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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一個民族的頂樑柱，是國民靈魂的基本建設，同時也是個人素質構成的基礎。正規教育應當一磴一鹼地升，家學敦實，底子厚，或者本人是奇才的，也能出類拔萃。 我既無奇才，也並非出自書香之家。本來連小學都未必能念完，然而機遇使我這個差半年高中畢業就因學運而被強迫離校的學生，竟然在國內讀了兩家大學之後，又落腳在只有英國貴胄子弟才進得去的劍橋。 命運待我不能說差。然而學歷和學力並不是一碼事，我自知底子薄，在知識的道路上，我是先天不足的。幸好還有這點自知之明，寫文向不引經據典，一輩子才沒太出洋相。 從青少年直到中年，我還五度執過教鞭。十八歲在汕頭和二十二歲在福州教過中學，二十五歲時給天津女師講過課，二戰期間又曾在倫敦大學東方學院任過教職；回國後，四六年回到上海，由於手裡沒金條來頂間房住，就去復旦大學教了兩年書。正是在那裡，發生了我在人生道路上的一場悲劇，一次挫折。 我出生在一個蒙古人家，窮得連小飯桌都賣給了「打鼓兒的」（收購破爛兒），唯一的親人——我那寡婦媽還得出去為人傭工。但這個蒙古家庭卻有個好傳統：再困難也不讓孩子失學。所以我剛能跑動，就被送去唸書。 我生平進的第一所學堂是設在北京新太倉路東一座尼姑庵裡的一傢俬塾。當時我好像還不到六歲。頭一天是挎了書包，由媽媽拉著手領去的。那時我們住在小菊兒胡同，以後就自個兒上學了。尼姑庵門前有個小土坡，教室設在跨院裡——是一間黑咕隆冬的大屋子，可能原是尼姑庵的堆房。兩排小書桌是磚砌的，上面抹著油灰。孩子們（我的同學）坐在板凳上一邊扯了脖子唱著「子日：學而時習之」，一邊好奇地朝我望。灰麻剝落的牆上賊眉鼠眼地躥著壁虎，腳下時而還有覓食的老鼠在磚砌的書桌間穿梭。 老師不但老，而且瘦得成骨頭架子了。他戴著副老花鏡，手裡托著根一尺多長的煙袋——很快我就領教了它的另一用途：刑具。一看就知道他是個倔老頭子。在他手裡我可沒少挨剋。那煙袋鍋子很少打肉厚的地方，它還專挑腦袋上打。書背不上來必然挨打，但更使老頭子動氣的是，到時候交不上來束脩。 「大學，中庸，打得屁股哼哼。」 我剛念《論語》，腦袋上就給他敲出好幾個包。而且我們成天都光扯了嗓子嚷，他什麼也不給講解。後來，我媽媽打聽出九道灣裡有一傢俬立小學，算是個新式學堂，念的也不再是《論語》了，而是新教科書。所以沒多久我就又轉了學。 我還記得媽媽送我上學的那天。小胡同彎來彎去，真是九道灣。每拐一個彎兒，我都挨緊媽媽一下。六九年在咸寧干校，我送小兒子去城裡住宿學校時，一路我都在回想當年媽媽送我去九道灣那趟，也那麼依依不捨。 所謂「學堂」不過是個小四合院。老師和師娘住北屋，西屋是喜歡穿花祆的師姐。所謂「學堂」就只是那間東屋。記得那正是三伏天，屋裡面西曬得成了個小火爐。 這裡倒不念「子曰」而改念「人手足刀尺」了，可還是讓學生們成天扯了脖子唱課文，老師大部分時間都呆在他那北屋裡，很少講解。另外，「刑具」也改了，不再甩煙袋鍋子，改打板子了。可還有一個共同點，就是若不能按時交學費（更不用說年節送禮了），照樣打得又狠又勤。 一回家，媽媽見到我手心腫成那個樣子，就暗暗掉眼淚。 那陣子，我那寡婦媽見人就抱怨我在那一間房的學堂挨打的事。有一天，四堂兄（就是後來娶了美國嫂嫂安娜的）跑來說，安定門有家長老會辦的學堂，不但有小學，還有初高中。更可喜的是還收工讀生：不但免交學雜費，每月興許還能掙上塊兒八毛的。那裡為工讀生辦有地毯房、羊奶廠和一所印刷作坊。學校的名稱是崇實，英文是Truth Hall（真理大廳）。 這可是天上掉下來的餡兒餅。媽媽當機立斷：退了九道灣那家，立刻托四堂兄把我送到美國長老會辦的這家崇實小學。那裡的教務主任聽說我讀過兩傢俬塾，就讓我插班念三年級。當時小學是四年制，所以轉年我就又升進了初中。 這家小學的校舍是個窄長的院子，坐北朝南是一間間的教室。雪白的牆，明亮的大玻璃。在私塾坐的是小圓凳，這裡是有靠背的椅子，每人還有一張帶抽屜的小書桌，真抖啦！ 我讀小學那一年還順當，但畢業那天卻幹了件蠢事。那天，學校從王府井請了一家照像館的人來照師生合影：老師們坐在椅子上，我們則盤腿席地而坐。那是我生平頭一回照像。事先聽老人說，照像會攝魂、傷神、減壽，可當時我又不能不照。那天照像用的是轉鏡，當鏡頭轉到我時，我把腦袋朝裡一歪。洗出之後，足挨了老師一頓臭罵。 我就那樣告別了崇實小學。 上初中後我就住了校，並且進了地毯房，當上一名學徒工。我領頭一個月工資那天，母親去世了。當時像所有的教會學校一樣，崇實也實行強迫宗教。學校課目上有一門《聖經》，在班上，不管你信不信教，都要整章整章地背誦《新舊約》，還得祈禱。 其實，《聖經》原是一部很美的書。《舊約》從伊甸園那對赤身露體的情侶開始，滿是引人入勝的故事，有戰爭，有家族史，有頌歌和情歌，是以色列民族文學的寶庫。 再美好的東西，倘若以強制方式灌輸，並且以體罰為手段，就不但讀不下去，而且會產生反感。一回，老師要我背誦關於摩西的一段經文，我照廟會裡說書的方式繪影繪聲地講述起來。同學們聽了挺人神，可我卻挨了老師一頓申斥。 第一次排隊去二條長老會教堂做禮拜那天，我對教堂兩壁的塔形窗戶上的彩色玻璃感到濃厚興趣。