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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命的就是它老流！頂小就這麼流。見到什麼荒謬或不平的事，它流。甚至無緣無故，它也流。流出麻煩，惹了亂子，它還流。估計它非流到八寶山不可了。我管也管不住！反正睜著眼睛流，閉上眼睛更流，洪水還有大禹能治，可這意識流我簡直拿它沒辦法。更糟的是，它並不老是暗流，有時作興就會溢出一星半點來。不是嗎，五七年就沒憋住。二十二年戴了一頂比千斤還重的帽子；報上用斗大的字來聲討。糊了滿牆的大字報，接著定罪畫押，流放改造。可越是這樣，它流得就更沖。 用科學語言來說，意識流就是潛意識，也就是內心對外在的事物的咀嚼，琢磨，反映。有時是過去生活中一草一木的再現；有時則是對白天經歷的反應，所謂心猿意馬。小時候，經常出現的是嬸嬸或堂哥的臉色——常是鐵青色的；五七年出現的往往是拳頭。大的小的，滿是皺紋的和細嫩的。那時我經常夢見走路突然半個身子陷進泥塘裡，身子一個勁兒往下陷，要不就是雙腳懸了空。 修辭上的比喻，許多可能最早都源自意識流：在事物間，由此及彼做了比較感到相似而產生的。六○年回北京，吃不飽，又在街上見到倒斃者，不知怎麼一眼盯住了馬路中央的交通警，注意他是怎樣有條不紊地指揮著交通。於是，我就自編了一句歇後語：交通警手裡的棒棒，不能瞎指揮。 那十年當中，有陣子我們作為黑幫得「早請示，晚匯報」。我站得挺直，其實心裡常開小差。可是當戴著紅袖箍的頭兒摑一位老幹部（古典文學研究者）的耳光時，那凌厲的響聲把我的意識流戛然截住了。我站得直了一些，嘴巴咬緊了一些，使勁瞪那位以前司機班的頭兒：看你能神氣多久！ 確實找不到一條禁止意識流的法律，最多是告誡不許懷私心雜念。事實上，只要你光在腦子裡流，不溢出來——或者只溢出些雞毛蒜皮，也未必就大禍臨頭。八十年代以來，我就時不時地溢出那麼一星半點兒，至今不也安然無恙嗎？這一半是客觀上辮子不那麼抓了，棍子不那麼掄了；一半是經歷了五七年那樣的風浪，我多少也有了些尺度感。 說起思想上開小差，我還受過一次教訓。六六年六月，突然把上千名「牛鬼蛇神」全集中到北京西郊一個大院子裡，開始了一場黑幫斗黑幫的遊戲——當然是為了讓娘娘開心。我看見一位明星指著培養自己的原領導一口氣怒斥了兩個小時。我看到作兒子的從四層樓窗口垂下一巨幅打倒他自個兒爸爸的大字報，站在我身旁的那位爸爸搖著扇子彷彿還感到頗為欣慰。大概以為這下兒子就可以過關了。最使我膽戰心寒的是一次群聲大喊「萬歲」的當兒，忽然有人咬定一位老戲劇家（少見的乾瘦老頭子），硬說他喊的是「打倒」。於是，人立刻就被隔離起來了，並且很快就被拉到工人體育場上像羅馬斗獅般的去鬥，只不過這是頭渾身皮包骨、連半個拳頭也經不住的「獅子」。在調查時，大多數人說自己也在喊，沒聽見他喊什麼。在那時，不咬一口就是仁慈。可居然就有人站出來證明「他喊啦」。 我推想，大家在喊那成天喊的口號時，老戲劇家可能正在意識流裡同李慧娘對著話哩。那一回我可記住了，有時候就非把意識流這個口子關死不可。不然，萬一出點差池，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從那以後，我還學會了一個高招：一齊喊口號時，我光舉臂張口而不出聲。