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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把鬥爭者與被鬥爭者之間的關係比作貓與鼠。並且說過，這位置並不固定，時而也會相互掉換。比如我吧，從1949年至1979年間當的基本上是鼠，可沒人會相信1951至1952年間，我居然也當過一陣子貓——一隻二號貓。在轟轟烈烈的「三反」運動中，我被委任為一個打虎隊的副組長。那時，貪污——不一定真貪污，只要承認貪污夠一百萬元（即今天的一百元）的，就是「老虎」。再多，就是「大老虎」啦。 當鼠倒也罷，反正習以為常，認為理所當然。可為了當那半年多的二號貓（當貓就得張牙舞爪，不然，就是立場有問題），我至今仍懊悔不已。當時，我們遵循的原則是「穩、準、狠」，可難就難在這個「准」字上了。倘若打成若干萬元，可定案時只落實到一元或者一角，甚至一分錢，我們也還能勉強心安理得，算是沒白打。可最後竟然連一分錢也沒能落實！ 開總結會那天，當領導念到老唐的名字的時候，我們那個小組七八個人都洗耳靜聽。而宣讀的結論是：「並未發現他有貪污行為。」老唐聽了，估計心裡必然在頌揚黨的光榮、正確、偉大。可我（估計我們小組每個人）都實在狼狽不堪。多年來一想起這件事，我就深感內疚。也不知老唐今在何方，我現在是懷著懺悔心情，用此禿筆寫這篇小文，聊以向他表示歉疚。 自打交了八十，一閒下來心裡就常搗騰這些陳谷子爛芝麻。有時候是午夜突然翻上來，有時候是閒下來發愣的時候。說說，興許就痛快一些。 四九年一到北京，我就進了一個專門從事對外宣傳的機構。因為四八年在香港，我就已經參加了那項工作。最初我們只有七個半人，因為那位領導身兼多項職務，每星期他只來半天。他主編當時對外唯一的一份英文刊物，我是他的副手。 那時，外文方面俄文獨佔鰲頭，許多學大半輩子西方語言的，都忙著擺脫沾著資產階級臭味的英法文，有的還把珍藏多年的這類書籍雇輛車拉到東單舊書店，給個三文兩文就賣掉，然後趕緊改學當時革命用途更大的俄文。有位資深學者甚至丟掉用了一輩子的西學，積極參加俄文突擊。一個月不教課，不見人，甚至不接電話，竟然把俄語攻下，並且用俄文翻譯起長達萬言的蘇聯論文了。 他們可絕不是投機，而是為了真誠地否定自己，毫無保留地獻身革命。一想到多少革命先烈連頭顱都擲了，我們這些回頭浪子還有什麼捨不得丟掉呢！ 相比之下，我們那個單位算是幸運了。所學的西方語言都仍能派上用場，因為我們宣傳的對象恰好主要是西方各國。也正因為如此，我們那個單位很快就擴大充實起來，成了一個「洋包子」的聚集點。單位裡除了少數俄文幹部，大多是留學歐美學西方語言的。我們不僅可以保留原來的全部藏書，更重要的是並沒由於不會俄語而精神上感到自卑。 然而在我們那片「洋包子」的汪洋大海裡，也有個「土包子」的角落，那就是附屬於單位的印刷廠。老唐就是那裡的領導——廠長。印刷廠坐落在單位十分偏僻的東南角，印件有小鬼取送，用不著廠長親自出馬。所以我同老唐輕易見不到面。我只知道他是從延安來的幹部，在當時，那就足以使我肅然起敬。他不懂外文，印刷可是內行，何況人家已經受過革命的鍛煉熏陶，是勞苦功高的。 四九年解放後，古老的中國一開頭需要好好地滌蕩身上的污垢。