台上傳道的時候，我卻對著兩壁那彩色玻璃窗出神。上面嵌的自然都是洋人。長鬍子拄了杖在牧羊的大概就是耶穌。但是做禮拜時，總有專職老師來回巡視著，不許交頭接耳，祈禱時不許睜開眼睛，我的眼睛總盯著兩邊窗玻璃，當然也在干涉之列。 講完道，就該唱《頌主詩歌》了。三百多首，我後來能唱大半本。我尤其喜歡那些聖誕歌曲，真是動聽極了，至今我有時還喜歡哼哼《平安夜》。然而最後的祈禱時不許睜眼睛，對我這個閒不住的孩子可太難了！要閉緊眼睛——不然，如果被發現在東張西望，回去准挨剋。我嘴裡誦著「我們在天上的父……」，眼睛卻總想四下裡悄悄張望。倘若當時宗教不是這麼強迫硬塞，我倒很可能信上哩！ 因為當時基督教的聲、色和以愛為核心的教義，對於生活如此孤寂單調的我，吸引力太大了。使得我成為反教的，歸根結底是由於那些篤信者的行為跟他們所傳佈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另外，當時那些強迫措施也引起我深切的反感。 1928年北伐後，教會取消了強迫宗教，《聖經》也不再列入課程了。然而我的小學及中學時期，都是在強迫宗教中度過的。 對我來說，真理大廳最值得感謝的是它的工讀辦法。它使像我那樣至多混個小學畢業的窮小子念到了高中，這都虧了它那種特殊安排，使我不但學宿費全兔，還能掙點飯錢和零花。 我起先學織地毯。從學徒（繞線）到織沒有花樣的雜毛毯，到粗花樣的牛毛毯，最後才織上花樣複雜的細活。我是在開始織最高級的土耳其毯時離開地毯房的。 開始纏線團的時候，我就曾挨了不少打，學徒也有先後。比我早來的繞線團；我這初來乍到的只能舉雙臂給他撐著。線一纏亂了，他就會發脾氣踢我一腳。至於大板上織活的師兄，就更厲害了。他們個個手裡都有三把鐵傢伙：耙子、剪子和刀。線一供不上，大板上的師兄就發火。我曾挨過幾耙子，腿上流了血也沒人管，我就偷偷捏點乾土面兒糊在上面。 記得地毯房的那位師傅姓裴。他的職責是在開始織活之前，用綠筆在織機的「經」上畫出要織的圖案，多數是波斯式的。我記得也曾給保定一家醫院織過定制的地毯，四角是圖案，中間則是那家醫院的名字。裴師傅倒不打人，他總坐在門口不停地吧嗒著他那根煙袋，輕易不說什麼。 地毯房設在校樓的第五層。我最怵的就是擦玻璃。擦窗戶外面的時候，我得踩著玻璃窗戶邊兒爬出一大截。盡下面就是地窨子的洋灰地。我大概那時自我保護的意識就很強，生怕掉下去會摔成殘疾，就總自己把一條腿上綁根繩子，拴在毯房的柱子上。六六年紅八月，不少人就曾跳樓來結束自己的性命。我也曾從人民文學出版社四樓的窗口往下望過，仍然是由於怕摔成殘疾才沒跳的。小時候我那麼怕死，也是媽媽灌輸給我的獨子意識使然。媽媽老是說：「我可就你這麼一條根！」 我不喜歡地毯房師兄有權打師弟這個惡劣傳統。當我織上土耳其毯——也就是取得了打那些小於我的學徒的資格時，我決心離開這個惡性循環的地方。這當兒，剛好羊奶廠缺人，我就跳了槽。 關於工讀，我只寫過一篇小說：《小蔣》（收入《籬下集》），那就是以崇實的羊奶廠為背景的，那裡還有一隻我給起名叫鹿兒的瑞士種奶羊（小說中其它情節則是另外組合的）。羊奶廠比毯房要辛苦。冬天天不亮就得趕到，擠奶，餵羊，打掃那永遠也乾淨不了的羊圈，還老得聞那膻味兒。 前後身背了十六瓶羊奶我倒不在乎，可是家家的洋狗真不好對付！那時喝得起羊奶的幾乎都住在哈德（崇文）門裡路東那幾條胡同，而且大都是養著大洋狗的洋人。每回我撂下新奶，取走空瓶子時，那忠於職守的傢伙總以為我拿了它家什麼，就朝我汪汪地吠叫，有的還想撲過來。這時，我就貓腰作拾磚頭還擊的姿勢。有的狗直到我走遠了，還悻悻地吠著。 我特別喜歡餵羊和放羊的活兒。 瑞士山羊的眼珠彷彿藍中透綠。羊鬥起來凶，眼睛卻是善良多情的。俊俊的小嘴兒（豬丑，也許首先就是由於它那張大嘴），下面還飄著幾撮正宗的山羊鬍子。 吃食沒撒下之前，羊都挺斯文。尤其那些老羊，溫文爾雅，慢條斯理。可是每當我用勺子把食撒下去之後，連老帶少那個搶勁兒，真嚇人！其實，總會讓它們吃個飽——經過消化，然後又都變成豆狀的小糞蛋兒。可它們就是想不開，見了食必然就本能地搶，毫不懂得謙讓。 我有時趕了羊群（像個小蘇武！）出安定門到護城河邊兒上牧放。河岸是兩排垂楊柳。土坡兒上草挺茂盛。羊可以盡情地吃，我則總揣上一本書，盡情地在另一世界裡徘徊。放羊是我最好的閱讀時光。 後來，教務處缺人搞蠟板油印，就把我調去了。 「五四運動」時我剛九歲，印象不深。但1925年的「五卅慘案」發生時，我不但已懂事了，並且曾不顧洋校長的禁令積極參加了（見《曇》，收入《籬下集》），那也是我生平第一次喊口號和參加遊行示威。我本來對強迫宗教就一直抱著反感，如今我懂得了什麼是帝國主義。 就在這時，四堂兄的齊魯大學同學李安宅和於道泉（後來成為陳雲元老的姻兄）介紹我參加了C．Y．（共青團）。我在崇實組織了一個少年互助團，團員都是校內的一些窮學生。我們曾就一些問題跟學校當局（特別是外號叫「馬猴兒」的齋務長）展開過鬥爭。宿舍北樓共五層，但冬季暖氣只燒到三層。秋季上學時，他把闊學生都分在二三層，窮學生則大多分到五樓。那時我的被子又薄，躺下後，常有好心的同學臨睡前把大衣蓋到我身上。 同「馬猴兒」的鬥爭自然就引起我跟學校幾位頭頭的對立。校長「羅錘子」和教務長「曹麻子」都把我看成眼中釘。他們同那時專抓學生的偵緝隊有聯繫，終於把我抓到東四報房胡同的拘留所。