說，已經教了他們快一年的書，學生們對她的態度竟還是摸不透。 語言用法這種微妙的差異，有時會造成很大的誤會。這個例子對於在翻譯工作中主張一字不改、死扣原文的直譯專家們，我想應該有所啟發。 五十年代初，知識分子為了趕上時代，都竭力否定自己的過去，有時連過去在學術上的成就也羞於提起，惟恐被打上白色的舊知識分子的印記。 一次，我赴捷克大使的家宴。主人雖身為大使，其實他原是位作家，流亡倫敦時曾同我一樣也是國際筆會的會員。那天同席的還有我們一位名詩人兼德國文學研究家。大使那天誇說，他在使館頂層有一寫作間。每天他必躲到那裡去看書或寫作，不見客，不接電話。接著又談起他正在讀著德國詩人裡爾克的詩集。 這時，我就接下去說，同席的那位兼德國文學研究家的詩人是最早把裡爾克介紹到中國來的，譯稿還是在我主編的《大公報·文藝》上發表的。 我的話既是事實，自然也包含著表彰。不料那位詩人聽了卻滿臉通紅，不置一詞，像是被人當面揭了什麼短似的。 這時我覺察自己失了言，但話已說出，收不回來了。 席間一度出現了緊張，我十分懊悔自己的多嘴。 現在回想起來，那正是連無辜的《簡愛自傳》和《約翰·克利斯朵夫》都被斥為毒草的年月。當時，倘若有人說我研究過喬伊斯的《尤利西斯》，估計我也會大大吃不消。 幸好，那樣草木皆兵、動輒得咎的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誰沒看過戲和電影！但六十年代初的一天，看電影可不是為了開心，那是嚴肅的政治任務。當時，《海瑞罷官》、《李慧娘》，凡是打了紅某子的，就都屬於「全民共討之，全黨共誅之」的毒草。去看欽定的「毒草」，可得義憤填膺，擦亮眼睛。 下班之前，學習小組長就繃起面孔厲聲宣佈：下午兩點半要去文化部看電影，不許遲到早退，不許請假。最後還著重通知：看完了要立即回機關開會批判——最後兩個字是帶著凶狠的眼神和語氣說的。這顯然既事先就表白了通知人的立場，也預示出這又將是一場殊死的鬥爭。 作為嚴重政治任務去看的電影，偏偏是充滿江南秀麗風光的《早春二月》，一部極動人的文學片。然而人們可不是去欣賞；而是要在那小橋流水中間尋找萬惡的修正主義。 命運真奇妙。那陣子，頭上有「帽子」的日子反而好過些，因為所有的批判，首先需要表態的是革命群眾。我細心傾聽著他們一個個吃力地往那無辜的電影頭上扔著泥巴，扣著修正主義帽子。其實，這倒也不難！那年月，凡是屬於真善美的，都可能毫無例外地扣上那頂臭帽子。 革命群眾扣完帽子，時間也差不多了，小組長宣佈任務完成。於是，就散會大吉。 到了六十年代中期，「文革」就沒那麼文明了。不是打翻在地，踏上一隻腳，就是砸爛狗頭，碎屍萬段。「革命」和嗜血就成為同義語了。 「文革」期間，機關腦體倒掛。平時的勤雜人員如今坐在辦公室裡給幹部們派起工作了。年輕的去拉捲筒紙，老的則派些「輕」活。有個時期，我同范用和王子野燒鍋爐。承他們二位照拂，往外推爐渣時，他們總搶著駕轅，讓我在旁邊推。後來又改派我同原社長許覺民掃大院子了。 那陣子，「牛鬼蛇神」一清早都要排隊點名，然後自報身份，有報「胡風分子」的，我就報「右派」。古典部有位老黨員，幹了一輩子革命，什麼過錯也沒犯過。他原本應報「修正主義分子」，可他報了聲「老幹部」，這下可惹出亂子了。那個個子高大的原司機班頭兒——那時成了革委會主任，就當眾左右開弓，脆脆地扇了那位瘦小的老幹部十幾個嘴巴，好不威風！ 許覺民那時算是「走資派」，我呢，是「老右派」。每天，我們倆總是扛上掃把，準時來到收發室，那位好心腸的工友還偷偷給我們各斟一杯茶。