「革命不是請客吃飯」，對於當時進行的各種運動，所有的愛國者都是擁護的。我自己就參加過妓女改造和土地改革運動。當我在北京西郊看到公審禍害農民的南霸天和在天橋目睹殘害幼女的老鴇在挨斗之後被當場槍斃時，我雖並沒好奇到擠近刑場跟前去觀看，卻對那果斷的革命行動由衷地擁護。五○年冬，我又去湖南嶽陽□口鄉參加了一場土地改革。一個月裡，目睹農民擺脫了幾千年的剝削壓迫，成為農村的主人，也是極為興奮的。回來並曾為配合對外宣傳，日以繼夜地趕寫了一本後來被譯成十一種文字的《土地回老家》。 不記得五一年幾月了，我們單位處級以上的幹部去中南海聽了一次提到許多駭人聽聞事實的報告，說貿易部有人把三噸什麼寫成三百噸，多了兩個零，就為國家造成十億元的損失。還有把米茶磚寫成黑茶磚的，造成的虧損也十分驚人。至於奸商的不法行為就更可氣了：武漢的西藥販子販賣假藥，一下子害死十六名兒童。上海有個名叫王康年的奸商，向幹部行賄，賺了一大筆錢。奸商用爛棉花製成救急包，用壞牛肉製成罐頭，還有發霉的餅乾，臭蛋壓成的蛋粉，坑害當時正在朝鮮前線出生入死、保家衛國的志願軍。這是對人民的犯罪！如果不反貪污、不反浪費、不反官僚主義，就要亡黨亡國。 於是，「三反」「五反」運動就在全國展開，我們單位緊跟著也動了起來。會要開，對外宣傳的業務也不能停頓下來。辦公室裡時常是一張桌子上辟辟啪啪打著字，另一頭就有人在扒拉著算盤。 我們是個新單位，雖然有些黨員做骨幹，但畢竟政治力量單薄，而且那也是第一次搞這麼大的運動。根據上級指示，就跟同一個大院的一家由延安遷來的大單位聯合起來成立「三五反」委員會，並且由領導機構宣佈幾個打虎小組。沒想到我竟被派作一個小組的副組長——組長是來自那個大單位的一位飽經革命風霜的老黨員。另外還有幾位組員，其中有渴望在鬥爭中爭取入黨的青年團員，有正在向黨靠攏的積極分子，有一位當時的身份是「留用人員」，還有一位南洋歸僑青年。這是個很具代表性的戰鬥小集體。大家在反覆聽了報告之後，都摩拳擦掌，準備在這場運動中一表對革命的赤膽忠心。 但是，人們的思想並不是一條直線，有時也會有些曲折。也就是說，在公共場合表白的，並不總與內心一致。其分別就在於：有的善於把這種有差異的思想隱蔽起來，照樣隨大溜——因而就不會惹出麻煩；有的人私下裡管不住自己的嘴巴，無意中就會有所表露。我承認，我自己心裡當時就存在著「走著瞧」的思想，然而自打參加過土地改革運動之後，我就懂得：對政策是不可多嘴多舌的。何況當時我身為打虎組副組長，更得格外慎重。 可那位初來乍到的歸僑青年就還沒練出這種涵養。大會上，他也照樣跟著喊口號；可私下卻流露出點疑竇，並說過：像我們這樣的清水衙門，能出老虎嗎？ 那位老幹部組長平時從不疾言厲色，輕易不說三道四。可是一聽到這種右傾思想的苗頭，立刻警惕起來，馬上組織起學習，要求端正思想。他嚴肅地指出，「清水衙門」是「最危險的想法」。緊跟著，團員和積極分子都異口同聲地認為，這種看法是當前的大敵。嚇得那歸僑面紅耳赤，一再檢討自己由於完全沒有經過改造，所以才會在運動中唱反調。有人甚至說這是有意削弱小組的鬥志。 當時，積極分子還搶著發言，不肯善罷甘休。認為散佈這種麻痺思想必然別有用心，是在替老虎打掩護，也許他本人就是隻老虎。但是，身為小組掌舵人的老幹部很巧妙地把方向還是轉到「三五反」本身來，要大家解放思想，大膽懷疑，擦亮眼睛，一個老虎也不得放過。 