小小年紀坐了將近一個月的牢。他們逼我供的是C．Y．——也就是李安宅、於道泉這個關係。我被抓進去之後絕口不談政治，只佯作是一個虔誠的基督教徒。一共過了三次堂和多次審訊。那正是軍閥張作霖在北京逞威風的時候。只要跟共產黨沾上一點兒邊就拉去槍斃。我始終咬定了自己是個基督教徒。除了本校的人，誰也不認識。本來那時一抓進去就沒救。可是我那位美國堂嫂安娜托了美國校長萊儀庭居然把我救了出來。 那是我生平頭一遭坐汽車。在車裡，萊牧師問我組織那少年團究竟想要幹什麼。我說：「我要宣傳社會主義。」 現在回想起來真是好笑！我那時雖然已讀過《共產黨宣言》和於大哥私下裡交給我的一些油印的小冊子，其實，我並不清楚什麼是社會主義。當時我心目中認為，那就代表再也沒有飢餓和壓迫，人人都能吃飽飯，並且有話就能自由表達的世界。他把他那毛茸茸的手按在我手背上說：「孩子，先唸書，五年之內不要再去過問政治。」 初中畢業後，我曾一度想找個工作。同三堂兄決裂是由於他硬逼我投考郵局去當郵務員——翻譯信皮上的英文住址。但不幹那個，又幹些什麼，我心裡一點譜兒也沒有。那時報紙上常有「徵求」的廣告。我每天看報首先就翻看那一欄。《世界日報》招練習生，我去應考過。已故成捨我社長主考。最後嫌我「大矮」，落了選。還有一回，北新中局也招練習生。要我們十來名應徵的當場各作一篇文，結果，錄取了我。雖然只呆了三個月，但那卻決定了我一生的走向。 除了商務、中華那樣的大企業，在小規模的新型出版社中間，北新不但是最早的一家，而且也是在新文學運動中極令人矚目的一家。它出版了魯迅早期作品《吶喊》、《野草》等以及他所編的《語絲》，還出版了冰心的《寄小讀者》以及劉半農、徐祖正、周作人等作家的書。老闆是李小峰和他的太太（CF女士），主持雜務的是李小峰的哥哥。小峰是魯迅在北大教過的學生，書局有點像是北大的一家同人出版社。它就坐落在紅樓附近的翠花胡同，我住的大興公寓則正在紅樓對面。當時，南北河沿還有水，岸邊有垂楊柳。後來，何其芳、卞之琳和李廣田三位就一度住過北河沿盡頭的漢園公寓。 我的工作很雜。有體力活兒（如騎車給作家們取送校樣和送稿酬），也有初級腦力勞動：看書稿及《語絲》的校樣。編輯部只有兩間屋。外屋靠牆是一排新書、新刊架，除了北新出的，也陳列著外版（如創造社）的書刊。 李小峰很和善。我問他：每晚可否借一兩本架子上的書刊帶回公寓看，保證次晨送回，他欣然允諾。那陣子我如饑似渴地見什麼就讀什麼，包括也是北新出的張竟生著的那本《性史》。這樣，白天幹活兒，晚上還能享受免費閱覽。 對閱讀的投入必然導致創作欲的勃發。那時起，我時而就胡亂寫點東西投給《晨報》或《京報》副刊了，並且每每碰壁。尤其一次被老闆派去紅樓抄新西蘭女作家曼殊斐爾的短篇小說，那部書稿給我的啟發最大。我在三十年代所寫的反映早年生活的《籬下集》和《栗子》，就受到過她的啟發。 那時，我經常蹬車去八道灣兩位周先生家和北剪子巷的謝家——我和冰心的小弟為揖從小學到中學一直同班，她那裡我早就去過。三五年在上海，魯迅先生初次見到我時一愣，我說：「我就是李小峰當年的小徒弟。」他叼著香煙朗笑了起來。 我本來就喜歡翻看一些文學作品，在北新的那段日子裡，我就確定了自己此生的道路：從事文學。 可我當時並不真懂得文學的含義。待到五七年後，我曾對走此道路大大懊悔。那時，我羨慕起街頭賣烤白薯的了。 後來，我在北新搞了一檔子三個徒弟的罷工（見《落日》中的《遁》）這樁蠢事，幸而在潮州學友、越南華僑趙澄的幫助下，我又回到了崇實。 那年暑假，我被選為崇實的學生會主席和校刊主編。在那以前，教會學校裡只有協助校方宣揚宗教（如舉辦查經班）的青年會，並沒有旨在維護學生權利的學生會。這樣，我就先天地跟學校當局處於對立地位了。1927年冬天，同校長「羅錘子」衝突後，在差半年就高中畢業之際，被迫請了「長假」。 當時有人告訴我，張作霖的偵緝隊歸國民政府管了，可是班底沒動，我仍舊在他們的黑名單上。這時，那位仗義幫我的趙澄正好要回潮州，就問我：「敢不敢同去廣東？」我毫不猶豫地說：「不但敢，而且願意。」 關於我去汕頭角石中學教國語的事，包括我那場悲劇性的初戀，都已經寫在我的長篇小說《夢之谷》和文潔若寫的《夢之谷奇遇》中，這裡就不贅述了。 那一次，我不但來回都見到了長江與黃河，見到二十年代末期的上海，並且還體嘗了愛情的甜與苦。在角石，我教的是從初中到高中的國語。我由自身的體驗深深感到一個國家語言不統一的困擾。 我並不討厭教書，但我認為自己還應上學。同時，趙澄也建議我回北京進他所上的國文專修班，那是燕京大學一個附屬機構。當時，燕京國文系（系主任馬鑒）擁有許多國學界名教授如郭紹虞、俞平伯、周作人、冰心等位。他們的課，專修班的學生同樣都可以聽，只是兩年就畢業，發專修班的文憑而不發本科的（那要上四年）。趙澄建議我去，因為不要高中文憑就能入學，而且可以混個教書的資格，他有意兩年後帶我去南洋。年輕人走進社會之前，先得混上個資格。 在國文專修班的那一年裡，我最受益的是旁聽了楊振聲的「現代文學」課。他當時本是清華的教授，在燕京是客座。但他的那門課非常叫座，我只是許多旁聽生中間的一個。他講中外文學都是一個個作家的講，先介紹生平，然後談作品。每次上課他都夾了一大疊書，隨講隨順手朗讀作品的段落。國內的，從魯迅、茅盾講到蔣光慈和沈從文，國外的從托爾斯泰、高爾基、狄更斯、羅曼·羅蘭講到喬伊斯——那也是我生平頭一回聽到喬伊斯的名字。