這既保險，又省力氣。反正不缺我這一嗓子。 然而儘管如此，這當兒意識流的口子還是以暫時關閉為妥。 我的意識流同我早年寄人籬下的生活是分不開的。為了怕我惹是生非，媽媽成天提醒我可別多嘴多舌。所以，我早就學會了把話往肚子裡咽的本事。當時，不順眼的事可多啦，但話還沒到嘴邊兒，媽媽一使個眼色，我就能收住。後來學織地毯，坐在板上織活的個個手裡三把鐵傢伙，只要朝我身上那麼一甩，我肉上就是個口子。這也強化了我憋話的本事。 可後來進了一家「文人論壇」的報社，前後十幾年。先管副刊，兼寫旅行通訊，後來索性寫起國際社評。這就擴大了我的視野。嶺東地主把二七年逃到南洋、抗戰開始又回到老家的一個農民屈打成招的事，我給端出來了。滇緬路上，八十歲的老翁和七八歲的娃娃被當作「壯丁」抓來築路的事我也給揭了。當時，記者還真有點「無冕皇帝」的味道。後來去了七年英國，用倫敦的民主刺重慶的獨裁，大部分也都登出來了，以至《新華日報》還在以「祝記者節」為題的社論裡大加表彰說： 前天《大公報》登載了蕭乾先生的倫敦通訊《虎穴的衝擊》，一開始就論到開闢西歐第二戰場的歷史意義。他在討論英美盟軍的成功時，提出了這樣一段教訓： 「此舉吾人最應注意的，是五年來的歐戰，英美知己知彼，一面保護自身的長處（如言論自由的維繫），一面無時或志學習敵人的強點。」 他把言論自由等民主權利和向敵人學習並提，認為這是戰勝的原因。蕭乾先生在英國多年，是位記者。他的觀察和結論，是應該重視的。他從英國的實際情形，深切地體驗到，沒有言論自由等民主權利，「有史以來軍事上由慘敗而至挺戰的大翻身」，由退卻轉到反攻是不可能的。 從這個事例，我們更容易瞭解，為什麼羅斯福把言論自由列在四大自由的第一條，為什麼丘吉爾把言論自由列在七項標準的第一項。正是因為他們重視言論自由，把紙彈的火力，動員並集中到揭露和打擊法西斯主義。同時也熱烈地歡迎人民批評政府政策和各種作戰努力，揭露錯誤和缺點，提供建議和辦法，才改正了種種錯誤，克服了種種缺點，使民族更團結，人民更積極，士氣更提高。這樣，美國便能雪珍珠港之恥，而轉入反攻，英國便能雷敦刻爾克之恥，而走向勝利。英美從大西洋到太平洋，從地中海到印度洋，從歐陸到緬甸，現在所以能夠戰無不勝，攻無不克，政治上的民主，是最重要的關鍵，而言論自由，又是極重要的一環。這是鐵一般的事實。 ……這些材料，不僅說明言論自由在徹底反法西斯主義、保障世界持久和平中的重要，也說明了盟邦新聞界同人怎樣重視言論自由，把言論自由看成和新聞事業血肉相連的東西。可以說，沒有言論自由，就沒有健全發展的新聞事業；沒有言論自由，新聞事業本身是會枯萎的。所以，新聞界同人，隨時隨地都在團結一致，為言論自由而奮鬥到底。 中國新聞界同人，是世界民主的新聞戰線中的一部分。地域儘管不同，任務卻是共同的。每個記者都應該是反法西斯的戰士，都是要爭取和保衛言論自由。今天「記者節」日，我們竭誠向全國記者呼籲，親密地團結起來，把筆鋒瞄準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積極地爭取民主進步，要求言論自由！ （見1944年9月1日的重慶《新華日報》） 我在那家報社工作以來，倒也受過幾次褒獎，可是都加起來也比不上《新華日報》這一篇。因為它不僅肯定了我個人的工作的方向，而且還肯定了民主自由是鮮花而不是毒草。