當各戰鬥組經過醞釀，統一了思想，明確了戰鬥目標之後，嚴密仔細的查帳工作就開始了。深夜，單位各個辦公室仍燈火輝煌，算盤像一陣陣疾雨般地響著。 一進大樓，沿著樓梯的牆壁貼滿了紅黃綠色標語，上面大部分寫的是堅決擁護偉大的三五反運動，也有反對右傾思想的。樓梯正面窗戶上是一幅特大標語，上書：「不許放過一條老虎！」 運動從務虛轉入務實了。革命群眾個個鬥志昂揚，各戰鬥組在上級的指揮和指點下，開始醞釀起鬥爭對象。以單位每年經手的款額按比例計算，我們至少得揪出四十頭老虎。於是，凡經手過錢財的，如財務科、總務處，以及跑器材和經手稿費的人，一時都成了懷疑對象。在一次大會上，一口氣就揪出二十五頭老虎。 運動的局面就這樣打開了。 正當我們組焦急不堪的時候，那位積極分子忽然想起印刷廠那個附屬單位，那可是每年經手多少億的角落，而印刷廠那邊的工人也正發動起來，廠裡鋪天蓋地貼滿了有關唐廠長的大字報。 一天，組長開完碰頭會回來向我們宣佈：上邊已經決定，把印刷廠的老唐交給我們組來斗了。他說，這是上級對我們的信任。我們無論如何也不能辜負這種信任。 一個戰鬥組沒有戰鬥的對象，那就像打游擊摸不著敵人。如今把老唐交給我們，就有的放矢了。 人一旦成為政治鬥爭對象，平時再昂首闊步，腦袋也會耷拉下來。身上就好像散發出什麼特殊的臭味，人們見了都躲得遠遠的，惟恐沾上毒素。 至於老唐，他從來也沒趾高氣揚過，如今成了人所不齒的老虎、一個受到指控的貪污犯，就更加縮成一團。他剃光頭，身上穿的是件殘舊的灰制服，說不定還是延安時候發的，腳上的布鞋上還打著補釘。他身上唯一的奢侈品是插在制服口袋裡的煙袋鍋，還有那拴在煙袋桿兒上的煙荷包。 他原是個沉默寡言的人。可一旦成為審查對象，只要開口想說明點什麼，那就會被看作是抗拒了。 他貼牆站著，愣愣地但是坦然地望著我們。 這時，我們就七嘴八舌地盤問起他來，並且一聲聲地嚷著：「老實交代！」可老唐要麼不吭聲，要麼就說：「俺沒貪過污。」 兩軍對峙，倘若勢均力敵，還能斗上幾個回合。然而我們是七個人，我們後頭還有整個單位，以及全黨全國作為後盾，而他只孤身一人，並且不管三七二十一，已經扣上了「貪污犯」的帽子。對比起來，那是一百比零。更何況團員們還一路帶頭喊著：「老唐不交代，就叫他滅亡！」 口號喊完，讓他交待。老唐還是那句話：「俺沒貪過污。」 他的重複引起了小組裡的憤慨。這時，有人提出，把他交給全單位的大會去批鬥。而且，從今天起，他得「隔離反省」，也就是說，關在機關裡，不許回家。 這些，見過革命世面的老唐都並不在意。有一種懲罰可使他愣了一下：沒收他的煙桿兒和那個煙荷包，理由是怕他放火。 其實，並不是由於老唐死不交代才把他隔離反省的。開會之前就已經由那位積極分子通知老唐家屬，把他的鋪蓋送來，並且告訴他愛人：「老唐今天不會回來住啦。」那女人問：「啥時回來？」答覆是：「要看老唐坦不坦白啦。」 從那晚上，老唐就同旁的老虎一起被關在機關後院一排倉庫裡，那裡有專人家守。那也許就是「文革」造反派關「牛鬼蛇神」的「牛棚」之前身，這只不過是我的猜想，說不定它的來歷還要更早。 老唐當時對這一措施彷彿並不驚訝，他更在乎的還是那根由他手裡奪去的煙袋。開頭，我心裡倒曾有些嘀咕：我們並沒掌握老唐的任何把柄，這麼做合適嗎？ 這念頭一起，我就使勁默誦：「革命不是請客吃飯。」