他講得生動、有條理，而且分析得細緻入微。 那時候，我對《創造月刊》上登的有關南國的描繪，十分嚮往。我想飄泊，我要流浪。南洋更遠，想必更加新奇，成為我嚮往的去處。可是我這織地毯擠羊奶起家的，由於學無根底，對音韻學，對金石，對古代批評史等課實在鑽不進去。很快我就決定乾脆還是進個本科，學點鑽得進去的。 我升學的一大障礙是文憑。剛好天主教辦的輔仁大學在招第一期新生。儘管輔大的校長陳垣在學術界還是鼎鼎有名的，但那時候，在北平五家大學（北大、清華、燕京、師大和輔仁）中間，這家是最次的。我考進輔仁要感謝楊剛的四哥。他當時是那裡的註冊課主任。就是他向我透露，我的生物考卷得三十分，數學是零分，但中英文各接近一百——主考英語的系主任雷德曼神父不但堅持收下我，並且要預定我做他的助理。 估計當時一是由於肯投考輔仁的就不多，我在數學答捲上又大訴一通失學之苦，而在收誰的問題上，洋神父的發言權也更大，我就這樣被錄取了。 混進了輔仁之後不久，教育部搞了場甄別考試（因為假文憑太多了），我這下子又拿到了一張正式的證書。 我小時候一直讀新教的長老會學校，這是我頭一遭同天主教（舊教）打交道。新教吸引我的只是那彩色玻璃和聖誕歌曲。天主教堂，不但內部更加華麗，而且舉行彌撒時還焚香點蠟燭，神父口誦拉丁文，真是一派中古氣氛。對於非教徒，他們並不要求去望彌撒。我偶爾進堂純粹是出於好奇，同時也想在焚香誦經聲中，感受一下那種神秘氣氛。 輔仁的校舍完全仿照歐洲中古僧院，四四方方，只走一個大門、別無旁門。如遇火警，一個也別想跑掉！前樓和兩廂是教室，後樓是宿舍。課程大致同旁的大學一樣，只是拉丁文為英語系必修課，由一位鬍鬚垂到胸間的老神父教。至於文學史則講得明顯的帶有偏見。遇到文學史上的天主教徒作家（如十九世紀的紐曼）就大捧特捧，對反天主教的作家（如愛爾蘭的喬伊斯）則罵個狗血噴頭。 當時，輔仁發的講義和指定閱讀的書目大多帶有天主教成見，充滿了偏袒歪曲。可是為了混學分，同學們在口頭及書面上也只能盲從。但這種低估學生判斷能力不實事求是的教材，有的當場就被學生識破，有的事後醒悟了，所以也絕不能持久，那只會誤人子弟，並不能為天主教增添什麼無彩。尤其是歷史，可歪曲不得，很容易查對出來。 總結我對輔仁那種中古僧侶式的教育：我認為，教育只能啟發，不可硬性灌輸；課本教材只能依照客觀真理或事實，不可歪曲虛構。學生不是木頭，是有頭腦而巨頭腦隨著歲月還會發展的高級動物，切不可為了騙取他們一時的篤信（其實，如果沒有分數作誘餌，他們也不會真信），使他們日後走向另一極端——反教。 給雷德曼當了兩年的助理，使我對天主教有了些瞭解。雷德曼這個來自美國中西部的神父是因失戀而出家的，他曾幾次在夜晚向我朗誦他的情詩。我留意他感情一激動，頭上的青筋就鼓了起來。他有時一邊朗誦一邊哭泣，弄得坐在一旁的我真不知如何是好。 在課程中，歪曲更嚴重的還有哲學課。他們不但絕對排斥唯物主義，並且時常講得不像哲學，更像神學。宇宙的主宰當然是天主，它是一切善的勢力之代表。 也許由於他失過戀，更由於他性格異常激動，雷德曼有時會歇斯底里發作，暴跳如雷。過後，他又向我道歉。一九三二年夏，原燕京時的好友林觀得應母校英華中學之邀，回福州去出任教務長。行前他邀我去那裡教書，我謝絕了。 一天，雷德曼的歇斯底里又發作了。這回，他雙手拽住我的脖領大聲咆哮。我轉身甩門跑出去，就給林觀得拍一電報：「願來閩。」第二天雷德曼又來向我道歉。我告訴他：晚了，我已決定去福州。 於是，又一次渡黃河過長江，然後坐海輪南下。海對我早已不生疏了。這是我第二遭穿梭南北。船過馬嶼，開進閩江，兩岸山崖上還留著上個世紀中法戰爭的遺跡：炮彈在岩石上炸出骷髏般的炮眼。我記起了當年的民族英雄劉永福。 英華中學位於福州對面的倉前山半腰，中間是一座橫跨閩江的大橋。從我住的那間屋裡，可以眺望遠山和秀麗的閩江。江上經常泊著火輪，並時有快艇穿梭。我特別喜看閩江邊上停泊的大帆船，有的據說能遠航到美洲。 在福州，我再一次感到中國語言不統一的問題。其實，今天看來，交通便利了，全國的經濟脈絡通了，這個問題並不帶根本性。但在1932年的福州，我這個北方倫就像兩年前在汕頭一樣，在街上買點東西都非常不便。首先連數目都不會說，事事都得靠筆談。 在那裡教書，我最怵的一件事是第一次上課時點名這一關。當地有些學生的家長給孩子起名字，專喜歡選用一些生僻字眼。用字母拼寫的英文，音好讀，卻不一定都知其意。中文是象形或表意文字，則有時知其意而不一定能讀准其音；再加上漢語方言讀音的巨大差異，就更難掌握。我在那兒上頭一堂課點名時，就為念錯了一位學生的名字，惹得學生們哄堂大笑，搞得我挺尷尬。鬧過那次笑話以後，我就乾脆讓班長代為點名，我一邊聽他念，一邊在點名冊上加以注音。 我曾聽說北平孔德學校採用過一種新式的設計教學法，就是不由老師「講」，而是老師只帶著學生「做」。比如，教英語，就帶領學生編字典，從而擴大語匯。教地理，就指導學生畫地圖。學歷史，則繪製「年表」。 我教的是國語，怎樣通過這種「設計教學法」來增加學生對學國語的興趣呢？在福州，正如三年前在汕頭，低年級我都是用教唱歌（例如黎錦暉的那些輕歌劇如《月明之夜》和《葡萄仙子》），教高年級就排戲。這樣，學生們就對國語產生了興趣。高年級教作文最好的設計是編刊物，那肯定能激起學生們對寫作的興致。 