四六年回到上海，我就又借「塔塔木林」這個洋名字，或者冒充外國文摘的中譯，攻擊起國民黨的不民主來。我還以為我所幹的同《新華日報》那篇社論所指的，並不相悖。那時，國民黨的卡車開進了我任教的那家大學，押走了上百名學生。端著槍的丘八也無端闖進我在徐匯村的住所，翻箱倒櫃。我一輩子只用過兩回假名字：一回就是在白色恐怖下寫《紅毛長談》時的塔塔木林；另一回是六三年三月，我所在的出版社出版了我這沒摘帽子「右派」所譯的加拿大作家裡柯克小品選，但不許用真名。我只好用兒子和女兒的名字瞎拼了一個：佟荔。 1949年到北京之後，開頭挺順眼：提倡衛生，改造妓女，我還僕僕風塵去湖南嶽陽參加土改。可很快我就感到不那麼自在了，借《武訓傳》抓辮子，我們幾個喝過洋墨水的就成天自己摑自己的嘴巴，把改良主義罵成毒蛇猛獸。待到胡風為文藝問題上書給抓進牢裡——而且隨著又抓了上千名分子之後，我已明白這裡講的是另一種民主了。我呢，由於早時挨過「泰斗」的咒罵，入境後就滿懷心腹事，盡在意識流中。幸而最初幾年呆的地方都是洋包子，誰也算不上「自己人」。可後來一位好心人要我「歸隊」，就住進了淨是聖者的大醬園子。院裡大多頭上都有紅色光環，只我扣著一頂小白帽。先天的就是個另冊人物。 那陣子意識流可流得沖。開會背課文兒，埋頭干技術業務。反正既在矮簷下，怎敢不低頭。看到人家胸脯上別著紅綢條，昂首闊步，汽車出入。自己只記住不多言不多語，有話就都進了意識流，以為那樣也可了此一生。 可五六年春天，忽然調我去參加中直黨委組織的一次馬列主義學習，跟冰心大姐和董秋斯編為一組。那次我大受教育，尤其懂得了唯物與唯心的分別，懂得了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個認識規律，也明白共產黨解放軍得天下靠的就是這份不自欺欺人的老實。 然而在生活中，我卻看到產量原來可以在腦子裡編造，集體照上的人頭可以換來換去；海上巨大的鑽井台沉落可以不見報，或只報報烈士獻身。甚至唐山大地震的震級也可以自作斟酌。至於處理人這樣至關重要的問題，任意性就更大了。不管三反打老虎，還是接著五七年抓右派，都預先規定了百分比，不夠就湊數。劉少奇頭上，忽然帽子幾頂，忽然不翼而飛。什麼都只實踐再實踐，不但不「再認識」，連「認識」彷彿也是多餘的。 意識流有時表現在腦子亂，而客觀世界中的眾多現象往往使得腦子更亂。於是，意識流就不再是涓涓細流，而成為的突泉了。 忽然天氣變為早春，悶葫蘆開了洞。上邊號召，底下就七嘴八舌起來。有中聽的，但大多不那麼順耳。六次點名要我開口，我都沒吭聲。可是去聽了最高領袖的一次報告：提不提意見成為愛不愛黨的標準了。我也有點不甘人後，終於憋不住了。不但說了，而且寫了。寫的無非是請上邊放心。自以為說得沒出邊兒——特別回想起四四年黨報那篇頌揚民主自由的社論。可那是連什麼都不說也會惹亂子的日子，我還能不招來大禍！那時，一旦成了被告，就只有閉上嘴巴任聽謾罵編造。 當時就懂得了最自由最安全的還是意識流。只要不溢出來，在那裡你盡可以言人之所不敢言，難的就是把住意識流這個口子。我原以為自己也會把，可結果充分證明我並不會。 懊悔啊，捶胸頓足：為什麼我就沒封住、堵住那意識流的口子！為什麼我就沒撫摸個娃娃說：「啊呀，這孩子啊，您瞧多麼……啊唷，哈哈，嘿嘿，嘿嘿……」我為什麼偏說「這孩子將來終歸要死」那樣不中聽的話！ 那種跟頭但願一個人一輩子只能栽上一回。 