這樣，就又堅定了將「三反」進行到底的決心，不再動搖了。只希望全體大會後，鬥爭能有所突破。 全體大會主要是為了造成聲勢。老虎出場前，先由一位年輕的同志領唱一首革命歌曲，喊一通口號，然後，主席才宣佈：「把老虎帶上來！」 那真是一幕轟轟烈烈的場面：禮堂周圍貼滿了紅綠標語，老店和其他老虎入場時，群眾一聲聲喊著「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口號，有的人還從坐位上站起來，追到個別老虎跟前去喊，彷彿在示威說：這一隻是我的老虎。 真是驚心動魄的一幕。驚的，一是一下子揪出這麼多老虎！二是，咦，某某某怎麼也成了老虎！ 其實，這是不難理解的。一個老虎被揪出來，他不甘寂寞，就會供出自己平時看著不大順眼的人。贓款的核實是後期的工作。當時當了老虎想找個伴兒，並不怎麼困難。 虎群中我們最注意的當然是老唐。他依舊安詳地揣著手，低著頭，走在那群被詛咒的虎群中。然而看樣子，他並沒因這浩蕩聲勢而受到震動。 大會的第二天，我們趁熱打鐵，趕緊為他開會，指望他目睹那浩大的革命聲勢，會坦白出自己的罪行。可是，他就是死不開口，頑抗到底。別看他土頭土腦，問到一些具體數字、什麼款子的下文，他都一五一十地答得出，總也沒抓到破綻。 可是大會之後，旁的組可迭出捷報。樓梯沿牆貼出某某老虎昨天招認出貪污多少款——要上百萬才算是「大老虎」。而我們這隻老虎就是一元錢也沒承認下來！組裡由於焦急，有人就哄老唐說，你交代吧，交代了就放你回家。可是他還是一個勁兒地搖頭。 事後，富有政治鬥爭經驗的組長提醒大家，這種空頭支票可開不得！無產階級最講究實事求是。誆出來的坦白一時交了卷，如果將來落實不了，就會喪失組織的威信。 我們聽了，打心裡折服。 正當我們為這僵局而一籌莫展之際，印刷廠那邊的戰鬥小組跑來向我們「借」老店去鬥他一個晚上。組長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就放手交全組討論。有本位思想的就認為，老唐這隻老虎只能由咱們組打，不能把他借出去。更多的人提醒說，可別忘了老店原是那裡的廠長。廠裡人要求拉他回去鬥一個晚上，咱們總不能給人家釘子碰。況且工人去斗一下，說不定會打破僵局，他就開腔了呢！ 這可是組織對我的一次考驗。右傾就會站到老虎方面了，立場不穩，既對自己不利，也會有害於鬥爭。既然組裡大家都贊成，我不能往革命群眾頭上潑冷水，那樣對運動、對自己，都是不利的。況且這是印刷廠工人提出的要求，工人是領導階級，人民政權是以工農兵為基礎，而在這三者之間，工人更是領導階級。 所以我也點了頭。作為副組長，我這個頭點的份量可要大一些。這也就是我之所以負疚至今的緣由。當時，我上意識說是為了運動，但下意識則是為了保全自己。 於是，當晚就由我們全組把老唐押送到印刷廠。 還沒走到廠門口，就見兩邊牆上已經糊滿了紅黃綠色大字報。當時，「唐」字上頭還沒打紅×子，那是到「文革」時才發明出來的。據說，是受到舊社會刑場告示的啟發。 進廠門之後，那裡的「三反」運動負責同志立即跟我們親切握了手，然後繃起臉來吩咐說：「把他押下去！」 頓時，廠裡的工人們震天動地喊起了口號。 我看到院裡已經用草蓆搭起一座小台，兩邊掛著水月汽燈，一片轟轟烈烈的景象，直像是在辦什麼喜慶事兒。 