跟學生交朋友對為人師表是極其重要的。在汕頭，由於課餘時間大都花在「夢之谷」裡了，沒怎麼同學生們打交道。福州時期，我交了些朋友：有的是泛交，也有深交的，如八四年故去的新華社香港分社曹維廉副社長以及曾任台灣《中央日報》主筆的葉明勳。我們的友誼一直延續幾十年。 回憶我在崇實時期，同學中間頗有些好友，但沒跟一位老師交過朋友。一方面由於我那時跟學校當局大多處於對立狀態；另一方面，那時沒有年齡上同我相近的老師。在汕頭和福州，我同學生幾乎都一般大，很快就忘記師生之間的界限了。 但是，崇實有兩位老師我至今仍常懷念。一位是兼中醫的老先生李茂清，他所批閱的我的作文本我一直保存到1966年。潔若還記得有一篇寫的是：「人騎在驢上，驢累得滿身大汗，氣喘吁吁。人還嫌驢走得慢，不斷地用鞭子來抽打。」為了鼓勵我，李老師常在我的作文本後面一批就是幾百個字，諄諄地寫出他對我的期望。當然，這些作文本也沒能逃過那場浩劫。 還有一位姓賈，是教地理的。 當時，教代數的是一位專靠板子教書的既凶又狠的老師。那時，我們用的課本是一個姓溫德華的美國人所著的——中文書名為《溫德華氏代數學》。最初，我對代數蠻有興趣，在班上並不是最次的。那時我上學要由東直門南小街走到北新橋。馬路是用土鋪的，汽車輕易不過一輛，只有人力車和腳踏車，另外還常過駝群馬幫。馬路兩旁是磚砌的水溝。 一次過馬群時，中間一匹馬驚了，嚇得我趕快跳過水溝逃開。慌亂間書包散了。等馬跑遠了，我趕回去撿。糟糕！我的《溫德華氏代數學》給刮沒影兒啦！這就意味著要挨不止一頓板子！ 那正是月頭上。我想了個辦法：交飯費時只交早晚飯的，中午餓它一頓。那樣，就夠重新買一本溫德華的書，也就可以少受點皮肉之苦。 於是，同學們吃午飯時，我就一個人在籃球場上練投籃。後來被人發現了，大多怪我平素太淘氣，才落到這個下場。可是教地理的賈老師一聽說，就立刻掏腰包為我補交了那頓飯費，並且親自把我從籃球場上領回食堂。 可惜那位賈老師後來離開了崇實。多年來我曾多方托人打聽他的下落，也沒打聽到。他那次對我真是雪中送炭。 大概由於趙澄和賈老師這樣的情誼，在人間我一向最重友情。後來又遇到楊振聲、沈從文和巴金三位，我覺得我這一輩子真是幸運。早年雖伶仃孤苦，可我從不覺得人間冷寞，就是落難到柏各莊那三年，還交了一位貧農朋友鄭希文。可惜唐山大地震之後，就再也聽不到他的消息了。當時他正在開灤煤礦。 在福州教了一年書之後，1933年我又回到北平，並且轉學進了燕京，成為那裡新聞系三年級學生。 燕京是家貴族大學，我是怎麼進去的呢？ 1930年我在燕京讀書時，曾給東大地的洋教授推過草坪，看過娃娃，還為新聞系疊過一份份的《燕京新聞》。 1933年重回燕京，就開始靠為沈從文主編的《大公報·文藝》寫小說來維持了。畢業前的一年，要寫論文《書評研究》，我就隨寫隨一章章地發表。我的大學就是這麼混過來的。當時，燕京有由馬鑒先生主持的學生輔導委員會，它對我就是職業介紹所。 我的轉學並且從英文系改到新聞系，是經過認真考慮的。人過二十歲，總會不斷思考此生要幹些什麼。我在十六歲上就已決定走文學的道路了。然而這只是個大方向，我還在考慮幹什麼職業，我不想靠投稿為生，那太不穩定。英文系畢業，只有去教中學英語。我雖然教過幾次書，但我並不想再去教。因為年年教一套課本；太單調。自然更由於我那時對到處跑跑發生了興趣，什麼職業最能為我提供旅行的機會呢？只有干新聞這個行當，既可以為走南闖北提供條件，還有供我發表作品的園地。我心裡從一開始就很清楚：新聞這個職業只是為我廣泛接觸人生的手段，文藝創作才是我的鵠的。 我早年嘗盡了貧窮之苦，也目睹三堂兄失業後靠典當為生的狼狽。我不想再重複那種遭遇。然而我更不想為了三斗米去幹我所不願幹之事——譬如做官兒。那陣子，傅作義就曾通過先師吳文藻要在內蒙（綏遠）給我個小官兒做做，我倒也很想深入一下我的老家，寫寫牧民，然而一聽說非得當官兒，並且還得人國民黨，就堅決謝絕了。 其實，我並不認為新聞學有多少可學的。課程表上我只希罕埃德加·斯諾所教的「特寫」，其他如廣告學、採訪術，我都時常曠課去旁聽英文系的「小說」（包貴思）和「文學批評」（謝迪克）。 我這輩子早年寒苦孤單，中年（1957年起）屢遭厄運，但青年和晚年卻都十分幸運。1933年同斯諾由師生成為摯友，對我一生也是一大關鍵。我從他在課堂上所講的得到莫大啟發，使我堅定了當一名旅行記者，並且用文藝筆法寫新聞特寫的決心。同時，由於當了他的助手學到許多工作方法。斯諾在燕京只教了兩年，而那也正趕上我在國內最後上的兩年大學。我們不僅在課堂上見面（他第一天上課就宣佈「我不是來教而是來向你們學習的」，他不是故作謙遜，而是真正反映了他虛懷若谷的為人），更多的時間我都泡在海澱軍機處八號他的家裡。我（後來又拉上楊剛）幫他編譯了英語世界第一（？）部現代中國小說集《活的中國》。有一陣子我們三人（還有斯諾那位喜歡搶話的海倫）湊在一起談論並爭論。畢業之後，我們的關係延續了多年，在上海，在巴黎，都碰過頭。五十年代初，倘若他能來北京，本來我們還可以再見一面的。怎奈他由於在美國《星期六評論報》上寫了兩篇文章預言解放後毛澤東終有一天也將像鐵托那樣向斯大林挑戰而不允訪華。六十年代，當他的預言果然實現，重訪中國時，我已在柏各莊農場勞動了。從他的《大河彼岸》一書中我得知他曾在作協宴會上向東道主老捨問過我的下落。