從那以後，我就成了一個話頂少而意識流頂沖的人。身上好像又加了層盔甲，嘴巴只念叨今天天氣哈哈哈。每講完什麼，都自我審查一遍：下次運動會不會被人改裝成炮彈。其實，反胡風之後，我在給人的信中就已只談事務，議論早絕跡了。 我順小孤單，但身邊總有個把無話不談的知心朋友。可那以後，朋友雖仍有，但已不再是無話不談了。有些話，說者有罪，聽者也有罪。到時一上「絞肉機」，被指為小集團，吃不住，誰也得去坦白。何必給自己找亂子，給人添負擔！所以至今，我在交談中總自設了些禁區，黑問白日我都點著紅燈。 不管日子多黑，總有熬出的一天。那一女三男真以為天下就永遠屬於他們了。以為居於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就可以一直橫行下去。但他們並沒熬過第十個年頭。爬得越高，摔得越慘。 可那十年他們多威風啊！一句話就能把個人拉去遊街示眾，或者打人大牢。而一個人只要把「老三篇」背個爛熟，口號喊得響亮，他就可以隨便撒謊，信口咬人。種種殘暴的惡行都是披著革命的外衣干的。 我其實還算幸運。早在走進人民共和國之前就先挨了「泰斗」的罵，從一開頭就沒有吃香過。人家是跳過龍門的大鯉魚，我不過是條泥鰍。所以，三家村、四家店都不可能有我的份兒。我就蹲在「牛棚」裡聞起我的蒙古鼻煙兒。那陣子，我跟綠原。金人和金滿成幾位「黑幫」難友一道關在原來的辦公室裡，每個人面前都擺了本小紅書（那可是千萬不可遺失的護身符）。幹完被指派的體力活兒，就囚坐在那裡，意識流要怎麼流就怎麼流。反正戴紅袖箍的那時正忙於打派仗，哪顧得上我輩「牛鬼蛇神」！我每天常盯著窗台上蠕動著的小蟲蟲，它們個個都活得蠻有勁頭，個個像煞有介事地朝著某個方向蠕動。這時，要是飛進一隻麻蒼蠅，那就成了龐然大物，嗡嗡的，氣勢洶洶。它展開雙翅朝四處飛撞，我想起《格裡佛遊記》裡的大人國小人國。 還有五十年代那大醬園子，許多位都是我三十年代的熟人。可那陣子有的見了我下巴就朝上翹；有的由於自己家裡的保姆要辭工，半夜裡莫名其妙地向我興師問罪。可也有一位老熟人，一位雖然去了延安大概改造得不夠徹底的朋友，常來同我聊聊肖邦或亨德爾。這可惱了上邊領導，反右時候，就偏偏指派那位熟人當我的專案組負責人。我體察得出老熟人內心的矛盾——甚至痛苦。在宣佈我的處分那次，他故意提高嗓門，裝得很凶，很嚴厲。我很高興，因為這樣他就不會被攻擊力喪失立場了。那位熟人使用他的職權為我安排了一個不但可以棲身並且還能譯書的小天地。可胳膊擰不過大腿，最終我還是丟下三個娃娃（當時我們那口子早已響應號召下放鍛煉去了），就在北京往外趕麻雀並以置之死地而後快的那個晚上，我扛了鋪蓋，跟著上邊派來押解我的人來到東車站。 四月初剛下去，先同農業工人分在一個組。吃粗糧，睡大炕。可是心卻被一道幹活的弟兄溫暖了。頭一天去工具室選鍬，他們怕我初次下地不利索，就挑來挑去為我選了把最鋒利的鍬。干半截兒活，他們又用自己的搪瓷缸子給我水喝。一個個老是問我：「使（累）得慌不？」我怕欺騙他們的感情，晚上擠在大炕上，我就問：「你們可知道我是個受處分的右派不？」哦，回答得很樸實，很乾脆，也很出我意料之外：「你要是沒當右派，俺們還見不到你哩！」 炕熱乎，他們的友情更是熱乎。 忽然間，《學習》雜誌登出公安部長的文章了，其中提法改了，指明「右派是敵我矛盾」，推翻了以前的「作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的話。