強迫性的勞動就是積極不起來。我們總是聊一陣天才無精打采地抄起竹掃帚。許覺民邊走邊詼諧地說： 「走，斯文掃地去吧！」 我聽了喝彩道：「這個詞兒用得恰當，用得好！」 人不一定犯了刑事罪才會嘗到聽候宣判的滋味。當那位放射科主任把我腎部的透視片交給主任大夫，大夫迎著燈光邊看邊搖頭時，我心裡可緊張了。我多麼想知道自己軀體裡出了什麼差錯啊，可又不敢問，只能屏息直愣愣地望著他的臉——特別是他的嘴，聽他宣判。 好容易他才慢條斯理地轉過身來寬慰我說：「腹腔問題好像不大……」這時，他又皺起眉頭指了指底片左下角一塊毛栗般的陰影說：「你左腎可長了塊結石，塊頭還真不小哩。」 透視和同位素掃瞄進一步證實了他的診斷：我的左腎確實有塊鹿角形的結石，他估計至少已經有十年了。（這時，我記起在湖北咸寧干校喝了三年那帶糞渣兒的湖水。）不過，他說正因為它塊頭大，掉不進尿道裡去，所以他建議保守治療，暫時不採取措施。 恰好這時（七九年夏）作協通知要我參加首次對美國的訪問。我能去嗎？幾家醫院的大夫都給我打了保票。這樣，我就帶著它登上了泛美航空公司的客機。四個多月跑了美國十幾個城市，有時清閒，有時忙到凌晨。除了腰部偶爾作痛外，結石並沒搗什麼亂。 回國後，促使我下決心非去掉這塊結石不可的理由，十分荒唐可笑。我當時想，既然那枝筆又還給了我，我就要上山下鄉，好好幹它一場。就像五○年領導說要我赴朝鮮管理戰俘，我馬上就去協和醫院把闌尾割掉一樣。我總希望身上沒有包袱。 不幸，做了摘除結石手術，導致尿道不通，帶了八個月的管子之後，終於還是把左腎摘除了。 接著，也許由於負擔過重，這唯一的一隻腎也只剩下常人的三分之一的功能。 於是，我到處找有關腎病的書看，並開始嚴格控制起飲食。十幾年來，我就靠這三分之一的腎，居然還湊合著活下來了。 同樣，當我滿口好牙的時候，一直不知道愛惜，還同旁人比賽過咬杏核！如今，只剩了幾顆，倒懂得愛惜起來。 所以我總是亡了羊才去補牢。 朋友，勸君還是羊未亡就先補牢，這是一個老人真誠的忠告。 既然往日的文學不是「帝王將相」就是「才子佳人」，「文革」十年，出版業整個閒下來就是意料中事了。從編輯到出版，從校對到印刷，都關上門改打起派仗了。 忽然間，七十年代的一天，一項「特急任務」交下來了，說上頭要看一部古典名著，而且要得急。 於是，全出版社立即響應號召，全力以赴，日以繼夜地大幹起來，要力爭在出版速度上創個世界紀錄。 任何行當一擱將近十年之久，肯定會生疏。同時，任何行當擱下將近十年之後，大多數從業人員也必定會感到技癢。如今任務下來，而且來自最高方面，這在當時是莫大的光榮，大家幹起來，怎能不分外起勁！發稿、校對，一環一環都特別加了緊。 大家不但放棄午休，還加夜班。一方面是由於又摸起本行業務，畢竟比成天打派仗有意義；同時，大家也可以借此表一番對革命的忠誠。經過三個晝夜的齊心奮戰，這三百多頁的「特急任務」，居然提前二十四小時全部完成了。 書印成之後，由我們出版社革委會主任親自送交有關領導轉呈上頭，接著就受到表揚。 於是，革委會立刻在臨街的鐵欄杆上掛起二十幾尺的橫幅紅綢金字大標語：慶祝提前完成緊急任務而受到表揚！當天黃昏，革委會就組織了一次慶祝遊行，並要求全體人員一律參加，不許請假。每人還發給一面三角彩旗，一路上邊走邊喊著口號。 後來才知道，原來突擊出來的是：明代一部童子免閱的《笑話大全》！ 三九年寒假，初次由劍橋去倫敦度假，就預先按照報紙「招租欄」給倫敦一家長短期住客都接待的公寓去信，訂了個房間。