回答是：「他正快活地在一家國營農場勞動哪。」並且告訴他：「蕭乾對寫作已經沒興趣了。」 他在書中說，他是帶著懷疑聽取那個答覆的。 在燕大那兩年，我還結識了教美學和文學批評的謝迪克。我一向怕讀抽像文字，還把藝術理論視為畏途。他卻把我引入那個領域，在審美方面給了我啟蒙和指引。有一陣子我也迷上了亞理斯多德以至十九世紀英國一些美學家如配特。謝迪克和斯諾同樣有一種富於魅力的教學法。首先，他同學生站到平等地位，不居高臨下。其次，他啟發而不灌輸，引導而不強迫。在班上，他總想法引起些爭論——爭得越激烈，他越興致勃勃。 很快我就同他結下友誼。課餘除了斯諾那裡，我常去的就是他的家。他有位漂亮的白俄太太，他還有一副好嗓子。在每天必舉行的《彌賽亞》大合唱中，他（男高音）總是四位獨唱演員之一。他還彈得一手好鋼琴，在溜冰場上，又是位姿勢優美的高手。 1936年，我在上海《大公報》為曹禹的《日出》出評論特刊（整版）時，他的評論為許多人（如侯金鏡）所推崇。敵偽時期，他像燕京許多外籍（他是英高加拿大人）教授一樣，也被日軍拘留在膠東。 他可沒白當俘虜！1979年我重訪美國時，他正在康奈爾大學任「中文」教授，他的三卷本《古漢語語法》已成為英美漢學界的權威之作。他帶點嘲諷地說：「多虧了日本兵給了我那四年的進修機會。」他還譯了《老殘遊記》。 謝迪克是位勤奮不倦而又熱愛生活的人。七九年當我在他那半山坡的家中小住的幾天裡，他曾冒雨開車陪我漫遊了漪色佳的山景，吃了他夫人親手做的俄式佳餚，還聽他彈了好多首「蕭邦」。 我印象最深的；一是他那仿北海式的小花園和他帶我去聽的一次音樂會。年屆八十的他還在唱《彌賽亞》，但已不再是獨唱者。 八十年代中期，他在一封信中談到他那位白俄夫人的死。他正回加拿大參加母校的一次活動時，突然接到她病重的電報就馬上趕回去。一進門，只見太太已經嚥氣了。 謝迪克的精神矍鑠得真是驚人。九十年代初，他來信告我已跟我的一位同班同學吳樂懿結了婚。估計當時她也已八十歲出頭了。信中描述了他們的新婚旅行：由他這位九十多歲的老人開車，遍游大半個美國。 當然，沒人能長生不老，前年謝迪克去世了。不久，吳樂懿也相繼離開了人間，去另一世界找她老伴兒逍遙去了。 北大刊物上有不少人撰文哀悼他。我在這裡也補上一筆。 在燕京，我還對心理學發生了興趣。我學過普通心理學、社會心理學和變態心理學，但我獲益最多的卻是夏仁德教的《心理衛生》，它幫助我瞭解自己，也瞭解別人。懂得從人們的言談舉止中分析出各種心態如自卑或自高心理，以及轉彎抹角的自我辯護，明白各種健全及不健全的思想活動。我認為，對下去體驗生活的作家以及同社會各種人打交道的新聞記者，那應是一門必修科目。心理學是一門瞭解人的學問，這門學問對於我從事的新聞採訪工作，從中受益匪淺。 在燕京離畢業還差半年，《大公報》社長胡霖就把我預定下來了。第一次會見中，他提出我進報館後職務是編副刊，我要求在完成這項任務之後，讓我出去走走。不講價錢，反而要求額外的工作、任何老闆當然都不會拒絕的。 一到天津，就有人邀我到天津女子師範去講課。那時精力充沛，對於工作向來不知畏懼，只是有點擔心「女子」那兩個字。朋友都竭力為我打氣，好在一周只去一兩趟，就還是答應下來了。 我對教天津女師的事幾乎沒什麼記憶。其實，在汕頭教書時，就是男女合校，我並不害怕女生。只是後來我發現兼這個差使會把我拴住，不便於下去跑跑了，所以我沒教幾周就辭掉了這一兼職。 一提到天津女師，我就想起後來成為台灣文藝界元老的張秀亞。在我剛開始編《大公報·文藝》時，她就投過稿，並且被刊登出來。她那時恰好是女師的學生，當她知道我在那裡兼課時，想藉機同我謀一面，她寫信給我，約定在我上課的那天，她將戴一頂大草帽等在課室外面。其實，投稿人要跟刊物編者見見面，十分正常。可是那天講完課，一出教室門，大草帽之外還站了一些旁的女生。我緊張了，就匆匆溜掉，心裡還怦怦直跳。 後來我們認識了。四八年她隨丈夫（天主教大主教於斌之弟）去台灣前還來復旦看過我，那是我們最後的一晤。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當我被迫擱筆的那二十二年間，她卻在寶島上一本本地出著鴻著。從她的書中我知道她一生也飽經坎坷。 1939年，我從香港《大公報》去倫敦大學東方學院，教現代漢語。 我從1930年在北京就不斷教西方人華語。他們最歡迎北京人教。因為四聲發音準確，尤其喜歡懂得英語語法的北京人。我教過大使館參贊和洋商。當時還協助一位丹麥女漢學家孟泰夫人譯過幾卷《東華錄》。工資一律都是每小時兩毛五分。 也就在那時，我通過教漢語認識了美國的威廉·安瀾，合編了八期《中國簡報》，這些都已寫進我的《文學回憶錄》中了。這裡所以需要重提一下，是為了談談我通過教西方人漢語——特別是英美人——所取得的一點經驗。 不少人主張教外語要用直接教學法，就是一上來師生就講所學的語言。我也同意。我從九歲跟我的洋嫂子學英語，就是這麼用直接交談或通信方式，到了高中三我才讀了一本語法，一下就全通了。那就好像一個旅人看地圖，地方去過了，就一目瞭然。還記得我那本語法是帶圖解的。至今，我仍認為用圖解是學語法的一條捷徑。 但是，教已受過高等教育的成人華語，我認為有時借用一下西語的語法還是條捷徑。語法是由活的語言中總結出的規律。語言結構各有特點，但也有共同的東西，比如詞類。 