接著，我們從工人小組裡被抽出來，單獨成立一個右派小組。於是，我們又進了階級鬥爭的「絞肉機」，又成為一批批大字報的靶子了。緊箍咒從這以後就念將起來，要右派互相揭發。一位當過省委書記的老革命最是積極。我倆一道勞動，他總逗我說話。我大概沒把意識流的閘門關緊，他轉眼就向指導員打小報告了。有一天，他一連打了我四五次小報告。還有一位電影界權威，瞅見文潔若在給我的信裡夾了一小包值五分錢的灰錳氧（她怕我吃生東西長蛔蟲），就立刻上報了。每回我都受到不同規模和程度的整。其結果，第一個春節我被取消了回城探親的資格。 六一年初夏，也不曉得中央哪位領導指名要我譯英國十八世紀作家菲爾丁的長篇巨著《湯姆·瓊斯》，因而突然通知要我提前回城（其實，過沒多久大家也都回城了）。嫉妒的眼睛是綠色的，有時還冒火。那位喝過延河水的電影評論家很不服氣，就在鑒定會上一馬當先預言，我只要有機會一定就叛逃。警告我：到了倫敦、紐約，不許歪曲農場的改造。另外一位從外地來的在改造隊伍裡以凶狠出名的高中女生（不知她怎麼也落到我們這地步），就非要在鑒定中把我寫成十惡不赦的惡魔不可。她臉上那一稜稜的橫肉，至今想起來我還有點哆嗦。 其實，我的罪過就是比他們早離開幾天。階級鬥爭是心理學家——包括變態心理學家——最好的實驗室。這裡，嫉妒可以一變而為刻骨仇恨，仇恨又很善於化裝，它會披起政治鬥爭的外衣。心理學家盡可以就每張大字報、每個聲討性的發言，去追蹤挖掘，就必然在人性上大有發現。 意識流最習常的表現是見景生情。可是一想到感情是有階級性的，就還是越少生越好。生多了麻煩，容易出事。最保險還是隨大溜兒。為什麼死在「文革」中的冤案找不到兇手？那是大夥兒一齊干的，你能抓誰，責怪誰！ 但是在任何情形下，世上總有好人。六六年八月二十三那個下午，我家被抄了，鬥爭者也都帶著鬥爭果實分別回家了。我也被出版社的人們押回「牛棚」。事後潔若告訴我：那天傍晚她被通知回家去看看。當她和被鬥得幾乎神經失常的常韋三姐以及嚇掉了魂兒的兩個娃娃（小的還未滿十歲）站在院子裡，對著那幾間被貼上封條並已被砸得稀巴爛的屋子發愣時，抽冷子摸黑兒打門縫裡伸進一個腦袋：是胡同裡一位沒了牙的老太太。她小聲說：「你們沒招誰惹誰，他們缺德！」說完就縮回腦袋，還把門帶上了。 這大概也算是「輿論」吧！她的意識流竟然也關不住了。 這四十多個寒暑，前一段常挨剋，甚至受辱罵。可八十年代以來倒是頗受禮遇了。現在我懂得在咱們這裡，其實言論出版，遊行結社，什麼自由都在憲法裡寫得一清二楚，如今車子只要在軌道上行駛，不越軌，就不會有大麻煩，要謹防的是這意識流失控。最保險，最放心，是開有軌電車，但近年來無軌電車也允許行駛了，這也可以說是個重大改進吧。事實上有軌無軌，電源都在上頭。無軌電車雖沒走在軌道上，它也出不了邊兒。然而就顯得靈活了。 記得是八十年代中期，我曾在長江客輪上請一位老友審讀我的一篇自述文，題目是《改正之後》。我說： 像過去幾年這麼平靜、安定的日子，真是很久沒過到了。當然，一二級偏北風或小雨雪仍時而出現。大氣層在運動，天候怎能沒點變化！好幾回，周圍一些高度敏感的小氣象台都報起警來，說天空有幾塊烏雲，龍王的鬍子又翹起來了；從跡象看，聯繫到往日的規律，那種鬧得天翻地覆的龍捲風又將刮來了。然而轉眼之間，吹來的卻是沁人心脾的微風。跟著，天放晴了。