在利物浦車站下車後，為了妥當，我還又給那家公寓去了電話，回答說房間已經留下了。到了那家公寓門前：按鈴，開門。可房東一看我是個黃種人，竟彬彬有禮地說：「對不住，那間房剛租出去啦！」 幸蒙朋友告知，罕姆斯苔德有位姓丘吉爾的老夫人開一公寓，專喜接待東方學生。她那裡已經住了一位來自錫蘭（今名斯里蘭卡）的女提琴家，還有學政治的印度學生（後來成為新加坡的副總理兼外交部長），此外就是倫敦中國銀行的副理胡明理。所以我沒費什麼事就也住進去了。 老太太對膚色雖沒成見，但對房客們有個極合理的要求：必須穿著睡衣入寢。也許是怕房客把她的被褥睡髒了，可她卻說這是文明不文明的標誌。 我是在北京東北城角窮人家長大的，小時候乾脆光著□睡覺，成人後，也只穿條褲衩和背心，從不習慣穿什麼睡衣。幸而她那座三層小樓裡還住著幾位東方同胞，在他們的提示下，我趕緊去買了一套。而夜裡我還是照老樣子睡。清早，把那套睡衣揉作一團，裝作穿它睡過了。 就這樣，在這位老夫人眼裡，我也成了一個文明人。 也是七九年住在五月花公寓的事。 一天，寫作中心來了一位短期訪問者（就是僅住上一兩天的），是位希臘作家。他的一部小說被拍成了電影，中心要放給大家看，這位原作者就跟著影片一道來了。由於同是來自文明古國，我就邀他共進晚餐，他也欣然接受了我的邀請。 此人其實剛步入中年，可瘦削的臉上長滿著棕色的絡腮鬍子。他握著我手的時候，連聲說著：「孔夫子。」於是，出於禮貌我也報以：「蘇格拉底。」接著，他又迸出「李白」兩個字，我趕緊還了聲「荷馬」。 我知道的希臘詩人名字太有限，幸而他大概也把肚子裡關於中國詩人的名單抖落得見了底。反正這番對口縮短了我們之間的距離，足以使我們一見如故。 那天我還特別去當地的朝鮮鋪子裡買了點東方小吃。我們邊吃邊聊。飯後飲白蘭地時，他忽然嚶嚶地哭了起來。一邊哭，一邊從上衣貼身處掏出一張照片。他顫巍巍地指了照片中的女人，嗚咽著告訴我：「她——我的艾瑪，我親愛的妻子，丟下我，獨自到另外那個世界去啦！」 他哭得那麼慘，我一面安慰他，一面彷彿也有點怪這種艾瑪太狠心。 我燒著咖啡，他繼續在敘述他同艾瑪的快活的日子。他滿臉淌著淚水，捶著胸，直直地問我：「如今，她不在了，我活著還有什麼意義？」 我竭力安慰他，真怕他會尋短見。他呢，就像個愛哭的老娃娃，越勸，他哭得越激動，雙肩一聳一聳的。 我趕忙給他斟上杯酒，他一飲而盡。即便是娃娃，也有哭累了的時候，他又一次端詳起文瑪的照片。這回，我探過頭仔細看了看：花叢裡探出的確實是一張秀麗的臉。 這頓飯我一直在聽他為艾瑪所頌的輓歌。他抹著淚告訴我：她既活潑，又會理家。他捶著飯桌，詛咒奪去她美好生命的那場疾病。 他反覆問我：「沒有了艾瑪，我還怎麼活下去啊！」我只能又給他斟酒，並且勸他節哀，用作品來紀念她。 第二天下午，我照例去公寓對面那片灌木林裡散步。打老遠我就看到林中石凳上坐著一對男女。時而嘰嘰喳喳地交談，時而還似在抱吻。 惟恐驚動了這對情侶，我就折入林間小道，可那男的聲音聽來好熟悉。 待我從樹葉隙縫裡一瞥，原來正是頭晚在我房裡抱頭大哭、痛不欲生的那位希臘詩人。而同他一見如故的則彷彿是來自東歐的一位女詩人。 一九九六年 ------------------ 小草掃校||中國讀書網獨家推出||http://gd.cnread.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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