我在東方學院教的課本似乎是三十年代我的前任老捨先生編的，他還曾把會話部分錄了音。當時，英國青年已應徵入伍，所以我教的大多是超兵役年齡的老學生。直到四一年才教了一批（四十名）年輕人，他們都是信仰上（如桂格會）的反戰主義者。上次歐戰，英政府曾把當時的反戰主義者全都囚在海峽的曼島上，他們受罪，對國家也形成了人力的浪費。二次大戰時，英國的辦法改了，准許他們從事些非戰鬥性的職務。這四十名青年就志願去中國戰場從事救護工作。走之前，來東方學院參加訓練班，由桂格會提供場所——伯明罕郊外一所農場，由我和西門教授給他們開個速成班。我除了語言，還得做一些有關中國各方面常識的介紹。 照我們這裡的說法，這四十名英國青年應是不折不扣的思想犯，而且還有行動：拒服兵役。第一次歐戰，英國處理得十分簡單化，也十分浪費。國家同敵國開戰，全國同仇敵愾，可卻有一小撮人出於信仰，同抗敵大唱反調，拒不服兵役，關進牢房當然罪有應得！然而二十五年後，英國政府在二次大戰中學了乖，懂得矛盾應緩解而不應激化，也承認既然憲法上給人民以信仰及思想自由，作為執行憲法的政府，就應認真實現，方能取信於民。 在我同這批反戰青年接觸的四十天中，我深深感覺他們都是誠懇的、優秀的英國青年。其中有一位如今主編著一份藝術刊物，還有搞醫的。近年來他們時常把看過的英國報刊寄給我。我也十分珍惜同他們之間建立起的友誼。其中有一位在滇緬路上英勇獻身，另一位叫悉德尼·貝利，在雲南內地染上惡性瘧疾，一條腿致殘，一直架著拐。多年來他疾病纏身，卻以頑強的毅力和不懈的努力成為國際法學家，著作等身，可惜已於九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去世。 教了三年之後，我於1942年去劍橋當了學生。兩年間，成天頭戴方帽，身披中古僧侶那種黑袍。 劍橋是很難進的大學，王家學院門檻尤其難邁。我當時主要是沾了身為「偉大盟邦」一分子的光，還有福斯特和魏禮兩位的推薦，才進了那家貴族學院，並且還成為住宿生。劍橋以大學後身的劍河聞名於世，而王家學院教堂在劍橋壯麗宏偉的中古建築群中又是佼佼者。學院給我一間臥室一間書房，後者兩面窗戶，一面朝著劍河，另一面對著教堂。 關於大學生活，已見我的《未帶地圖的旅人》，這裡不再重複，只想借此談談劍橋的導師制。 進入學院之後，事先早已為我指定喬治·瑞蘭茲教授為我的導師。他是劍橋有名的才子，而且是位美男子。頭髮本已是金黃色，傳說他上課前還要再灑點金粉。1984年我偕潔若去拜訪他，當時他已八十幾歲了，不但不用手杖，時而還作跳躍狀。他留我們在母校住了一晚。往日劍橋照僧院規矩，一到黃昏，女客就不許在院內滯留。那天潔若不但住了，而且還當了高桌（教授進餐的長桌）上賓。 達迪（大學裡，人們對瑞蘭茲的通稱）指了他書房裡我們坐的那張長沙發對潔若說：「當年乾就是坐在這裡同我討論意識流小說的，每週兩次。」 確是那樣。三九年我一到英國，就鑽研起意識流小說了。我一直在讀喬伊斯和維吉尼亞·吳爾夫夫人的書。剛好瑞蘭茲是吳爾夫夫人的寵兒。在導師的指引下，我又讀起美國亨利·詹姆士的小說。自然，在進王家學院之前三年，我就已認識了《印度之旅》的作者福斯特，不但多次到過他的倫敦住所和他那座改良俱樂部，也兩次去過他在撒利郡的家，並且從他家去過列諾爾德·吳爾夫的家。可惜當時他的妻子維吉尼亞已經投江自殞。 福斯特是位寡產作家，他一共才寫了六部小說（其中一部寫同性戀的是他逝世後才問世的）。喬伊斯的小說也只留下一部短篇集、三部長篇。其中，《尤利西斯》我啃過幾遍。他的《芬尼根守靈夜》我只啃了半本就奔赴西歐戰場了。亨利·詹姆士文筆細膩，勞倫斯則傾向粗獷。 我每週總寫一篇讀書筆記，預先交給導師。然後他約我去他那裡「飲茶」，一邊品茗，一邊討論筆記內容。他從不把他的意見強加於我，倒是每聽到我同他相左的意見（一個東方人的意見）時，就特別感到興奮。這時，他的口頭禪總是：說下去，說下去。 現在回想起來，當時我實在是用中國「五四」時期文學研究會的眼光（甚至是三十年代一些販自蘇聯的觀點），來看待高踞在英語世界象牙之塔上端的小說。對於他們那些刻意在文藝表現上的別出心裁和勇於探索，瞭解得很膚淺。這也是四六年回國之後，我始終沒敢去正面寫文介紹的緣故。例如，關於維吉尼亞·吳爾夫，我似乎只寫過一篇短文論她的女權思想。 我在同福斯特的通信中，也往往用三十年代中國人對待文學的眼光來分析他那些小說。例如，在談他的《霍華德莊園》，我就認為他的中上層人物寫得像，而工人形象則模糊，甚至歪曲。當我在同瑞蘭茲交談中這麼說時，他就表現了強烈的興趣。在給福斯特的信中，我又這麼說了，而他不僅表示了濃厚興趣，在回信中他甚至說我「擊中了要害」。 對劍橋，我首先讚賞的就是這種寬容和肯聽取不同意見的雅量。一個武斷主義者在教學上是不會成功的。如果有人要我界定什麼是人文主義精神，我首先要舉的就是能虛懷若谷、肯於聽取不同意見的態度。惟我獨是則既不能交朋友，也教不出學生，當然更治不了國。 四六年回到上海，我面臨一個既小又大的問題：沒地方安家。當時要頂間屋子，需要金條；而截至那時，我一生還未見過一根金條，更不要說擁有了。 我去華東著名學府復旦兼教職的動機實在不純，就是為解決住房問題。當時，復旦通過靳以告訴我，倘若我肯去兼職（而且保證只開兩三門課，每科每週各只兩小時），就給我一幢日本人遺留下的小木屋。