然而龍捲風襲來的可能卻仍不能除。 （見《負笈劍橋》代序） 朋友當時邊讀邊連連搖頭，大不以為然。至今我也不知他是認為我太悲觀，還是認為我說得太直了。但我沒說錯，我這人可從不悲觀。就連在吞安眠藥的那刻我也沒悲觀。我只不過受不了那種野蠻的侮辱罷了。我堅信，歷史的車輪只會向前轉，不會倒退。我還認定，所有妄想讓歷史車輪倒退的，不管聲勢多麼浩大，持續多麼長久，都不會得逞。 草木生長得有根。思想感情也只能發自肺腑。光靠女皇那根金棍子來賞罰分明，只能培養投機者。過去就是太捨得獎勵烏鴉化裝的鸚鵡了（像姚文元之流），對敢進逆耳忠言的（像彭德懷大將軍），又太狠了，鬧得幾乎亡黨亡國。那陣子，誰能在「偉大」前邊多加個「最」字——其實，那是天底下再便當不過的了——誰就邀到了嘉獎，佔了上風。長達十年之久的這種階級教育，使得真話絕跡。不是無邊無際的歌頌，就是無緣無故的辱罵。天平，尺度，全拋入大海。說真話的受到重懲，甚至家破人亡；說假話的官運亨通，從厚獎勵。想把誰整人深淵，就雞蛋裡挑骨頭。動不動就是「罪大惡極」、「罪惡滔天」、「罪該萬死」。謊家當道，真話絕跡。 為了正義，為了民族，當然更為了偉大光榮正確的黨，必須想盡辦法不讓那種盲目起哄的習尚，那種氣候，那種爬蟲，捲土重來。世界上沒有一處、中國歷史上也沒有過一個時期，像那十年那麼全民頭朝下過。換個小些的國家，那麼折騰，早滅亡了。如今，我們居然闖過那一關。就得在那種旁門邪道上，掛起一道牌子昭告世人：此路不通。 我好像走了題。其實，這才是正題，這正是經常在我意識裡流著的，這也足以說明意識流裡流的不一定是毒水。時常都是些憂國憂民的思緒。當年馬寅初老先生發愁囝囝太多可怎麼養活時，他沒把那意識流管住，讓它流了出來。還有人對文字改革，對長江大壩，憋不住，流了出來。無論如何，出發點總歸是憂國憂民。我就沒那些位先輩那麼愛黨愛國。其實，從五十年代我對於對外宣傳就有過一些想法，但是知道茲事體大，始終就潛藏在意識流裡。大鳴大放的那陣子，我也沒讓它淌出來。我知道，五十年代以至後來的對外宣傳，走的都是莫斯科外文局的老路。本著「言多必失」的明訓，我始終沒漏出點滴。不然，就更有理由被罵作「洋奴」了。 什麼是我的烏托邦？我嚮往一個人人有話就竹筒倒豆子，直來直往，能痛痛快快講出來的世界。再不用擔心思，繞彎子，害怕後果。真話（有時難聽）應受到鼓勵，至少許可；而假話（不管多麼中聽）應受到申斥，至少不予理睬。這樣，三十年代蘇聯國歌《祖國進行曲》裡所許諾的「我們沒見過這樣的國家，可以這樣自由呼吸」才能實現。我的歷史知識有限，但深知歷代盛世莫不排除諂媚，從諫如流，上與下，人與人，互相不須戒備提防，有話都可以盡情地傾吐出來。那將是怎樣一種極樂世界！ 魯迅說：「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發，便在沉默中滅亡。」（《魯迅全集》）1956年版卷三199頁）要既不爆炸，也不滅亡，就還是讓人們的意識流通過正常的渠道流出來吧。 一九九六年 ------------------ 小草掃校||中國讀書網獨家推出||http://gd.cnread.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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