這時，負責人過來同我們一一握手，連聲說：「謝謝你們合作。」並且叮囑說：「明天早晨八點半來接他吧。」 這一夜我翻來覆去怎麼也睡不塌實，我一點也猜不出在那水月燈的照耀下，老唐是怎樣挨鬥法。只感到革命鍛煉說來容易，實地經受起來實在並不簡單。 這裡應當補上一筆： 就在工人斗老唐的頭一天，我們組還抄過老唐的家。叫門時，老唐那位纏足的愛人走慢了一些，組裡那位積極分子當地一腳就把門踹開了。 說老唐的家「樸素」，那可很不夠。竟然就樸素到連一件裝飾性的陳設——例如一隻花瓶也不見。一進屋，都是些破破爛爛。他們一家雖然住在城裡，而且是首都，卻連張床也沒有。全家就睡一鋪大炕，靠窗戶角有個被褥垛。把被子一件件抖開，以為會有點金銀財寶，可只抖出點爛棉絮。 屋子是兩間，可空空蕩蕩。我們翻箱倒櫃，只在角落裡見到一個並沒上鎖的破皮箱。打開一看，幾件換季的衣裳底下壓著個淺藍色的人民銀行小存折，我們一時如獲至寶。可是打開一看，每月存進去的合不到現在的五元錢。整個折子存的也不到今天的一百元。唐的那位面黃肌瘦的老伴兒，一看就是個老實人，她還非要燒水給我們沏茶。於是她就一邊捅開煤球爐子，一邊問我們：老唐究竟犯了啥法啦？我們並沒聽她嘮叨，只是四下裡東翻西找，希望能找到老唐貪污的蛛絲馬跡。 但是，我們完全撲了空。每當我想起那回抄他家的情景，以及緊接著工人提出要「借」去鬥他的事，我的自責心情就更沉重了。我是昧著良心點的頭啊！ 把老唐交給工人的第二天早上，我帶著幾位組員去印刷廠領他回來。跟我們接頭的工人一見面就告訴我們，鬥爭會開到大半夜。他把我們領到後院一間堆房，房門上了鎖。打開門之後，只見老唐瑟縮在牆角一領破席上。頭腫得像是個大西瓜，簡直大了一倍。他眼神遲鈍，臉色蒼白，脖子上血跡斑斑。顯然，他經歷了一場可怕的鬥爭。 我當時心裡想：革命可真不是請客吃飯！ 領我們去的工人厲聲喊：「站起來！」 老店哪站得起來呢！他用一隻胳膊撐著破席，蠻想咬牙直起身子，可那身子早已不聽他使喚了。我只好過去扶了他一把。然後，他一拐一瘸地跟著我們走回來。 我們組一致同意應當讓老唐養養傷。收了押之後，當天沒再為他開會。老虎挨了這麼一頓揍，也真該讓他將息一下。 過了幾天老唐開腔了。他似乎忽然想通了，主動提出要交代。 他先交代的幾筆都是與出版科同志有關的。可是一讓他交代時間、地點，他就又張口結舌了。 後來他學了乖。每逢交代什麼款子，都有年月日以及地點——老唐對北京地理不熟，所以不是西單什麼飯館，就是中山公園。數目也都不算大。 我們組把戰果報上去，也開始受到了表揚。同時，上邊還提醒我們：同兄弟組相比，我們還很落後；要乘勝直追，不可麻痺大意，放鬆鬥志。 每當我們走過張貼出來的戰果統計表的時候，看到上面居然也有了我們組，就覺得口號沒白喊，心機沒白費，總算打出了老虎。 不用說，由於老唐這麼坦白，這麼合作，我們對他也不再吹鬍子瞪眼睛了。他開了竅，大家的日子都好過起來。 只是這數字和特號老虎還有很大距離。照印刷廠的年收支情況，他也還得努把力。 因此，每回從樓後押他到小組來「過堂」，總要經過前廳和兩道樓梯，一路牆上都貼著大字標語和鬥爭的喜報。他很可能已經摸索出我們需要的最起碼的數字了。 也許是為了減少或縮短他自己的痛苦，他就也竭力幫我們湊。這樣，每次會結束前，他從不「關門」，總說：「讓我好好再想想。」 