地方不大，但書房、客廳、臥室俱全，還有個大浴缸。在那裡，我歡快過，可也煎苦過。 提起在復旦的那兩年，我感到十分負疚。我一直反對教師兼職。三十年代在北京，大學裡名教授如周作人、劉半農、沈兼士，都一身兼著兩個以上大學的教職。有的向各校輪流請假，即便課課都上，也多是敷衍了事。學生們一是慕名，二是為了混學分。不認真的教授更好對付。從教授來講，兼職就不可能同學生交朋友，下班夾皮包就走。不瞭解學生，不知己知彼，還談得上什麼教學！ 四六年我回上海，報館沒管我的住房，可又在工作上一點也沒考慮我在身兼二職。一下把我派去台灣採訪，一下去海南，折回又赴北平。幸好我教的都是英文課，有我那位洋太太格溫代課。我只為她出出主意，親自教的課不多，和同學接觸自然也更少。離國七載，本來大可以向他們討教一下國內的現實，會少犯許多錯誤。那時我剛入中年，好逞強，獨斷獨行。在一位朋友的促使下，竟寫了一篇開罪當時文藝界一位泰斗的文章，以致釀成禍端。不過人生自有它本身的邏輯和規律。從五十到七十年代被打入冷宮，未嘗不是我難得的福分！免於被迫寫多少批判人家的文章！ 總之，從復旦這段日子我首先總結出的是：教者應當專任，兼任是不可取的。慚愧呀！一提起復旦那兩年，我就感到慚愧，因為當時我連半心半意都夠不上。 四八年夏，我就辭職走上香港《大公報》的新崗位了。從那裡，我又回到我出生的故土北京。 我不是研究教育的，但我認為，作為人民共和國的公民，教育應是我首先關注的焦點。縱觀維新的日本、新興的新加坡，以及我們自己的台灣，教育莫不是它們復興的起點。十九世紀末，日本曾把由我國搾取的上兩億三千萬兩白銀掃數投入教育。新加坡開國後，也首先抓國民教育。八十年代初我訪新時，去那裡的外交部看望在倫敦時的老友拉賈拉南（當時任外長兼副總理）時，看到亞洲四小龍之一的富國新加坡的外交部卻是一幢矮小陳舊的灰色樓房，可是新加坡大學的校舍卻富麗堂皇。在德國法蘭克福，我遇見一批來自台灣的旅遊者。一問，原來是台北一家中學的教員。他們的薪金足以供他們每年外出旅遊一趟；而我們這裡，為了解決教師們的溫飽，前幾年卻讓教師們同其他行業一樣尋求第二職業。我對面一家小學假期間曾改開旅店，白天還兼著什麼行業！ 每當節日看到巍峨輝煌的佈置，或走過正在修蓋華麗的政府大廈，我心裡就核計：這該夠多少份希望工程啊！我是政協常務委員。每年都有許多位委員提出這個教育經費的問題，大會主席在報告中，也一再強調這個問題。我有時覺得中國早已不再屬於第三世界了，我們不但在同第二世界比排場，在有些事上彷彿也要同第一世界一比高低。然而一想到教育，想到靠國內外捐獻來彌補基礎教育經費，就不能不承認我們的確不折不扣的是屬於第三世界。 我一生在同教育打的交道中，深深感到中學教員往往比大學教授更辛苦。中小學教師既無輝煌的學歷，在社會上名氣往往也不大。他們別無倚靠，必須扎扎實實地不辭辛苦地工作。西方大學對教授年年都有考核，要報告他每年度發表了些什麼論文，出過什麼書，作過多少次學術演講。至少在我當教授時，大學當局從沒考核過我；而且倘若考核，我也準不及格。 關於中小學，我還希望教育當局明文規定：嚴禁體罰。從我個人的經歷，體罰往往出自教師的煩躁、壞脾氣、缺乏耐性。體罰標誌著教學的失敗。體罰不但打擊甚至消滅學生的讀書熱情，也是對其自尊心的摧殘，我建議：對實行體罰摧殘弱小心靈的教員應給以處分。重者，應送法院。 小學教育相當於打地基，至關緊要，我希望現在的小學校不再要學生們朗聲「唱」書了。「唱」書是為了死背，也就是讀書不求甚解，那是誤人子弟的。獨立思考的能力應始自智力的萌芽期，並應貫徹整個教育過程。希特勒絕不會允許這種教育，他要的是盲目服從。這是民主國家教育與法西斯教育最根本的分野。教育出只知服從不會思考的學生，是徹底的失敗；就國家前途而言，簡直不堪設想。 因此，我認為教育的首要任務不僅是往學生腦袋瓜裡塞多少知識，而更應讓他們具備獨立思考的能力。貓狗訓練好了，也會服從。獨立思考既是人與禽獸的區別所在，也是國家真正的希望。不管是東條、希特勒，還是墨索里尼，他們向教育索要的肯定不是這個。 如今大學收費了。我贊成為那些不是萬元戶的貧寒子弟，設置幾項不至於影響學業的工讀機會。學新聞學的，課餘為當地報紙跑跑新聞，有何不可？這不能光靠學生自己張羅，關心學生福利的校方應設立專門機構，主動與社會有關單位聯繫、張羅，開闢途徑，然後由學生自選參與。 幾年前我去瀋陽訪問，見到那裡一位也曾當過「右派」的市長。他告訴我，在瀋陽當教員，工資一律加提三級。這數目雖不大，且純屬物質刺激，但卻表明該市對教育的重視。 可是寫到這裡，一位剛去延安地區訪問歸來的朋友來看我。他舉那裡一家以打腰鼓而出名的小學校為例，說開學那天，每個學生得交二十元「校門費」才准進去辦入學手續。學費是二百五十元，學外語則上千元。然而這以外，農民每年還得交一筆教育附加費。「交不出，就加倍處罰。再交不出，官家就闖進家門隨便拿」。 我聽了不禁唏噓良久，感歎不已。 一九九六年 ------------------ 小草掃校||中國讀書網獨家推出||http://gd.cnread.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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