他大概也渴望早些湊足數目，早些結束他這段痛苦的日子。就這一點來說，我們是有同感的。 有一回，他吞吞吐吐地說：「我有個老戰友……」我們立即追問起：「老戰友怎樣啦？」「他是搞裝訂的。」我們意識到新的戰果就要到手，就來個趁熱打鐵，追問下去。他吞吞吐吐地說：「我給了他……」負責記錄的組員趕忙打開了筆記本，並且追問：「多少？」 他說了個不小的數目。 於是，我們要了兩輛吉普，就押著老唐來到西直門大街一條小死胡同口上。路太窄，車開不進去，就在胡同口外邊下來。組員們押著老唐，我們兩個組長就去拍那家的門，門上紅地黑字寫著：「忠厚傳家久，詩書繼世長。」 那可是草木皆兵的年月。老唐的這位老戰友一看後邊還跟著在押的老唐，大概就猜出是怎麼回事了。他愣了一響，悟出這是來跟自己對質的，就咕咚一聲朝老唐下了跪，邊作揖叩頭邊哀求說：「我的老哥，俺們一家八口，老的老，小的小。請你高抬貴手，別害我吧！」 他邊說邊刷刷地掉著眼淚。 老唐是個軟心腸人，這情景顯然觸動了老唐的惻隱之心。他嚥了口吐沫，小聲對我們說：「我記不清啦！」 想必老唐只顧湊數目了，卻沒料到還有對質這一實事求是的舉動。 連開吉普的司機一路都在駕著老唐「不是東西」。我們組在撲空之後，更是氣憤，甚至警告老唐：今後交代什麼，都得這麼對質，他不用想矇混過關。 老虎與打虎者之間關係緩和了一段之後，現在又緊張起來。我們雖沒動手打他，可是每次開會總一副劍拔弩張的樣子，非要他交代個水落石出不可。 不管我們怎樣拍桌子追問，老店又恢復了最初那一問三不知的頑抗了。這時，性急的團員就厲聲對他說： 「老唐，你再不交代，就還把你押回你們那印刷廠去！」 這聲恫嚇可真奏了效。 經過一天的反省，第二天老唐又開口了。他說，他貪污的錢沒分給誰。他都買了銀元啦！ 「銀元在哪兒？」 「俺埋在徐州城外頭的柳樹底下啦。」 這倒也符合當時農民不信任銀行，甚至不信任鈔票的心理。只是偌大的徐州，到哪兒去刨這些銀元？ 我們要他交待出確切地點。他說是埋在城外（可見當時徐州還有城牆）護城河邊一棵柳樹底下了。 「哪棵？」 「河北岸第八棵。」 現在回想起來，老店這可真是順口溜了。可我們當時急於追求數字，也太缺乏判斷力了。 四十多年後來回想這件事，真覺得荒唐好笑。我們匕個知識分子活活給一個農民耍了！然而，這農民確實也被我們逼得沒法解脫。幹了那麼多年革命，什麼享受也不圖。如今，身陷囹圄，幾個月見不到老婆孩子，而且還不知熬到哪一天！他有點豁出去了。 正當大家議論咋辦的時候，那位一直想多在祖國內地跑跑的歸僑青年就自告奮勇說，他願接受這個任務，去跑一趟。 於是，組織上就為他開了介紹信，請徐州的「三五反」委員會就地給以協助。 這可真是海裡摸針！ 小張——我忽然記起他的姓來了——組織紀律性很強。動身之後，每天必打個長途來報告情況。徐州那邊的兄弟單位也派人協助他沿著護城河邊去一棵棵地刨。 倒楣的是徐州城外那些垂楊柳，它們什麼也沒窩藏，完全是無辜的。只由於老唐那個交代，就一棵棵給刨得亂七八糟。而且除了幾條蚯蚓和露出的樹根，什麼銀元，連影子也沒見！ 掃興啊，想挖的是一堆袁大頭，挖到的卻是一堆堆的土！ 小張回機關時，運動已經進入新的階段——或者說，掃尾階段了。 搞運動總要分階段，而每個階段又各有其重點，這是完全符合辯證唯物主義的規律的。運動開始時，強調的是不能放掉一個老虎；「三反」搞得徹不徹底，關係到黨及共和國的存亡；這些腐化分子是毒蛇猛獸，是定時炸彈。上邊號召每個公民、每個幹部都要擦亮眼睛，要大膽懷疑，要同我們隊伍裡的腐化分子作堅決的鬥爭。 如今，各戰鬥組經過幾個月的日夜奮戰，取得了纍纍戰果。現在到落實階段了，上邊加緊內查外調，戰鬥組則轉入學習，並且談自己的體會，檢查自身的資產階級思想。 於是，我們就把老唐和他的材料一古腦兒交給上級。老店還在隔離反省，但他的問題已不歸我們組管了。 思想檢查是從寫自傳開始的。 共和國雖然剛剛三歲不到，可我那起碼是第四五回寫自傳了。幸虧我大學畢業就進了《大公報》，四年後我又去了英國，四六年才回來。中國近代史最複雜的是國共合作那個階段，虧了抗戰中的武漢我沒到過。那時誰是國，誰是共？誰是正派人，誰是國民黨特務，很難分辨。 我很僥倖，自己當時沒在國內，所以我主要檢查的是資產階級思想。我迷信過西方民主，甚至讚賞過議會政治。檢查會上，有人說我在思想上是個大老虎。我洗耳恭聽，並且表示同意。我受到了幾位大學教授的啟示。他們在自我批判文章中都沉痛承認曾深受西方民主思想的毒害。 記得三○年我在輔仁讀書的時候，有一位家裡九代篤信天主教的同學，力勸我皈依天主。他還特別向我談起向神父懺悔自己劣行之後，他本人所得到的快感。他說：「那就像洗了個熱水澡！」當時，我沒能領會他說的好處。可是到五十年代，我在大會上清算自己迷信西方民主自由那根深蒂固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時，才開始領會到。然而人們並沒把我這頭「思想上的大老虎」關起來，反而似乎還更尊重了。想來是由於我還有點自我暴露的勇氣吧。 運動煞尾時，最重要的工作是核實定案。這可不是誰說了就算的！一筆筆地都得有根有據，有下落。這時，工作做得再細緻不過，而且都經過同本人以及有關人員核實簽字。數目不能籠統，每元錢都得落實才算數，體現了組織上不冤枉一個好人，也不放過一個壞人的大原則。 我永遠也忘不了在大會上宣讀最後戰果的那一天。 當念到老店的名字時，我們組都豎起耳朵來傾聽幾個月來我們最後的、真正落實了的戰果——我們為之喊了多少口號、拍了多少回桌子、費了多少心血得來的戰果。 報告人根據印刷廠工人的反映：老店平時有些公私不分的毛病。並且補充說，這倒也難怪，老唐是打解放區來的，那裡一直實行的是供給制。然而—— 我們豎起了耳朵。 「經過反覆核實，多方調查，並未發現他有貪污行為……」 這時，我掉過頭去看老唐，他依然低著頭坐在那裡，一點也沒顯出得意的樣子。也許作為老黨員，他認為在運動中受點罪也沒什麼，組織上是從來就不會冤枉誰的。 幾個月之後，我在機關大門口又碰見了他。我愧疚得低下頭去。他卻捧著剛買到的一塊熱乎乎的烤白薯，想撅半截給我，熟頭熟腦地說：「老蕭同志，嘗嘗，挺熱乎。」 我狼狽地道了聲謝，朝他擺了擺手，就匆匆忙忙走開了。一邊走，心裡一邊嘟囔說： 「多麼善良的一個人啊！」 一九九六年 ------------------ 小草掃校||中國讀書網獨家推出||http://gd.cnread.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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